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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的编前编后故事---【周 明 白 亮】

2012-07-03 22:12:01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488

【编者的话】

近年来,关于80年代文化的深层次研究不断得到凸显,以唤醒记忆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叙述与表达,这种尝试和努力常常让人看见时光的尾巴,看到时光把很多历史事件一一定格,有些东西轻的不在,有些重量从未减弱,有些尘土历久弥新。在当下,即使留一只眼睛向后看,80年代文化的精神气象也实在是分外迷人,处处充满梦想!以80年代文学生力军的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就更不由让人感慨一篇作品因为碰上一个恰当的时代,它所呈现的正能量有多么巨大。而促成这件幸运的事,离开国家的政治大环境,离开写作对象自身的努力,离开主编、编辑和作家合力对现实的正确预知和无畏的勇气,想要干预和真实地书写现实又是多么艰难。历史终会向他们致敬!值当白亮先生采访《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责任编辑周明先生回忆其文发表的编前编后的故事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时,这种对话本身尤显得十分珍贵。很多时候,历史所呈现的经典意义除了馈赠给亲历者,还可滋养我们这些对历史拜望的心灵。

访谈时间:2010526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再访谈时间:201112

人物:周明 (原《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哥德巴赫猜想》责任编辑)

      白亮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

白亮: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这一系列访谈的主题是“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是2008年以来文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当大家谈到1978年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轰动一时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下文中提到该篇作品时,简称为《猜想》。笔者注)这篇作品是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曾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强烈反响。时隔三十多年,当年的很多作品都让人渐忘了,这一作品却依然被人们时时提起,这很使人惊异!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您参与了作品的组稿、采访和编辑。据我了解,关于这篇作品,《人民文学》在社会背景、作品体裁和题材、选取对象、邀约作者等方面有着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所以,我们约请到您,请您给我们详细说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本是如何“诞生”的,以使我们从个案中,经由对现实问题和历史细节的梳理来挖掘八十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在问世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希求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为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和详尽的材料,也从中了解到八十年代文学多样的演绎方式或形态,以及包含其中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诉求。

周明:通过文学界朋友传来的信息,我也大致了解到你们这些文学研究界的“生力军”在程光炜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对八十年代文学正在尝试着新颖、多元化的研究工作。“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正是其中一个颇有意义的研究角度,这并不是因为我自身是一个编辑,就极力鼓吹它,而是我也同样认为在八十年代,个人或群体的编辑思想与文学观念往往决定着一个刊物的基本风貌,而这个刊物又会对当时的文学场域产生不小的影响,可以说,编辑直接介入了文学生产的过程,他们共同置身在文学场域的有机结构中,形成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样的现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是个突出的现象,很值得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欣然接受你们的访谈,重新追忆和讲述当年的一些人和事,对我而言也是有趣而有益的工作。

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访谈的主题上吧。《猜想》刊发出来时,在当年可谓家喻户晓,洛阳纸贵,它所创下的“轰动效应”,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在我印象中,这篇作品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地位,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枯燥的数学课题对象随着陈景润的故事成为青年人奋斗的一个坐标,学科学、讲科学、研究科学、用科学在新时期的青年中蔚然成风。“向科学进军”,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当时成为最鼓舞人心口号的同时,更令社会民众振奋的就是知识分子开始获得应有的尊重和社会地位。这篇作品以及徐迟随后发表的《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结晶》等一系列表现科学家科学人格、科学精神、科学行为的报告文学,对推动中国当时倡导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学的意义上,它和《班主任》都可称得上是新时期初期里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但最值得一提的是,《猜想》也把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会谈到。在具体谈《猜想》是如何发表前,有必要先讲讲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它们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因果的。20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尤其是要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深受鼓舞,大家的干劲都很足,我们不自觉地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遂决定结合文学创作积极参与国家这次重大科学活动,我记得我们内部就这个选题在开专题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如若没有知识,尤其是没有知识分子,怎么搞“四个现代化”?而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作品,比如重点选取这一领域中先进的、典型的科学家作为对象,然后请有实力的作家来写成作品,体裁可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因为报告文学可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这样不仅可借作品响应思想解放的号召,而且可以呼吁社会民众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一定会是读者喜闻乐见的。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而真实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有过激烈地争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在讨论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想起当时社会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可当时很少人知道他,更不了解他所取得的的成果。于是,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然而我们又听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其中还掺杂了许多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比较“自私”的行为。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吧。一个说他到百货大楼买东西,进门看见一件衣服就买,从不细选,回来发现售货员多找他几块钱,他还一定坚持再坐车去把钱还给人家。还有一个故事说他很吝啬,那时数学研究所的人经常进城听报告,听完报告在回去的路上,有的同事钱带的不够,就向陈景润借钱买车票,那时候票钱并不多,可到中关村下车后,陈景润就立刻对同事说,刚才你借我钱,我怕你回去忘了,要不然你把食堂的饭票给我一些。(呵呵,笔者加)这些不同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就有一位知名作家写了一篇《探访数学怪人陈景润》的作品,写了不少这样的怪异趣事。后来我们和陈景润接触多了,才逐渐了解这个数学家的种种行为,也消除了我们心中一些疑虑,我依然还记得徐迟有一次非常严肃地跟我说,周明,你发现没有,陈景润只生活在他自己的数学王国里,他不太懂得世间中琐碎的事情,一切都按他的思维、他的生活方式进行数学“运算”。我听后也是感慨颇多。正因为关于陈景润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可挖掘的对象,不仅他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而且此人自身具有丰富的“故事性”和“传奇性”。就这样,写作的对象就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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