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号: 密码: 站内搜索: 订阅资讯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精品导读>>2009年要目|定边采风|2010年要目|2011年1月号|2011年2月号|2011年3月号|2011年4月号|2011年5月号|2011年7月号|2011年8月号|2011年9月号|2011年10月号|2011年11月号|2011年12月号|2012年1月号|2012年2月号|2012年3月号|2012年4月号|2012年5月号|2012年6月号|2012年7月号|2012年8月号|2012年9月号|2012年10月号|2012年11月号|2012年12月号|2013年1月号|2013年2月号|2013年3月号|2013年4月号|2013年5月号|2013年6月号|2013年7月号|2013年8月号|2013年9月号|2013年10月号|2013年11月号|2013年12月号|2014年1月号|2014年2月号|2014年3月号|2014年4月号|2014年5月号|2014年6月号|2014年7月号|2014年8月号|2014年10月号|2014年11月号|2014年12月号|2014年9月号|2015年1月号|2015年2月号|2015年3月号|2015年4月号|2015年5月号|2015年6月号|2015年7月号|2015年8月号|2015年9月号|2015年10月号|2015年11月号|2015年12月号|2016年1月号|2016年2月号|2016年4月号|2016年3月号|2016年4月号|2016年5月号|2016年6月号|2016年7月号|2016年8月号|2016年9月号|2016年10月号|2016年11月号|2016年12月号|2017年1月号|2017年2月号|2017年3月号|2017年4月号|2017年5月号|2017年6月号|2017年7月号|2017年8月号|2017年9月号|2017年10月号|2017年11月号|2018年1月号|2018年2月号|2018年3月号|2018年4月号|2018年5月号|2018年6月号|2018年7月号|2018年8月号|2018年9月号|2018年10月号|2018年11月号|2018年12月号|2019年1月号|2019年2月号|2019年3月号|2019年4月号
您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精品导读 >> 2012年10月号 >> 阅读文章

报告文学:一种时代“文化战车”---【李运抟】

2012-10-06 19:38:35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971

报告文学:一种时代“文化战车”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文化考察

■ 李运抟

一、文体与文化

作为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在当代中国扮演了一种奇特而重要的文化角色。
奇特,是从文体性质看,报告文学本不属于特别能够表达文化的文体,其功能主要是报道新闻和传递信息。即使能够传达文化信息,文化负载也非其强项。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不仅负载了很多重要文化任务,甚至成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时代“文化战车”。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颂歌报告”产生的巨大舆论作用,就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新时期全景图报告文学以“文化报告”的形式给读者提供了很多文化思考,同样体现了时代文化的需求;大量读者对中国生态问题与生态文化的认识,则得于《北京失去平衡》、《沉沦的国土》等早期“生态报告”的启示。
中国报告文学曾经历了一个杂体互文的发生期。当时报刊出现很多文风新颖的时评、政论、游记、通讯,融合了新闻报道、政论时评和文学描述。曹聚仁谈到这种杂体互文时曾指出:“这一代的政论家、散文家和新闻记者,几乎三位一体,成为不可分的时代产物。”(1)梁启超、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胡适等文化名人都写过这类文章。梁启超最突出,梁式“新文体”(因与《新民丛报》有关亦称“新民体”)曾风行一时。这类“杂体报告”固然传达新闻事件和社会信息,但倒有很多文化思考,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新大陆游记》。不过它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即有文化思考也并非出于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
20世纪30年代国内曾讨论过报告文学文体问题。尽管对文学与新闻的孰轻孰重有不同看法,但人们都认可报告文学具有突出的新闻性质。当过记者的曹聚仁就认为报告文学“新闻”是主要的,“而那艺术性的描写,只有加强对读者诱导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新闻的重要性”。因此曹先生对钱杏邨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在太原》并不看重,以为“文学性”太重而缺乏“新闻性”,而是欣赏范长江的《西南行》、《中国的西北角》和《西线风云》,认为范是“纯粹的新闻记者”,其社会通讯和战地通讯见解精到文笔也佳(2)。即使看重文学表现力的周立波,也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一样的搜集他的材料。”(3)当时报告文学又称“报导文学”和“特写”,也说明了其新闻属性。可以说很长时间报告文学基本被视为有文学色彩的新闻通讯类文体,主要功能就是客观传达社会信息。
从“大文化”出发,任何写作都是“文化表现”,都有文化功能。这当然不能说明报告文学容易与文化发生关系。谈文化功能,小说、诗歌、戏剧等虚构性文体似乎更能表现。如鲁迅《阿Q正传》、郭沫若《女神》、曹禺《雷雨》、巴金《家》和老舍《四世同堂》等一批文学经典,显然更能显示出表现文化、揭示文化和反思文化的功能。人们谈论表达了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各种文体写作时,事实上更多也是将目光集中在纯文学经典方面。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之所以负载起沉重文化任务,完全得于现实文化语境的需要与刺激。现实文化语境不仅将报告文学推向文化舞台中心,而且显示了鲜明时代特色,使报告文学或成为主流文化的吹鼓手和渲染者,或激发了个体的文化思考和悲壮呐喊。而无论成为何种性质的“文化战车”,都导致报告文学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文化晴雨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推出一套《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包括徐迟《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大雁情》、柯岩《奇异的书简》、理由《扬眉剑出鞘》、徐刚《沉沦的国土》、赵瑜《马家军调查》、胡平《中国的眸子》、邓贤《中国知青梦》、卢跃刚《以人民的名义》、何建明《根本利益》和陈桂棣《淮河的警告》。实际是11位报告文学家各以一篇代表作为名的个人作品集。书系由李炳银和袁鹰作“总序”,其开篇说道:“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中,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民族前进的步伐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给人以激动、振奋、思考的重要文化参照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报告文学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现实文化的重要表现对象。”(4)我赞同这种强调报告文学文化功能的概括。但必须注意:新时期报告文学能够表达显著文化思考,恰恰是时代文化语境的刺激。新时期文学和新闻都与时代文化有关,但报告文学还是特殊。如不少作者曾声称创作报告文学是为了摆脱新闻束缚。理由就说“我觉得报告文学都带有一种对新闻封闭性的挣脱的痕迹,我们写的是一些被淹没了的、歪曲了的、枪毙了的新闻。”(5)卢跃刚则说自己不写小说,是因为“小说在这个时刻,突然变得那么苍白无力”,而社会“更需要清晰明快的事实陈述,更需要刀刀见血的逻辑力量,更需要直面人生的理性精神。”(6)报告文学有如此特殊的“用武之地”,当然能说明时代文化的复杂状况。
评论界对报告文学负载文化任务一直有不同看法。如全景图报告文学,文化传达和文化审视是其重要特色,但提供丰富密集的文化信息的同时,也造成令读者有些疑惑的“信息爆炸”。对报告文学作者充当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等多重角色也有批评。报告文学负载文化,事实上是把双刃剑:固然能展示文化思考的魅力,给读者提供文化启示,但主体意识强势介入也会影响客观性。这就要看主体意识如何。让报告文学负载文化任务,无论幸还是不幸,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确实能够体现时代文化风景。从最抽象的意义说,“文化”是一种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具有深层结构的价值体系。如荣格所说“集体无意识”。因此考察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文化表现,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体现了深层文化意识的问题。

二、“文学轻骑兵”与政治文化

建国后至文革前,中国报告文学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是建国初期的高潮,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等作品为主要;二是1960年代初的高潮,主要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好人好事典型。而回顾两次报告文学高潮状况,特别要注意当时报告文学的理论导向。
报告文学中文学与新闻的孰轻孰重,建国后仍有不同看法。报告文学也以双重身份出现在文学领域和新闻领域(这也导致文学教材和新闻教材出现“抢文体”现象)。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文学轻骑兵”提法,它含有两种意思:一是能够及时反映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新生活,快速传达国家意志和上级精神;二是强调文学渲染力,能够弥补一般新闻的过于简要以及表现方式的干巴,利于大众接受并形成公共舆论。相较新闻的简要和虚构文学的间接,“文学轻骑兵”既有“真实”的名义,又可尽量发挥主观渲染。在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同时,也提供了充分操作空间,使报告文学成为一种能够充分表达国家意志和渲染主旋律的文体。
我们还要注意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扬弃。
建国初报告文学的政治化导向,与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有密切联系。19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译介和创作提倡,都与左联文学活动相联。如夏衍翻译了日本文艺家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袁殊写了《报告文学论》,钱杏邨主编了中国现代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茅盾等发起了“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与曹聚仁等强调报告文学新闻属性的“新闻派”不同,左联人士也认同报告文学真实性,但特别强调“战斗性”,看重其文学渲染力,并且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现实需要出发。建国后“文学轻骑兵”提法则有微妙变化。它既继承了左翼报告文学理论的政治诉求,但又转变了“战斗性”内涵,使报告文学的“战斗性”转化为充满激情的政治歌颂。因为以往的“战斗性”主要是针对旧中国社会矛盾和敌对势力,而新中国更需要大力歌颂,而且忌讳现实批评。这种理论导向带来了醒目结果。无论写抗美援朝战争还是描述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新人新事,报告文学流行的都是政治规范的歌颂和抒情。“双百”方针时期也曾出现《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揭露现实问题的作品,但与当时所有“干预生活”的作品一样,很快受到打击。
在这种理论导向下,17年时期的报告文学就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文化特质。
建国初期的报告文学高潮中,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最为重要。除广为人知的单篇作品,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和巴金《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等,还结集有《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一日》和《志愿军英雄传》。所有这些报告文学的主题思想都高度一致,即歌颂中国志愿军的英勇表现、中朝友谊和痛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政权(南朝鲜李承晚政权)。这些展示中国志愿军浴血奋战的报告文学,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爱国热情,同时也充分传达了国家意识形态导向。但由此我们也难免会想到一个问题:当报告文学成为特定政治文化宣传工具时,客观性如何保证?对于以真实为生命的报告文学,这点至关重要。这里不妨以约翰·托兰的《漫长的战斗》作个比较。相较我们主题高度一致的抗美援朝报告文学,《漫长的战斗》呈现了多种情况和多种思考。
该作既是全面描述朝鲜战争的历史著作,也是关于朝鲜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单是第一章《战争时刻》就颠覆了我们的传统看法。从中可知,朝鲜战争爆发并非我们当时宣传的是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而是苏联军事顾问训练的朝鲜军队在夜色掩盖中首先突袭韩国。当时韩国前线司令官们完全蒙在鼓里,还在新开张的军官俱乐部里狂欢。正如托兰说的,这种情形跟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的美军指挥官们寻欢作乐的粗心大意完全类似。
作为史学家的托兰非常注意从历史事实出发。为写作《漫长的战斗》,他阅读了大量文献,采访了散落各地的百余战俘,并宣称“我并非以一个美国人而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它的。”正是由于一种世界视野,托兰关于朝鲜战争的很多思考也很独特,如他认为“朝鲜战争是一部值得纪念的充满人类悲剧和洋溢着交战双方英雄们英勇气概的传奇历史,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诗。”(7)认为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是英雄,都洋溢着“英勇气概”,这就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神圣化”或者“妖魔化”。又如他质疑朝鲜战争的意义:“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各阶层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的、愚蠢的、错误的、判断失误的、种族歧视的、带有偏见的和凶暴的战争。”并且认为“只有各个层次上大量具有人性的事例——战争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有关战争的著述持久不衰。”(8)相对我们写抗美援朝的主题高度一致的报告文学,托兰的描述和思考简直有些天方夜谭。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这些看法,对托兰的“世界公民”立场也可以商榷,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可以进行比较。

文章评论

现在有0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关于我们 | 服务条款 | 联系我们 | 发行方式 | 京ICP备10003538号-1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3号金孔雀大厦A座516室
联系邮箱:zgbgwx2009@126.com   邮编:100013  
电话:
010-51319114  传真:010-51319113
Copyright 2019, 版权所有 www.zgbgwxzz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