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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凄凉晚景---【岳 南】

2013-05-13 21:15:1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716

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凄凉晚景

 

独立晚更好

19622月与5月,短短三个月之内,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两颗巨星胡适与梅贻琦相继在台北陨落,台岛各界及海内外相知的学人闻之无不同声悲泣。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1]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椎心的哀戚在心头。

蒋梦麟与胡适的交往早于梅贻琦。关于蒋、胡最早相识经过,胡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或者有过记载但已遗失[2],但从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10816日,胡适与赵元任分别以留美庚款官费考试第55名和第2名的成绩,于上海同船启程驶入茫茫的太平洋。赵说:“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1910年加入联邦日……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乃尔大学,作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文名为Suh Hu)和周仁。”[3]

后来,胡适由康奈尔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与此前已在该校研究院就读的蒋梦麟,共同师从号称“实验主义哲学家”的杜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蒋、胡二人相继归国,胡于当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五四”风潮发生之后,蒋梦麟也转入北大担任总务长兼教育科教授,以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运动圣地为转捩点,蒋、胡二人开始了大半生密切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又分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中国公学校长等职,且天南海北很少见面,但友谊却持久地保持下来。再后来,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二人又走到了一起,胡适成为蒋梦麟治校的重要参谋,二人的公谊私情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此点,蒋梦麟在怀念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当我在一九三○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4]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国民政府指示,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南迁,在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作为北大校长是西南联大的常委之一,另二位常委分别由清华、南开大学校长出任,整个西南联大实际上是由三常任共同负责。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此次人事更迭,怪不得傅斯年毫不客气地让他交出北大印把子,且卷铺盖光腚走人,[5]更不能怨时在美国的胡氏没有做到持久的客气和谦让,蒋梦麟之辞却北大校长职,实乃机与势之使然,至于日后政治和个人命运的兴亡存续,也就更不是傅斯年与胡适二人可以控制得了的了。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于气喘吁吁中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62岁高龄的蒋梦麟又亲自品尝了一下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

红火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几个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等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和名重台岛的“国之重臣”。 所谓“天不灭曹”的历史典故,在蒋梦麟身上又实验了一把。

所谓农复会,全称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其创始人要追溯到留美学子晏阳初。1893年生于四川巴中的晏氏,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并获硕士学位。1918年欧战期间,晏阳初与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应募到法国为华工服务,主要替华工写家书。也就是这次义工生涯,令晏氏深感人民大众不识字的痛苦,遂立志从事平民教育与农村改造。1920年归国后,晏氏得到美国教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处试验推行平民教育大运动。通过与底层社会大众接触,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以农民为主的民众教授文化知识。在“除文盲、作新民”宗旨下,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同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抗战爆发后,晏氏设在定县的平教总会迁至湖南、两广,最后迁至陪都重庆。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自任院长。1943年,晏阳初应邀赴美研究战后建设及世界和平等问题,因其在中国定县的优良工作成就受到表彰。抗战胜利后,晏氏再度赴美,并通过宋子文介绍与罗斯福夫人会晤。翌年,晏氏由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陪同拜访杜鲁门总统,就中国的“平教运动”进行商谈,大力寻找支助。19474月,晏氏再度赴美,会晤国务卿马歇尔,力陈中国乡村改造的必要性,并在同年930日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提出改造中国农村的具体步骤,主张为有效推进这一方案,应设立一全国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委员会,经费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美国可以捐赠或以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该会应为一独立机构,由两个政府指定中美代表组成。按晏阳初的想法和现实情况,此一机构如纯粹由中国人或美国人管理,都不可能成功,只有两国联合才行——这就是农复会为中美委员联合组成的苤芽,后来的事实证明晏氏之设想确属一个极端高明的上策。[6]

晏阳初的构想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曾以名篇《大地》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赛珍珠以及各大媒体的支持,经过各界人士努力,终于在194841日美国国会第八十届国会第二会期,通过第四七二法案第四○七条款,规定中美双方政府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JCRR, 原文为“农村改造联合委员会”,并无“中国”字样),美国国会一并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中一项“晏阳初条款”,特别指定以经援十分之一作农复会用途,也即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第一年中可分到2750万美元经济援助金,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天文数字。[7]

有了美国佬这位二战暴发户兼大款的强力支持,中国政府方面自是乐意促成,这年8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例会通过以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另聘请美国专家穆懿尔(R.T.Moyer)、贝克(J.E.Baker)为美方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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