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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文学”的札记---【朱子南】

2013-10-14 09:52:59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002

关于“报告文学”的札记

朱子南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理由曾说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危机,都在于它个性的泯灭。报告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繁荣了一段时间,而此后佳作虽也时有出现,却难以觅见当时的轰动。原因何在?却也可以从报告文学的特质与写作中的构思来分析其中的原因。或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198811月,我在苏州主持举行了一个报告文学笔会,不少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与评论家与会,有李延国、肖复兴、胡平、张胜友、贾鲁生、钱钢、李玲修、高宁、刘茵、李炳银、谢泳等,对报告文学的现状、发展趋势、写作等等问题作了探讨。他们,报告文学作家,既然投身报告文学创作,自是对这一文学样式不乏思索。肖复兴在发言中就提到,他当时正在为中国儿童剧院写剧本,“虽然忙,还是跑来开会了”,也想听一听同行的意见。从事创作,也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得益的。我在会上也有一个发言,其中谈到:我们写作报告文学,当然要使读者了解这报告对象,但这并不是全部。如果我们写报告文学只是为了读者在这个作品中能了解一个具体人物,而不把所写的人作为一种现象来看,那么,这个人垮了,或这个人过去了,这个作品也过去了。如果在作品中,从具体的人物身上给读者看到的是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人过去了,这个“现象”作为一种现象是可以作为历史存在的,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流传下去。

1988年夏,在庐山,我曾同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聊天,他认为不管写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是作家传递理念的一种载体,当然,这载体要能承载作家的理念而不能生硬地往上加。1976年春往天安门送花圈的可以是为了悼念周恩来,也可以是其他什么人;而周恩来却是承载人民愿望和希冀的最好载体。理由写“袁运生”的《痴情》,袁运生现在哪里?陈冠柏写“步鑫生”的《中国的回声》,步鑫生也过去了。但是,作为一种现象,这些作品却至今还有历史价值、认知价值和文献价值。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徐迟、黄宗英以作家的身份涉足报告文学领域而有了新的开创。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是以强烈的新闻意识、涉足新闻题材而创作的有浓郁文学色彩的报告文学,令人对报告文学有了全新的感受。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长》、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相继问世,或以小说笔法,或以散文笔法,或以诗化的笔法,或以杂文笔法,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一时引起了轰动,而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在技法上,也有令人面目一新之感。乔迈的《到大兴安岭火区去》,则有明显的镜头组接与转换的艺术手法。那是可以不经多大加工就能够成为电影导演台本的,具有电影化手法的美妙技巧。之后,又有作家开始以宏观的视觉观察社会、观察生活,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陈冠柏的《中国的白发浪潮》等以框架结构,以集纳式的笔法打破了一人一事的叙述方式,也开始探索曾流行一时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为这一类作品作了文学上的准备,而不再是只有材料堆砌而缺乏文学元素。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现今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有宏大的框架,却缺乏人物,缺乏形象;材料在同类型上重复,叙事只是流水式的铺陈,语言也缺乏文学感染力,不见了陈祖芬那种可以令人思索、玩味的形象化的语言,也不见了柯岩那种诗性的语言。报告文学要重视思想元素,也不能忽略了形象元素的。

在写报告文学作整体构思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与笔法使所要报告的内容构成审美整体的和谐。小说是写人的艺术,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孜孜以求的是人物形象的丰满及其典型性,努力写出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报告文学所反映的对象,或者以事件为中心,或者以人物事迹为中心,可以没有贯串情节而由作者的主观意念来组接材料;可以没有中心人物,而组合现实人生中的各种关系、纠葛、矛盾、冲突,从众多的人物关系中反映社会的色彩、时代的风貌与变革。即使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展开情节、组合材料的,往往也是截取他现实生活中的横断面而把历史素材作为背景与映衬使用于作品中,以所放大的一瞬间的风貌反映出人物的典型思想,并以此烛照出时代的理想与企求。但是,决不能把报告文学写成传记文学。而当下的一些动辄三、五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人的从人物的出生、幼年写起,再加以苦难的艰辛的青少年时代,又作创业、成功的铺叙;写一个城市的发展、变化,则从历史写起,而不考虑把这历史作为背景材料作穿插,作为当下现实的反衬,于是写成了一个城市的编年史;写一个工程的,一定从研究、立项、上报、批覆、设计、施工、完成这顺序写来,成为了一部大事记。

报告文学的创作可以运用多种表现形式与笔法,当报告对象有较强的故事性,内容又或广阔或丰富的时候,往往用小说的表现形式与笔法来写作;也还可以借用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手法。陈祖芬就说过,“从《祖国高于一切》开始借鉴‘意识流’手法写作,意识流这手法对刻划人物意识、内心活动大有好处,对结构文章也大有好处。因为我喜欢跳跃的手法。——来得自如、灵活,几十年的大跳,一瞬间的心理变化……这些,借鉴意识流手法是大解决问题的。”

中国是散文大国,写作散文有悠久的传统。如果要打破叙述故事的框架,不去描写那些故事的始末,不考虑情节的贯串性,而由作者的主观意念与随想,以作者心灵的颤动与感情喷发而使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随着“我”的意念与情致的外烁而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那就会选用散文型的表现形式与笔法。

影剧文学型的表现形式与笔法,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出现。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就是成功之作。也早在1935年,塞尔维亚作家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就提到:“报告文学和电影都是年轻的,非常年轻的艺术。在他们的活动上有着许多共通的地方。譬如特写,幻象,简单动作,剪接等。”而在作品中融入片断的电影化手法,也可以使画面产生神奇的效果。陈祖芬的《美》,写朱政的自由体操动作,“当她凌空旋转了三百六十度的时候,她又屈起身子在空中作着第二次旋转”,“呵,朱政轻轻松松地就把整个体育馆旋转了两个圈儿!”以电影化手法,美妙地把主体的运动表现为客体的运动,使读者似是在眼前浮现出幻象,在体育馆的旋转中,欣赏朱政高超的体操动作。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魏猛克就在19381217出版的《抗战文艺》上发表了《杂文型的报告文学》(署名猛)。魏猛克曾写有大量的杂文,以杂文家的眼光来观察报告文学写作,自是会考虑到如何嫁接杂文于报告文学而“创造的一种完美的杂文型的报告文学”。实际上这是报告文学在新闻性、文学性这特征外,政论性特征这一观念形成的先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中期,同样以杂文写作起步于文坛又转而写作报告文学的陈冠柏,才把杂文型的报告文学发展到了极致。陈祖芬的报告文学同样也融进杂文式笔法的。在理论上,胡风在刊于19352月《文学》的《关于速写及其他》中就有很好的阐述:“‘杂文’和‘速写’是有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的。不同的是,‘杂文’是由论理的侧面来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甚至能够使人得到形象的认识,而‘速写’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

以札记形式记事,在我国有悠久传统,而集锦式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是传统的札记文体的流变。它不再是一事一记,而是关于一个事件或一个社会问题在作者意念集中的众多人物的札记式的集纳。相对独立而又组合成整体的札记式报告文学的集锦,各段自成首尾,又互相赓续,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报告对象作全景式的介绍。容量与结构的多变性,以及明显的以作者的理念为组合线索,是集锦式报告文学的主要特征。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采用的就是“英雄谱”式的札记体结构。集锦式的报告文学并非始于今天。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毅就用札记的集合写下了题为《江南抗战之春》的作品,刊于新四军总部所编的《抗敌》。

但是,近期的一些报告文学,艺术手法单一,而缺乏了多姿多彩的多样化的笔法与表现形态。

写作报告文学不以体式为限,可以吸收、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手法,而灵活地构思作品。但是,它必须遵循一个原则:真实性。而不能用艺术概括来创作报告文学。没有了真实性,也就没有了报告文学。

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讨论,由来已久。不仅在理论界,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也为作家所自行其是。坚守真实性原则的作家,认为写作报告文学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既要使作品优美,而又不能挣脱真实性这“镣铐”。而徐迟,则如他所说,往往在作品中搀有一些“沙子”,即有一些虚构成分,《祁连山下》是这样,《哥德巴赫猜想》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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