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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住命运的咽喉---【康纲联】

2014-05-23 12:51:5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487
扼住命运的咽喉
  ————中国伤残军人六十年生存大调查
■ 康纲联
  
A.伤兵曾经轰动中国
  
  中国伤残军人,不是一个从来就是默默无闻的弱势群体。上个世纪50年代,四川成都新繁“荣军院”伤残军人业余演出队,曾经轰动过北京、轰动过全国、轰动过全球。
  1956年前后,四川、重庆十几个荣校逐渐分散安置伤残军人后,特等、一等伤残军人,相应集中到了成都附近三个较大的“荣军院”。那时,这些“荣军院”开初叫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住在院里的伤兵,叫残废军人、伤残军人休养院的名称,是很多年后才改称的。那时,成都新繁“荣军院”,是全省最大的一个“荣军院”,住有四五千位特等和一等伤残军人休养员、二百多位重残伤病员。这座昔日香客云集、香烟缭绕的龙藏寺,一下子变成了治疗和休养伤兵的大学校,热闹非凡。
  此时,中国已是天下安澜、革命尘埃落定之际,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些双目失明、高位截瘫、断手少腿的铁血男儿们,响应党的号召,立即在院内大力开展自强活动,学习养蚕、种菜、养猪、编织、文艺、书法、按摩等生产技术、医疗技术和文化知识。轰轰烈烈的自强活动开展起来后,许多伤兵刻苦改造人生观,立定生活新目标,“呼啦”一下子拉开新生活的大幕,掀起了学生活、学文化、学技术、学艺术的大热潮。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不久,许多特等、一等伤残军人,很快获得了新生的力量。失去双手者,学会了生活自理;失去双目者,学会了乐器或按摩;高位截瘫者和半身瘫痪者,学会了编织或写作……
  失去双手的伤兵,再不要护理人员喂饭。他们说,如果吃饭都不会,将来还怎么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再说,一个人,老让别人喂饭,也很别扭,大口小口,冷热干稀,软硬快慢,总是很难适合自己的口味,不管护理人员多温柔多体贴多仔细,也不如自己随心所欲地吃饭喝汤好。于是,这些原来每天吃饭要靠别人喂的伤兵,便开始摸索怎样用自己残存的长短不一的断臂,操家伙吃饭。失去双手的断臂,毫无抓握的能力,他们便用手桩挑拨手绢,以嘴代手拉扯,把勺子缠绕在自己的手臂肉桩上、用绳子拴在手桩上、用松紧带套在手腕上,操练操勺用筷的功夫。不出数月,这些人大都能用两条手臂桩,夹勺子、夹筷子,吃饭、挟菜、挟花生米;把毛巾缝成闭合式的套子,穿进自己两条断臂里,搅动断臂,打湿或拧干毛巾洗脸、洗澡;将皮带特殊加工后,自己控制松紧,上厕所拉屎撒尿。
  双目失明的兵,大练感触代视觉。他们一面加紧学习盲文,力争尽快掌握新的文化知识,学习按摩技术,一面苦练感触探路,熟悉生活环境。不出一年,大多数盲人,都能熟读盲文书报、写盲文书信。早晚时,他们每天都三五成群地敲着棍子,离开大院过桥穿巷,到“荣军院”外纵横交错的田坎上去散步。
  躺在床上不能随意动弹的高位截瘫的伤兵,只能靠轮椅以车代步的半瘫的伤兵,充分调动手脑的作用,大练编织、针织、刺绣、缝纫、写作和书法。
  这种大学习的风气,有力地感染了龙藏寺里每一个伤兵,“荣军院”里原来那种阴沉和忧郁的空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不见了。他们在“荣军院”里自觉学习各种器乐、声乐的风气,很快蔚然成风。每天课间休息时,院里幢幢休养大楼,无不歌声四起,乐声飞扬,沉浸在一遍欢乐声中。那时,这些特等、一等伤兵,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走出战场,克服恐怖、忧郁、苦闷、彷徨的伤残心理后,十分渴望充实丰富的文化生活。当时,新繁“荣军院”党委面对这种现象,立即要求各休养区和病区因势利导,积极组织伤兵们开展文体活动,举办周末晚会。就这样,“荣军院”里,一个课余文艺演出队逐步形成,全院28个伤兵和10个工作人员,很快编排出了一台晚会节目。
  1957年底,新繁“荣军院”院长姜在田,看了课余演出队编排的节目,非常高兴,说,你们敢不敢出去演,要敢出去演,我带你们出去练一练。大家一听,非常高兴,都说好。没过几天,这位院长就派马车,拉着演出队到住地附近新民高级农业合作社,给群众演了一场伤残军人自编自演的好戏。
  在这种生机勃勃的再生氛围里,新繁“荣军院”很快成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业余文艺演出队。院党委看到这支队伍很高兴,决定让这支队伍到城里去试试身手。
  1958年春节,新繁“荣军院”业余文艺演出队,28个伤兵和10个工作人员披挂出阵,到成都为省市机关演出了第一台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
  成都锦江大礼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来自省市机关的3000多名领导和观众,怀着惊奇的心情,全神贯注于垂挂着枣红金丝绒幕布的大舞台,等待着观看这场不平凡的演出。
  “丁零零……”随着一阵急促的电铃欢叫声,枣红色的金丝绒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伤残报幕员,男青年没有双手,笑盈盈地垂着两条坚硬的肉臂桩;女青年双目失明,没有水汪汪的大眼睛,只有弯弯的秀眉和美丽的脸庞,墨玉般的发辫,垂在丰满的胸前微微颤动着……全场鸦雀无声,6000多只眼睛倏地一热,望着舞台发愣,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演出开始了——
  节目一:口琴齐奏,《美丽的龙藏寺》。5个男演员只有一只完整的手,其中4个人双手全留在了朝鲜战场上。5人成一字排开,9根无掌断臂灵活地抽动口琴,发出整齐的动听乐声,把3000多名男女观众的心搓得滚烫。
  节目二:诗朗诵。两个截肢的战士,挥动四条断臂灵活跳跃,变换造型,慷慨咏颂,《红心在我心中闪耀》。
  节目三: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一位失去一只手的战士,单手欢快地吹奏,《我是一个兵》。
  节目四:脚踏风琴独奏。一位失去双手的青年军官,用两条手臂熟练地演奏,《我爱我的祖国》、《人民军队忠于党》。
  节目五:男声独唱。一个双手截肢的战士,牵着4个双目失明的战士手风琴伴奏手上场,高唱《真是乐死人》。
  节目六:女声独唱。一位下肢瘫痪的女兵夹着双拐,用上身带动瘫软的下肢,硬从后台一步一步地拖行到前台,靠在一把木椅上,脆生生地欢唱《不见英雄花不开》。
  节目七:民乐合奏。8个双目失明的战士和两个瘫痪战士琴师、两个无腿战士鼓手紧密配合,打扬琴、弹琵琶,拉二胡高胡板胡,吹笙笛、击锣鼓、敲小阮中阮大阮,把《金蛇狂舞》、《雨打芭蕉》、《武术》、《平湖秋月》等曲子,演奏得大气磅礴,如风啸雨吟、江河奔涌,似电闪雷鸣、狂海腾潮。
  节目八:舞蹈。6男6女,身着艳装,手持大彩扇,没手的把张开的纸扇绑在手臂上,没眼的凭感觉跟着有眼的转,把《花儿与少年》、《年轻的月亮》等舞蹈跳得飘逸动人、多姿多彩。
  ……
  20余个荡气回肠的精彩节目演完,让人浮想联翩,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3000多位观众噙着激动的泪花,久久不愿离去。伤兵们的演出绝技,鼓舞着每一个健康的观众,人们透过舞台的灯光,仿佛看见了滚动的硝烟、轰响的炮火、飘扬的军旗!
  首场一炮打响后,这支伤残军人业余演出队,紧接着在成都连续为党政军和各群团组织、文艺团体演出了80多场。一时,这支演出队所演出的文艺节目,猛然成为了成都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许多人东奔西走求亲找友,千方百计想弄张票去看看。
  1958年3月的一天晚上,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眨拇ǖ恼庵瞬芯搜莩龆泳蠖耐保簿斯啦砍づ淼禄常底约呵鬃灾富庸闹驹妇吮诒本┙辛艘庀氩坏降某搜莩觯馕灰幌虿还堆孕Α⒉惶不犊囱莩龅脑В奔粗甘咀苷橹幼ǔ。才抛ぞ┎慷庸劭础A教煲院螅拇ㄕ庵瞬芯搜莩龆釉诠裨盒±裉茫ぞ┎慷咏凶ǔ⊙莩觯淼禄吃А⒑亓А⒁督S⒃琢倬绯」劭矗淼禄彻馔氛笪W礁龆嘈∈薄T谡饬礁龆嘈∈崩铮醋乓桓龈隽钊司拘摹⒘钊苏鸷场⒘钊苏穹艿木饰囊战谀浚孟裼挚吹搅顺收匠∩先计鸬囊煌磐耪交穑槐楸橄跹獭K涝锻涣四切┐诱蟮厣洗颐μё叩纳嗽保衷诳吹秸庑┤备觳采偻取⒄静恢薄⒆晃鹊氖勘谔ㄉ闲烁卟闪业匮莩觯复文亓鞒隽巳壤帷Q莩鼋崾螅ズ壤峤蛹怂醒菰保惺值奈帐郑奘值呐呐氖直圩趾褪直圩济挥械木陀当В鞘保ㄉ纤械纳吮菰保既滩蛔±崃髀娴乜蘖恕D且灰梗淼禄撤⑾盅莩龆拥睦制髦柿亢懿睿诙毂闳米苷莩龆庸郝蛄艘惶赘叩道制鳌
  三天以后,这位一向严肃的元帅,心情仍不能平静,忍不住铺开鲜纸,默默奋笔激书,为这支演出队题写了一幅饱含敬意的颂词:
  “亲爱的残废军人同志:你们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全体同志学习!”
  彭德怀元帅观看四川伤残军人演出队演出的消息,传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叫办公厅与民政部联系,为国务院机关安排一场。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邀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到现场观看,可惜,如前所述,因赫鲁晓夫秘密入京,毛泽东、刘少奇无法脱身到场。国家民政部听说这一情况后,请示周恩来总理是否改变日程?周恩来总理果断地说:不能变,这不是一般的演出,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民的功臣,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特殊艺术家们失望,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不能来,我和朱德、陈毅同志一定来。
  6月1日夜,全国政协礼堂灯火通明,彩灯闪烁,横标层层,彩旗猎猎,一派节日盛装景象。晚上7点半,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家各部委领导人陪同下,走进了剧场。这一天,朱德委员长正闹肚子,周恩来也把他硬叫来了,节目看到一半,他觉得问题严重,实在不敢再在礼堂中久停,才迫不得已中途退场。
  周恩来总理一生中,不知道看过多少精彩的演出,可他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感人的伤兵演出。全场二十几个节目,似乎个个节目,都让他心潮澎湃,思绪穿云入海,无论是9条断臂吹口琴、4个盲人拉风琴、半瘫姑娘唱情歌,还是独臂青年吹竹笛、无手演员弹风琴、满台残人奏民乐、断脚断手献舞艺,他都神情专注地向演员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那天夜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登台接见演员的场面,让台下所有的观众热泪潸然而下,本来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演员队伍,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乱了,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想上去维持秩序,周恩来总理当即用眼神和手势制止了。周恩来总理和有手的演员握手,和无手的演员拍背拥抱。断手、断臂的演员想给周总理敬礼,举起臂桩,觉得不合适又放了下来。半身瘫痪拄着双拐的演员很想丢开双拐站得笔直向周总理敬礼,可放开拐杖自己马上就会瘫倒在地,只好让工作人员硬撑着,等候周总理走到面前。双目失明的演员张着两只手,不停地晃动。这场本来10分钟即可结束的接见,整整延长了半个小时。接见完毕后,周恩来总理又带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这支伤残军人演出队全体人员现场合影留念。
  这场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发现演出队使用的服装,是用牛皮纸、蜡光纸、广告色剪裁、涂画的,立即派人为演出队特制了8套精致的民族服装,并指令国家民政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文化部联合组织安排四川这支伤残军人演出队,到北京党政军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及有关文艺团体、群众团体继续演出。于是,这支演出队就这样在北京演了70多天。
  四川这支演出队,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观看演出20多天后,心里还久久不能平静。一天晚上,他叫秘书取出文房四宝,亲笔录下了四川省新繁“荣军院”高位截瘫战士刘渝生的30行诗——《我们永远忠于党》。周恩来总理抄录的这幅珍迹,今天还庄重地挂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荣誉馆里。
  这支演出队在北京演出期间,看过演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和彭真,也向他们赠送了很有意义的纪念品。
  陈毅副总理看了演出后,想了好几天,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好,有一天,突然想起“荣军院”里有许多双目失明的战士,便和夫人张茜商量,决定把外国友人刚送的一台大收音机,转送给了演出队。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送的东西更有意思。演出队到北京市委演出时,那位无手伤兵演奏的脚踏风琴突然坏了。这事可糟了,因为没有配件,大家折腾了大半天,都无法修好,急得那个无手伤兵眼泪直流。演出队不想放弃这个感人的节目,便委托国家民政部的同志,到住地附近各单位去借,不想,这种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乐器,当时在北京,大多数单位都淘汰了,根本借不着。
  彭真听说这事后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公安人员上前仔细观察、检查,才发现那围巾里裹着一封信。那信上写道:“亲爱的四川革命残废军人演出队的同志们,看了你们的精彩演出,我很激动,很想到台上和你们拥抱握手,到后台找你们说几句知心话,可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群众,没有这个条件,只好给你们留下这份微薄的礼物:呢帽和围巾。天气渐凉了,那位唱歌的姑娘腿不好,要小心感冒,你围上这条围巾吧!那位双目失明的胡琴手兄弟,头发稀少,戴上这顶呢帽吧,它能为你御寒取暖。”
  看见这两件东西,演员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演出队里,谁也没有戴这顶呢帽,谁也没有要这一条围巾,如今,这呢帽和围巾依然放在“荣军院”的陈列室里。
  与呢帽和围巾一同放进陈列室里的东西,还有丰子恺先生赠作的《寒梅图》,以及由他题名题词由中国著名国画家王个簃、江寒汀、唐 云、张大壮、张聿光、陈秋草、孙雪泥、贺天健等八大画师,即席合作的《傲骨经霜犹吐艳图》。
  这群残星们的绝技表演,当年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完整记录下来,以后许多年里,全国各地一直把这些纪录片作为传统教育的瑰宝。
  
B. 惊动国家总理的诗人
  
  刘渝生从朝鲜战场,几经转院回到成都新繁“荣军院”时,还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但从面容上看,他却已是一位显得很深沉的中年人了:瘦小的身材,夏天爱留平头,冬天常戴顶栽绒帽,神情坚毅的硬线型脸颊上,终年架着一副泛黄的塑料架眼镜,见人不爱说话只爱笑,整天靠在床上看书报。
  下肢双瘫的刘渝生,经过痛苦的灵魂磨炼之后,开始默默追求自己的新目标:学习奥斯特洛夫斯基,做一位残疾人作家。
  刘渝生的创作,是从写表扬稿开始的。他从外地转回成都新繁“荣军院”时,这个“荣军院”正在响应我国三大改造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在校区内大力开展自强活动。学校根据各病区休养员的身体状况,发动各病区分别成立了盲人按摩组、盲文组、编织组、养蚕组、修理组、器乐组、刺绣组……全校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实用技术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每个伤残军人都选择了一两项自己所喜欢的项目认真学习。
  在这种学习热潮的冲动下,刘渝生便和几个爱好文学的伤残青年一起,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每天分头到全校各休养队学习组,去采访学习情况和学习典型人物,为学校有线广播室,写广播稿。
  刘渝生是一位腰椎受伤的高位截瘫双腿瘫痪病人,他干枯的双腿支撑不起瘦小的身子行走,要走各组采访搜集素材,每天只能自己摇着手摇三轮去。碰上生病无力摇车下病房采访时,他便请工作人员帮他推着三轮车去。
  在荣校那种火热的日子里,他亲眼看见双目失明的伤残病友们,坐在床上和三轮车上,编织出了一批批棕丝鞋帽、提篮、竹筐和精致的毛衣,刺绣出了幅幅艳丽的工艺品;无腿的病友种出了一块又一块的菜地;无手的病友在手臂上绑扎镰刀照样能收麦、割稻;无臂病友用牙咬住毛笔照样作画、写字……
  刘渝生彻夜难眠,心潮澎湃,诗意横流,一夜之间,饱蘸热泪挥笔写下了一首反映一代伤残军人豪情壮志的成名诗作——《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
  
  我们是祖国的儿女,
  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
  战场上我们用刺刀刺过敌人,
  残废了我们是无畏的士兵。
  我们的热血像海涛一样沸腾,
  我们的精力像松柏永远旺盛,
  爱祖国恨敌人是我们的个性,
  征服困难是我们特有的才能。
  我们有坚强的意志,
  我们有颗永不残废的心。
  没有眼睛照样读书看报,
  没有双手一样写字弹琴。
  两腿瘫痪能用双手劳动,
  没有双脚也能疾走飞奔。
  困难只能在软弱者面前存在,
  挡不住久经锻炼的士兵。
  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永远和祖国心连心。
  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灵魂,
  党就是抚育我们成长的母亲。
  我们不愿意作无边际的幻想,
  我们懂得怎样安排自己的一生。
  社会主义大厦固然需要钢材,
  我们却愿意做颗小小的螺丝钉。
  啊!亲爱的党,我们的母亲!
  是你教导我们懂得生活!
  是你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
  啊!亲爱的党,我们的母亲!
  只要我们心脏还在跳动,
  就坚决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这充满伤残军人真情实感的豪言壮语,曾经激励过一代青年奋发图强,四川、北京等许多省市教育部门,都曾将这首诗编进了中小学语文教材。
  这首诗被周恩来总理书法抄录,在全国各地许多报刊登载后,刘渝生的名字很快传遍祖国大江南北、天涯海角。
  刘渝生出名了,但他并没因此而满足,随着各报刊、电台约稿量的增加,他很快扩大了创作体裁。
  《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轰动全国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立刻要求刘渝生以此诗的意境内容为线索,编写一个纪实性艺术电影剧本。
  刘渝生接受任务后,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用电影反映伤残军人生活,这对全国伤残军人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紧张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什么是“蒙太奇”,什么是电影结构,什么是电影语言,都一无所知,要在短期内完成任务,自己行吗?不会就学,他把自己不懂的问题告诉行家,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立即亲自赶到“荣军院”耐心地指导他。
  为了认真写好这个电影剧本,刘渝生从零开始,认真学习电影剧本创作常识。
  他让护理人员把自己背到图书室去阅读资料,参阅范本,常常一读几个小时,大小便失禁,流到裤裆里闻到臭味,才从书中惊醒过来。为了坚持尽快读完这些资料,他每天不得不在裤裆里夹两条厚厚的毛巾,对付大小便失禁,毛巾弄脏了,他取出后换上干净的,又接着看。
  参考完资料后,刘渝生又夹着毛巾,躺在床上苦战3个多月,每天坚持写十七八个小时,终于成功地完成了电影剧本。随后,他又陪同摄制组分镜头,参加现场摄影指导,一直忙到电影拍完,制好片返回荣校放映,他才重新回到病床上休息。
  刘渝生本来就是一位身体十分虚弱的休养员,完成这次突击性创作任务后,他体质很快下降了不少。不久,他干枯的双腿开始出现反射性神经痛。这种高位截瘫病人的腿神经痛很特别,它不在神经枯萎的瘫腿上痛,而是反射在患者头上痛。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头痛,常常一痛数十天不停,许多难以忍受的病人,都要靠打盐酸吗啡、杜冷丁,才能镇痛。
  刘渝生知道这些镇痛药不是好惹的东西,不敢轻易使用,常常痛得大汗淋漓,口中咬条毛巾躺在病床上翻滚,也坚持硬抗着。
  创作电影剧本半年以后,刘渝生紧密配合医生治疗,腿神经反射性头痛刚有些好转,他立即又恢复了创作。他担心自己有生之年不多,写不完想写的东西,创作诗歌的同时,又积极地学习小说创作。在四川省作协会员萧青、邹仲平、冯还球等作家的指导下,刘渝生很快写出了军事题材短篇小说《班长》。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刘渝生一直在写作短篇小说。
  正当刘渝生准备酝酿创作长篇小说时,偏偏又赶上了我国3年自然灾害。那场惨烈的全国性大饥荒,冲击着各地乡村和城市,荣军休养院这种吃供应粮的地方,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
  长住“荣军院”,生活清苦,营养不良,刘渝生那瘫腿反射性头痛发作间隙时间越来越短,那种冲击性头痛,常常无情地捶打着他那瘦小的脑袋。他全身无力挪动身子下地,再也不能让护理人员抱下床伏案写作,便叫工作人员为他钉了块带腿脚的小木板,架在床上写作。
  这样的写作当然很不舒服,他那瘫痪的双腿得不到良好的休息,常常在被窝里抽筋弹跳,掀翻他的写作板,他想按住那弹跳的瘫腿,又常常被摔下床来。
  就这样,刘渝生仍然很快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
  刘渝生的创作激情不可抑止,就要正式动笔着手长篇小说创作时,中国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到来了,他以血为墨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不但没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被那些被政治蒙汗药迷昏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视为毒草。他们在“荣军院”内铺天盖地张贴、拉挂批判刘渝生及其作品的大字报,要把躺在病床上的刘渝生拉去现场接受教育。
  此时,刘渝生可说是枯瘦如柴,1.67米的男子汉,只有70多斤重了。“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去拉扯他时,他扬着两条皮包骨头青筋鼓胀的手,激动地说:敬爱的同志们呀,我是想接受教育的呀,可我连床都下不了,轮椅都坐不稳,怎么去呀?“革命群众”说,那好办,我们抬你去。就这样,几个人硬是把刘渝生抬到大字报现场去批判教育。
  从此,刘渝生被迫中断了写作。
  70年代初,各地报刊逐渐结束每日转载“红色电讯”的历史后,又开始发表本地稿件了,与此同时,副刊也恢复了,虽说只登歌颂篇,但毕竟又有文学阵地了。这种形势刚一好转,刘渝生又在床上架起写字板,拿起了久违的笔。可此时无情的病魔已紧紧地抓住他不放,正悄悄地把他拉向死亡的峡谷深渊。他系胸椎脊髓中弹横断截瘫,这种瘫痪症,早期小便长期失禁,逐渐引起尿路感染,严重影响肾功能;中期尿路感染频繁,肾功能将日益衰竭;晚期多半恶化为尿毒症,即会引起心脏病。
  刘渝生告别人世的最后两年,患尿毒症导致肾小管酸中毒,体内钙质和其它微量元素,大量从尿液中排除,全身骨头都变得极其酥脆,稍不留神,就断了。家人不敢让他下床,只好让他整天躺在床上。
  刘渝生知道自己悠悠燃烧的生命之灯就快熄灭,更加快了艰难的创作步伐。他让妻子为他垫高床头靠背,重新在铺上架起写字板,又加紧夜以继日地写作,有时头痛难忍,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也不让家人端走那块木板。
  瘫腿反射性头痛,三天两头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防止痛得翻滚跌下床来,他便叫妻子用绳子把自己拴在床上。
  妻子流着热泪说:渝生,我和孩子多么希望你多活几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呢?刘渝生伸出瘦筋筋的手,抺去妻子的泪水,平静地说:人世间最平等的事,莫过于死亡,无论是伟人还是平头百姓,无论是富翁还是乞丐,谁都免不了一死,我找活儿忙着死,总比睁着眼睛等死好啊!你难道愿意让我天天望着天花板等死吗?我不做我想做的事,死也死得难以瞑目啊!
  妻子听刘渝生如此说,再不好说什么,只好忍泪买了5尺宽布带,将他拦腰拴在床头上。
  刘渝生这样绑在床头写作不久,身体就开始散架了。一个盛夏的中午,他想用手掌支撑床面,挪动一下身子,刚一侧腿,右腿骨“咔嚓”一声便断了。妻子见状,赶紧把他抱下床,放在轮椅上推去医院抢救,可那断腿几经夹板捆扎也不能再愈合,那酥脆的骨头再无生长能力。医生无可奈何,只好将他的右腿锯了。
  大腿截掉不久,刘渝生的锁骨、肋骨连续十几处断裂,经专家会诊抢救后,勉强将断骨接好了,但他整个胸腔却从此变成了畸形。
  刘渝生就是在这种病入膏肓的日子里,竟然还在床上坚持写作。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他还以每天坚持写几十个字的速度,写了一篇悼念周总理的散文。
  1976年8月4日,高位截瘫的特等伤残军人刘渝生,终因尿毒症引起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逝。至此,这位顽强的高位截瘫伤残者,在病床上共计写作了上百万字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稿件,其中,发表了小说25篇、长诗6首、散文和杂谈7篇、纪实性电影艺术片1部。他的小说《班长》,被选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十年短篇小说选》。《无畏的士兵》等一批战争题材小说,受到了当代中国著名作家沙汀、艾芜等许多作家、评论家的重视。
  英年早逝的刘渝生,给中国青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C. “望鱼乡”传奇
  
  川西雅安周公河畔,有个叫“望鱼乡”的山乡,乡里大山上有块巨石,站在上面,能鸟瞰千米之下深涧中淙淙流动的周公河水,看见了河,似乎就看见了鱼,于是,此地因此而得名。
  “望鱼乡”是个偏僻的穷山乡,新中国成立前土匪出没、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仍未摘掉贫穷帽子。全国林业模范、一等伤残军人李文富祖祖辈辈,就住在这松柏苍郁的大山上。
  旧社会,李文富家贫如洗,父亲望子成龙,替人当牛做马,也想让儿子读书成才,不想,李文富刚念两年私学,母亲病故,十二三岁的他只好帮人做小工,四处流浪为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家乡解放了,李文富才有了出头之日,因此,他对党的感情特别深。李文富积极配合解放军参加剿匪斗争,不久,他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到重庆,很快又随部队回到雅安家乡待命。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部队奉命北调,他们步行80余天,从雅安一直走到宝鸡。
  李文富所在部队入朝作战,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残酷的上甘岭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李文富第一次参加战斗,安全无事,第二次参加战斗也安全无事,第三次参加战斗时,不幸胸部和腿部都受了伤。
  李文富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简单包扎以后,继续守在阵地上阻击敌人。
  几天以后,敌人大规模进攻时,李文富的双手被敌榴弹炮炸成粉碎性骨折。他多么想保住他的两只手,哪怕只能保住一只也好,可一到医院,就由不得他了。为了防止感染、危及生命,医生立即就将他的双手切除了。
  失去双手后,李文富仍未脱离危险,他头部的弹片尚未取出,立刻便被送回国内开颅救治。
  1953年6月,李文富被转回重庆北碚荣军校休养。
  回重庆北碚后,不知什么原因,刚取出颅内弹片不久的李文富突然头晕、呕吐、浑身酸痛。荣校迅速将他送到重庆市内医院检查治疗。不料,一直转了9家大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有家医院的医生甚至怀疑他是思想病,后经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抽脊髓检查,才查出他患的是脑膜炎。
  为治疗脑膜炎,李文富又在军队和地方医院住了整整9个月。
  病好后,李文富很想回家。参军前,13岁那年,父亲做主,给他娶了个14岁的小姑娘,堂堂正正地举行了婚礼,可没圆房,直到16岁参军前,他才和妻子在一起住了几天。
  此时,李文富已是20来岁的小伙子了,极想回家和妻子团聚。荣校考虑他的特殊情况,批准了他3个月的假期。
  李文富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好想和妻子亲热,他万万没想到,4年没见面的越长越漂亮的妻子,竟然不愿意再接纳他。他伸出两条断臂想抱妻子,妻子却吓得直往后躲避。无论两家父母怎么做工作,妻子就是不承认他俩的婚姻关系,没办法,李文富只好和她离了婚。
  此时,正赶上村里成立合作社,全社竟然选不出一名会计。有点文化的李文富见社里如此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便组织七八个年轻人到自己家里办夜校学文化。建国初期的学文化识字、算数扫盲,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争读电大、夜大、职大、函大、自考大的年轻人一样,热闹得很,社里的妇女主任也常来参加学习。
  李文富买了一本字典,开始义务教学,教大家念书识字。他心里知道,自己没多少学问,当老师是不太合格,但能让村里一个字都不认识的青年伙伴们,都能像自己一样读书看报,他就想把自己所有的文化知识,都传授给他们。他坚持每天用两条手臂桩翻书查字典,教大家识字、算数,给大家端茶倒水,拿烟点火,热情周到地为大家服务,他家夜校很快成了村里青年男女聚集的好场所。
  半年以后,妇女主任王永芝和李文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突然有一天,她羞涩地对李文富说:文富哥,你人真好,我……我愿意跟你过。
  李文富吓了一跳,既高兴又难过,心想,一个从小结婚几年的老婆都害怕和我过,这妹子能和我过吗?别耽误了人家啊,便对妇女主任说:永芝,我也很喜欢你,可我是残疾人啊,我不敢娶你……妇女主任王永芝听了李文富的话,忙接口说:我觉得你人好、心好,我不怕你有残疾,你不能做的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扑进了李文富怀里。
  李文富很感激妇女主任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不久,两人便结了婚。后来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有感情的婚姻是牢固的,他们婚后很幸福,生育了三儿一女,从未闹过什么家庭矛盾。
  李文富在家办了一年夜校,果然培养出了一名会计,第二年,社里的会计就由本社青年自己担任了。
  本来只有3个月的假,李文富却在家一住就是一年,荣校派人到他家乡调查,想接他回去。李文富见到荣校来人后,坚决要求留家休养。第二年,荣校便为他办理了分散安置证,把他正式转回了家乡休养。
  李文富安置回乡后,每月有35元休养金,这钱在当时比一般的乡干部要高出十几元,在当地应该算高工资了。
  有了这笔休养金,李文富不干任何活儿,不仅自己坐在家中吃穿不愁,连养老婆也绰绰有余。要知道,那时的米才8分钱1斤,1斤肉也只要2角8分。可是,李文富不这样想,他说,人民养活了我,我应该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回家不久,他便开始下地参加义务劳动。他无双手,两手断臂无法控制锄头,他便用脚踩锹翻地。开初,锹把总是滚打在脸上,脸部时常被打伤。许多人见李文富这样太难,都劝他说,文富,你不能做就歇着去吧,见你伤着,大家都替你难受。李文富说,没关系,熟能生巧,磕碰多了,自然就没事了,住在农村,连锹都不会使,那不真成了废人。
  李文富坚持将各种工具、农具绑在自己两条手臂上练习干活,几个月过去,他竟学会了做饭、写字、打算盘、翻地等多种生活技能。
  1960年前后,农村遭遇三年大饥荒,村里不少人都死了,他的父亲、继母和两个弟弟也相继去世。他家虽有他的一份抚恤金撑着,日子也过得非常艰难,乡村干部见了,都积极千方百计想法帮助他。
  大难过去之后,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迅速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李文富立即带着妻子上山垦荒种地。他靠两条手臂桩,架着锹把踩锹开荒6亩多地,一年便解决了全家生活诸多困难问题。
  这时候,李文富家乡的大森林,经过“大跃进”毁灭性的砍伐后,许多光秃秃的山梁,露出了光滑的脊背,若不赶快栽树,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这时候起,李文富开始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他渴望那失去的山林能重新长出树来,无论走到哪里,都在琢磨怎么种树的问题。一年四季,他到处收集树种育苗,每到植树季节,便上山义务种树。
  1963年春,政府开始号召植树造林,李文富立即响应,马上带领民兵上山种植“民兵纪念林”。山区种树,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很难的事。茂密的森林,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传下来的宝贵资源,损失容易,要重新长出来,何其难啊!民兵、妇女、青年团各种群团组织和农民轰轰烈烈、摇旗呐喊种上的树苗,没过多久,便在自然灾害或人为毁坏中死去大半,只留下了一遍白晃晃的土坑。
  首次种树失败,李文富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专人管理,不实行封山育林,不管你种多少树苗,都难以成活,即便是成活了的,没人照料,天长日久,也会不知不觉就夭折了。
  第二年种树节一到,他立即率先在自己房前屋后种了一片示范林,栽上了桃树、梨树、核桃树和花椒树等多种经济林木。随后,他又动员8名民兵和自己一起上山重新栽树。他在自己右残臂上,绑上砍柴刀,在左断臂上绑一条木拐,左撑右砍清除荆棘和杂草;在自己断臂上绑上铁锹或锄头挖坑种苗。为了方便于更换工具,自行操作,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以嘴和脚趾配合,在自己断臂上绑扎各种农具、工具的代手器具。
  起初,民兵们不大愿意栽树,说,栽了无人管理,栽了也是白栽,再说,要靠这些树长成材,改变村人经济状况,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啊!眼下,大家饭都吃不饱,不如先干些实际的活为好。
  李文富就劝大家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靠山不种树吃什么?吃石头啊?我们现在不栽树,一辈子受穷,现在栽树,10年、20年后,准会有好日子过。在李文富的鼓励下,8个民兵硬是开垦了35亩荒山,全种上了杉树苗。打那以后,李文富把扩林看成是自己神圣的义务,他补栽好头年死去的树苗,每天坚持上山护卫和管理,防止牛羊糟蹋和人为伤害。一旦发现树苗被损害,立即设法补苗。
  第二年,补栽的树苗和新栽的树苗成活后,李文富开始到外地去采集或购买树苗,以扩大造林面积。自此,他每年都要新栽二三亩地,植三四千株苗。
  牛羊进山活动,是山地绿化的大忌。一株树苗长了两三年,好不容易长出个树样儿,一不留神,牛羊一旦窜进去咬断或踩死,一切便前功尽弃。谁见了这种状况都想骂娘,但牛羊也是山里群众的重要经济来源,不可不喂。
  为了弥补这类意外损失,李文富只好年年扩大植树面积,年年补栽缺窝。
  就这样,李文富栽栽补补整10年,终于将本村二十几亩荒地种上了三四万株水杉、尖杉和柳杉。昔日光秃秃的荒坡上,终于郁郁葱葱,绿树成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队划给了李文富家十几亩荒山坡,李文富继续坚持在这片荒坡上造林。他购买树苗、自采杉枝育苗,垦荒植树、种竹7亩多,零星植树1800余株。经过6年的精心管理和补栽,他家的荒山很快变成了浓密的山林。在这期间,他不但自己种树,而且积极鼓励乡民们种树。几年间,他培植了1万多株枫树、杨树苗,无偿送给乡民们造林。
  在李文富的带动下,“望鱼乡”乡民种树蔚然成风,仅他所在的曹万村村民们,几年间就种植了5300多亩荒坡,栽树14万多株。
  16年前,这个乡的木材就成为了全县的重要木材基地,木材畅销省内外。
  “望鱼乡”人很尊敬李文富,他无手植树的事迹许多人都知道,但真正把他介绍给外界,已是1986年之后的事。那一年,雅安市人武部有位叫赵有林的干部,随县委工作组到“望鱼乡”蹲点,听乡干部们说起李文富的事迹,便立即去采访他,写了一篇报道。
  文章在《四川林业报》和《中国农村经济报》等报刊登载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李文富很快受到了地区林业局的重视。随后,他多次被评为雅安市优秀党员和林业劳动模范。1987年2月,李文富被中央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88年冬,雅安市民政局打算去“望鱼乡”为李文富建房,但考虑到离县城100多里的“望鱼乡”曹万村不通公路,他已日渐年大体弱多病,进城看病极为不便,结果就在市内花1万多元给他买了一套新房。
  李文富全家随之迁进了市内农转非,三儿一女都安排了工作。
  16年后,我再到雅安,李文富已经永远离开人世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失去双手的李文富进城后,他在家乡开发的森林资源,成了国家和集体的财富。他带动植树造林的不少农民,后来都先后逐步脱贫致富。他去世后,民政部门非常关心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们都生活得很好,有一个儿子当了民政部门管理的一家医院的院长,有一个儿子当上了区政府的公务员。儿女们一说起父亲,无不脸上流露出十分敬佩的神色。
  
D.无腿肩挑一个家
  
  张定均是四川名山县城郊外人,1965年入伍后,在原铁道兵某部勤杂班当战士。那时,部队在河北省易县紫金关修建京原线。
  张定均入伍第二年冬天,就出事了。那年冬天,他被调到一个施工连队指挥车辆。有一天,排长的雨靴穿烂了,急着上班,将他的雨靴穿走了,他没办法,只好穿了另外一位战士的雨靴去上班。上班穿什么雨靴,本不是什么大事,没想到,就这一双雨靴,不一会儿就险些要了他的命。
  他穿着这双大一号的雨靴,坐在一辆载重两万多斤的电瓶轨道车上,向前行驶,车到扳道叉处时,他下去扳道叉,不幸,肥大的长筒雨靴挂在了电瓶车前面的清渣铁板上,突然将他摔倒在铁轨上。司机看不见他摔倒了,继续往前开,先压断了他一条腿,没发现,他喊叫,司机也听不见。再拖着他往前开,又压断了他另一条腿。他声嘶力竭地大声哭叫,司机发现了,停车,倒车,才把他从车下松开。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双腿都被压断了,伸手去拉雨靴,才发现有些不对劲,司机替他脱下雨靴,他才发现两条腿被鲜血浸透了,一下子昏迷过去。
  在那发疯的动乱年代里,部队医院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条件能挽救伤兵的腿,张定均被推进手术室后,医生快刀斩烂肉,嚓嚓几下就把他的两条断腿切了。开初,好心的医生想给他把大腿尽量留长些,以便将来安假肢,不料,好心难办好事,几天后,没切掉的腐肉作怪,红肿不断向上漫延,很快殃及臀部。医生试着接连切开几层肉都不见血,不敢再切,怕这年轻人将来臀部上没肉不能坐,十分无奈,只好用“半麻”方法,又给他动第二次手术,把两条断大腿又往上锯了一节。
  医生锯掉他一节断大腿后,还得仔细打磨残存的锋利骨刺,难弄,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护士不停地给他擦汗,他还隔着口罩往外喘气。“半麻”的张定均头脑很清醒,看见医生干得很吃力,便说,医生,你休息一会儿,抽支烟再干吧!医生忍不住笑了,说,你老老实躺好,别乱说乱动,你以为这是什么活儿啊?哪能休息呢?
  伤口愈合后,张定均没双腿了。医生护士劝他别难过,要想得开。他说,我不难过,我想得开。我难过又有什么用?无论我怎么难过、怎么想不开、怎么要死要活地忧伤与愤怒,失去的腿也回不来了,我是共产党员,还不能认命?
  张定均失去了双腿,一直不敢告诉家里人,更不敢告诉女朋友。事情过去好几个月,他已被送回四川新繁“荣军院”,他才写信委托二哥,请他通知女朋友另择良缘。没有悬念,没有回音,当初参军时说定的女朋友,很快成了别人的女朋友。
  张定均知道实情后,没有激动,没有悲伤,坦然地说,哎,这样我反而心情平稳了。
  张定均住进新繁“荣军院”后,很快就有人给他找对象了,开国几十年来,“荣军院”周围,有不少姑娘嫁给了这个院子里的伤兵,那时,周围的老百姓大都很穷,生离死别的爱情,和一日三餐吃饭是两回事,许多人都是结婚后,才在风雨中凝聚起白头到老的感情的。那时候,张定均每月有32.7元伤残金,除去伙食费,每月只有20余元,这点钱,他个人消费,那时是能生活的,但成家后就很难说了。因此,他很担心娶了老婆养不起。
  “荣军院”的大哥大姐们,知道张定均的想法,开导他后,接连不断地给他介绍了十几个。他拿不定主意,还是不敢答应。
  有一天,有一位大姐问他,你知道姚启勋吗?张定均一头雾水,不解地说,啥,啥子“摇起熏”啊?大姐发现他有些晕,赶紧顺手拿笔给他写了三个字:姚启勋。张定均一看,说,哦,是个男人嘛,不认识。大姐说,什么男人?是个女人,就是经常到“荣军院”里来晒粮食、晒草的那一位姑娘。不过,你看名字认不出她是男是女,也不奇怪,公安局填户口,都把她填成男人了,你不认识这姑娘?
  张定均笑了,说,认识,认识,认识又怎么样?
  大姐说,认识就好,说给你做媳妇怎么样? 
  张定均说,好,就怕人家不愿意。
  张定均认识的姚启勋,在乡下,应当算是漂亮的姑娘了。她有个舅舅是张定均所在分队的工作人员,姑娘找舅舅常来走动,他经常见她,只是不知道她叫这个名字。
  张定均和姚启勋结婚后,开初住在姚启勋家。姚启勋家兄妹六人,五女一男,全家八口人吃饭,不来客人都热闹得很。那年月,这样的家庭有多贫困,不说,谁都想象得出来。张定均夫妻二人,生大女儿时,还住在岳父岳母家,1977年,他们生第二个孩子后,岳母说,哎,儿女大了,迟早都是要离开家的,你们还是分出去独立门户吧。于是,他们就另立户口,单独过日子了。
  任何家庭子女大了和父母分家,都是很正常的,可张定均爱人家乡不行,那里地少人多,老百姓都不愿意让出嫁的女人留队。因此,他们和父母分开另立户口后,队上也不能给他们报批房基地。合法生下老二后,先上了户口,后来又被下了。发救济粮,先给他们计划了30斤,后来又去掉分给了别人。没办法,已是四口之家了,总得修两间房子吧,于是,他们只好在自家的自留地上修了两间房子。没有自留地,吃菜一下子又成了大问题,这日子实在难过,但还得过。
  张定均一家另立门户后,他们家男女双方的活儿就颠倒了,他爱人每天去队上干农活挣工分,他就在家做家务看孩子。一个失去双腿的男子汉,整天提着两张小凳子,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地干活儿,那日子苦不堪言。
  “荣军院”里的老残友们,听说张定均在围墙外边过得很艰难,时常有从乡下归来的人去看他。有一天,一位从乡下回院里治病的“残友”,给他送来了一只小鸡,他高兴极了,从那以后,便精心照料那只小鸡。几个月后,那只小鸡长成了一只七八斤重的大鸡,望着那只雄壮的大公鸡,老婆孩子都十分高兴,天天盼着过年,吃那只鲜活的大家伙,可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他却突然给老婆孩子说,我们不吃这只鸡了,我们把它拿去卖了,添钱买一只小猪喂,明年我们家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妻子明白她的意图,一说就答应了,三四岁的大女儿听说要卖鸡,哭了好几天。
  卖掉大公鸡后,张定均在猪市上转了好几圈,也买不到合适的好小猪,要想用一只鸡的价格,去买一只小猪,实在太难,最后,猪市都快散了,他才在猪市上买到了一只最瘦最小的“奶猪”。有人看见张定均买了这么一只不靠谱的东西,惊讶地说,老张啊,你买这东西,它能不能走到你家啊?张定均无可奈何地说,它不能走,我就把它背回去。
  买回这只小猪后,张定均每天都像对待孩子似的喂养它,可这小猪始终不怎么长。他爱人看见这不长的小猪,很生气,骂那猪,打那猪,说,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我们全家人每天都分碗里的饭菜给你吃啊!你怎么只吃不长肉?每逢此时,他都要护着小猪劝爱人,说,你别嫌弃它,它底子薄,长得慢,慢慢地喂嘛,它总有一天会长大的。
  小猪慢慢长大后,吃食逐步加大,喂养很快就成了一大难题。张定均家本来就没有自留地种菜了,哪还有地种猪饲料呢?他家这种情况,想用正常的猪饲料喂猪,肯定是不行的了,但张定均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让猪饱吃饱喝的好办法。他爱人急得没办法时,他心平气和地说,这猪一天天长大了,再靠找野菜喂,肯定是不行的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找桑叶喂它?他爱人说,猪又不是蚕子,它怎么会吃桑叶?他说,我已经试过了,猪会吃桑叶,我们“荣军院”里,很多生长了十几二十年的桑树,树叶茂盛得很,几头猪都吃不完,我们每天去采就行了。
  从那以后,张定均每天便和爱人一起,摇着助残车,到“荣军院”里去采桑叶。每到一棵树下,他爱人爬上树去采桑叶,他就在树下收拾装车。采集一车桑叶,高高兴兴地拉回家,他们家那猪,就够吃两天的了。
  猪越长越大,开始向队上投肥,队上便给张定均家,分配猪饲料了,有了队上分的猪饲料,他家的养猪业,便进入了正常轨道。
  第一只小猪养成大肥猪卖掉后,第二年,张定均家就养了三头猪。猪多了,只靠队上发的饲料也不够吃了,张定均便摇着残疾人助力车,跑四五十公里路,进省城拉酒糟。那年月,正常人跑四五十公里拉猪饲料,不算什么大事,可他是双腿高位截肢的无腿人,用手摇残疾人助力车,跑上百公里去拉猪食,这活儿就相当为难他了。每次进城,他摇着上百公斤重的酒糟往回走,都要碰上许多麻烦,记不清在路上摔倒过多少次,擦剐过多少次,但他每次都摇摇晃晃地把那上百公斤重的酒糟摇回了家。
  张定均家的猪养到三头以上后,碰上了肥猪难卖的怪年头。那两年,谁家要卖猪,都得先领国家屠宰场派发的屠宰证,一猪一证,谁家的猪没有证件,屠宰场就不收那猪。这个表面上看来很合理的措施,具体执行时,猪多证少,就让有些家庭的肥猪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肥猪就得呆在家里,和主人一起好吃好喝过年。碰上这种事,许多人家年前都发愁,又不是动物园的猪,哪家能老留在家里长期喂养?为了赶在年前将猪卖出去,那两年,张定均每年寒冬腊月,都把肥猪装在残疾人助力车上,摇到几十里外的“野市”上去找买主。
  张定均家的日子熬到1982年,生产队的土地问题终于发生了变化,这年下年,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到个人,他家妻儿分了三份地,从此,平静的家庭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过去养猪交肥料记“投资”的路子断了,只让妻子出去干农活的路再也走不通了。一家三口人的地,只靠爱人一个人种植,是很困难的,为了减轻爱人的负担,张定均不但仍然坚持养猪,而且开始帮爱人干农活。凡是能坐着干的活儿,他都下地干,种土豆、挖土豆、栽蒜、扯蒜、守水、放水……这些农活,他几乎全包了。
  张定均家的日子熬到1988年,又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一年,中央有关伤残军人生活的七部文件下发,原来一直住在“荣军院”的伤残军人,可以安置回家了。这时候,张定均已积累有7000多元的家产,加上政府补助的现金7000元,他就可以回家修房安家了。他把想法告诉爱人,爱人也很高兴,说,咱们这里虽然土地肥沃,但人口太多,要想大发展,肯定是不行的,回你们家乡吧,离开这几片土地,说不定我们会过得更好的。
  下定决心后,张定均立即行动,很快办好了回乡手续。四川省名山县民政局接收张定均回乡后,很快在名山县城外乡村公路边,给他落实了地皮建房。按照当时的政策,他爱人小孩下户口后,原来所分土地还可种植一年。这样,他一面在新家建房,还得一面回原地种地。
  新房建好后,张定均立即就搬了回去。那时候,他带着妻儿回家,按政策,他爱人是可以安排工作的,但他考虑爱人文化低,参加工作难度大,就决定不要政府安排工作,自己做小生意养活自己。他花16000元,在县城外乡村公路边,建了一座126平方米的小屋,挤出两间房子开了一个杂货铺、一个小饮食店。
  张定均搬家、建房,用掉了所有的积蓄,家里又变得贫困起来,儿子上学,竟然连学费都交不起了。县民政局知道后,给他开了一张证明,希望学校免收。学校说,他是志愿军吗?是,我们就免,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是的,学校有学校的难处,什么局也不能命令别人免费招收学生,因此,张定均只好借钱送儿上学,再一元一元地挣钱过日子。
  16年前,县民政局的同志,带我找到张定均的这幢小屋时,我看见这屋周围还是水田和土地,但他的新家,已经翻开历史的新篇章了。他们夫妻二人,勤勤恳恳地细心经营着小食店和杂货店,每天都有流不完的汗。他妻子主内,既是厨师,又是杂工,既是老板,又是伙计。他每天摇着残疾人助力车,上街买菜,都是一场战斗。开小食店,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每天必须一大早就到肉联厂去买猪内脏,可那时的猪内脏是俏货,县城里许多小食店,早上都要到肉联厂去抢货。张定均是一个没有双腿的残疾人,怎么抢得过人家?因此,他手上抓住了的猪肠子,时常又被别人扯走了。经过几次挫折,张定均后来不再和别人抢货了,他想,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人,别人不让,也不好得罪人家,要抢又抢不过人家,不抢,这每天的生意又没法做下去,那我怎么办?找人帮忙买吧!于是,他就花钱请看门的老头儿每天帮他买,这进货的难关,才解决了。
  16年前,我和县民政局的兄弟走进张定均的新家那天中午,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那一顿饭,是我16年来吃过的最难受的一顿饭,不是饭菜不香,仔细品味,那饭菜是没什么可挑剔的,而是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让人吃那饭菜吃得心里发痛。那一天,他爱人把饭菜端上饭桌后,他提着两张小方凳,在屋子里左移右动走到桌前,爬上高条长凳,热情地招呼我们说,吃饭吧,没啥好的招待你们,随便吃点吧!看见他那几个熟练的生活动作,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心里难受极了,坐在桌子上,心里还堵得慌。这还不说,更让人惭愧的是,当年写好的那份关于他的稿件,后来竟然因为种种特殊原因,没有发表,这事弄得我16年来,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
  今年再次写作全国伤残军人时,我又想起了他,想起了16年前那桌饭菜,于是,我再次走进名山县城外,去寻找那幢难忘的小屋。小屋还是那座小屋,室内房间功能稍作调整,临路一面房间,原来好像是一个小商店,如今完全打通,扩建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饭店。16年前,我到他家看见的那个小儿子,已长大成人掌灶当了厨师,和年轻的老婆一起,经营掌管着这个小饭店。我向两个小家伙讲明来意,媳妇儿热情洋溢地对我说,我爸爸妈妈每天都出去玩,要到晚上才回来,你要见他们,只有等到晚上。我一听,心里乐了:他家现在已是这种光景,我还用得着再等吗?忙于两个晚辈告别,起身就走了。
  
E.“中国保尔”刘琦
  
  当代中国文人,知道刘琦的人不少,因为他是“全军英模”、“钢铁战士”、“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自强模范”,但是,要问拥有这么多灿烂光环的刘琦,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恐怕就不甚了了。
  刘琦是陕西省西安市人,1972年入伍,进入兰州军区某部当兵。如果没有那一场残酷的灾难,他可能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军官,然而,命运之神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兵十年以后,突然将他猝然打入了黑暗之中。
  去上海之前,我有心理准备,像刘琦这种早已红遍大江南北的名人,是很难寻找的。他是一位西安人,父亲好像还是陕西省军区的一个什么官,他受伤后怎么不回西安?他父母怎么会同意他不回西安?他是兰州军区的干部,又是兰州军区的著名先进典型人物,怎么会去上海定居,难道兰州军区特别为他在上海落实了住房?不太可能。他在上海找了对象,结婚后定居在上海?那其中的故事就多了。
  他为什么住在上海?这本身就是一个谜。
  我从网络信息上看,刘琦在上海好像有好几处住地,住地好像在闸北,又好像在宝山,又好像哪里都不是。我到上海后,首先决定去找闸北区民政局,从网络信息看,去年闸北区民政局领导曾到他的住地看过他,他们应该知道他的具体住址。
  我住的小旅店,离闸北区政府很近,路人简单给我指点了一下,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找到了区民政局,门口的保安很尽职,查明我的身份、看过我的采访证明后,连我要找的具体科室方位和房号,都告诉了我。
  我走进优安科的大办公室,里面已整整齐齐地坐满了刚上班的人,我笑着大声向里面打招呼,嗨嗨,请问谁是科长?看见我那满脸挂笑的鬼样子,人家也不好对我白眼。一位男士接我的话平和地问,请问你有什么事?我应声立即报出了我那走到哪里都理直气壮的身份介绍语:我是中国作协介绍到国家民政部联系写作伤残军人的部队专业作家,到你们这里,是想采访刘琦。不等那男士说话,我几步就蹿上去给他递上了名片和采访证明、身份证明。男士看过后,抬头笑着对我说,你想采访刘琦呀?很好!可是他不在我们这个区,他在宝山区。我说,那就请你告诉我,走出你们这个大门后,怎么去宝山区民政局?男士抬头对坐在门口不远的一位女士说,那谁谁谁,帮这位老师查一查。
  我谢了这位男士,转身赶紧走到那位女士办公桌前。那位女士真是一位热心的好民政,片刻,就给我画好了一张出门后在哪里坐地铁、在哪里下地铁转几路公共汽车、在哪里下公共汽车往哪个方向找宝山民政局的线路图。我接过线路图,带着一身闸北区民政局传给我的热情,出门就飞快地往地铁跑。
  一个多小时后,我顺利地找到了宝山区民政局,走进一间只有两个人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位女士。面向门口的一位女士平静地小声问我,你有什么事?我赶紧报身份介绍语,递采访证明、身份证明,说明来意。女士简单看过后,小声地说,怎么没有写给我们的介绍信?我说,大妹儿,我事先并不知道刘琦在你们区,怎么可能给你们写介绍信?你告诉我刘琦住在哪里,给他打一个电话,我去找他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能帮帮我?女士小声地说,那不行,他只是爱人户口在我们区,他究竟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把他的电话告诉我好吗?女士又小声地说,那不行,你得找市民政厅,他们同意你找,你才能找。我说好,如果市民政厅同意了,你是否就可以帮助我了?女士又小声说,嗯,好,但是,但是,他们正在搬家,今天刚搬到新地方,你去恐怕,有点不合适哟!我觉得自己运气好像有点背,但想尽快找到刘琦,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合适不合适,我去了才知道,请告诉我怎么走?怎么找?小声说话的女士赶紧给我写了市民政厅的新地址和总机的号码。她递给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时,我心里也很感谢她了。我说,好,大妹儿,那我走了,麻烦你了。女士小声地说,嗯,好,不麻烦。
  走出区民政局,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哎,遇到一个严格按格式办事的人,我根本没任何理由埋怨人家,不知道她吃饭的时候只找到一根筷子、上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办公桌下有一条蛇,她会不会大声说话?还好,我很快就碰上一个大声说话的人了。
  我在上海世博馆附近转了好几圈,终于找到了“世博路”,隔着铁栏杆看见了办公楼外的保安,我心里好高兴,心想,哎,终于找到了。我笑嘻嘻地向大门传达室走去。坐在柜台里面的一位保安大声问,你有什么事?我赶紧报我的采访身份语,说出要找的处名。保安大声说,你要找的处在几楼?房间号和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为难地说,嘿,兄弟,这话好像该我问你。保安大声说,我不知道,你把这两个数字信息问清楚,告诉我,我就给你联系。我说,你打总机问吧,我有总机号码。保安说,总机是自动的,打不通。
  我觉得不能再立在传达室里求保安了,赶紧退出了门外。到了门外,我心里有些纳闷:咦,奇怪了,总机怎么会打不通呢?我掏出电话就点总机号,片刻,通了,总机小姐问我要哪里,我通报了处名,一下就接通了。处里的一位女士问我有什么事,我报了采访身份,说要采访刘琦,她便说,那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我说,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想请你们帮我联系一下。她说,那我得先给他联系一下,我们今天刚搬过来……这,你等我联系后再说吧。我说好,便挂了电话。通过电话后,我看时间不早了,人家刚搬新办公室,在这里催着人家管我的小事,的确不太合适,便回住地小旅店了。
  当天夜里,我躺在那个既不通风、又不透气、还有些霉臭味的小旅店床上,觉得老老实实地等候人家有空再给我联系,的确真不如自己去找好,我找不着刘琦,难道熟悉刘琦的人还找不着他吗?为他看过病、服务过的医务人员不熟悉他吗?最后,我决定先采访为他服务过的医务人员,然后再请他们带我去见刘琦。
  次日一大早,我便向北去了罗店镇,我知道这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徐夏良副主任曾去过刘琦家里。那是2012年4月发生的事,那时,刘琦在上海市六医院做了左足弓矫正术,回到罗店镇家里,术后伤口尚未撤线,行动十分不便,要去六医院换药,距离太远,不去换药又肯定不行,十分为难。
  刘琦所在居委会张书记向徐夏良主任求援后,徐主任马上就带本中心王庆杰医生上门服务,解刘琦燃眉之急。随后,王庆杰医生每逢换药日,便放弃午休,冒着炎热,骑助动车来回跑近一个小时,赶到刘琦家里,为他换药。刘琦的腿脚足弓矫正术,创面非常复杂,每次换药,都需要半个多小时。在这家卫生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刘琦的伤口很快就长好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去卫生服务中心找徐主任。
  我到罗店镇公共汽车站下车后,沿街寻找卫生服务中心,出租车司机错把我拉到了什么基层事务服务中心,我没办法,又在大街上转了两个小时,才找到罗店镇卫生服务中心。一问,徐主任不在这里,而在罗南,我有些发懵,他怎么会不在这里?人家告诉我说,罗店镇是罗店和罗南两镇合并的,徐主任一直在那边的罗南镇,我才恍然大悟。我再赶到罗南时,刚好吃午饭了,中心的一位女士马上领我到饭堂里吃午饭,在饭堂里,我便和徐主任见面了。
  午饭后,徐主任马上开车拉我去找刘琦,可惜,到了家门口,敲不开门。
  当天晚上,徐主任通过居委会书记和刘琦联系上了,原来他出去旅游了,当天晚上才回家,于是,我们与他约定,次日上午9点,在他家中见面。
  次日上午9点,徐主任开车把我拉到了刘琦家,于是,我找了三天,终于找到刘琦,弄清了我心里疑虑的许多问题。
  刘琦的成功,步步牵连部队与地方无数好领导、好医生、好护士、好编辑、好朋友、好心人传递的温暖、支持与帮助。
  1981年4月1日,24岁的刘琦,已在兰州军区某部当兵十年,当干部也好几年了。他1972年开始学计算机,此时,已是掌控计算机技术的高手。那时,中国的计算机运用技术刚刚起步不久,部队还没有专门的学习计算机培训机构,他所在部队学习计算机,全靠老兵带新兵,于是,当年的新兵全都叫头年以上的老兵师傅。刘琦的师傅姓阎,他便叫他阎师傅。这时,阎师傅的爱人刚来队,住在部队安排临时来队家属的“幸福村”里,做饭缺材火,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煤气罐,身材矮小扛不动,身高1米8的刘琦,便帮阎师傅扛回了这个煤气罐。
  这一天,正好是西方人的“愚人节”。
  刘琦把煤气罐扛进“幸福村”,送进师傅家后,看见师傅家躺在床上的婴儿,高兴地说,这娃好乖啊!师娘说,那你就当这孩子的干爸吧!刘琦说,好啊!那我就是有儿子的人了。说完笑话,刘琦很快就出了门,不料,出门没走几步,突然,身后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屋内顿时腾起一团炽烈的火光,接着便是师娘凄楚地呼喊:救救我的儿子!救救我的儿子!
  着火的室内,刚满40天的婴儿,发出一阵令人撕心裂肺地哭声。
  听到求救声时,刘琦回头一看,夹着浓烟的烈火,已从室内扑出,严严实实地堵塞了大门,室内师傅、师娘和另外两个人,全被大火扑倒在地,此时能救那婴儿的人,也就只有他一人了。看那距离,他救人心切,不敢多想,只想三步跨篮似的冲进屋,把那孩子提出来。
  刘琦冲进火海中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风,也许是火,他背后的大门突然关闭了,猛烈的火焰卷着热浪,呼的一声将他吞噬……
  刘琦被送进医院抢救14天后,从昏迷中醒来,知道自己冲进烈火中的全过程,知道自己受伤住院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眼睛看不见,手脚不能动。他问医生,我眼睛怎么看不见?医生说,别乱动,缠着纱布哩,当然看不见。再问伤得如何?答,伤得不重。还不放心,再问,脸上会不会留疤痕啊?答,你不会留疤痕。他觉得奇怪,哪个烧伤会不留疤痕?我怎么会不留疤痕呢?再问,我究竟被烧成什么样儿了?答,你是三度烧伤。他有些茫然,不知道三度烧伤是什么样的烧伤,只知道三等功比一等功低,三号衣服比一号衣服小,便不怎么怕三度烧伤了,那时,他还不知道三度烧伤比一度烧伤严重得多。医生见他情绪稳定了,又鼓励他说,小伙子,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问,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吃饭,积极配合治疗,我们抓紧时间给你做手术,保你两个月出院。刘琦闻之大喜,无论医生怎么动刀,他也不吭不叫不落泪,信心百倍盼康复。
  失去耳、鼻、唇,切去双手和一条腿又双目失明的刘琦,被固定在一个封闭的钢架里,头顶15个100瓦的白织大灯泡烘烤,慢慢地除痂、植皮、整容。他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腿,已被烧成角弓反折而僵直的废腿,站不起身,坐不直背,只好整天躺着。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和外界隔绝了,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双手了,双手的神经支配还存在,他不知道自己已无双手,只知道自己的双手好像被什么东西缠着,想伸伸不开。他失去一条腿了,但脑子里,那条腿还在,只是被什么东西包住了,想动动不了。截除双手和一条腿时,他在昏迷中,他不知道自己伤得那么严重,做了大手术。他身边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谁也没有告诉他真实情况,他无可奈何地煎熬着,期盼着快些治好,好回部队去。
  他的主治医生李广智,成了他全部的依赖。他听护理他的男护士李智学说,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看不出有多少抢救的机会了,呼吸道烧伤极为严重,生还率已经很低,是李医生坚持要收下他抢救,他才有幸活了下来。他像依靠妈妈一样依靠李医生,无论李医生在他头上怎么像剪牛皮似的剪血结的硬痂,他痛得眼泪直往外涌,也从不吭一声。无论那救命的“混合奶”多么难吃,只要像妈妈一样的李医生叫他吃,他就艰难的忍着让护士拿漏斗往下灌。直到有一天,他对李医生说,李医生,你技术这么好,你丈夫的技术恐怕更好,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哄笑,他才知道发出优美女声的李医生原来是一位男医生。
  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下,刘琦的伤口恢复得很快,他的父母和姐姐,都能来看他了,他的女友蓉蓉也来陪他了。他已被手术刀修理得不像一个人,但毕竟命还在,也算让家里人和女友心里好受一点。大家都期盼着,刘琦,你快点好起来啊!可是祸不单行,在医院抢救治疗两个月,刘琦的伤势刚有好转,由于大量输血的原因,他又不幸患了肝炎,必须转入传染病科治疗。
  就在转院时,保守了两个多月的秘密,突然暴露了。他刚住进传染科,陪护的人出去洗碗时,门外便传来几个人惊讶和感叹的议论声:太惨了,太惨了,好端端的一个人,咋烧成这样了?哟,两只手没了。呀,一条腿也没有了。啧啧,头发、鼻子、耳朵都烧掉了……
  刘琦听到这些话,顿如五雷轰顶,无情的现实令他难以相信这是事实。陪护一进门,他就朝他狂吼:他们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陪护委屈地说,是,是真的,不过……刘琦愤怒至极,大声狂叫,骗子,你们全都是骗子,骗一个残疾人,你们缺德不?我又没有得罪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骗我?
  哎,那一刻,他无论如何也悟不透善良的谎言,是金?是银?是铜?还是煤?他恨所有骗过他的人。
  当夜,悲哀塞满了他的大脑,残酷的现实,犹如晴空霹雳、天塌地陷,突然把他的精神支柱压垮了,想到自己从此不在属于明月清风,想看太阳也成了痴人说梦,想想自己将要在漆黑的世界里暗渡一生,便痛苦地大声喊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怎么会遭遇这种报应?医生护士都被惊动了,赶紧过来问,你怎么啦?你哪里难受?他欲哭无泪,闭目不语。
  事情发生后,他“审问”了女友蓉蓉,你为什么也骗我?好玩儿吗?蓉蓉嘤嘤地哭着说,不能怪我,是主任不让我说的,主任让所有接触你的人都不要说,怕你知道真情发生不测,我几次想告诉你,都忍住了。
  他一天没吃饭,蓉蓉也一天没吃饭。
  他彻夜未眠,蓉蓉也守着他一夜没睡。
  在医生的耐心劝导下,刘琦渐渐平息了狂躁情绪,但内心深处,一时仍然化不开那道要命的死结,便想到了各种死法,但麻烦的是,各种常见的死法,他都用不上,他没有条件采用常人的死法一了百了。他是一个失明、无手、独腿不能直立的残疾人,躺在床上怎么死?没法死。正在发愁时,老天给了他一次机会:黄河要发大水了!整个医院的人都在忙碌着搬家。他心里暗自庆幸,好,我已经过火热了,死在洪水中,水深火热的日子全过了,也值。他暗自策划,怎么寻找机会落水而亡,可过了好几天,那洪水根本没淹医院就退下去了,他又失去了一次自灭的机会。想不出死的好办法,他就希望肝病越严重越好,本来他是吃特食的,可他偏要顿顿只吃玉米糊糊、豆腐乳。医生说,这样不行啊!可他偏要坚持,希望这样坚持,就可“升天”指日可待。
  十几天后,刘琦从总医院传染科转回了军区总医院传染科,碰到了两位到科里进修的医生,对他都非常好。一位姓叶的实习医生,是一位高干的女儿,她像姐姐似的照顾他。有一天,这位姐姐叹息着对他说,哎,人啊,病也好,残也好,活着就好!我弟弟是一位排长,有一天傍晚,他伏在床边写日记,一个战士走进来为他擦手枪,拿下枪套时,手伸进去不慎扣了一下扳机,“砰!”,一颗子弹射出,打进了我弟弟的头颅,他一声未吭就走了。我哭着到太平间里去给他换新军装,摘下他那带着弹孔的军帽时,他的头突然一下子肿得老大,再也戴不上新军帽。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哭了,你好像我弟弟啊,可是他没了。你伤了,但还活着,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治伤、治病,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听了这位实习医生的话,刘琦猝然猛醒,她好像我姐姐,我没了,我姐姐不是会像她一样伤心的落泪吗?年老的父母不是会痛不欲生吗?我不该再默默流泪,我不该再苦苦地琢磨怎么死,我应该恢复我的自信与坚强,向不幸宣战:命运能改变我,我难道就不能改变命运?
  就在这时,刘琦的女友蓉蓉该走了,她转业回合肥,地方已为她安排好了工作,她必须回去报到了。蓉蓉哭着不想走,他热情洋溢地劝她回去,并且心里下定决心,从此不再把她当恋人,只把她当朋友。蓉蓉回去后,给她写来很多信,还给他寄来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一封未回。护士李智学反复劝他,他才回了一封,中心内容是:爱情,停止前进。
  他丢掉一切杂念,准备重新起飞了。
  肝病治愈后,李医生和张医生,又把刘琦接回了烧伤科。回到生离死别的烧伤科,他好像回到家似的,心里非常舒服。
  刘琦从不幸中冷静下来以后,深深地感到,意志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坚强的意志,使他麻木的心复苏了,他又重新感觉到了生活的无限美好,从此,不再悲哀和痛苦,不再思索和探求如何死亡最潇洒最痛快,断绝了沉沦的念头,树立了新生的理念:既然不能潇洒地死,那就应当潇洒地活。
  有了新生活的信心,名人的名言和自己的思维交织在一起,他就有了自己战胜千难万险的百倍信心和力量:如果你不能自救,上帝也无能为力,只有正确对待不幸,从容地跨越炼狱,你才能得到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飞跃和升华。
  从此,刘琦决定战胜一切困难,寻找适合自己的事业。开初,他想练下象棋,受伤前,他的棋艺在本单位的棋友中是无敌的,他闭着眼睛可以下过许多人,现在失明了,重新操练这门绝活,肯定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高手,下象棋,也可以成为冠军。他开始坐起身和别人下棋。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同院病人高手,与其对弈,很苦很累,但也很开心。他决定天天和他下,可是,那位高手一去不还,从此再没来。找人究其原因,那棋手说,我不敢和他下了,我怕他的面孔,那天下了几盘棋,吓得我一夜睡不着觉,在床上坐了一夜。
  想下棋是不行了,没有对手怎么练?
  随后,又想过到新疆、内蒙、西藏那些偏远之地去教书,启蒙那些没人教的孩子。没想几天,也自灭了,自己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怎么去教别人?
  刘琦再度迷茫找不到用力方向时,身边的护士李智学说,写小说,像保尔一样,把自己练成一个作家。他不敢奢望做“保尔”那样的人,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天赋。李智学说,试一试吧。他说,试不成怎么办?李智学说,不成就不成,又不犯法……说实在的,我也在写。他说,你也在写?发表过了吗?李智学说,没有,难!
  李智学是从甘肃平凉参军的农村人,当兵两年考进护校,毕业就当了护士。刘琦住院初期,他给他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特护,人很好,就是不爱说话。他想写小说,很大程度是想赚点稿酬给家里寄回去。各有各的难处,两人这样一说,彼此好像找到了知音。李智学说,我一定要写,非写成不可,否则,我就给家里寄几百元钱,自己跳黄河去算了。刘琦说,你甭想跳黄河一走了之,以为顺流而下就出国了。李智学说,我这不是表决心嘛。刘琦说,表决心,以后也别再说这种话。两人说得高兴时,都说从此就一门心思攻小说,互相鼓励,互相提醒,谁也不许打退堂鼓。不久,李智学参加了省城里一个文学补习班,把学到的内容讲给刘琦听,刘琦受益匪浅。
  想当作家,其实是刘琦的一个旧梦,他才9岁时,就想当作家,以为作家只比毛主席小一点,官也很大。15岁时,到了部队,就更想当作家了,在新兵连,就开始往黑板报上写诗,很陶醉。那时,他只想写,不敢寄,以为老了才能当作家。直到有一天,他拿到一本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看到上面的征稿启事,知道小说、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写的,他才有了运笔投稿的冲动,摇枪策马,跃跃欲试。时逢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远航归来,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他诗兴大发,三个中午,就写了400多行长诗,他惊呆了,自己都以为自己是“神童”了,会不会是中国又一伟大奇迹?于是,赶紧整理好,寄给了一家文学刊物。
  40天后,编辑部寄回来一封退稿信,上面写到,刘同志:大作收到,经研究,不予采用,现退还给您,感谢您对本刊的支持,希望继续来稿。那时,收到退稿条,刘琦已是很高兴,人家称我的作品是大作啦!人家感谢我啦!赶紧再写吧。直到又连续收到好几张措辞相同的退稿条,他才如梦初醒。后来,一直写到受伤前,他也一直没有拿过稿费。现在有了要与李智学一比高低的雄心,决定重做旧梦,他的劲头很足。
  刘琦让李智学给自己报名,参加黑龙江主办的“作家之路”函授中心学习,决定蓄势待发。旧梦新做,少了昔日的狂妄和自不量力的虚荣心,他开始认真思考写作的事。此时,刘琦当然不能用手写,他没有双手了。他所创作的每一篇作品,都得自己反复思考,先打好腹稿,再录下来,然后再放给他的陪护战士听,陪护用笔记下,再念给他听,他听了再作修改,任何一篇诗文,他都得如此反反复复进行许多次。这样的写作,出错是在所难免的,有一次,他想好一首诗,念给陪护听,一首诗24字,陪护就写错了23字。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善良而可爱的战友的帮助下,他日以继夜连续写出了小说《分道》、《风气》、《特混车队》、《晴空一丝云》、《月亮露边了》,散文《梦》、《兴隆春秋》和几十首诗歌,不仅完成了函授中心规定的作业任务,而且还给文学杂志社寄去不少作品。
  寄出去的作品全都宛如石沉大海,此时已不大流行退稿信了,他寄出去的诗文,杳无音信。许多人看他写得可怜,都叫他别写了,可他决不放弃。
  刘琦在军区总医院艰难地写作了一年多,没有发表一个字。
  随着伤情的好转,终于有一天,刘琦出院了,回到了部队的门诊部继续治疗。门诊部建在部队背后的山上,他回去后好几天,竟然无人登门,他心里凉飕飕的。还好,就在这时,总医院的李智学打电话来了,说,空军有个叫乔良的作家,打电话给烧伤科,询问刘琦的近况,说,《解放军文艺》的江编辑,想了解刘琦的情况,他已经向乔良说了。刘琦听了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终于有一个编辑开始注意他了,他好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1985年8月,刘琦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刘琦,部队一位处长,告诉他父亲,准备让刘琦退休,送他进华山脚下的荣校。刘琦的父亲说,退什么休?他这么年轻,什么事不能干?他不是在写小说吗?你们应当全力支持他,他毕竟是你们的兵。处长说,这里的医院说,伤口已经愈合,没什么可治的了。刘琦的父亲说,这里的专家说不能治了,上海、广州、北京的专家不能治?再怕痛,再怕手术的病人,都不会放弃能改变自己生存质量的治疗,这是人的本能。对一个病人高谈阔论,要他放弃治疗,这不人道。
  谈话结束后,父亲和处长达成了某种谅解,究竟送刘琦到哪里继续治疗,尚等候组织决定。父亲向来是一个严肃有余的人,但对部下又一贯体贴入微,和处长商谈之后,他竟然为刘琦说唱了一段似歌似戏的秦腔。他一生,也就只为儿子唱了这么一次。
  父亲走后,部队决定送刘琦到上海继续治疗,门诊部派卫子川医生带着他受伤以后第一套照片,先去上海联系。这是一次至关要紧的联系,联系成功了,很快就可以去上海,联系失败,那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了。她临行前,刘琦眼巴巴地望着她说,卫医生,辛苦你了,请你多帮忙啊,我只能靠你了!这求人的话说得很凄凉。卫医生说,我会尽力的,你是我的病人,我不帮你帮谁?
  卫医生去上海的任务并不轻松,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能整治刘琦的伤,价格高,部队很难出高价为刘琦整容,卫医生得想尽一切办法,找人帮助,尽量把价格压低,要压低就得让好多人减少收入,这活儿当然就难了。还好,卫医生到处低声下气求人,总算把事情办成了。
  马上就要去上海治病了,刘琦很高兴,可因为机票的事,又让他和处里一位主管财务的副处长发生不愉快。去上海已成定局时,这位副处长来病房看他,说,刘琦,你现在能不能坐?刘琦说,可以。他怕领导为自己担心,马上咬牙忍痛坐了起来。副处长说,很好,躺下吧,说了一阵组织上如何关心、如何难办的话,走了。
  次日中午,卫医生去买机票,碰上了麻烦,民航售票员说,躺在担架上坐飞机的人,要买三张机票。她打电话请示门诊部徐主任,徐主任说,三张就三张,先买了再说。机票买回来了,副处长知道后,很恼火,走进病房,劈头盖脸地问刘琦,你不是可以坐吗?怎么让卫医生买三张机票?这是国家的钱呀,你不心疼?此时,刘琦才知道,先前副处长为什么要问他能不能坐,顿时觉得很委屈,忍着眼泪轻言细语地对副处长说,处长,昨天你问我能不能坐,原来就是为了两张机票啊?昨天我能坐起来,完全是为了让你放心,我能不能坐,能坐多久,你还不知道?我躺了两年没有坐起来过,难道你不知道?你说我不心疼国家的钱,那我是不是国家的人?入伍10年,我除了向组织提出过入团、入党的要求外,还提出过什么要求吗?提干好几年了,每年两度的困难补助,我何时拿过一分一文?烧伤两年了,一年一度的服装换发我没要,过年过节的粮油补助我没要,我还不心疼国家吗?你说这话太让人伤心了,谁愿意烧伤?谁愿意在这里挨了十几次刀,再去上海挨刀?这是没办法的事啊!就两张机票嘛,处长,你不该发火。
  这位副处长也是一位好人,发火,也是太爱惜公家的钱了,听了刘琦的话,改口说了些安慰的话,走了。
  1982年12月初,刘琦一干人马飞抵上海,进住南京西路沧州饭店。据说,这里过去曾经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寓所,变成某军区第二招待所后,可是一点也不豪华,室内阴暗潮湿,连被窝也是潮湿的。刘琦的屋子里,一共住了8个人,他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脸,成天只好蒙头盖在被窝里听收音机、想小说,《长廊情》就是那时在被窝里打下的腹稿。
  一个多月后,刘琦由沧州饭店转入长海医院整形科,大约两个月后,有一天,陪护他的战士小陆,突然中午跑来找他,给他送来一封《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寄来的信。刘琦以为是《长廊情》的退稿,怎么?又回收了一颗卫星?看不看都无所谓,放到那里吧,出院再看。可是小陆觉得不完全像是退稿,用手摸了摸,像是一本书。刘琦说,那就打开看看。小陆打开一看,果然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天山深处的大兵》,另外还有一封钢笔字体的信。信上说,《长廊情》比他以前所写的几篇稿子都要好,初步决定采用,请按五条修改意见改后寄回杂志社。艰苦的“腹写”,终于初见成效了,刘琦赶紧动脑改稿,寄回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社。
  从长海医院住院部出来后,刘琦住进了医院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这个独立的世界让他非常高兴,想小说也很清净,于是,他很快又想了两个短篇,寄给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不久,编辑部就回了信,批评了新写的两个短篇,说,一篇不像小说,一篇太落俗套,没说先前改后寄去的《长廊情》。这个结果,让刘琦很晕,一时不知小说究竟该怎么写了,反复琢磨编辑部信上的建议: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他决定暂时不写短篇了,写长篇,就写自己被烧伤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独特的,自己有独特的感受,不管成败,先写出来再说,书名,就叫《去意徊徨》。
  1983年6月,想好腹稿后,刘琦开始口述《去意徊徨》。此时,跟随刘琦到上海的小陆已经回去,接替小陆的人,是刘琦的徒弟张维碧。张维碧是一位朴实、憨厚、脾气不急不躁动的四川人。他是自愿来护理刘琦的,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来?他说,师傅烧成这样了,我应该为我崇拜的师傅做些事情。于是,他到上海一陪就陪了9个月,当了9个月的保姆、公务员、炊事员、采购员、卫生员、清洁工和秘书。
  这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刘琦不敢开门窗,室内更加闷热。他身上被烧伤的皮肤不出汗,尽出痱子,身上全是湿疹,不断渗出黄水,无法穿衣服,只能趴在床上,爬来爬去的给陪护小张念腹稿,小张看他这样很难受,劝他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着念,可他还打趣说,没事,这书写成了,我就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光屁股作家。
  这样的写作,当然非常难,刘琦实在坚持不下去时,就让小张把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寄来的几封信拿出来念一念,鼓舞士气。过去,念信时,小张从不念最后的署名,写《去意徊徨》时,有一次竟然念出了落款人的名字叫:红宛柳。刘琦曾听写作老友李智学说过,解放军文艺有位编辑叫江宛柳,才知道原来是江宛柳编辑,一直在给自己写信鼓励,于是,更加努力地想小说。
  经过一个夏天的拼命,刘琦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去意徊徨》,入秋以后,赶紧叫小张把书稿寄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写完《去意徊徨》不久,刘琦被医院院务部一位领导,赶出了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理由是:不是本院人员,任何人不得住在这里。刘琦不敢妄加评论,说他没有同情心,是个不善良的人,只能认为他是在其位谋其政,照章办事。他的决断,让他感到了被驱赶的屈辱,在他的呵斥声中,他像一条丧家之犬,转移到招待所,重新找到了栖身之地。
  转眼到了1984年春天,刘琦的创作仍然没有什么起色,《长廊情》没有消息,《去意徊徨》也没有消息,万般无奈,只好拉长心脏的思维,慢慢地等。就在他等得又有些发毛的时候,一天早上,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上海《文学报》,他一听这报名,不知怎么心中就升起了一种莫名的好感,忙叫第二次来上海接替小张的小陆,到邮局去订一份。两个月后,他收到了第一张《文学报》,就在这张报纸上,编辑部刊登了一则关于《路》的同名命题征文消息。刘琦想,哎,我每天都在想,路该怎么走,何不写点什么去参赛?当天晚上,想想自己这两三年来的不幸与坎坷,彻夜难眠,激情奔腾,天亮时,便想好了一首《路》的诗:
  路,尽管已经三年没有见着你,
  路,尽管已经三年没有踩着你;
  但并不觉得你离我远了。
  虽然我只有一条失去功能的腿,
  虽然我没有双手,又失去双目,
  可我没有感到前途渺茫,走投无路。
  路啊,我的这条路——
  不用沙石、沥青、混凝土,
  只虽勇气、毅力作基础。
  保尔为我指引方向,
  海迪为我细心修筑。
  每当我构思一篇小说,
  每当我进行一次口述;
  就仿佛在人生道路上,
  又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我怕光阴虚度,
  就像花儿怕在风雨中凋落;
  我怕辜负了党,
  就像孩子怕对不起母亲的嘱托;
  我怕自己落伍,
  就像战士怕在战场上成为懦夫!
  多想让人生之帆鼓满春风,
  多想把生命之舟马力开足;
  善于奋飞的人天上有路,
  敢于攀登的人山中有路,
  敢于出击的人海里有路。
  我的路——在长空,在峻岭,在大海深处!
  
  小陆替刘琦抄好寄出后,刘琦就天天守着收音机等消息,8月过去了3个星期,《文学报》上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他的《路》,也没有任何人的《路》,怎么回事?未必这次征文活动取消了?
  8月23日,上海的天气仍然很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天会有什么好事。平静持续到下午,小陆突然闯进房间大叫,大哥,今天报纸上全是《路》!希望在刘琦心里闪了一下,没影了,心想,有《路》恐怕也没有我的《路》。片刻,小陆再次大声地叫,大哥,还有你的《路》!刘琦以为小家伙在骗他开心,说,别再给大哥开这种玩笑。小陆说,我骗你是你儿子!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刘琦的处女作就这么突然出乎意料地诞生了。知道真的有自己的《路》那一刻,刘琦兴奋不已,百感交集。写了三年,失败三年,犹如三载拳击生涯,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捧着流血流泪的心,昂首挺胸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不肯认输。为了这小小的成功,30多次手术,不敢用过多的麻醉剂,怕大脑的记忆力受到损伤;50多万字的文稿付之东流,没有任何可以露面的消息;几百个不眠之夜,呕心沥血的思考,没看到芝麻大的一点成果。如今,作家的梦,终于破土出苗了,他怎么不激动?
  刘琦的《路》8月下旬发表后,9月中旬,上海广播电视报预告,23日《文学爱好者》栏目配乐朗诵。不久,《诗刊》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1984年诗选》。
  1985年2月7日,上海文学报在上海文艺会堂,隆重举行同名征文《路》颁奖仪式,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和上海许多文化名人,电台、电视台和各报刊社记者,出席了颁奖会,刘琦的《路》获得了五个一等奖的第一名,他代表获奖作者发了言,让烧伤后的脸,第一次上了电视。
  1984年11月刘琦的《去意徊徨》寄走一年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位名叫朱传雄的编辑,给他写来一封信,希望他修改。朱传雄是从一个外出参加学习的编辑手上接过的文稿,不知道他是否还住在上海,信是寄给招待所所长转交的。这时候,不知怎么的,刘琦的改稿积极性一时提不起来了,先前修改的《长廊情》,再无消息,让人很失望,又改更长的《去意徊徨》,结果又会如何?他完全没有把握。
  刘琦一直没动手改,朱传雄不断地写信鼓励他改,还给他写了两万多字的修改提纲,他仍然提不起精神修改。于是,决定休整一段时间,先整整嘴巴、耳朵和鼻子。
  刘琦转到上海作后续治疗后,经历了30多次大大小小的整形手术,医生硬是将他那一颗烧得不成形的头、怪得不像样的脸,修复了人形。
  他的嘴被火烧得抽缩在一起,成了“樱桃小口”,鼻子被烧掉后只剩下了一节鼻梁骨,这种口形没法痛快吃饭、大声说话,吃面条得一根一根地吃,一天吃几个小时的饭,仍然吃不饱。说话说得急死人,别人也不知道他说的啥。要解决他的生存问题,首先得把他的嘴做大。为了把他的嘴做大,医生在他那被烧得变形的“樱桃小口”上,“吱”地一刀,划了一条11厘米长的血口,为他做了一个比原来的老嘴大一倍的新嘴,才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
  他的鼻子被烧掉后,就那么长期露着一节鼻梁骨,肯定是不行的。那样,他没法出门,即使他不在乎,别人也会在乎,没有鼻子,不管你有多少英雄气,也不好随心所欲地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了做好他的鼻子,就得割他自己的肉,切他自己的皮,移植到他那个被烧得只剩下一节鼻梁骨的地方去种活。就这么一个活儿,上海长海医院一位口腔科老专家,前后持续两年,为他做了6次手术,他才有了一个新鼻子。
  1985年5月,刘琦做过鼻子整容手术之后,便开始着手修改《去意徊徨》。这时,他的右眼经过药物治疗,已由光感恢复到有指感,手在眼前晃动,可以辨认出是几个指头。他坐在写字台前测试,发现由于桌面颜色深,可以看见白纸的轮廓,再用吸足黑墨水的软毛笔一画,竟然能看见纸上的黑线条。发现这个现象后,刘琦心花怒放,他可以在大白纸上写大字了!决定手写改稿。
  在此之前,刘琦为了减轻陪护小陆的工作量,已请来了一位姓沙的阿姨,照顾自己和小陆的生活。沙阿姨像妈妈一样精心照顾着他的生活,无论碰上什么麻烦的事,都尽快想办法给他解决。他写大字需要很多纸,沙阿姨便叫自己在当地印刷厂工作的女儿,给他弄回了很多能写字的白纸,他把塑料软毛笔绑在自己没手的两条手臂桩上,开始改稿。最初,那字只能够写拳头般大,一张八开的纸,只能写七八个字,后来慢慢变小,也只能写到核桃般大,就这样,为他抄稿的小陆都高兴得不得了。从夏天写到秋天,连续写了六个月,他身上被蚊子咬过的伤口,层层叠叠,密密麻麻,两条手臂桩上尖端的嫩肉皮,无数次被绑笔的护腕磨破,护腕不时被弄得血迹斑斑,《去意徊徨》终于改出了20万字的新面孔。
  刘琦把修改好的《去意徊徨》寄给朱传雄,满心欢喜的等待着结果,不想收到的却是一封批评信,朱老师说,改后的这份文稿,不如原稿,把许多感人的东西都弄丢了,加了些插科打诨逗笑取乐的笑话,不符合作品主人公彼时彼地的情绪,破坏了作品的意境和氛围。
  刘琦羞愧难当。没有修改之前,朱老师给他写了很多信,一再劝他不要另起炉灶,只需把故事线索、人物关系理顺就行了,可他误以为重写必然比原稿好,本想蔑视不幸,不想导致失败。
  朱传雄见刘琦将《去意徊徨》煮成了夹生饭,估计他短时间内要独自改好,可能很困难,不久,便给他找了一个文学功底较厚的作家,亲临上海帮他修改。这人是当时铁道兵部队的崔金生,此时,铁道兵撤销,他正不知去向,接到朱传雄的邀请,他很快就到了上海。在崔金生的帮助下,刘琦很快完成了《去意徊徨》第三次修改。从1984年11月发第一封信,到1993年去世之前,寄出最后一封信,朱传雄共给刘琦写了157封信,为了扶持刘琦的《去意徊徨》,他为中国的编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1986年6月,刘琦的短篇小说《长廊情》销声匿迹三年之后,突然发表在《昆仑》杂志第3期,很快,《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一曲呼唤友爱的歌》的评论文章,《作品与争鸣》头条转载。年底,《长廊情》获得了《昆仑》杂志优秀作品奖。
  这时候,刘琦所在部队的领导班子刚换届,新任政治部主任王志敏,是一位办事果断、干练、务实求实的人,知道刘琦的情况后,力主宣传。党委一班人统一认识后,他立即亲自带着干部科长北上京城,征求本部原来老领导们的意见。老领导们对那次失火事故成见很深,已经定性的事故,现在再宣传当事人,似乎有点“翻案”的怪味。但政治部主任王志敏不这么想,他说,首先,在那次事故中,刘琦既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救人英雄,他和事故本身,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其次,我们现在事过五年再宣传他,根本不是重在宣传过去,而是重在宣传他受伤之后如何自强成才的事迹。他这么一说,新老领导很快达成共识。
  随后,部队党委很快发出向刘琦学习的号召,派人到上海、北京等地,为刘琦拍摄专题片。之后,宣传刘琦的专题片,很快在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栏目中,先后播出了4次。
  1987年1月,刘琦所在部队为他记二等功。同年7月,他从上海返回部队,准备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同年8月,他和军区代表团一起,乘坐军委派来的专机进京,到达首都机场时,陆、海、空三军代表,手持鲜花等候,三总部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来机场迎接,进京代表们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列队前进。刘琦的轮椅接近欢迎人群时,有人问,他是谁?有内行说,大概是刘琦,于是,马上就有人喊,滚雷英雄刘琦来了!吓得刘琦赶紧纠正,不是我!不是我!
  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凌行正,带着副社长、编辑部主任、副主任和刘琦心里早已非常熟悉的江宛柳、朱传雄,赶到刘琦所住的宾馆看望他,他非常激动,赶紧叫陪护他的沙阿姨,将自己扶起,望着客人坐的方向,热泪盈眶地说,朱老师、宛柳姐姐,你们在哪里?朱传雄和江宛柳听见招呼声,赶紧走到他面前说,小琦,我们在这里。刘琦什么也没说,立刻慢慢弯下了他那宁折不弯的腰,向站在他面前的哥哥、姐姐,深深地鞠躬!那一刻,全场静默,鸦雀无声,所有的人眼睛一热,泪水便不自觉地全都滚了出来。
  朱传雄和江宛柳没想到刘琦会如此动情,赶紧劝他别这样,轻轻地扶他坐下。看望,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同年11月,《去意徊徨》先浓缩为中篇,在《昆仑》杂志上发表,年底出书。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农民日报》、《小说月报》等数十家报刊先后选载、连载和转载。
  1988年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学科科长郭在精,上刘琦家登门访谈,随后,副台长陈圣来、文学科主任编辑刘香兰、著名电影配音演员乔榛,也到他家看望,决定录播长篇小说《去意徊徨》。同年4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七重天宾馆,举行连播小说《去意徊徨》新闻发布会,时任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广播电视局、上海电台文艺台、市民政局等多部门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和几十家企业的厂长、经理出席了会议。
  同年5月,兰州军区授予刘琦“钢铁战士”荣誉称号,刘琦回部队参加荣誉称号命名大会,政治部主任王志敏,特地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何传雄、江宛柳,和军区总医院烧伤科抢救治疗过刘琦的李广智、张小平等一大批医务人员,也请到了会上。会后,朱传雄、江宛柳又把刘琦请到北京参加《去意徊徨》作品讨论会。在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李瑛、徐怀中、王愿坚、唐达成、鲍昌、吴泰昌等许多领导和大作家,见到了顾骧、何镇邦、蔡葵等著名评论家。就在这次会上,唐达成、鲍昌两位书记当场表示,担任刘琦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不久,刘琦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这次作品讨论会离京前,邓朴方同志接见了刘琦。
  刘琦回到上海,各报刊宣传刘琦的活动,已广泛展开。《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登有关刘琦的长篇报道,上海市委组织部印发了《生命之树常青》的小册子,上海音像公司出版了一套《去意徊徨》的录音带。
  与此同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亲自接见了刘琦。
  1988年,对于刘琦来说,的确是一个好年头。这一年,他不但事业红遍全国,个人问题,也圆满地解决了。在沙阿姨的热情帮助下,比他小12岁的乡下漂亮姑娘吴国花,和他结了婚,次年,就给他生了一个乖女儿。
  再造嘴和鼻后,医生开始研究刘琦的双眼,竭尽全力寻找他恢复一些视力的可能性。经过几年的分析、观察和检测,医生们认为,如果他的视神经毁坏程度尚未绝灭,给他移植眼角膜后,他有可能重见光明。
  这个结论极富有挑战性,对医生和他自己,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般的医生敢做,但成功率低。高明的医生成功率高,但风险性大,谁都会谨而慎之。
  刘琦本人对这项手术,抱着极大的希望,听说这个消息后,很兴奋,说,我反正都看不见了,失败了,也是看不见,成功了,哪怕是成功一点点,我也是很幸福的。
  为了尽最大努力,让刘琦重见光明,上海铁路中心医院眼科主任郑一仁,先在医院为他做了认真检查,后来又上他家,为他做了多次检查,但考虑诸多风险,一直不敢决定下手。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医生不敢动手,那总是有特别重要的理由的,病人再急也没有用。没想到,后来刘琦一篇文章,推波助澜,和郑先生达成默契,这事儿竟然就顶风开船了。
  1990年初,上海《解放日报》举办“90年代,你好”征文活动,刘琦写了一篇名叫《光明万岁》的小稿参赛,文章说,失明9年,无时无刻不想重见光明,可愿望难以实现啊,上海铁路中心医院眼科主任郑一仁先生,打算为我做“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手术”,已经先后检查好几次了,还是没有做,有只闻雷声、不见雨点之味啊!
  严格地说,刘琦在报上这样说,对郑先生已有不敬之意了,有朋友说,刘琦,你这样说不大好哟。刘琦笑着说,我故意激郑主任的,我的伤情重,有许多情况都很复杂,要做手术,肯定要担风险,但我又非常想重见光明,就顾不上他是优秀劳模、名医专家了。
  刘琦这一激,郑主任果然也急了,说,刘琦,你是在逼我就范哩!刘琦大笑说,我不逼您逼谁?您可是我的光明使者啊!
  郑一仁也笑了,说,好,那手术就定在3月5日,图个吉利,学雷锋的日子,你这一逼,我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了。
  经过一场十分险峻的搏斗,郑一仁先生成功了,刘琦右眼恢复了一定的视力,重见光明,看到了妻子和女儿,看到了领导和战友,看到了多年的老朋友,看到了整天工作忙忙碌碌的医务人员,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那两只枯竭多年的眼眶,充满了盈盈欲滴的泪水。
  嘴巴能吃饭了,鼻子不怕被人看了,眼睛重见光明又能看了,刘琦就很自然地又想到治脚了。他的左腿烧残后,无法走路,被迫在轮椅上坐了30年,想站起来走路,谁不同情?谁不理解?谁不支持?谁都希望他的梦想能够实现。
  2011年11月初,在军队和地方多种力量的支持下,刘琦进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手术矫正左腿,骨科主任张长青教授,决定为他做左足弓矫正手术。
  张教授认真为刘琦检查后,发现他的手术难度难以想象。他的左腿肌肉结构早已全部失去,没有肌肉的左腿,疤痕密布,皮包骨头;左腿掌中部异常弯曲,几成直角,且严重内翻,根本无法着地。要做左腿足弓矫正手术,必然要切开皮肤,可医生探测他的腿上皮肤,心里不觉倒抽一口冷气。正常人的皮肤切开后,不管手术条件有多差,至少也有皮下组织和血液供应,可刘琦仅脚底和小腿后侧残存少量正常皮肤外,大部分皮肤早在30年前那次火灾中,就被烧干坏死了。现在,他的左腿上几乎全是移植的皮肤,如果硬要不顾后果的切开,稍有不慎,这些移植的皮肤,就有可能坏,一旦移植成活后的皮肤坏死,他的整条左腿就只能活活地被锯掉。手术前,张教授每次带着一大帮主治医生和实习生查房时,都毫不掩视地露怯说:难啊!难!
  刘琦要手术矫正左腿,必须承担如此重大的风险,一般人要是碰上这种事,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在轮椅上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冒险,去挨这一刀子。可刘琦不这样想,他认为,给医生一次机会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现在,经过多少艰难才走到这一步,我为什么不试试?
  刘琦见这局面,不大好直接向张教授表白什么话语了,便给张教授发了一条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短信,短信说:张老师,我这条腿本来就废了30年了,治好了,锦上添花,治不好,也不是什么大事,您尽力就好!
  张教授看了刘琦的短信,很是感动,立即做好充分的准备,决定给刘琦做这条左腿的足弓矫正手术。他担心手术失败,弄得刘琦“人财两空”,手术前,还特地赶去联系医疗材料生产厂家,讲明病人情况,希望能免费或半价材料费,尽量减轻病人经济负担。几天后,刘琦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打响了在他身上创造世界医学奇迹的第一仗。
  第一次手术后,刘琦弯曲了整整30年的左腿,终于伸直了,旗开得胜。
  四个多月后,刘琦重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做第二次左足弓矫正手术。这一次,张长青教授小心翼翼地从他畸形的左足弓弯处,取出了一块鸡蛋般大小的楔入断骨,将两处伤骨合拢,用钢钉固定后,回填部分骨组织,填补手术后的合成缝隙,确立正常的脚掌形状,整个手术就顺利地完成了。原打算做完矫形后,再做他的脚掌跟腱延长术,可术中切开皮肤后发现,他的左脚疤痕下组织,竟然还有一定的血供,这就意味着,靠他自身的能力,还可重生皮肤,既然这样,他的跟腱延长术,就大可不必做了。
  如今,残疾了30多年的刘琦,又站起来了,坐了30年轮椅的刘琦又站起来了,这是医务人员们创造的奇迹,也是刘琦自己创造的奇迹。
  1989年5月,刘琦与张海迪、聂卫平等人一起,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成为中国青年学习的楷模。
  1991年,刘琦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又一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现在,刘琦已发表和出版200多万字文学作品,著书多部,获奖30多次,除诗歌《路》获上海《文学报》命题征文一等奖外,缩写本《去意徊徨》获《昆仑》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第三届“百花奖”一等奖,长篇小说《去意徊徨》获首届全国“奋发文明进步奖”图书奖一等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矍敖鹦巧了福碇狈⑷恚蛔1分钟,便痛得满头大汗。
  这一刻,是考验一个断腿伤残人,能否重新站起来的关键,能突破心理障碍,忍受这种痛苦,就可能站起来;不能克服心理障碍,忍受这种痛苦,就一辈子再也别想站起来。
  这一刻,武云虎为生活、为工作、为婚姻、为家庭百感交集,胸中迸发出了一种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战战兢兢地控制假肢站稳了!
  从此,武云虎开始穿戴高位假肢练走路。他从站立1分钟开始,慢慢往上加,从1分钟加到10分钟、20分钟、30分钟……
  他从迈开第1步,渐渐往前走,从1步走出了10步、20步、30步……
  武云虎能穿戴高位假肢走路了!部队战友和亲人都为他高兴,大家都以为,从此他就可以顺顺当当地走路了。然而,摆在武云虎面前的路,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平坦,他那倒霉的残留腿桩,没穿几次假肢,很快就生出许多令他十分痛苦的事来。
  武云虎学会穿戴高位假腿走路不久,他那残腿中无法取出的碎弹片继续作怪,坏死组织液时常从残腿桩缝合部渗出,走路,那假肢便磨在伤口上钻心透骨般的痛。医生只好又开刀为他几次清理创面,切除那些坏死的组织。
  解决坏死组织问题不久,假肢与断腿桩的结合部,又不断地长出神经纤维瘤,这种神经纤维瘤和假肢磨合,令他无法承受身体的压力,每次穿上假肢,一站起身,假肢挤压那“纤维瘤”,剧痛便折磨得他眼泪直流。要解决这种疼痛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手术,把那些不时长出来的神经瘤切割掉。为了拿掉他断腿桩上长出的神经纤维瘤,医生不止一次为他做手术,反复十几次切割那些不时长出的神经纤维瘤,他的断腿才能勉强承受身体的压力,正常穿戴假肢走路。
  那一年,我在武云虎家中,看到他那经过十几次手术后的断腿时,那断腿已明显萎缩,断腿与假肢结合部,已磨成尖状弹头形。
  炸断双腿后的武云虎,在生活中面临的第一严峻问题,是爱情和婚姻问题。
  武云虎的父亲,是1938年参加抗战的老干部,儿子从军的道路,很大程度得力于他的指引,他本想让儿子继承父志保家卫国,戎马一生,不想,儿子入伍不到半年,便被炸断双腿成了终生残疾。事已至此,老人心中难免有些遗憾,但老人决无悲观之心,而是积极帮助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武云虎刚去上海疗养安假肢,老人便开始为他张罗着找对象。老人想,自己一年年的老了,再不能保护儿子安生过一辈子,要让儿子好好过日子,只有尽快为他找位好妻子,才能替代父母对他的关照。可是,上哪里去为儿子找称心如意的妻子呢?儿子长相很英俊,如不受伤断腿,找位美貌能干的好妻子是不成问题的,如今断了双腿,一米七几的身子忽然有半截变成了钢铁架,谁家的好姑娘还愿意跟他过一辈子?假若在昆明城中,为他找一位平平常常的半痴半傻的女人,将就过日子,他未必就愿意。老人这么一想,就想到了山西老家。
  武云虎的老家在晋东南,那儿是当年抗日决死队活动的地方,老区人民对军人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的父亲便写信回老家,请他叔叔为他寻找一位合适的农村姑娘。
  武云虎要在山西老家找对象的消息传开后,当地农村的、城镇的、学校的许多姑娘,很快就知道了。不久,正在上海疗养等待安假肢的武云虎,突然接到山西老家一位叫张XX的正在念高中的姑娘的求爱信。
  此时,武云虎还没考虑成家问题,他那被挫折压抑得自卑的心想:我这个人,谁还看得起?哪有姑娘还会自愿嫁给我这个没腿的废人呢?忽然间收到老家姑娘的求爱信,他一下便被姑娘热情而真挚的语言感动了,再看姑娘随信寄来的照片,他那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心,更加跳荡不安。姑娘很漂亮,他很喜欢她。
  陡然间,武云虎心中又流过一丝忧虑:她的条件不错,和她交朋友能成功吗?他不敢多往下想,但又不愿轻易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于是,很快提笔给张家女回了信,详细地告诉了他自己受伤的经过及现在的身体状况,希望她慎重考虑。
  再次收到张家女的信时,武云虎刚装好双腿假肢。张家女的鼓励,给了他一股很大的精神力量,无论多艰难,他仍咬牙坚持学习控制假肢走路。为此,他曾100多次像锯断的树桩一样滚倒在地,爬不起来,需要别人去搀扶。
  许多病友见他摔得那样可怜,都劝他放弃练习,可他心里装着这位家乡的姑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硬是坚持痛苦的锻炼,闯过了高位穿戴假肢走路的难关。
  能独自站立之后,武云虎就每天扶着两条大拐杖练走路。挟持大拐走熟练后,他立刻换单手持小拐走路。持小拐走熟练后,他马上丢掉小拐,徒手控制高位假肢走路。经过9个多月的苦练,他彻底扔掉拐杖,自由自在地走上了街头。他成功了!像他这样腿根只有十来厘米长的高位截肢伤残人,能驾驭假肢正常走路者,全球极其罕见。
  可偏偏在这时,山西老家那边出了问题。
  张XX与武云虎通信半年后,他们的婚事便在山西老家完全传开了,许多亲友知道漂亮的张家女,要南下嫁给无腿的武云虎,顿时,冷风冷雨一齐扑向张家,连村里几岁的孩子碰上张家女,也担心地问她,姐姐,你真的要嫁个没腿的人啊?
  张家女是位有个性的姑娘,对外界涌来的压力她能挺住,可家里施加的压力,她就很难抗拒了。父母迫于社会压力,很快托人在西安给她介绍了一位工人,说好了,结婚后,立刻将她农转非迁移到西安去。工人的条件不是很好,但却是一位四肢健全的健康人,有创造幸福家庭的身体条件。她的父母为女儿幸福着想,力劝她赶快与武云虎断绝关系,好与那位西安工人成婚。
  张家女不知如何是好,在父母的督促下,只好给武云虎写了一封断交信,掉着眼泪给他说了许多歉意的话。
  初恋的武云虎正在兴头上,突然接到断交信,无疑宛如当头挨了一棒,一连几天打不起精神,总想回老家找张家女谈谈,后来,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认真思考了自身的条件,打消了回山西找张家女的念头。
  武云虎和张家女的恋爱就这样中断了,可他心中有了这个姑娘,一时却无法接受其他女孩,中断关系后,谁来提亲,他都不高兴,总是不给别人好脸色,将别人尴尬地逼出了家门。
  武云虎闷闷不乐地过了半年,再不知道张家女的音讯,他本以为这事就这么彻底完了,不想,半年之后,忽然又有了转机。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张家女从成都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求他到昆明火车站接她,她要来看看他。
  收到她的电报,他脸上积压了半年的阴云忽然消失,甜甜地做了一夜娶媳妇儿的好梦。
  次日,武云虎在母亲和战友的陪同下,准时到车站,接回了张家女。
  屋里只剩下两个年轻人时,武云虎憨厚的笑着,问了张家女一句傻话,说,你,你怎么来了呢?
  这一问,一下挑动了张家女激动的心事,眼泪忍不住哗地一下滚了出来,深情地说,我,我心里怎么也放不下你,无法和西安那工人、工人大哥交流感情,总想来,来看看真实的你,究竟是什么样儿……
  武云虎也动了感情,噙着热泪说,我,我也是,心中老牵挂你……你来昆明,你爸妈知道吗?
  张家女摇头说,不知道,家里本来是让我去西安,到了西安,我没出站,买张车票继续南下,就,就来了,路费是村里女友托我买衣服、带东西的钱……
  武云虎和张家女一见面,再也分不开了,俩人的终身大事,俩人自己敲定。张家女一回老家,便说服父母,退了西安那位工人大哥的婚事,正式与武云虎订了婚。
  两个多月后,张家女离家来昆明照顾武云虎,决定再不回家了。时,武云虎的关系尚在部队,不到结婚年龄,他父母便留下张家女,当闺女收养了一年,直到1982年秋,武云虎退伍回家,他们才正式完婚。
  结婚当然是幸福的,但蜜月过完之后,武云虎很快又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心里很烦躁。婚后,父母为他妻子找了一份扫大街的工作,妻子一上班,他心里便很别扭。他想,我是男人呀,是一家之主啊,怎么能老坐在家中吃闲饭,让妻子去扫大街补充家庭收入呢?可不让妻子去干活儿,父母亲显然难以承受沉重的家庭经济压力。
  那时,武云虎的伤残金每月只有38元,他和妻子根本无法另立门户,只好和父母亲住在一起,依靠父母的退休金补充家庭生活,说明白点,那就是仍然得靠父母养活自己。
  这样的日子,粗茶淡饭当然能吃上,可武云虎不愿意过这种平庸的生活,他难以忍受精神上的空虚,他想走进社会中去找事做。
  可怜天下父母心,武云虎的父母见他身体虚弱,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去冒险。再说,像他这种半截身子的人,谁家又会请他去做事呢?即便有需要看大门的活儿,人家宁愿请弯腰驼背的退休老工人,也不愿请他这种行动麻烦的伤兵。
  武云虎无事可做,整天待在家中十分难受,动不动就冲父母和妻子发无名火,冲锅瓢碗碟、桌椅板凳出气,常常干出些无理的事儿,让父母亲和妻子受委屈。
  结婚后一年,武云虎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他的情绪稍有好转,主动担起了打牛奶、煮牛奶、喂孩子、洗孩子、洗尿布等等杂事。家里人见他干得开心,就把这些本应属于母亲和妻子干的活儿全让给了他。可这事并没坚持多久,孩子长到三四个月后,他忽然又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干这事儿太无聊,一时又陷入了先前的困惑之中。
  妻子见丈夫心病又发了,便对公公、婆婆说,爸、妈,我看老把云虎关在家里,不是个长久的办法,老虎就是老虎,无论关闭多久,也不会变成羊,我们无法改变他刚强的性格,应该想法让他出去接触社会,让他自己寻找新的生活目标才好。他这心病不需用药,放他出去就能好。
  妻子的话提醒了武云虎的父母,觉得是应该让他出去走走才好,但他家住在昆明郊外一道陡坡上,这对于失去双腿的武云虎来说,无疑又是一道天然的障碍,他父母又感到难办。
  妻子想了想说,我可以每天上班时,将他送下坡去,下班时,约好时间在坡下接他,将他送回来。
  就这样,从此,武云虎便可以经常出门,进城四处逛逛,找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玩了。走近处,他可以徒步行走;走远处,他可以摇着手摇三轮车出去。
  这一出门,武云虎的命运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有一天,武云虎摇着手摇三轮,在大街上转,忽然碰见昆明市五华区一位叫马琳的女民政干部。马女士见他一人在街上转悠,立刻叫住他问,武云虎,昆明市要组织残疾人运动会,你愿不愿意参加?
  云虎从小极爱体育活动,篮球、乒乓球、足球、铅球,什么球类活动,他都喜欢参加。入伍前,他家住在楚雄时,他还曾经参加过自治州体校少年足球队。听说市里要组织残疾人运动会,他感到很新鲜,顿时来了精神,忙问马女士,运动会有些什么项目?马女士说,有铅球、游泳、手摇三轮车赛等不少项目。
  武云虎听后很兴奋,当即答应参加铅球队训练。
  一周以后,武云虎参加了市民政局组办的铅球训练队,开始和其他残疾人在一起练习掷铅球。
  如果武云虎就认定铅球训练路子练下去,也许后来不会有什么大成就,因为体育活动这东西,不是你主观想获得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的事,还得看你是否有这方面的发展条件。
  武云虎练习一段时间铅球后,他发现自己这方面并无多大长处,立刻要求改练游泳。民政部门和市体办的同志,分析观察了他的身体状况后,觉得他学游泳可能有发展前途,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立即带他到市体委游泳池去学游泳。
  这一改,立刻为武云虎开辟了一条辉煌的人生之道。初,市民政局干部和市体委干部,将武云虎带到市体委外训游泳池,他不敢下水。这儿,许多青年运动员和游泳爱好者,在练习各种姿势游泳,根本没有残疾人参加。武云虎鼓足勇气几次解开衣服,仍然不敢脱下,他怕露出半截身子引起群众围观当众出丑。
  善良的民政干部理解武云虎的心情,当即给市体委干部商议,将他的训练场地改在市体委室内小游泳馆。
  第二天,民政干部将武云虎带到这个小游泳馆,武云虎心里那种尴尬的情绪顿时消除了。这儿人少,只有少数运动员和残疾人游泳,岸上也只有民政干部和体委干部观看,武云虎再也没什么顾虑,迅速脱掉衣服,解下假肢,立刻便跳下水去。
  陪同武云虎游泳的民政干部担心他不适应,赶紧和另一位聋哑人一起,跟着武云虎跳入水中,扶着他向游泳区走去。
  受伤前,武云虎会游泳,技术虽然不算高,但游几十米远,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以为自己没有两条腿,仍然能游,不料,他放平半截身子,在水里没游动几下,身体便突然急剧地往下沉,迅速淹没水中。他赶紧拼命扑腾,可半截身子不听使唤,老像陀螺似的泡在水中旋转,寸步难行。
  在他两边护驾的民政干部和一位聋哑人,见他一连呛了好几口水,仍然难以控制身体重心向前游动,赶紧扑过去将他拉了起来。
  第一次下水失败了,怎么办?还练不练?民政干部用迟疑的眼光,盯着武云虎问,怎么样,云虎,敢不敢练?
  武云虎估计自己刚才是没有心理准备,才会出现这种慌乱现象,忙坚定地对民政干部说,没关系,我能坚持练!让我再试试吧。
  休息片刻后,武云虎心里定定神,一咬牙,又一头扑进了水中。这一次,他稳住身子,尽量变换划水的姿势,努力保持半截身子的平衡,身子再不像陀螺似的在水中打漩儿了,竟向前歪歪扭扭地游了三四米远。
  接着,他又试了几次,结果,第一天就突破了10米远的纪录。
  10米的距离,对于一个游泳健将的要求,是一个很可笑的数字,可对于只有半截身子的武云虎来说,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金色起点。
  从这一天起,武云虎天天坚持到这家游泳馆去练习游泳,三四月间的昆明,室外已经是很温暖的季节,可室内的水温却依然很寒冷。武云虎泡在冰凉的水里练,每天断腿伤口都冻得发红、发青、发紫,疼痛难忍,但他仍然一声不吭地坚持练。
  那时,最心痛武云虎的,当然是他的妻子。她看见丈夫每天拖着红肿发青的伤腿回家,总要担心地说,云虎,你腿不经冻,就别练游泳了吧,还是练铅球好不好?
  武云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行,做人不能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没有恒心,什么事儿也休想做成,再苦,我也得坚持下去。
  妻子说,万一把那残存的断腿也弄坏了怎么办?你千万要小心啊!
  武云虎说,你放心,我知道照顾自己,不会出事的。
  就这样,武云虎坚持苦练了两个多月,游泳成绩直线上升。
  1984年6月,昆明市首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武云虎参加铅球、蛙泳100米、仰游100米、自由泳100米4个比赛项目,全都获得了第一名。特别是游泳成绩更是喜人,3个项目都已接近上一届远东南太平洋地区的最高纪录。
  首战成功,武云虎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昆明市残疾人运动会结束后,云南省紧接着又举办了全省残疾人的运动会,在市残疾人运动会中,又获4个第一的武云虎,立刻成了省残疾人运动会的关注中心。为了重点培养武云虎,省民政干部和省体委干部,在武云虎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比赛结果,武云虎的蛙泳100米,仰游100米、自由泳100米,又获全省残运会3个第一。
  在省市两级残运会比赛中连连领先后,武云虎决定加大训练强度,准备参加全国残运会游泳比赛,破全国纪录,夺取全国第一名。
  要想击败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残疾人游泳选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运动员,有不少比武云虎的断腿桩长,而残腿桩长短是运动员获胜的很重要条件,组委会不可能将各地参赛的断腿选手按断肢长度分类比赛,只能按大类分。这样,断腿根长的选手在客观条件上,自然就比断腿根短的选手要占优势。另外,还有一些参赛选手,本来就是运动员受伤退下来的,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基础,这又是武云虎这类新出道的战伤运动员无法比拟的。还有一些运动员早已参加过残疾人奥运会,实力自然也较雄厚。
  武云虎知道,要击败这些强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靠自己在教练耐心指导下严格训练。于是,省残运会一结束,武云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全日制训练。
  他每天一大早就在爱人的帮助下摇车出门,赶七八里路去省体委游泳馆练,天黑前训练完,才摇着车返回家门外长坡下,让爱人帮忙把自己推回家。
  每日长达十几小时的行路和训练,很难保护他的断腿创面,不久,他的断腿伤口便红肿、发炎化脓。临近全国残运会开幕时,他的残腿已发炎化脓不能穿戴假肢了,他仍然坚持泡在水中训练。训练期间,他怕来去的路上,手摇车发生故障,无法以车代步,就把假肢取下,放在手摇三轮车后随身带着,时刻准备穿戴假肢。
  1985年9月,全国残运会如期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武云虎的断腿发炎化脓无法穿戴假肢,只好请人替他背着两条假腿,或背或抱地帮他上车下车赶去参加比赛。他在云南省民政厅干部和省体委干部一行人陪同下,风尘仆仆地赶到合肥时,组委会的赛场负责人,见他一双腿的断口都已化脓,出于照顾便不让他参加比赛了。
  武云虎知道这事后,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说,游泳比赛是比游泳,不是比谁的腿好坏,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赛场负责同志说,我们搞比赛是为了增强残疾人的体质,不是摧残残疾人的身体,我们不能为了比赛,不讲人道主义,让你这样残腿流脓的人也下水去拼命!
  武云虎听了赛场负责人的话,心里很感动,便请求人家说,同志,我参加比赛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拿奖,我是在追求一种精神寄托,我是连死都不怕的战士,难道还怕断腿化脓吗?最近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是带着发炎化脓的伤腿在水中训练的,只要处理得当,不会有事的。为了我的训练,省民政厅和省体委的教练们,已付出了许多心血,我不想让他们为我失望,请组委会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参加比赛的要求。不然,我断腿上几个月的脓也就白流了。
  武云虎已把话说到这份儿上,组委会的同志还好说什么呢,只好让云南省参赛队的带队医生,为他采取保护措施后,再让他参加比赛。
  带队医生赶紧为他清洗伤口,用四环素软膏封闭化脓创面消炎防水,再让他下水参加比赛。
  正式比赛开始后,武云虎如水中蛟龙,一次一次击败了几批对手,进入了最后决赛。
  决赛时,成都有位选手,是曾参加过残疾人奥运会的优秀选手,实力相当雄厚,许多在场的内行都认定夺冠必在此人,可武云虎却毫无惧色应战,硬是将此人击败了,获得了本届全国残运会蛙泳100米赛、仰泳100米赛、自由泳100米赛、自由泳400米赛4块金牌。
  全国大赛夺魁之后,武云虎不满足现状,立刻给自己制定了更高的目标:冲出亚洲,向奥运会进军。至此,他开始自觉地投入业余游泳训练。这种非组织性的个人训练,没有任何生活补贴,武云虎仍坚持风雨无阻,每日都去游泳馆自练。
  此时,昆明市成立残疾人基金会,武云虎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负责主持基金会日常工作。
  残疾人基金会是一个为残疾人募集资金的群众组织,秘书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人,向社会各界为残疾人事业要钱,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工作,既费精力还吃力不讨好,有时,白跑10天半月,也要不了几个钱。
  基金会的工作占据了武云虎大量的时间,他无法坚持全天训练,便把训练时间安排在中午和晚饭后,无论工作多忙,他始终坚持每天必练。
  1986年上半年,武云虎参加全国“远东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选拔赛,又被选拔为中国选手。
  为了准备参加远东南太平洋地区残运会,武云虎必须坚持刻苦练习,可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无法耽误,没办法,他只好将晚饭后的训练时间延长。那些日子里,他每天早上出门上班,晚上练习游泳,常常深夜才回家休息。
  在家训练难,外出参加比赛也难。这年9月,武云虎随同中国残疾人游泳运动代表队,赴印尼爪哇梭罗市,参加远东南太平洋地区残运会。他们集体住在一个大仓库里,没有空调,没有蚊帐,没有好饭菜,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好,去了没几天,人人都瘦了一圈。后来,当地华侨听说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条件太差,赶来看望、资助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才有了一定的改善。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武云虎一点也没松懈自己的斗志,每天都坚持认真做好赛前训练。一天下午,他几天没休息好,在游泳池里游着游着,忽然便打盹睡着了,游到头了也不知道,一头撞在池头水泥池上,呛了好几口水,才醒过来。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这次远东南太平洋地区残运会上,他又大显身手建奇功,蛙泳100米赛、仰泳100米赛、自由泳100赛、自由泳400米赛4个个人项目,全部夺冠得了金牌。
  从印尼回国后,武云虎仍然只能坚持半工半训,他想辞职不干基金会的工作,可同事们都舍不得他走,大家说,云虎,你是名人了,有你在,许多事都好办得多,难道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残疾人的事业不管吗?武云虎无法推辞,仍然只好用自己的身体去拼,继续坚持半工半训。
  武云虎就这么奋力拼搏,1987年8月,他参加中国第二届残运会,又夺得了蛙泳100赛、仰泳100米赛、自由泳100赛3块金牌。
  参加远东南太平洋和中国第二届残运会后,武云虎决定乘胜前进,争取参加第八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为了实现这个最高目标,他开始进行更加艰苦的业余训练,每天工作8小时之后,还要坚持四五个小时的游泳训练。
  1988年夏,武云虎奉命到北京参加集训,准备参加第八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他又在北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在此之前,由于武云虎长期坚持业余训练,工作占去了大量训练时间,致使他无法达到运动员的标准体型。
  他去北京参加集训时,半截身子的重量已达72公斤,明显比其他运动员胖了一圈。
  教练伸手捏捏他的腰背摇头说,这副样子根本无法参加奥运会,只有加大训练强度,减少饮食,至少要减肥10公斤肉,才能达到参加奥运会训练标准。
  为了尽快达到训练标准,武云虎每天都超额完成教练规定的练习米数。教练让他每天游七八千米,他每天却坚持游10000米。
  为了迅速减去身上的多余脂肪,减轻体重,武云虎每天都得强忍食欲,节制饮食,吃什么好的都得受限制。那段日子里,他看见鸡鸭鱼肉就咽口水,那种馋劲儿令人难以忍受,但想到奥运会,他无论怎么难受,始终坚持没有多吃一口定量饭菜。
  一边进行强度训练,一边节食挨饿,一月下来,武云虎的体重减少了14公斤,训练成绩提高了一倍,可那苦日子,许多年后想起来都害怕。
  艰苦的严格训练,使武云虎的多项游泳技术得到了全面提高。1988年6月,他参加中国伤残人代表团赴韩国汉城,参加第八届世界伤残人奥运会,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打破3项残疾人游泳世界纪录,获得了蛙泳100米赛金牌、个人混合泳200米赛金牌和自由泳100米赛银牌。
  汉城伤残人奥运会之后,武云虎继续坚持业余训练,次年参加日本神户举办的远东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和中国第三届残运会,蛙泳、混合泳、自由泳又获得了5块金牌。
  至此,5年间,武云虎参加国内外残疾人运动会,共夺回了18块金牌。
  随着年龄的增大,武云虎参加全国第三届残运会之后,再没参加国内外比赛,他的人生旅途,又开始转向新的航程。
  世界上许多事难以公平处理,正常人参加奥运会比赛,一块金牌少者获奖几十万,多者上百万,武云虎在国内外获得18块金牌,总计奖金不到两万元。伤残人搞体育所获得的报酬,与正常人的差距太大了,获18块金牌后退出体坛的武云虎,仍然必须找活儿干,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1990年,武云虎应聘到省残联工作,被派往省残联所管辖的康发公司任总经理顾问,为公司搞社会工作。
  这是一份闲差事,武云虎觉得无聊,不久便下到本公司一家彩扩部当经理顾问,帮助经理搞管理。
  这家彩扩部,是一个有七八个工作人员的亏损单位,武云虎去后,积极协助经理经营管理,企业很快有了盈利,但苦于设备老化,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武云虎见此地无法施展宏图,不久,就离开了这家图片社。
  从图片社出来,区民政局又将武云虎聘用到区民政企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后因政企分家,局党委便确定由他负责,但这种公司事实上难以由他全权负责放手大干,加之许多内外工作难做,他仍觉得无法施展本事,半年后,又辞退了副总经理职务。
  连续两次受聘失败,武云虎并不灰心,他虽无什么大作为,却从中摸索到了一些管理企业的基本经验,许多私营企业已在城中悄悄崛起,他便下定决心应运而生,走私营企业的发展之路。
  万事开头难,像他这样手中只有一两万元资本的伤残人,想办私营企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定先借桥过路。他打听到城里有家科技图片社彩扩部经营不善,欲寻人承包,立刻托朋友牵线,把自己积蓄的金牌奖金拿出一万元做抵押,承包了这家彩扩部,经过4年辛勤经营,他终于具备了自办彩扩部的经济能力。
  中断科技图片社彩扩部的合同后,武云虎以年租5万余元之价,在昆明翠湖东大街边上,租用一幢楼房临街的一个20来平方米的底楼楼梯转角,开办了私营昆明五华金穗图片社。这个楼道转角虽然实用面积只有10余平方米,但口岸极好,武云虎筹资20余万元,买回一套彩扩设备往店里一安,图片社就开始对外营业了。
  狭窄的图片社,工作环境极差,室内安放彩扩机和门市柜台后,就剩下只能容纳一人侧身走的空道了。武云虎工作时,经常得钻进楼梯过道下,弯腰低头干十几个小时,才能干完当天的活儿。
  十几年前,武云虎在这间斗室里,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目标,他精心经营这家袖珍彩扩部,不但解决了家庭经济收入问题,使生活有了可靠保障,而且还为国家上缴了七八万元税金。
  
  2012年12月中旬,我到昆明采访,第一个想要找的人就是武云虎,十几年没见面了,很想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状况,不料,寻找他竟然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电话打不通了,要想见他,只有到他家里去找。
  我到昆明的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就起床了,走出旅馆房间,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没想到昆明的冬天,早上的苍穹竟然那样的湛蓝,没有一片杂质的天空,静静地覆盖着高楼林立的城市,车水马龙流动的大街上,竟然没有一丝微风吹动街边的树叶,沉睡一夜之后的树木和花草,沐浴着宁静的阳光,立在路边微笑着,目视移动的车辆和行人,昆明冬天的早晨真好!
  我顾不上吃早餐,便出了门,沿街朝翠湖方向走去。十多年前,我给武云虎寄书时,他在电话上,详细地告诉过我,他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他家住在翠湖南路附近,我去过,我记得很清楚。我从西昌路一家旅馆出发,斜向西北,行至金碧路西端尽头,过人行道,沿金碧路东进,过国防路口而不入,坚定不移地向东,进入三市街口,便有些犹豫了:我该就此左拐,还是走完金碧路再左拐?正在迟疑不决时,一群散发旅游、住宿、卖楼小广告的少年男女,蜂拥而上,把彩单一张接一张的塞进了我手里。我苦笑着接过一把小广告,不忍心立即将它们扔进垃圾桶里,决定走到街对面,再给它们找一个好归宿。不料,我没走几步,一位机灵的小弟娃,又冲过来,给我塞了一份小广告。这一次,我也精了,接住纸片就问路。送小广告的小弟弟,当场给我详细讲解了去翠湖南路的走法。我打开随身所带的昆明市区地图一看,坐公交车寻找,还不如走路去找,于是,决定不坐公交车,继续北向南屏街,西折五一路,直插翠湖南路中段,再视情寻找武云虎家住址。我沿五一路北进,穿过人民中路街口,没走多远,突然路中一堆房屋堵塞线路,将道路分为左右两进。我在路上稍停片刻,公路左边便有一男子高声大喊,跟我走左边,左边近。我见男子模样并非“雷锋”,当即坚持向右北进。转过这堆房屋,左拐一两百米,出小街口,翠湖公园的迷人景色,突然一下迎面扑来,翠湖南路的标牌忽然出现。我看路边的房门号牌,离我要找的号码还差100余号,急忙沿街折西急行。
  走完翠湖南路西段,已到街口,但离我要寻找的门牌号码,还差好几十号,翠湖南路西段已走完,武云虎家这个号码究竟在哪里?我有些茫然,无意识地往大街对面看,突然发现对面街头楼房,转角处,就是过去武云虎开洗相店的旧址,虽然现在没有洗相店了,但附近的参照物,十分清楚地标明,那里,肯定是十几年前,武云虎开洗相店的门面。发现这个老门面地址后,我大喜,赶紧跨过大街,朝那里走去打听。没想到,我刚走到街心,又发现了更为惊人的秘密,原来我要寻找的门牌号,就钉在对面街边两幢楼房的结合部,这个号码,与它左右的门牌号码,相差几十个数字,但它的确就是我要寻找的号码。
  发现这个情况时,已快中午12点,我想,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上别人家去,去了,肯定会给别人增加麻烦,于是,赶紧去大街对面一家米线店内吃早饭。一边吃饭,我一边想,武云虎告诉我的这个门牌号码,肯定不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去过的他那个家,我去过的那个家,在这大街的南边,现在发现这个号码的位置,是在这大街的北边,他怎么会告诉我这个住址呢?他搬家了?现在的家比原来的地方好?弄不明白的疑问,迷惑着我。
  中午匆忙吃过早饭,我赶紧往刚才发现的楼房院子里走。一进门,我心凉了,从大街上看,这幢楼房粉饰过的脸面,看不出什么破绽,可一进门,它的贫民窟脸色,一下子就暴露无遗了。楼房大门口,没有任何人守门,里面的路面并不统一,几十米长的路面上,水泥路、砖块路、泥石路、泥沙路,宽窄不一,相互连接,不成体统。通向各单元的楼梯,高矮不一,形状各异。墙面倒是很统一,都是清一色的红色土砖,没有经过任何粉饰。
  我在这幢土楼的最深处,按门牌号码,顺利地找到了武云虎的家。他这个家,在一楼昏暗的角落里,直到他家房门口,我都不想断定这就是他的家,他是残奥冠军,他是政协委员,他是昆明残联副理事长,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我轻轻地敲开门,一位年轻的姑娘探出头轻轻地问,请问你找谁?我说,武云虎在家吗?姑娘说,不在。我说,他爱人在家吗?姑娘说,这里没有他爱人。我说,武云虎什么时候回来,我是成都军区机关来的,我要找他。姑娘说,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我们是租用这家人房子住的,我刚下班回家要睡觉,请你另外想办法找什么虎吧,我们真的不认识他。
  我明白了,武云虎将这房子,租给别人住了,现在他人在哪里,这些租房住的人是肯定不知道的,我要想尽快找到他,最好的途径,是赶紧去找民政局。十几年前,我到昆明采访伤残军人时,武云虎所在区民政局,在西昌路办公,这次来昆明,我发现他们似乎早已不在西昌路了,没办法,我决定马上到新修的区政府大楼去问。赶到新修的区政府大楼,门卫告诉我说,民政局就在六楼上,但中午休息,下午1点才上班。没办法,我只好在大楼外面的树林里晒太阳。
  下午上班后,我赶紧上六楼,去找民政局。按惯例,我应当去优安科询问,可走到优安科,门却关着,门上还贴了一张不能接待来人的条子。我无语了,重叹一声气,不知道找谁好,我知道,这种情况,找别的科室问,别的科室多半会说不清或不愿说,但我别无办法,还得到其他科室去问问。本以为这事已经死定了,不想,刚叹息退出优安科门口没几步,坐在楼口休息的一位年轻人,突然起身问,你找谁?我向年轻人说明来意,年轻人笑笑说,我正准备走,在这里等人,看见你挺着急的样子,就问你了,进办公室说吧。
  年轻人把我领进办公室后,听我介绍完情况,笑着说,武云虎现在不在昆明……,我说,他不在家,找他爱人也行。年轻人说,他爱人也不在昆明,他离婚了。我听了这话,呆若木鸡,大惊失色地问年轻人,他,他怎么会离婚?他怎么会搬到楚雄去住?年轻人说,详细情况我不知道,我给你联系街道办民政干事,你马上去问问他,他知道详情。听了这话,我坐不住了,谢过年轻人,马上去武云虎所属街道办,找民政干事。
  我到街道办后,不巧得很,民政干事开会去了,虽然他开会的地点离他的办公室只有20米远,但我这种不要紧的人、不要紧的事,是不能马上去找的。没办法,我只好坐在人家办公区外面楼道转角处的沙发上,无声无息地等,一等就等了三个多小时。大约下午4点过,民政干事回到了他办公室,我一发现,赶紧快步走了进去。我向民政干事说明来意,民政干事说,武云南虎重新结婚后,搬到楚雄去住了,你要了解他的详细情况,恐怕还是他自己讲好些,我现在给你联系他,你先和他通话吧。
  和武云虎通话后,我决定马上坐长途客车,去楚雄去见武云虎。
  我从昆明城中赶到昆明西北部汽车客运站,坐进客车,已是下午5点过。汽车转到昆明西部汽车客运站加载客人,又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客车离开昆明西行时,已是傍晚7点。客车追着晚霞西进,我透过客车驾驶台前大玻璃窗往前看,迎面湖蓝色的天空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彩色国画,天地之间,合成了一幅生动的虚实图案,地上的山水林壑清晰可辨,天上的黑、红、黄、橙一目了然。路过安宁时,地上几根钢铁烟囱吐出的黑色烟云,本不是什么好事,可我看了竟然觉得十分新奇。车过大红口隧道,转眼之间,天上似山似水似龙似虎的彩云,忽然不见了,先前的蓝天,仿佛突然变成了一遍巨大无比的金色大幕,紧紧地贴着黑乎乎的山峦,悄无声息地慢慢下沉。客车欢叫着向前追赶,金色大幕越变越窄,冲过一道长长的陡坡之后,天空的金色大幕忽然不见踪影,灰色的夜空,突然跳出几颗闪烁的星星,冷寂的夜色蓦然降临,万物陷入一遍沉静之中,只有公路上的各种车辆,发出急躁的轰鸣声,拼命向前奔驰。当晚9时赶到楚雄,我已不便和武云虎通话,只好在车站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
  次日一早,吃过早餐,我买了些水果,站在楚雄客运北站大门外,与武云虎通话,不一会儿,他便开车来接我了。看见阔别十几年的无腿人开车来接我,我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武云虎把我拉到他的美容所客厅休息,在那里,我知道了他最近10多年的全部遭遇。
  大约2000年前后,武云虎家里情况有些不对劲,他和结发妻子张家女之间,似乎有一种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膨胀,张家女不再怎么和他说话,渐渐心离武云虎。开初,武云虎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没怎么在意这种微妙的变化,妻子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他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要不是后来家里的电话费失衡,武云虎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知道妻子心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秘密是这样破解的:有一天,武云虎突然觉得家里的电话费,收得太高,自己很少在家里打电话,妻子也不会有多少电话可打,怎么电话费会很高呢?想来想去想不通,他就到市区电信服务总台去查对,服务总台很快给他打印出了他家电话通话的每一笔开支,看了这份清单,他忽然发现,他家有大量的海南岛通话费,他百思不解,当场指责电信局把电话费计错了。电信服务员没生气,平静地对武云虎说,先生,这电脑通话清单是不会错的,你最好先回家好好问问家里人,再来和我们核对。
  武云虎冷静下来一想,也对,回家问问妻子再说。回到家里后,武云虎对张家女说,我们家有很多海南岛的电话费,你给那边什么人打过电话吗?张家女说,打过。武云虎心里一惊,说,没事少往那边打电话,贵哩。张家女没吭声,武云虎也没再说什么。
  武云虎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不想,第二个月,电话费用仍然很高。武云虎心里有些犯疑,马上打电话问老家的人,老家的人很快回电话说,张家女和武云虎成亲前,和家乡的一位初恋情人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这位年轻人一气之下,独自去了海南闯生活,他们的关系就断了,听说,那位年轻人现在海南发展得很好,不知道是不是张家女……那个什么,又和他,和好了。
  听到这个信息,武云虎发懵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决定好好问一问妻子,这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令武云虎想不到的是,他一问妻子,妻子竟然毫不掩饰地全对他说了。她说,她和他成亲前,和家乡一位青年相好,两人情投意合,感情十分真诚,不想,这青年家里太穷,根本没法和她结婚。青年一气之下,只身奔走海南闯天下,决心拼死干出一番事业……她来到云南昆明后,一直都想和他联系,可那青年发誓说,不混出个人样儿,决不见她。就这样,她生下了大女儿、生下了二女儿,心里仍不安宁。十多年后,海南岛的这位青年托人带信,告诉她说,他终于在海南岛发了,希望能见见她。从那以后,她经常给他打电话。从那以后,她每次借口回老家,实际上在老家待两天,就转道去海南了。如今,他们两人已走火入魔,生死难舍,希望武云虎成全他们。
  张家女说完这些话,泪如雨下。
  武云虎听了这些话,心如火焚。
  两人陷入沉思,谁也不再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还是武云虎先开口。武云虎说,孩儿她娘,我原以为我们的结合是离奇的美好,没想到你却压着心理上的痛苦,陪我走过了我最艰难的日子,为我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有了你,我的生活走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历程。我原以为,我们可以相濡以沫,白头到老,不想,你心里竟然藏着这么重一块无法撕咬的情债。按理说,在我命运最阴暗的日子里,你为我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现在,我也应当果断撒手,让你去圆那幸福的梦。可是,现在我们的孩子还未成人,你能不能让我们的大女儿高考以后再走啊?妻子无语。
  两人的婚姻关系,拖到2004年,再也拖不下去了,只好协议离婚。
  武云虎家庭发生婚变后,他把现住的好房给了前妻,自己搬进了原来分配的陋室,这间陋室,就是前面说的那间现在出租的屋子。住进这间屋子后,事业很快出现危机。那时,中国的洗相馆,已面临现代科技的强力挑战,传统相机工艺日渐衰落,数码相机工艺日益强盛,许多中小型洗相店,都面临着关停并转。武云虎看得明白,当机立断,立刻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洗相店卖了。
  卖了洗相店,武云虎从此失去了发家致富的生活基地。没有洗相店,他靠什么生活?靠伤残金生活,不是不行,只是不富,不少伤残军人,受各种特殊条件的限制,没搞什么企业、事业,也活着,只是活得不太愉快。武云虎要想生活得愉快,就得不停地再找事做。
  不久,上海召开全国建材博览会,武云虎觉得自己可以做这种事,就想去看看。她让妹妹陪他去上海察看,在会上转了几天,他便决定做某地板云南总代理。他接手某地板云南总代理后,立即着手在昆明市做平面广告和户外广告。报刊平面广告大喊,“XX地板强势入滇”,户外广告牌把关之琳请上去,推销“XX地板”。
  武云虎拼命工作,满城奔走,第一年销售800万,第二年销售1600万,离婚两年后,就在昆明市中心,买了一套新房,搬出了那间街边的陋房。
  正当武云虎埋头苦干的大好时节,不料,他和XX地板厂,对一批产品质量意见有分歧,又中止了合同代理关系。
  没有生意可做,武云虎又清闲下来了。这时候,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一人再单打独斗下去,不是个好办法。男人无妻财无主,离婚后的武云虎,自己这种身体条件,没有妻子照顾是不行的,于是,离异一年后,很快和自己中学时期的同学孙建平结婚。
  武云虎再婚后,不想再在昆明触景生情,久久不能忘记那些幸福和痛苦的往事,下定决心要开辟新生活,马上就搬迁到离昆明近200公里的楚雄,和爱人住在一起。孙建平和武云虎结婚前,开了一个小型美容店,收益不是很好。武云虎去楚雄后,两人志同道合,齐心协力发展美容事业,很快扩大规模,成立了亚南美容养生会所,开办了两个美容店。武云虎全心主持会所的主要工作,主管进货出货业务,努力建立营销网络,几年时间,就把这个美容会所办得有声有色,引上了经营正轨。
  美容会所有了稳定的收入后,不几年,武云虎和孙建平很快就在楚雄购买了别墅和高档轿车,日子过得非常安宁和幸福。
  辛勤的劳动成果,使无腿青年武云虎,获得了崇高的荣誉,近三十年间,武云虎先后获得了昆明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昆明市特等劳动模范、云南省十佳运动员、云南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云南省自强劳动模范、云南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自强劳动模范、全国群众体育运动先进个人等十几个荣誉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还先后担任了昆明市残联副主席、昆明市残疾人体育协会副主席和云南省残联肢体残疾人协会主席等十几个社会职务,连续20年担任了四届昆明市区、市政协委员,受到了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刘华清等同志的亲切接见。
  2008年,残疾人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武云虎光荣地担任了开幕式火炬手。开幕式那一天,6个火炬手传递5个火炬,他是第2棒,负责交给第三棒。他是高位失去双腿的火炬选手,按理说,是可以坐轮椅传递的。但是,为了表现中国残疾人的坚强毅力,他没有坐轮椅,穿上双腿假肢,单手拄着拐杖,硬是冒着摔倒在地的危险,在钢板铺成的接头并不平顺的火炬传递路上,稳稳当当地行走了100多米,把火炬安全地传给了第三棒火炬手。
  武云虎,是一个绝不屈服任何困难的奇人,他的人生,为中国残疾人树立了一面闪亮的大旗,以他的精神去征服困难,什么样的困难能难住中国人?
  武云虎,是云南省民政厅、昆明市民政局和省市体委培养的残奥名将,他的成果,有力地鼓励了全国民政干部和体育工作者,为培养无数残疾人而努力奋斗!
  
G.硝烟逝去英雄冏
  
  尖刀班长高华忠,带领一个加强班占领某高地时,一颗机枪子弹突然横穿他的脸颊,打断了他的下颚骨和舌头,几颗冲锋枪子弹打伤了他的大、小腿。
  两个战士轮流背他下山时,他失血过多,很快便昏迷过去了,两个战士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将他藏在路边草丛里,使劲推醒他说,班长,你千万别动,我们到前边砍两根竹子做担架抬你。此时,已是深夜一二点,两个战士走出不远,便踩响地雷牺牲了。
  两个战士走后,高华忠又昏迷过去了,直到次日早晨,他才从昏迷中醒来。
  此时,我大部队已经转移,四周只有一些零星的枪声,看不见一个人影,高华忠被打断的舌头已经肿大,断裂的下颚已不能活动,他呼吸困难,再也说不出话,不一会儿,又昏迷了过去。
  高华忠再次苏醒时,太阳升起老高。他觉得自己好口渴,便仔细回忆路线,爬到一道水沟边去喝水。
  高华忠爬进一处长满杂草的水沟时,忽然听见远处有脚步声,他以为是送他的那两个兵回来了,挣扎着从水沟里爬起想求救,可忽然转念一想,万一不是他们咋办?于是,赶紧爬进水沟中草丛里藏好悄悄观看。待脚步声走近时,他拨开草丛一看,啊!真险,果然不是自己人。他赶紧抓起水沟里一截断木棒,准备拼命,还好,对方没发现他,走过去了。
  这个险情发生后,高华忠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在此非常危险,赶紧爬到水沟中另一个树丛浓密的地方藏了起来,他伸手抠掉嘴中堵塞的血块,顺便把断舌头也拉出泡在水中洗了洗,又无力地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高华忠第三次醒来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了。他身上爬满了黄蚂蚁,下颚骨断裂处晃荡得厉害。他赶紧脱下身上僵硬的血衣,放在水中用石沙搓洗后,重新包扎了受伤的头部。
  他看天色已晚,再次断定方位后,决定往回爬。
  此时,肚子饿极了,但无任何东西可吃,即便有吃的,他也吃不进。他的断颚骨和断舌头不断肿大,已堵得他难以呼吸,但他心里明白,无论多难,也得拼命往回爬,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高华忠爬行了两天三夜,双腿皮肉都磨烂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当他爬到兄弟连驻地时,看见一位贵州老乡用枪指着自己,一下便瘫软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此时,血肉模糊、脸颊肿胀的高华忠,让人简直难以辨认,直到他吃力地用树枝,在泥地里写出高华忠3个字,用枪瞄准他的那位贵州老乡,才赶紧跑过来抱起了他。
  部队接回高华忠,立刻将他送进了师野战医疗救护所。十几个战友紧急为他献血后,他马上被转送后方野战医院抢救。
  野战医院的医生迅速切开他的喉管,为他做了13个小时手术,全部取掉了他那已经感染长蛆的下颚,切除了他断裂、破碎、腐烂的大部分舌头。观察了4天,他仍未脱离生命危险,医院赶紧将他送上救护列车,转昆明部队总医院救治。
  去掉下颚和大部分舌头的高华忠,此时面孔变得十分吓人,列车上护送伤员的医生、护士,见他伤情如此严重,都不愿收他,说,你们不如向上级联系,派架直升机来,送他到其他条件好些的医院更保险。
  野战医院的护送人员自然不理这个茬,堵着车门和列车上的医生护士吵了起来,把高华忠从昏迷中惊醒了,他听出列车上医生护士不收他,气得抓起输液瓶就往医生护士身上砸。
  这一砸,反而把列车上的医生护士砸笑了,医生说,哈哈,还能砸人呀!有救,快抬进去!
  运送伤兵的列车时速很慢,走走停停,两天以后才到达昆明。
  高华忠被送进昆明部队总医院后,生命已奄奄一息,医生立刻切开他的气管,输氧急救,再次为他紧急清创,把腐烂的舌头清得只剩下了大拇指大一块。
  那一年,各部队运往医院的伤员,无法进行正常登记联络,高华忠所在部队,不知道他转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连找了十几天找不着,野战医疗所和野战医院的医生,都认为高华忠多半是光荣了,部队算上他正好牺牲100人,便将他也报了烈士,并派人到他贵州老家做善后工作。
  经过几次抢救,高华忠终于脱离了危险期,他全身上下插着四根管子输氧、输血、输液、输营养,虽然仍不能说话,但已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
  病房的护士每天见窗外有汽车来,就指着汽车问他,这是你们部队的车吗?终于有一天,果然他们部队的车来了,司机到病房才认出高华忠。
  待病情稳定后,总医院开始为他安下颚,整形面部。全国许多著名大医院的牙科医生在昆明会诊,从他大腿上取骨骼,为他移植下颚、安装假牙。经过4次全麻,9次平均长达十一二小时的手术,总算基本恢复了他的本来面容。
  高华忠带领全班英勇作战的事迹震撼全军,根据他的突出表现,军区为他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了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高华忠在昆明部队总医院住了4个月,仍不能说话,部队开庆功大会时,他仍在医院输液。
  出院归队不久,高华忠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提升为排长。此时,戍边战争已经结束,他所在连正担负着部队的营建施工任务。
  领导和战友们见他的伤口还在不时发炎,都劝他别干重活儿,可他却尽捡重活干。他说,我身上的血都已经融合战友们的血了,叫我怎能不和战友们一起上工。而且,他还坚持带头干下水泥、下砖、下瓦、抬预制板等劳动强度极大的重活儿。
  没多久,一般体格健壮的官兵都难以承受,高华忠更挺不住。他的脸颊时常发炎流脓,假颚、假牙也经常肿胀作痛,三天两头嚼不了东西,满嘴流口水。
  部队见他如此艰难痛苦,下决心拿出一万多元资金,让他到地方整容专科的大医院去消疤整容,他没有要。他怕去一般医院治疗效果不好,人财两亏;而去著名医院呢,又担心钱不足给部队添麻烦。
  就这样,高华忠带着时常发炎的变形脸颊,一直坚持了下来。
  高华忠担任4年排长后,碰上了全军百万大裁军,他所在部队精简整编了,他从此离开了带兵岗位。
  随后,他也进入了退休等待安排回地方的官兵行列。从那时起,由于多种客观原因,他一直滞留部队,直到移交地方民政部门管理。
  退休待安置的高华忠,不愿在家吃闲饭,他那份微薄的退休金,也容不得他待在家中吃闲饭。爱人在当地医院工作,工资低,家中两个儿子要吃饭、要上学,无论他怎么伤残,也得主动挑起这副家庭重担,拓展家庭经济收入。
  性格刚强的高华忠,不愿向部队叫苦,不愿找领导麻烦,退休不久,他便带着伤痛开始到处找事做。驻地不远的一个大镇上,有个地方建筑队在那儿施工,他便上那儿去帮人家打小工挑泥沙。人们知道他是战斗英雄后,很感慨,处处照顾他,可就这样,他仍然干不下太重的活儿,稍一用力,下颚老伤口便作痛。干了差不多3个月,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不久,他得知有位亲戚在邻县开锡矿选矿厂,他便去亲戚那里搭帮手,里里外外无论什么杂活儿都干。不料,他刚干顺手,这亲戚的选矿厂很快又典卖了。
  又一次失业的他,一时找不到什么活干,只好扛起家伙上山,到采石场,和农民工一样,捡石头砸石头卖钱。这活儿一点不掺假,也没谁能照顾他,力气不到,石头不碎,他只能挥动铁锤,咬牙用劲地狠砸那一块块坚硬的石头。他看中这活儿,是因为每天能挣8元钱,自己虽然嘴脸残废,但手脚还灵便,只要能吃苦,就增加了一项固定的收入。于是,他一干就是两年。
  他每天坚持早出晚归,上山砸石头,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强劳力活儿,很快身体就明显累垮了。本来,他还想继续干下去的,可有一天,他老岳父找到山上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才只好放弃这活儿。老岳父说,你这小子真倔强呢,好歹国家也给了你一笔休养金,怎么这样不顾命地干,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老婆孩子咋办?你再不下山,我揍你老小子!为了几个臭钱,你不要命啦?
  离开采石场,高华忠一病就是两个月,病好些后,他又找了一家体力活儿轻些的选矿厂当临时工。在这儿干了半年多,终因伤口发炎时常疼痛难以坚持,只好回到家中养病。这一养,又养了一年多。
  这次病愈不久,部队已为他联系好了回贵州老家退休安置的管理单位,不料,妻子忽然患心脏病,一住院便住了4个多月,把时间耽误了,没走成。
  妻子病情好转后,高华忠考虑家乡气候对妻子心脏病不利,便要求在妻子工作地,自购房屋退休。这一改,立刻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从这时起,高华忠更加积极开动脑筋挣钱。随着驻地市区城镇建设的发展,开残疾人用的“火三轮”拉客,成了城市残疾人创收的一条大出路。他觉得自己干这活儿更有利一些,立刻筹资购了一台港田牌“火三轮”残疾人用车拉客。
  “臭钱”逼人紧,英雄亦无奈。高华忠开着这台“港田”风里来,雨里去,顶严寒,战酷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闯荡了好几年,积存的钱离买房的款仍相差甚远。随着城市建设正规化发展,可能不久,他所在的城市,也不准残疾人车上街拉客了,那时不知他又去找什么活儿干。
  18年前,我到滇南采访伤残军人,在高华忠所在部队,见到了高华忠。他说话很困难,一说话,口水直往外流,说话没法听清楚。我们谈了几个小时,也就只记下了他说的这些简单的事。
  2012年底,我在昆明通过部队,找到了高华忠的电话,和他通了话,知道了他现在的情况。他说,我和他见面后不久,他就没机会再上街拉客了,日子过得很清苦,但也过来了。前几年,部队移交退休干部到地方,他也在滇南买房移交地方民政部门管理了,身体不好,再也干不动什么活了,日子么,平平淡淡的过着,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听了他的话,叫人心里不好受。伤残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紧紧地扼住命运的咽喉,原因是复杂的,有些人,想扼住,也很难扼得住,只好听天由命。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全国战斗英雄高华忠?这种现象令人揪心。
  
  (本文为中国作家协会扶持重点作品,《扼住命运的咽喉》已交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本刊节选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
  康纲联,四川仁寿人,成都军区政治部原文艺创作室正师级创作员兼《西南军事文学》副主编。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女兵与狗》、中短篇小说《特别慰问团》《老山诞生的歌》《棕色人生》《神气》《军礼》《血本》《沉重的筒车》、中篇报告文学《八角井潮歌》《南天门上唱大风》《现代师长》《中国药膳大师》《大将风度》《影坛名将》《面向群山》《与雷共舞》《哭泣的校园》《马班邮递员》《当代孝女》《亲民执法者》《大爱无声》、长篇报告文学《大潮中的绿宝石》《攻克人体顽石》《藏医大师——措如才郎》(合作)《百战人生》《战斗英雄》第六卷《铁血沧桑》《华东战场记事》《穿过硝烟的年月》《百战奇路》《茹夫一传奇》《战将梁中玉》等300多万字文学作品。其短篇小说《女兵与狗》,被收入建国五十周年《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其报告文学多次在军内外获奖,其中,《八角井潮歌》获四川省作协暨五大文艺刊物联办“沃野”征文一等奖;《铁血沧桑》获第四届四川省文学奖;《百战人生》获国家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残联举办第二届“奋发文明进步奖”;《现代师长》获第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百战奇路》入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责任编辑/何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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