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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和他的秘书

2014-10-15 18:15:15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7640

县委书记和他的秘书

钟逸人

第一章  回县路上

小车开进九连山区,公路就显得狭窄而没有生气。吉普车常常是擦着褐色的山崖行走,石缝里倔强生长的芒枝不时扫进窗来。路面不光弯多,而且起伏很大,车子往往刚冲下陡坡,就又喘着粗气艰难地爬升。放眼看去,公路两旁的山坡只长着瘦弱稀疏的松树,连杂草也是贴地而生,没有几处成簇的草蓬乱枝。

雷庄坐在副驾座上,紧紧攀住扶手,任由小车颠簸,双眼炯炯有神直逼远方。仿如前方就是战场,改革开放后农村变革的头一场大战役,就在广袤的九连山深处全面搏杀展开。他已经向地委立下军令状,一定要解决好全县三十多万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才感到解决吃饭问题是何等棘手。难点不仅在大包干政策的贯彻落实,更重要的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就在刚刚结束的地委形势分析汇报会上,他送上的一份和平县情况简报遭到主持会议的地委孟副书记的点名批评,说他支持群众搞包产到户,县委对刹单干风不积极。会上会下都点雷庄,骂得很凶很难听,一直到上车离开地委大院还点着雷庄鼻子骂。到底是“谁搞大包干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还是“包产到户是对极左路线的惩罚”,深刻反映了党内两条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

坐在后座的县委办副主任邓文华,见书记凝神思索,也就一路知趣地陪伴着沉默。倒是坐在邓文华一旁的县委新闻秘书曾明,憋不住开了口。“雷书记,我始终想不明白,我们写的简报到底错在哪,干吗孟副书记发那么大火呀?”或许是这一路上没有亮过嗓门,简报又是自己起草,曾明发问时怯生生的,显得底气不足。

雷庄没有答话。他这时也在想着简报,想着在粮溪公社开群众座谈会的情形。黑压压的油灯下,小屋子挤满二三十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毛主席号召我们贫下中农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你们为什么搞单干呀?”雷庄和声细气问大家。

“书记同志,现在错划右派都改正了,我们有话可以讲了吧?”有位生产队长发了言,引起一阵嘘笑。

雷庄没料到这个队长发言前还先扎着马步,设了道防线,便笑着说:“现在改革开放了,要走好群众路线,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大伙就七嘴八舌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共同富裕,可我们组织起来就是共同穷,你讲明天就是社会主义,可我今晚没饭吃就过不得呀!国家每年发那么多救济粮救济款,干吗不可以把这些钱粮集中起来,帮那些五保户困难户?我们队里一百几十号人,打大捞手脚都给捆住了,好比抛到水潭里,不会游水的固然是不能游了,会水的也游不动,大家都等政府来拖,政府能不能把绳子松一松,让会水的自己游,不会的才拉一拉,大家好过,政府的担子也不那么重呀……

雷庄被群众的话震动了,心情顿觉非常沉重。

雷庄从地区下来任县委书记不到半年,就收到几百封告状信,有揭发哪儿有生产队偷偷搞分田单干,公社大队干部当睁眼瞎的;也有劝县委先别管分田单干还是包产到户,让大家先干它两三年,吃饱肚子再回来的。雷庄深切感到,他被派到省地委确定为“特殊困难地区”的和平县工作,一个长期“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县,最重大的责任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但省地委按上边要求部署刹单干风,全县派出一千多名干部下去扭单干,他自己亲自带队到彭寨公社搞了两三个月,大军压境也不行,提出“刹不住单干不准回来,要追究政治责任”也控制不住局面。全县一半以上生产队基本上都是分田到户的,单干风刮得势如破竹,给工作队出了很多难题。

“小曾,”雷庄终于开口,“我们写的简报没有错。倾听群众呼声,听取群众意见,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有什么错?”

雷庄用“我们写的简报”,不是“小曾你起草的简报”,把责任承担起来,曾明听出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心里的疙瘩平伏了许多。

邓文华拍着曾明的肩膀插进话来:“过去有些领导一挨上头批评,斧头打凿凿打木,拿秘书来出气,把责任推给下边,让做秘书工作的无所适从,雷书记可不是这么个人。”

“得啦得啦,别往我脸上贴金了。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错。”雷庄回过头说。“也不要去怪地委领导,孟副书记他主管农村工作,我们县分田到户风刮得那么厉害,他能不急吗?关键是我们下来要转换工作思路,把工作重心转向分田单干风为啥刹不住的调查研究上。”

雷庄把视线投向窗外,不时见到路边有塌方。昨天下了场大暴雨,电闪雷鸣,滂沱的雨势使陡峭山坡不时见到泥石流。曾明眼尖,瞄见前方有水毁公路指示牌:“前边塌方请绕道行驶”。怎么办?雷庄当机立断:“从林寨绕道赶回去!”

到了林寨公社,多爬了三四十公里崎岖山路,天黑下来了。九连山区,天黑得快,连气温也明显骤降好几度,一下子变得有些凉飕飕的。“书记,回县城吃饭太晚,不好麻烦厨房,就在路边店吃一口吧。”邓文华提议。

草草喝完一碗汤粉后,一辆公安车鸣着警笛从店边前方的公路驰来。

“主任!那不是你老婆的车吗?”

曾明嚷道,就哎哎哎招呼车子停了下来。

下车来的果然是谭素珍。“你怎么来了?”邓文华上前问。

谭素珍一身白色的公安装,英姿飒爽,并不怎么理睬自己的老公,倒是热热络络笑着跟曾明打招呼,见雷庄在,忙上前敬了一个礼,说道:“书记,在河滩上发现一具女尸。”

雷庄一惊,紧蹙眉头:“一具女尸?自杀还是他杀?”

谭素珍从容答道:“还不清楚,现场正在清理。”

雷庄想了想说:“县里好多年没有发生死人的案子了,得尽快侦查落实,别让它扰乱大包干的大好形势。”

书记最后那句话,让邓文华心里咯噔了一下,对身边以外的人说“大包干的大好形势”,这是头一回听书记脱口而出,对形势的判断一点也不含糊。倒是曾明有些着急,心有旁鹜,忙拉着邓文华的衣袖说:“书记,要不我和邓主任去看看,一阵间就回?”

黄昏的河水泛白,沙滩似乎显得光亮些。这条河叫浰江,从九连山峰深处发端,穿过县城阳明镇,一直向南流经林寨到东水公社与浩瀚的东江汇合。尸体就僵直横卧在林寨河段拐弯处的宽阔滩面上。有几个村民在民警拉起的警戒线外围观,刑警小宋忙着拍照取证。一座山岩挡住河水的去路,湍急的河水打着旋涡,女尸显然就是在这时被冲上沙滩的。

谭素珍向曾明、邓文华招招手,三人在女尸前蹲了下来,看不清人样,北京蓝的开胸衣有一半被卷过来盖住脸,脚上穿着的手织红袜子则十分显眼,黑色的半统靴在不远处找到,另一只脚光着,统靴连同红袜子已不翼而飞。

“翻下衣领看看?”曾明嘘着声对谭素珍提议。

谭素珍戴上白手套,训练有素地把女子上衣轻轻地用双手掀了开来,提在半空,让邓文华和曾明看清稚嫩白皙的颈脖上,被一条棉纱带勒住。“或许是被河水泡的时间长,勒的沟痕有0.5公分深。”谭素珍介绍完随即把提着的上衣重新按原样覆盖脸上,又补充了句:“发现尸体时就这么盖着。”

邓文华、曾明相互对视了一下,都有些惊怵地站了起来,不约而同再眺望一下周围环境,算是缓解一下方才的紧张情绪。两人都不再说话,邓文华朝妻子挥一挥手,便都默然离去。

“文华,怎么样?”雷庄已经坐在车上,见他们回来问道。邓文华答:“一个十五六岁女孩子,很可能被勒死,抛尸浰江被大水冲了下来。”雷庄又问:“会不会是谋杀?”曾明答:“我看像。”雷庄紧蹙眉头对邓文华说:“如果是谋杀,告诉你老婆,要抓紧破案,不要影响当前农村中心工作。”说着又转向曾明喊道:“小曾。”

曾明有些茫然地望着窗外。雷庄又稍为提高点嗓门:“曾明。”邓文华赶忙拉了一下曾明,曾明这才会过神来:“噢,书记叫我。”雷庄干脆侧过脸来,认真地说:“我有个想法,已跟邓主任商量过,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现在是县委新闻秘书,提拔上来不久,不过新闻报道你搞了好多年,已经是轻车熟路,现在缺个人跟我。”

“缺个书记秘书。”邓文华插道。

“不过县里不设书记秘书,”雷庄继续说:“你这个新闻秘书加点担子,两个秘书一肩挑,也不用常委讨论,我跟刘县长打个招呼就是了,有空就跟我和邓主任一块下乡。”

邓文华高兴地说:“我看书记这个想法好,现在当新闻秘书也没那么多稿子写了,跟书记就会有更多更好新闻素材可以提炼,一举两得。”

不想曾明低着头闷不做声,迟疑好久才说:“我怕……不行。”

雷庄伸过手来拍拍曾明的脑袋:“怎么不行?你实际跟我已有一段时间,我看你写东西挺快,会动脑子,懂得领会领导意图,全局性观念比较强,还善于提炼升华观点,这不是一般文字工作的人能做到的。我看你搞秘书工作,是块好料。”

邓文华又打气说:“哎呀,我还从没听过书记这么肯定一个人呢。曾明,我看你这支笔杆子,准行!”

曾明被说得满脸通红,终于抬头很不情愿说:“那,就试一试吧。”

“不是试一试,要干就干好。”邓文华又说:“我看你以书记名义写给地委的汇报,就写得很好嘛!”

车子在昏浊的车灯照射下艰难地向县城开去。过了阳明桥,邓文华问:“书记,那地委汇报会的传达,明天开不开?”

“开,怎么不开?”雷庄一挥手说。“不过回去跟常委副县长打个招呼,传达地委会议精神推迟三两天,大伙先下去调查,拿出贯彻落实的办法来。”

曾明也小心地提议:“地委孟副书记批评简报的事,开会就不传达了吧?”

雷庄嗓门提高五度:“干嘛不传达?传达,照样传达!原原本本传达!”

车子嘎的一声,冲进了县委会大院,在据说是王阳明四五百年前种的婆婆娑娑大榕树下停了下来。

第二章  炼狱情怀

县城就那么丁点大,一条浰江把县城分成两部分,过了阳明桥就是闹市区,房屋沿着山势而建,县府大院坐落半山上。街道沿江上下游伸展,也就三两百米长的样子。连通河源、惠州和江西的公路横在河对面。小城封闭,自成一格,居民过着周而复始的平静生活。

曾明回了趟家,妻子阿芳不在,带女儿到电影院上班去了。曾明有些心神不定,胡乱地冲了凉,就又回到县委大院的房间,开了灯,一头栽倒床上,两手交叉垫在枕后,望着天花板发愣。房子不大,办公与宿舍兼用。曾明收拾得干净整齐,桌上压着大块玻璃板,用灯心绒垫着,桌角靠近窗边整齐地码着待用的资料,显得一尘不染。即便门后挂的毛巾,也不像别的同志弄个钩随便挂着,他拉了条铁线,毛巾和擦手巾分开凉在上边。此刻他无法入睡,如同炼狱般的军垦农场生活又浮现在他眼前。

大学毕业后,曾明同“文革”最后一批大学生一百三四十号人,分配到这个被称为广东“西伯利亚”的穷山僻壤。别的县对这批“文革”最后一批毕业,实际上没上过几天正规课的大学生都不敢多要,勉强接受三几十人。唯独和平县多多益善,别人不要的全包。是洗脑?充配?组织安排?还是卸包袱?不得而知。曾明只记得宣布分配名单的当天上午,县革委会政工组派来一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干部,操着浓重本地客家口音的普通话直截了当问他:“你叫曾明?组织上决定你去当农民,你去不去?”算是征求意见。

曾明一下子懵了,不明白要他去“当农民”是啥意思,可一看来人脸上严肃的表情,又不敢多问。他们就读的暨南大学活该倒霉,学校被林彪企图另立中央占用,把第一军医大学从东北搬到这儿,两千多个即将毕业的华侨学生,被当作垃圾包袱扔到洞庭湖军垦农场,美其名曰“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全校学生分乘两列火车,连木箱皮箱一个不留全部运去农场,所去的农场全按部队连排军事建制,住的就是原先劳改场的大茅房。每天早上四点天还未亮吹号起床,十五分钟内必须完成洗漱、大小便和床上整理,被子还要折叠成直角,时间一到大家已经事实上拿着手电筒塑料布站好队,只等来自部队的排长一声令下,队伍立即出发去干活的地头开始新的一天生活。

曾明所在的学生团本身是种棉花的。锄草的时候全师排成一条起跑线,每个团按出勤人数多少分配锄几畦地,从畦地这头到那头长达五里,望都望不到头,高音喇叭一喊开始,学生团就都得同当兵团一样,前边一排人锄草,后边一排人蹲着用粪箕收草,你慢了高音喇叭通报批评,快了就要检查你的除草质量。学生团开始还能同当兵团战士比试一下,很快就落伍了,连排长喊着加油,前边铲草的学生拿锄头不懂得换手,就累得用膝盖顶着锄柄喘着气用力,后边捡草的就只好跪着爬行,连腰都直不起来。学生团比战士团年龄大许多,许多学生病痛缠身,累得讲不出话,收工的时候,各个团以排为单位集合在一起唱歌,排长声嘶力竭喊道:“同学们,不要显露出我们很疲劳的样子,‘红旗飘飘’,一二唱!”大家就排着队边走边唱,越唱越唱不出声,可队伍已经走远,排长也任由大伙走散,歌子唱不下去也不管了。

收割水稻就更惨。学生们打着手电筒沿田边小径出发,一个多钟头后到割禾地块,一块田就十多二十亩,趁天还未亮就开工,前边一排人割,后边一排人堆禾杆,再后一排人踩禾机打,割禾的不许抬头,堆禾杆的不准讲话,打禾的不准喘息,打禾机后边还有一个人负责踩,把打禾机踩得呼呼呼呼地直转。七点多钟天亮了,炊事班送早餐来,吃完早餐又开工,一直割到十一点,再割下去天太热受不了,气温四十五六度,只好收工吃午饭。饭后一个半小时休息,厕所边,树荫下,只要有阴影的地方,铺开一张张塑料布,人一倒头就呼噜睡着。

洞庭湖洼地这个时节就是一个烤炉。午睡起来后也不能开工,否则会出现中暑,连队领导就安排大家在阴凉的地方以班为单位开展“天天读”活动,诵读毛主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做文章”,背林副统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集体喊唱“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天天读”说白了,就是对照检查谁不积极谁偷懒开展斗私批修。下午开工前还有一餐鲜鱼粥。原来,上千亩偌大一个大鱼塘,热得大鲤鱼纷纷跳上闸口,炊事班站在水闸边随手就捡来开膛破肚,为大伙煲鱼片粥,不过煲的鱼粥味道再鲜再美,大家已累得吃不下。随后就再开工,一直做到傍晚七八点。

八点多钟排长宣布:“同学们,这块田还有十多亩没割完,明天我们开拔另一个地方,大家辛苦点,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割完再回去!”不远处的牛棚飞来的牛虻,趁着夜色像轰炸机般嗡嗡嗡成群结队前来吸血,有的同学受不了就自愿跑去踩打禾机,拼命抖着身子抵抗着牛虻的入侵,负责打禾的同学也不顾禾束打干净没有,翻打两下就往后赶紧抛去。收工回队歌子是没力气唱了,一路上不时听见咚的一声,有同学累得中暑昏厥倒下,连忙安排身体好些的同学抬回去。

回到连队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吃了饭争先恐后到浑浊发臭的水渠洗澡,冲完凉回来睡觉,茅棚一个铺位挨着一个铺位,挤在一块闷热得两眼翻翻。快到十二点,夜深人静,炊事班忽然有人喊,“吃豆腐花啦,吃豆腐花啦!”反正热得睡不着,大伙又拿着口盅上炊事班喝豆腐花去。原来炊事班卤水没点好做不成豆腐,便当豆腐花分给同学们喝。睡不了三四个钟头,起床号又响了……

不过曾明感到庆幸的,他们到洞庭湖的这一拨大学生,虽然成了被彻底抛弃的没娘的孩子,在部队农场锻炼受尽折磨,但终究不同于到汕头牛田洋那批更加倒霉透的大学生,刮十二级台风还命令所有男生上大坝坚守防洪第一线,结果全都被狂风巨浪卷没葬身海底。曾明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中同是造反派的同学,枪林弹雨中厮杀都没有牺牲,可在不可抗御自然灾害面前,却被十二级台风海浪无声地吞噬着生命,难道人生的命运就这么脆弱么?

在洞庭湖农场结束这场噩梦时,要分配了,大家都暗中传递着小道消息,连排长不断开会辟谣,告诉大家上一届毕业来锻炼的同学纷纷写信来,要求再回到部队农场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深造,要大家向他们学习坚守阵地。

曾明后来作为先遣队到洞庭湖码头扛华侨学生大木箱上船,要先走一步,走的时候连头也不愿转过来再望一眼熟悉的茅草棚,生怕这一望就会被一种魔力定住,就走不成了!走前曾明找在同一个农场相隔二十公里的养猪连谭素珍商量,只要能分配在一起,再艰苦再边远的地方都愿意去。当政工组那位姓邓的干事要求曾明考虑是否愿去“当农民”时,曾明没法子找谭素珍商量,但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农民”再苦再累也不再会像军垦农场那样的炼狱,起码农民割禾可以抬抬头,相互间可以说几句解闷的话,累了可以在田头地尾歇歇。当然更重要的,这个“农民”是有工资领的,意味着自己终于熬尽读书的苦头开始走向新的人生。想到这些,他立即对前来征求意见的政工组邓干事表态说,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去当“农民”。下午宣布名单才知道,让他去当“农民”,就是分配到公社办公室当资料员。

迷糊之际,曾明听见门口有人喊他,边喊边推门进来。是顶头上司邓文华。十年前通知他到东水公社当“农民”的政工干事就是邓文华。曾明到东水公社当了两个月资料员就被县革委会借调上来,后来两人都安排到政工组下边的报道组。两人在报道组混熟成为知己后,邓文华告诉他,当初派他下公社锻炼,就是看中他的写作能力,但又对“文革”分配来的大学生不放心,先下去锻炼考察再考虑是否调上县革委会当写手。那时候县革委会非常重视写作,尤其对外宣传,报道组高峰期就有上十个人,能上南方日报头版就当大事来庆祝。

曾明一骨碌从床上弹起身子,见邓文华捧着两个报纸角和一小瓶贝墩烧,嬉眉笑脸兴冲冲走了进来。“我在对面楼上就看见你房间灯亮着,想你在房子里又要写什么。来来来,是得好好庆祝一下,祝贺你当上县委书记的大秘书。”曾明的情绪一下子被挑了起来,也不客气地接过两个小纸角,把里边的喷香油炒花生米倒在小茶碟上。这种精制的五香花生,称得上是和平县土特产,崩脆爽口,细细咀嚼,满嘴留香,经过多道工序秘制。用报纸折成小小的纸角装着,一小袋卖一毛钱,两袋全倒在碟子上也不过百把十粒,贵得离谱。嚼上三两粒,再呷上半口四十二度的贝墩烧,那可是机关干部难得的极品享受。

邓文华有点醉意嘻嘻哈哈说:“曾明,雷书记派到我们和平县当书记是临危受命,你当上雷书记秘书也算得上受命临危了。雷书记被地委副书记批得狗血淋头,你写的简报成了反面教材,你真是一个绝妙的人才,三生有幸的反面教员呀!”杯酒下肚,邓文华就没大没小地扯起调皮话来。

“其实,是人都有两面,谁不曾当过反面教员啊。”曾明也有了些酒兴,应和着说。停了会又情不自禁地说:“基督教里耶稣讲过,每个人都是罪人,有负罪感,就看你怎么救赎。”

邓文华举起酒杯嚷道:“我可不是基督徒,不懂得什么负罪感不负罪感。还记得咱俩合作写的省报头版头条新闻吗?那可是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曾明往嘴上丢了两粒花生,也举杯对饮道:“怎不记得?《应用革命理论和方法搞好调查研究》,大标题至今还在我脑海熠熠闪光哩!”

两位难兄难弟对笑着,目光中有些苦涩,传递着“四人帮”时期难言的隐痛与尴尬。那是曾明调入报道组后与邓文华下到大坝公社采访,向办公室问了几个数据,就开始闭门造车,由曾明执笔,导语空空洞洞用大道理写上:“和平县大坝公社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关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的教导,在调查研究中,注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了基层各项工作的落实。”

通篇报道连一个具体的数据也没派上用场,只提到原公社党委到一个较后进的坪溪大队作过调查,由于只是跑跑看看,得出“日照短,自然条件差,落后面貌难以改变”的错误结论。“公社革委会成立后,主要领导成员到这个大队蹲点,坚持深入群众,同贫下中农一起调查这个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了解到后进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日照短,自然条件差’,而是资本主义倾向严重。问题弄清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通过狠批资本主义倾向,这个大队后进面貌很快就有了改变。”

报道的最后结论是:“历史的经验使大家进一步懂得:搞不搞调查研究,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采取什么立场、观点,用什么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也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如果不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研究就会滑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篇足以称得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空对空、先入为主找观点套例子的虚假报道,曾明至今仍能倒背如流,因为它的影响太大,革委会发文全县各公社各单位认真学习,自觉对照检查,做到活学活用。“这真是一篇狗屁报道,虚假透顶!”背诵完他们共同完成的这篇杰作后,曾明把杯子往桌面狠狠一顿骂道。邓文华也气得不轻:“可是我们当时不这么写,报道组完成不了见报任务,咱俩在报道组就站不住脚!就得滚蛋!”曾明应和道:“那是!那是!看来,我们都成了‘四人帮’的舆论工具!都应该死有余辜,枪毙一百次都不过分!”停了会想起什么,又说:“我活得没你潇洒,不知怎的,每每想到这一层,我内心就充满着负罪感,总感到我是历史的罪人……”

邓文华这阵子被门缝夹进来的冷风一吹,反倒清醒许多,又回到现实中间。“也不能这么说,曾明,责任不在我们,这不是我们的错,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曾明似乎若有所思,望着窗外发怔,久久才吐出一句:“我想不明白,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有些领导还在讲老话,按老框框办事,根本没有执行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好比地委孟副书记,照搬照套上边文件精神,刹单干风刹上了瘾,一点也不从实际出发,不愿意听听群众呼声,还点着雷书记鼻子骂……”

窗外远处似乎有人喊“老邓”,曾明耳朵尖,对邓文华说:“是素珍叫你。”邓文华嘟哝着说:“别睬她,晚一点回家都不行。真个马列主义老太太!”曾明犹豫了一下问:“不知她那边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邓文华嘟哝着说:“管她这么多干吗呢。”不过他还是起身走了,走前又回过头来,用深情鼓励的眼光真诚地对曾明说:“好好干,要懂得珍惜自己,保护自己。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得跟书记出发呢。”

说完邓文华就消失在县委大院的夜幕中。

第三章  唇枪舌战

一大清早,公社书记们就在县招待所三下五除二扒完清汤寡水的早餐,抢先到县委大院常委会议室开会。最早到会的当然还是县长刘大海。他穿一身褪色军装,两手叉腰,站在楼梯口,笑眯眯看着赴会的部门领导和公社书记鱼贯而入,不动声色审视着每一个人的心态。等姗姗来迟的县委县政府两套班子都到齐了,雷庄也从会议室隔壁的住房兼工作间出来了,坐到会议室长条桌横排的中间位置,刘大海也到雷庄对面留给他的空位上坐下。

书记县长一落座,交头接耳开小会的嗡嗡声嘎然而止。

“大家坐好,现在我宣布开会。”主持会议的刘县长首先开口。他讲话喜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从不拐弯抹角。“这两三个月,各位都辛辛苦苦,废寝忘餐下去刹单干风,工作没少做,效果并不见好,一千多个机关干部下去刹单干,越刹单干越泛滥,越刹单干越多。同志们!”刘大海用食指敲着桌面,提高嗓门喊道:“同志们呀,路教办统计现在全县有一半——我看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生产队,都分田到户搞单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堤就要崩塌,你白天纠,他晚上分,你上夜纠,他下夜分,一夜回到解放前!”

说着,刘大海从座位上站起来,围着长桌四周走着,望了一眼雷庄继续说:“前两天,地委召开县委书记汇报会,我们县被重点点名批评,当了孙子啦!我们再不下狠心刹单干,大家都会犯大错误。现在,请雷庄书记给大家做会议传达。”

雷庄心平气和开了腔:“不错,刘县长讲我们县受到地委点名批评,我是县委书记,责任由我负。”雷庄拿眼扫视了一下会场,沉思了一会才说:“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为啥分田到户风刹不住,是我们工作没做到家,还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邓文华、曾明同志这两天下去做调查,听说彭寨公社寨下大队有个姓叶的老贫农,找干部告状反对分田到户,我们就特地走访了他。他全家四口人,都是劳动力,几年结余应得款六百多块。起初他想不通,一搞分田到户,他的应得款不就打水漂了?后来外出打工的儿子回来对他说,老爸,如今生产队是‘超支超上天,应得得个圈’,你应得再多,过几年那怕上千块,拿不到有啥用?人家劳力弱的超支户都敢搞单干,我们劳力强的还怕搞不过他?就算那六百块不要了,从头来过!所以,现在我这个应得户也赞成包产到户啦。”

雷庄缓了口气,看了看大伙反应,接着说:“我又走访了几家超支户,都说我超支是被队里拖死的,队里打大捞,不出勤不行,出勤又没有多少事做,工分又不能多拿。大家讲‘五生五死’,出勤喊生喊死,出门等生等死,做工挨生挨死,收工抢先抢死,结果嘛,饿得半生半死。如今出勤时间自己安排,朝去晚回全家出力,做自家事精打又细算,再困难也会想法子解决,还怕做不到吃?”

雷庄话不多,也没讲啥大道理,大家听了很信服,会场立即交头接耳骚动起来。在后排做着记录的曾明,用手肘碰了下旁边的邓文华:“邓主任你看,大伙积极性可高哩。”邓文华探前身子说:“不过还有些公社书记闷头不发声,有顾虑,怕负责任,怕丢乌纱帽。”

雷庄止住了讲话,见会场窃窃私语,索性放开让大家议论,借故解手溜了。

“静静,静一静!”刘大海见状站起身子,双手巴掌伸开往下压了压。“请注意,现在是县委开会,传达省地委刹单干风的精神,我们县捡了条猪尾巴,连雷书记都被地委孟副书记点着鼻子批了,大家还好意思笑!”说着又双手叉腰走了几步,突然停住,大声喝斥道:“笑什么?笑什么!到时候脑袋瓜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看你乌纱帽还要不要?还戴不戴!单干风刮得这么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推倒公有制,推倒社会主义江山!既然社会主义江山被推倒了,一夜回到解放前,还要我们这些公社书记干什么?同志们呀同志们!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提醒大家,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我们更要学习和领会好毛主席的教导,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立场观点错了,就会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会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这就好比县委报道组前两年写的一篇报道……”

曾明听了这话忽然睁大了双眼,跟同样惊愕的邓文华直面相觑。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刘县长会把他俩写的虚假报道此刻搬到会场来,当成了正面教材。再侧眼一看,雷庄书记正在走廊踱着步,任凭刘大海呲牙咧齿,滔滔不绝。曾明有些失控,连忙径自走出门外,拉着雷庄的手:“雷书记,你听、你听——刘县长说什么啦……”曾明情急之下,想说什么,却表白不清楚。雷庄摆摆手,意思是让县长讲。好一阵,雷庄才平静地回到座位上。

“我很赞同刘县长刚才讲的意见,我们要学会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这场分田到户风的实际情况。我们要讲就讲实在的,不要光讲重要性必要性,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光喊刹不住单干不准回来没有用,‘追究政治责任’也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是的,地委开会时我就表过态,如果省地委要追究责任,我来承担;要枪毙,我来顶第一枪!”

会场顿时寂静下来。雷庄呷了口茶,清了清嗓门,稳了稳情绪,继续说:“说句心里话,我还没到和平县工作,地直机关就有流言蜚语,说雷庄你官瘾那么大,就连我当过县委宣传部长的家属,也坚决反对我去,说你县委书记还没当够吗?我在河源工作十七年,同个地区两个相邻的县,不来和平也知道这里困难,但没想到和平这么穷。解放二十八年来,粮食生产、农村集体分配的人均口粮和人均收入,总的呈逐年下降趋势,合作化搞了二十多年,还没有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且越搞越穷,最终被省地委认定‘特殊困难地区’。”雷庄讲话的声音由于激动而有些发颤,越讲越沉越慢:“当组织上决定我到和平工作,我半点价钱也没讲,和平是革命老区,东江纵队在这里出生入死,多少革命先烈为之浴血奋斗,面对他们我苦点没意见,我虽已年过半百,我对地委领导表了态,说只要工作需要我留在和平,我就干到什么时候!不过我提了三条要求:一要给自主权,你既然相信我去,就不要搞到我当傀儡,上边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这样的书记当怕了,允许我结合实际;二是地委领导不要这么急,我没那个本事,也不是那个料子;三是我下去碰到什么困难,回来汇报,要听,要指点,不要推托没人听。当然,有钱有粮要支持我!”

说到这里,雷庄眼眶里溢出了泪花。会场上下寂静一片。“雷书记这些心里话,从来没跟谁说过。”邓文华激动地对曾明耳语。曾明也嘘声回应:“真没想到雷书记压力这么大。”曾明看看坐在雷庄对面的县长刘大海,脸上似乎有些挂不住,方才志在必得、想刹刹雷庄威严的傲气,霎时化作乌有。更多在场的与会者脸上洋溢着关注之情,倾诉着对雷庄人格高尚的评断。

“分田到户风为啥刹不住?全县扭单干风的拉锯战为啥持续一年多?而且越刹越扭越厉害?是群众的问题还是我们干部的问题?”雷庄心气平和坦荡地接着说。“群众的想法比较简单,也比较直观,能吃饱肚子的政策就是好政策,群众能接受的办法就是好办法!群众要求解决吃饱肚子有什么错?‘肚子有饱,形势就好’,‘过去千好万好肚子吃不饱最不好,如今千复杂万复杂肚子能吃饱最不复杂’,听听群众是怎么讲的吧!可是三中全会后我们整天讲解放思想,整天讲群众路线,但真正的群众意见我们听不进去,用我们的框框套群众。什么一夜回到解放前?解放前是给地主富农打长工,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己当家做主,比得了吗?我认为,真正搞单干同大包干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建议下去的同志和公社干部一块,不要硬扭,不要刹气太重,要讲因势利导,把工作重心转到分田单干为啥刹不住的调查研究上,群众冲出来的办法肯定是不完全的,我们也不要求全责备,下去顺着民意摸,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好不好?”

会场里响起一片拉长嗓音的“好”声。常委和副县长大多都赞同这个办法。刘大海身为一县之长,在这种场合自是感到十分尴尬,内心觉得雷庄说的不无道理,可自己又不能说软话,有失县长尊严。正在犹豫会议结束时主持人不知该怎个表态,县公安局两位同志的到来救了他的驾。邓文华问明来由后请示雷庄说:“雷书记,公安局陈日润局长和刑侦队副队长谭素珍找你和县长汇报紧急情况,是否带他们到你房间等你?”雷庄对刘大海说:“刘县长,要不你先去听,我随后就到?”刘大海自是满口答应,骑驴下坡,天助我也。继续留下做会议记录的曾明,已经有些心不在焉,眼睛老往书记房间瞄,想及早知道公安局汇报案情的进展。

在隔壁雷庄房间里,陈日润局长让谭素珍先谈。几个人彼此都熟识,就避免多余的套话。刘县长已经知道案件的大体经过。邓文华在一旁斟茶递水。谭素珍打开笔记本,照本宣科说:“死者叫莫谷淡,是和平中学初中三年级复习班学生,十六岁。1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而办案。”陈日润连忙说:“县长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传达你的重要指示。”

谭素珍继续汇报:“尸体是34号,也就是大前天,在离县城35公里的林寨公社江河滩上发现的。当天全县下了一场大暴雨,半天下了60多毫米。可以肯定,尸体是从上游县城的方向冲下来的。发现女尸的河滩肯定不是第一现场。现在疑点较多。首先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具体不用汇报得太详细。”刘大海有些不耐烦打断谭素珍。谭素珍已经从县长脸上的表情,读出他对具体案情不怎么感兴趣。“说吧,你们对县委县政府有什么要求?”陈日润立即说,“我们想向全县各公社发个通报,请各方提供线索。”刘大海立即拍板:“可以。”他的心思还在隔壁与会者争着发言的热闹场面上。正想抽身回去,人群已从会议室潮水般涌出。

刘大海看看表,会议早就过了结束的时间了,自己想讲话也插不上手,公开跟雷庄单挑更不是办法。想了想也就算了,来日方长啊。汇报草草收场,刘大海叫住邓文华和谭素珍,以责备口气关切地问:“文华,素珍,你们俩最近关系好点了吧?”邓文华吱唔着回答:“总会往好的方面发展吧。”谭素珍瞪了邓文华一眼:“少去看女人的小腿就不错了。”刘大海拉拉邓文华的手臂,一副十分关心的样子:“可得注意影响啊?”

第四章  大院深处

已经到了上班时间,县委大院却很少有人走动,似乎一下子没了生气,显得过于寂静而不可思议。大榕树下,办公房间回廊前,三三五五聚集着人群,彼此都不讲话,目光聚焦一个地方:行政办。曾明的办公房间离行政办不远,也陆续进来几个熟人,窗口门边都拉开一道小缝隙,看得见行政办的门紧闭着。大家的欲望是一样的,只等行政办门一开,就会像出膛的子弹把自己射出,争取最短时间挤进去。一个月就等这么一天!

刘大海此刻出现在院子里,往廊子里来回走走,边走边大声嚷嚷:“都别急,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工资也会有的,都别急,别乱套啊。”也不晓得他对谁讲,但谁都晓得他在嚷什么,多少也感受到一县之长作为衣食父母的关切。有人喊:“县长,三个月的单据都没报销哪。”刘大海还在边走边说:“知道,都知道。大家有困难,家里缺钱缺粮,揭不开锅,知道,知道!”又听县长在吹风:“快了,现在改革开放搞大包干,只要把单干风刹下去,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话音未落,院子里嗡的一声乱了阵脚,刚打开门的行政办成了百米赛跑的冲刺目标,连刘大海也被撞得打了个趔趄。刘大海并不觉得尴尬,喃喃地弹了下衣冠继续嚷嚷:“手中无粮心发慌啊,手中无粮心发慌……”顿时狭小的行政办公室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刘大海正了正身,摇着头叹息了下,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留落在曾明房间的几个男女,动作迟了半拍,抢不到头啖汤,干脆就留下扯起淡来。有的说,“按照雷书记现在的抓法,我们和平还是有希望的。”有的说,“群众怎么说的,你讲明天就是社会主义,可我今晚揭不开锅怎么办?家里断粮了,我老婆明天就要带小孩,上来我这儿吃大户,我那儿去搞粮票呀!”有的提议,“干脆明天想法子去批两斤猪肉,大伙儿‘打斗四’,焖锅酿豆腐吃,撑饱了再去饿死,那天饿死那天算!”曾明就忙着给大伙沏茶,是上好的大叶青,味道独特,有靓茶喝这些同事更不想走了。

话题一下子就转到莫谷淡的命案上。

这个说:“听说现在公安局发现的是叫什么第二现场,第一现场在哪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破案呀?”那个说:“第一现场肯定在县城方向,也不会在县城,县城人多眼杂,抛尸河中肯定有人看见。”有的推断:“听公安局的人讲,最难判断的是案发时间。据法医介绍,林寨河滩边的女尸用手戳下去,皮肤还有弹性,没有腐烂特征,案发时间应该是发现尸体的几天之内。”马上有人反驳:“不对,这女孩失踪当天晚上就被害了,尸体解剖结果,胃部残留有芥菜和南瓜,莫谷淡当晚吃的就是这两样菜。听法医讲,被害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原因是她七点吃晚饭,两个小时内胃部还有未消化的残菜,四个小时后就会全部消化。”

女打字员小温晃着脑瓜说:“那不是有两个死亡时间了。一个是在河滩发现女尸的前几天,也就是3月初或2月底;一个是在失踪当晚,就是130号晚上。相隔一个月上下,到底听谁的呀?”小温吐了吐舌头又装模作样说:“听说还有更离谱的,女孩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谁也说不清,结论也下不了。一根小小的绵纱带绑在脖子上就叫他杀?她不可以自己绑上去呀?别人去绑她不反抗吗?莫名其妙!”

曾明抿着嘴听,他不插话,不断给大伙添茶,尽心做着东道主的工作。小温就转过身来问曾明:“曾秘书,你见多识广,你说说,是自杀还是他杀?”曾明很干脆回了一句:“肯定是他杀。百分之百他杀。”小温挪近身子半撒娇半认真般又问:“那,案发时间呢?”曾明想了想才回答:“恐怕还真不好说,也有这种可能,如果在河滩发现尸体前两天,莫谷淡也吃同样的芥菜南瓜呢?”

曾明本来要赶写一份跟随雷庄下去调查的情况综合,听了大伙议论,他也变得思想分散起来,大伙走后仍定不下神来抓笔。这段时间跟雷书记下去调查收获很大,听说过几天地委书记杜瑞芝要来检查大包干进展情况,资料工作的准备就显得格外重要。他向行政办方向瞄上一眼,那儿人山人海,争着领当月工资,运气好的还能报销身上的出差单据。曾明当然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去冲锋陷阵,他毕竟是领导身边的人,说不定哪天下班后行政办的老彭碰见他,还会主动把他叫去开小灶报账呢。不过,经过这么一阵子折腾,他清洗完茶杯后无心在稿纸上恋战,又躺回到床上胡思乱想,不由就想到老家人多田少穷得叮当响,偌大一个山区公社被谑称为“水上公社”——早晚两顿稀粥鲜得“一吹三条浪,一喝三条巷”,常年到晚喝着稀粥加上番薯角、番薯丝饥肠辘辘艰难过日子。

曾明老家鹤市公社在龙川县最南端,他分配和平工作后常常借下乡采访之名,从东水公社搭机篷客船沿东江南下,途经龙川县城老隆转搭班车,偷偷回家乡关照亲人生活。鹤市人煲稀饭用大铁锅,头一趟鲜粥水汤掏来喂猪,第二回熬的粥水才是全家人的饭。妇娘们饭后出勤,都忍着不敢拉尿,一拉婆罗一声几碗下肚稀粥全都泡汤了。小孩不听话遭大人打,哭得怎么都止不住,只要说一声“今晚煲餐饭给你吃”,那怕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都止住不再哭闹。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干饭,对鹤市人几乎是异想天开。老家的女人全都是水桶腰,“水上公社”喝粥撑的。有一回,曾明问活泼好动的打字员:“温妹,你那么漂亮,想要水桶腰,还是黄蜂腰呀?”小温没听明白,想了想就去追打曾明,扭着腰肢说:“你使坏,我不要水桶腰,我要黄蜂腰……”,弄得在场难得跟她开玩笑的邓文华和曾明都乐不可支跳起来。

可曾明很少跟同事和外人谈起他老家,从来不提他的父亲和兄长。那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常常让他喘不过气来。他觉得自己生活的另一面是阴暗的,见不得阳光,做人没有底气,在政治生涯上让他振作不起来。他一直认为,自己这样的家庭不适合从政,更不适合做官,兄弟姐妹流离天南海北,就只有他一个人阴差阳错地踏入仕途。雷庄到任后,县委讨论提拔他当县委新闻秘书,他除了激动和高兴,还伴随着惊悸和恐慌。他记得父亲留给他的圣经书上有过这样的话:“人活在世上,得失是轮回的,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你也不会什么都失去,当你得到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当你失去的时候则意味着你将得到。”

曾明不记得原话,大概意思是这样。那么,他今天得到重量级的书记秘书头衔,意味着下来将失去什么呢?他已经失去了素珍,失去了爱,已经得到了上天的惩罚,没了真正的家,恋人成了别人的老婆,而且邓文华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天天相处在一起,还有什么伤痛比戳到内心深处更让他难受的呢?他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调整和修复自己,总算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同邓文华的关系处得还可以,但内心深层的隔膜从来就没有被表面的融洽消蚀过。他说自己写过错误文章,当过反面教员,或许命运的戏弄和安排,他这个反面教员还得当下去呢,而且还不知道当到什么程度……

在曾明看来,邓文华并不是个强者,他的写作能力比自己弱自是不在话下。邓文华也不是很能思考很有魄力的中层干部。可他没有很多棱角,他的长处是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这反倒适合当县委办副主任这个角色,而自己最大的弱点就是人际关系差,只靠笔头尖能写点东西过日子。曾明从来不喜欢在领导之间游走,不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总是埋头做记录整理笔记资料,把精力用在字里行间的思考与升华,扮演着秘书这个深度开动脑筋的角色。因为有邓文华在,自己的那些弱点和毛病都被包容或隐匿起来了。所以他反过来只有感激邓文华。邓文华从来就没有什么坏心术,没有花花肠子。

曾明如今想起来,得失观现在也适合邓文华。他跟谭素珍的结合,讨了一个学政法系的大学生老婆,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僵,动不动就翻脸,吵架成了家常便饭,他的岳母也就是素珍的妈一气之下,把四岁的女儿带回老家汕头去了。邓文华得到曾明失去的,本来应该很美满才是,可实际上,邓文华不是也正在失去,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么?再往下一想,那怕谭素珍也逃不过得失观的惩罚,她最终嫁给邓文华,有了大树的旁靠,大学时入不了团的她一下子入了党,还调到政工组宣传组当了理论教员,再后公安部门缺人手,因她学的专业顺理成章进了公安局,被雷庄重用当了刑侦队副队长。她失去了曾明,不知是祸是福,反正她如今得到的更多,她正在以认真出色的工作回报命运对她的眷顾。

得失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辩证法与得失观是两码子事。曾明又想到,最热衷讲辩证法的,当然是县长刘大海了,他在部队搞政工出身,是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他的本份。“文革”期间,他有时也会心血来潮下县来写点什么经验材料,可他从来不自己动笔,而是把跟班调查的几个写手或随从,叫到小会议室整齐划一坐好,不准讲话喧哗,不准交头接耳,甚至不许走动,连喝茶也不能把杯子弄出响声。总之,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以免影响他这个军中大笔手的思维。宣布开始写稿了,他在会议室边沉思边走动,念一句秘书就铺开稿纸记一句,连标点符号也由他念出,绝无重复,出口成章。随后就由跟班人员抄正发出去。

刘大海转业到和平县先是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政工这条线,他就是靠讲辩证法上来的,后来当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原先的县委书记是外来干部,大概工作没有很大的起色因祸得福调去深圳,外地干部都不安心在这个九连山的大山沟工作,不管是平调还是提拔,那怕是降半级调往惠州深圳,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那种急于离开,生怕一过夜就走不了的焦虑心态,就像曾明在军垦农场最后分配宣布名单后,要他和上十个同学先走一步到洞庭湖码头帮华侨学生搬运行李的心情,连头都不敢回过来再望一眼熟悉的茅草棚,生怕转过身来就再也走不成那样。老书记一经调离,刘大海按理就应该顺理成章再上一个台阶,轮也轮到他当书记了。可雷庄赴任的通知一下,刘大海就知道自己没戏了,被断了后路。这种情形曾明不是傻瓜,当然看得一清二楚。刘大海出于本能,很快成了雷庄的天生对立面。雷庄是地委派来的,又当过河源县委书记,说得上是双料书记了,刘大海能跟他正面作梗吗?于是这个县长就从具体工作部署安排上找岔子,抗衡着雷庄抓工作一竿子插到底的气魄,使他不那么得心应手。好比雷庄在大包干问题上挨了地委领导一顿批,回来传达时刘大海就想出点雷庄的洋相,让书记也难堪一回。

其实,曾明揣摸刘大海的心思,看他开会讲话的言辞,分析刘大海在内心并不怎么真正反对雷庄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民以食为天,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特殊困难县”,不以解决群众吃饭问题为己任还要你来干什么?他在会上坚持要刹单干风,其实同雷庄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矛盾,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精于研究辩证法的他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他只是想借上边刹单干风的文件精神,给雷庄出道难题。刘大海那里会想到,雷庄在关键时刻不跟他争辩,而是把自己临危受命的复杂心态,把自己对地委提的合情合理要求全都和盘托出,争得与会者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一下子从最重要的方面击溃了刘大海的心理防线,几乎使他下不了台。他不得不信服这位双料的县委书记,相信他在地委领导谈话时发过的“只要群众吃得饱,宁可丢掉乌纱帽”、“要枪毙我来顶第一枪”的铮铮誓言。

曾明就这么胡乱地想着。看看墙上挂钟,该回家吃午饭了。经过小巷的时候,他不由朝莫谷淡的家紧紧张张用眼角瞄上一眼。莫谷淡一家与他家住在同一条街巷。阿芳已经把饭菜做好,她今天上午不上班,中午才去卖电影票。吃饭时,阿芳问:“莫谷淡的案子有进展么?”曾明闷头扒饭,含糊地说了句:“不清楚。”阿芳叹口气说:“你应该多关心,这么好的女孩死于非命。”曾明抬头望了阿芳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我能不关心吗?”女儿小晖摇着曾明的手,哭着喊:“爸爸,我好想莫阿姨……”曾明就抱起女儿,不禁脸上淌出了簌簌热泪。

第五章  不批结婚

县委办给正在源公社调查的雷庄打了个电话,说地委书记杜瑞芝比原定计划提前到和平县调研,请雷书记速回。浰源公社地处九连山心脏地带,山高皇帝远,从热水公社回来的公路被塌方堵塞,绕道江西路程又太远,雷庄决定从坪溪方向的茫茫大山操近路步行返回。一路都是崇山峻岭,林木繁茂,山路崎岖,仿佛到了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

雷庄、邓文华、曾明三人兴致勃勃边走边聊。邓文华扯起话题说:“雷书记,历史上这儿曾叫浰头国。池仲容率领农民起义军占山为王,‘浰头国’旗号举了二十多年。噢,曾明,你前几年不是执笔给省报写过大半版文章,配合批林批孔,批判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吗?”

曾明听邓文华这一说,挑起得意劲儿,也不客气说:“这篇文章是以浰源公社贫下中农理论组名义写的。王阳明是明朝中期的大诗人,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他之前明王朝就曾两次调集大批官兵清剿浰头国,结果都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能同明王朝周旋这么久,根本问题是皇族、官僚和大地主疯狂并吞和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土地问题成了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浰头国就这样揭竿而起,他们不仅‘捉河源县之主簿,掳南安府之奸豪,绑龙南县之县官,戮信丰所之千户’,而且在九连深山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屯兵耕田,开荒垦种,起义军队伍高潮时发展到数千近万人。”

曾明对自己写过的文章总能倒背如流,喘了口气又说:“王阳明当时是右副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带兵二、三万,行程近半年,才来到九连山下。这家伙深知九连山易守难攻,使用‘抚剿之道’的两面手法,时经一年半才以龙川‘贼头’名义把池仲容骗下山,一举屠灭。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王阳明把当时江西龙南、定南的一部分,龙川和河源靠近江西的大部分,划出来设立县治,定名和平,以纪念平定池仲容的‘浰头国’,县城后来就叫阳明镇。”

雷庄虽然年过半百,走起山路来腰不弯气不喘,听曾明这一说,不由用手遮阳放眼层峰叠嶂的大好河山,目睹这历史上曾经被造反农民风起云涌建立过的“浰头国”,禁不住大喊一声:“九连山真是个好地方!”然后回过头来对曾明说:“小曾呀,你也别为写过这篇大文章太过陶醉,高兴过头了!文章当年我拜读过,什么‘浰源公社贫下中农理论组’,贫下中农能写出这样文皱皱的文章吗?还有什么‘致良知’,什么‘破心中贼’,什么‘明天理,灭人欲’,四处旁征博引,农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一读就知道是假文章,宣扬的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刽子手哲学,借批林批孔为名大造反革命夺权的舆论。说到这里,我可要批评你啦!当然,写成这样的文章不容易,责任也不全在你,已经翻开的历史一页,我们就不去再加评论,但我们确实应该总结点历史教训。”

曾明想不到书记会给他当头一棒,浇了一盆冷水,张开大口说不出话。他想解释一下,用浰源公社贫下中农理论组署名不是他的本意,是上头这么定的,可雷庄并没有给他辩解洗白的机会,继续说:“不过,你这篇文章说出一个道理我是赞同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今农民为什么想分田单干,把土地重新占为已有,说白了就是给打大捞搞怕了,搞穷了。我们坚持搞大包干,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讲到底就是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那天刘县长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大包干出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的精髓是什么?实质就是群众路线,就是群众诉求、群众观念,而不是照搬照套上边红头文件。凡是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都坚持所有制不能动,责任制可灵活,但不能硬来,同农民对着干,只能因势利导,哪怕有的农民搞分田单干搞过头了,也不要急于求全责备,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帮他们提高,使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事物逐步完善。对不对,曾明?”

雷庄的话,字字肌理,锤锤到肉,令邓文华和曾明不得不折服。曾明不由激动地喊出一句:“雷书记,看来我又当了一回反面教员了!”邓文华脱口而出:“看来反面教员你还没当够,还得再当下去哩。”曾明心里不由被邓文华无意说出的话深深刺痛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无以表白。一行人沿着山旮旯往下走,听见溪水咚咚,水轮车在依呀作响,湿润的空气随之扑面而来。邓文华朝前一指:“到土纸厂了。”只见在两三个棚子里,十几个人配合有序地紧张分工劳作,有正在用筛子捞起纸浆揹纸的,有在烤房烘干纸片的,有在水轮车下边用水力踏纸浆的,还有外勤砍竹嫲扛回来的。

雷庄就跟大伙聊起来,从竹嫲来源、土纸分类、收购价格,到销路利润,一一问个清楚,曾明就跟在书记后边认真做着笔记,不放过任何一个小数据。纸厂小憩重新上路后,雷庄若有所思问邓文华曾明:“你们说,和平到底是穷,还是富?”邓文华不假思索抢先回话:“当然是穷啦,全县年人均309斤口粮,年均分配50块,不穷有鬼!不然,叫什么‘特殊困难地区’呀?”曾明想了想才回答:“又穷又不穷。”雷庄问:“此话怎讲?”曾明机灵地说:“穷在田里,富在山上,对不对?”雷庄笑道:“还是你小子聪明。脑筋转得快。”

快到大坝公社,来到半路岔道口茶亭,不时有松香、桐油的挑夫经过,讨碗清泉喝,雷庄就又跟他们聊起来,都是问生产情况,对政策的意见。喝了茶付了钱又重新上路,雷庄说:“曾明说得对,又穷又不穷,穷在田里,富在山上。全县36万人口,24万亩耕地,人均6分多,比人家潮汕3分田好多了,可我们搞不到吃,1975年粮食总产154万担,人均口粮300多斤,集体分配的人均收入,197638元,1974年是丰收年,也不过50元上下。合作化搞了20多年,还没有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且越搞越穷。你们想想,菜园不烂猪进得?根本问题还在制度上!所以我们通过大包干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想法子来补菜园篱笆的窟窿,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田里的东西搞得再好,也富不起来呀!”

“雷书记,你心中有一本大账,对和平山山水水了解那么透彻。”邓文华感动地说了句。

“我又查过资料,”雷庄兴致勃勃说下去,“这些年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连一担肥往哪儿挑都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群众搞活经济的积极性都给‘一批二打’运动弄没了,山区传统产品急遽下降。全县松香年产由3000吨下降到2000吨再到800吨,毛竹19581959年年产60万条,现只有2030万条,28万亩竹山由于缺乏管理迅速锐减,只剩15万亩;土纸最高年份可产2.5万担,1970年下降至9000担,1972年恢复至1.6万担;茶叶2.5万亩,产茶5000担,比丰产年1万多担下降了50%;油茶7万多亩,香菇40005000担。”

雷庄这些数据边下山边说,全都信口而出,令曾明十分震惊。

“雷书记,这么多数据,你怎么记呀?”

“不是记,而是装,装在脑瓜,装在心里。”雷庄更正说:“当好一个县委书记,这些基本数据一定得倒背如流,一问就能拿得出来。”

曾明嚼嚼舌头:“我真是服了你啦,雷书记!”

邓文华说:“等你问到再来查,黄花菜都凉了,天都亮了哪。”

雷庄兴奋地嚷道:“所以说,和平希望在山,致富在山,关键要落实山林责任制,搞活山区多种经营,使传统产品产量逐渐回到历史最高水平,有些还要翻番。下来我们就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一步步来。”

回到县委大院,天已擦黑,刘大海在传达室门口迎候他们。

“老雷,杜书记不等你从浰源回来就先行下去,到点上看看,看完再听汇报,叫我们准备一下。”随后又关切地补了句:“没吃晚饭吧?要不找个地方?”

“不啦,曾明有家回去吃,我到邓主任家蹭上一口。”

刘大海说声“也好”,就各自散去。

谭素珍见书记要来蹭饭吃,高兴得连忙拿出平时准备好舍不得吃的卤五花肉,炒了两个小菜,又从醋缸里夹出两条酸萝卜,切好加辣椒炒,算是机关干部家里丰盛的餐肴。素珍的妈是侨眷,靠外汇养家糊口,侨汇证可买粮油豆,还配猪肉,小日子并不寒碜。饭吃得差不多了,谭素珍说:“书记,你难得来一回我们家,我正好要向你汇报莫谷淡案,你有时间听吗?”雷庄说:“再忙也得听,这也是我们的份内事啊。”

谭素珍对雷庄一直有着很好的印象,认为雷书记是她的恩人。在她看来,雷庄实实在在,不做表面文章,不像县长刘大海那么圆滑,那么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当初拆散她和曾明,以组织名义不同意他俩结婚的,就是分管政工组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大海。他和曾明本来念大学就是“文革”中患难的一对,到了被抛弃到比长江水面还低、被周总理宣布为长江洪水泄洪区的军垦劳改场炼狱,恋人关系从来也没有否定过,分配时国家对当届毕业生放宽政策,允许有恋爱关系的同学分配到同一个县,方便他们结婚成家走向新的生活。这是对他们“文革”最后一届的照顾,或许是对他们学校被横空抢夺成了高等学府孤儿的一次补偿。而此前已有好几届学生分配到海南与雷州半岛,怕异地分开隔海张望成了新时期的牛郎织女,纷纷在分配前仓促登记结婚,谁都怕被天涯海角拆散。

谭素珍是过于相信不再捧打鸳鸯的政策了,所以她同曾明分配到了和平县后,并没有马上把婚期摆上议事日程。也可以说是忙,大家都想把开初的工作先打好基础。谭素珍当时被分配到和平中学当语文老师,从高二教起当班主任跟班直到高中毕业。她当然很珍惜这份工。曾明告诉她自己被安排当“农民”分配到全县最边远的东水公社当资料员时,她俩就猜知两个人分配地点隔那么远,只不过是政工组的一个遮人耳目的幌子,表明曾明只是去锻炼考验,很快就会调上县革委会当写手。果不其然,曾明挑着二三十斤行李坐班车到林寨,又从林寨跋涉四十多里山路,到东水当资料员屁股还没坐热,就在全县七个下到公社考核的大学生中头一个借用上来,不久就正式安排到县革委会报道组,两人就觉得更不用急于登记结婚了。当然也可以从另一层面解释,两人从大学谈恋爱直到和平工作,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关系,感情还谈不上很深,尤其是素珍她妈,对潮汕女儿跟客家人结婚一直有看法,毕竟是“文革”中的匆忙结合,情缘尚未升华到难分难舍的地步。

聚少离多的生活,若即若离的情感,终于使刘大海捧打鸳鸯梦幻成真。那是他们来到和平工作两年后,觉得年纪都二十六七不算小了,彼此终于商定,写报告给组织上申请结婚。县革委会政工组长决定网开一面,刘大海知道后立即出手干预,明确表态“不同意”。谈话的时候,曾明直通通地问刘大海,干吗不同意他俩结婚?刘大海站起身子在办公室得意地走了两个来回对角线,曾明双眼盯着刘大海褪色军装游来游去,莫名地等待领导说出理由。刘大海终于不紧不慢不阴不阳开了腔:“谭素珍社关有问题。”曾明一下子炸懵了:“刘主任,我的社关问题不是更大吗?老家有双料反——”,刘大海回过头来立即打断曾明的话:“可你已经是在政工组工作啦。”

曾明一下子像被折断翅膀的鸟儿瘫坐在凳子上。他不明白组织上为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一直认为,在那批一块分配来的同届学生中,自己的社关问题最大,先是父亲的问题压得他喘不过气,做人做事都觉得低人一等,自觉不自觉地扭曲自己,后来哥哥曾浩又从西安押送回来监督劳动改造,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畏畏瑟瑟遇事抬不起头来,连放屁都不敢大声,唱歌不敢舒展歌喉,不会打牌,不会交际,不会跳舞,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争辩,人家是清清白白做人,他是委曲求全偷生。或许是基督教的得失观青睐于他,照亮自己羸弱受歧视的心灵,所以他才有今天的出头之日。但他相信一条天地万物不变的定律,升得越高,跌得越惨。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也想象不出自己会是什么时候,又以什么方式从高处轰然摔下来,以致摔得粉身碎骨。

组织决定宣布当天,曾明并没有放弃工作,还是按照特约通讯员与省报的约定,趁年关临近到广州南方日报社送稿。办完审稿包括给编辑部送去几斤和平特产茶叶作过年礼品后,离农历过年只剩三天。想不到政工组长这时打电话来:“算了,同意你们结婚算了。”其时谭素珍已回汕头。曾明跑到邮电局把这个最新决定打长途电话告诉她,她站在电信局的电话亭顿时呆若木鸡,久久说不出话。“你还是来……来吧,我在家、等你。”谭素珍怔了半晌,淡淡地、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就把电话放下了。

曾明当然不可能年晚再回县里,即便回去也打不到结婚证,民政局早就没人上班,何况从和平到汕头还得转两次车,年关到哪儿弄票?就只好买张大海轮的船尾票,在甲板上巅簸摇晃得胆汁都呕了出来,总算来到素珍娘家。

第六章  案发迷离

“雷书记,我开始汇报喽?

谭素珍饭后捡好台面收起折叠桌,就坐在她和邓文华共用的办公台边,反转身来面对着坐在沙发上的雷庄,把笔记本打开,毕恭毕敬地说了句开场白。邓文华就坐在另一张并排的沙发上,在两张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张罗着,斟茶让着小食。

“阿珍,”雷庄说,“你不要那么严肃紧张,也不用照本宣科,我知道,什么情况都装在你脑子里了。”雷庄说的是实情,他太了解谭素珍是个办事非常严谨认真的人,她经办的案子一定要穷追到底,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蛛丝马迹。

“那好。”谭素珍看了书记一眼,就合上笔记本,想想又打开,放在并坐的双膝上,不过她不再看本子,说了声:“那我就开始讲了,雷书记。”

“这个案子是有些蹊跷,主要是没有第一现场,找不到第一现场就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不容易明晰办案方向。第二现场除了那条棉纱带,犯罪嫌疑人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那条棉纱带原先是做什么用的?不可能凶手预先准备好一条小小的棉纱带,用作杀人的工具。实际上,一条小小的棉纱带也很难把受害人勒死,而且勒得非常从容,先是绕到颈脖右侧打了一个死结,再绕一圈又在靠近原先打结的地方,再打一个活结。受害人难道会心甘情愿让凶手这么轻易把自己勒死而不反抗吗?可是检查受害者全身,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反抗过的搏击痕迹。用一条棉纱带作杀人工具,这也不符合一般的作案逻辑。所以,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让我们公安机关感到非常棘手,犯罪嫌疑人不按常规出牌,不是用一条预先准备好的绳子把受害人勒死,这几乎使我们从办案一开始就钻入死胡同。”

雷庄津津有味地听着,并不插话。谭素珍理了理散乱的短发,继续说:“不过,法医在解剖时,从死者胃里的食物消化程度,推断出被害时间是晚饭后两个小时,即七点前吃饭,九点钟被害。我们在死者胃部积液中还发现另一种物质,一种十分浓烈的敌敌畏农药的残留气味,大概是在封闭的胃液中滞留太久,死后三、四十天仍然恶臭喷发出来,气味浊鼻。说明被害人喝了大量农药,很可能实质是中毒身亡,那条棉纱带会不会是犯罪嫌疑人太过残忍,在被害人弥留之际再绑上去,彻底断送其生还希望。”

谭素珍停顿了下来,抬头观察书记的反应。

“往下说,往下说。”雷庄抬了抬下巴,聚精会神地催促着。

“接着解剖女尸发现另一个更大的秘密,被害人子宫已怀有一个胎儿,时间有四个月,还未长出毛发。怀孕四个月意味着什么?肚子已开始微凸起来,很快就会被外人看出。我们把这几方面的线索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同受害人发生奸情,为了打胎,让受害人喝了大量农药,结果打胎不得法,造成中毒身亡,那条棉纱带只是临时找来在濒临死亡的受害人颈脖下颌结扎上去,加速受害人死亡或确保受害人窒息而死。”

雷庄深思良久说:“阿珍,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仍然只是一种推断。”谭素珍忽然有些兴奋起来,补充道:“雷书记,对了,我们在对外调查放风时留了一手,并未把农药和怀孕的事公开,社会上并不知情。”雷庄警觉地问:“为什么?”谭素珍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者,只是觉得我们在明处,凶手在暗处,我们不想凶手那么得逞,那么自以为是。暂时不公开这个事实,只是我们也想躲在暗处观察一下,或许犯罪嫌疑人一旦麻痹就会露出破绽,给我们抓住机会。”谭素珍似乎有些得意,突然对前来她面前添茶的邓文华嘘喝一声:“记住,别神神叨叨把保密的东西传出去!”邓文华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也不客气回敬了句:“我吃饱饭撑的没事干!”

案情汇报就这么被夫妻俩横刺打来的一枪停住了。邓文华被老婆这一骂,反倒从听汇报中一下子清醒了许多。谭素珍向书记汇报的案情许多关键点都是他所不知道的。她在家里从来不跟他谈局里的工作,涉及到莫谷淡被害案更是只字不提。因为夫妻关系不和睦,动辄就吵架,就恶骂,在他看来,谭素珍简直形同泼妇。他想象不出谭素珍为何猜疑心这么重。她总是怀疑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县府办有一回把办公室也是县委大院仅有的一台18英寸黑白电视机,搬到大榕树下让更多一些人看到当晚的精彩节目,机关干部和家属都拿张小板凳或小竹椅挤得满满当当,邓文华凑巧同刘大海的续妻坐在一块,边看边聊点什么自是人之常情,可看完电视回家后,邓文华遭到谭素珍轮番不断的提审质问,怀疑丈夫是否同县长夫人有染。后来又有一回机关学做气功,一个小会议室晚上挤满二三十人,谭素珍瞄见做静功时邓文华侧过头去,同后边一排的打字员小温耳语几句,当即认定他们之间有那个关系,本来怀疑归怀疑,可谭素珍不,也不是把丈夫关在房间里轻声细语来审问,而是直通通就去找小温,打着锣敲着鼓去逼问,弄到小温一看见邓文华就气鼓鼓地绕道走,搞得大家没完没了很没面子

邓文华想不明白,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一个高等学府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学政法懂法律明瞭人际关系的人,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两人虽结婚不到几年,但感情生活一落千丈。谭素珍禁锢丈夫的办法只有一个,规定他晚上七点钟必须回家,即便开会也必须在她监管的视线范围之内,不然就拿他是问。有一回邓文华带着上边报社记者站来实习的两名记者到土产公司采访,从与公司领导了解情况听介绍,到门市和仓库去看本地高产品种,连同吃饭从下午四点搞到七点半回家,总共只花了三个半钟头。可回家后谭素珍就紧逼追问跟谁去采访,邓文华没好气地回话说一男一女,两位实习记者。谭素珍就追问女实习记者姓什名谁。邓文华这回咬死不讲,他怕她又会直接找他们去闹。邓文华越不讲,谭素珍就越怀疑,夜里同睡一张棕床,向来习惯一人睡一头,谭素珍睡外侧,邓文华靠墙睡内侧,谭素珍到半夜十二点还在追问,邓文华不说她就用脚去捅,邓文华终于爆跳起来,一骨碌翻下床沿,喊了句“明天就去离婚我也干”,就躲到另一个空着的房间闩起门来睡觉。谭素珍那肯就此罢休,推不开门就用脚踢,眼看门就要被踢破,邓文华忍无可忍,倏地打开门用手揪住谭素珍衣领,气绝地大骂一句“你到底想干什么”,说完就使劲把老婆推倒在地,拿起几件衣服,装进行李袋,就直咚咚开门下楼往外走去,谭素珍死死跟在后边大哭大喊:“邓文华,你不能走,你走就毁了我们这个家哇……”

可现在,看着穿着洁白的公安装,英姿飒爽给雷书记作汇报的谭素珍,他忽然感到老婆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光神采奕奕,姿色美艳,而且变成一个极有涵养的公安干警。她那穿着裙子半裸露着的秀腿是那么有着弧线美,而且脚踝处墩厚平实,全然不像自己的钉子腿,脚踝与脚板连接处瘦削得可怜,似乎无法承受全身的重量。谭素珍不同,厚实的脚踝自然衔接着的是平实的脚板,白里透红粉嘟嘟的“埃及脚”脚趾并列得格外好看,使人想到这是一个承受力十分坚韧的女人。

八十年代初,改革之风劲吹这个边远的山城,长期穿着蓝黑色制服的女人们开始苏醒更装了,渐渐有穿裙子或连衣裙的招摇过市,邓文华也就有着更多的机会欣赏到各种不同型号的美丽小腿。他欣赏女人的小腿有他自己的标准,他最不喜欢报刊上大量刊登的模特儿的长腿,又细又长连同腰肢全是给人一种作呕的骨感,谭素珍的小腿并不经常裸露,称得上是阳明镇绝佳的上品。谭素珍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的小腿有什么好看,那充其量不过是爹妈的自然产出,但她一旦发现自己丈夫有欣赏女人小腿的癖好,就一直盯死他。可邓文华认为欣赏女人小腿是自己做人的权利,这比欣赏美女直逼逼拿着眼睛盯着人家的脸蛋看要通融自由得多。看女人小腿不仅不犯法,事实上所有女人裸露小腿就是让人欣赏的,当女人们知道你在目不转睛盯着她的小腿看,心里还不知道美滋滋有多高兴。可你痴痴盯着女人美丽的脸庞看,人家反倒会觉得恶心,认为你是只色狼,侵犯了她的人格呢。难道自己就是因为看上谭素珍这双墩实的小腿而愿意跟她结合的?

县长刘大海当初给曾明和谭素珍的婚姻判了死刑之后,或许就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把“社关问题”看得过于复杂,从而对谭素珍油生了一种恻隐之情,后来干脆当红娘把这位在全县最高学府担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的优秀女教师,介绍给到了而立之年尚未成家的县委办副主任。现在回忆起来,邓文华第一眼看上谭素珍的其实就是身体下边的这双板实小腿儿。谭素珍听说县长给自己当红娘,不知是喜是忧,闪电般就答应把自己嫁给了这位在县里有着实权的中层干部。如今面前的谭素珍,不仅小腿秀美,全身上下身段匀称,颈脖修长双肩下垂,简直是天下无双的美人胚儿。

谭素珍眼下根本无暇顾及丈夫对自己的欣赏,或者说她根本就不把这种欣赏当回事,甚至恶心地觉得他色迷迷地看着自己是一种男人的低俗和下作。她现在需要集中全副心智向县委书记作一次难得的汇报,极希望得到这位解放前从事地下党工作,六十年代又当过县公安局局长的前辈对侦破此案的指引。“雷书记,”谭素珍眼神定定的望着空中虚无的某一点,蹙着眉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仿佛是在对雷庄更像是自言自语继续说:“我现在的全部想法聚焦在两点。一个是犯罪嫌疑人的第一动机。从现在掌握解剖的证据分析,凶手的第一动机很可能不是想杀人。第一动机是带那个女孩莫谷淡去某个隐匿的地方打胎。只是打胎不得法引起女孩中毒,昏厥迷乱,又吐又泻,濒临死亡状态,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时候发惊,没有想到会酿至如此灾难性后果,遂产生一不做二不休的杀人灭口想法。”

谭素珍越说语调越慢,越说声音越细,仿佛不是她在陈述,而是空中一位虚无的声音在吐出她心灵深处的巫语。“不然,就无法解释得通,犯罪嫌疑人为何只用一条棉纱带杀人,而不是事先做好准备,用绳子或更可怕凶具致女孩死于非命。”她冥冥中似乎听到空中声如游丝的回答:“你这一推断不是没有道理。”她立刻从虚无中清醒过来,回到了残酷无情的现实。她听出这是雷庄发出的声音:“一个优秀的刑侦人员,不光要掌握更多更全面的原始证据,更重要的是依据这些证据拥有分析和推断的能力,如果推断正确,办案就会逐渐明晰侦破的方向。”

雷庄的鼓励振奋了谭素珍,使她更多地把自己想法和盘托出。“雷书记,你说得很对。我们还有一个想法,现在没法子统一。我们正在给犯罪嫌疑人描绘一幅精神相貌的画图。是的,不是根据实际人貌的画像,因为我们还无法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我指的是凶手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人。我一直弄不懂的是,用敌敌畏等农药可以打胎,只不过是社会上的一种误传,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稍为有点文化或见识的人都应该懂得,决不能使用这种无知的手段。那么,凶手极有可能是个低俗的缺乏文化素养的人。要不,就是一个智商极高、心机很重的人,利令智昏采取这种下作的手段?这可能吗?雷书记,你说呢?”

“不。”雷庄很快做出回答。“我更倾向于你说的后者。为什么呢?你想想,一个低俗庸常的人,比方说一般老师,社会上的暴发户,游手好闲之徒,或者机关里无所事事的某些干部职工,他同一个16岁的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致怀孕,请注意,这个女学生已经16岁,进入花季少女年龄,不是14岁以下,14岁以下还没有成年,不管自愿还是不自愿,被成年人奸污都叫强奸,女方可以说没有责任。”说到这儿,不知为啥,谭素珍突然脸色铁青,脑瓜昏沉,两眼发花,坐立不稳。雷庄连忙招呼邓文华拿出罗浮山百草油,给谭素珍脑门和太阳穴抹上。“快,文华!拿救心丹来!”邓文华立即熟门熟路从抽屉找出救心丹让她含服。缓过气来后,雷庄喊了一句:“都怪我说着说着就扯开了……阿珍,你没事吧?”谭素珍额门沁出大汗说:“雷书记,我没事,老毛病了,涂点驱风油、百草油就好了。”

于是谈话接续。雷庄这回慢条斯理斟字酌句说:“素珍同志,你分析得很对。我是说,如果是前者,低俗庸为之人,他为何不去找游医,或者找懂打胎的接生婆,这种人社会上有的是,找他们打胎不更简单吗?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即便暴露了男女私情,这种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太大。所以我认为,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有些资历并且受到重用的人,这种人很可能藏在教师队伍高层,要不学校领导,或者是机关中有些地位影响的干部,政治上正处于上升时期。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又要打胎,又怕暴露,结果就自己来操办,由于处于不敢公开的封闭状态,信息不通,以讹传讹,听信社会谗言,走极端自以为是,用农药打胎,并不是没有可能。”

恢复常态的谭素珍显然有些激动,情不自禁靠前拉住雷庄的大手,动情地说:“雷书记,经你这么一点化,我明白啦。”雷庄并未把话说完。让大家呷口茶吃个点心,气氛变得轻松之后,雷庄才用相对庄重的语气说:“现在的关键还是要尽快找到第一现场。我提醒你们注意天气和道路状况。130号晚,也就是莫谷淡失踪或者说被害当夜,县城破天荒下了一场五十年一遇的大雪,尸体很可能被大雪掩埋起来,34号则下了一场大暴雨,风大雨狂,雨随风势,很可能把尸体从浰江上游某个隐蔽的地方冲刷下来,第二天就在离县城35公里的河滩上被发现,而女尸肌肤还有弹性,正好说明女尸的藏匿地点处于封闭状态。这表明只有一种可能,130号晚的大雪,把第一现场埋没了,将尸体封存起来,所以你们一定要找找离县城十里左右的山坡、防空洞或废旧仓库,还有公路涵洞,或已迁坟留下的坟穴,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藏匿和封存女尸场所,就像把女尸放进冰窖那样。”

谭素珍插话:“我们派人找了,并没有发现可以藏尸的地方,我们也考虑裸露的地方藏尸不可能那么久,阳光和空气会蒸发冰雪。”

雷庄不客气问:“是不是你自己找过?”

谭素珍心里不由一震,瑟缩了一下说:“倒没有。”

雷庄几乎是板起脸孔呵斥起来:“那你为啥不亲自去找?你就那么相信你的手下?!我估计一定会有山洞或涵洞,打胎也只能在这样有遮挡的地方,别忘了当晚天气急速转冷,不能遮挡下雪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打胎,不然女尸就没法子藏匿那么久。还有,为何我说第一现场有可能在离县城十里的河边山坡或废弃公路两侧呢,从受害人离家出走到命丧黄泉,只有两个钟头时间,打胎从吃药到中毒致死,算它一个钟头,那么只剩下一个钟头给他们赶路,从时间分析,第一现场在废弃公路靠浰江一侧的山边极有可能。”

汇报结束后,雷庄下楼时看见曾明的房间还亮着灯,就绕道到曾明房里看了一下。曾明正在整理跟随雷庄书记下去调查的材料,写得聚精会神,连书记进来都未察觉。雷庄关切地说:“小曾,别搞得太累了,今天跑了一天,早点休息吧。”

第七章  地委书记

“现在,开会。”

会议室立即肃静,鸦雀无声。与会的两套班子成员和部委办领导、部分公社书记,还有县派下去刹单干风工作组代表,全都屏住气息把目光投向雷庄和刘大海中间坐着的瘦老头。他就是声名赫赫的省委常委兼地委代理书记杜瑞芝。他眼光犀利,语调平和,却很有定力,讲话穿透力极强,分析事物鞭劈入里,入木三分。

“各位,在正式开会之前,我来宣读一份地委《会议简报》。简报的标题《一位县委书记谈包产到户问题》,前边有个编者按,我念给大家听。”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一下子把与会者吸引住了。“这次会议印发了几个材料,有和平县委书记雷庄写给地委书记杜瑞芝的汇报,还有雷庄同志在和平县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杜瑞芝同志认为,这个汇报和讲话,紧紧抓住农村大包干中出现的问题,用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实际做了非常透辟的分析,触动了在新形势下干部群众灵魂深处的问题。杜瑞芝同志指出,我很少见过县委书记对这个问题作过这样深刻的分析,我已多年没见过写得这么好的报告。如果不是对于实际情况有深切的了解,没有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深厚的感情,是无法讲得这么好的。就文风而言,讲话的结构合理,用词也很讲究,朴实、生动、口语化。现阶段抓思想工作,就应该像雷庄同志这样做。”

地委书记念的这个按语,震慑住到会的所有同志。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就是对雷庄抓大包干的肯定,而且肯定得非常充分,连同讲话和汇报的文风也一并作了首肯。念完按语后,杜瑞芝目光锐利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加重语气毫不含糊地继续说:“为什么说是‘杜瑞芝同志认为’,而不是地委的集体意见呢?说明在农村变革事关群众吃饭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地委还没有统一意见,省委也没有统一,中央也没有统一。中央的红头文件仍然提出‘三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人们对‘包’字的恐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下边对包产到户问题反映如此强烈,但省委主要领导并不是这样看的,地委相当多的领导也不是这样看的,这就造成了各级领导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思想混乱,没有形成共同语言。当然,你要纠也纠不住,包产到户还在继续发展。”

杜瑞芝沉默了一会,又继续说:“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对毛主席感恩不尽。但毛主席后来有两个不好,一是不叫人吃饱,以穷为纲;二是不让人说话,搞一言堂。农民敢于冒着天下之大不讳,自发起来搞‘双包’,就是由于多年饿怕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天大的肚子问题。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是个禁区,邓小平推动农村改革提出思想解放要冲破这个禁区,邓小平这个权威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以我认为,大包干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从省委开会回来听了雷庄同志的汇报,我就对雷庄明确表态说,我们整天讲群众路线,但真正的群众意见和群众诉求,听不进去,不能入脑入心,用我们自己预先设想好的框框去套群众。群众要求解决吃饱肚子问题有什么错?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嘛!‘肚子吃饱,形势就好’,‘过去千好万好肚子吃不饱最不好,如今千复杂万复杂肚子能吃饱最不复杂’,雷庄总结的群众语言,包含了极为纯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道理,值得各位认真思考。”

杜瑞芝高屋建瓴的讲话,纵观全局实事求是的分析,令大家听得心服口服。曾明飞快地作着记录,生怕漏过每一句话,甚至用上速写符号,连讲话的语气也不放过。这是他当秘书养成的习惯,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神经紧张兮兮的高度集中精力。可他很快思想就开始分散了。他无意中发现谭素珍也坐在会场的落角,她没穿制服,平装素裹,倾心听会,她自然也发现了他,还不时盯着他看。曾明不明白谭素珍为啥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严肃的场合上,难道大包干跟她的公安工作真有什么脱不开的关系吗?又是谁会有这么大的权威通知她来参加这么个重要的会议呢?他的思绪不由变得有些慌乱起来,笔头也有些颤抖,不大听使唤,很难再做好一丝不苟的完整记录。

幸好这时会议松弛了一下,杜瑞芝抽起烟来,叫大家议论议论。下边的发言记个大概就可以了。不一会,雷庄作了发言。“听了杜书记的讲话,大家觉得很解渴,杜书记纵观全局,对大包干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深刻透彻。我听一位大队干部讲,过去搞到没饭吃才符合政策,现在搞到有饭吃又不符合政策,真弄不懂有饭吃还是没饭吃才合符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到底是叫我们有饭吃还是没饭吃。”

全场顿时哄笑起来,杜瑞芝听了也笑得前仰后合。

笑停后雷庄说:“这位大队干部讲,基层干部不知怎么当好。这说明我们的基层干部开始想问题了,不能用简单对复杂,对实际情况要多做分析。单干有多种情况,用刮单干风的简单概括和采取一味扭单干的方针,看来并不妥。真正搞单干想‘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不是没有,但更实际的情形是现在所形成的体制和管理形式,你很难割除,公余粮、公积金、五保户的公益金,这些你还得交,生产资料也不可能说分就分,完全归私人所有。比方说耕牛轮养,我曾担心包产到户后集体耕牛怎么办,后来下去了解,担心是多余的,许多地方按田亩带牛,牛保本保值,几户人共有,轮流看管放养,增值归个人。打大捞时,牛栏像水牢一样,现在还没轮到下家,草料就提前备好了,各家各户垫好,责任心很强,肥料归看管户所有。全县耕牛,合作化时期32000头,197819000头,减少13000头,去年冬回升到22000头,增加3000头,这半年增加的还没统计。曾有人讲,包产到户一搞,又杀耕牛了,这是坐在办公室想出来的,实际情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雷庄话犹未尽,停了停又说:“79年秋,我到和平不久,分田到户就开始了,80年春全县全面开花。80年早造春播时遇到40多天阴雨,临插秧时又有6个公社遭冰雹袭击,我提出补播4000亩,出乎意料,群众自己对秧苗保养得很好。插秧后又再次遇到洪水,受淹面积三四万亩。由于农民包产到户后积极性高,抢时间,争季节,搞精耕细作,结果80年早造获得丰收,全县增收15万担。”

杜瑞芝听后高兴地说:“我也补充个例子。这次下到彭寨公社调研,有个党支书告诉我,他家早造受灾26分水田失收,24分水田仍获丰收,结果比去年早造还多割两担谷,如果不是那26分田受灾减产,粮食多到没地方装。去年冬天,家家户户做粮仓。群众说,早造减了产,一不埋怨政府,你们没有瞎指挥,要怨就怨天,怨不懂科学种田;二不依赖集体,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只要晚造不再打我一棍,丰收我是有信心的。”

“只要晚造不再打我一棍”,这个比喻很新鲜很贴切,大家又不约而同笑起来,气氛变得很活跃。杜瑞芝见讨论空气变得轻松又说:“我这一句半句口语化,是跟你们县委书记学的,跟基层干部群众学的。还有你们这儿讲的‘田心队长’,把生产队长叫做‘田心队长’,我没听懂,就找群众问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这儿包产到户,队长只能管田心,不能管田边。我更加弄不懂了,田心田边不都是田吗,难道还能分开来管不行?群众说,我们这儿向来有种田塍豆的习惯,大包干后家家户户又见缝插针种了起来,青青绿绿一大片。队长就说田塍不准种黄豆,种黄豆当资本主义批。其实田塍种黄豆并不影响田心种水稻、种杂优,群众大包干后田头地角都锄回。以前打大捞出工不出力,现在给自己干,送肥、良种、壮秧、抓季节,全都派上用场,那里还有三类禾啊,坑田与大田一个样,田塍种黄豆又不浪费地,各家各户有豆腐吃,黄豆苗还能肥公家田,有啥不好?”

忘了提笔作记录的曾明,忽然觉得脑勺头皮被弹了一下,抬头看是县长刘大海。喜欢走动的刘大海见曾明有些分心,便用手势比划提醒他。曾明想不到自己也听入神了,见状连忙握笔奋起疾书。

会议其实在轻松气氛中进了第二阶段,即要认真解决大包干出现的问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必须转过来,不能习惯性地仍死抱着林彪、四人帮时期的旧的思想方法和陈腐观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共产党憎人富贵恨人穷”,动不动就当资本主义倾向来批,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两大法宝,用事实说话比什么都强,到群众中去分辩是非,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说着说着,大家就七嘴八舌扯到1978年的“积坦克肥”上,爆出了自我嘲弄的哑然笑声。杜瑞芝向来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就请教雷庄什么叫“积坦克肥”。雷庄说:“那是前两年基本路线教育积土杂肥的事了。当时我还没调来和平。具体情况还是请刘县长介绍吧。”刘大海觉得“积坦克肥”自己也陷入其中,有些尴尬,不好讲话,就招手叫道:“曾秘书,整个过程你都了解,你写过这方面材料,还是你来说吧。”

曾明没想到会叫到他,望了下雷庄,雷庄示意他讲。杜瑞芝侧过身来耳声问雷庄:“这个是……”雷庄说:“县委新闻秘书,这半年跟我跑,给你的汇报就是他起草的。”杜瑞芝立即用赞赏的眼光对曾明翘起了拇指:“材料写得不错,好小子,是个人才。”曾明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好一会才静下心来把事情原委说了遍。

原来,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从农办汇报中看到一组过时的数字,青州公社积肥才六千担,一看怒发冲冠火气冲天,二话没说就在电话会议上大点青州,责令青州路教工作分团带领全体队员、社队干部第二天赶到合水公社参观,对照检查。因为是在电话会议上通报的,青州分团有的同志没听完全,搞不清是全县所有公社都去参观还是青州单独去。分团长甚至若无其事打了三次电话到县路教办,问车辆如何派,他全然蒙在鼓里,不知道那位副书记已经火冒三丈,专拿青州下牙。第一次打电话,路教办没好气回答他,没车派,走路去。第二次又打电话来,路教办就觉得青州分团太不像话,要做检讨还想坐车,而第三次打电话来问时,路教办也光火了,觉得青州分团太不虚心,有意对抗领导批评。

后来青州分团拉队伍下山来到合水,才知道去参观的只有自己一个公社。参观后大家觉得,合水积肥劲头还没青州鼓得那样足。青州积肥进度是八万担,合水才六万担。挨了这一闷棍,大家觉得太冤枉了,不仅耗费了一天时间,更重要是心理上受到打压。回到青州后县路教办又传来副书记指示,一定要开展“一批二打”,揭盖子寻找原因,务必在秋前完成人均一百担,不然就小心乌纱帽。副书记还发了话,揭盖子不是整干部,而是整阶级敌人,整资本主义。一定要用揭盖子来统帅秋前积肥。

可分团的同志觉得,秋前顶多还有一个多礼拜,马上就要上山摘油茶了,现在人平只有二十多担,硬要完成一百担,不是叫我们打开天窗讲瞎话吗?何况还要揭盖子,到那儿去揭,盖子在哪儿呀!副书记还下了道死命令,为了有利县领导检查,要把所有积肥都堆在公路边。分团人员和社队干部就只好一边找盖子揭一边发动积肥。结果发现积肥积了一段后,有的妇娘讲没肥好积了。到底是没肥好积还是思想有问题?工作队就去检查,抓典型,揭盖子。一找就找到有的近山山窝没铲山,那些妇娘说要留作各家各户烧火用。原来她们怕以后要到远山去割烧。工作队就把这个新发现的典型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大张旗鼓当盖子来揭。

半个月后,青州积肥一下子跃上全县各公社榜首。副书记去检查,公路边每隔二三十米就堆了一个长方形的大肥堆,全部用泥巴糊好,样子像坦克,大家都取笑这是“积坦克肥”。副书记就捋着胡髭眉开眼笑总结道:“老虎不作威,你当我是只猫!凡是声势浩大的行动,没有强迫命令不行,积肥同样贯穿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得得得,不用再说下去了。”杜瑞芝打断曾明的话。“后来地区农办主任雷庄下来检查,戳开‘坦克’一看,里面全是树枝和黄泥,草皮都没多少,连石灰都没撒上,不发酵不腐烂,肥田何用?你们这个事例很典型,连我都很受教育,说明了很多问题。改革风雨常相伴,磕磕绊绊走过来。大包干也是这样,更多的道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会议就开到这里,刘县长,你还有什么补充要说的吗?”刘大海脸上一阵白一阵青,自知心虚,其时他是一县之长,县委书记刚调离不久,由他主持全面工作,却未能制止这位副书记的恶作剧,只好向杜瑞芝自责地摆摆手,无以言表。

会散后,曾明同谭素珍一块走出会议室,又一块走出县委会,两人久久沉默无语。按说此刻两人都想叙叙旧,可分手已经七八年了,后来虽说各自都成了家,过去的事就渐渐淡化了,如今反而不好开口,也不知从哪儿说起。两人也不是没了来往,曾明的办公房同邓文华、谭素珍的家同在一个大院,免不了朝见面晚见口,但也就是把心事藏着掖着打个招呼就过去了。

这时还是谭素珍先开了口:“我看雷书记、杜书记挺看重你的,你对自己的前程应该充满信心才是。”

曾明叹了口气说:“可我总觉得仕途不适合我。我这样出身的家庭,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对我来说莫过于死路一条,升得越高,跌得越惨!”

谭素珍隐约知道曾明的家庭,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亲哥是现行反革命,他借下乡搞报道之名,经常跑回老家去看望父亲和哥哥。他的心里一定深藏着许多难言的隐痛。但曾明从来不愿跟她细说,她也就不好盘根究底。

闷头走了一段路后,轮着曾明该说点什么了,他想问素珍今天干吗来开会,可嘴巴张了几回就是说不出口,最后唇边吐出来的话反而是:“噢,南南还好吧?”谭素珍显出挺高兴的样子:“好呀,挺聪明的,今年上小学了,她奶奶从汕头回来陪孩子读书,今天有事没能来接她。”

两人这才意识到已来到阳明小学,谭素珍下意识地跟曾明一块走到学校门前。一转眼,就看到南南背着书包向他俩跑来,挺机灵地说:“妈妈,你今天跟曾叔叔一块来接我呀?曾叔叔,我星期天跟你学画画,好吗?”曾明抱起南南亲了一口,高兴地说:“好呀!”又转向谭素珍:“这孩子定有大出息……”谭素珍看见女儿跟曾明亲热,不由说了句语无伦次的话:“我妈说,南南长得越来越像你了……”曾明欣赏着南南的脸说:“怎么会呢,南南宽阔的额门活脱脱是邓文华……”谭素珍不由就背过脸去,眼眶红了起来。

第八章  大山压顶

曾明怎么都不相信他哥曾浩是“现行反革命”,但他从来就不怀疑父亲不是“历史反革命”。说是“从不怀疑”,并不是指他真的认同父亲就是历史反革命。他父亲只不过是基督教的传道士,是个守法的牧师,历史上没有劣迹,解放后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他说的“从不怀疑”,是指这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二十多年来紧紧扣在父亲头上,一刻也没扔下。

从读高中要填写自传开始,曾明就在社会关系栏老老实实填上:“父亲——历史反革命”。是的,“历史反革命”二十多年来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一直压得曾明喘不过气来,成了他挥之不去、挣之不脱的“紧箍咒”,凡事都觉得自己低人一头,矮人一截,性格变得孤僻乖戾。但话又说回来,这个“紧箍咒”对他也不完全是坏事。19667月,广州有大学开始搞武斗,造反派广播要大家拿锄头铁棍上车去中山纪念堂同保守派干,曾明不由分说操了把锄头就跟着人流朝前奔,临上车时一想,自己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参加武斗岂不是罪加一等,想想就扔下锄头偷偷溜了。后来造反派成立勤务组,要选他当勤务组成员,他觉得头上有座“历反”大山压着,死也不肯当,军管会掌权后要把造反派头头抓起来办班,明知他是骨干,却无从下手。

曾明清楚地记得,1958年在河源中学操场的肃反大会上,昏黄灯光下,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片人,全都等着点名出列宣读判决。轮到他父亲的时候,高音喇叭一字一顿念得清清楚楚:“历史反革命曾道真出列!”父亲就双腿发着颤站到了前排。父亲站定后广播接着传来只有八个字的简短宣判:“开除出队,回家生产”。板上加钉,全世界都听到,还能有错吗?

考大学的时候,他平生头一回坐火轮船沿东江南下惠州,别人都在紧张复习功课,船舱上下朗朗一片读书背书声,唯独他望着流逝的江水发愣,脑瓜一片空白。到了考场惠阳高级中学应考,每天早上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跑到邻近的糖厂卖粥点,一毛钱一大碗稀饭填饱肚子,然后尾随大家默默进考场。曾明考得怎么样他自己根本不在意,甚至胡乱答完考卷连再检查一遍也懒得做,一出考场就听见陆续出来的同学唉声叹气,考砸的同学不在少数,中午和晚上吃饭,钵饭和剩菜不少,曾明全都扒到自己钵上狼吞虎咽吃了,在饥饿年代仿佛吃上一顿盛宴,他把这看成是他高考的最大收获。

考完试回到河源县城,曾明就去做小工,帮工地担河沙,七角钱一天。他也从来不去学校打听什么时候发榜。在他看来自己参加高考只是一种形式,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肯定在鉴定中注明,“此人社关复杂不宜录取”,考不考都是白搭。可千万没有想到发榜时他竟然被录取了暨南大学中文系,同学告诉他这一喜讯时,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后来他就只好从另个层面对此做出自我嘲解,他的平均成绩73分,成绩在文科属中上,暨大是华侨子弟学校,需要一部分国内生掺沙子,沙子中当然就免不了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作陪配搭。

命运原来是如此眷顾于他。原先同个大批判写作组的谭素珍,主动上门关心他,两人就这样交往上了,成了不离不弃的好朋友。那个年代彼此心灵都很空虚,能够走在一块的男女同学,相互都很珍惜。谭素珍还从每月家里寄来的生活费,匀出两三块钱给曾明零用。曾明因为家庭背景不好,只申请15元的助学金,仅够交伙食费,零用钱没有,开始是他念国防大学的哥曾浩勤工俭学抽空帮人代课,每月把两块钱夹在信封里寄给他。

后来谭素珍取代了他哥的角色。谭素珍家庭成分虽被划为华侨地主,实际上,祖母和母亲家里并没有田地,仅靠泰国的一点可怜的侨汇勉强维持生活。祖母和母亲其实都是被遗弃的女人。祖父生下她父亲后只身远走南洋,在曼谷一家老字号商铺当店员,被店主看中招为女婿,继承了家业。谭素珍的父亲生下女儿之后也仿效祖父下南洋,重新在泰国组建家庭。但经营以失败告终。潮汕人有个世袭传统,只要国内原配不改嫁,那怕空守一辈子,国外的亲人就得负担她们的生活费用。可以想见,异国他乡子女成群,祖父能有多大能力。

曾明就用这两三块钱精打细算,理发、买肥皂,买最便宜的9分钱一包的电车,偶尔也买上16分的大钟,那时他因心情积郁得了肺病,还学会了抽烟。校医室要拿他作推广治疗结核病新医学的试验,在背部用大号针筒插进病灶直接注射药水,曾明明知有危险,咬一咬牙应承下来,针筒从背部插进肺灶,曾明忍受不到10秒钟就痉挛昏厥倒地,老命差点丢掉。事后回忆那感觉,仿如背后中了一枪,比枪毙有过之无不及,等于已经死过一回。

他哥曾浩与他相反。明明是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押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可他从来就觉得这顶帽子并未戴在他头上,他也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的存在。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大队治保主任叫四类分子训话或派工派活也不怎么敢叫到他头上。他回老家的头一天被叫到跟四类分子一块去修水库,他虽然去了却不愿同地富反坏分子站在一起锄地挑土,依然像单位劳动那样使劲拼命干,到了晌午精疲力竭,看到同来的四类分子架起各自炉灶煮粥吃,才晓得自己没带炊具和干粮,饿得肚皮贴背囊咕咕叫。有个跟他有点宗亲关系的长者,走过来递给他两个煮熟的番薯,他硬是不要,以示划清界限。收工回来全身大冒虚汗,幸亏老父拄着拐杖半路来接,才避免饿过断肠的危险。

回乡八年,曾浩学会犁田耙田,割草砍柴,修收音机,大队手扶拖拉机坏了,公社广播站出了故障,都来叫他修理,给顿饭吃顺理成章。全大队全公社都饿着肚皮吃粥,唯独他家有干饭吃,原因是他很少在家耗费粮食,父亲年老体弱多病食欲不振,在外亲人偷偷寄点粮票,都使这个特殊的双料反革命家庭并不缺物质生活。后来他哥抽去生产队副业组缸瓦窑,那条龙窑是生产队的命根子,卖死力活,确保一天两顿干饭自是不在话下。有回吃饭找不着曾浩,进窑去找才发现他半天不出来,大汗淋漓拿着笔记本和计算器,对缸瓦坯堆放排序重新调整提出建议,结果一窑多烧三成产品,大缸质量上乘成为县酒厂订购的畅销货。出货的时候正好曾明在家,曾浩叫他跟随他和副业队长几个人到酒厂讲价,双方都不相让,曾明真担心有人捅穿他哥的真实身份“现反”,讨价还价的戏就没法演下去。可他哥早就忘掉头上戴的那顶帽子,据理力争直到讲价满意为止。

回家几年后,仍然孑身一人的曾浩提出想成家,写信给弟弟说他吊的蚊帐太破了,没钱买新的,要曾明给他做一顶,还附上长宽高低尺寸,以备结婚之用。曾明心想,哥叫他做顶新蚊帐,这个要求对兄弟来说自在情理之中,可他现在提出结婚成家,岂不是太过荒唐?不错,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他会平反,好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孩都喜欢他,想嫁他以后转城市户口,可你一天不拿到平反通知书,谁也不敢贸然嫁给你。哥怎么会想不到这一层呢?难道你不承认自己是“现反”就不是“现反”,就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吗?曾明常常因为自己双料的反革命家庭背景而感到压力山大,被迫扭曲做人做事,而哥却显得若无其事,还想结婚娶老婆,曾明想不明白,兄弟俩反差为何这么大。

曾明为了给哥做蚊帐,向谭素珍借了一台她妈家传的英国早年老式手摇缝纫机,就按尺寸躲在家里依瓢画葫芦。蚊帐做完后打电话给谭素珍,问她什么时候在家,他有空把缝纫机送回去。谭素珍就说不用了,她正好要去找阿芳预订单位电影票,顺路到他家去取。阿芳是本地人,祖上留下的砖瓦房挺宽敞,谭素珍到他家时已是黄昏,阿芳正好要去电影院值夜班,想把女儿留给丈夫带。碰巧这时同条街巷的邻居女孩莫谷淡风风火火闯了进来,抱起小晖就嚷道,“芳姨,不用了,我抱她去看电影。”阿芳就说“也好吧”,又对谭素珍说:“谭同志,你们聊吧。”莫谷淡是个电影迷,一有新电影就抱着小晖进电影院,电影院的守门员都认识小晖,知道孩子她妈是电影院的售票员,莫谷淡就把抱着的小晖当成门票,进去找个顿凳坐在过道看。

阿芳和抱着小晖的莫谷淡走到门口,莫谷淡回过头来,对曾明抛了一个媚眼,热情地喊了声:“曾哥,我们去啦。”她们走后,曾明对谭素珍故作冷淡地解释,“别理她。这个莫谷淡经常过家来串门,借口帮阿芳晚上照管小孩,溜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家常便饭。”谭素珍随口问:“今晚放映的什么片子?”曾明说:“《叶塞尼亚》。”谭素珍又问:“墨西哥片?讲爱情的?”曾明说:“这个莫谷淡都看过几遍了。看爱情电影特痴迷……”

说者也许无心,听者格外有意。何况是擅长于猜疑的谭素珍。莫谷淡刚进家门,谭素珍就注意到曾明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传递出女方来的不是时候的信息。可莫谷淡没领会到曾明的隐意,还是挺亲热挺快活地走入家门,曾明只好用眼角的视线刺了她一下,向她做出小小的警示,希望她不要乱讲话。可这一切全都对莫谷淡不起作用。毕竟是才进入花季的少女,情窦初开想不了那么多,也没那么多禁忌。谭素珍眼疾心细,虽说是瞬间发生的事情,不想都被她捕捉到了。不过捕捉到也没什么,眨眼功夫就过去了,曾明不是她老公,不能像对邓文华那样绳之家法。

曾明把做好的蚊帐拿给谭素珍看。谭素珍品评说:“拐角的地方摺得不够。”曾明说:“做完了才知道。蚊帐布也就买这么多。”谭素珍说:“不过你很细心,连蚊帐带都替你哥缝上了,怎么四个角只缝一个角,还拉得这么长?”曾明说:“那三边靠墙,有个挂环扣在钉子上不就得了么。”谭素珍抬头看了曾明一眼:“看来你做事还挺认真挺仔细呢。”两人又聊了一会,谭素珍就把缝纫机放在单车后座绑好,告别离去。

看着谭素珍离去的背影,曾明不由叹息起来。他俩分手后,谭素珍闪电战般把自己嫁给了邓文华。邓文华是什么人,她甚至连生辰八字长相都还没看清弄懂,只听说他三十出头还未成家,职务是县委办副主任,这就足够了。是的,“红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一县之长刘大海。刘大海对这位因“社关问题”被他拆散婚姻的女人,不知啥时候产生了那么一丁点同情之心和恻隐之情,就想到把她推给邓文华这个身居要位的中层干部,搞点政治平衡术,让谭素珍也不致太过狼狈,有大树可靠,且能靠得住。成家之初两人还有些恩爱,但性情不合很快暴露出来,家里很快传出吵吵杀杀的叫骂声,漫漫长夜不得安宁。院子里的人渐渐弄清楚,事情的起因大都出在谭素珍身上,无边无际的猜疑,不断膨胀的质询,内容其实只有一个,邓文华在外边有女人。她那放大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猜疑心,使她非得把事情追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否则誓不罢休。声音大,骂得凶狠,她全然不觉。楼下听吵架的人渐多,大家只是竖起耳朵偷听,谁也不好干预,也无法干预,别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雷庄刘大海出面,又能怎么样呢,你敢说谭素珍又哭又闹,骂得言之凿凿,邓文华就真的那么干净?猫儿就不吃腥了吗?何况骂的女人中就有刘大海的老婆,作为县长刘大海能不退避三舍吗?

人们其实都很同情邓文华,邓文华的人品大家也不是不知道,老实巴交,能力一般,写作水平有限,协调能力尚可,所以在县委办副主任这把交椅上一坐好几年,他也没啥升迁欲望,安居于位,打自谭素珍吵吵闹闹搞得居家不宁后,他更加泯灭了仕途,把官场看得淡之又淡。但有一条无论如何忍不住,谭素珍天天讲他身边有女人,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他受不了,骂得多了,谭素珍一出口三句话邓文华就拍桌,就干仗,连平和的性格都被扭曲变了形。谭素珍一旦猜疑心膨胀就没有休止的时候,打架往往反过来都是邓文华先动手,受不了就去推搡她,她反击起来不顾一切,甚至操起长柄雨伞,使劲往邓文华下阴戳,完全失去理智。一旦交手后,邓文华只是自卫,只有挡驾,真要动起粗来,谭素珍还是他的对手吗?

可第二天上班,夫妻从家里各自挟着公文包走出,仿佛啥事都没有发生。只是彼此气色更加憔悴,都用紧张工作来排解自己掩饰自己。人们自然不好去劝邓文华,邓文华本来就没有错,一切不是由他引起,帮他排解只会给他添堵。人们最不理解的是谭素珍,一个有大学程度的文化人,怎么会变得如此歇斯底里,猜疑心膨胀得无以复加,是性格本当如此还是有什么精神障碍?如果有精神障碍又是怎样一种让人无法看见的东西在无形中支配着她?最感内疚的反而是曾明。本来这一切应该由他自己来承受,如今却完完整整打包推给邓文华,让顶头上司来替他承受这份罪孽。圣经中有说:“人生的本质含义就叫磨难”。作家张贤亮也说过:“人的一生应该在烈火中烤三次,在碱水中泡三次,才能战胜劫难,才会有所成就。”可是,有这么样的“磨难”、这么样的“火烤”和“碱泡”的么?人生一旦失去最基本的信任,再怎么好死不如赖活,磨难和火烤就都变得毫无意义。

曾明想起大学病愈后两人相恋,原本不是这样的,他们常常借着夜色,在校园深处的树林里,热烈地拥抱,尽情地亲吻,疯狂地抚摸……只是后来谭素珍听说,班里有党员同学提醒曾明,说她社关不好,有大问题,最好不要跟她交往,更不要跟她谈情说爱,此后一切都变了,谭素珍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一次在学校防空洞的进出石阶上两人拥吻,曾明的手不老实,要从上摸到下,摸到关键部位,她忽然醒悟起来,狠狠把他的手打开,绝望地骂了句:“别摸我,我脏……”忽然就人智失常,全身发热,肌肉抽搐痉挛起来,弄得曾明不知所措,连忙把她紧紧抱住,不断用指甲刺她的人中。“我送你去医院——”曾明说着就要扶她起身,她急忙把他按住,很辛苦地喘着气断断续续说:“不……不用,一会就好的。”半个小时后,她果然渐渐平息,在曾明怀里静睡下来,全身虚汗淋漓脸色发青,似是得了一场大病。

可如今谭素珍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人们不知道她在感情生活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波折创伤,但她的工作态度认真得一丝不苟,干起业务工作质量之高则有目共睹。在和平中学高中毕业班教政治语文兼当班主任,是全校老师的教学模范,大学刚毕业初出茅庐就有这样的上佳表现,实属不可多见。后来傍靠邓文华这棵大树,调到宣传部当理论教员,口碑也极佳。那时正是宣传部体制动荡的时候。有人骂宣传部成了理论部,指的是理论教育不结合实际。长期以来争论焦点在于,县以下的理论工作是提高还是普及?提高论者,强调理论学习系统化,照搬上边那一套,去省地委党校学什么,回来就教什么。普及论者,强调要关注县委中心工作,理论教育要为党在农村工作的实践开路。谭素珍以自己的教学实践,很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课讲得通俗实际,又有鲜明的理论指导,结果自是掌声一片。

后来不知什么缘故,雷庄建议组织部门把谭素珍调去公安局,搞回她原先专业刑侦工作。她一向十分尊敬这位德高望重的县委书记,二话未说就去上任。下边有人猜测,说谭素珍猜疑心这么重,如果把猜疑心用到刑侦破案上,破案率一定非常高。也有人分析,一定是雷庄看到她与邓文华夫妻关系紧张,把谭素珍从县委大院调开,拉开夫妻之间距离,冷处理一段有可能增加解决矛盾的希望。不是说,距离就是美吗?距离就是一剂良药啊!不过,雷庄怎么想的,真实的动机和想法是什么,大院里的人无法猜知,就像谭素珍给雷庄汇报莫谷淡案情时,书记顺口说了句叫她参加地委书记杜瑞芝主持的大包干汇报会。到底是无厘头的一句话,还是另有用意,连她自己都没弄明白,曾明更是好费猜量。

第九章  第一现场

县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简陋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谭素珍画的示意图。一条废弃的公路从叫塔下的地方绕了个大弯开通到这儿,公路一边是陡峭的山坡,一边是从县城流来的浰江,在上游离县城不远处,河中的嶙峋乱石以自然形态筑起道似有若无的堤坝,把水位提高半米多,让被拦阻的河水部分注入东侧的灌渠,渠道有两三公里长,同公路与河面形成三等分的高低落差。

“同志们,根据老公安、县委雷书记的分析判断,无论是从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还是女尸最终被冲入林寨浰江河滩来推断,第一现场很可能就在公路临河这边数百米长的山坡上,也有可能是在天然的山窝或农民种地的山寮,但更大的可能是公路的排水涵洞。”谭素珍给七八个刑侦队员比划着、指点着。

“可是,临河这边废弃公路我们已经沿路寻找过,没有你说的涵洞。”刑侦员小宋振振有词说。

谭素珍挥挥手说:“那只能说明你们检查得不够仔细!这一次定要地毡式的立体搜查,不放过任何一处蛛丝马迹,一定要把第一现场给我找出来!”

一连几天,局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谭素珍向雷庄书记所作的汇报,雷书记对侦破莫谷淡谋杀案的重要指示。局党委根据雷书记的提醒,在寻找第一现场的同时,扩大了侦破调查的范围,原有的调查局限于教师、社会上流氓地痞和暴发户,认为只有这类人才能干出如此下作拙劣的农药打胎的荒唐事来,以致侦查两三个月毫无进展,陷入了死胡同。雷书记提出智商高的干部和处于事业峰端的成功人士,因为害怕影响自己的前程与仕途,很可能走极端想出如此自以为是的恶作剧下策。局长陈日润认为雷书记的科学分析给办案重新指明一条正确的侦破方向。

局里作了分工,由陈局长亲自组织力量,不动声色地扩大调查莫谷淡的社交关系,尤其是政府机关和部门机构跟死者有关系的人和事,不管他是谁,是什么级别,是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概不放过。另一组刑侦人员由谭素珍带领,尽快找到案发的第一现场。谭素珍手下的四个刑侦人员也兵分两路,一路从废旧的公路开叉点往上游查,一路朝着灌渠逆流而上,她自己就在流水哗哗的灌渠人行道上游走。不光看渠,还得看山,看上边的公路走势,看公路与水渠之间宽约五六米、七八米的斜坡,坡度有大有小,高度有宽有窄,但共同之点全都被密密匝匝的灌木丛所覆盖。

此地行人不多,前边走来一个大人牵着小孩,谭素珍觉得这女孩跟南南年纪差不离,此刻她格外思念起女儿。雷庄建议她和邓文华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她在公安局有一个办公住房,为了有利于办案,她就暂时住在那儿,女儿由她妈带着,仍然同邓文华住在一起。想女儿的时候,她就顺路到阳明小学去候等,放学时见一眼妈妈和女儿,聊一下家长里短。

“谭队长,你怎么不走啦?”同行的刑侦队员小宋叫了她一声,她才意识到自己走了神。她建议小宋坐下来喝口水,休息一下。走神可是办案工作的大忌。她下意识强迫自己不要分心。可是越不想女儿,女儿就越活生活现闪现在眼前。

“妈妈,你在这空旷旷的河边干什么呀?”女儿摇着被妈妈抓住的小手问。

“妈妈在抓坏人呀。”

女儿不解:“坏人会躲在这儿让你来抓他吗?”

“所以就得把坏人找出来呀。”

女儿噘起小嘴:“被坏人害死的那个人,叫莫谷淡吗?”

“南南好乖,知道的事情真多。”

“我们学校的同学都传开啦。”

素珍吻了下女儿的脸颊:“别问了,快跟奶奶回家吧……”

可虚想的女儿走了没多久,南南又一次在她脑海里出现了。

这回是真实的女儿在学校门口站在谭素珍跟前。

“妈妈,我见到曾叔叔啦。”

“曾叔叔怎么啦?”

“他整天都躲在房间里写,写了好多好多呢。”

妈妈噢了一声:“知道了。”

“我问曾叔叔,”女儿比划着说:“我妈天天在抓坏人,坏人知道我妈在抓他吗?”

“知道,知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5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0pt">到渠边的现实中来。她喃喃地说:“好好两个家,都被我糟蹋成什么样子。”她开始自责起来。是的,邓文华本来就有性功能障碍,有窥女人小腿的癖好,却没有勾引女人的狗胆。两人做爱的时候,常常做到一半,好不容易迎来高潮,她突然扯起别的事,或忍不住追问别的女人,邓文华立即索然无味,还没完成高潮就立马把东西拔了出来,瘫软得不再坚挺,像被霜打的茄瓜蔫了。这种事情经历过多次,邓文华怎么性功能障碍不会加重呢?在邓文华看来,他仍然坚持每隔三五天跟谭素珍做爱,不是出于兴奋,而是出于责任。因为谭素珍坚信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工厂每天都有生产产品,农民种地也有稻子收割,可你的产品、你的收获并未交到我这儿,那就一定是流失到别处去了。她就凭这一点怀疑他,捕风捉影追查他,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可是越是这样,性生活越是形同虚设,邓文华发展到连碰谭素珍一下都不想碰,不得不交“公粮”的时候,他甚至担心而疑惑自己“公粮”交不出来,酿成更大的后患。

邓文华不明白谭素珍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熊样,不明白那怕是少了一点性生活,一个家庭就不能美满幸福。这些话,他根本没法对第二个人诉说。他说不出口。他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的政治热情,他的本来就不多的上进心,全都葬送在这无边无际的猜疑里。可从谭素珍那边看,如果第二天冷静下来,她会觉得自己有些做得太过分。可当事情正在发生时,她无论如何忍让不住,不发泄不穷追猛打她脑瓜子就要爆裂,全身的热气就会往上冲,搞得她筋肉痉挛发着疯抽,仿如得了一种癔病而不可收拾。不,她必须发作,她无法控制自己,她的整个身心已经不属于她。难道每次发生唇枪舌战,抬手动脚,都是自己的过错吗?又是谁在控制着自己的魂灵?她想不明白,也不得而知。

谭素珍不由就可怜起曾明这个“处男”来。她俩是在文化大革命历史大悲剧的时代背景下认识的。她喜爱法律,向往法制社会,可文革中再好的同学,只要不同派别组织,都笔墨相向,刀戈相见。结果无一不成了法制社会的叛逆者和牺牲品。可耻吗?不,没有人觉得自己可耻,没有人觉得自己不光荣,哪怕是不情愿在对立面枪口下跪的同学,被子弹打碎双膝倒下去后,还在淋漓的鲜血中挺直腰身!广州城内被联保的街坊活活打死吊在树上的满树“繁花”,那随着浑浊的珠江从上游柳州漂流下来在残酷武斗中的尸体,中国向全世界全人类宣告自己的愚昧和残暴!而最终,是的,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人们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愚弄,我们成了他们封建社会主义复辟的工具。公理何在?良心何在?人性何在?情爱何在?她跟曾明的相识,并没有包含多少人生志向的相恋,也没有多少个人情感元素的勃发,更多是相吻之间无声对丑陋社会、对被当作复辟工具的愤懑与渲泄。每一次在校园偏僻处树林间的拥吻,曾明在全身沸热之时,都会提出一个始终不逾的要求,央她允许进入她的身体,哪怕只有一次,使他品尝一下人生最高境界的禁果!可是她每次总是拒绝,总说等到结婚那一天,她会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他……

是的,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大师邓小平改变了这一切。人们在精神空虚而且物质饥馑的可怕历史环境中苦苦挣扎。大包干终于在和平县这个“特殊困难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邓小平思想路线第一次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展示,是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中所做的第一件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大事。如果她还当高中的政治老师,如果她还当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她定会把那天雷庄要她参加地委书记汇报会所听所看的一切,作为最生动最真实的教材站在全新的历史讲台上!可是现在,女儿南南告诉她与曾叔叔讲抓坏人的几句话,在灵魂深处刺动着她,一下子击溃了她的思想,使她头脑陷于一片空白,一片紊乱。什么曾叔叔说那个坏人肯定很快被抓到,妈妈抓到这个坏人定会叫他偿命,妈妈会一枪毙了他……这些话出自曾明之口,却无法让她接受!她突然觉得自己惊悚得瘫软在地,跟南南说中枪倒地的曾叔叔一块横躺在一块——一张席梦思软床上。

曾明从广州坐海轮回到汕头的当晚,谭素珍终于履行了自己的人生承诺,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曾明。他俩在这张软床上翻云覆雨,曾明头一回体验到女人的体内是这样的胸襟宽广,海阔天空,任由他横冲直突,左右交转,她全副身心配合着他。曾明在自己的蓝天大地洒下一场急风骤雨后,那个宝贝还没软下来,又吃吃吃地半昏迷中说着“我还要”,她也没有拒绝,任由这位年已二十四五的俊男在她身上上演一场疯狂的处子秀。

曾明完事后很快倒头大睡,睡得异常死沉,直到第二天醒来,才看见谭素珍靠着床沿抱着弓起的双膝在哭,眼泪早已将她脸颊连同鬓发打湿。“素珍,你怎么啦?”曾明傻傻地问。谭素珍不时用手帕抹着通红的泪眼,只哭不语。“素珍,素珍,你可别吓着我……”曾明惊呆了。

谭素珍哭了好久才颤抖着身子开了腔,声音如游丝般细微柔弱,仿如从另一世界里发出:“我已经应承把自己给了你……咱俩就此分手吧。”

曾明粗声瓮气地嚷道:“不是已经同意我俩结婚了么?”

谭素珍看了曾明一眼,冷冷地撇下了句:“这……还有意义吗?”

说着就披好外衣默默地坐到客厅里,再也不说话。

回到县里后,谭素珍把早已买好的结婚糖果,一股脑地倒进马桶里。她同邓文华结婚后,曾明苦等几年无望,在处处关心下属的县长刘大海撮合劝说之后,找了个被暴发户遗弃的妻儿成了家,同阿芳凑合着过日子。

“队长,队长!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喊声终于使谭素珍惊醒,连忙揉揉泪眼,朝小宋指的地方猛跑过来。小宋指着一处密不透风长得蓬蓬乱乱的灌木丛喊起来:“队长你瞧,这儿都长满勒杜鹃,可你瞧靠里的这一块,红得跟周边赤红的杜鹃花不一样……”

他俩好不容易用事先准备好的长竹竿把那块暗红的东西挑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女人袜,手工编织。“这不是麦谷淡丢失的另一只袜子吗?”谭素珍说着就从挂着的公文包里取出女尸照片一对比,左右脚完全匹配。而且从水渠流水上方高出半米看,同34号那场暴雨的冲刷留下的痕迹正好吻合。这一发现使他们信心大增,虽然还得回局里化验才能说明问题,但至少觉得第一现场就在离这儿不远,在找着红袜子的水渠上游的某个地方。

约摸又找了半个时辰,日头西斜了,荆丛中似乎有一块像镜子一样的东西反射着亮光。拨开乱蓬一看,原来是一道倾斜的水泥泻道,时间久远变得光滑,上边有些水渍,才误以为是镜子。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他们很快顺藤摸瓜,找到上方被荆棘野蓬严严密密遮住的洞口,而洞口上边就是那条废弃的公路!

两人兴奋异常绕道直奔公路,问另两位干警找到涵洞口没有。那两个刑侦人员都不约而同摇摇头。谭素珍没有直接公开秘密,而是看看周围的山坡,指给他们缩小距离再仔细寻找,还是没发现洞口。原来,公路另一侧是个陡峭的山坡,无法站立从上方窥视,而从路面这边探下头去,只要隔开几米斜着找,洞口就消失了。这一片长约五六十米的陡坡,挖的雨沟全都平平,没有水流聚集排泄的凹口,深度全都不到一米半。很显然,这个涵洞是挖好沟后才想到要加上去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从洞口下方准确往下找,从公路上方是无法发现洞口的。

几个人旋即跳进深沟,低着头鱼贯进了涵洞。涵洞1.1米高,80公分宽,长17米,里面空空荡荡,早已被那场大暴雨冲刷得一干二净。谭素珍没有气馁。她叫大家重新回到路面,她一个人留下来仔细搜索,这里闻闻,那儿嗅嗅,在洞口风吹过的时候,似乎有一阵极为微弱的敌敌畏味道,似有若无飘忽过来。这味道只有静下心来闭着眼睛屏住气息才可闻到。而且她很快发现,洞壁上方犬牙交错未经修抹的顶端,有几块稍黑的嵌状物,她用镊子把它挟下,竟是未完全消化的芥菜南瓜皮。

她终于得出结论:这就是凶手杀人的第一现场!她给大家做出的合理解释是,130号那场五十年一遇的大雪,被大风席卷从沟中洞口贯入,把莫谷淡埋得严严实实,如同装进一个大冰窖,所以尸体保存得完好无损。此后没下过透雨,天气寒冷如初。直到34号的特大暴雨,才把女尸从洞口另一端冲了出来,沿着涨满的水渠一直冲到豁口,卷进了江,最终横尸在35公里外的林寨河滩上。洞壁上方之所以有胃液残留物,是打胎过程中女方剧烈呕吐喷在涵洞顶壁,由于大雨冲刷不可能把洞口灌满,顶端上方留下残留物并不奇怪。

这一切,同原先打胎不得法而导致杀人的推论完全吻合。

第十章  故乡永诀

曾明向邓文华正式提出请假三天,他哥曾浩原单位航空工业部西安研究所下达平反通知书,他得赶回老家为之送行。这是八年多来日日夜夜期盼的一刻,而这一天终于到来,怎不望眼欲穿、悲喜交集、感慨万千呢!不过,对曾明来说,此刻心情无论如何好不起来,这一行程很可能是他对故乡永远的诀别。

这一次曾明不再偷偷摸摸走水路,而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从陆路回家。

曾明身为客家人,并不在老家长大,对故土没有太多太深的感情,只因老父和哥先后被政府遣送回家,他才会同家乡故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分配到和平工作的八九年,也正是他哥曾浩被押送回老家监督劳动改造的八九年。故乡对他来说只是客家人祖辈繁衍生息的故土,而现在则是父亲和哥的牢笼。每回他经过东水回到老家,心情绝然不同,和平这边公社领导视他为座上宾,上请下迎不说,要些当地土特产如柿饼马增茶有求必应,以备到广州送稿搞好关系用。回到老家见到生产队长,在他眼中都是很大的官。有回他看见一个小青年对哥讲话口气很大,忍不住顶撞他几句,小青年走后哥就说,“明弟,你顶撞他干吗?等一下就有我的苦果子吃了!”果不出所料,晌午这个小青年就跑到我哥面前说,“听着,队长叫你下午去担石!”也不知道是队长这么说呢,还是这小子权作冒充,哥无奈地望了曾明一眼,就挑着箩筐去了。

不过这是哥初回家时的事了。后来大队党支书见曾浩才多学广,从小到收音机大到拖拉机都能修,就说:“本家兄弟,你是飞机设计师,国家的科技栋梁,全大队就你一个这样的人才,平反是迟早的事,你放心,四类分子开会你不用去理他,有我挡着。”所以曾浩也从来没有觉得他头上有顶“现反”帽子,反而受乡村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的敬重。那个年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收音机就成了农村人家的最爱。后来大队在曾浩住的小房子窗口设了一个收音机修理部,包括当地驻军的官兵来修理收音机的络绎不绝,就再没有谁敢欺侮他。

1975年祖母去逝送丧的当晚,回老家来送殡的父辈六个兄弟,就为祖母留下的那间小房子的归属展开了争夺。父亲因是“历反”得划清界限,同曾浩“现反”一样无权参加,这在家族内部阶级路线、敌我界限倒十分分明,曾明也回来辞别祖母,他这家就由曾明作代表并担任记录。二叔已经过世,二婶娘、三叔三婶娘、四叔四婶娘,外地当医生的五叔五婶娘,加上本县外公社当卫生院院长的六叔和六婶,全都点着小煤油灯上到曾浩住的阁楼,在铺着草的地板上席地而坐。多数叔婶的想法,这间不足七八平方米过道厢房,连同半个灶位的厨房,留给六叔六婶。六叔六婶土改时分得的祠堂,“文革”中早已被红卫兵当“四旧”拆除,六叔说如今各位兄长都有一间半间老房住,唯独他们夫妻成了“壁背鬼”。他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遣送回老家,连个落脚遮挡风寒的地方都没有。

三叔是贫农骨,家族内就数他最恶,眨巴着浑浊的眼珠子嚷道:阿姆生前就讲过,她百年后这间房子留给他。大家都说没听阿姆讲过。三叔就拉着三婶跪在蓆子上,举手向天喊道:“我敢发誓啊,阿姆是说过这样的话呀!阿姆是说过这样的话呀!”三婶也一齐喊和着,忽然两人就声泪俱下,对着天连连叩头发誓。五叔就只好叫二婶去问大哥,大哥就是曾明他爸,兄弟排行老大。一会二婶回到阁楼说:“大哥说没听阿姆说过。”祖母同父亲和曾浩吃一桌饭,算是同一个家,父亲最知祖母心思,当“大哥”的发话一言九鼎,这会儿谁还管曾明父亲是“历反”不是“历反”呢!

说时迟那时快,三叔三婶就突然起身,拿起各自点着的煤油灯,嗵嗵嗵踏着楼板就蹿下阁楼。叔婶们一见都傻了眼,面面相觑说不出话。这可难倒了几个叔婶辈,还是五叔懂事理,提议喊阿浩上来出出主意。这样曾浩就被叫到阁楼上。其实叔辈们在阁楼上的争吵,病榻上的曾明他爸隔着一层木楼地板全听到了,曾浩自是也都听见八九分,家族们只是苦于政府的规矩,不能让曾浩参加。可如今一乱套,长辈们也顾不得规矩不规矩了,请上楼来的曾浩就说,三叔其实不缺房,他过继给同房叔公,占着中厅另一边几间房子,中山医学院毕业过香港开诊所的大儿子寄了钱来,间间屋子还粉刷一新。叔辈们就七嘴八舌说:“三叔就是贪,分给自家老弟,别再当壁背鬼不好么!”

曾浩就提议,三叔平日还算尊他这个老侄,他过去听听三叔三婶的想法,回来再议。大家都说这样好。可同去下楼拉尿的二婶忽然大嚷着跑上楼来:“不好啦,不好啦,后门、中门过道门板……”说着就吃吃吃喘着大气,说不下去了。大家忙问,“后门板那么沉,后门板和中门板怎么啦?”二婶年纪大了,喘完气才说下去:“三叔三婶把后门板和中门过道门板扛走了哪!”

曾浩一会从三叔家那边回来,听二婶这一说,就做个手势让长辈们紧张气氛平伏下来:“我看三叔三婶的意思,搬门板是要挟大家,房子他可以不要,但不能白给了六叔六婶。”大家同意跟三叔谈判,曾浩又去三叔家走了两个回合,最后商定祖母那个残旧得几乎要坍塌的小房,定价40元卖出,六叔六婶有优先权,不要了才卖给别家。40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六叔六婶哭丧着抹着一脸鼻涕泪水说:“我们要,我们要!这40块钱我们出。谁敢担保不会再来文化大革命啊,我们不想再当壁背鬼了呀……”六叔六婶对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论述,何其恐惧!

此事就算谈妥,两块门板也安上去了,六叔买了房后一直未住,曾浩就从漏风的阁楼搬了下来,住在祖母原先的房子。曾浩事后颇为得意自我解嘲说:“瞧,我曾浩就是曾浩,谁也不曾拿我当反革命,家族的事到头来还得我出面解决。”曾明听了曾浩这么讲,只得苦笑了一下,心里像打翻五味瓶般,不知是啥滋味。后来他给曾浩缝的蚊帐,就是依据他住祖母狭小低矮房间的床位,量身定做。

“哥,”有一回曾明见曾浩一有空就写申诉书,寄给邓小平、叶剑英办公室,但所有的申诉最终都被退了回来,结论都是“对所犯罪行毫无认识,继续维持监督劳动改造”。曾明忍不住说出自己埋在心中很久的想法:“哥,你写的申诉书申诉信,是否给我看看。我毕竟是搞文字工作的,对外边的情况也比你了解多些。”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曾浩的反应,竟然用背对着他,冷冷地丢回一句话:“涉及到军事机密!”

曾明一听几乎气炸,他想斥责曾浩:“你都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机密可言!”可话到唇边又吞了回去。他不愿再去伤害亲哥,在哥伤口上加撒一把盐。曾浩最后还是不很情愿把写的申诉书申诉信给了弟弟看。曾明在文字工作称得上是位行家,一看立刻明白了个大概,原来所有的申诉都把矛头指向原单位的领导,揭露他们对发展航空事业急需解决的中短型民用“运七”飞机设计工作的人身迫害,而现在原单位还是军管派掌权,也就是原先整哥的人还盘踞在领导岗位上,这不是飞蛾扑火么?原单位的领导还能放过你?曾明不由忍住火气对曾浩说:“哥,你想过没有,你这样的申诉,如果没有特殊的渠道,虽然名义上寄给邓小平、叶剑英办公室,实际上都转回你原先工作的研究所,你越是想揭发他们,他们就越是不会放过你!”

曾浩听了眼睁睁的看着曾明。曾明又说:“你应该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控诉极左路线对你的迫害,事实可以讲,不要牵连太多具体的人。这样吧,我帮你改改。”可曾明帮曾浩改了后,还得交回曾浩抄,必须是曾浩本人的笔迹。曾浩抄的时候,感情老是转不过弯来,又重新扭回自己原先的立场上,最终还是在具体事件跳不出来,通篇还在骂人。

其实曾浩被定为“现反”的罪行再简单不过。一次他在描“运七”机身结构设计图,图纸设计完后要在下方描上图题。曾浩用硬笔在覆盖图纸上面的《参考消息》试了两笔,后来有同事发现上一行有“毛主席”三个字,下一行有“万岁”两个字,本来这五个字并不是直接上下行联句,试笔的地方划掉黑杠的字也不止这些,可在人人自危的“文革”险恶环境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告发就酿成了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罪。

后来曾浩才弄清楚,真正要置他死地的是他们五个从沈阳飞机设计公司调来西安所的骨干,所里技术领导层不愿看到这几个外单位调来抢饭碗吃的人分走他们饭桌上的羹,要不就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遂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他们五个打成苏修特务,导师被折磨致死,其他四个包括曾浩都未能幸免于难。曾浩被打成“现反”押送回原籍劳动管制后,一天也没忘记导师的遗愿,让未完成设计的“运七”尽快翱翔在祖国的万里蓝天。

曾明回到老家是在下午,可上午曾浩就去登记结婚,宁愿讨了一个十八岁还未谙世事的本村女孩,不想弟弟在找对象问题上跟自己纠缠讨价还价。曾浩需要的是想方设法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身轻脚快直奔研究所。曾明劝哥是否自己先回单位站稳脚跟再把老婆接去,曾浩哪里听得进弟弟劝告,说不是平反的时候把老婆一块带去,以后想调都难。河源的大姐寄给他一百块钱作路费,要求他途经河源停一两天见见亲人,毕竟大家都为他担惊受怕,甚至受牵连那么多年。可他带着新婚妻子只在河源车站停留了10分钟,也就是客车经过大站上下车休息时间,跟亲人打个照面表示感谢就继续未了行程。

最使曾明难堪的是,曾浩走的时候,把一大叠卷成筒状的申诉书底稿,包括曾浩口述曾明执笔的草稿,全都扔在合箩里。曾明的反应不仅气不打自一处来,简直是无法理喻。“哥,”他激动得声音有些发抖,“这些申诉信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的铁证,你怎么能随手扔掉呢?”曾浩风牛马不相及冷冷地回了句:“你是文学家,文学家的眼光向后看;我是科学家,科学家的眼睛向前看。”曾明在合箩前呆了半晌,只得默默地将所有申诉信捆好,无声地摇了摇头。令曾明意想不到的是,曾浩临行前念着兄弟多年的手足之情,邀弟弟来到阁楼安放的大喇叭前,那是生产队发广播通知的地方。“明弟,我要走了,要重新去拼搏了,让我俩合唱一首最爱唱的《冰山上的来客》吧。”于是,曾明跟着哥的节拍,头一回放声高歌——

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风暴不会永远不住,

呵,什么时候啊,

才能看到你的笑脸?

乌云笼罩着冰山,

风暴横扫戈壁滩。

欢乐被压在冰山下,

啊,我的眼泪呀,

能冲平了萨里尔高原!

歌声荡气回肠,心中一吐为快,显示出兄弟两人在逆境中的抚慰与伤感,也迸发出痛苦使人意志更坚的执着与豪情。歌声把兄弟俩拉开的距离重新弥合起来。曾明渐渐明白,哥有自己生活的伦理,哥有自己逆境前行的动力,哥有自己向往的事业,哥期待普照大地的阳光。总而言之,哥从来不像弟弟那样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前行。“明弟,你这次回来,我看你心事重重,你实在没有必要背负过于沉重的包袱,以致承受来自各方太多的压力,难以放开手脚走好自己的人生。”临行前曾浩叫住曾明,语重心长说了这段话,算是留下惜别赠言。曾明深情地看着哥,不知曾浩是否看穿自己心底的秘密,洞悉自己与亲人与故土诀别的复杂心境。曾浩说着念出一句诗:“世事沧桑心事定,胸有海岳梦中飞。”然后加重语气伤感地说:“老弟,人生苦短,听哥一句劝,多想想未来,多想想前程,作为牧师的后代,兄弟俩不要被圣经书上‘人生的本质含义就叫磨难’这根稻草所压垮!这算是远行的兄弟与之共勉吧!”

哥走后,曾明在空落落的曾浩房间的台镜下,读到曾浩手写的几句话:“磨难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加坚强,关键是我们是否有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历劫不灭之志,一种坚不可摧的目标追求。”曾明激动不已,禁不住哭了起来。是啊,在曾浩身上,他更多地看到这种属于精神、属于灵魂的动力,成为支撑哥在逆境中前行的精神支柱!

哥哥走后,曾明把曾浩半句交代都没有留下的年老体迈的父亲,同四叔一起用鸡公车依依呀呀推着,向三四里路远的鹤市车站走去,车轮留下一条深深的印辙。曾明担心老父在回河源一百多公里的汽车巅簸中受不了,万一发病将不知所措。岂料父亲离开老家一路心情十分兴奋,根本不像有些老人年近古稀留恋故土,死也要回到故乡来瞑目。父亲的心情绝然相反,离开自己的伤心地,离开曾经生他养他又让他身陷囹圄二十多年的牢狱,高兴劲就像孩子过年有饭吃般激动异常。曾明想到父亲此刻的心情,一定是像他离开军垦农场那一刻,连头也不愿往回再望一眼,生怕这一望就被部队当作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的典型强留下来。父亲一定是这种心情,因为他始终没回过头来回望故土一眼。

他不由想到,客家人是中华大地唯一漂泊的汉族民系。这些原先的中原望族,一千多年经历了五次大迁徙,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携老将雏,顶风冒雨,九死一生。于战乱、于灾荒、于横逆中,如同世界民族中几度从死亡的灰烬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永远被放逐的犹太人”那样,留下一个个永远在行进中的史诗般的背影,有谁写得下这亘古的漂泊史、坚忍史、生命史?父亲一生同犹太人一样信仰基督教,要在各地福音堂辗转流浪当牧师,那么,父亲算不算是“永远被放逐的犹太人”?曾浩这么一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飞机设计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置于死地,被专政工具强行押回老家监督劳动改造整整八九个年头,这一横逆劫难中九死一生的漂泊史、坚忍史和生命史,如今终于平反昭雪重见天日,算不算是“从死亡灰烬中重新站立起来”的中国“犹太人”?

而曾明这一次离开故土终于回过头来,久久地把无限深情的目光投向父辈的低矮残宅,投向父祖辈世代耕耘生息繁衍的故土。他明白,这一去不仅是与故乡与亲人的告别,更是他向美好人生祭上最后苦涩的泪水和痛苦的永诀……

第十一章  决战前奏

正当邓文华召集县委办和有关部门写手贯彻落实杜瑞芝和雷庄的指示,把总结推广大包干经验引向深入,进而推动山林权和所有制、责任制“两制”的落实,为全县召开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做准备的时候,县公安局也在密锣紧鼓加大对莫谷淡被杀案调查的力度,案情分析会开得热烈异常。

找到案发第一现场后,谭素珍又带刑侦人员摸进涵洞,进行案发的模拟试验,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那条绑在莫谷淡颈脖的带子上。既然第一动机是打胎,没有预谋的杀人工具,临时突发奇想用一条棉纱带绑人致死并不奇怪。那么,这条棉纱带是做什么用的?谭素珍边思考边分析说:“钻进黑黝黝的涵洞里,必须得有照明工具吧,最常用最简便的照明工具是什么?当然是手电筒。而这根带子会不会是电筒带?对,完全有这种可能,长度也正好合适。”她拿带来的手电筒比划着说。“和平当地人走夜路都习惯用一根带子绑在手电筒两端,挂在肩膀上方便照明用……”

她和刑侦人员模拟的案发过程是这样的:麦谷淡和犯罪嫌疑人双双跳下竖井一样的排水沟,钻进洞内打胎,女方喝下大量农药,不仅胎未打成,反而中毒昏迷,二十分钟后开始呕吐,随后呕吐得越来越厉害,而人已软瘫无力躺倒或半躺倒,所以呕吐的残菜剩药直接喷到洞壁“天花板”上。谭素珍分析或许还有打胎的补助针剂,但来不及用上,女方已气喘吁吁,奄奄一息。犯罪嫌疑人这时害怕、紧张乃至发惊,见打胎失效,把莫谷淡扶到洞口,想背她回家,但莫谷淡已经不省人事,站立不起来,人一犯事就会变得身体异常之沉,嫌疑人也无力把女方推上路边,无奈之下又只好拖回涵洞。这时犯罪嫌疑人会想到,即使是把女方扶上洞口,他也不可能背她回去,万一路上被人看见怎么办,何况路途又这么远!回到洞内后,本来第一动机打胎的想法动摇了,破灭了,这时产生可怕的第二动机,遂想杀人灭口。于是解下电筒带,绑在毫无反抗能力已经休克的女方颈脖上。

事实上,当晚下了场大雪,打胎时天气已寒气逼人,嫌疑人哪怕不用带子绑在女方脖颈上,女方也会冻僵而死,但加不加绑带性质完全不一样,绑了就叫做故意杀人,没绑则是过失杀人。显然这时,嫌疑人极度惊恐慌乱,完全失去理智,不顾一切杀人灭口。然后就跳上洞口,趁夜色匆匆跑回县城。和平县城冬天是不下雪的,当夜这场50年一遇大雪,整个阳明镇被皑皑白雪所覆盖,大雪被狂风席卷扫进路沟,再灌进涵洞,把女尸掩盖得严严实实,如同女尸被装入冰窖,保存得相当完好。35天后,一场空前的大暴雨把女尸冲下水渠,再往下游漂去,所以红袜子被荆丛挂住,留存树丛枝桠中。女尸被冲到林寨河滩后,石岩挡住河水去路,尸体被急速的旋涡打上河滩。由于此前尸体处于封存状态,给人的感觉皮肤尚有弹性,让刑侦人员一度对女方被害的时间产生错觉。尸体解剖澄清了这个问题。刑侦人员当时并未公开女方肚子里四个月的死胎,使案件的性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谭素珍一股脑地说完对情案分析后,陈日润局长站起来,沉思着说:“从谭副队长刚才的分析来看,我们现在可以得出几个方面的推断。首先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关系相当密切,不存在社会上传说强奸抛尸的可能,那是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视线,企图给正在全县轰轰烈烈开展的大包干这场农村历史性变革制造混乱。130号傍晚7点前,莫谷淡喂猪做家务,一切如常,7点一到就从人们视线中消失,表明双方约定去打胎是自愿的,是预先商量好的,走前女方心态也很淡定,对嫌疑人十分友好敬重,并没有对男方采用农药打胎效果有所怀疑。”

大家都觉得陈局长如此推断合乎逻辑。谭素珍不由想起那次她到曾明家去取回手摇缝纫机见到莫谷淡的情形。那时莫谷淡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对她没有防备,一进门就对曾明绽放着情有独钟的笑脸,走前又回过头来抛了个媚眼,看得出两人有一种情感上的默契与交流。“我完全赞同陈局长的判断。”谭素珍说。“莫谷淡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应该非同一般,打胎应该是商量好的,也是自甘隋愿的,所以喝的农药再多,反应再强烈,莫谷淡都忍受下来,直至上吐下泻,昏迷休克。”

陈日润清清嗓门又说:“刚才谭副队长所作第一动机和第二动机的分析,我认为是合理的。第一动机打胎,打胎失败才萌发第二动机,而不是一起首就是谋杀。这样的分析推断对我们的侦破工作有什么启示呢?就是对案犯的侦查方向更加明确,目标更加清晰。一般来说,没有第一动机只有第二动机,等于案犯把女方骗到城郊偏僻的公路涵洞实施杀害,手段是极为残忍的,这种人更多存在社会中间。如果承认案犯第一动机是打胎,表明这种人不排除有可能在机关、在学校的中上层,从心理角度分析,他们有可能正在受到重用,或作为入党对象来培养,或者正在被提拔考察,对自己的仕途看得很重。他们害怕暴露,害怕男女双方发生性关系出现怀孕现象,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才采取如此下策自行打胎来解决问题。一般的干部、普通的老师或许不会采取这么极端的危险手段,挺多破罐子破摔,公开找人打胎也没什么大不了,何况社会上的游医多的是,打胎也不一定暴露或露馅。所以,我们分析这种案犯的犯罪心理和犯罪特征,对侦破此案就会有利于缩小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范围,避免少走不必要的拉网式排查的弯路。”

“还有一点,”谭素珍扫了与会刑侦人员一眼,见大家全神贯注,又作了补充。“130号晚那场大雪和34号那场暴雨,给我们侦破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唯一掌握的杀人罪证,就是这条电筒带。那么,这条作为犯罪证据的电筒带是谁的?一定要想方设法查清楚,尽管难度非常大,但只要缩小侦查范围就不是没有希望。这也许是我们能抓到凶手的唯一希望,请同志们千万不要放过。由于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同犯罪嫌疑人不仅是一场刑事案件上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策略上的一场较劲。犯罪嫌疑人智商比较高,不会轻易被我们束手就擒,一定会在暗处观察我们,设置障碍同我们周旋。为此我们要提高警觉,要敏锐观察周边人和事的变化,多动动脑子,要把死的案件侦活,把死马当作活马骑。”

分析会到了关键时刻。陈日润挥一挥手说:“这儿有一点要注意的,千万不要打草惊蛇,由于案犯不排除在要害部门,在领导身边,任何不恰当的响动都有可能惊动领导上的工作部署和安排,不利于全县正在进行的农村社会变革。”分析会接着对侦查对象作了排队,进行了逐一的排查,一些原先不敢想象的人物进入了核查名单,曾明就是其中之一。侦查人员提供的线索表明,曾明一年多前才入党,从一般的新闻报道员提拔为副科级的县委新闻秘书,半年多前又被雷庄书记钦点为县委书记秘书,可以说在干部队伍中红得发紫。而且他家同莫谷淡家同住在一条街巷,莫谷淡经常过他家来玩,他家的泔水,吃剩的饭菜,都由莫谷淡拿回家喂猪,莫谷淡家也会不时摘些自家菜园的青菜给他家尝鲜。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莫谷淡常常借帮阿芳带小孩,抱着她女儿上电影院免费看电影,阿芳除了卖电影票还要上跨班当带票员,这样莫谷淡同曾明就有较多时间单独接触,阿芳也不会无端怀疑。

这时谭素珍插进话来:“就我所知,阿芳被老公抛弃后,对性生活非常冷膜,是个性冷淡者。阿芳同曾明结合后,彼此很少过性生活。而莫谷淡年仅16,属于情窦初放阶段,喜欢看爱情题材的影片就证明这一点,这就有可能乘虚而入,同曾明发生两性关系机率很大。”

此话一出,与会人员都用怪怪的目光看着谭素珍,在她脸上打了个不大不小的问号。那意思是,怎么这样隐秘的事情你也知道,连阿芳的性冷淡你也清楚?谭素珍这才觉得自己失言,脸庞不觉红了起来,发现自己有些慌乱,甚至有几分焦虑,慌乱和焦虑中冲口而出,说话乱了分寸。打自陈局长把曾明当作犯罪嫌疑人列入黑名单起,不知怎的,她就精神开始紧张,全身的热气往脑瓜上冲,但她很快用意志力把这个发病的势头按住了。她不希望陈日润提及曾明是嫌疑人,可又不得不相信客观事实的存在。她甚至比局长更早怀疑曾明,好几回大家提起电筒带,她就情不自禁在脑瓜中出现发现河滩上女尸的一幕:曾明央求她翻开女方遮盖脸部的上衣给他看,她按曾明的要求做了,当然她也注意到曾明看见女尸颈脖上的那条带子闪过的吃惊神情,虽然只有一瞬,但作为刑侦人员,她捕捉到了,并且深深印在自己的脑海。后来她就一直在想,曾明要她掀开女尸上衣,目的就是想看看颈脖上还有没有那条带子,他是怎么知道有这条带子的存在?难道曾明未卜先知?

事实上,谭素珍越是从感情上不相信曾明不是犯罪嫌疑人,就越是从心理上笃信曾明的犯罪事实,只不过她不愿意这个结论从别人的口中说出,那是她的专利,是她同曾明十多年交往无需事实依据所作的判断。她常常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在侦查中几近崩溃,而理智和责任又不自觉地把她从灾难的深渊拯救过来。是的,无论她同曾明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她都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最重要的嫌疑人刑之以法。

而那边厢,县委办公室小会议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思想方法和路线观点转型的争论。曾明作为会议的主讲者,正在振振有词地作着主题性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从政治上讲我们党和国家已经粉碎了林彪、四人帮的复辟阴谋,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伟大变革时代。我们正好站在这个变革时代的重要转折关口。正在全县农村深入开展的大包干,就是这场大变革的重要体现。可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一些干部,包括我们这些“刀笔吏”,人虽然站到拥护三中全会路线支持群众大包干这一边,但思想方法仍然停留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习惯思维上,用旧的观点、旧的思路来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这几年的基本路线教育下来,我们热衷于“一批二打”,什么事都讲坚持大批资本主义,狠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才能端正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

“刀笔吏”们只听过写作方法的辅导报告,从来没有听过关于文字工作者转变思想路线的辅导讲话,就都觉得很新颖很及时很解渴,认为曾明说得非常中肯,听之入迷。曾明见大家情绪高涨,就继续往下说:“大家听过毛主席说过这么句话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难道只有使资本主义绝种才能搞好生产,难道一讲批资本主义就是拦堵截罚,拦堵截罚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农民群众就有饭吃就不受冻挨饿?前段地委杜书记到我县听取汇报,大家谈到前两年积土杂肥要揭盖子,要批资本主义倾向,结果是越批越假,这个大家印象都十分深刻。”

曾明越说越起劲:“所以我就想到,三中全会后开创农村变革的新时期,同林彪、四人帮时期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林彪、四人帮时期搞什么都讲阶级斗争为纲,靠批资本主义开路,到头来越批越穷,饭都吃不上;三中全会后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讲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要治穷致富。几天前我随雷书记到地委参加各县班子的务虚会,杜瑞芝书记在总结时就反复强调说,要认清当前是处在大改革时期,要看到农村改革的重要性广泛性,还要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你要前进,就得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前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实际上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次务虚会的最大收获,就是我们干了二三十年,现在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要搞什么模式的社会主义。杜书记说,我们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当成修正主义。大包干就是对平均主义最大的突破。从地委开会回来,雷书记对邓副主任和我说了句掏心掏肺的话:干了二三十年,当了两届县委书记,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才知道自己还不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

曾明这个当秘书的,很少做过这样长篇大论的发言,他是那样激动,那样振奋,那样变得忘乎所以。邓文华见大家情绪颇高,此前对写材料也有些误解,就以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我完全赞同曾秘书的讲话。他的讲话说明一个写作人员,要严格要求自己,明大事,识大局,懂大理。有的同志对我说,曾明同志写东西水平高,剖析的道理深,是因为他跟书记当秘书,能够近距离接触领导的指示,是书记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曾明同志肯学习,肯思考,识大体,顾大局,才能对书记的指示领会得深,发挥得好。”

曾明喝了口茶,接着邓文华的话尾说:“邓主任对我的评价言重了。我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赶上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一定要懂得珍惜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各位都是拿笔杆子的,都从旧的体制中过来,我同大家一样,都写过不少错误文章,自觉不自觉地为林彪、四人帮当过卫道士,我们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更是受害者。今天能赶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所以我说要懂得珍惜,我自己就感到纵使有三头六臂,工作也做不完哪。”曾明此刻完全沉浸在对事业的探讨中,似乎忘记可能发生的一切。而在邓文华看来,曾明对文字工作者自身的变革要求头一回说得如此透彻,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独白,听的人如醉如痴,是众望所归。

听到大家议论雷庄书记走了进来。他向邓文华了解一下会议的进展,高兴地说:“你们能召集各路写手的代表开这样的务虚性质的会议,很有创意,也开得很好。”然后转向大家说:“同志们,大包干取得显著的进展后,我们接着就要抓山林权的落实。乱砍乱伐制止不下来,大包干的成果就巩固不了。‘所有制不能动,责任制可灵活’,全县的大包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逐步按定产到田、按人定等、以等定量来完善。根据地委杜书记的指示,和平现在农民群众改革的热情很高涨,应当把这种发端于大包干的改革积极性,及时从田里引导到山上,抓好山林权的落实。全县山地与农田的比例十三比一,历史上我们和平又是茶叶、香菇、土纸、油茶、桐油等多种特色产品的盛产地,希望在山,致富在山,抓山比抓田要更加重视,要花更多的精力,但山与田不同,山上长的东西周期性长,政策难以把握,稍有不慎,林木资源就会被砍光,这又是一场硬仗。县委下来要推广热水公社的禁山会,用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这种禁山封山联合组织形式,来确保山区经济的稳定发展。热水公社联丰大队罗香片管辖落实‘两制’后的山林三万亩,每户出资五毛,一筒黄豆,半斤米,选出会长、委员二十多人,订了合约,吃了团结餐、齐心餐、致富餐后,禁山会就算成立了,共同遵守执行。以前老办法靠公社大队护林员有名无实,林场出面管辖利益不直接不想管也不敢管,民兵巡逻蜻蜓点水更是管不住,说到底是没有权威,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没有群众组织的禁山会威力大。群众称赞禁山会是‘铜墙铁壁,威力无穷,治山致富,可靠保障。’”

雷庄停了停又说:“这里我想跟大家打个招呼,地委杜书记对我提了个建议,县委要审时度势抓住大好时机,在全县召开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前几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许多有种养经验、善于经营、依靠自己辛勤劳动致富的社员群众,都被打成‘暴发户’、‘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道路带头人’、‘三类半’,有的甚至受到种种迫害。现在,这种‘穷光荣、富变修’、‘越穷越革命’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在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隆重召开这次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就是要理直气壮地为他们宣布‘平反’,恢复声誉。我在这里先吹个风,让你们这些搞文字工作的同志,先有个思想准备。”

由于激动,由于振奋,曾明完全忘掉了莫谷淡案正在被侦查,而侦破此案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逼近。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抓紧不多的时间,努力工作,奋笔疾书,一天掰成两天用,不然就对不住三中全会赋予自己的大好时光。

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

棉纱带在谭素珍眼前晃来晃去,从左手倒到右手,又从右手倒回左手,正面和反面来来回回瞧着,连棉纱带是用多少条纱线织成都掰算过了。“如果这是用来做电筒带,那原来买的带子肯定不止这么长。”谭素珍眯着眼睛思考,自言自语说。这条电筒带只有两尺左右,买带子不可能只买0.7米,起码是1米,或2米至3米,才能绑大件一点的东西,剩下的带子哪里去了?用作什么用途?谭素珍又仔细看看剪断的接口,不是平剪,而是斜斜的,呈60度角,卖家怎么拿剪刀这么随意?说明切口不是卖家下剪,而是买带子的人带回家自己大体上胡乱剪断的。这也从旁佐证买来的带子肯定不止电筒带这么长。

谭素珍拿来放大镜,又认认真真看了大半个钟头,人都看傻了,眼睛都肿胀了。她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条带子的纱线纹路比一般带子粗。她取来普通在市场上买的同类型带子,一般带子有15条纱线,都较细,可手中的电筒带子却是16条,比较粗。这使她越来越强烈的预感到,只要找到16条纱线织成的带子另一截,找到带子的主人,就可以为这唯一的罪证提供破案线索。

南南见妈妈拿着两条带子在手中晃,跑进房间就要抢妈妈手中的带子玩。谭素珍情急之下打了一下南南的小手:“别动,别动!”女儿没料到妈妈下重手打她,委屈地哭了起来。邓文华听见女儿哭声跟了进来,女儿撒着娇指着桌面上两条带子嚷道:“爸爸,我要,我要玩……”谭素珍还没从她的思考空间解脱下来,就装着举手再打的架势:“好啦好啦,别再闹,再闹妈妈打。”

谭素珍已经搬回家住。夫妻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有所缓和。谭素珍感到老闹下去也不是办法,雷庄书记让他们分开一段,集中精力抓好各自的工作。谭素珍也做了一些反思,感到自己确实有些病态性的歇斯底里。分居隔开一段距离,邓文华也更多地看到、听到老婆对刑侦工作出奇认真,外勤工作晒得一身黑,这种能力不是整天近距离吵架打架所能感受到的。

“不就是两条棉纱带么?素珍,你至于对孩子发那么大的脾气吗?”邓文华抱起女儿,用纸巾帮她抹去眼泪。

谭素珍冷静下来后,对女儿说:“南南,乖乖,出去玩,妈妈有话跟爸爸说。”

女儿出去后,谭素珍看了一眼丈夫,指着沙发:“你坐下。”

邓文华就在沙发上坐下,不知谭素珍葫芦里卖什么药,就等老婆开腔。

谭素珍说:“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见过这条粗的带子?”

邓文华说:“这样的带子,杂货摊不是一天一地有得卖吗?”

谭素珍把粗带子拿给丈夫看:“你仔细瞧瞧,有什么不同。”

邓文华仔细端详着,看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兴奋地跳起来说:“我还真是想起来了,有一回同曾明跟雷书记下去蹲点,曾明上街买了床丝棉被,就是用这么粗的带子绑的。怎么,对你们破案有参考价值吗?”

邓文华有些疑惑地看着谭素珍,谭素珍努力地笑笑:“没什么,随便问问。”就轻描淡写地不再说什么。

谭素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怕邓文华看出其中的玄妙,就借故说单位有事先回去了。邓文华对破案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他当然没有想到谭素珍是在怀疑曾明,即使他知道谭素珍是在怀疑曾明,他也不会觉得曾明有什么事。谭素珍不就是个猜疑狂,谁都怀疑,谁都不放过,何况一个曾明,为爱情不惜分手的恋人?谭素珍其实也真心是想回局里汇报自己的新想法,她步履匆匆,出大院门时几乎与迎面抱着一叠资料闷头走路的曾明撞了个满怀。两人都有些歉意与尴尬。

谭素珍蹲下来帮曾明捡掉落地上资料时,有些别扭地问:“还这么忙吗?”

曾明答:“忙得屁滚尿流。”

曾明又无话找话问:“你呢?”

谭素珍答非所问:“就这么过吧。”

曾明加多一句:“南南……南南还好吧?”

谭素珍别着脸说:“亏你现在还能想起南南。”

彼此就结束这很无奈的对话。

曾明望着走远的谭素珍,“亏你现在还能想起南南”,什么意思?是关心不够,还是说我现在没有资格再关心她?抑或有什么暗示和玄机?提醒我已到了灾难临头的时候?曾明隐隐感到谭素珍话中有话,谭素珍一直在怀疑他,至少认为他同莫谷淡案有关,扯不清干系。

可他相信,谭素珍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是谋杀莫谷淡的凶手。不错,他同莫谷淡是有些暧昧关系,可即便是过从甚密,也无法做出凶手的推断。他不是那种意识下作手段残忍的人。谁不知道他的品性,谁不知道他由于家庭关系的复杂,背负着沉重包袱负累前行,生怕一不小心踩死个蚂蚁?而且这几个月来,他冲破精神状态几近崩溃的藩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拼命的工作,他的真实意图无人能够看破,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不会懂得他对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浓厚感恩之情。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于表演,更不是想横加掩饰,而是深感时日无多,只有拼命地努力,以更充实的写作成果,完成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

回到大院里的小房间后,曾明竟情不自禁地哭了,他不是为莫谷淡的死而哭,这个泪水他已经在内心深处流干,命运怎么惩罚自己都心甘情愿。他此刻的哭,是想起他的父亲,想到“双反”的父兄,心里积压多少疾愤,无法排解的痛苦悲凉,半生挣扎看不到前景的黑暗。而现在父兄都平反了,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先后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终于平反。严格来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平反,根本不叫平反,而是无反可平。最使他想不通的是,无论是河源县公安局的档案,还是老家龙川县公安局的档案,都没有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结论材料。父亲只不过是当过基督教福音堂的牧师,当过牧师就可以打成历史反革命吗?全部事实只是父亲解放初安排在仁济医院即后来的县人民医院当挂号员,县委统战部后来告诉他按政策教会可以恢复,父亲就按统战部要求去做了一些恢复福音堂的前期准备,可政法部门就抓住这个不放,1958年反右肃反硬是给父亲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父亲不服,用客家话写了首打油诗:“唔食咸鱼嘴唔腥,唔曾犯罪心唔惊,涯都唔曾反革命,汝爱斗争便斗争。”有关部门就据此把父亲打成历史反革命。宣判大会上,虽然宣布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但正式判决书只有“开除出队,回家生产”这八个字。或许是统战部门的斡旋,要不就是政法部门觉得理亏,在落档时并没有敢下这个可怕的结论。

后来去调查的邓文华告诉他,“你父亲回乡两年后,有次同大队长的老婆发生口角,大队长一怒之下就宣布你父亲是有历史问题弄回来的,有历史问题就是历史反革命!然后四类分子训示会就叫你父亲参加,久而久之公社派出所四类分子花名册也就有了你父亲姓名。可一查县公安局档案,根本就是无头公案。派出所无权做出四类分子的判决。”

和平县委决定他当县委新闻秘书,县长刘大海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当刘大海向他宣布组织上决定时,曾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立刻本能地、条件反射地提出:“刘县长,我还不是党员,怎么能当县委新闻秘书呀!”

“不是党员也可当新闻秘书。”刘大海说得很干脆。

“现在就解决入党。”刘大海又加了句。

曾明当时的反应是,自己到和平县工作八九年,写过多少回入党申请,全都石沉大海。他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入党轮不到他,他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不抱希望。这就好比这么多年报道组人员轮换,每裁减一个人就换一个组长,十二三个人裁剩两三个,就换了近十个组长,原先的组长提拔或平调到新岗位去了,最后走剩邓文华和他两个,已经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的邓文华仍兼任组长,他只能当组员。邓文华推荐他当组长,组织上没有答应。邓文华就用半宽慰半认真的口吻对曾明说:“这样吧,对外我当组长,对内你当组长。”曾明只好一笑而置之。最后阶段两人合作不错。曾明从来就不曾有过提拔的奢望。

这一次,曾明最大胆最直截了当的要求,就是把他父亲的问题弄清楚。那时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他已听闻父亲压根就不是“历史反革命”,就提出要求组织上趁解决他入党之机,把他父亲的历史问题查清楚。

刘大海还是那个腔调:“不用调查也可解决入党。”

在曾明一再请求下,刘大海就只好叫邓文华带个人事干部去跑一趟。邓文华没两天就从河源、龙川绕了一圈干手净脚回来了,正式代表组织把结论告诉他。曾明悲从中来,喜极而泣,跑到东山岭长啸一声:“天底下哪有这样乌龙的共产党!天底下哪有公正和公理可言!”多少年来,一言九鼎的“历史反革命”结论,让父亲背负多么沉重的历史包袱,让当儿子的又是怎样被扭曲心态,低声下气忍辱负重地做人!

“你也不想想,”后来邓文华宽慰他:“如果你父亲真是历史反革命的话,你哥还能考上国防大学?你还能进暨大念书?你父亲回乡之初,还当过一年生产队的保管员,如果是历史反革命的话,这生产队干部还能当上?

可现在,父兄双双平反后,曾明的底气不同了。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必活得那么窝囊那么憋屈那么忍辱负重,早就应该像他哥现在那样坦荡那样舒怀那样敞开胸襟,光明磊落无所顾忌勇往直前,努力放开手脚去追求美好的一切,包括爱情的美满和家庭的幸福!什么“人生的本质含义就叫磨难”,什么“烈火中烤三次碱水里泡三次”,不,他根本不必去理会圣贤书上的教诲,完全可以像出身好的人那样斩断尾巴,去除一切后顾之忧,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在豪迈壮烈的人生征途中高歌猛进,不断有所斩获,有所建树,所向披靡!

那一夜,曾明彻底失眠了,眼翻翻直到天亮。他的精神状态处于极度的妄想与游移,几近崩溃。他问苍天,他问大地,这一切酿成的灾难性后果,该由谁来补偿,又能补偿得了吗?是的,他不是没有能力和上进心的人,那么,他的人格,他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也就不会听从大学时代班上党员的劝告,无需顾忌同谭素珍的结合,而最终也就不可能出现莫谷淡命案。可现在,这一切都晚了,都不可挽回了,全功尽弃了!自己再想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多做一些工作,多吮吸一下三中全会的新鲜空气和感受美好阳光,一切遂成可怕的梦魔!

半年多来,曾明就在这种复杂的矛盾和心态中艰难地度过。这一切,谭素珍猜疑心再重也不可能知道。其实,谭素珍连她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她是怎样被抹黑,抹黑得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连恋爱的自由都没有,从念高中到大学直至出来工作,到处被人另眼相看,更深层次的动因自己同样不得而知。人人都说她“社关复杂”,到底社关怎么复杂?是不是所谓华侨地主家庭出身就叫复杂?是不是有海外关系就叫复杂?乃至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控制着她的人生她的命门?对此她能体验到对自己的伤害,朦朦胧胧有所感知,却同样对“社关复杂”的真实含义,对这一杀人不见血的屠刀的真实模样,一无所知。

回到局里,那条带子虽然收了起来,脑子里带子的影像,始终无法驱赶,着魔一样老在她脑子里浮现,成了寻找犯罪证据的关键。她把有关这条带子的所有事情重新在脑海里过滤了遍,冥冥中不由就想到曾明曾经向自己借过手摇缝纫机给他哥缝蚊帐的事。她清楚地记得蚊帐顶上四个提角,三个用耳朵状的布钩连着,有一角则用一条两米长的棉纱带缝好,目的是用来直接拉到房子斜对角的钉子上。曾明的用心可谓良苦,对他哥的关心可谓备至。可那条带子会不会跟电筒带是同一条,被剪成两截呢?从曾明买带子原意是绑丝棉被用,打一个半十字绑至少也要三米长,电筒带用去两尺左右,剩下做蚊帐拉吊顶用,印象中至少得有两米,加起来正好是三米,符合原先买的带子的长度。

谭素珍突发奇想,决定去曾明的老家跑一趟,曾明的哥哥和父亲虽已平反,或许留下的蚊帐还在。经陈日润局长同意,她和小宋立即驱车前往,当晚赶回欣喜若狂,果真那顶蚊帐还在吊着,房子被曾浩的堂妹接替住了,完好无损的那根带子被取了回来,两根质地相同同是十六条纱带编织而成的带子虽已陈旧,但由于接口剪得过于倾斜,还能准确无误地对接上。电筒带这唯一的罪证,看似不可突破,经过谭素珍穷追不舍的努力,终于真相大白,犯罪嫌疑人明确无误地指向了曾明。

当谭素珍和陈日润向雷庄书记汇报这一新发现时,雷庄并没有觉得过分的震惊,他只铁青着脸说了一句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一切按法律程序,不要考虑对我会有什么影响,也不要考虑曾明的地位与身份。”

其实,雷庄书记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听了谭素珍汇报指出案情特点和描绘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画像时,雷庄心里已经浮现起一个飘忽不定的身影。雷庄叫谭素珍去听地委书记杜瑞芝主持的汇报会,当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缜密的思考,想让她近距离观察可能的对手出现的心理变化。雷庄的心理状态其实非常矛盾复杂,感情上他不相信曾明是案犯的可能,理智上他又不能不相信谭素珍的判断,只是在缺少证据面前自己什么结论都不能下,依然按常规要求来做工作。陈局长和谭素珍走到办公住房门口,雷庄想想又把他们叫了回来,补充交代说:“仅有棉纱带的证据还不足够,你们要继续寻找更多的凭证,曾明有作案动机可以成立,但有没有作案时间,都要查得一清二楚。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尤其对曾明的嫌疑必须格外谨慎,有突发新情况立即报告!”

第十三章  审判大会

深秋一天上午,县委办召开全县劳动致富表彰大会的筹备会,曾明镇定自若地提出写作分工安排建议,最难写的当属为会议造舆论的宣传讲话,由他自己负责起草。中午,曾明为到会的同志分发晚上招待的电影票。下午继续开会,会议开始后他仍认真做着记录,中间平静地出去解手,忽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负责对曾明实施监控的人员神经高度紧张起来。谁也没有想到犯罪嫌疑人会使出迷惑大家的这一招。侦查人员立即向雷庄书记和县长刘大海汇报,刘大海指示马上发出对杀人嫌疑犯曾明的通缉令,把曾明的相片传真到周边各县和深圳口岸,防止犯罪嫌疑人潜逃香港。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令雷庄也有些措手不及。听了谭素珍和陈局长的汇报后,他已经在内心确认曾明的犯罪事实,之所以没有实施抓捕,是犯罪证据还不十分充足,对曾明是否有作案的时间,邓文华在听汇报时提出了异议。

案发当晚655分,邓文华去县委办公室路经曾明房间,见灯正亮着,隔窗喊了声:“赶写材料呀?”曾明大声答道:“正在忙你交代今晚得写好的材料呢。”听到曾明回话后,邓文华就没进房间打扰。915分,曾明满头汗水来到县委办公室,把写好的材料交给邓文华。邓文华说,他可以为曾明不在犯罪现场作证。理由是公安局确定的案情是莫谷淡7时离家,9时被害死亡,这两个小时曾明都在办公房间里赶写材料。如果是曾明作案,他不可能只用15分钟时间,从案发现场沿公路跑回,那段路要绕一个大弯最快也得跑45分钟。

谭素珍想不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而这个拦路虎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丈夫邓文华。按照大家对邓文华的了解,他不可能为保曾明而无中生有。

“文华,”谭素珍沉思一会盘根究底:“你能确定7点到9点,这两个小时内,曾明都在房间吗?”

邓文华说:“当然,他在赶写材料。”

谭素珍又问:“我是指这两个小时你亲眼看见曾明在房间啦?”

邓文华摇摇头:“那不能。我不能保证。不过他赶写材料是事实。”

谭素珍又追问:“你说的这个材料,有没有可能是事先写好的呢?”

邓文华变得吱吱唔唔:“这……我不能完全确定。”

谭素珍:“那你为曾明不在案发现场作证不能成立!”

邓文华辩驳说:“那曾明怎么可能15分钟跑回县城,出现在我面前?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除非他骑单车——不对,曾明不会骑单车!”

邓文华追述起有次他同曾明到下车公社采访。坐班车到了上陵公社,曾明下车解手,回来时班车开走了,待邓文华发现他不在车上已经晚了。到了下车后,公社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说曾秘书打电话来,要他找部单车往回走,他已经从上陵上路,半路接他。后来半路上碰见了,曾明坐上车尾让邓文华载,邓文华说他从未载过人,还是你来载我吧。岂料曾明说自己连上车下车都不会,怎么载?曾明只好把车子推上公路坡端,自己先跨在车上,用一只脚尖顶着地,让邓文华在车尾坐好,手掣一松车子就顺着下坡歪歪扭扭冲了下去,两人都吓得惊魂落魄,换了邓文华壮着胆子搭他,车子左摇右摆摔到沟边。结果两人只好推着车子步行三四十里到下车公社,闹了不少笑话。

谭素珍听了哈哈大笑,旋即板起脸孔不客气说:“难道就不能从浰江这边涉水操近路?”

邓文华霎时把眼珠子瞪得像牛眼:“这……可能么?”

谭素珍说:“告诉你吧书呆子,这个后来我们也想到了,做了模拟试验,曾明作案后害怕暴露,从公路走会被人看见,情急之下从河中跑回,只要跳过那条崩损的拦水坝,15分钟完全可以跑回房间。”

邓文华压根就不相信曾明是杀人凶手,他下意识想保护曾明,为他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如今被谭素珍驳回,十分沮丧。可这时谭素珍仍未放过邓文华,又穷追不舍问:“曾明给你送稿时,你看见他是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邓文华一下子没弄懂谭素珍指的是什么,“就曾明那个模样嘛!还能是什么别的模样?”

“比书呆子还书呆子!我是问你,曾明是很爱整洁的,你见到他时,他头发会不会蓬乱,衣服有没有打湿,身上是否有什么气味?”

“嗯,你这一问我倒想起来,他一头撞进我房间,满脸大汗淋漓,老掏出手帕擦汗,头发倒没怎么乱,不过衣袖打湿是真的,气味吗,是有一种气味,很浊鼻,好像是——”

谭素珍提醒:“一种农药,比如,敌敌威?”

“就是,就是。”

邓文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老婆是破案高手,侦破思路十分缜密,连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预先都想到。

谭素珍直逼邓文华,下了道死命令:“你给我写个材料,把上边讲的都写上。到时候可以作个佐证!”

然而事情的急转直下,使刑侦人员措手不及。对曾明家进行突击搜查,发现屉子角落有一份留给阿芳的遗书。

阿芳: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莫谷淡一家,是我打胎不成害死了她,我是杀人犯,无脸见亲朋父老,决定到深山老林自行告别人生。你不用为我难过,我是罪有应得,杀人必须偿命。当你见到这份遗书,我已经不在人世。原谅我不辞而别。   曾明   96日下午绝笔

阿芳一读到这份遗书,哭得死去活来。谭素珍警觉地问阿芳:“他从家里拿走了什么没有?”阿芳说,“拿走一个行军壶,50斤国家粮票,200块钱,其他的钱和粮票,大都没有动。”

陈日润局长认为这份绝命书,不过是曾明玩的花招,到深山老林自杀是假,向南往深圳方向逃跑是真,最终目标是潜逃香港。于是同省公安厅、地区公安局联系,派人到深圳及附近各县设卡,找曾明原先熟悉而后调往深圳惠州工作的朋友,布下天罗地网。

谭素珍拿着遗书看了又看,反复从字里行间揣摸寻思,她不相信曾明会南逃深圳最终逃港,她更相信曾明会北上江西,不然他决不会带上全部都是国票。至于曾明提出要到深山老林自尽,以命偿命,谭素珍相信完全有这种可能,曾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终究躲不过法律的严惩。但他打算自行了断,是不希望自己的死造成太大的震荡和社会影响,更不希望给雷庄书记造成过大的压力。至于绝命书这个想法能否实施,是否阿芳看到遗书曾明就已经一命归西,这还得打个问号,原因是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

事情的发展证明谭素珍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半个月后,曾明就从江西会昌县被押解回来。据江西那边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曾明在一处茫茫无垠的大山深处正在上吊自尽,被几个路过的菇农发现,因他说不清楚身世和广东口音引起怀疑,报案后被公安人员收容,几经辗转才通知和平这边派人押解回来。此事在县城影响很大,乃至审判会也由法院审判庭改在电影院进行,连过道都挤满看热闹的人群。

雷庄抱着复杂的心情,躲在县广播站收听审判。县城没有会议中心,开大会就在电影院举行,广播站平时为了转播县委县政府开的大会,有专线拉到电影院。邓文华不时为书记跑上跑下,当联络员。

法院庭审的结果同谭素珍的侦查基本一致。即打胎不成遂产生的谋杀。曾明承认绑在莫谷淡脖子上的那根棉纱带,是从捆绑丝棉被的同一根棉纱带剪下来的,用作手电筒的绑带。他交代电筒带在奄奄一息的莫谷淡脖子上先打了一个死结,再打一个活结,同刑侦人员掌握的绑法完全一致,这也成为曾明交代杀人的重要证词,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凶手的带子两个结的不同打法。邓文华提供的作案当晚闻见曾明身上浓烈的农药气味,所写的书面材料也作为重要的佐证。总之,曾明对庭审十分配合,并不想隐瞒任何作案细节。

但是,曾明同莫谷淡在涵洞所发生的一切,他并没有和盘托出。这是他和莫谷淡永远难于割舍的秘密。父兄双双平反后,长期压在心口的大石终于被搬掉,不再觉得屈辱偷生是自己应承受的本性,在心理状态突然出现失衡的状态下性压抑反而得到了贲张,无声地接受莫谷淡投入自己的怀抱。因为怕被路人看见,他俩是一前一后隔着20多米赶往废弃公路,刺骨的寒风并没能阻止他们打胎的决心。一经跳进涵洞,莫谷淡立即把曾明紧紧拥抱在一起,拼命去亲吻他。打自在谭素珍老家汕头那个晚上云里雾里的勃发后,曾明即便同阿芳结成合法夫妻,也再也没有体验过性爱的冲动。是花季少女莫谷淡的主动赠与,使他因家庭压力太大而几近冷漠的身心得到些许的温暖与补偿。

可一旦发现女方怀孕,曾明极为害怕,怕一旦暴露影响自己仕途,怕入党转不了正,怕其时政策严厉,发生男女关系被“双开”,最终才听信传言选择用农药自行打胎的下作办法。而莫谷淡想得要简单得多,她把曾明当偶像来崇拜,一切听从曾明的安排,当农药喝下去后肚子里翻江倒海,出现呕吐拉泻,莫谷淡还抓着农药瓶拼命往嘴上灌,以为药量不够胎儿才打不下来,曾明怎么制止也制止不住,直到她昏迷休克,气息奄奄。曾明顿时惊慌失措,异常骇怕。他对怀里抱着的莫谷淡惊怵地说:“不,不打胎了,我背你回家。”他确实如谭素珍分析的那样,把气脉微弱的莫谷淡抱到洞口,想托她上公路,可是昏沉下垂的人根本托不动,无奈只得把人拖回涵洞里面。此时的莫谷淡心跳衰歇,深度迷昏间歇中醒过来后,深情地看着曾明断断续续说:“曾哥,我不行了……让我走吧,就算……为您殉情哪。”又用手扯着电筒带,“用它,在我脖子……结个花环吧,好吗?”极度惊恐慌乱之下,曾明脑瓜一阵空白,下意识地解下带子,绑到濒临死亡的莫谷淡颈脖上。

随后他发疯似地逃出洞口,不顾一切地由河边涉过破旧的小水坝跑回县委大院,立即将预先写好的材料交给邓文华。所谓躲在办公房间赶写材料,只不过是预先谋划的一个借口而已。

庭审进展得差不多时,主审法官问:“你既然承认自己罪有应得,愿意到深山老林上吊速死,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隐瞒犯罪事实,不愿自首交代,由政府做出公正的法律判决?”

曾明头一回沉默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总不能说那么长时间没有暴露,是为了争取时间多做些工作,完成县委大包干变革的完整资料进程。这样的话鬼才相信。说出来还会导致县委领导引火烧身。自己犯的死罪只能自己扛。

法官见曾明不愿说出自己真实想法,换了个角度提审:“你在逃跑当天上午开会时,提出由你负责写《和平县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宣传讲话》稿,是不是有意迷惑大家,让监督人员丧失警惕,为你下午逃跑制造机会?”

曾明此时坐在台上临时专供犯罪嫌疑人坐的靠背木椅上,两手的手铐虽被打开,但不能站立,双手也不能自由活动。法庭怕出意外,甚至连木椅都用马钉牢牢钉在舞台木地板上。曾明背靠听众,面对坐在前边的一群法官,沉默好一会才回答。

“我早就预感到这个案子是要破的,我只是想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完。”曾明显得非常从容淡定。“我说写全县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宣传讲话稿,这是事实,与我逃跑无关。不信,你们可以派人检查我的办公房间。”

会场立时有些骚动。主审法官就宣布请刑侦人员现场查找,谭素珍发现曾明房间桌上一叠整齐码着的材料上,确有这份手稿,而且摆放得十分显眼。十多分钟后,这份材料就由刑警送到电影院法官那里,复印件则由谭素珍送到县广播站雷庄手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三年了。”雷庄不禁打开手稿声如游丝般默读起来,他的手有些发抖,声音也有些喑哑。“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县由于认真贯彻了中央75号文件,普遍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全面落实山林‘两制’政策,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生产热情十分高涨,初步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突破。随着形势的发展,人心思富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的主要倾向,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把农村经济搞活,把生活搞富。我们这次全县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就是在形势要求致富、群众心向致富、中央号召致富的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县这一、二年来,已经涌现出一批带头劳动致富的典型。他们的成功经验,是我县实现三几年内经济新突破的重要推动力。”

雷庄的手颤栗着停了念稿,这段话概括得多么准确、鲜明、精彩,完全就是他这个当县委书记在劳动致富表彰大会上要做的动员报告,把自己的想法表述得淋漓尽致。雷庄实在激动得念不下去,抬手叫邓文华,“你往下念,念这段。”

邓文华就继续念出声来:“前几年在左倾政策影响下,特别是在学大寨和基本路线教育中,许多有种养经验、善于经营、依靠自己辛勤劳动致富的社员群众,都被打成所谓的‘暴发户’、‘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人’,有的甚至受到种种迫害。现在,这种‘穷光荣、富变修’、‘越穷越革命’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在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隆重召开这次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就是要理直气壮地为他们宣布‘平反’,恢复声誉。”

“雷书记,”邓文华念完就说,“这一段不就是你几天前在我们资料人员会议上吹的风,曾明记录得一字不漏,全都恰到好处用到宣传讲话上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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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Y: 宋体; LETTER-SPACING: 0.05pt; FONT-SIZE: 9.5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0pt">陪审的法官侧过头来:“字迹核实过了,没错。”

主审法官悖怒:“我不是问你字迹,我是问这个杀人犯,怎么会写出这样宣传党的政策材料,自己就要以命偿命了,还有心机做文字游戏,又怎么还有资格为暴发户平反?”

听到这儿,邓文华同谭素珍几乎同时用力拍桌,忍不住骂出声来。邓文华骂的是“一群蠢猪”,谭素珍骂的是“狗屁不懂”。骂音刚落,审判大厅顿时响起凳子被连地拔起又重重跌落的轰然声响,随后曾明奋起喊道:

“我抗议!不许污蔑党和政府的政策,不许污辱我的人格!我就是明天被执行枪决,我今天也是有尊严的人……”

雷庄用手背朝邓文华一挥:“关掉,关掉!”

三个人顿时瘫坐在沙发上。

第十四章  奔赴法场

曾明终于没能逃过赴法场执行枪决的命运。

其时枪毙一个人都要经过县委常委副县长两套班子讨论确认,何况是曾明这样顶尖的副科级干部。会议开得异常沉闷,与会者都有不详的预感。刘大海头一个粗声嗡气地表态:“枪毙!没得好商量的,何况是一尸两命!这样的杀人犯,出在我们机关,又钻到主要领导身边,兴风作浪,扰乱民心,态度很不老实,甚至大闹法庭,把审判罪犯坐的椅子都掀翻。”

“同志们!”刘大海觉得光用严厉措辞还不足于表现自己的尊严与愤慨,又从座位站起来把椅子推开,让椅子碰地故意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围着长条方桌迈着军人的方步,双手靠背转了一圈,边走边配合着肢体语言,有板有眼地说:“我看我们有些领导思想太麻痹,缺乏政治警觉性,光顾了大包干,光顾了抓生产,忽视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忽视了我们同曾明这个凶残的杀人犯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看这个案子影响太坏,不杀不足于挽回社会影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坚决杀!”

刘大海的话,明显有所指。他这两年来,一直被雷庄压着喘不过气来,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常委副县长随后必须一个个表态,不能含糊。正在临时代替以前曾明做记录的邓文华,两手发颤,钢笔在他手中不听使唤,笔下的字龙飞凤舞。旁听的办案人员谭素珍听得出来,十多二十位全部到齐的常委副县长的表态,虽然一个接一个“枪毙”,但声音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有的态度坚决声音高亢还是装出来的。有同情,有惋惜,有痛心,更多是就事论事的疾愤。

轮到雷庄最后表态。他内心深处非常复杂,也曾想过给曾明一个“死缓”,让这么个才华横溢的人有重生的机会,毕竟他的第一动机不是谋杀,莫谷淡打胎中毒实质上是误杀,量刑分寸应有所差别。但理智告诉他,他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这么做。大家都眼盯盯地等待自己权威性的最后表态。他喝了一口茶,把茶杯往桌上一顿:“一尸两命,我同意——枪决!”

曾明被打进了死牢。这一天傍晚,法院的执刑人员送上大餐,知会曾明说:“明天你将被押到公审大会宣判执行枪决,你要当好反面教员!”曾明平静如初说:“我一定当好反面教员。我这个反面教员虽然不能教育自己了,但还可以教育别人,请你们放心好了。”

这一夜,曾明将丰盛的大餐送给同室陪监实际上是防止出现意外的牢友,他自己一口未进,然后通宵达旦跟牢友讲起了电影《斗鲨》,讲《尼罗河上的惨案》,说《斗鲨》多少还有点独创,但中国的反特片很难描写出人物个性,无法突破《尼罗河上的惨案》。又说到丁玲。讲丁玲发表在当年《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一点心里话》。曾明此时的记性和口才极好,长期做秘书工作使他很少有机会如此大声讲话,如今跟闭目塞听的狱友讲起来,口沫横飞,一个个听得忘了所以,精神也跟着振奋异常。

曾明几乎一字不漏地背诵丁玲的文章:“尽管刘少奇同志后来也被打倒了,但是他的一句话始终铭刻在我的脑子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我是跟林冲一样,脸上被刺了字下去的,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右派、大叛徒。你看吧,你可以看我第一眼,第二眼,第三眼,但我的行动将在你的心里升起新的形象,我不是坏人。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辟出一条光明的路来。最近有许多人问我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对他们讲我这些内心经历。我只能说,我有信念,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时间,相信历史。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们的遭遇是社会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把我打倒的。”

曾明扫视一下大家,跨着碎步把脚镣伴响,继续说道:“丁玲又说,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过‘四人帮’的牢。我能像有些朋友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昏昏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

临天亮了,曾明意犹未尽,又以高亢的声音最后朗诵起《人民日报》1980年的元旦社论:“在我们祖国这条巨轮的伟大航程中,水面会遇到风浪,水下会出现暗礁,而我们的船身和机器也还有许多创伤需要修补,但我们应当相信,八十年代是光明的,充满希望的,也是严峻的,充满考验的。我们国家这条历史的航船定能奔赴美好的明天……”

法警荷枪实弹开门进来了。极度亢奋的曾明从虚幻中回到了严酷的现实。这时法院通知曾明,经县委书记雷庄批准,临刑前允诺曾明与谭素珍见上最后一面。

两人坐在铁窗的两边,久久地相互对视说不出话,曾明看着眼眶里浸满泪花的谭素珍目光缠绵地望着自己,他受不了这种令他心寒彻骨的目光,就努力地挤出笑容打破沉默:“素珍,你能为我送行,让我们见上最后一面,我……真高兴。”

谭素珍忽然就眼泪狂泻,如同瀑布滚过她的脸颊,抽泣着哭喊起来:“曾明呀曾明,你干嘛把电筒带绑到莫谷淡脖子上啊?你干嘛不带她去找医生打胎啊!你干嘛那么傻以为农药……”曾明想不到自己曾经的恋人在阴阳两隔的生死诀别中,一见面会说出这种深藏无限怜爱无限伤感的话,他顿时觉得这个把他送上断头台的刑侦女队长,至今依然深爱着他,而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无法摆脱对她的至爱。是哟,如果不是把那条电筒带绑到莫谷淡脖子上,他或许就不会像今天戴上手铐脚镣押赴刑场,因为这么一来充其量叫做过失杀人,他就还有生还的机会。

可现在,一切的性质都变了,他必须以命抵命!

曾明故作轻松地回答:“不是说人都有两面,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吗?我真是利令智昏,一念之差,跌入魔鬼隧道,彻底葬送自己啊!”

“不!”谭素珍抹干眼泪大声地说:“我早早来到你的死牢前,听见你跟狱友说话。你说丁玲讲过,‘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们的遭遇是社会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把我打倒的。’我们这些‘文革’中最后一代大学生,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创伤,我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经遇的折磨,不都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的结果吗?使我们成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悲剧重演……”

曾明眼里闪着亮光,不无感叹地说:“素珍,我就是背着过于沉重的家庭包袱,被命运扭曲自己,才走向自我毁灭这一步,而你所谓社关问题,不也几乎毁了你的一生啊!”

谭素珍忿忿地说:“什么社关问题啊?我还不是如同丁玲说的,跟林冲一样,脸上被刺了字。从念高中起处处受人歧视,大学入不了团,出来工作入不了党,连婚姻权利都被剥夺,我还能正常生活在这个世上么?我又怎么能不在人生悲剧深渊中无望地挣扎啊!”

探望的时间快到了。曾明泪眼汪汪地说:“我要走了,素珍。我要去当反面教员了!我对他们说,我这个反面教员虽然不能教育自己,但还可以教育别人,我会当好这个反面教员的。说句心里话,我是多么感谢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代,多么感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使我们这一代被当作垃圾和包袱扔掉的‘文革’末代大学生重新有了新生!我不是不想自首,我只是想争取多一点的时间,多感受一下三中全会普照的阳光,尽心尽责完成大包干这一完整的农村变革的份内工作。可我这么做法官能理解吗?刘县长能理解吗?社会上能理解吗?”

谭素珍连连说:“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我自己就是吃尽极左路线苦头有太多切肤之痛的受害者啊,如果不是雷庄书记满含三中全会的感情拯救我,我那能还有今天!是哟,你说得对,只有我们这些心灵受到深刻创伤的人,才会对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对邓小平推动中国农村变革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大包干是如此向往,在林彪、四人帮彻底跨台转向改革开放春天的历史关口,尽我们所能多做工作。”

会面的时间到了。曾明恋恋不舍地喊道:“素珍,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再相见!”谭素珍也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远去的曾明大声说:“对了,南南好想你,天天跟我又哭又喊曾叔叔不是坏人……”

谭素珍走后,法警给曾明上绑,重新戴上手铐脚镣。曾明说:“你们不要绑得太紧,绑得太紧血液不流通,这样我就到不了刑场,到不了刑场就当不好反面教员。”上了牢车后,不多会就被押到地区中级法院主持的公审大会会场。会场设在人民广场,早已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曾明被押到会场主席台上,面对公众跪倒地场,脸上异常平静。邓文华此时躲在家里赶写雷庄书记急需的材料。窗外远处的高音喇叭扰得他无法集中精神,他突然想到,这是雷庄耍的一个花招,想捆住他的手脚,不让他到公审大会上去,以免过度的哀伤。想到这层,他立刻丢下笔墨,大步流星跑出县委大院,跨过阳明桥,直往大会场奔去,挤进人群尽量往前靠。他想跟自己最知己的好友告别,却又怕曾明看见自己。不过,已经插上打上红勾签子的曾明,还是心灵有了感应,终于两人视线相碰,相互默默地点头示意,曾明的眼神里流露出感激他为自己送行的满足。

上了签子的死刑要拍照,曾明自觉转过身来,拍照的人彼此都认识,曾明不断转换身姿,尽可能让拍照的人取好角度。最后要走下审判主席台押解上大车了,曾明此时侧过头来看见雷庄坐在前排,充满无限深情地看了雷庄最后一眼。雷庄这时的心情异常复杂,生怕曾明喊上一句“雷书记,永别了”,雷庄就会显得特别尴尬难堪,雷庄甚至想好应对办法,如果曾明跟他真的这么打招呼,他就回敬一句“曾明,你罪有应得,好去哪!”但曾明什么也没说,只是眼神在雷庄身上停留了几秒钟,就掉头上了游街示众押往刑场的解放牌卡车。雷庄在这三几秒钟传递的眼神里,能觉察出曾明百感交集的情愫,有敬重,有悔恨,有感激,有失落,有悲哀,有阴阳两隔的离散。而刑车启动后,曾明的目光紧张得四处扫视,寻找他要永诀的谭素珍和南南。而谭素珍在刑车开过时泪流满面,她侧过脸去不让曾明看到自己,还把抱着南南的脸用自己的手掌遮住,而曾明找不见亲人失落的茫然眼神,那一瞬永远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

刑车缓缓开到刑场的山路口,曾明看到有一个漆黑的棺材,横在上山的路口,他见到棺材边哭成泪人的阿芳,牵着还不懂事的晖儿,按照当地风俗迎候着他,让他见到棺材放心而去。“阿芳,保重,好去吧!”曾明的声音清晰、明亮,丝毫没有奔赴刑场的感伤。以前死囚到了山口,已经两腿发软,瘫倒在地,要执刑法警拖着上山,这回法警按照惯例把小路修宽,不想曾明拖着脚镣步履如常,只是走得有些吃力。

到了山窝刑场,也许是许久未执行过枪决,行刑的法警让曾明换跪了三个地方,曾明一一照做,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厌烦。法官临刑前问曾明:“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曾明回过头来淡定地说:“那位是枪手?希望打准些!”

枪响了,撕裂了天空,震碎了大地……

第十五章  苍天大地

三十年后,九连山下的和平县已经建设成为一座具有山区特色的现代化都市,京九铁路穿城而过,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清明节快到,离革命纪念碑不远的山窝有一座孤坟,一对老年夫妇前来打扫。他们是已经告老还乡的邓文华和阿芳。曾明走后,邓文华代表县委办时常到阿芳家里嘘寒问暖,帮母女俩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顶替曾明为县委县政府开小会优先买电影票。一年后谭素珍因雷庄书记调回地区而倍觉伤感,终于与邓文华平静地分手过独居生活,邓文华也就被推到孤男寡女的阿芳面前。曾明被枪决后,雷庄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举办了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劳动致富表彰大会,这个大会作为大包干农村变革的延续与独创,被写进和平县改革开放的历史,被广东省农村改革旗手杜瑞芝称之为北有安徽小岗村、南有广东和平县的大包干典型。邓文华从事态的发展和巨变中得到了宽慰,他与阿芳在新生活中相互产生怜悯之情,两人没有再登记结婚,过着情感互补的同居生活。这时山野清凉,和风习习。他们预感会有人来扫墓,就把杂草秽物清除了一遍,算是对好友和亡夫的怀念。

他们清理坟地的第二天,一位穿着空军制服的文职军官,满头华发来到孤坟面前。城市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夕阳红》的歌声:“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到了退休的年龄,每每听见这首歌,他都会怦然心动。如今来到九连山下这座孤坟前,想到岁月的无情流逝,听着《夕阳红》的伤感旋律,他不禁想起马其顿说过的话:“人的一生中,最能吸引人的力量,最能激发人的经久不懈的热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事业!”是呀,人只要生活在事业的阳光里,就会永远不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他,就是说过“文学家的眼睛是深沉的向着过去,科学家的眼睛则坚定地望着未来”的曾浩,躺在孤坟里的曾明的亲哥。

曾浩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国防科技工作者。在那场灾难性的“文革”中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押送回原籍龙川鹤市公社监督劳动改造达八九年之久。不管是修水库从事重体力劳动,还是冰冷冬日赤脚下水耙田,抑或钻进龙窑搬弄土坯缸瓦,他都没有放弃过对专业的学习与思考,一旦平反回到原单位航空工业部驻西安科研所,就想方设法把原先没有搞完的“运七”重新设计出来,实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导师的遗愿。“运七”后来成为我国国内航线上最大最安全的中短程民用机群,对机场适应性超强,超10万次飞行纪录,至今从未出过任何飞行事故。

此后曾浩受国家派遣,多次带队赴美国和德国,参加其时国际上最先进的A320空中客车设计。回国后曾浩又参加了多种型号的军民用飞机的设计,九十年代担任了“飞豹歼10歼击轰炸机”副总设计师,这种超音速的轰炸机不久前在珠海航展会亮相,成为我国空军实现远程轰炸的强有力的武器。曾浩为此做出的特出贡献,荣获国防科委颁发的特等功奖章,并且从八十年代开始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领取人。如今从第一线退下来,仍然担任多个科研所年轻一代工程师的导师,专门从事培养年轻设计人员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谁能想象,从不屈服命运的他,会与弟弟完全不同,走的是两条不同人生归宿的道路。他躬身站在弟弟的坟前,抹去颜色已经完全剥落的“曾明之墓”的尘灰,然后毕挺站立起来,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这块小小的墓碑如今在他心目中,已经变成了一块无字碑,如同一千多年前武则天的巨型无字碑一样,历史任由后人评说。“弟弟,安息吧!”说完就以洪亮嗓音喊了起来:“明弟,让兄弟俩再来合唱我们最喜欢的《冰山上的雪莲》吧!”

眼浅会使玉石更白,

痛苦使人意志更坚,

友谊能解除你的痛苦,

啊,我的歌声啊,

能洗去你的心中愁烦。

你的友情像白云一样深远,

你的关怀像透明的冰山,

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

啊,任凭风暴啊,

把我带到地角天边!

循着远去的歌声,山野间走来两位母女,年纪大的灰发鹤颜,精神矍铄,被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漂亮女子,手挽着手搀着篮子来到孤坟前。她们不慌不忙用红漆把“曾明之墓”四个字重新漆上,让它在点亮的六根蜡烛辉映下熠熠闪着光芒。已迈入老年的谭素珍忽然触动自己的心事,呜呜地无声抽泣起来。她如今特别能理解在人生坎坷旅途中被扭曲的这位恋人,一个连父亲“历反”的档案都没有,却让老人和全家都背着莫须有沉重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包袱的曾明,最终走上一条断送自己政治生涯乃至一失足酿成千古恨的悲剧人生。谭素珍联想到自己,自己又何尝不是连档案被写上什么也毫无所知,以致背上无边沉重的所谓“社关复杂”的包袱,被戏弄人生遭人践踏的苦难情怀。

现在她终于知道,自己13岁时被一名老师强暴,后来这位老师锒铛入狱被判重刑,这事竟然被写进她的学生档案,如影随形伴随她的一生,自然也毁了她的一生。所谓“社关复杂”,并不是指她的海外关系,而是指“她的男人坐牢”之类的极其沆瀣的语言,致使她高中入不了团,大学处处被歧视,连曾明与她交往都被提醒被阻止,两人一起分配九连山区工作又强行被拆散,及至连与相爱多年的恋人结婚的权利都被剥夺。在一连串的逼迫中,她染上精神性疾病,被间歇性发作的癔病折磨,无限膨胀的猜疑心发展成为妄想狂,几乎使她无以自拔。幸好雷庄书记到来,幸亏三中全会路线,不仅拯救了濒临饥饿的人们,同时也拯救了精神几近崩溃的她,给了她重新做人焕发青春活力的机会。

可她一直想不明白的是,如同曾明每次填写履历表都在社关一栏写上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竟然从来没有人提醒过这是子虚乌有,以后不必再这么自残一样,而她又有谁提醒过自己档案中有可怕的置人于死地的噩梦,难道13岁未成年被强暴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这种事情根本不应写进学生档案么!这是怎么回事,社会就这样被扭曲被戕害?难道我们的社会是没有道德底线可言,而专门演绎丑陋的人生,人为制造历史悲剧的吗?

如今,改革开放的长河一瞬间流淌过去了,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谭素珍抬头望着飞翔着白云的蓝天,听着九连山深处吹来的和煦春风,不由感到人生易老天难老,天地万物的更迭循环,叹息着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的历史巨变。她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在雷庄被调回地区述职后,毅然离开和平这块伤心地,远走香港定居,排解自己孤独的晚年生活。而她的女儿南南,如今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有着她自己的全新生活。不过妈妈的苦难人生经遇,曾明叔叔的悲剧人生,深深戳痛着她的心灵,她至今仍未结婚。

当清明祭拜供果摆上坟前,当曾明最喜欢吃的五香花生和喝的贝墩烧浇洒在坟下,谭素珍拉着女儿南南的手,双双跪在曾明的坟前,倒地连叩三个响头。随后谭素珍深情地望了女儿一眼,说了一声:“南南,叫声爸——”

九连山长风拂过,苍天大地呜咽……

责任编辑/何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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