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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高寿

2014-10-27 12:18:3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509

母亲的高寿

■ 李运抟

2013年1月5日上午,母亲在华中科技大学家中安详的走了。清理遗物中有母亲身份证。签发日期1985年12月31日,黑白照,还是第一代身份证。上面注明杨默琴生于1912年9月1日。也就是说母亲在这个世界走过了101个年头。对有限的个体生命,母亲一生可谓漫长。难怪办理哀事时,居委会、殡仪馆和公墓工作人员,对母亲的高寿无不惊讶,都说难得。中国有长寿村,高寿老人时有所闻,但相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基数,百岁老人还是少。关键在于:母亲晚年生活完全自理(走前一年才请人照顾),从而保持了充分的生命自主与良好的生活状态。倘若老是病病歪歪或是卧床不起,那漫长人生也会失去很多快乐。

母亲高寿也是儿女多年来津津乐道的话题。树大分丫,儿大分家,儿女成家后各自忙碌,有几个又天南海北,时不时能够相聚,相当程度就是白发高堂在。母亲是我们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主心骨,高龄健在,儿女当然自豪。

除特殊情况,谁都想活得久些。但高寿是多种因素综合。如母亲长期生活于校园环境,晚年阶段儿女照顾也周到。老话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大姨妈抽烟厉害还活到86岁,小姨妈至今安在,这种家族基因也是种“生死有命”。但除上述,母亲的人生态度、生活习惯及日常心理等同样重要。母亲结婚早,共生了9个孩子,父亲始终不得志而收入不高,儿多苦母在母亲身上就体现得无以复加。这种辛劳逃都逃不掉。经历艰难而能高寿,与母亲个体品质有很大关系。对于生存难免艰难的一般人,母亲有些个体因素其实具有普适性和启示意义。

半生辛劳,习惯勤劳

《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亚当与夏娃,中国神话则有女娲抟土造人。无论人类起源有多少传说,人类的阴阳二元结构都决定了母亲的伟大。因为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的。母亲可能并不完美,但就舐犊情深来说,天下母亲几乎没有例外。

当我认为母亲高寿首先离不开勤劳,或者说要赞扬自己母亲勤劳时,可能不少人会认为这是套话。是啊,儿不嫌母丑,谁会说自己母亲的不是呢?

这就要用事实说话。从事实出发,不能说母亲辛劳一生。她出嫁前生活较舒适。我外公为清末进士,外婆是大家闺秀且喜读书,生长于这样家庭当然不会差。母亲80岁后属于安享天年状态,但除生活自理,她依然不停地帮儿孙做些事。可以这样区别:母亲百年人生有半个世纪属于辛劳,勤劳则是种习惯。

先说旧中国经历。母亲19岁出嫁。离开自己家庭后,生活开始变化,苦难接踵而至。原因有四:战乱加剧,家道衰败,父亲不得志,孩子太多。

我父亲叫李克华,很小喜欢绘画。因此教会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美院。即使父亲以后不能成为大画家,做个一般画家绝没问题,也就是说前途本来还有望。但由于家道衰落,孩子又接踵而至,父亲竟中途弃学而曾经工作。工作也罢,却又忠厚近迂,就始终是个穷职员。性格决定命运,这点在父亲身上体现得不折不扣。母亲性格比父亲刚强,但作为旧式妇女也只能在家抚养孩子操持家务。

收入少而孩子多,日子可想而知。只说一件事就能证明:

我现有三个姐姐,但现在的大姐实际是二姐,真正的大姐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当时因为生活太艰难,父母无奈中将已十多岁的大姐送给人家做童养媳。我们举家迁往南昌数年后,那户人家让人带信,竟说大姐病死了。母亲根本不相信。托亲戚打听,那户人家已不知去向。母亲后来还要我二哥专程去老家寻问,仍无结果。母亲实在不能接受这种不知所终的噩耗。母亲一直保存着大姐唯一的一张照片,每每看时就流泪。直到她去世。可以说大姐成为母亲始终难以平复的心痛。看我大姐命运就知我们家当时状况。母亲的辛劳也就不言而喻。

那时没计划生育概念,倒是多子多福意识根深蒂固。儿女多确实不好。不言我们家,梁启超这样的风云人物有9个孩子,晚年为了孩子们的生活与学费,拖着病体卖文,几乎就是累死的。朱自清这样的清华大学名教授死于贫病交加,固然因为内战时北平物价飞涨,但儿女众多、家大口阔也是重要原因。

解放后母亲依然辛劳,则仍与儿女多及父亲性格有关。

1953年全国院校调整,父亲从南昌大学调到华中工学院(后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而举家迁居武汉。华工老辈人眼里,父亲有三个方面颇为出名:工作勤恳,一手好字,忠厚老实。但前面两点终被后面一点给压倒。人善受人欺,马善受人骑,老话是否对头?古今是否亦然?这里不探究。但我不想讲堂皇话,父亲经历摆那儿。不说人情练达,稍微灵活些,父亲也不至于晋职加薪老吃亏。有人工作能力远不及父亲,却善于迎合领导而连加两级工资。连单位群众都为父亲不平。两级工资每月多20多块钱,那年代能解决大问题。想想,青菜角把钱一斤,鸡蛋几分钱一个,孩子学杂费每年才几块钱。

没有旧中国的兵荒马乱,生活是安定了,但收入少孩子多的矛盾还是无法摆脱。那时一般中国家庭也穷,但像我们家四个孩子同时读书情况还是少。童年记忆中,家里入不敷出情况印象深刻。尽管母亲对每月收支都做了计划,但月底总有几天接不上来。因此每逢父亲领薪水那天,几乎就成为家中节日。

如果出现意外,那就无异雪上加霜。我小时喜欢玩工兵捉强盗,小学二年级由此摔断胳膊,在武汉第三医院住了十天,母亲每天守在医院照顾我。劳累不说,还得借不少钱。母亲那张日日忧虑的面孔,我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洗衣做饭就不说了。缝缝补补是母亲那代中国妇女的日常工作。子女多的家庭尤甚。衣服方面,老二接老大,老三接老二,总之小接大成为一般家庭常规。这就需要不断的裁剪接补。那时哪里买得起缝纫机,完全靠母亲手工。最大问题恐怕是鞋子。那个年代买鞋对我们家几乎是种奢侈。四个同时读书的孩子,春夏秋是布鞋,冬季是棉鞋,全靠母亲手工做出。两个姐姐还好,我和弟弟则非常费鞋。偶尔买双球鞋,除参加运动会,平时还舍不得穿,穿也格外小心。鞋底结实才耐磨,做鞋底就最费事。母亲将不能再穿的旧衣裤洗净晒干,用米浆层层粘贴,再反复晒干,就成为鞋底材料了。纳鞋底同样不轻松,要用粗针粗线,而且纳得要密,否则不结实。在母亲,做鞋这项事情似乎永远做不完。母亲弯着腰用米浆粘贴旧布的形象,一针一线纳鞋底的费力模样,成为我深刻的童年记忆。

还是那句话,儿多苦母想逃都逃不掉。虽然我几个姐姐也能帮母亲干些家务事,尤其现在的大姐参加工作很早,帮了家中不少忙,但毕竟都在工作或读书,重担还是母亲挑。

我们家第三代,时间长短不等,母亲基本带过。大姐有三个孩子,都先后送回武汉给母亲带(当然也在经济上帮助了我们家)。文革时当医生的二哥夫妇下放农村,65岁的母亲还专门去江西乡村带孙子。母亲70多岁又帮三姐带孩子。母亲后来在我弟弟家生活,自然要带弟弟的孩子。我小哥女儿在华工附中读三年高中,中饭和午休也靠母亲招呼。也因此,孙辈对奶奶(外婆)特别有感情。

前面说过母亲80岁后处于颐养天年时期,但一直闲不住。除平时经常帮儿孙们做这做那,逢年过节家人团聚,也是她在家准备饭菜,煨汤、烧肉、煎鱼的要忙好几天。母亲当厨师已成为我们家节假日团聚的传统项目,一直延续到母亲95岁后,才改为去酒店订餐。去世前一年,母亲开始显出衰弱,家中跌了两次,我们才请了保姆照顾。而保姆对我们说得最多就是:你们妈妈太好强,能够自己做的就非要自己动手。如擦洗身体,搓洗内衣内裤和手巾等。

勤劳作为习惯,我觉得对母亲的延年益寿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老人,倘若只是吃了睡、睡了吃,身体肯定会出毛病。武汉有句话叫“憨吃哈睡”,这样的老人也有活得长的,但决不是常规情况。生命在于运动更有道理。

忍耐力强

任何事都有个度,物极必反。过度劳累肯定不行。母亲的勤劳属于习惯性日常操作,不会怎么过度,但母亲的半生辛劳中,劳累过度则常有。为何母亲总能挺过呢?除身体底子好(除三年灾害时期得过肝炎,平时也会有头疼脑热,但母亲从未生过大病),我想与她忍耐力很有关系。女性忍耐力通常比男性强,但母亲的忍耐力还是非同寻常。母亲忍耐力包括多方面,但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是干活特别能“磨”。家中那么多事总是要做,但母亲习惯用循序渐进方式,一件件来。这当然耗时。但这种从早忙到晚,是以节奏均衡的“磨”的方式进行。比如母亲爱干净甚至有些洁癖,但她洗东西时有种习惯:无论洗菜洗碗洗衣服,总是口中念念有词。说来好笑,就是“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的一直念下去。如果这串数词停止,也意味着东西洗好了。我们为此常常打趣母亲,说她又在念经了。“磨”当然需要耐心。但不下猛力不急切,累是累,却不伤元气,也能化解体力辛劳。母亲性格有时也急,但总体上特别能忍耐。

二是心理承受能力非同寻常。如果母亲心理脆弱,我们这个儿女众多的家庭还真不好弄。别的不说,就当年知青下乡事,就可见母亲心理承受能力。

1968年末中国掀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高初中毕业生纷纷奔赴天南海北。那年两个姐姐是高中毕业生(三姐因成绩好跳过级),我是初中毕业生,便同时下乡插队。小弟是晚一年下的。在当时中国家庭,有四个子女几乎同时下乡插队的情况,恐怕还是非常少的。

插队地方虽在省内(我和两个姐姐在湖北京山县,弟弟在湖北中祥县),但离武汉也有三四百里路程。当时交通落后,回趟家要折腾一两天,加上钱紧张,我们基本是过春节时才回。在外省的几个哥姐更难得回来。而父亲有段时间也去了干校。因此,只有武钢当工人的小哥能够在休息日回来看望母亲。

那段时间,应该是母亲最孤独和忧虑的岁月。但每次我们兄弟姐妹从乡下回家,母亲从来都表现得高高兴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除弄好饭菜,就是缝缝补补。我和弟弟每次都是脏兮兮回来,一身干干净净的返乡。虽然知青有饭吃,但没零花钱,乡下也要买日用品。母亲平时非常节省,每次总是让我们兄弟姐妹带些钱返回乡村。但更加考验母亲心理承受能力的还是我们的招工问题。

如今回想,这对于当时的母亲确实是严酷的心理折磨。看到熟人和邻居的孩子一个个都回武汉当工人了,自己儿女迟迟难归,身为母亲的怎能不焦虑?

我们返城困难,当然是出身不属“根红苗正”。作为旧中国小职员,父亲这种历史身份在文革虽然不光彩,但无大碍。父亲在国共合作时期以集体方式加入过国民党,也还不算什么。想想,那些国民党重量级人物还受到统战保护呢。

真正影响我们的是伯父。而伯父问题却是去狱中拜访过瞿秋白。

众所周知瞿秋白是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时为国民党第36师中将师长的宋希濂,就是蒋介石秘令杀害瞿秋白的执行者。作为黄埔一期学员,北伐军人,围剿红军的先锋,抗战名将,解放战争俘虏,特赦后的全国政协委员,宋希濂一生充满戏剧性。宋希濂晚年说杀害瞿秋白是他“一生最大憾事”,后悔固然,他最终毕竟无恙,但拜访瞿秋白却成为伯父命中一劫。

伯父拜访瞿秋白实在是阴差阳错的偶然。伯父当时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有个同学当时恰在宋希濂参谋部工作,出于同学友谊,有时就拉伯父去干点事。伯父能去狱中拜访瞿秋白就与此相关。伯父后来告诉我父母,是他与瞿秋白非常谈得来,交谈后,瞿秋白还送给伯父一枚他自己刻的印章。但由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被视为有“变节”嫌疑,(文革中被视为“叛徒”,使瞿秋白牺牲后长期受到冷遇),伯父也受到牵连,解放后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尽管后来瞿秋白得到中共高层的肯定,伯父历史问题也得以澄清和平反,但我们作为“历史反革命”亲弟弟的子女,招工则受到直接影响。

当时有个长航招工师傅很想招我,说一看我就特忠厚老实,让我先放心回队。但他回武汉查阅档案再次下来,我去公社见他时,他首先就问了句:你是不是有个伯父呀?随即摇摇头满脸遗憾。一看此状就知没望了。我当时还有些发懵。以前从父母口中也略知伯父事,但并不很清楚,况且是间接关系。公社有位管知知青的干部对我还好,又去找她询问,她也以委婉口气提及伯父问题。

我们兄弟姐妹最后结果是:身体不好的二姐病转返城;三姐考上地区师范学校;我是学校照顾子弟回华工当了工人,弟弟则是父亲退休让他顶职。

如今回忆似是过眼云烟。但想想当时孤独的母亲,恐怕是度日如年,而且内心焦虑还不能影响到孩子们。事实证明母亲很刚强,使她能够承受压力。

并非常乐,但很知足

母亲半世辛劳,很多光阴当然忧心忡忡。但我发现母亲这个人非常知足,这其实常常能够化解她的忧虑。古人所谓知足常乐,确实非常有道理。

母亲未上洋学堂,但小时接受了较完整的私塾教育。因此母亲头脑中的传统意识较多。我外公外婆倒是比较开通。母亲读完私塾后,外公外婆希望她外出继续读中学,母亲却不愿意。原因竟然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作怪。从传统意识讲,母亲思想“中毒”可谓不浅。母亲后来有所觉悟,经常表示遗憾。

不过私塾教育使她知晓不少经书道理,并常以圣贤话语教育我们。经书很多词语都变成了成语,我从母亲口中经常听到的就有:“慈母多败儿”;“骜其孽子,无法可耻”;“为人莫犯法,犯法不由己”;“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一动不如一静”;“平安是福”;“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到一世穷”;“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上慈下孝”;“可怜天下父母心”等等。但母亲说得最多的是“知足常乐”。

或许与家大口阔的现实有关,母亲的知足跟大富大贵之类毫无关系,而是体现在具体细微的日常生活中。主要就是关爱孩子。母亲与父亲在舐犊情深方面惊人一致,都把孩子当个命。我们身体健康,听话懂事,学习好,平安成长,就是父母的欣慰与满足。能够让儿女过得稍微好些,则是父母最大愿望。

不说儿女大了后,从我们小时一些经历,就能强烈感受到这点。

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办了农场,养猪种菜,卖给教职工改善生活。尤其大面积种红薯,让粮食紧张的职工受益不小。由于面积大,农场挖红薯是用小型拖拉机带犁刀,按行距挖。犁刀翻土既深也快,效率很高,但泥土中也会遗漏小红薯。我没上幼儿园,在家跟随母亲,因此农场挖红薯季节,我就和小同伴去泥土中翻捡小红薯。都是学校孩子,农场工人也较宽容(但大红薯要上交)。我六岁那年开始这项行动,每个季节十来天,捡了三年(后农场撤销)。别小看这项行动,我每年捡的小红薯能装大半水缸。记得母亲高兴又心疼,高兴的是我懂事,心疼则是看我每次回来都满头汗两手泥。为此母亲总不让我去,我就扯谎说出去玩。见我每次提着装满小红薯的布袋平安归来,母亲也就不再阻拦。孩子懂事,母亲就非常欣慰。多年后母亲还经常提起,说我从小就晓得“顾家”。其实捡红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是非常兴奋的事,既有收获也起到了玩的作用。

母亲特爱干净。我和弟弟是家里最末两个,男孩子调皮,放学就在外玩耍。记得小学阶段,我和弟弟经常脏兮兮的回家,但出门时必然干净整洁。那时不可能每天换洗外套。都是母亲用点水刷干净,挂在通风处,第二天就干了。每天早上看着我和弟弟干净整洁的上学去,母亲就笑眯眯的,很满足的模样。

对于孩子成长中的收获,母亲更是高兴。哪怕很小进步。我小学当过学习委员和中队委,获过区数学竞赛二等奖,年级书法比赛第一名,还作为全校优秀生参加武汉市六一儿童节联欢大会,诸如此类,母亲都笑逐颜开。我三姐读中学时因成绩好跳级,这件事很长时间都成为母亲和父亲的开心话题。为了儿女,母亲父亲可谓尽力而为。每当能为家中增加点收入,父母自己就更是满足。

父亲利用工作之余和周日,刻过好几年钢板。除老辈人,现在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什么叫刻钢板。这就是在钢板上铺蜡纸,用坚硬铁笔在蜡纸上写字,然后印刷出来。刻钢板一笔一划,力量要均衡,下笔轻了印刷出来模糊,重了会划破蜡纸,是很费眼睛和心力的辛苦活。父亲的字工工整整,特别适宜刻钢板,因此接活不成问题。虽然辛苦,但父亲满足,母亲也高兴。毕竟能够补贴家用。我记得非常清楚:每次父亲刻钢板累了,母亲都专门给父亲弄点好吃的。那时父亲抽的烟也会上个档次。记得父亲会买几包“游泳”牌的,然后慢慢享受。

我和弟弟上学后,长年操持家务的母亲到托儿所工作过几年,还曾帮邻居照顾过孩子。由此每月能够挣来二十多块钱,虽不很多,补贴家用却非同小可。记得每次母亲拿到工作报酬,那种难以言喻的高兴立刻浮在脸上。能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或一双新球鞋,或家中伙食可以开好点,在母亲就是一种幸福了。

这就是舐犊情深的母亲和父亲的知足,也是穷困人家的快乐。

母亲晚年对社会外界了解很少。她对外界的了解,基本就是从儿女口中得来。

我有时在家中谈论时事,难免有点慷慨激昂,每逢此时母亲就打断我,说多亏有了新社会,我们才能过得平平安安。我非常理解母亲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恩意识。战争不断、兵荒马乱而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旧中国,如同无数国人家庭,托儿带女的母亲经历了太多苦难。我多年来舞文弄墨,母亲也总是叮嘱我写文章不要乱说。母亲并不在意孩子们是否能够出人头地,只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

从两岁儿童到成为正教授,我在华工生活了40年。作为华工子弟,很多老辈华工人当然知道我李克华家的孩子。而我从他们那里听到最多就是你父亲太老实,你母亲很善良。姑且不论好人是否一生平安,但忠厚还是会感动人们。父亲是因脑溢血而突然走的,去世后单位发了讣告,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老辈华工人相当多,华工唯一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辛忠贵老人也来了,共有两百多人。二哥作为家属代表讲述父亲往事时,不少人都不禁泪下。作为华工一名极为普通的职员,有这么多老辈人前来追悼,当然安慰了我们这些儿女的心灵,但更是对忠厚人的无言肯定。不说好人一生平安,但善良总会感动人们。

喜欢“思考”

母亲思路素来清晰,尤其记忆力好,好得有时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很多我们早忘得一干二净的小事,她却能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母亲95岁以前,虽然动过眼睛白内障手术,但基本还可以说耳聪目明,思维也清晰。2003年我调往湖南师范大学,母亲在姐姐陪同下曾两次到长沙来小住。一路上,当人们听说母亲已91岁时,真是没人相信,都说老太太看上去顶多80岁。直到99岁以后,母亲反应才逐渐开始有些缓慢。虽然慢了,但整体思维还是相当清晰。

事实上直到去世前几天,母亲气力是衰竭了,心里却明镜似的。守在身边的姐姐,事后说我们老娘真是神奇,想想也确实如此:

母亲走的前一天中午,生命体征已显示出走向终结的情形,就是一口气了。但她硬是拖延着,是心里一直记着去美国探亲的弟弟次日会回武汉。为何非要等我弟弟归来?这就是母亲心似明镜了。我调走后,家中只有弟弟在华工工作,照顾母亲自然最多,走前想见弟弟一面,自在情理。但这是其一。关键是我弟弟李运提在华科大土木工程学院当了多年办公室主任,这种职务就是为学院行政工作和学院教师的后勤服务,总是跑来跑去忙个不停,但由此也在华工颇有人脉,因此家中对外事都是他处理。不在本校工作的儿女,办事无疑较麻烦。换言之母亲已经考虑到了她的哀事。弟弟在就一切好办。事实当然证明了母亲的心似明镜。一个几天不进食,靠参汤维持生命,即将临终的老人能有这样周到考虑,岂不神奇?弟弟也是积善积德的人,1月4日半夜就回到了母亲跟前。后听弟弟说,已无力说话的母亲睁开眼看了会弟弟,脸上有了笑意,接着很快入睡了。

母亲的回光返照出现在次日上午。那么衰竭的她,竟然能够高兴地对我姐姐说了不少话,说是看到“老头子”(母亲习惯这样叫父亲)来接她了,还看到一些旧人在游走,等等。之后就真正的永远入睡了。

生命在于运动不仅指体力,也包括精神活动。我发现母亲就是个喜欢也习惯精神活动的老人。她能够保持清晰思维,显然与此有关。母亲的“思考”自然不是什么形而上的,而是落实在非常具体细微的事情。

先说记流水账。这件事几乎成为母亲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活动。

写日记是父亲爱好,记账则是母亲的必须。我记事起就知这点。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物价低,钱值钱,但收入也少。记写日常开支成为平民家庭常规。母亲记账非常细致,可谓“锱铢必较”。每月先列出可划算的开支,如柴米油盐,如父亲烟钱(父亲抽“圆球”,也抽更便宜的“大公鸡”)。至于每天买了什么菜,用了多少钱,则是天天记得一清二楚。额外开支,如学费、添衣服买鞋袜,更要标明。家大口阔不能不精打细算。收支不平衡,上哪借钱?

母亲晚年完全可以不记账,开销少而儿女给的钱也常积着,但她依然每天记,而且依然“锱铢必较”。母亲90岁后我们不让她出门购物,怕摔,多由二姐帮她买。但每次她依然要问价钱,依然“锱铢必较”,因为她要记账。弄得二姐哭笑不得,有时也生气,说老娘你真啰嗦,哪个还用你的钱?其实这时母亲记账,已不仅是出于习惯,而是演变成了一种集中精神的思维活动,不记就缺少了什么。

1980年父亲走后,母亲跟儿女住了多年,并不孤独。后因学校两代人可以分户,94岁开始独自居住。虽然儿女常来,但毕竟有自家事,这段时间母亲就较孤独。但无论跟儿女还是独自生活,母亲始终喜欢“思考”,想的问题还不少。

母亲思维中,有两种内容占据主要,或者说始终伴随着她度过时光:

一是对儿女的牵肠挂肚。儿女多必然操心多,这是摆脱不了的现实。但还是因人而异。母亲对儿女的牵肠挂肚,简直无微不至,甚至太过琐碎。儿女都老大不小了,母亲却总记挂着这呀那的。我们老说母亲“瞎操心,乱操心”。我40多岁离开武汉,长年在外漂泊,最能感受母亲记挂的琐碎。

1996年我调往广州。由于兄弟姐妹家住房都不宽敞,我一家三口回来不方便,回武汉就很少。那段时间母亲隔个把两个月就给我写信,让姐姐寄。孩子出国留学后,爱人仍在广州工作,我则去了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离武汉近,又是独自行动,回家次数明显多了,但也是来去匆匆。独自在外漂泊,母亲非常不放心。我每次离家时,母亲给我带食物袋中,总有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信。母亲的字像儿童体,非常工整。信的内容全是些生活琐事,如不要熬夜,注意卫生,要少抽烟,碗筷要消毒,衣服要洗干净,洗脸毛巾不要拿来擦脚,等等。其实在家时她已叮嘱过。有段时间我常发痔疮,母亲一次给我寄来8条内裤,她自己买棉布请裁缝做的。当然是希望我勤换洗。而邮包中,自然有封密密麻麻的母亲手书。

孙辈如何,她同样老是记挂,经常向儿女打听第三代第四代的事。有时管得太细,我们还有些不耐烦。母亲也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却放不下。对儿孙的永不停止的牵肠挂肚,对母亲人生是种充实,也不断激活了她的思维。

二是怀旧。这是老人“通病”,母亲也不例外。母亲怀旧除有时跟我们聊往事,主要方式是翻看照片。照片都是“过去时”,其中既有老得掉牙的泛黄照片,也有新近照片。一个四世同堂的家,你想那照片有多少?母亲保存的照片可以说数不胜数,好几大本相册。她可以坐在那里一看好久。在母亲,这既是打发时光,更是唤起回忆和激发想象。老照片中有不少珍贵的历史信息,如父母亲的结婚照(照片中的父亲西装革履,母亲披着婚纱,挺洋化的),如儿女的小时照片。至于孙辈的新照片就更多了。历史并非烟云,照片能够唤起母亲无数回忆。

母亲一生中最遗憾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大姐当童养媳死亡。但母亲一般不提,太令她难受;第二件是对不起外婆:晚年外婆在舅舅家生活。舅母与舅舅为家庭琐事不合,常有些争吵,晚年信佛吃斋的外婆喜安静,就想来我们家住。那时孩子已多,母亲有所犹豫。外婆见女儿为难就没再提。母亲是长女,外婆一直喜爱她,母亲出嫁后外婆还常接济我们家。最后外婆还是在舅舅家去世。

这件事让母亲非常内疚。她后来常谈外婆,其实也是种自我排遣。

母亲一直珍藏着外婆的一张照片。照片早已发黄,但由于质量好和保存好,如此多年还比较清楚。照片背景是个树木花草的园子,外婆坐在藤椅上,面容清秀,神态安详,手中拿着本书。母亲说外婆年轻时很好看,也有才华,会作古体诗,为人非常善良。母亲说若非封建家族约束,外婆其实会有个事业前途。

母亲的喜欢“思考”还显示在很特别的习惯方面。如母亲有个旁人听来可能奇怪的习惯,就是常常自言自语,有时就好像在与人对话。儿女在家也是如此。我们早见怪不怪。一听母亲开始自言自语,我们就笑说老娘又开始念经了。现在回想,这种自言自语对心理调节非常有效,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活动。

白云黄鹤,母亲安息

我祖籍江西丰城,出生在南昌,但两岁不到就随父母来到武汉。这白云黄鹤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故乡了。因为祖籍与出生地对我没有原始记忆,基本成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地理符号。而记忆年龄不仅从武汉开始。此后在武汉也生活了40多年。可谓人生大半光阴是与白云黄鹤相伴。调离武汉后,虽然不能如那首著名流行歌曲所唱的“常回家看看”,但离开近20年中,回汉次数也算不少。尤其母亲走前一年,我数次开会,或在武汉或经过武汉,都要看看母亲。

母亲临终时我却恰恰不在身边。

临终未见母亲一面,在我确实出乎意料。近一年母亲身体虽时好时坏,但每次不适后又很快恢复。走前几个月吃饭见少而不适增多,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老人内脏几乎没毛病,就是机体功能逐渐衰弱。这对百岁老人当然也属正常。2012年11月我去江苏开会经过武汉,还特意停留看望过母亲,母亲精神虽不如前些日子,说话气力小了些,但思维依然清晰,情况大体还可以。

母亲快走时,我正在河北师范大学新校区参加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评选会议,也是两天会议日程的首次会议。当二姐哭着打来电话说母亲“不行了”时,正在会场的我顿时有些发懵,清醒过来立刻告假。接下来就是一切匆匆。回想当时急乱,我非常感谢会议组织者的帮助,使我能以最快捷方式从石家庄回到武汉。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是中国小说学会现任会长,我回汉次日给他发了个短信,说明情况也示谢意,而他简短达意的回信也让我感动:“运抟,节哀,祝百岁寿星走好,大家都祝福老人家,关心你!雷达。”

其实我本完全可与母亲见上一面。1月4日中午二姐就来过电话,说母亲情况不好,可能拖不了好久,要我尽可能快点回。按会议日程,评选工作1月6日中午结束,下午新闻发布会,我出发前就已买好1月6日晚回南宁机票。接姐姐电话后,我想新闻发布会可以不参加,决定改签1月6日午后最早班机去武汉。于是当天下午就去河北航空公司改签机票。工作人员说改签须从原购票点办理,当时我手头没有南宁售票点电话,急出一头汗水。一位好心工作人员帮了忙:根据票根查询到南宁售票点电话,并帮我与对方联系上,很快改签成功。

事后我非常后悔。头天接到姐姐电话,如果改签当晚或次日一早机票,就完全可以在母亲走前见一面。为何没这么做?原因有二:一是出于之前看望母亲的经验,认为母亲机体无大恙,不会说走就走。姐姐说拖不了好久,可能是一时急切,而母亲可能拖延好些天甚至恢复过来。二是专程跑来开会,一次会议不参加就走人,况且来回机票是会议经费,总觉说不过去。这种心理又强化了心存侥幸。其实认为母亲不可能说走就走,说到底是事后的自我安慰。不说觉悟高,就事论事,这件事上对公事的不敢怠慢,确实起了主导作用。

母亲走时安详是姐姐告诉我的。其实无需姐姐说。母亲走后5个钟头我赶到家中时,眼前母亲就像刚刚入睡,面容非常平和。只是不像平时入睡有时容易惊醒,而是侧卧着一动不动。摸母亲手,石头样冰凉。母亲已去,后悔也没用,而且还要自我安慰。我知母亲不会怪我。因为母亲生前总说我孝顺。

母亲晚年对生死看得平淡。走前一年,她总说“我活得太久了,该走了,不能再拖累儿女了”。当时母亲确实开始需要更多照顾,我们总要她“别乱讲”,说她活着就是儿女福气。如今百岁人瑞走了,其实是喜哀,这点我想得通。

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父亲,1980年因脑溢血去世。当时我们采用合墓方式将父亲骨灰葬于武汉石门峰公墓。当时公墓较简陋,改建为森林公园模式的国家级公墓后焕然一新。如今墓地广场宏伟,视野开阔;多个墓区相连,林木苍翠片片;也禁止了燃鞭旧习而改为鲜花祭悼。墓地由此兼具了清明祭扫与春天踏青的双重功能。33个春夏秋冬后,母亲终是与离世较早的父亲在此会合。这会合处既是墓地,也是天堂,寄托着人们关于生生死死的思索与遐想。

白云黄鹤,母亲安息。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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