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号: 密码: 站内搜索: 订阅资讯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精品导读>>2009年要目|定边采风|2010年要目|2011年1月号|2011年2月号|2011年3月号|2011年4月号|2011年5月号|2011年7月号|2011年8月号|2011年9月号|2011年10月号|2011年11月号|2011年12月号|2012年1月号|2012年2月号|2012年3月号|2012年4月号|2012年5月号|2012年6月号|2012年7月号|2012年8月号|2012年9月号|2012年10月号|2012年11月号|2012年12月号|2013年1月号|2013年2月号|2013年3月号|2013年4月号|2013年5月号|2013年6月号|2013年7月号|2013年8月号|2013年9月号|2013年10月号|2013年11月号|2013年12月号|2014年1月号|2014年2月号|2014年3月号|2014年4月号|2014年5月号|2014年6月号|2014年7月号|2014年8月号|2014年10月号|2014年11月号|2014年12月号|2014年9月号|2015年1月号|2015年2月号|2015年3月号|2015年4月号|2015年5月号|2015年6月号|2015年7月号|2015年8月号|2015年9月号|2015年10月号|2015年11月号|2015年12月号|2016年1月号|2016年2月号|2016年4月号|2016年3月号|2016年4月号|2016年5月号|2016年6月号|2016年7月号|2016年8月号|2016年9月号|2016年10月号|2016年11月号|2016年12月号|2017年1月号|2017年2月号|2017年3月号|2017年4月号|2017年5月号|2017年6月号|2017年7月号|2017年8月号|2017年9月号|2017年10月号|2017年11月号|2018年1月号|2018年2月号|2018年3月号|2018年4月号|2018年5月号|2018年6月号|2018年7月号|2018年8月号|2018年9月号|2018年10月号|2018年11月号|2018年12月号
您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精品导读 >> 2014年11月号 >> 阅读文章

一湾海峡两岸情

2014-10-27 12:19:53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629

一湾海峡两岸情

■ 乔忠延

1

2002年1月22日,对于众多的人来说是个平常的再也不能平常的日子。这一天,日出日落,风来云去,都没有在世人的感情世界留下明显的印记。然而,对于我,这一天却永远地嵌进了情感的天地。下午5时20分,香港新机场腾跃进一架华航的飞机,飞机斜插云层,指向高天,果敢疾速地向台北挺进。机舱里的乘客平静地观看着前面的电视屏幕,飞机高度1000米—1500米—3000米……;飞机时速300公里—400公里—800公里……

飞机上有一位乘客,似乎对飞行的高度和速度并不经意,只淡淡扫了一下屏幕,就将头扭向窗口。目光从机窗口投下去,直视飞机下的大海。是日无风,海上无浪。大海用深蓝深蓝的颜色向这位乘客展示着她的一汪深情。然而,这位乘客似乎没有理解了大海的情绪,淡淡的目光居然随着飞机的波动,起伏缥缈,茫然而毫无情致。

大海并不知道,此刻,这位乘客的胸中早已波涛汹涌,正在滚卷着海上常常肆虐的12级飓风……

这位乘客就是我,我正在感情的狂风巨澜中颠簸盘旋。

2

溅起我感情波澜的是空姐从广播中传出的甜美音韵:

“各位乘客,你们好!欢迎你们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本次航班是从香港飞往台湾的……”

台湾!

空姐的甜美柔音竟如黄钟大吕,震荡得我的心胸波生涛动。尽管前往台湾是此行的目的地,这是早日嚼烂了的话题,可是,我的胸中仍然风起云涌,古人有诗云:近乡情更怯。怯,就会颤抖;颤抖,就会波折。可那是久别的游子回归故里呀!而我,为什么在挨近台湾的时候会骤然汹涌起情感的波浪?我无法解释,只能放任思绪去作自在的漫游。

3

台湾?

台湾。

台湾!

突如其来的轰鸣直劈头顶,昏黑的眼前更加昏黑。顿时,天眩,地转,世界一瞬间在我脑海中变成了七零八落的碎片。我竭力将那碎片往一块搓掬,往一起黏合,然而,搓掬和黏合的世界却面目全非,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这样子龇牙咧嘴,这样子披头散发,这样子酷似课本上那伊索寓言里冲出瓷坛的魔鬼。对着魔鬼,我只有战栗和哆嗖。我的战栗和哆嗖没有得到魔鬼的同情,相反,我却听到了魔鬼那放荡不羁的大笑。那笑声却比任何野兽的嗷叫更为叫人心悸,我慌忙叉开双脚,用抖动地双脚撑住抖动的肢体。同时,紧闭双目,企图摆脱魔鬼的视际。

可是,我哪里知道这掩耳盗铃完全是徒劳的,从此,哪里有我的行踪,哪里就有一双阴森恐怖的眼睛。

这一幕距今已经36年了。36年的日月风云一点也没有模糊了那久远的风景,甚而,那风景比眼前飞机上电视屏幕的图像还要清晰。

时在1966年的9月。地点在山西省临汾县城的红旗饭店门前的大街上。

事情的开端是在无限的激奋中。我们一行9人,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走出了校门。歌词内容是: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是我们的,希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担负着改造世界,安排世界的重任,我们多么自豪,多么骄傲!我们生活在红太阳辉耀的时代,我们拥有了一个红彤彤的神州,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拥有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志在全球一片红。

我们一遍一遍高唱着这首歌子,雄心壮志直冲九霄,就要和星星、月亮并肩同行了。我当然不会想到,世界在几分钟后就会完全变了样子,变得那么狰狞凶厉,那么阴森恐怖……

我们这是去串联,进行革命的大串联。串联的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远永远红彤彤,是要红太阳的光辉照亮全世界!

大串联是大字报和大辩论的继续。如果说,大字报、大辩论还囿于学校范围的话,那么,大串联就是要冲破这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四堵墙了。学校的秩序全都被我们搅乱了,那一套是要驯化资产阶级的小绵羊;学校的领导都被我们打倒了,那一伙头头是要推行封资修的货色。我们是什么?是世界的希望,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队伍纯而又纯,纯洁到不能容忍一粒半粒沙尘。我们的队伍是红五类子弟的队伍,一切和资产阶级沾边的狗崽子,统统滚蛋吧!你们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孽种,不,黑七类,还要加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孽种!有人说,这是血统论,和党的政策不符。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家庭出身看表现,历史问题看现在,即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嘿嘿,什么时候了,还拿这一套捆绑革命小将的手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既然有理,我们的道理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怎么该服气了吧?

不是服气,而是泄气,而是垂头丧气。在校园里低着头,畏缩在墙角走过的,曾经是让人青睐的三好学生,班组干部。此刻,厄运突降,他们列入另册,遭受着白眼、冷遇地折磨。每每看到一个个萎缩的身姿,我的心就止不揪紧,我不知道那一颗颗曾经热望上进的心,如何去苦熬这难捱的光阴。

当然,这种思绪只是一闪念的时光。不待凝定在脑际,红色波光就冲击得它荡然无存了。于是,在我们跨出校门,去省城大串联时,心里狂涛怒卷,喜不自禁。那喜气冲天而起,从口中喷涌出无限的豪情: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们唱着歌,加快了行走的脚步,恨不得早一点到达火车站,跨上时代的列车,早一点,哪怕早一分一秒奔向大串联的目的地。自然,我不会想到,我这么急匆匆地行走,是急于走近厄运,走进魔鬼控制下的视野。

如果,真能预知到前程的昏黑,我想,我不会狂热,我宁肯困守在学校的四堵墙里,也不会来踩这墙外的钢丝!

我想,此刻,如果真有上帝,如果上帝真有一双眼睛,那么,对我的举止定然会放声大笑,大笑我这么狂热着奔赴厄运。若干年后,在近城的郊外,我看到了一群膘肥体壮的牛,正活蹦乱跳着赶路。不时有牛扭过身去探吃路边的嫩草,后边的牛看见了,撞挤过去,争吃那一株鲜嫩的绿草。于是,两头牛挤攘在一起,一起奔跑起来,跑出了一路的欢乐。这场景给了我沉甸甸的心酸。我知道这是一群肉牛,它们的每一步都是赶赴生命的终点。可是,他们并未觉察,仍然撒着欢疾行。这场景又让我想到自己,想到从校园到红旗饭店的路上,就像牛们一样滑稽可悲。

我很快走完了滑稽可悲的里程,走近了厄运的圈子,前面有人拦住了我的去路,是我们的同学,不过,不是我们班的,是邻班的。那同学姓石,名字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里,我记不清了,如同在那个暗夜,我无法看清他的面孔一样,今日我无法说出他的名字。那夜,他质问我:

你爷爷在哪儿?

爷爷在哪儿?这是我难以回答的问题,自我降生到人世间,就没有见过爷爷,脑子里就没有爷爷的概念,我怎么能回答了这个问题。记得曾有人让奶奶回答这个问题,奶奶张口结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有人让爸爸回答这个问题,爸爸垂头丧气,不知该诉说什么。他们都作不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要交给我回答呢?

紧张、犹豫、困惑,一时间,各种滋味繁乱了头脑,不容我梳理清思绪,那同学又逼问:

你爷爷在哪儿?

我还是理不清自己的思绪,仍然没有开口。那同学厉声说:

怎么不说?不敢说吧,你爷爷在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

这声音如霹雳轰顶,我怔住了,全身心陷入黑暗,陷入了一个完全由魔鬼主宰的世界。

我知道,从此我将与红色无缘了;

我知道,这世界再也不是我的了,校园将会少了一个趾高气扬的我,多了一个萎缩着头溜墙根的人。

我浑身冷了。

冷得过了36年,我坐在华航的飞机上,忆念起那一幕仍然寒意彻骨,如同置身于冰天雪地一样。我本是在那冰天雪地一步步挣爬过来的,可是,我却难以说清我是如何一步步艰难挣爬的。

4

我不记得那一夜我是怎么退缩回学校的,那短暂的路程怎么向我展示出苦难的漫长。记得的只是,我躺在乌黑的宿舍里无法入睡,辗转反侧。我想,在我苦受煎熬的时候,我的同学,不,那时代最时髦的称呼应该是战友。我的战友会高唱着“世界是我们的”跨上列车,列车会呼啸着迎着黑暗猛烈冲击。黎明,当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一轮红日,战友们会欢跃在省城的街头。他们不会再想到我,不应该再想到我。我突然一惊,出了一身冷汗!从此,我不再是他们的战友,我被推出了战壕,我似乎是混进鹤群的小公鸡,混进虎阵的丑脏猫,我是什么?我自己也弄不清我是什么了……我领会了过去不曾注意的一个词语:遗弃。

遗弃。

同学遗弃了我。

战友遗弃了我。

时代遗弃了我。

我的心像刀割一般的难受。按照学校的正常运作规律,这个季节该是又一个学期的开端。或许,我应该带着乡间泥土的芬芳重返校园,不过,我步入的教室会焕然一新,因为我的学业该进入高中了。我应该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去追寻知识的珍宝。然而,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同学都没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在紧张的中考备战阶段,听到了激越高亢的广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投身其中,为革命推波助澜。

于是,学业中断了。

没有考试的机会了,自然也没有了升学的希望。

我们的希望破灭了。

新的希望是“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在为革命狂呼的时候,希望在世界上逡巡,逡巡到底世界能给予我们什么。

有人猜测,我们会同步进入高中;

有人推测,我们会全部安排工作。

总之,世界上会有我们的合法席位,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席位上,谋求生命的春色,展示生命的硕果。

然而,我没料到,我会被遗弃。被时代遗弃在孤独、寂寞、荒落的精神沙漠。我觉得天会永远这么暗着,阳光再鲜亮也不属于我了,世界的归属与我无缘了。

我欲哭无泪。

我只能在黑暗中翻来覆去,这是我唯一拥有的人生权力。

5

我眼前晃动最多的是台湾。

台湾像是一只轮船,一只在风浪中哭泣颠簸的轮船。风猛烈地刮着,刮得那桅杆东倒西歪,挂在桅杆上的帆也猛烈摇晃起来。摇晃了没几下,呼啦垮了下来,瘫在了船上。船又进水了,水从四面直往里灌,船上的人手忙脚乱。有的往外掬水,有的慌忙堵塞,胆小的只有颤抖和哭泣……

台湾像是一架飞机,一架在乌云中逃窜和哀鸣的飞机。天上有云,云成堆成团。飞机猛飞,就在那云团中乱碰乱撞,撞到左面,倒向右面,在右边一碰,又弯到左面。云团散了,散成了云丝,云丝绞缠,绞缠成一条条绳子。那绳子围住飞机缠着绕着,绕得那飞机翅膀再也张不开。飞机裂开大口吼叫,吼出一阵刺耳的哀鸣……

这台湾是1949年的台湾,是国民党逃窜时的台湾,是风雨飘摇的台湾。风雨只停了一息,台湾便变换了模样。

台湾成了一只海龟。乘着天低云黑,大海龟从水低处爬上了海滩,穿过礁石,钻进了密林。那海龟潜伏进了一个深深的山洞,白天磨砺着尖利的凶齿,夜里闯进院落,吞食熟睡的人们……

台湾成了一支机枪。枪口黑沉沉的,幽暗得如同白骨精的魔窟。那魔窟长了双脚,四处走动,走动得如云如风。见了路人,洞口放出了白光,射出了枪弹,一个个无辜者倒下,倒下……

台湾成了一把铡刀。就是文水云周西村的铡刀,就是杀害刘胡兰的那把铡刀。那铡刀泡在了血泊中,血泊四处漫溢,幻化成了滔滔血浪,血浪所至,房倒屋塌,人变为鱼鳖,在血流中挣扎……

这台湾是1960年的台湾,是国民党派出小股人马窜犯大陆的台湾。

台湾,是祸害,是灾难。是比祸害还祸害的祸害;是比灾难还灾难的灾难。地富反坏右没有它坏,封资修货色没有它坏。阶级斗争是要防范没有拿枪的敌人。而台湾是现在依然横刀操戈的敌人,是把黑森森的枪口对准人民的敌人,是把血淋淋的屠刀架在人民脖子上的敌人。

台湾是让我的梦都无法安宁的祸端。

我却和台湾牵连在了一起,牵连得想挣出已无可能,牵连得我四肢疼痛,头晕目眩,眩转进了深深的黑暗。

6

那一夜,串联被阻,我被拦在红旗饭店门前,触发了我的万千思绪。可是,我的万千思绪,只是在噩梦中臆断日后的磨难,却没有一点是追索这偶然事件中的必然。现在,时光去远了,事情的演化发展一清二白了,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迟钝的人,蠢笨的人。我的迟钝和蠢笨在于我根本没有清醒地思考和认识处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而却固执地用自己的纯真想法和虔诚行为去追逐既定的目标。透彻点说,我是把幻想当作理想去追逐的。因而,在黑夜热血沸腾的目标,可能在白昼变得令人寒意彻骨。

记得我是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进入临汾三中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由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领巾是少先队的标志。少先队只能是少年儿童的组织。而一步入初中,我的年龄自然像教室前的白杨,很快就窜上青年的屋顶了。这时候,没有什么能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具有吸引力了。团员成了班级中最为吸引人的奋斗目标。团员是学子的佼佼者,谁只要戴上那么一枚团徽,走路时那胸脯不挺也是直梆梆的。

当然,我也为那目标所激动着。记得是一个暗夜,我在床铺睡不着了,爬起来,蜷缩在被窝里,照着手电写下了入团申请书。那是个心潮澎湃的夜晚,我的笔从来没有那么流畅过,我的真情毫不保留地溢上笔端,变为尽快成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豪迈誓言。我真诚地请团组织考验我、培养我、接收我。写完后,我支撑的双臂又麻又疼,但这麻疼却无法诋毁内心的喜悦。很快,我就步入了梦境,在梦中,我站到一面鲜红的团旗下,举手宣誓,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

第二天,朝日喷薄,云开天阔。下了早操,我连忙取出压在枕头下的申请书递交给了班主任周老师。周老师微笑着接过了我的申请,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每一句都让我心头更热,劲头更足。时隔40余年,我已记不起那原话了,但是,清楚地记得临出门时,周老师的右手轻轻抚在了我的左肩上。那手的轻柔几乎不会使人感到重量,可是那深蕴的重量一直让我负重至今。同学们都说周老师严厉,都说周老师不苟言笑。可是,那一日不仅笑了,而且笑得和善,而且还把他的手轻抚在我的肩上,传递出少有的慈爱和信赖。

走出周老师的办公室,我几乎高兴地跳起来,我以为很快我就会成为一名团员,似锦的前程正待我去追求。我努力学习,要啃透每一本书,成为学习的尖子,但是,不能光学习,不能走白专道路,那样下去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小苗子。我要又红又专,成为雷锋式的好青年。我要把生命也像雷锋一样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默默无闻地去做好事。

下午的课后,我和另一位同学悄悄抬着筐子出了校门。我们去拾粪。班里种的西红柿缺粪不长,苗又黄又弱,我们要亲手为苗木输送些营养。抬着粪筐我们走遍了临汾的大街小巷,时常跟在马车后边走出好远,才捡到了新鲜的马粪,那一刻,真比捡到闪光的金子还喜悦。

久晴无雨,学校的麦子干旱了,学校动员担水抗旱。抗旱需要水桶,我第一个站起来报名回村借水桶。星期六下午回到家时已是星月高照,星期天赶到城里时仍然星月在天。挑了一天水,再在星月中将水桶送回村里,第二天赶回学校要在到校铃响之前,仍然是星月相伴。连续的劳累使我扁桃腺发炎,红肿的喉咙喝水都疼,但是我咬着牙坚持上课,我想到的是先辈们轻伤不下火线,我怎能惧怕这点病痛?

我真诚地追求入团。

我真诚地锤炼自己。

我觉得那目标指日可待。我盼五四,五四是青年节。每年的五四都会发展一批新团员。

然而,我盼到的是失望。入团与我无缘。看着他人站在团旗下举起右手时,我流泪了,我懊悔自己努力不够,差距仍有。

我真诚地解剖自己。

我真诚地接受考验。

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奋力攀求。学习更刻苦了。学好课本知识不是我的目标,阅读课外书籍成了我的广阔天地。小说、散文的阅读只是一个方面,英文童话故事我也爱不释卷。刚刚学了一点英语,阅读自有万重关山,就一手捧字典,一手拿图书,看一看,查一查,逐渐迈上一个个台阶。

班级的事更关心了。冬日里抢着看炉火,夏日里争着拿扫帚,坐在前排的我几乎包揽了擦黑板的事情。每当板擦划过黑板,粉笔沫就在射进来的阳光中舞蹈,而我由于个头矮小,探不着最上头的字,就和着粉笔沫蹦跳起舞。

然而,令我更为困惑的事发生了。又一批新团员在团旗下举起了右手,那是些熟悉的面孔,那些面孔熟悉的不能令人服气。如果说先前进入团组织的那些面孔,我还有些服气的话,那这些后来者我却难以恭维了。

困惑带来迷惘。

迷惘带来忧伤。

忧伤中的我时常郁郁寡欢,上课少不了走神,自习少不了愣神。我弄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被团组织拒之门外?我的同桌是位很实诚的女生,她叫卢九英。她是新近入团的,不知出于什么心情,她和我坐在了学校的小树林里,那也算是一种谈心吧!我从她的语言中,已隐约看到了家庭的阴影,可是,我却没有往爷爷那里深思,因为我觉得我会选择,会走好自己的路子。

当又一批学子入团时,我几乎要崩溃了。要不是曾经的豪言壮语还没有完全从灵魂中消逝,我可能一蹶不振,丧失信心。不过,我沉默了好久,重负上了无形的荷载。

可是,自红旗饭店返回学校的那个夜晚,我并没有领悟了这种荷载就是爷爷,就是台湾。

大约是过了20年吧!我班的同学一起聚会。从四面八方来了好多,走到一起真的不易,20年的风雨,20年的霜雪,使每个人都有了岁月的折皱。同学相聚,折皱的各种阅历脱缰而出,我那入不了团的原因,也由团支部书记孙成家一语道出:

我去调查你的材料,教育局怀疑你爷爷在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就这么成了横在我面前的一座大山。

我能攀过这座大山吗?台湾!

7

严酷事实早已说明,攀越这座大山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我曾经在奶奶的相携下试图翻山越岭,寻一片安宁,寻一片祥和,然而,欲求美梦,求到的却是噩梦。

噩梦是从夜半开始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种奇怪的声音响着,响着,时而高吵,时而低迷,高起来好像很近,近在眼前,我却看不真切。低下去好像很远,远在天边,却在目中模模糊糊。渐渐,我觉得有一种怪味穿鼻而进,有些呛人,像是炒菜时激发的辣椒味道。味道越来越浓,我忍不住咳嗽开来。一声咳嗽,我睁开了眼睛,我看见我的奶奶伏在炕沿,正大口大口的呕吐。那奇怪的声响,那呛人的味道,不用问就是从奶奶口里喷发出来的。

我探头一看慌了。慌乱的眼睛立马流出了泪水。说谎,其实不准确,至少也是害怕了,我吓得哭了。因为,那时我只有10岁,小小的我能懂得多少人事呢?我想到了死,想到了人死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我害怕我的奶奶就这么死去,我害怕奶奶死去后把我孤零零扔下,扔在这黑洞洞的屋子里。

我扑出被子,抱住了奶奶,大声哭叫:

“奶奶你不能死!我不让你死!”

奶奶喘着气说:“别害怕,我死不了,快睡好,别着了凉……”

凉字很低,并没有完整地吐露出来,奶奶就又大口吐起来。我睡不着了,穿好衣服,给奶奶捶背。

吐了一阵,奶奶缓慢撑身坐起,看我起来了,又说:“别怕,我是上火了,你给我下去倒点醋,压压火就好了。”

我悄悄下炕,在煤油灯昏黑的光影里,摸到醋瓶,照奶奶的吩咐办了。我要收拾地上奶奶吐下的东西,奶奶不让,要我上炕睡觉。躺下后,我睡不着,眼睛圆睁睁看着奶奶,一下也不敢眨动,似乎目光稍一放松,奶奶就会幻化,幻化进另一个世界。从此,人天两隔,我再也见不着我的奶奶了。

隔一会儿,我叫一声:“奶奶!”

奶奶应着:“我不要紧了,你快睡吧!”

我睡不着,直看到奶奶披衣下炕,去收拾那地上的吐物了,我的眼睛才亮出喜色。欣喜的感到,奶奶好了,奶奶死不了。喜色一出,困倦的睡意就还了魂。周身不知道被什么邪物笼罩了,眼睛睁不开了,头脑虚幻成了一团,缥缥缈缈好像自己游弋到了什么琼阁仙境,山不清,水也不清,一切都朦朦胧胧……我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窗纸刚泛白,屋外的麻雀叫嚷开了。麻雀的叫声是我起床的号令。我要上学。睁开眼睛,怔了一会儿,睡意才完全散去。我清醒了。

清醒了的我,就不是夜里的我。我一下想到了奶奶的病因,奶奶是累病的,也就是说昨夜的噩梦是从白日起头的。

那个白日是个星期天。星期天,我不去学校。奶奶就少了一点牵绊。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候爸爸在外村教书,妈妈去照顾多病的姥姥去了。年幼的我就依着奶奶拉扯。星期天,我不去学校,奶奶可以不给我做午饭,于是,就成熟了一个新的计划:下滩摘棉花。

滩地很远。出了村,一路下坡走去,走去,走得树少人稀,时时可以惊起荒草中的飞鸟,就到了。到了滩上,是汾河滩上。汾河在多雨的时候暴涨上来,滩上就是它横行霸道的戏场。没了草,拔了树还不甘心,临走时还要厚厚漫上一层胶泥。这胶泥里,可有最值钱的东西。落下种籽,不用施肥,发了芽就愣着劲狠长。因而,那年的棉花长得好极了,一枝一枝,一棵一棵挂满了棉桃,吐遍了白絮。远远看去,白绒绒的棉花像是飘落的雪花。雪花的迷人,是再好不过了。我和小朋友,常常在雪花中戏游打闹,冻得鼻红脸青也还笑个够。棉花有雪花的迷人,又不天寒地冻,在这世界里会更自由自在。奔入这自由天地,奶奶却没有我方便。我推着独轮车,像哪吒踏着风火轮一样,飞一样快。奶奶脚小,一双尖尖的小脚,走起来东倒西歪,鸭婆婆一般缓慢。我跑一程,坐在了路边歇息,等着奶奶赶来。走走停停,我明白了,奶奶下滩摘棉花,中午不回家,是怕走这漫长的道路。她说过:功夫丢在路上啦,不值。所以,小推车上挂着手巾,手巾里裹着馍馍,馍馍是我们的午饭。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才走进那漫天雪花的世界。

我好奇地扑入地里,跟在奶奶后头抽出那吐绒的白絮,一朵一朵放进口袋里。抽着抽着胳膊酸了,手碰到棉枝上,扎疼了,新奇劲没了,也就烦了,就这么一下一下地抽,要抽得日头升高,又要抽得日头偏西,再要抽到日落西山,这可真不是个好干的营生。

我悄悄地松了手蹴在棉行里,揪地上的寒暑草。揪多了,挽成一个圈子,戴在头上,我觉得自己活像电影里的游击队员。一会儿,我看见了蚂蚱,从我眼前蹦过的蚂蚱是个很好的跳远队员,一下就跨过好远。不过,它的好远也就是我的几步。我紧赶了几步,蚂蚱握到了我的手里。于是,蚂蚱和我做开了游戏,它跳远了,又被我擒拿到手心里了。它不甘心待在手中,又蹦走了,我又追又赶。

在我戏闹的过程中,奶奶始终弯着腰摘棉花,不知不觉,她摘满了一包,又摘满了一包。田头堆起了两个高高的口袋。日头到了当顶,奶奶解开手巾,拿起馒头掰开,我俩一人一块坐在田头吃午饭。吃了几口,口粘,咽不下去,就爬在地边喝水。地边有一眼小泉,泉水清凉,喝着透甜。喝几口,又吃,吃几口,又喝,半块馒头下到了肚子里。

吃饱了,我还是没有摘棉花的兴趣。田头有一洼浅滩,浅滩上长了几棵瘦弱的棒子。已是深秋了,别的棒子腰间早就别上了粗壮的“棒子”,而这几棵弱苗仍然瘦单单的。我折了一根,批掉外面的硬皮,里面的绒芯像甘蔗一样的甜。这是吃甜甜。吃甜甜不稀奇,我们的伙伴都吃,我也不例外。例外的是,我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甜甜。我把甜瓤含在嘴里,久久品味,舍不得吐出来。说是舍不得,可是渐渐也吐下了一大摊。

忽然间,我看见了奇景,我吐出的那一大摊甜瓤间,蹲着几只小青蛙。它们正张着口品尝我品尝过的滋味。看着那几个小东西,小眉小眼,小爪小腿,小舌头一伸一缩,可爱的不得了!我不再嚼尽汁液了,只一咂,就吐给它们,和他们共享甜蜜的世界。

不知不觉,太阳垂落了,西天一片飞红,红得棉田也红光闪耀;不知不觉,我和奶奶装了车,吱吱扭扭,走回村里;不知不觉,我就走进了昨夜的梦里……

奶奶也醒了。

看着奶奶,一向不懂事的我,突然懂事了,我说:

“奶奶,我给你请医生去!”

往常我病了,总是奶奶给我请医生,奶奶病了,只有我去请医生了。奶奶说,我好了,不用看了,歇歇就行了。

顿时我将昨天和昨夜拉扯在一起,明白是奶奶劳累过火,伤了身子。

轻轻闭上门,我上学去了。

放了学,我回到家里,奶奶正挣起身洗脸。只一夜,她像是变了一个人,脸色黄了,皱纹多了,眼睛也陷了下去。我说,奶奶我去给你打饭。哦,需要说明的是,那会儿都吃食堂饭,一个生产队的人上一个大灶。大灶,就设在我家宽阔的院子里,而我家只能搬出来,住进邻居窄小的房子里。奶奶不让我去打饭,是嫌路远,怕热饭烫伤了我。我扶着奶奶摇摇晃晃向食堂走去。

我们走得很慢很慢,就这,也是一步步接近一场灾难。

食堂里领饭的人多,人多了需要排队。我们排着队一步步移近那热腾腾的灶房。就要轮着我们领了,我的脸上已飘拂着馒头的香气了,我的鼻子里已扑进了炒菜的香味了。突然,爆发出一声呵斥:

“不准你领饭!”

是个女高音。穿戴周正的工作队长,经常泛白的脸憋得通红,红着脖子狠咄:

“不下地,就别吃饭,反革命家属!”

我吓愣了,仔细一看,那通红的脸直盯着我的奶奶。奶奶手颤,腿颤,口也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很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冒了一句:“奶奶夜里吐啦!”

那张憋红的脸喝道:“小娃娃,多什么嘴!”

奶奶什么也没有说,挪出领饭的队伍,挪往家里。回家的路长得不能再长了,长长的路不知要走到何时,我扶着奶奶一摇一摇……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回到家里,我只记得,一进屋奶奶爬在炕上就哭,那哭声震荡着我的身心,四十余年过去,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早已逝去,唯有奶奶那哭声仍然响在耳边!

8

多少年了,我一直难忘奶奶的那哭声。

多少年了,我一直不敢回想奶奶的那哭声。

即使那日,我坐在华航的飞机上,穿透云层,直冲蓝天,一想起奶奶那日的哭声,心底就有撕肝裂肺的疼痛。

曾经无数次试图理解哭声。哭声是人们感情的倾诉,是人们苦楚的宣泄,更透彻地说,哭声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爆炸。在爆炸过程中,人们积蓄的冤情、悲痛、苦楚通过惯常不便使用的方式,痛快淋漓地释放出来,达到了心态新的平衡,感情新的平和。

然而,那天奶奶的哭声却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哭声。那是一种用语言文字无法描述的哭声。那里有悲伤,有痛苦,但却没有倾诉和宣泄,也没有淋漓痛快的释放。更多的却是压抑、遮掩,是一种萎缩了欲望的哭声。

当然,那时10岁的我是无法听懂奶奶的哭声的。破译那哭声,需要时日,时日的行踪为那哭声活画出一幅图卷。

那图卷的第一页传递着喜色。喜色来自食堂,食堂要散了,各家各户不在一块搅稀稠了,要回到自家锅里舀饭了。食堂的溃散是饥饿的开端,对更多人来说自然没有喜色可言。而对于我家,却是一种喜悦,扎在我家的食堂要散了,那就是说我和奶奶不必再挤在人家的低窝小屋啦!我们可以回家啦!

想到回家,就想到食堂的扰害。大锅往我家的南房一支,吃饭的时候,大伙都拥来了。有时来早了,馍馍还在笼里蒸腾着热气,人们只好等着。等着的人多,哪有那么多座位?有人盯上了我家院子里的桃树。那是一棵弯弯的桃树。桃树本来不弯,可是家人为了遮掩晒在东屋的太阳,获取夏日的凉爽,就给拴了绳子,把树身硬拉了过来。起初,树干挺得笔直,拉也难弯,时常绷断绳子。于是,又在弯下的身杆上挂上了石头。重压之下,桃树老老实实弯在了窗前,弯出了家人需要的荫凉。夏日过去了,屋里需要光照了,家人解了绳索,卸了石头,可那桃树一点也没有直腰的意思,仍然弯着,弯成了我家在特定年头的风景。

不幸的是,我家的风景很快消失了。桃树成了人们候饭的座位,你坐他也坐,坐一个人,桃树摇一摇;再坐一个人,桃树再摇一摇。桃树摇摆了一年,第二年春暖花开,村里村外,院内门前的杏树、椿树、柳树都开花吐叶了,唯有桃树仍然枯着,枯干到永远去了。

我早就烦了住人家的低窝小厦。房小,院小,小得人不敢蹦跳,一蹦跳说不定就会在哪儿碰出个大疙瘩。奶奶也唠叨,回去再种棵桃树,正种在东厦窗前,就不用让它弯了。养一窝兔子,就让它们在北厦前的空地上打窝安家。放学回来,我可以剜一篮野菜,倒在窝前,看着兔子们高兴地会餐。

这幅图卷真迷人,真喜人。

可是,翻过一页,却让人愁眉难展。我和奶奶仍然蜷缩在人家的低窝小厦里。

我家的院子里没了吃饭的人,却聚来了一伙吃草的牛。

食堂变成了牛圈。

有活的时候,一大早,牛从我家院里走出来,走到田里去卖力。无活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晒暖、吃草、摇尾,或者卧在地上不停地咀嚼,咀嚼吃下去正在消化的草料。

我很少走进自家院里。

走进去,是因为假期里给牛割草。割下来,背回去,过了秤,队里给记工分。有一回,我去送草,是个早晨。喂牛的老汉正从南屋里往外牵牛。牛从幽暗的黑室往外走,看到光亮出奇的高兴。刚到门口就仰起头伸着脖子高高地叫开了。那一声吼叫,真是畅快,畅快得连邻家的公鸡也亮开嗓子唱和。吼声未落,前移两步,哗哗尿下了。尿在地上吐噜起白沫,白沫下面的尿水向低处游移,游移的势态活像是蛇的漫蜒。而游移成的图式,又活似一棵大树裸露在地上的根脉。我正看着,牛又移步了,一蹄子踏上去,湿地上便有了深深的蹄印。

这一蹄子让我明白了院子里的坑洼。那大大小小的坑洼,核桃皮一样的写照都是牛的作品。

牛的作品不光在院子里,也在屋子里;不光是撒尿,还要屙屎。屎屙在屋子里,屙在蹄子下,蹄子挪动时踩在了屎上,蹄子就带上了屎的颜料。所以屋子里刻下了不少的蹄印。院子里弥散着牛屎的臭味。

这样的风景当然无法比拟食堂时的清洁。我真想抱怨奶奶,为啥要让队里在自家搞牛圈?我又不敢抱怨奶奶,因为我时时听得见奶奶那一声想惊动天地,又不敢惊天动地的哭声。那哭声的无奈,写照了我家生活的无奈。

台湾,莫非这就是台湾对我家的恩赐?

9

台湾的恩赐滴水不漏,很快光顾了每一位家庭成员。

在我串联被阻,躺在黑暗的床上痛彻心肝时,爸爸也走进了煎熬时代。应该说,爸爸的煎熬早就开始了。开始的形式和我还有些相似。不过我是申请入团,他是申请入党。那时候,他考上了教员,成了一名不赖的教员,可能就是由于教员的不赖还当上了联合校长,联合校长不算个啥官,可是也要管两个公社的百余名教员。何况,爸爸管这些人的时候,也就二十出了个头。二十出头,风华正茂,要求上进,理所当然。是不是这芝麻大的小官,也令爸爸有些头脑发热,热到想出人头地?不然,为什么也要申请入党?

理所当然,爸爸没有入了党。

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爸爸的爸爸可能跑到了台湾。

即使这简单的原因,爸爸当时也难以知晓。他知道的是,灿烂的前景突然就暗淡了。暗淡得如同进了暗夜,不知道在哪儿就会碰得鼻青脸肿。那细微的过节就不必说了,爸爸的履历记录了一连串下滑的人生:

1962年由联合校长贬为校长;

1964年由校长贬为教导主任;

1966年由教导主任贬为了教员……

教员也难以安宁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他在前面低着头走,后头跟着一伙猴猴蛋蛋的毛孩。那伙毛孩还不够当红卫兵,就给自己装点了个红小兵的名称。他们喊着口号要打倒我的爸爸,却不知道,我的爸爸早就倒下了,再打还能倒到什么地步?

后来,爸爸倒霉的地步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以为当了教员的爸爸就倒霉到底了,却没有想到他上讲台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不上讲台也没什么,爸爸先前不就是个种田的么?只是,他们既不让爸爸回村种田,也不让爸爸上讲台,而是给了他一副担子,让他担着两只臭桶去掏茅粪。爸爸担着茅粪从教室前经过,教室里会传来一阵唏嘘:

臭死了!

臭死了!

人们说台风中心是最平静的,是不是茅粪也有台风的某些特点,只臭外围,不臭中心?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爸爸说臭,也从来没有觉得爸爸臭。

漫天的臭味没有臭坏了爸爸,爸爸却像粪土滋养的禾木,壮实的生长,甚而显现了精神的丰硕和高尚。多少年后,爸爸整理自己的日记,日记中记载有掏茅粪的经历。其中有件事确实显现了爸爸当时的思想。他写道:

今天掏茅粪把茅粪瓢破了。这个粪瓢用过3年了,早有了裂缝,能凑合到今天真算不错。原来,准备向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汇报,让财务上去买。可是一想,粪瓢破了自己总有个责任。要是小心些,不碰着,就还能多用些时间。退一步说,即使自己没有责任,花钱买个新的,不算是给集体的一点贡献么?看来,思想改造的任务真大,私字在头脑还有地盘。因此,我要继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把自己改造成一位新人。

这段日记活画了爸爸当年的思想。在那年头,这思想是极为正常的。而今天,跨越时空来看,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回,就这件事我和爸爸商谈,我说,自己花钱买粪瓢是明智之举。

爸爸说:“为啥?”

我说:“弄不好红小兵说你是有意破坏,批斗游街不说,还得罚你买个新的。”

听了我的话,爸爸沉默了一瞬,突然说:

你咋能猜透当时我的心思?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当时也在设法保全自己。记得,我还是去串联了,不过,不是坐火车去的,而是步行去的。从临汾西行,走过大山,走过深涧,走过黄土高坡,走过滔滔黄河,双脚起了多少泡,血泡破了多少回,都无法计数了。终归我们到了延安,到了革命的圣地。这种串联使我们遭受了皮肉之苦,但是,我们却没有吐露那痛苦的心曲,而是自傲的炫耀,我们去——

长征!

长征的红旗下,潜藏着我的无奈。唯有高举着红旗,才能名正言顺地在无奈中求生,我不知道这符合不符合爸爸当年的心境?

10

我也有侥幸。

我的侥幸是我们同龄人的极大不幸。

在狂热中沸腾的同学,那年头最大的渴望是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齐刷刷走进高中的门槛。只是这渴望埋在心底,没有形成口中的呐喊。呐喊的依然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红卫兵虽然没有穿军装,可是也披上了草绿色的装束,有一阵上演了《沙家浜》,活跃着新四军,因而银灰色的服装也就流行开来。当然,这都起自一句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更主要的不在装扮,而在于不少人都把自己做为毛主席的一个战士看待。因而,战士的歌也就成了自己的歌。

只是,歌子唱得再高,口号喊的再响,也代替不了内心深处那无法言表的欲望。而那欲望说穿了就是升学深造。

遗憾的是,历史却没有满足同学们的欲望。一窝蜂全部遣散,遣散的办法是哪儿来哪儿去,城市学生留在城里,乡村来的回到乡下。于是,包括那位在红旗饭店门前厉声斥问我的根红苗壮的红卫兵也没例外,也被一起打扫出了校园。

我的侥幸就在这里,就在于一起打扫出了校园。倘若不是一起打扫,倘若要是留一部分深造求学,哪怕是留一大部分,我敢说,学校也与我无缘。因为,自那个暗夜,那声厉喝起,我就被列入了另册,正如那个暗夜我反复咀嚼的词汇一样:遗弃。被革命队伍遗弃的我怎么会有缘又走进革命的行列?

好在是一起打扫出校园,我虽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却不是一个人失去,而是一个整体的失去,而且,那些比我根正苗红的纯粹革命者也一同失去了。所以,当我踏上故土,挨近故园时,还有一张没人能看透的遮羞布盖在脸上。

这就是我的侥幸。

事实很快宣告了我侥幸的失误。乡村里的阶级阵营早已十分明确,我为什么会在这紧要关头淡忘奶奶那异常的哭声?想起奶奶的哭声,是在我也欲哭无泪的时候。

现在想来,我那欲哭无泪也是何该!明明自己是个时代的弃儿,能在故乡过两天安稳日子就不错了,却思谋着要到学校去教猴崽;明明自己能跻身学校就不错了,却思谋着改进教法,探讨经验;明明自己能搞几节观摩教学在公社显显眼,露露脸就不错了,却思谋着要在全县夺个魁,拔个尖!结果,魁夺了,尖拔了,是上得够高的了,高了能怎么?还不是父老乡亲常说的一句话:

上得高,跌得疼。

这是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话,那时候我却头脑膨胀,听不进去。我一味地高攀,攀知识之树,攀事业之山,还想着在教育改革上搞出个别人搞不出的新明堂。当然,也盼着,攀着,有一天成为公办教师,卸掉这民办教师的土帽子。

应该说,我的攀求没有枉然。在全县搞了数次观摩教学后,我的名字居然印在了教育局长,当时被称为教育革命办主任的记忆里。于是,在我没有想到的一天,忽然有一缕春风扑面而来,转正的行列中,领导居然标上了我的名字。

闻知这一喜讯,我的身心亢奋了。眼前天蓝地阔,白云游荡,好个阔朗的天地。天上有鸟飞过,是老鹰的盘旋,是燕子的剪裁,是喜鹊的穿梭,我觉得自己就是那鸟,可以在这天地间任意遨游了。不过,遨游的高低,将区决自我素质的高低,是老鹰,就有盘旋的天地,是燕子就有剪裁的空隙,是喜鹊就有穿梭的机遇。这时候,叹息的是素质太低,是没有深造求学的天地,不能像那腾空高翔的老鹰一样,既能一日千里,又能盘旋回环。我暗里敲打自己,珍惜寸阴,完善自我。

事后反思,我那时简直是被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者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只看到了前景,为什么就没看到身后忽悠着凶险的眼睛。那一双眼睛准在盯着我狞笑,狞笑中凝定了得意的谋略。

我转正公办教师的事情搁浅了!

搁浅的原因是老话题:我爷爷在台湾。

这一刻,离那一刻,离红旗饭店前的呵斥已经6年了,6年过去了,过去了多少时日,多少事件,但是,缠绕着我的台湾绳索没有过去,没有解脱,时刻可能有人拽紧这要命的绳索。

村支书是用自己的话表达这老话题的:

“贫下中农子女还没有转正,哪里能轮上逃到台湾的反革命子孙呀!”

我真的欲哭无泪!一下就从红光辉映的山巅跌落到了冷酷凄凉的沟底。我不知道该怨恨自己,还是怨恨世事!我不知道该诅咒自己,还是该诅咒他人!

在我无言的懊丧中,村主任的儿子转正了,转正占用的是我那个指标,那个教育局领导特别恩赐给我的指标!

我从狂热中冷落下来,我从亢奋中清醒过来,我让泪往心里流,流吧,流成黄河,流成长江,反正这辈子我是注定要和泪水相伴了。这时候,6年前旧景重现,那个夜晚的呵斥,那张冷床的翻腾,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一次体味到了遗弃,体味到了我是一个因为爷爷、因为台湾,而被遗弃在荒滩上的丑儿。

11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我是走进人生的死胡同了。工作转正不了,前景一片暗淡,干还不如不干,干下去还有什么价值呢?婚事无着落,一个五尺男儿,还不如浮游在水田的青蛙自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盛夏的时候,常有这样的景致。高天上,一块是乌云垂挂,一块是艳阳喷射。大路上,一边是暴雨倾盆,一边是风和日丽。在倾盆暴雨下耕作的人怨叹:倒霉,遇上了鬼天气!可是,却不知道,还有比他更倒霉的人,那边下的不是雨,而是冰雹,冰雹损毁了苗木,还砸伤了人畜。

我想,我的头上是垂压的乌云。我的身上是砸落的冰雹。我之所以要经历这样的磨难,是我的祖上有罪于人民,而且现在仍然有罪于人民。而那有罪的天地就在遥远的台湾。

或许,自我出生就没见过爷爷的缘故。爷爷在我头脑里虚无缥缈,模糊不清,我不知道爷爷到底是什么形象?我见过别人的爷爷,小玲的爷爷是个笑眯眯的爷爷,每回放学出校门,他就抱起小玲,一甩膊,小玲就坐在了他的肩上。于是,小玲铃铛般响着朝家里走去。大丑的爷爷是个吊脸的爷爷,从来不见他脸上有什么笑意。可是,落雨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校门口,往大丑头上扣一顶草帽。我呢?我既没有小玲的高超,也没有大丑的庇护。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爷爷就是兴奋时的高超,就是困顿时的庇护。这一切,自然与我无缘。因而,我没有爷爷的体味,也就难有爷爷的概念。我觉得爷爷是梦中人,在梦中那么多人神灵活现,可是,一醒来什么也不见了;我觉得爷爷是水中月,在岸上看得清清白白,可是,捞捞看,捞上三年五载也捞不上来。只有,课本上那群倒霉的猴子才捞呢!

我觉得爷爷离我很遥远,很遥远,遥远得几乎让我难以相信我会有爷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云会罩在我头上?爷爷的冰雹会砸在我身上?

我几乎要窝圈在死胡同里窒息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出现,竟然让我这个列入另册的人坐到了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

事情的出现是我们村换了支部书记,新任支部书记是个硬汉。满脸麻子而没在天花中死去,是他命硬的初始。长成汉子的时候跨江作战,浑身弹痕而凯旋归国,是他命硬的继续。本来,硬汉很得部队首长的赏识,会青云直上,由营长而团长而师长,步步高升。偏偏在这当口,他把到部队来的未婚妻当成了妻子,一场风雨过后,他也成了公社的社员。他当上村支书,标志着云开雨散,他要重新塑造形象了。硬汉的形象是打硬仗,办硬事,让别人为他拍巴掌。

那是一个夏日,麦子黄了,该龙口夺食了。硬汉进了学校,径直站在了我的面前,居然冲我一笑。这一笑,笑得我不仅不自在,反而好紧张。我的目光立马扫描一遍他脸上的每一坑尘土,可是,没有从那漏洞中捕捉到他的任何一点意思。只得乖乖听他训令:

“你给咱办份报纸,夏收的。”

我纳闷,他怎么能知道我办过报?我是办过报,不过,那是“文革”中油印的小报,内容也就是炫耀自我,贬损对方的。办这报,成吗?

见我未吱声,他又说:

“放假就别回队里劳动了,工分照记!”

按正常安排,学校放麦假,我们都要去田里收割。不让下田,照记工分,确实是好事。既是事情不好,村支书下令,你还敢违抗?我点头答应了。

见我点头,并没应声,他又说:

“没点劲,软不拉塌。”

其实我不是想推托,而是想我该怎么去办这件事,怎么办好这件事,就忽略了应该给支书一个痛快的声音。

然而晚了,待我说行的时候,硬汉已经转过身,风火到校门口,去了。

接下来,我全身心投入了办报。每日早上和中午,我要跑遍全村6个生产队,了解和收集好人好事,收割进度,回屋后连晌午赶写稿件,而后趴在桌上的刻蜡版,常常刻得大汗淋漓,手指酸麻,完后又匆忙印刷。次日一早下地时,不仅收集材料,而且还散发报纸了。

整整半个月中,我的报纸的第一读者始终是硬汉。每天后晌,我印完报纸,他会出现在学校,浏览一遍,而后夹着一沓闪出门,不见了。我不知道每日他那一沓报纸干了什么?

直到一个月后,我被唤到公社才注意到公社书记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的竟是我的作品。书记指着报纸说:

“听说这是你一人办的?”

我回答是,不知书记问我是啥意思。

书记又问:“写和刻都是你?”

我又回答是,答完等待书记的下一个问题,书记却说:

“党委会研究了,借你到公社写材料,回去把学校的事撂下,就来!”

写材料,就是起草文稿。起草文稿不就是当秘书吗?让我这么个出身的人干这么重要的差事,妥帖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赶忙问:

“什么时候来?”

书记说:“越快越好!”

就这么,我坐进了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那日,学校举行欢送仪式,硬汉也来了,听完大家的话,他笑了一声,说了一句话:

“去吧,没想到把红军主力暴露了!”

显然这是他的幽默。幽默都是不经意的,刻意为之则难以幽默。可是,这不经意真让我受宠若惊,我第一次让别人用红字来形容我,我难道不再黑了吗?那可真该谢天谢地了!

公社工作的那段,是我人生的卖命时期。现在忆念,只有年轻才经受得起那段岁月。公社会多,领导每会都要讲话,讲话要有稿子,稿子要我生产。常常我要用一个晚上生产个万言书,天亮时合合眼睛打个盹,又开始纸面上的劳作。因为,我那万言书是上午书记的动员报告,下午主任要作总结讲话,我得抓紧劳作。劳作完书记的总结,一撂笔我就睡了,即是屋外雷霆高奏,我也无缘倾听了。

正是这种卖命讨得了领导的欢欣。

正是领导的欢欣给了我一个想不到的欢欣。

正是这个想不到的欢欣又炸响了一声令我痛楚的惊雷。

全县要突击提干。标准是年轻有为。办法是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拔。领导注意到了我,年龄24岁,风华正茂;吃苦耐劳,使唤着得心应手,一商量定了我。马上填表,上报,请县上审批。

审批的结论很明确:不行。

不行的原因很明确:逃台人员的子孙。

欣喜了数日的我突然愣怔了,愣怔的我突然清醒了。我清醒地发觉自己又头脑膨胀了,早忘了头上的乌云,早忘了那乌云随时都可能降落下来,下来的不是暴雨,就是冰雹。淋个溃湿是便宜,冰雹打伤也是正常的。

我陷入了新的迷惘。

迷惘得心神不宁,迷惘得寝食难安,迷惘得天旋地转。那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缕阳光消失了,我眼前是浓重的乌云,我心头是砸落的冰雹,心只有碎了。

悲哀的不只是心碎。

是心碎的我露出了满脸的笑颜。

满脸笑颜的我仍像往常一样伏案劳作。

我不能忧郁;

我不能懈慢。

忧郁和懈慢会冷遇了工作。

我冷遇了工作,领导就会冷遇我。我不能前进,可也不能倒退。哪怕是徘徊,我也要徘徊在我已经争取到的地盘上。

12

那一天,是走出梦境的一天。

却怎么,走出梦境的过程就像是在梦境中一般。

我收到了一封信。一封爷爷的来信。这封来信至少迟到了30年。30年前,正是家人盼望爷爷来信的日子,古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人宁可不要万金,也要爷爷的一封信。盼望来信的人是奶奶,是老奶奶。奶奶每日都到村外瞭望,瞭望有熟人从村外回来,像以往一样把一封不知转了多少手,摸得有了折皱的书信交到她手里说:

“你当家的信。”

奶奶接了信,没有去拆信,只是塞进袄襟里面的衣袋里。满脸笑意地邀来人回家,扫出瓮底仅有的白面,做一大碗让客人吃得连连说好的面条。当然,饭碗少不了要打上一颗青白蛋黄的鸡蛋。待到带信的人走了,奶奶才会抖动着手指展开信,仔细去读。这时候老奶奶也就倚在奶奶身边连声问,写的啥?写的啥?奶奶看着说着,俩人说着笑着,其实是哭着,因为都挂了一脸的泪水。

这样的泪水不知挂了多少回。自打日本鬼子来犯,自打那年逃难上山,自打那年爷爷扔了逃难的棍子跟着陈长捷的队伍打鬼子去,家里的日子就一直没有安生过。一家人在饥饿中除了想法填肚子,就是黑夜白日的盼来信,盼爷爷捎书带信,好知道他还平安。当然,盼头最大的还是快把鬼子打跑了,爷爷早点回来,男耕女织,过好日子。老奶奶说:“那挨刀的鬼子死绝了,我娃就回来了。”

可是,鬼子逃了,爷爷没有回来,跑到海边去守天津了。天津没守住,他吓跑了,跑得不知道了下落,闹腾得奶奶、老奶奶又等信,没完没了的等信。

奶奶等信在村外,在村外那块地里。春锄,锄一锄,看三眼,看有没有突然的惊喜;秋收,捡一穗,望三回,看有没有意外的来人。奶奶看呀看呀,看得眼光定了路上,再也弯不下腰去。

老奶奶等信在门口,坐在自己编的蒲团上看着村口,看着儿媳突然从村外回来,回来的时分不在晌午,也不在傍晚,而是在别人都还不收工的时分。每回得了喜讯,儿媳妇就是这样回来的,老奶奶等呀看呀,看得眼光愣愣的,呆呆的目光再也不会柔柔地拐弯。即使儿媳收工回到她的身边,她也收不拢那直梆梆的目光了。老奶奶呆了,呆呆地盼信,盼儿子的喜讯。呆了一年,又呆了一年,呆得泪干了,人枯了,终于,呆呆地倒在西北风中……

奶奶却没有发呆的福气,要用不停地劳作洗刷男人留给家里的罪孽。她的洗刷就是连晌午也不歇地劳作,她的劳作换来的是半夜里声连声的呕吐,她的呕吐换来的就是没饭吃的权利。奶奶每日每日如履薄冰,每日战战兢兢,她不敢再等信,没信还十分罪,有信不罪十分了?奶奶过路时,邻人关心地打问:

“他爸有信了吗?”

奶奶没有回答,环顾左右,看看的确没人,才说:

“哪有呀,唉,早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走时兵荒马乱的,还会好呀?”

爷爷死在了奶奶的心里!奶奶心死了!

奶奶的希望破灭了,破灭了希望的奶奶没有再走出屋子。

时在1974年初冬,我们在突然降临的寒瑟中哭别了奶奶。奶奶被哭过之后就孤孤地冷落在墓坑里了。

谁会想到,死在奶奶心里的爷爷还会活着,还在人世,还真的就在台湾!

这是1978年春节,年的气味还未消尽,冬寒里透递出一丝暖意。就在这暖意里挟裹来了一封信,一封迟到了30年的信。信封上是凝固在30年前的地址:

山西省临汾县金殿镇城居村

而此时,我们的地址该写:

山西省临汾县金殿人民公社城居生产大队

信封上的收信人是:

而乔,我的爸爸已变成了:乔宏

乔宏收到了信,反过一看,写着:

乔经、乔维收也可。

乔经、乔维是爸爸的堂兄弟。显然,寄信人怀疑我爸爸是生还是死!因而,才添上忧虑重重的“也可”。

展信一看,是爷爷写来的。爸爸对我说:是你爷爷的笔迹,我认得出这字。

爷爷真在人世?真还活着?没有在兵荒马乱中死去?爸爸问我,这是真的?我问爸爸,这是真的?妈妈也问我,这是真的?我也问妈妈这是真的?说是梦吧,屋子里却亮堂堂的,没有一点的虚幻,我移步跑出屋来,院子里阳光灿烂,不像是梦中,不像是梦中那般模模糊糊的。

真的,真的是爷爷来信。

爷爷在信中说:

余于1952年辗转来到香港,生活潦倒,病痛缠身,遂以小摊小贩维持生计,疗治病体。后经朋友介绍,在九龙公立学校谋得一职,任事务长。从此,安心服务,直至今日。唯一不安之处,就是想家,想你兄妹几人,想念你母亲和你奶奶。因而,早就视物昏花,咬齿脱落,寝食欠佳……

短短几行字,却历经了30年风雨。看着信,爸爸呆了,妈妈呆了,我也呆了。

真不知道,这封信带来的会是什么境遇?是福,是祸?福也好,祸也罢,反正一走进屋里,推不走,扔不掉。它就要和全家的命运一同运行了!

在突然和意外中,疏离了家人的爷爷,在家人心中逃去的爷爷,就这样让他的生命走进了家门。

一场似梦非梦的人间喜剧就这么光临了。

13

回过头去审视爷爷的来信,不得不承认爷爷把握世事的精明。他审时度势,将思乡的情愫投递在了政治转折的1978年。

若是早几年,家里必然会降临一场更大的灾难。

邻村有人,也去了台湾。转道泰国,给父母寄回了信件。思亲之情殷切动人。可就是这信,遭惹了祸害,父亲被批斗而死,母亲不忍游街的羞辱,在一个风紧天寒的夜晚,跳进了深深的泄洞,结束了屈辱的生命。

而爷爷的来信,来在了政治拓宽的时空点上。我们将信公之于公社和政府部门,没有受到诘难,还鼓励我们通信,沟通和海外的联系。而且,爷爷并没有暴露他流落台湾的境况,先以香港公立学校事务长的身份来试探大陆的锋芒。

我们回了信。

回了信,我们等爷爷的回信。

我们等回了信,信却是我们自己寄去的信。

我们又把寄回来的信寄了出去,寄出去的信又在一个月后光顾了我家的门庭。信上符言,仍和前次相同:

公立学校无此人。

无此人?

无此人,带给了我们焦虑,这是怎么回事,爷爷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担心爷爷收不到信,担心的是爷爷过度焦虑。这封信走后爷爷必然心急如焚,急于知道家里还幸存什么人?乔能收上吗?若是收不到,乔经总能收到吧!乔经收不到,乔维总该收到吧?……长时期收不到信,会不会是家里满门……

我们不敢再替爷爷想下去了,立即将收到的信,另装信封寄了出去。日月在这时候漫长得不能再漫长了,钉在天上的太阳,移动好难;烙在高空的月亮,降落亦难。我的饭碗里,不再是我应该咀嚼的饭菜,而是漫长的时光,和时光带来的忧思。教学的爸爸,每日要回一趟家,进门就问,有回信吗?

有了回信!

回信却还是我们的那封信!

灰心了!

灰心的家人目光暗淡,面对丰收的粮仓也露不出惯常的笑颜。

是日,一屋子人忽然笑了,笑着又读起了信,读起了爷爷的来信。原来,爷爷居然收到了我姑姑寄去的一封信。爷爷知道了家里的情况,笔下的文字也有了力量:

宏儿、锡女,来信收悉!知道家里人丁兴旺,倍增精神。十数年间忧思招患,体弱多病,几乎自绝人世。痛定思痛,抚干老泪,让心如止水,不再兴波起澜,体质日渐好转。未曾想到,家中境况超出我的臆想,知道此情,百病俱轻,心舒神畅,我还要好好活着,回去和你们团聚……

爷爷心舒神畅,也带给了我们心舒神畅。

我们没想到爷爷会收到姑姑的信。

姑姑也没想到爷爷会收到她的信。

姑姑将信送给我们,我们愁眉顿展,笑容满面。

不用说,姑姑也笑容满面。可是我看一眼笑容满面的姑姑,就涌起一肚子心酸,心酸的往事,使姑姑终生苦不堪言。

14

姑姑的苦楚是少年时期就预伏下的。给姑姑预伏苦楚的不是别人,正是爷爷,姑姑的爸爸。

爷爷那会儿还不是爷爷,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青年人的方刚血气外露在他的身上。日寇来犯,举家逃难。逃难的人们从弯弯的小路上往里钻。爷爷也在那惊魂不安的人流间。惊慌的人们沉默寡语,轻移脚步,萎缩着脖子。而爷爷的脖子却梗长的更直了。时而,扭头回眸山下,跺一跺脚,无奈地又往萝藤间的小径钻去。

爷爷刚从太原回到村里。鬼子来了,学校散了,学业断了,爷爷和同学气冲冲走进村子。逢人便骂鬼子造孽,联络人要打那些狗东西。人还没有聚集起,鬼子却放火烧过来了,逃难的人呼啦啦拥来一群,拥得村里惶恐不安,拾掇东西,往山里钻去。爷爷不走,和几个后生要联手打鬼子。老爷爷说,人单力薄,成不了气候。爷爷不服气,冒了火气喊闹。喊闹完了,火气小了,也知道瞎折腾会白送命,只好跟着逃难。上了路仍然火冒窜天,梗直的脖子像是时时会喷吐烟雾。

到了深山,住在岭上,村子不大,窑洞后头还是窑洞。前头的窑洞里是逃难的人,后头的窑洞里也是逃难的人。满山沟,遍山梁都是逃难的人。逃难的人见天吃了饭往沟口凑,远远瞅山下的动静,看看鬼子走了么!爷爷早不见了,听说后沟里有队伍,就随了音讯找去,从了军,和鬼子格斗去了。

有一回,下山扒铁路撬铁轨,阻塞敌人运军火,全团人马都去了。爷爷也在出击的行列。那一夜,是他带的队。因为爷爷念过书,上的又是山西大学,到了部队就被派到团里当政治部主任。主任血气方刚,出击带打头阵。头阵勇猛,后续队伍就拼着命地出力。地点在洪洞城北的高崖上,战士们挖的挖,撬的撬,扳的扳,不多时就把铁轨扔到了崖下边。活干完了,主任一下令,人马呼呼啦啦回返。返了一程,有人不走了,要趴在地里看热闹,看鬼子翻车。也怪爷爷心软,不走就不走了,大伙贴着地皮等着鬼子的货车过来。前一会儿在上面挖时,心急地突突地跳,只怕鬼子的货车呼地就窜过来,弄咱个措手不及。这会儿,急急盼鬼子的货车过来,那东西却缩头缩脑地来不了。秋夜凉了,趴在地里冷飕飕地。

那一夜,到底看见崖上冒起了火光,冲天而起,像是要把弯月也烧成红的。不过,不是大家爬地里看见的,是在回营的路上看见的。天太寒了,都打着牙关受不了,起身开拔了,却听了雷吼,看见了火窜。人马乐极了,笑着闹着蹦高高。

第二天,孬了。人马躺下一片,直发烧,夜黑里趴在地里着了凉。一连几天,躺倒的人起不来,原先没躺的,也撑不住了。爷爷急了,下山去,把和家里有世交的王先生接上山来。王先生动身前,就听了爷爷的述说,带了些草药,上到山里一看,又挖了几味,大锅熬汤,让小伙子们放开胆的喝。喝了几天,一个个虽然还是没劲,却站起来了,终于躲过了一劫。

众人好了,卫兵送王先生下山。孰料,山路弯弯,毛驴一蹄子闪空,滚下沟去,王先生也滚到了沟底,当下毙了命。爷爷哭了,哭着安葬了王先生。哭得最凶险的是王先生内人,以往这家里大小事情都是王先生着揽,王先生突然一走,婆娘家没了主见。膝下的儿子还小,孤儿寡母日子太难熬了。爷爷接济钱不说,居然慷慨一指,就把姑姑的终身定给了王先生的儿子。

王先生的儿子还是有些王先生的心计。经常过往我家,唯恐爷爷断了对他娘儿俩的接济。一来二往,王先生的儿子大了,大成了一表人才。王先生的儿子大了,爷爷却跑了,跑得没有踪影了。王先生的儿子上了学,识了字,读了书,认了理,知道了爷爷的底细,就再也不到我家走动了。

姑姑的第一次婚事就这么中断了。

姑姑出嫁的时候,是饥荒正凶的年头。姑姑嫁过去的男人是个大学生,大学生能和姑姑成亲,一来是姑姑好歹是个中专生,二来是那男人的母亲是她父亲的大老婆。他行医的父亲远走口外又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小老婆。解放了,父亲回来了,小老婆也拖儿带女地回来了。那会儿一切都在革新,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父亲只好休了大老婆,和小老婆继续过着。大老婆说着大,可岁数也大不过小老婆多少。小老婆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大老婆怎能耐得寂寞。大老婆也有主意,就在分到的房产里招了个女婿。大老婆和小老婆伙住在一个院里,前男人和后男人窝在一个门楼,出门不见,进门见;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面,不是你不顺气,就是他脸难看。磕磕碰碰,吵吵嚷嚷,左邻右舍,看惯了这家的闹嚷戏。

戏闹久了,这家的名气不胫而走,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皱眉头。这种名气,让大学生娶媳妇也成了难题。

姑姑就这么进了这个闹嚷的家。姑姑清楚装糊涂,不问人家那复杂的家缘过事;男人也清楚装糊涂,不问我爷爷的旧事去向。两个阴影,拢成了一桩亲事。

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姑姑的糊涂会一直装下去。尽管进了那家门,三天两头的磕坎闹得脸上挂也挂不住,姑姑还是忍了。忍些日子,上了班,离了村,是是非非,总找不到城里去。

孰料,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姑姑的工作干得艰难极了。专署里不要反革命子女,姑姑被打发到气象站;气象站上不要反革命子女,姑姑又被打发到了乡村里。回到村里,姑姑再躲也躲不过那三天两头的磕坎了。姑姑听了装没听见,看了装没看见,忍着熬着过日月。

姑姑这头熬煎着,男人那头却熬不住了。男人分配到山城里,山高皇帝远,没人知道他家里那台热闹戏。男人的身价还算不太低,就是入不了党,也提不了干,原因是受了姑姑的牵连,还是姑姑的爸阻碍了青年人的进步和发展。

青年人要进步,要发展,就得搬掉绊脚石。姑姑只好流着泪走出了那闹腾个没完的家。

姑姑给爷爷写信的时候,住在一个不小的村子里。姑姑再嫁的男人不会心高志大,不会嫌弃姑姑,可姑姑走进那个世代务农的家里,愁容从来没有展开。

这就是姑姑的命运。因为爷爷,我的姑姑苦不堪言。

好在,姑姑总算有了个倾诉苦楚的机会,爷爷收到了姑姑流着泪写给他的信。姑姑只知道,她写信,不止一次流泪,哪知道,读她的信,爷爷以泪洗面。

爷爷的泪,有酸楚,有痛苦,更多的还是他穿透酸楚和痛苦看到遥远故里的一片喜色。那喜色里有一叶孤舟在风雨中飘摇颠簸,好在,几经风浪仍然没有沉没。

这就是家,就是爷爷故里的家!

15

世事的多变有时连高超的魔术师也望尘莫及。

按照以往的逻辑,爷爷给家庭给我带来的祸事必然升级。尽管爷爷还算精明,信中把自己装扮成九龙公立学校的事务长。可是,这拙笨的手法不堪一击,不用侦破,只是那接不到信的事实就说明事务长之说是一场人生的游戏。实际上,公立学校是爷爷通过台湾当局代为转信的联络地方。而这地方缺乏的是办事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塞责便使抵达的家书成为无人收悉的邮件,因而,一次又一次被退还回来。侥幸,侥幸,实在侥幸的是那位工作人员大梦有醒的时候,揉揉眼睛看到了乔凤藻的信件,这名字似乎有些印象,收留下来,换个信封,转寄到了台湾。这才使爷爷和我们,我们和爷爷正式联络起来。

香港九龙公立学校的事务长,是爷爷为自己,也为家人垂挂的一道帷幔。走进对台办,这帷幔其实没有任何遮掩,他们直接告诉我,你爷爷在台湾。而且,有爷爷去台的时间,现在的地点,不容你不信服。好在,从对台办得到的消息是,祖国统一是一件大事,希望你们为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

虚幻的爷爷变成了真切的爷爷,严酷的局势也变成了宽松的世事。

爷爷的来信没有使我陷入深深的灾祸,反而给了我展示青春的另一条途径。我们能为两岸统一做出点什么?对台办领导说,可以代转书信,帮助联络去台人员。这件事好作,爷爷也乐于帮助乡亲。而且,由于信件在公立学校一再被退还,爷爷看到依靠当局转信缺乏应有的保险,不如自己另觅新径。信还需在香港转交,不过,是爷爷一位朋友的女儿办理这事了。至今,我们记着她的名字——李筱玲。筱玲女士很是能干,幼年丧父,父亲没能给她们荫庇,还给她和她的母亲留下了一大堆债务。母亲拉扯她们姐妹就够艰难了,债务不仅难以偿还,还如生活的垃圾一样越堆越高,成为阻碍人生步履的一座大山。筱玲大了,作起了商务,支撑了家务,艰涩的日子渐渐改变,父亲堆举的债山也被她填没进台海。她人缘好,信誉高,生意越做越大,做到了香港。

爷爷曾经和她家是邻居。那时初到台湾,爷爷拖着弱体养病,自然是闲居。闲居的他经常为邻居太太照料孩子,那孩子中就有一个叫筱玲。筱玲在香港做事的情形,爷爷并不清楚,爷爷清楚的是家里的信难以辗转到手。那一日,一伙老友相逢叙旧,爷爷直言了忧虑。话一出唇,就有一位老友接口,为啥不让筱玲转呢?筱玲在香港经商。这句话,犹如亮起了一道光束,爷爷拍手称好。立即联络,筱玲女士慷慨允诺。因而,后来我们就将信件寄交筱玲,再由她回台时从行囊中带过海峡。这样,虽然要缓些时日,可是,信件确实保险,件件都有了着落。好在,筱玲女士的商务连通台港两地,不时就会返台一回,因而,信件也就会及时抵达彼岸。其间,确有不少人难以找到台湾的亲友,我们告诉爷爷,爷爷托人打听,打听到了,联系上了,又转送他们的书信。可以说,筱玲女士不仅给我家提供了联络的方便,也为沟通两岸的信息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记得,在某次对台会议上,为此我们受过表扬。当时我就想,其实应该受表扬的是来往奔波在海峡上的筱玲女士。大概过了七八年,我去了香港,在筱玲的商务公司我拜见了她,也才陈述了这片心意。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台湾需要了解大陆,对外宣传是一项重要工作。我还能为祖国统一贡献什么?我想,贡献笔墨,写点稿件总可以办到吧?工作之余,我留心观察身边的物事,积累素材,时常动笔去写。写好后,寄出去,不少稿件被中新社采用为通稿,又被国外多家报纸选载。记得有一篇是写鼓楼的,那时候鼓楼没有修复,拆毁的鼓楼还只是个基座,可是,园林局巧妙利用了这个基座。在基座上设置盆景,栽培花卉,成为尧都古城的一道风景。秋日气爽,登楼观景,真让人心神畅怡。从鼓楼下来,我连夜行笔,写就了《鼓楼空中花园》。后来,这篇稿件不胫而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然也走向了港台,据说有10多家海外报刊选载刊出。现在忆想,当时的鼓楼基座,不过是弹丸之地,即使养花种草,也只是雕虫小技,何以能引起世人注目?那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曾经大批封资修货色,只能以粮为纲,种花弄草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趣。不仅不能种花弄草,就是作家诗人的笔下也不能出现这种低下的格调。据说诗人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写了诗歌草木篇。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诗人,立即被打发到乡村劳改。流沙河拉着大锯流着血汗养家糊口。多少年后,他写诗道:我恨大锯无情,啃我青春时光;我爱大锯有情,养我一家三口。读到这首诗时,我心胸起伏,愤愤不平,难道仅仅歌吟一下花草就会有如此的罪孽?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我那篇拙稿,正好在时代变幻中透出了一枝出墙红杏,所以,便格外招人耳目。时隔不久,山西省编撰了一本书《桥》,汇集了对外宣传的文稿,这篇小文很荣幸也跻身其间。

从此,撰写稿件成了我的天职,我有感而发,动笔成文,愿为海峡两岸,也愿为海外世人,搭起一座互相了解的桥梁。正因为如此,我还获得了山西省的奖励,除了证书,居然还有一件长城牌的风雨衣。不要小看这件小小的风雨衣,这可是对曾经批判过的“物资刺激”的一次大大地冲击!遗憾的是,一向穿着朴素的我,很难穿着风雨衣招摇过市,待到我也穿着在身的时候,风雨衣不再招人耳目,已成为一种流行色了。

不久,一个时髦的名词传播开来—台属。我和我的家人也荣幸于台属的行列。台属不再被人歧视,似乎还得到不少人的青睐。想当初沾点海外关系似乎就十恶难赦,现如今,和台湾有了联系也受人垂青,这变化,这世道的变化可真让魔术师也咂嘴吐舌。

16

那一天,前往台湾的飞机总体上是平稳的,可是,偶尔也会有不经意的颠簸。每遇颠簸空姐便会用甜美的声音告诉乘客,飞机遇到了强气流,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坐好。

颠簸来得突然,过去的也突然。突然的一瞬间,飞机就又冲破颠簸趋于平稳了,平稳的前进,前进……

前进中的我却心池颠簸,波涛翻卷,无论如何也难以平缓。我反复思考的是阅历,我反复咀嚼的是苦难。是的,在那已经过去的岁月里,由于爷爷的原因,由于台湾的牵连,我的阅历增添了不少的波折,我的行程滋生了不少的苦难,这波折挟裹着我,这苦难缠绕着我,让我费尽心思,拼尽气力也挣扎不出去。无疑,波折和苦难是人生要千方百计疏离的东西。倘若,人生摆出多种形式,倘若人生的形式能自由选择,我敢说,没有任何人选择波折和磨难,包括我在内。

可是,远距离反观,回过头去观望和品味,波折的阅历和苦难的行程就变了模样,换了滋味。对于我来说,波折和苦难构成了我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首先,我外化的性格变得内敛了。小时候,我很任性,想办的事非要去办不可,办不成就发火,就使性子,为此,没有少挨骂挨打,但是,任何打骂也未能改变自己的秉性。真有些江山易移,生性难改了。可是,世事的严酷,一次又一次警告我,假如我要是仍如往常那么风风火火,锋芒毕露,我必然要招惹更多的祸事。因此,我只能将自己的语言隐忍在口中,埋藏在心底,哪怕这辈子也不让它出唇,但是也不能放纵它出来招惹是非。其次,是增强了我生命的韧劲。我不必虎虎生气,也不必勇猛无比,我遵循的是无声无息,却步履不止的前移。无论前面有风有雨,有波有折,我都不能止步,只有这么义无反顾地行走,才能滴水穿石,才能柔意克刚,才能将生命延展到极致。

当然,这番道理是我在知天命以后才通晓的了。其时,我只能在时势的险峰削壁中寻找那一线天的光缕。因而,我生命的光缕就不仅是爷爷来信后突然豁亮的,而是这之前就有了想不到的转机。这转机来自我走进公社。进入人民公社,那当时的权力机构,同样的人忽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这种变化的维妙。

那是个冬日的清晨。我蜷缩在被窝做着暖梦。夜里加班写了个材料,在一格一格的书写中黑暗一层一层涂上去,烦嚣一会一会低下来,四野静得死寂死寂的。我就常常在这死寂中走笔,把公社政令,把领导指令,凝定在纸页上。再由领导把凝定的纸页吹奏成动员的号角。每每别离死寂,就标志着我完成了一种凝定。我解脱了,我还原为常人,在床榻上拥抱应有的酣梦。

我的酣梦里响起了“咣咣”的声音。咣咣的响动为我的梦境增添了活力。似乎是在看花鼓,似乎是在看腰鼓,声音不大,时断时续,声响中间或者多样的舞姿。好像是在正月里看红火,可是我总觉得怎么也挤不到跟前,游人如织,拼力再挤,挤得我掉进了路边的水沟。我打了个寒战,醒了,醒了,却听见那咣咣的声音还在。我连忙穿上衣服,连忙开了门,这才看清门槛上蜷缩着一个人。

天寒的缘故,那人蜷缩在破旧的棉袄里,若不是他抬起头,亮出两缕乞怜的目光,我还以为是谁把破棉袄堆放在我的门前。这是一个熟人,我们生产队曾经的队长。可是,他脸上的表情,目中的色泽,我却十分生疏。

队长留给我的是另一副模样。那次分粮,在村西场上,分稻子。我担着家里补修过的破箢子去了。稻子还没分完,过秤后在场上倒开一个个小堆,每堆上一张纸条,纸条是户主的姓名。到了场里,我转了一圈,找到了自家的稻堆。待到全部分完,大伙儿一涌而上去搓自家的稻子。我当然也不例外。可就在我搓起要走的时候,突然,场上响起炸雷:

“别走,倒下!”

场上的人都惊呆了,仰起头,疑惑地搜寻声响的起源,声响的起处是队长。队长正在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没撑稳,摇晃了两下,倒在了地上。队长回望一眼,没有搀扶他的坐骑,弯跳着居然蹦到我的脸前,夺过我的箢子,哗嚓一下,稻子全部撒在地上,厉声说:反革命子孙还能吃细粮!

随着那一粒粒稻子的四散,我的心碎了。我觉得眼泪一滴一滴流下来了,但是,我咬紧了牙关,我告诫自己:不能流泪,不能流泪!!我感觉到嘴唇破了,咬破的,而我的心头早被泪水淋得溃湿。

我昂着头,瞅了一下队长的脸。脸冷厉的像是挂在场厦里的铁犁,铁犁的破洞喷射着邪火,像是耕田时碰在了石头,而那邪火正是队长眼睛里的产物。从此,那张铁犁,铁犁的破洞以及破洞里的邪火就永远刻在我脑海里。

可是此刻,此刻这厮没开口就递给我一支烟。我不抽烟,他还是硬往我手里塞。他努力在笑,可是冰冷的肌肉怎么也组合不成正常的笑容。他就用这无法完成的笑脸,又看我,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羊被扣了。

羊被扣了,这是常事。那时候大批资本主义,杀猪宰羊是不能随意地。就要过年了,队长想吃肉,还不想掏肉钱。办法是在邻村买一只羊,自己宰了,卖些肉够了本钱,自己白吃肉不说,还能煮羊骨头,喝羊汤。队长的年会过得美滋滋的。

谁料,比队长更精细的人还有。队长以为夜半天寒,偷偷带羊回家没有知道。防卫的人却知道,夜半天寒正是投机倒把的时候,于是防卫没睡,亮着一双大眼睛。队长过来,一下就进了亮闪闪的眼睛中,羊被扣住了,防卫要证明,证明是给集体买的才放行。

无奈何,队长蜷缩到了我在公社的办公室门前。对着这一张脸,这一双眼,我该怎么办?我以牙还牙?我置之不理?都可以。最起码,他是求我,求我给他作弊,我不和他同流合污总是可以的吧!偏偏我可怜了那一张乞哀的脸,为他从主任手中讨出一张证明信来。

那一团窝在椅子上的棉袄起来了,走到门口还回过头,笑笑,我一看是真笑,笑终于完成了,我屋里的炉火温暖出了正常的笑容。

不仅仅是这件事,更多更多的琐事,例如,领结婚证,买火柴、碱面之类的小事,我能照顾乡邻的都尽力而为,渐渐我在村人眼中居然成了像模像样的人物。就是那位硬汉支书不几天也叩拜一回我的门庭,坐一会儿,没啥事,走了,我知道是来刺探公社领导的军情。

磨难的寒流在生命的春色中渐趋淡化,消融……

17

我家盖起了新房。

新房盖在村南。一溜五间大瓦房,气气派派展示着家庭的风貌。新房的挺立标志着我家一扫穷颜步入了新的岁月。新房落成的时刻,一挂鞭炮唱响了整个村落。在这喧闹的响声中,我忆想起好多好多的往事。

从我记事起,就与穷字结伴,30个年头须臾不离。光景的艰涩,不是现成的词语可以形容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吃饭。吃饱肚子是那年头的主要话题。当然,吃不饱肚子的不是我一家,大家都为吃饭发愁,大家都在关心吃喝,所以至今乡邻们见面问候,仍然是:吃了吗?

吃了吗?说着轻松,在那年头却折腾得我难以安宁。每年春天,都闹粮荒,我深深记住了没有粮吃是什么滋味。为了抗拒春荒,冬日里就得早早储粮。奶奶常说,省俭要在瓮口不能到了瓮底。省俭的办法很现成,把细粮换成粗粮吃。

入冬以后,我们把自留地产的有数的稻子碾成大米,再过筛捡净,往口袋里一装,驮在自行车上进城。进城去换成玉米面,1斤可以变成2斤半。有时候碰巧了换成麸皮,1斤可以变成3斤,回来后再到生产队的饲养处换成玉米,磨成的面净落也比2斤米要多。这种吃法乡亲们说比细粮要“数作”。

可是,变换粮食不是件易事。那时候,村里人穷困,城里人也不富裕。粮食都由国家供应,供应都是定量的。定量的粮食都是粗细搭配的,一般家庭很难有余粮,也就不敢以粗换细。只有个别特殊家庭,才能把玉米面换成大米,享受常人难以享受的福分。而换大米要找到有福分的家庭,那可真有些靠运气了。

每次进城,遭遇不同。最寒心的一次,是整整在城里转了一天,却找不到一个有福分的人家。那是1970年的元旦,整个城市都挂着欢庆的色彩,不少机关门前横着挂幅:欢度新年、欢度元旦。我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转到哪里都能目睹欢度的喜色,转到哪里也甩不掉我满脸的愁容。

消解我的愁容不难,只要把大米换成玉米面就成,可是,眼看日落天黑,我就是找不到这一丁点幸运。换不了,我只能继续转着,不停地喊着。写到喊着,就想起萧乾先生的吆喝,我的喊闹也是吆喝,却绝没有箫乾先生笔下的韵致。我想,我那喊声一定是无奈的嘶鸣,无奈地叫闹。我的确无奈,我必须把大米换掉才能填补无米之炊。那时候,我已经进了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每天讲台上都应有我的身姿,我必须对学生负责,不能随便耽误他们的课程,撇开众多的豪言不说,我也记得一句古语: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因而,天黑日暗我仍然在巷子里穿行,在门庭前喊叫。

记不清我是怎么转到铁路的,只记得那天最后的运气还算不错。在火车站遇见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的办公室里存有一麻袋麦麸。就是那隐匿的麦麸解脱了我,出城后尽管天黑风紧,饥肠辘辘,我却浑身舒畅,蹬车紧行。

在那样的年头,我怎敢奢谈盖房?一家几代只能在祖上的遗产中蜗居。算起来,我家的房子不少。北房2间半,东房1间半,南房还有2间。可是,居住起来并不宽展。爸爸妈妈住在北房,奶奶住在东房,南房又阴又暗,居住实在不便。更何况先前生产队的牲口圈就在我家的南房。黄牛们无拘无束的咀嚼和拉撒,让南房气味变得繁杂生动。偏偏在这样的年头我要结婚。结婚要有个房子住,住房成了个难题。奶奶早急着要抱孙子,她便自告奋勇要住到南房里去。让奶奶去住阴暗潮湿的牲口圈于心何忍,可是,不忍又有何奈?只好整修南房,挖地取土,重换新泥;剥墙脱尘,重挂新皮。整修一番,择个吉日,奶奶搬了进去。可是,再加整修,也整不去心头的尘垢。每每搀扶奶奶进出,我就想起了久违的黄牛。黄牛的吼声如在耳际,牛的尿水如在脚下,我心头发颤,觉得今生今世都愧对我的奶奶。我的奶奶就这么打发着晚年,晚年的她在南房里用愁绪孕育着笑颜,看着孙媳妇进门,她笑了;看着重孙落生,她笑了。奶奶用笑颜掩饰了一生的愁绪,延续香火的后代似乎冲淡了离情地折磨。

我家的新居,在村上别树一帜。宽畅高朗,显示着家境的富足。无疑,这富足中有我们辛勤的劳作,也有爷爷从彼岸寄来的接济。新房,要有大梁,梁架应有主木人的名字,爷爷的名字在前首列。但是,新房成了,主木人却不能走进全新的屋宇。看着新舍,家人心中总有不小的缺憾,爷爷归里,全家团聚,成为共同的愿望。

因而,大门额嵌上了两个大字:月圆。

天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我们盼阴缺远去,悲离远去。我们盼晴圆早来,欢合早来。

月圆——离人发自肺腑的呐喊。

18

想不到的好事接踵而至。村里人说,人走疲运平地翻车,人走红运扁担开花。我没有遇上扁担开花的好事,可平地翻车的年头总算过去了。不过,我不信奉什么命运。信奉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若是不得天时,没有适应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再好的自身素质也不成。丑小鸭虽丑,可是要变成丑小鸭也需要适当的温度,若是天寒地冻,丑小鸭只能是蛋壳里的汁液。即使是天鹅又能怎么样?没有适当的气温,连丑小鸭也变不成,更别说变作天鹅冲天而起了。

头等的好事是我转正了,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也算我倒霉,还算我走运。倒霉的是自那次双突过后,再也没有转干的机会。一直关心我的领导也只能为我着急和叹息!好在一个机遇走来了,那是个民办教师转正的机遇。每个公社都分配了名额,金殿公社仅有9名,16个村子很难公平分配下去。公社书记、主任一商量,先给我留了一个名额。我回村里去盖章,盖章要由硬汉书记签字,硬汉书记答应的蛮痛快,可签的字吓得我几乎魂飞魄散:

同意专政。

我的老天!专政那可不是个了不得的事。要是成了专政对象,不是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管制,就是五花大绑送到城里坐大牢,我这不是自找倒霉,自讨苦吃么?一经说破,硬汉书记居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着在专字左边照我写的样划了个“车”字,而“政”字的那个“攵”则终于被消灭,找到块橡皮轻轻擦擦,再擦擦。橡皮都是擦铅笔字的,擦钢笔水就难了。再难也难不倒我转正的愿望和决心。我不敢用劲,怕把薄薄的纸擦扯,我又不能不用劲,不用劲就等于没有擦。于是我轻轻擦,可劲擦,擦得恰到好处,只留下了那个正。就这么我居然转正了,一下把户口从村里迁到城里。迁移户口是小事,身份变化是大事,户口进了城,就不用去生产队的场上领粮。队长的铁犁脸再破,破洞眼再火,也不能奈何我了。我吃粮去国家粮站购买,粗细比例,合理搭配,不再过那穷汉肚子里无杂粮的光景了。当然,从此不再挣工分,挣工资了。那时候的工分看起来挣得不少,每天可记10分工,10分工值多少钱?1角。总算起来,一月可以挣3块钱!3块钱是个啥概念?别说我家人多劳力少,队里唯一的光棍汉,成年累月下田干活,到年终算账,领了口粮还欠下队里的款!我挣了工资,工资不高,每月29.5元,几乎一个月就等于咱乡亲干了1年!转正是好事,转成教师也不赖!

紧接着前面的好事,我进城到了教育局,到了市政府。到教育局是因为我原先当民办教师时曾经轰动一时,时隔几年,转正名单到了教育局,局长居然还能记起我的名字。谢天谢地,局长指名要我进城入局,改变了我置身郊野的境遇。

到市政府是因为我把工作太当事了。我把我的工作干得像绣花,像绘画。我的工作其实和公社无多大差别,就是写材料,给领导写讲话稿。不同的是,在公社一天我得写出个万言书,而在教育局,一月写出个万言书,领导还说真不错。这自然给了我干细活的机会,我为啥不把我的文章绣成花,绘成画?绣出的花,好看;绘出的画,美观。因而,领导看了常喜眉笑眼。领导笑时,我就有了空闲。空闲也不能闲,我就写新闻,写通讯,上报纸,上广播。不意,这为教育添光增彩的工作,却给我添了光,增了彩。有一天,我的档案被提走了,我才知道我就要进政府了。政府是个啥模样?政府工作该是啥花样?没待我想好,我真的走进政府了。

走进政府,也走不出久有的习惯。习惯了的工作方法是着实干,精心干,不要亏待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认真对待。能写就写,没写的就看,看书本,去实践,有时候在乡村一住就是好些天。我只想当个称职的工作人员。不曾想,领导会给自己肩上搁上一副又一副重担。先管秘书办,后管秘书处,重担在肩给了生命力新的锤炼。

每每夜阑,沉吟反观,总觉得天壤之变让我难以消受。我不敢奢想,不敢热望,不敢想象一个去台人员的后代会走进政府的权力中心。可世事就是这般恩宠,恩宠得一点也不记挂前尘旧事。

叫我怎能不感动?

19

1985年7月31日,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没法抹去。

这一天,我到了香港。

这一天,我见了爷爷。

见到爷爷时,我35岁。35年了,一个虚幻的爷爷,变成了真实的爷爷,一个纸页上的爷爷,变成了面前的爷爷。最大的变化是一个灾难的化身变成了令人艳羡的人物。

人们艳羡的是爷爷接济我们的美金,是我们在爷爷接济下盖起的大瓦房。人们却不知道,爷爷越是接济我们,我们心里却越是不好受。我们怎忍心花一位漂泊海岛孤身老人的血汗钱?中国人常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古稀,是坐享清福的年岁了,是安度晚年的寿辰了。可是,为人子孙不仅不能行孝尽心,还要老人接济,岂不有违中国的人伦?谁人理解我们接受爷爷汇款时的复杂心情?这心情变为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见爷爷,盼爷爷能归里省亲。

然而,愿望和现实间总有一个定的距离。台湾不开放赴大陆探亲,爷爷就无法迈进自己的家门。不过,人们的精明,总让严密的政治无法设防。或者说,政治有意造成某些疏漏以弥补自身的过错。因而,第三地会亲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热门。在众多的第三地中,香港以独特的位置和条件成了热门中的热门。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热门中进入香港的。同行赴港的当然有我的爸爸和姑姑。我们从黄土高原出发,乘坐火车历经了两夜一天,到达了广州。按照预约,爷爷该在8月1日才能到达香港,而我们却度日如年,居然在7月31日提早赴港,要到那里等待爷爷光临。

在广州坐车,天色仍暗,登车后晓光初绽,晨霞升腾,隆隆的车轮声如我激荡的心胸。人一激动,生活就失去了规律。我们三人谁也没觉得饿,谁也没有说吃饭。只盼着火车快行,快快到达香港。车到深圳,未出站就显现出海关标志,自然更没有心思去领会肚子的饥饿了,背着行囊就进了香港海关的移民局。

原以为,办手续也就是几分钟,长也不过十几分钟。孰料香港以少见的冷酷招待着我们。要我们填表,填了;招我们谈话,谈了。还不放我们过关。我们在移民局里冷冷的等待,是真冷。外面是火热的炎夏,里面是寒瑟的深秋。工作人员穿西装,着革履,自然需要这样的温度,而我们待久了真有些饥寒交迫。要吃,没饭,也不见卖零食的;身冷,没衣,更不见卖外衣的。只盼急着过关,只好急着催问。问是白问,答话根本听不懂。而且,答话的人表情冷淡,真比室内的温度还令人寒心。总算熬到了,熬得拿到了护照,匆忙出关,又乘车赶路。却不明白为什么,会在海关滞留那么长时间?后来,才弄明白若没有人担保,海关就不会放行。我们填表后等待,是等他们和李筱玲联系,联系担保了我们按期出境,才放我们进去。

车到九龙的第一件事,该是吃饭了。哪知,还没有出站就碰上了想也想不到的惊喜,正挤在人流中移行,忽然听见爸爸说:

你爷爷来了!

顺着爸爸的手指看去,出站口呆立着一位老人。肤白,脸白,发更白。白皙的老人挺着胸脯,伸长脖子,审视着出站的人群。爸爸的脚步快了,乱了,挤开了前面的人,跌跌撞撞的朝前扑去,我和姑姑也顺势冲了前去。被挤的人靠在一旁正纳闷,却见我们4人抱在了一团,哭成了一团!

那种时候,用任何语言描述都显得浅白无力。热泪盈眶?不及!泪水洗面?不确!泪水顿作倾盆雨?不似!是哭,却是笑中带哭!是笑,却是哭中带笑!大笑,是因为兴奋;大哭,是因为痛苦。兴奋牵动了痛苦,痛苦才会大哭;痛苦又衬托了幸福,幸福才会大笑。这时候,无需任何语言,只需要笑,只需要哭,尽情地笑,尽情地哭!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离开车站的;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进到客栈的。

只知道,爷爷开始了漫长的叙说,苦难的经历在他口里滔滔不绝。爷爷诉说完往事,动情地说:

“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

说着,愣住了,愣了好长时间,长出一口气指着我爸爸说:

“那年我从重庆回来,你妹妹说我哥哥挠稻去了。她领了我去地里找你。苗高稻旺,你个子小,看不见。我站在地垄上喊你,你听见了,站起,呆住了。一看是我,哇地哭了,哭着说,同学们都上学了,我没钱不敢去考。哭着说着,流了一脸的泪,用手一抹,污泥粘了一脸,见你哭,我也忍不住流泪……”

爷爷说着,打住了,又出一口长气,才说:

“可那一回才三年呀!我离开家刚三年,这一回是36年,36年呀,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听了爷爷的话,爸爸哭了,姑姑哭了。

哭一阵,又笑,笑我们见面了,团聚了。

在香港,我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话题离不开个团聚。爷爷说,当年从军打鬼子是为了千家万户团聚,如今代人转信也是为了更多的人家团聚。我们都说,只有祖国统一,两岸合璧,才能让更多的离人团聚。

那时候,廖承志寄出了信件,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而我们相聚在九龙客栈,叙说中忽视发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国共不是已经合作了吗?爷爷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共图统一大业,这不是最好的合作吗?如果把爸爸和姑姑扩大进来,我们就不仅有国共合作,还有民主人士推波助澜,这岂不是家庭特色的统一战线?

香港的时光好快!似乎是转了下脸,似乎是眨了下眼,恍惚间就过了19天,到了我们分手的时间。爷爷要去台湾,我们也要回归黄土高原。明知,团聚有限分别在即,可是,临别时心中还是沉甸甸的。

记得那日,天低云暗。我们刚到九龙火车站就落起雨来,大雨滂沱,周天迷蒙,天地间灰垂着万卷雨帘。

我们和爷爷告别,走远了,看看那风烛残年的身躯,不约而同又挨近过来。

过来却又无言。

无言地低头走开,走开,走得从来没有这般艰难。

20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是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诗。贺知章落笔时,不会想到这首诗要流传千古,不会想到这首诗不仅活画了他老来还乡的情景,而且跨越时空活画了去台老兵回归的情景。贺知章离乡,是到异地去做官,去过高人一等,出人头地的日子。久不还乡,或许是官差所累,或许是路程太远,总之,倘要是下定了回返的决心,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去台老兵则不同了,远离家乡,没能高人一等,没能出人头地,只是天涯沦落人。想归里省亲,海峡邈远,有船只可航,有飞机可乘,而人为的政治樊篱却是无法跨越的障碍。待到政治的樊篱松开豁口,容人钻过,青春的少者,也变为鬓白霜染的老者。因而,回到故里不知不觉走进了贺知章早在千年前就设置好的情景。

爷爷就是这样回到故里的。

爷爷回到家乡是1988年7月14日。那一年,我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研习创作。7月上旬学业结束就可以离校了。突然飞来一份电报,台湾的,爷爷拍的。内容是他将于7月12日抵京。很明白,爷爷是怕我再返京接他往来麻烦,特意赶这个日子的。因而,我结业时的主题便是迎候爷爷。

首都机场我已连续去过几次,都是遵照爷爷的嘱咐去迎接他的老友的。接到了,安顿好,住下来,再帮他们购票乘车,回归故里。可是,这一次去心情仍有些紧张。毕竟,在香港和爷爷分手已经3年,3年不算漫长,可对于一位古稀老人来说,每天都在跨越死神设置的障碍。家乡人常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是说七十岁的人,今年健康完好,可保不准能不能活到明年,而八十岁的人,则是这个月健康完好,下个月说不定就会入土为安。屈指算来,爷爷该是78岁了,那么,这3年他会变成什么模样?

还好,爷爷一人从海关出现了。摇晃的身体拖着一个行李袋。仔细看,行李袋挎在腰间的皮带上,他挪动着,行李袋的滑轮在地上转动着紧随其后。爷爷能一人行走,是一种宽慰。那年在香港,他就闹腿疾了,路走多了,发酸,发疼,摇摇晃晃。这天,也摇晃,仍然可以独自行走。不过,摇动那身后的累赘就力不从心了。行李袋不轻,他不用劲不动。他猛一用劲,滑轮启动了,行李袋快速滑动,碰到了他的腿上还不停。爷爷打个趔趄,几乎就要倒地了。

眨眼功夫,我飞身上去,扶住了爷爷。

眨眼功夫,连续响起了几声长喝!

待我扶稳爷爷站定,才明白那几声长喝是冲我来的。

待我明白了长喝的意图,才知道我是越栏进来的,实在有些过火。

我连忙向长喝我的工作人员道歉,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看清了我的行为非但没有责难我,反而过来帮我拖拽行李。我的手使劲扶着爷爷,爷爷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泪汪汪的出站。

在北京住下,我计划让爷爷游览几天,看看十三陵,登登长城。爷爷不肯,急于回家。于是,我们乘次日的火车直奔临汾。

车到临汾,天刚拂晓。整整一夜,爷爷兴奋得未能合眼。一站一站数下去,石家庄—阳泉—榆次—太原……昔年他多次往返京太之间,站名早背熟了。每过一站,就离家乡近了一点,他好心急呀!为解除旅途的困乏,我请他好好睡一个白天。正好,夜里有戏,是蒲剧演出。蒲剧是家乡戏,爷爷是看着戏长大的。至今,血脉里还流荡着蒲剧的音韵。当初我们去香港会亲,就给爷爷带了蒲剧录音带。爷爷得知,急不可待地要听,没有录音机,立即购回了一台。每日我们除了叙旧,爷爷就侧耳聆听那撩人心魂的声音。可巧爷爷回到城里,演出的全是有名的演员。机不可失,我要带爷爷去看。爷爷不去,爷爷要马上回村。

爷爷当天回到了故乡。

回到村里,我想请爷爷安歇一会儿,爷爷也不听。马上要去上坟,要去恩祭父亲、母亲,也恩祭我的奶奶。日正暴,天正热,我扶着爷爷向祖坟挨近,一大家子人簇拥在四围。快到祖坟,爷爷的脚步乱了,腿脚挪不动了。爸爸过来,和我架着爷爷吃力地走着。一进坟地,爷爷跪伏在地,长长喊出一声:

“爸,妈,儿来迟了!”

然后,长哭连声,伏地不起。

爷爷的哭声,引发了我们的悲痛,我们也哭。

我们的哭声,引发了围观乡邻们的同情,乡邻们也哭。

哭成了那一日特有的风景。

也许这风景太壮观了,居然感天动地,凉风忽起,风来云至,毒毒的日头隐了,留下一地凉荫。

我们就在这一地凉荫里起伏着感情的风云。

风云过后,爷爷才回到家里。

居家的一个月里,爷爷转遍了村巷院落,看遍了亲朋好友。那一日,他独坐不语,忽然张唇,留下了永恒的心绪:

窗前白杨临厦脊,

我家原在村子西。

归来不似离去时,

沧海桑田故人稀。

窗前白杨临厦脊,是我家月圆宅的风光。月圆宅是为迎接爷爷回来兴建的。一溜五间瓦房,齐崭新的。窗前新栽的白杨树充满着生机,刚刚几年就长得快和厦脊齐了。这新绿,这生趣,引发了爷爷的情思,爷爷想的是——

我家原在村子西。是的,我家原来在村子尽西头。村外是田地,田地边有条河,河上有座桥。河是母子河,桥是母子桥。母子河,河名动人。分主河、支河。主河是母河,支河是子河。母河水大,源源流向子河,子河承得母恩,滔滔不绝,日夜向前。站在我家院里,时刻可以观赏母子河的风情。只是河边母子常相依,院中母子常相思,睹物思人,时时生悲。老奶奶生悲,拐杖在地上跺下深印;奶奶生悲,任风劲吹,鬓乱发飞,倚在墙边流泪;爸爸生悲,揪着奶奶的袄襟,轻轻叫:

下来,回屋去!

爷爷心潮澎湃地疾呼,归来不似离去时,沧海桑田故人稀。

故人稀,故人稀!

老奶奶不见了,奶奶不见了,就是和爷爷同龄的儿时伙伴,也寥寥无几了。

故人稀,今人密。今人密,有几人识得古稀归里的老人?真是: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爷爷自问自答:

何处来?

台湾。

客却不是客,是咱故乡人,亲咱故乡土,无奈风雨骤,台湾暂栖身。

21

爷爷终于下定了回乡定居的决心。

这决心下得真不容易。

继88年之后,爷爷又于93年回来一趟,这次回来不同上次,是为了给我的大小子主婚。

无疑,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可是,自打在西安机场接到爷爷,我的心就轻松不起来,更别说高兴、愉快了。

心情沉重的主要原因是:爷爷身体大不如先前,已进入了八十不保月的状况。最令人忧虑的是爷爷的腰疼。稍动一下,就疼,要安静好久才能消失了疼痛。疼起来爷爷龇牙咧嘴,满头流汗。爷爷虽然没有呻吟,没有喊叫,可是也让我们心忧心焦。因此,爷爷居家的个把月里,我们谈论的共同话题是要他回家安度晚年。

所以请他回来,首先考虑到他年迈体衰需要人侍奉。爷爷去台后再婚了,却没有亲生子女。养子们待他情同骨肉,孝敬至亲,可是,他们正值中年,都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重担,台湾的工作节奏很紧很快,要全身心的照护爷爷很难。而在故里,我的爸爸早已退休10多年了,闲居无事,完全可以一心侍奉他老人家。况且,我的妈妈一直务农,年岁大了,早已进城定居。他们侍奉爷爷会更精心周到。因此,我们再三倾吐请爷爷回来的心意。

爷爷总是犹豫。

犹豫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别离。若是回来,少不了和台湾子女有一场揪心的别情。年岁已高的他不愿再遭受感情的折磨。

促使爷爷下定回乡决心的还有腰疼。

腰疼是因为骨刺。那一次回台湾后,爷爷做了检查,医生诊断是骨刺,应做手术。手术不是太难,可对于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又不是易事。好在经过全面检查,没有发现其他病症,医生认为手术可以做。

手术做了5个小时。叔叔、婶子们一直在手术室外静候等待。回到病房他们寸步不离。杜伯伯闻知,早去了,而且不顾也七十岁的高龄日日照料。之后,在他的来信中摘抄了他照料爷爷的日记:

叔叔的手术时间不短,我们等了4个多小时,才有护士出来叫乔凤藻的家属。手里的盘中有个小杯,杯中是增生的骨刺,长长短短有半茶碗。不多时,叔叔被推出来,仍处于麻醉状态。

叔叔醒后,觉得疼,先还忍着,头上直冒汗。后来,忍不住了,就说疼。满足(我的婶子,其时在医院从业)叫来大夫,看过后用了麻醉针。过了一会儿,叔叔睡去。

再醒过来时,还疼,却能忍住了。

叔叔的伤口愈合很快,不再吵疼了。还是不能动弹,全靠儿子、媳妇照料。

医生说,八十岁老人能恢复这么快,很少见。

叔叔开始下地走动了,硬撑着活动锻炼。看来,一动就疼,我常见他把嘴唇咬得很紧。

捧着杜伯伯的信,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四个不愿出现的字,不得不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风烛残年。

经过这次手术,爷爷感到了风烛残年。这风烛残年的话是爷爷一语道破的,说得比这话更直截了当,更闻听心寒。那是爷爷回到家中,颤抖着走进了老院。二奶奶,也就是爷爷的嫂子,正坐在圪台上和几位老婆婆扯闲。见爷爷回来,立马站起,迎上去说:

“你可算又回来了!”

爷爷叫过嫂子,摇晃着身子,说:

“真老了,不服不行了,回死来了!”

“回死来了!”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风烛残年的哀叹。

“回死来了!”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叶落归根的乡情。

多少年来,这声音一直震撼着我的神魂,每每忆及,心湖中就荡起冲天的巨澜。

正是风烛残年的晚景,使爷爷不再犹豫。病愈后他住在大叔家里,目睹他们上班的紧张,生活的疲累,再要照顾自己不是紧上加紧,累中添累?爷爷多心,稍能自理,就搬到山上,住进了他的房里。山是阳明山,房是别墅式。住的清闲自在,只是眼睛越来越不好使,自己烧饭也有了困难。叔叔、婶子们又不放心,插空就往山上跑,比他住在山下更麻烦。正是此时,爷爷打定了回乡的主意。

接下来,就进入了我在前面叙述的话题。得到爷爷回里的消息,家人商定由我前去接他,照料他安全归来。于是,赶忙准备材料,邮发证件,寄达台湾,报请当局批准。

其时,杜伯伯也退休赋闲,所以联络送批的事宜,他主动承当了好多。他告诉我:

材料报上去了。

我耐心地等待。

又说,会批准的。

我认为符合情理,主政者即是再威严,总还不至于不通人情吧!

再告诉,还要再等一段。

夜长梦多,不会有什么不测吧?我有些嘀咕。

嘀咕声还没有出唇,杜伯伯来了电话: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family: 汉仪书宋二简; mso-ansi-language: ZH-CN">台湾的缘情似乎要暗淡了,其实不会,台湾还有叔叔、婶子,还有弟弟、妹妹,还有众多的骨肉同胞!

台湾缘情已成为我生命的筋骨,我生命的魂魄。我再已无法割舍,永永远远无法割舍的——

台湾缘情。

责任编辑/何武生

上一篇:流浪的川剧
下一篇:遗物是金

相关文章

2014-12-13 20:26:09
2014-10-27 12:20:40
2014-10-27 12:19:53
2014-10-27 12:19:29
2014-10-27 12:18:51
2014-10-27 12:18:25
2014-10-27 12:16:21
2014-10-27 12:15:04

文章评论

现在有0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关于我们 | 服务条款 | 联系我们 | 发行方式 | 京ICP备10003538号-1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3号金孔雀大厦A座516室
联系邮箱:zgbgwx2009@126.com   邮编:100013  
电话:
010-51319114  传真:010-51319113
Copyright 2019, 版权所有 www.zgbgwxzz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