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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川剧

2014-10-27 12:20:23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5370

流浪的川剧

■ 向思宇 周婷

川剧之“资阳河流派”与“非遗”

川剧,作为中国戏曲文化的一朵奇葩,是一种流行于四川、重庆及贵州、云南地区的戏曲,由于各种声腔、流行地区和艺人师承的关系,川剧逐渐形成一些流派,大致有“川西派”,包括以成都为中心的温江地区各县,以胡琴为主,形成独特的“坝调”;“资阳河派”,包括自贡及内江区和县市,以高腔戏见长;“川北派”,包括南充及绵阳部分地区,以弹戏为主,受秦腔影响校多;四是“川东派”,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一带,这一派的特点是戏路杂,声腔多样化。四派中,以“资阳河”最具地方特色。今之沱江,古代因大禹之子协助大禹治理沱江水患而名资江,又称资水。今之泸州,古称江阳,“资阳河”,即资水汇入江阳而入大江之河流,通常将资水(沱江)到江阳(泸州)一线流域川剧艺术称为资阳河流派。本篇讲述的就是“资阳河流派”川剧艺人的过去与现在。

当然,其中所涉及到的“非遗”也与“资阳河流派”有关。

非遗,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等等)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曾几何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级政府分管文化的官员口中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2006年,川剧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川剧主要流派的资阳河派川剧艺术,或说是有着资阳河派血脉的四川省内江市川剧团,从2009年即开始着手申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年之后的2011年6月,申遗成功。

顾名思义,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遗留下来并且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换句话讲,是过去时。与通常的“过去时”不同,获得“非遗”能够被历史所记载下来,尽管这记载分级别,与现实也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但毕竟是一种难得的殊荣。

于是,我们便循着“非遗”的踪迹走访了获得这一称号的四川省内江市川剧团和相关的民间剧团的艺人们,几十年围绕川剧这一地方剧种演绎出来的有着辉煌,有着掌声和鲜花的昨天,以及有着落寞,有着凄惶却抗争的今天,以及面临困境茫然应对的另一种活法……

第一章 病中“吟”

201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对内江市川剧团编剧李应林来说,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劳动节,不不,岂止是记忆深刻,简直就是刻骨铭心!在年过半百的李应林的印象中,从来没有一个劳动节像这一年的劳动节让他过得这么劳神费力,这么身心疲惫,怎么说呢?那累死累活的感觉就像去地狱走了一遭,活脱脱掉了一层皮!不,比掉了一层皮还累。他事后对人调侃,撰写“非遗”差点就将自己弄成了“非遗”!

这话绝不是夸张。

2009年,嘉阳河(乐山)派申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内江市川剧团即着手申遗工作。团长刘佩全的话让他无法推卸:“写这样一个东西,既要会写,还得懂行。在整个内江市,除了你还有谁能担此大任?”是呀,撰写川剧申遗文本,不仅要非常熟悉资阳河流派,掌握其大量的原始资料,还要有较强的理论归纳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这样一个人的确不好找。察言观色的刘佩全见有戏,又说:“师兄,你是编剧,又是艺术科长,你不做哪个来做?”李应林摇头道:“这么大的事情,我怕做不好。”“你都做不好,恐怕就没人做得好了。”刘佩全一句话把李应林给堵哑了。

应承下来后,李应林便开始着手收集资料。生父温余波当年主编的《内江地区戏曲志》关于川剧的部分给了他很大帮助。此外,他跑资中、资阳、简阳、威远、隆昌、安岳、乐至和东兴区,走访老艺人、老戏迷。查阅县志,查勘老戏楼和戏班旧址;通过互联网查阅富顺、自贡、泸州、遂宁各地的县志文献,整理出了200多万字的音乐、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与归纳,总结出资阳河派川剧艺术的四大特征,以及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一切准备就绪后,李应林将突击撰写申报材料的日子安排在了2010年“五一”节期间。

那几天,除了拉屎、撒尿,坐在电脑前的他没有挪过窝。吃饭时,妻子将饭碗端到电脑边,他接过来,一双手下意识地朝嘴里扒拉,两只眼睛却盯着电脑看;饭扒拉完,将碗搁一边,又忙活开来。实在困了,双臂朝电脑桌前一放,脑袋压着臂膀,睡上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写。

一个劲地写、写,断断续续地睡,不,应该是迫不得已或者强迫性地睡,不是不想睡,而是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情——心头揣着“申遗”大事——他能睡得着吗?就这样,闭一会儿眼,养养神,缓过劲来,又继续盯着电脑,将有关“申遗”的文字一个个,一段段地从屏幕上拽出来,拽上“申遗”的路……

“申遗”的脚步行进迟缓,却也稳稳当当,可驱使“申遗”行进的人却累得喘不上来气。怎么会不累呢?为了“申遗”,他硬是将三天应该睡上20个小时压缩到2个小时,活生生削减了十分之九!

三天下来,严重缺乏睡眠的李应林看上去完全变了形:眼圈黢黑,声音沙哑——过量抽烟(价格3元一包的白红梅足足吸掉了17包!吸劣质烟不为省钱,图的是它的劲大)引发哮喘,咳得呼吸都困难了……

一旁的妻子见丈夫这副惨相,再也顾不得他事前叮嘱的“不要管我”,硬是哭着,吵着,死活将丈夫拖离开了电脑。

李应林将14万字成稿的申遗材料交上去后,几天来咬着牙硬撑着的那股气泄了,那夜以继日赶写材料导致的过度的体力消耗,以及长期的积劳成疾带来的多种疾病集合到一块,汇集到这个宣泄口,一齐总爆发……被疾病击败了的李应林住进了医院。

长达16天的病床生活啊,潜伏在身上的病魔也像是有了约定,齐扑扑聚集到他面前报道:高血糖、糖尿病、肾病、白内障、眼底病变、颈动脉血管硬化……院方为了治住这帮不请自来的坏蛋,又是打针,又是输液,还用上了胰岛素。

“那阵仗可是吓死个人。”一旁的李应林的妻子插了话,“到现在每天还打两针胰岛素,上下午各一针,一针20毫克左右,一个星期打一支(300毫克),一支80元,一个月240元。痛苦的是一直要打到生命完结。医生告诉我们,如果不用胰岛素,就只有换肾、透析,眼睛还要失明,还要锯腿,甚至脑溢血瘫痪。”

“当时我就想啊,真要到了那种地步我就自杀,原因很简单,医不起啊。”李应林说这话时一脸的悲壮。

所幸的是,李应林所服的“苦役”没有白费,他执笔撰写的申遗材料在评审中顺利通过,他所在的内江市川剧团获得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资阳河川剧艺术传承保护单位。

几个月后,材料上报前,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杜建华来到内江,认真审读了材料。杜建华说,这是他看过的写得最扎实的申遗材料,就是太长了点,得压缩到5万字左右。

就按要求压缩成5万字。然后,制作了音乐本和图片本,于2011年3月正式上报。

是年6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资阳河川剧艺术”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2年4月14日,内江市川剧团又被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艺术研究正式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习基地”(获此殊荣的共10个川剧团,其余九个剧团是:四川省川剧院、成都市川剧院、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宜宾酒都艺术研究院、乐山市川剧团、遂宁市川剧团、泸州市川剧团、南充市川剧团、绵阳天青苑川剧院团)。

李应林说,非遗成功不仅关系到“资阳河川剧艺术”这一精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更直接影响到从事川剧的艺人、剧团职工的待遇问题。在全省戏剧界,内江市川剧团是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就意味着可以随时被取缔,现在有了这块牌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就没有哪一级政府再砍你,也不会砍了。

“有了牌子就有了保护。”我说。

“以前我们发比例工资,现在发足额工资,跟申遗成功大有关系。”李应林说。“我们剧团是集体所有制,财政按定额包干给我们拨经费,缺口很大,剧团要自己找钱来填。申请非遗之前,1998到2011年,剧团都拿比例工资。比例工资分上班人员和待岗人员。上班人员又分两种,有安排的,叫上岗上班人员,拿70%工资;没有安排的,上岗不上班人员拿50%的工资。另一类为待岗人员,每月有生活补贴100到300元,除开缴保险、公积金就没有几个了,有些扣了水电费还要倒补钱,这日子咋过?我是中干,按全勤领工资,每个月缴了保险、公积金和水电费,只剩下三、四百块钱,还要治病买药,怎么养家糊口?我在剧团工资最高,书记、团长都比我低,我的日子都没法过,其他人就更惨。我们抓住了申遗这个机遇,又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帮助,2012年初我们就发全额工资了,8月份起开始拿绩效工资,现在的收入比以前翻了两番多。”

内江川剧团副团长李笑都说:“非遗的申请成功直接关系到剧团员工的工资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明确规定,从法律角度、人文角度、经济角度对获得非遗的单位和人员实行保护。”

“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解决了剧团的基本生存问题。”我说李应林,“内江川剧团获得的非遗称号无疑成了内江文化界的一张名片,同时也是四川文化界的一张名片。”

“那是,内江市川剧团成为申遗保护单位,我做了该做的事,死了都值得。”说到非遗,李应林感慨万千,“那段时间,退休的、在职的全都行动起来了,在外地的也赶了回来。排戏,录音,录像,从早到晚,周末都没休息。团长、副团长、办公室主任经常在夜里十一、二点打电话叫我去办公室看他们弄的图片和音像资料。要知道,剧团穷,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每个人都没得一句怨言。我都只是在住院的时候剧团领导来看我给我买了几十元钱的水果。我们都是凭着一股精神在拼命!当时,自贡市川剧团也在申报。自贡本身也是资阳河川剧流行的主要地区,自贡川剧团这些年名气很大,全国都有名。这个对手太强了,我们不拼命咋行?我们终于和自贡川剧团资源共享,两个剧团都申报成功。这是最理想的结局。”

“要说,我还得感谢我所在的剧团,尽管剧团与那些待遇优裕的单位相比,生存条件差了不少,可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差的单位才让我有机会接手了‘申遗’这件事,否则我的一生除了写下一些川剧外,几乎无一值得书写的事了。”李应林又说。

可不是么,一个人的几十年,就是一条看不到头的长长的生命之旅,但能够在这条看不到头的长长的生命征途上坚实行走并趟出一串清晰脚印的人其实很少,因为少所以珍贵,因为珍贵所以无愧。作为地方剧团的一名编剧,李应林或许没有留得下来的剧本,但他以创作川剧的才情和笔力为川剧弄出了一个“非遗”本子,既让剧团员工受用又可留传后世,从这个角度上讲,李应林的“死了都值得的话”绝不是夸口。

李应林住院期间,剧团领导和同事,络绎不绝地来到医院看望他。大家安慰的话虽然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跟他提到非遗的事,都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又说,不管非遗申报能不能成功,你做了就不很错了。你要是不做,恐怕还找不到合适的人做呢。

夸奖和安慰是暖人心的,但夸奖和安慰之后却是更为长久的孤寂——大势已去的川剧带给酷爱川剧者的孤寂。每每想到这一层,“一来到人世间身上每个细胞就被川剧‘烙糊了’”的李应林就眼热,鼻塞,喉痒!

为了打发长达16天的枯燥的病床生活,李应林病情稍好一些后,便在病房中吟唱川剧,间或也写上几笔,算是冲淡和抵消被困医院的无聊吧。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诗句无疑是豪迈飞扬的,写作川剧《大风歌》的人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豪放,声腔也失去了昔日的底气。

第二章 为川剧吼喊一辈子

“黑色棒球帽下,淡淡的眉毛,厚厚的眼袋写满倦意,手边放着一部只能打电话和收发短信的老式手机——这就是内江市川剧团文艺科长、编剧李应林。”我用眼睛给面前的受访者勾勒出一副素描,并写下评语:“率性,疲惫,落伍。”率性的是衣着和性情,疲惫的是精神,老式手机则分明标志着不入潮流。

生于1956年的李应林,从事川剧编剧和音乐创作二十多年,如今是国家二级编剧。生父温余波,内江市川剧团著名编剧,抗战时期为壮大抗日宣传力量,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于1938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四日),在内江白马镇成立了由三十余名中小学生参加的“内江孩子剧团”,温余波任团长。“孩子剧团”除了在本县城演出抗日戏剧、歌曲,还带着行李、道具,先后上至资中、资阳、简阳和成都,下至隆昌、荣昌、永川、壁山、铜梁等地演出,受到社会各界赞扬。此后,由温余波编剧的川剧《斩忠闹殿》在50年代轰动全川。再往后,“温余波”三个方块汉字载入《1981中国文艺年鉴》、1988年选入《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

尽管温余波名闻遐迩,可幼时的李应林并不知道温家,更不知道温余波是自家生父。唯一记得的是,每年过年时去温家吃一顿饭。上小学后,无意间听到家人谈起温家,才知道了这个生父。不久,温余波就被打成了右派。

这以后,李应林就没机会去温家了。大人不让去,怕受连累。

同住上南街复兴巷的温、李两家是隔壁邻居。温家香火鼎盛,李应林在温家排行老四。李应林之后,母亲又给他生了一个妹妹。李家呢,却香火寂寥,没有子嗣。两家关系好,李家又没有生育,这样,两家大人凑一起便自然聊起了抱养一事。李家主妇陈氏手指挺着大肚子的刘氏,开起了玩笑:“你家已经有了三个娃了,加上肚子里的这一个,就四个了。干脆,你把肚皮里的这一个抱给我吧。”刘氏听了,大咧咧地笑道:“要得呀,生了就抱给你嘛。”

旧时民间多有指腹为婚,李应林却是被“指腹为子”。他的生父温余波是川剧作家,养父李裕新是当年新又新科班的名丑角,养母陈淑华是市川剧团演员。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让李应林不热爱川剧都不行。“我在老妈的怀抱里听着川剧锣鼓睡觉。”李应林说。满月后,李应林抱给了李家。没有生育的李家对这个抱养的儿子宠爱有加。养母抱着他走台步,养父搂着他吼唱腔。浸染在川剧的唱腔和锣鼓声中的李应林,还没学会走,就先学会了打翻滚。刚刚学会了走,就脚跟落地走台步了。

李应林四五岁上幼儿园,被剧团导演看中,扮演《宜宾白毛女》(当时四川有多个地市都排练上演《白毛女》,数宜宾川剧团排练的白毛女最为有名)剧中白毛女罗昌秀的弟弟罗昌高。第一天排戏,当演到地主狗腿子抓到罗昌秀时,扮演罗昌高的李应林见姐姐被抓,冲上前去拖着那狗腿子的手臂就是一口。扮演狗腿子的演员疼得一边抚摸着两排深深的牙印喊“哎哟”!一边说“这娃儿当真咬哟!”

一晃,当真咬地主狗腿子的“罗昌高”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对于六七岁的孩童来说,小学的课程并不紧张,寒暑假更是他们重归玩耍的好日子,可李应林自打上小学就不好玩了。每个假期,养父不让他出去跟别的小朋友玩,一把锁把他锁在屋子里,丢给他几本在图书馆借来的书籍。可那些书哪是他这个年龄段读的呀,尽是些文学历史类的古籍书,又是繁体字。但养父不管,就是叫他读。“看不懂?你查《字典》嘛。”养父手头拿着一本借来的《字典》,在李应林身旁坐下来,教他怎样从偏旁部首或拼音查阅生字。聪明的李应林很快便学会了。“对了,就是这样查的。”看李应林学得快,养父高兴了,“看书也是这样,一遍看不懂,多看几遍就懂了,至少能看得懂一些吧。”光是叫看还好说,可养父对他的要求却不止于此,还要求他将看过的内容解释来听。为了以示严厉,桌子的左边放着“刑具”——竹篾片,右边放着书,规定李应林边看边抄,每天读一页。”

“没读懂是小挨打,没读进是大挨打。”李应林说。什么叫没读进?就是被检查到连读的啥子篇目都不知道,那就证明完全没有读进去。怎么会不想出去耍?太想了!由于太想出去耍,有一次从二楼跳下去,头部受了伤,被养父狠狠地抽了一顿。李应林掰起手指,比了个“三”:“当时一个月大概只有三天时间不挨打。”

“黄荆棍下出好人。老一辈说的黄荆棍,就是体罚,对不听话和不爱读书的娃儿要有些适当体罚。”李应林说。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贪玩是孩子的天性,你想让他听大人的话爱读书,光跟他讲道理是不够的,有时就得来点武力。李应林坦言,自己后来从事编剧,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真正开始学川戏是1973年。那一年,李应林17岁,高中上了一年半,因为养父患食道癌去世,养母打零工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就到剧团当了学徒,每月16元生活费用。能够自食其力了满心欢喜,让他没想到的是,剧团的生活会那么枯燥,尤其是晨起的练功竟然那么苦!“每天凌晨4点钟,天还没亮就得起来,先练习一个半小时的压腿、翻筋斗和形体,6点钟开始拉二胡。”这个时候,反倒觉得小学假期被养父关在家里看书(尽管旁边放有“刑具”)还幸福得多。

四五岁登台演戏的李应林,日后却没有沿着这个路子成为演员,而成了一名演奏员,此后通过自学成为编剧,这显然同读小学时养父用竹篾片逼着他读了不少的古籍书有关。

李应林写得第一部大戏是《大风歌》。1977年初,“四人帮”倒台不久,时年二十岁出头的李应林,琢磨着写一出大型历史剧,这剧就是《大风歌》,其中的“吕后”象征江青。他用了半年时间,写出5万多字后写不下去了,就去找生父温余波。去找,又怕被人看见。自从温余波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李应林就不敢见生父了。温余波虽然沦为了底层人,却没有放弃写作,除了明里写工地快报和通讯类,私下还偷着写歌剧、话剧和小品,流传甚广的宣传计划生育的方言朗诵《苏二嫂》便是他的作品。此外,创作的古装连台本和同名电影剧本《三娘子》被广泛传抄。

十年浩劫结束了,终于能够去见当初被扫地出门(开除公职后的温余波干过编铁丝、卖钥匙链和扫大街,最后当上了一名环卫工人)的生父了。

可李应林心头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于是会面就偷偷摸摸。两人走在窄窄的复兴巷里,走几步就回头看看,有没有被熟人看见,没有就继续往前走,有的话就赶紧跳开,他挨着左边巷子走,你则紧贴了右边墙壁。

温余波看了李应林的初稿,把他找了去。满心希望得到鼓励的李应林听到的却是批评:“你搞啥子?啥都不懂写川戏。”

生父的一番话让李应林搞清楚了写不下去的原因,原来是自己没有搞懂什么叫戏剧。清醒了的他把五万多字的初稿丢在了一旁,去大西街上编剧课,又跑内江师专(现内江师院)图书馆借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籍,抱回家来,潜心研读,细细琢磨。除此,他还和温余波跑去重庆京剧团,观看著名戏剧家陈白尘编剧的《大风歌》话剧,从中吸取精华,再审视自家本子,动大手术……一次又一次,十易其稿,历时两年,终于完稿。

1979年国庆节前夕,李应林创作的川剧《大风歌》,作为建国30周年献礼重点节目演出,并参加内江市区专业创作调研,获得创作奖、优秀演出奖等多种奖项。

1980年初,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打电话说要到内江看川剧《大风歌》。剧场的千余张票已经卖光,工作人员跟观众商量后,从中调节出三个座位。

看完演出后的杨超握着李应林的手:“小李啊,写得很不错,有前途。”省委书记的夸奖,给了李应林莫大的鼓励。这一幕被当事人传闻开去便成了:“川剧团有个娃儿被省委书记看起了。”

《大风歌》后,李应林整理、改编传统戏剧剧本近300个,累计演出2000多场。这期间,李应林又写出了大型古装川剧《血溅琵琶》。1986年底,已调文化局创办的李应林到成都参加四川省文化厅主办的第八期编剧进修班。著名编剧吴伯祺、胡金城(胡已去世)、徐棻担任指导老师。他拿出《血溅琵琶》请老师们指点,然后根据老师们所提意见,进行了反复修改。修改后的《血溅琵琶》于1987年在内江演出后,剧场爆满;剧终时很多观众流着眼泪走出剧院。连续上演十一场后,剧中主角嗓子都唱哑了,由于没有B角替换,十一场后便没再演。后来川北纳溪川剧团赵团长将剧本拿过去,在纳溪地区巡演了100多场。

从《大风歌》到《血溅琵琶》,李应林的创作道路顺风顺水,虽然工资不高,家庭经济拮据,最困难的时候一度揭不开锅,可这些都没有中断他对川剧的酷爱,在他眼里,只要能填满肚皮,那就要创作。那时,地市一级的川剧演员月工资20至30元。有一年,因为他改编的戏,演出场次多,团长奖励给他30元,并告诉他全团就他一个人拿了奖金,不要拿出去讲。

“当时生活是艰苦,但只要看到自己写得戏在上演心头就很舒服!”李应林感叹道。

现在生活倒是好了,可川戏却走下坡路了,不,是基本没有市场了。内江地区,只有英英川剧团——一家民间剧团——在演,而且是断断续续的。李应林说。

“肚皮饱了饭不香,新鲜过后不觉奇。”隔了一阵,李应林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怎么说?”我有些诧异。

李应林狠劲吸了口烟,然后跟我们说起川剧的历史。三百年来,四川老百姓都是看川剧过来的。“文革”期间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禁闭了川剧,那时的剧团只演样板戏。“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川剧重新登上舞台,因为新戏迷没看过,觉得新鲜,禁闭了十年的川剧又轰动一时。可是一年多后,川剧又垮了。买票的人越来越少,剧场空位越来越多,每天演两场变成一周演两场,以至于到后来,三个月排一个戏只演两场加上送票都坐不满半堂子,那场景叫人看了心头直冒酸!一天,李应林在街上闲逛,碰到一个帮他买过票的朋友,他问人家,咋不看戏了?对方回答没兴趣了。

又问:“先前为啥有兴趣?”

对方反问:“你饿过肚皮么?”

他点头:“那还用说。”说完,李应林恍然大悟:川剧先前的辉煌,乃是“饥饿效应”呀。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人的文娱生活由单一走向了多元:电影、录像、跳舞、打台球等。1983年,剧场播放电影《霍元甲》,在剧场服务公司冷饮部卖凉水的李应林(因晚上起夜照顾出生不久的小孩,第二天上班打瞌睡被下放)看见录像厅场场爆满,三壶水不到十分钟就被抢光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李应林知道川剧独霸舞台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

“川剧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创新?”我试探性地问。

“不,我们一直在创新,在改革,但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李应林皱起眉头,“川剧衰落更主要的原因是川剧的自身结构凝固和运行机制老化,不是一朝一夕或花点钱就能解决的。”

针对川剧的衰落,李应林尝试过音乐改革、剧本改革,但效果都不明显。他说:“改大了,容易丢掉观众群,但仅按观众的要求,川剧也没有办法发展。新的引不进,老的不能丢。要拍大戏的话,投入太大,回收率少,也养不活,这就是地方戏剧的尴尬境地。环顾省内的大型剧团,如果能出国演出,或去一线城市上演,票就能卖高价,也就有所收益。可二三线城市的地方剧团,投入与产出比不对等,经常入不敷出,让人伤心的是,地方剧团即使票价低都难以有观众光顾!”

“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吗?”我问。

“有啊,没有哪一届政府愿意让川剧在他任期内出现死亡——演出成本远远大于卖票收入的现象离死亡还远吗?1982年,四川省委号召振兴川剧,出台了很多政策,搞调演、汇演、比赛,各地剧团纷纷响应,推出了不少剧目,做了很多尝试,确实热闹了一阵子。可是,热闹之后,涛声依旧,专县级剧团还得靠财政拨款加上搞第二职业挣钱才能生存。”

李应林说原本以为自己的一生都将和川剧做伴,以川剧为生,可是因为一部《紫竹观音》,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逆转。

这期间,平了反的生父温余波重回剧团,负责内江地区的创作。那次,内江地区搞文艺调演,温余波审看安岳王中杰写的《紫竹观音》后,肯定了紫竹观音这个土特产,但剧本需要作较大的修改,温余波专门为此去安岳同王中杰商量重新编排剧本。按温余波意见修改的本子融声、光、魔术多种元素于舞台,效果很好,观众反映强烈。省文化厅在内江调研时看了剧本也觉得很不错,要求剧本作进一步的修改后参加省里的调演。“生父性子拗,认为既然观众那么喜欢,就没必要对剧本做大的修改。”李应林说。文化局无法与温余波合作,就选了创办主任严克勤、王中杰和李应林三人到资中去商量重写剧本。三人在商量中产生分歧,分歧的焦点是:王、严二人坚持紫竹观音是神造的,李则坚持紫竹观音是人造的,只能改编原著。李应林说他翻查过安岳县志,原作中的“胡氏工匠”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佛像确实是他们造的,而严、王二人所编的“精工罗汉”这个角色纯属杜撰。

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李应林只好退出剧本创作。并向时任内江市文化局局长杨时川汇报了退出该剧的情况。问明缘由后,杨时川肯定了李应林的创作构思,当即表态支持李应林个人搞。不久,两个《紫竹观音》剧本摆在了杨时川的办公桌上。李应林将剧本封面撕下,把两个隐去了作者姓名的剧本一并送到成都请专家评审;同时将剧本打印多份,分发给专业人士看。然后逐家走访听取意见。反馈意见一致肯定李的改编本艺术性思想性及审美价值远远高于新编本。市川剧团导演余学宁为此写了书面意见推荐李本。四川省著名评论家、戏剧家陈国富读了剧本后,在并不知道作者是谁的前提下,专程从成都赶来内江,在市文化局会议室当众点评了两个《紫竹观音》,明确表示支持改编本。就在各方明确排演李应林改本的情况下,赖庚云接任杨时川任市文化局局长。新任局长吩咐局里重新找人pk两个本子,其结局可想而知:李应林改编的《紫竹观音》被毙,新编《紫竹观音》送省上参演。新编本获得导演、舞美、表演等奖项,唯独空缺编剧奖,成为所有获奖剧目中的特例。

对于视戏剧创作为生命的李应林来说,没有比作品被无端枪毙更让他伤心的了。导演余学宁跑来安慰他,从来滴酒不沾的李应林喝得酩酊大醉。在成都的陈国富听说后,连续给他写来三封安慰信。曾任剧团副团长的陈元清对他意味深长地说:“老弟呀,艺术离不开政治啊!”李应林当即感觉一股寒气从头灌到脚,满腔苦闷无处说的李应林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作已经没有了未来,决定折笔焚稿,发誓再也不写剧本了。他撇断了所有的钢笔,找出这些年来写作的一大堆戏剧手稿。最先投入火盆的就是《紫竹观音》,眼见撕成破页的“紫竹观音”在火盆里毕毕剥剥地哀鸣,犹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焚烧,那滋味岂止是一个疼痛所能概括?

接下来丢进火盆的是费时两年创作的伪科幻剧《飞碟之谜》、新编大型喜剧《失魂赌》、新编大型神话川剧昆腔《女娲》、新编大型传奇《血溅琵琶》、改编喜剧《一缸银》、上下两本《宝童传》、连台三本《安安送米》、连台五本《封神榜》、连台十四本《孟丽君》、上下本《双蝴蝶》——已经演出和尚未演出过的剧本300多个以及大量的唱腔曲谱,整整烧了大半天——火焰燃烧后飞起来的片片纸屑真像纷飞的蝴蝶呀,坟冢上的鬼蝴蝶!猛然想到这则比喻的李应林浑身一哆嗦,哆嗦着的他抖擞着将撕下的几页大型川剧《大风歌》丢进火盆时,突然有所醒悟,于是赶紧伸手从火盆中一把给抢了回来。“这可是在割自己身上的肉啊,烧不得了耶!”

烧不得的《大风歌》便成了痛不欲生的李应林焚烧稿件时唯一抢下来的剧本稿。

除了热爱川剧和写川剧,撇了笔,烧了几乎全部剧本稿子的李应林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不错,20世纪90年代初,在戏剧界待了半辈子,年近不惑的李应林靠着编剧的微薄收入还吃不饱饭,最困难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次他去找做生意的学生借20元买米,学生却回绝了他,他说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是从那一刻起,李应林咬牙丢开川剧,开始摆书摊,靠租书、卖书为生,让他想不到的是,一天下来却让他窃喜:竟然有十至二十元钱收入,远远超出他在剧团的日工资!

1993年,姨妹夫帮四川信托投资公司在北海搞开发。任北海酒楼高管的姨妹夫到内江招一批人,李应林便跟着去了那边。先是在酒楼做保管,挂职人事部经理,餐饮部经理等职位,一个月700元。

700元呐,这对当时的李应林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那时,内地的工资才几十上百元,而人家却给了他这么高的待遇,就觉得要好好干,不,是得拼命干,于是就没日没夜地干。他管酒楼的进出货,还负责统计、过秤、编号、登记(当时酒楼刚建成,账簿、单据设计等也归李应林负责)等事务。开业那三天,他总共睡了两个小时,两次洗衣服时,洗着洗着就昏倒在脚盆旁边。

因为会写文章,他又被调到办公室任主任。屁股还没坐热呢,从成都请来的大堂经理只干了两天,觉得太累辞职了,李应林又被临时调去做大堂经理。从来没干过餐饮业的他只得现学现用。从头学起不要紧,要紧的是当时的酒楼一片混乱。

酒楼的首要问题是员工冗杂,酒楼大堂共有35张桌子,5个包间和4个雅间,前台员工有110多人,人浮于事。李应林先对这110多人观察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他当众宣布了被裁掉的人员名单,前台员工一下子被减掉60人,为酒楼节省了一大笔开支。接下来,他写了厚厚三本服务守则,明确了服务程序和制定了管理规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应急之作竟然成了北海餐饮行业的范本。一些在酒楼干的服务人员,后来跳槽到其他餐饮业或当老板或搞管理用的便是以他的服务册子为蓝本。就这样,在酒楼工作不到一百天的李应林,月薪从当初的700元涨到了1000元。

从内江去北海一年左右,李应林在北海餐饮行业做得风生水起时,外面风传别的公司想将他挖过去,说是先支付10万元搬家费,再给年薪15—20万元,外加提成。李应林为之一动。就在这时,新一届班子来人顶了姨妹夫。妻子一个人在内江带着快要上学的孩子,坚决要求李应林跟姨妹夫回内江。一番思考后,李应林放弃了北海的高薪,于1994年底同姨妹夫一块回到了内地。

内江“餐饮广场”(一家集中餐和歌厅的酒楼)老板听说了李应林在北海的名气,以月薪1000元的高薪请他去做大堂经理。开业第一个月,这家小餐馆就净赚利润40多万,老板每天数钱几万元,尝到了人们羡慕的“数钱数到手抽筋”。那两三年,正是全国餐厅、歌厅、舞厅盛行之时,消费泡沫很大,大量的公款消费让从事饮食娱乐业者赚了个钵满盆溢。

帮老板赚钱的同时,收入也算不错的李应林却怀有“二心”。在北海那边,广西业余班子唱粤剧时,南胡(胡琴系列)没有人拉,李应林心痒了,伸手摸了摸,终于忍不住拿起便拉,一曲下来,让班子成员大加赞赏。李应林同这个粤剧班子成了朋友。他们教李应林唱粤剧,李应林呢,每天只要有时间就去拉南胡。回到内江,朋友聚会时,李应林跟大伙唱起了粤剧,举座皆惊。“没办法,丢不掉了。”面对大伙的赞叹,李应林由衷地慨叹道。

从北海回来后,李应林重新回到川剧团当演奏员,兼在酒楼打工。不久,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又重新拿起了笔。此人叫李旭东,原内江市文化局创办主任。初识李旭东时,对方在锻压厂当工人。见李应林要去北海,同样酷爱戏剧的李旭东对他说:“应林,你去北海可以,当你混不下去,想跳海时,记得内江有个李旭东。”一个人身处极度困厄时听到好友一句掏心掏肺的话,被感动那是一辈子的事。

李应林回到内江,一天碰见李旭东,知道对方已经是市文化局创办副主任。他问李应林还在搞创作没?说是想请他写稿子。他当时没有答应。此后,李旭东又几次找到李应林,鼓动他重新提笔。出于对好朋友的感激和尊重,李应林答应了。自称一落地周身细胞就被川剧烙糊了的李应林,因川剧困境导致家里揭不开锅时没有搁过笔,却因创作的作品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折笔烧稿,如今重新提起笔来时呀,就应了那个成语:百感交集!

再度出山的李应林写的第一部川剧叫《寻妻》。该剧叙述妻子下班后打麻将,丈夫通宵寻找妻子的故事。剧情虽然简单,却是李应林对川剧的一种大胆创新。戏中采用男独角形式上演,这在以前的川剧中是没有的。《寻妻》获2002年四川省首届“开元杯”三等奖。

李应林自1998年任市川剧团艺术科长后,内江市历年大型庆典晚会所创作中的戏曲节目几乎都由他担纲作词作曲。之后,古装川剧《碰碑》,现代川剧《责任》、《送饭》,方言小品《她为啥子自杀》、大型现代川剧《野码头》相继发表。让业内人士佩服的是,每一届由省文化厅主办的戏剧比赛评奖,李应林都是榜上有名。有朋友说他“年年有戏,篇篇付梓,届届拿奖。”

李应林创作的几部戏中,数创作大型现代川剧《野码头》最为费时费力。根据本地作家吴承蔚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川剧《野码头》,耗时三个多月。内江市文化局为此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不久,剧本在《戏剧家》(2004年3-4期)发表,多人撰文评价,在业界引起很大反响。此外,现代小戏《责任》、《送饭》获大展二等奖,并分别入选《中华颂——全国小戏小品曲艺作品大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2010年,独幕历史川剧《李离伏法》获得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小型剧本二等奖”。至此,李应林先后获得国家级戏剧奖项3个,省级奖项10余个。2005至2012年连续被四川省文化厅授予“戏剧创作优秀工作者”称号。

客观地说,这么多奖项和荣誉之于一个地市级编剧,而且是不景气的川剧编剧实属不易。面对这些,李应林却说:“不错,除开没有含金量的行业奖,光政府颁发给我的奖状奖杯就近11斤重。说实在的,对于获奖我已经感觉麻木了。发表十个剧本都不如一个剧本上演能让我激动。”

“能发表也不错呀,发表了就能让人看到。”我说。

李应林摇头:“戏剧同其他体裁不同,光发表意义不大,只有演出了才会有社会影响。”

“所以写大型剧少了,改写小戏了?”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写大戏,大戏那种峰回路转跌宕起伏酣畅淋漓的感觉哪是小戏所能比的?可是评奖只凭小戏,很少评大戏。评了也难演,我的《野码头》,人人都叫好,可惜现在都还躺在抽屉里。唉!大戏投入大不说,还没有演出阵地。”

感叹如今的戏剧失去演出阵地的李应林,在谈到戏剧市场今非昔比这一点上,流露出一种风水轮流转的无奈。他说,戏剧市场严重萎缩,舞台让位给了歌舞或时装秀,甚至剧场都租给人家开酒楼。“唉……不管咋说,我终归是川剧人,川剧兴,我荣;川剧衰,我耻。无论前景如何,我都要坚持为她吼喊,直到吼喊不成算完。”

第三章 振鬣长鸣一老骥

当年内江市川剧团武生,国家一级演员王成康坐在那儿,身板挺直,精神矍铄,尤其是那经过专业训练的唱腔,嗓音洪亮,如果不是当面聆听,委实难以相信这样的嗓子竟然出自一个高龄87岁的老人。

我请王成康老先生哼唱一段,王老双手一拱:“那就献丑了。”然后,运气,张口,久违的川剧高腔便在逼仄的空间里回荡开来——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我闭上眼睛,聆听王老哼唱,那声腔,那韵味,简直绝了,不愧是国家二级演员,功夫实在了得。实在了得的王成康于2012年6月8日被评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资阳河川剧艺术)传承人。

王成康,原名王兴荣,1926年出生于四川彭山,家里靠弹棉花维持生计。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可心头并不难受。最高兴的日子是每年的阳春三月,农历三月初三,观音菩萨一年中的第一个生日,也是城隍菩萨的生日这天,一年一度的乡村坝坝戏就选在这个日子上演。这一天,王兴荣这帮小伙计比大人们还积极,离戏开演还早,小伙计们便搬了长凳,去城隍庙里占了位置,等着看坝坝戏。戏开演后,演员在上头演,他在下面跟着哼,哼的什么并不懂,只是觉得好玩。坝坝戏的资金由民间自筹,自筹来的资金由会首掌管。

那时,在城隍里看坝坝戏的王兴荣不止跟着演员在下面小声哼,更被川剧的变脸、吐火、耍翎子这些功夫惊呆了。之后,被有着高超功夫的川剧演员惊呆了的王成康心头,就一直保存着对川剧的喜爱。

几年后,王兴荣在彭山读完了小学,家里再没有多余的钱供他上学。辍了学的他便跟着父亲从彭山到了成都。

父亲先在成都京剧团卖票。后来当上了经理。

1942年,不满15岁的王兴荣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了做梦都想的成都“三庆会”剧团。让他惊讶的是,面试他的人竟然就是人称“玉娃子”的当家人萧楷成!其时,名声在外的萧楷成,刚刚接任康芷林成为新任三庆会长。那天,萧楷成在悦来茶园(后来的成都锦江剧场)“面试”王兴荣。少年王兴荣没有因为面试人是大名鼎鼎的萧楷成而发怵,反倒比平时唱得更好。听了这毛头小孩的唱功,觉得是个可塑之材,萧楷成当即决定收为徒弟,并行了拜师宴。毛头小孩王兴荣不仅拜了萧楷成为师,还收获了“王成康”这个名字——那是师傅对他的特别嘉奖。

此时,王成康老先生颇为得意地跟我说起自己更名的由来。“师父萧楷成是康芷林的徒弟,两人一直想要培养一位文武小生。师傅康芷林生前未能如愿,徒弟萧楷成眼下却在毛头小孩王兴荣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为完成两代人的夙愿,萧楷成在自己和师傅康芷林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将王兴荣的名字改成‘王成康’。成康、成康,传承康派技艺的意思。”

刚开始学艺,王成康吃住在师傅萧楷成家。首先从基本功开始练,压腿、拉屎蹲桩……不练功时就做家务活。整整一年没有学过任何戏剧动作和唱法。一年以后,开始边学边登台表演。第一次上台表演那紧张样子,现在想来都笑人。在台上,头上的纸荆冠该抛却没抛起来。到了后台,师父要打屁股,师兄帮忙讲情,才算作罢。

王成康正式登台表演的时候,正赶上川剧红火。那些年,川剧每天有戏报,上头登载着在成都最好的剧场红旗剧场上演。那个时候,著名演员白杨、赵丹来成都演话剧《雷雨》、《日出》,热闹的场景都抵不过川剧。上海那边来演京剧,刘奎官,刘云深等知名京剧演员表演的经典剧目《醉隶》,也抵不垮川剧。那个时候呀,真是川剧的天下哟,说“川剧独冠天下”一点不为过。跟你讲啊,那时,连挑粪的走在大街上都要哼几句台词:“明亮亮,灯光往前照。”这川剧够火了吧,火得来家喻户晓了。

借助着川剧的大红大紫,王成康靠着一出《八阵图》,成了省内远近闻名的文武小生。他当然要感谢师傅萧楷成,是萧楷成将三庆会的镇会之宝《八阵图》口传心授传给了他。受到师傅厚爱的王成康下决心好好学。“这戏难度大,要耍翎子功,帽子戴在头上有一斤多重,称‘荆金冠’,24个凤点头、太极圈、龙摆尾都不容易,其中独占翎最考功夫。”王成康说,“头顶上一根翎子要纹丝不动,另一根却要闪悠悠、颤巍巍的抖动;之后,动的一根要忽然静下来,静的一根要忽然动起来。”他说自己为了练好这项基本功,无数个日夜都是头顶翎子度过的。

除了翎子功,还有腰腿功、毯子功、把子功、扇子功,等等。这些功夫都是戏剧演员的基础功夫,也是练习翻筋斗的必修课。就说腰腿功吧,演戏曲舞蹈、扮武生,都要运用腰腿功夫。像鹞子翻身、涮腰、飞脚、旋子、探海、铁门槛、朝天蹬都属于腰腿功。所谓毯子功,就是练习翻各种筋斗,即身体各部位相继扑、跌、翻、滚、腾、跃等动作技巧,由于是在毯子上练功,所以叫毯子功。把子功是对戏曲舞台上武器道具的统称,延伸为武打的同义语,所以管用各种器械训练武打技术的基本功叫把子功。把子功一般分作长(长兵刃,如大刀、大枪、叉棍等)、短(短小的兵刃,如单刀、双刀、剑、拐子、匕首等)、徒手三类。表演上又分作庄重把子和滑稽把子两种,庄重把子指通过严肃的武打,营造气氛,表现人物的性格,展现剧情的发展变化;滑稽把子的特点是诙谐滑稽,逗人发笑。使用扇子功最多的是小生、花旦。扇子功之外,表演身段特技的还有手绢功、髯口功和帽翅功。手绢是舞蹈道具,有四角和八角两种。髯口功则是演员借助舞弄髯口(胡须)的动作来展示人物的心情。髯口功有搂、撩、挑、推、托、摊、捋、抄、撕、捻、甩、绕、抖、吹等多种技巧。帽翅功又叫耍纱帽翅。以颈部为轴心,带动头上的纱帽翅或上、下摆动,或左、右旋转,或前、后绕圆圈。

此外,还有甩发功,水袖功,翎子功。其中,甩发功多用于武生角色。武生用甩动头顶扎束的一绺长发,来表现惊慌失措、疼痛欲绝以及仓皇逃命等激烈异常的情绪。演员的水袖功是利用服装袖口上缝的一段白绸(水袖),做出丰富的、舞蹈化的动作,为的是夸张地表达人物激动、悲愤、痛苦等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翎子功呢,就是舞动两根插在盔头(帽子)上的、长长的雉鸡翎,通常叫“耍翎子”。有时用单手、有时用双手操作,靠头部的摆动,配合各种身段,表现人物的惊喜、愤恨、得意、轻佻等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

且看王成康在《八阵图》中扮演陆逊:少年名将,横枪跃马,英武潇洒,气质雄武……不成想误入诸葛亮所布“八阵图”!其时,受困的陆逊的内心焦虑可想而知,面部表情且不去说,单看帽子上的两根翎子的表演就能对其猜测到十之八九。那紫金冠上雉尾忽高忽低,忽隐忽现,似退且进,变化多端。而翎子轻捷飘忽,顿挫有致,24个凤点头——好一个进退两难的少年名将!正犯愁呢,来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靠了黄承彦的指引,陆逊得以走出八阵图。

忽儿前,忽儿后,忽儿左,忽儿右的翎子功,尤其是连绵一齐,一气呵成的24个凤点头,看傻了台下的观众!醒悟过来的观众,突然间爆发出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喜欢川剧唱腔的观众,尤其为王成康工稳的唱腔,明亮的嗓音,清晰的吐字,明快的节奏,美妙的音色所折服。掌声与喝彩声让首次登台演出的王成康赢得了一戏成名的声誉。下来后,有同仁转告戏迷们的评价,说他得了康圣人(康芷林)真传。这话让王成康吓得连连摆手,不敢不敢,比起康圣人自己这点功夫实在不算啥。他说当年康芷林扮演维托菩萨时,因为角色有三只眼,其中一个动作要求要用鞋子的背上贴到一只眼,康芷林抬脚一踢,脚背就贴在了眉心,那可是了得,硬功夫哦!

功夫了得的康芷林后来病逝,三庆会为其写的挽联云:“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

很快,得了康芷林真传的王成康开始走红。从三庆会红起,然后东山、三台、广汉、简阳。有天赋,又肯下功夫的王成康,深得师傅喜欢,一喜欢就连学费也给免了,即便在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师傅也没收他学费。拜师不交学费,在剧团演出,一天两场,每天还能挣五毛钱,那日子过得真是滋润。1944年,学成技艺的王成康离开重庆,去了省城成都,刚开始在成都各个剧院搭班。之后,进入四川省川剧院二团当了正式演员。

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王成康在成都参加了省文化厅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川剧人员训练班。主要学文化,戏曲历史等,培训班办了两三期。“我喜欢跟有文化的人交往。”王成康话题一转,用手指了指坐在一旁的王德润。他说从成都调内江后,认识了王德润这些有文化的人,与文化人走得就近了。川剧艺人普遍文化低,带徒弟都是靠口传心授。比方,演伍子胥,就用手比个五,表示伍的意思。双手圈个圆,表示员外的员,合起来就是伍员外。再用手指腿,表示膝(与胥同音),意思是说,伍员外,姓伍,名子胥。

建国初期,三庆会同多数文艺团体一样,改由军管会接管,军代表李欣行使当年掌门人的权利。那时,戏演得少,主要搞政治培训,忆苦思甜之类,通过培训要求演员与老板划清界限。军管会接管不久,三庆会班子撤销,与蜀声川剧团、永乐剧院、锦江剧院几家组成了“大众川剧院”。

不仅三庆会改了,很多剧院都在改。贵州川西文联,他们改戏,改人、改制度。改戏,就是将古装戏改成革命戏。改人就是改造人的思想。改制度呢,当然是将过去的老板管剧团改成军代表管理。演员的级别也取消了,没有一级、二级,都是群众演员。改了后的戏看得人少了,少了人看的原因一是改后的戏不那么好看,还有就是搞清匪反霸,改租活动,搞得人心惶惶。那时,上演场次最多的就是土改剧《白毛女》,《白毛女》是最好的土改戏。

改戏、改人的事过去后,又有了一段时间演古装戏。那是五十年代初,王成康和“大众川剧院”的女演员竞体、陈书舫、廖静秋(廖拍过电影《杜十娘》)这些川剧名家同台演出。一个戏在一个多月内连演四十多场,破了记录了。其中,王成康与竞体联袂演出的《送京娘》,更是成为三庆会的压台戏,俩人成了三庆会的台柱。老板黄佩联,也是演员,在成都三多里买有公馆,为了笼络主要演员,黄老板一个星期要请王成康他们几个到他的三多里家去吃“水平线”。啥叫“水平线”,就是吃烫杯、喝绍酒呀。

剧团台柱,一个多月连演四十多场场场爆满,老板请吃“水平线”,那是何等的风光,那是川剧的黄金年代呀。除了这些,让王成康记忆深刻的就是赴朝鲜慰问演出。

1953年1月10日,上头来了指示,宣布成立四川省川剧团,由省文化厅长担任团长,王成康任川剧实验队长。2月下旬,宣布成立了“西南文艺工作团(第六团)”赴朝鲜慰问演出。

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赴朝慰问的时间因此往后延迟了几天。

当时去朝鲜慰问演出有川剧、京剧、歌舞剧三个队。到了辽宁丹东,志愿军亲自来接。慰问团到了朝鲜,日常用语都说朝鲜语。王成康他们到朝鲜后,先分到兵团,再到师、团。慰问演出都在晚上,白天不能演,怕敌机轰炸,晚上演出睡不成觉,就白天睡。虽然有些辛苦,心情却很激动,别的不说,志愿军对他们的称呼就让人感到特别亲切。志愿军同他们说话总讲,你们是祖国来的亲人嘛!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mso-font-kerning: 0pt; mso-hansi-font-family: 汉仪书宋二简; mso-bidi-font-family: 汉仪书宋二简; mso-ansi-language: ZH-CN">赴朝演出归来的第二年,王成康与竞体主演了音乐川剧《芙蓉花仙》。1955年又与钱玉莲主演了《荆钗记》。《芙蓉花仙》和《荆钗记》上演后深受观众好评,成为川剧保留曲目。

1956年6月,王成康被推荐到中国文化部办的戏剧培训班深造,四川剧团一共去了5个,三个演员:王成康、竞体、薛少陵。两个乐师,一个古乐师,一个西乐师。梅兰芳当班主任,周信芳担任教员。前后培训了四五个月。培训班上,大师们跟学员们讲授汉剧、粤剧、湘剧,以及怎样向河北梆子学习,并将其移植借鉴到川剧中来,川剧《框中缘》就是移植和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手法。老师们在课堂上讲,你们四川籍的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都喜欢看川剧,可你们晓不晓得湖南籍的贺龙也喜欢看川剧?“这倒不大清楚。”王成康他们相互看看,都摇头。

几个国家领导人中,陈毅元帅不只喜欢看川剧,还非常关心川剧。在成都中直俱乐部演出时,陈毅元帅还来讲了话呢。

就在王成康演艺事业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时,与他同在四川川剧团、出生在内江的妻子何丽卿,由于一直唱配角,名气始终出不来,想回到内江市(当时为县级市)川剧团。作为省川剧团的台柱,王成康不想去内江,可经不住妻子的劝说。

由省川剧团调县级市川剧团,待遇少了,另一方面,作为省川剧团的台柱在县级市的剧团演员方阵中位列首位名角则无可争议。首屈一指是殊荣,可这种殊荣有时却是累赘。不久,“四清”运动开始,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三名三高”(工资高、名誉高、稿酬高)之风。王成康作为全省川剧界“三名三高”典型,自然成为靶子,好在当时的内江市川剧团头儿对这股风响应不强烈,他这个靶子才没有受到人们的当众“射击”。躲过“四清”运动一劫的王成康,却没有躲过史无前例的“文革”的冲击。在“文革”中被划为文艺黑线人物的王成康,被点鬼台——弄上台进行批斗,还被关了牛棚。

“文革”结束后,王成康得以恢复名誉,出任内江市川剧团副团长,被选为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会员。之后,任内江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省剧作家协会理事。

第四章 心有千千结

四川省会成都,被世人推举为国内宜居城市之一。位于四川省成都北面的华阳县,则被称为成都的后花园。相对省城成都,华阳的生活节奏更为舒缓,也更为恬淡、舒适,一句话,更适宜人养老。说成都是适宜人居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利益于成都周边的卫星城市,除了华阳,还有温江、郫县、双流等县。坊间统计调查,省内的一些城市,如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宜宾、遂宁、达州等地,经济条件稍为好一些市民都选择在成都,更多的是选择成都附近的卫星城市购房,退休后便前往安度晚年。

童刈秋,原内江市川剧团著名丑角演员,20世纪90年代初就从内江搬到了华阳,是较早选择成都的卫星城市安度晚年者之一。

我是在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彤家认识的童刈秋,不是童刈秋本人,而是他的画,一幅挂在墙上的墨梅。听说我在写川剧,王彤对我说,你可以写写老师,他也是内江川剧团的演员,演戏恁认真。梅花也画得不错吧?

童刈秋学画早于学川剧,读小学时就开始了,曾经担任过内江市市中区大千书画院的理事。那个时候,大都是信手涂鸦。35岁后,开始较为正规地练习书画。浸染于中国书画的写意境界,登台演戏时会不自觉地运用于表演。他说自己弄书画不是立志要当画家,而是为了进步。童刈秋说,当年他学书画,求教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四川省诗书画院副院长孙竹篱,先生告诉他:“你画你的,只要你创作的是自己的东西,你觉得满意,就是一种进步。”他记着了这句话,并将书画与喜爱川剧坚持到了现在。

在童刈秋家的后花园,亭台轩榭间,一杯清茶,慢慢泡开了当年地方川剧名丑与川戏的不解情结。

“我这个小学生是误打误撞进的川剧团。”童刈秋端起茶杯啜了一口茶,唠家常一般,同我们讲述起他与川剧结缘的一生。

七岁入学,十三岁小学毕业的童刈秋,由于家庭困难,没有再读书。童刈秋小学毕业的1956年,赶上纳溪县川剧团招募新生,在群众汇演时,没有任何川戏功底的童刈秋意外地成了新生的一员。那一年,他刚满十六岁。

在纳溪剧团,童刈秋只学了三个月的戏,就正式登台演出了。三个月能学些啥子,一塌糊涂哇,演出也是不成器的,根本没有质量。本来三个月就够短了,这么短的时间学习,还有偷懒的时候,毕竟不大懂事哟。那时的老师一看到有人偷懒,一个篾片,二指那么宽就打了过来。挨了打的童刈秋声也不敢出,虽然打得有点痛,可觉得那时候老师的打骂都是应该的。老一辈教学很严厉,他们时常挂在嘴巴上的一句话就是:“学得好,就是一碗戏饭,学不好,就是一碗气饭。”从那时起,这话就一直刻在了童刈秋心头。

为了学好戏,使之成为一碗戏饭,只有小学文化底子的童刈秋在刻苦练功之余,盼着有一天能够去戏剧培训班提高。这样的机会终于在他进剧团的第三年,让他给等来了。1959年,童刈秋被剧团派去泸州市戏曲训练班读书,几个月后学成归来。一次登台表演下来,纳溪县川剧团里的马德全老师对他说了“丑角应该‘庸而不俗’”这句似懂非懂的话。从此,这句话似懂非懂的话开始影响他,促使他重新认识和思考川剧表演,特别是丑角的表演。

记得当时,似懂非懂的童刈秋问中学老师出身的马德全:“从没看过古人,今人演古人该咋个演?”

老师笑笑:“多读书吧,它会告诉你怎么演。”说着,他给童刈秋开列了一串书单:《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并重点给他推荐了鲁迅的书。然后郑重地告诉他,读书,重点要看人物,分析人物的个性和性格,要读通,揣摩透。演戏不是为演而演,要刻画人物神韵。丑角戏路子宽,从儿童演到老叟、乞丐到皇帝,跨度大,各式各样的人物都要揣摩。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童刈秋开始通过读书,揣摩人物,而且是反复揣摩,看的时候还要和书中人物对上号,对着镜子表演,并且跟自己定了个演戏的理念:要把自己当成不是在演戏,而是将自己与所演的人物融为一体,戏中人的所作所为,包括言语动作通过演员这个载体倾诉出来。背台词、唱词也不能简单地背,要边背边领会,在领会的基础上去背。就是从那时起,童刈秋慢慢发现川剧里的学问太多了,太深奥。那时的川戏可是一种高雅艺术,就说一出折子戏吧,里面就有不少的典故。童刈秋说,记得毛主席看川戏《柴市节》时都说这个戏,不是大学本科生是根本看不懂的。所以啊,这个马德全老师是对我童刈秋川剧表演影响最深的一个人。

“你们问他都获过哪些奖?他获得的最高奖项是四川省丑角展演一等奖。”老师的妻子,也是他的学生董小平在一旁插了话,“老师这个人呀,最不喜欢提自己的好。”

“只见那……听得流萤中碎,蹴鞠。”此时的童刈秋微眯双眼,摇头晃脑地在一旁哼出一句唱词,这原来是川戏《醉隶》里的一句台词。

“你看吧,瘾发登了!”董小平手指童刈秋说。

董小平说童刈秋经常在没人的时候说唱词。每当这个时候,董小平就在旁边说他瘾发登了!

童刈秋获四川省丑角展演一等奖的作品就是他眼下哼唱的《醉隶》。那是1994年,重庆还没有划成直下市。时年50岁的童刈秋参演的作品《醉隶》得了第一名,被评为二级演员(副高)。现在评一个二级演员可能不算啥,那个时候要评一个二级可不容易,必须拿到全省第一,若是想评一级演员,还得参加全国梅花奖比赛并获奖。

比赛时,有三个地市的学员同台演《醉隶》,三个演员分别来自宜宾、重庆和内江,三个演员同台竞技,童刈秋在三个中年龄最长。为了刻画角色,童刈秋会悄悄去一个没人的地方照着镜子刻画,感觉差不多了再表演给观众看,观众看了哪些地方不满意的,他再想,再改。改了不行,又重来。他就这样,反反复复演了几十年。

在妻子董小平眼里,丈夫童刈秋患有深度“职业病”,喜怒哀乐都写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一激动,一冲动全会表现出来。除此,还有拼命三郎的那股子劲。1961年,国家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20岁的童刈秋在台上演出《王汤圆打鬼》,演到其中一场时,童刈秋气都吊不起了,眼冒金星,下来后,全团给他一人开了小灶,单独蒸了三两米饭,捧着那饭呀,比捧着黄金要实惠多了。没有菜,上面淋了点酱油,用筷子搅匀,往嘴里大口扒拉,嚼都没嚼,就直接吞下去了。

还有一次,童刈秋在扮演《白蛇传》里的“王道林”时,其中有王道林被吊起打的剧情,因用心太过,膝盖不慎受伤,导致左半边撕裂。

“别说受点伤,只要我扮演的角色观众喜欢,倒贴钱我都干!”说到与川戏结缘的44年,童刈秋激动地从椅子上撑起了身子。1977年内江川剧团上演《十五贯》,连续演了100多场,他在其中扮演“娄阿鼠”,那出戏持续了三个多月,场场满座。场场满座啊,那是什么概念?对艺术的向往啊,崇尚啊。现在讲互动,这才是真正的发自心灵深处——不含铜臭功利——的互动呢!什么叫精神享受?戏剧观众喜欢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精神享受。

童刈秋所说的这种精神享受集中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戏剧除了在剧场上演,每年都有下乡演出的任务,演出通常都在春节期间。那时下乡演出不像现在,不仅不安排吃住,所有演职人员还得自己挑行李,到了乡下还得自搭舞台。说起搭舞台,童刈秋颇为得意,他说除了会演戏,他的另一个本领就是在一个光坝坝里头,在没有树子的地方,搭起一整个舞台。“哎呀,我这点技术不得了啊。”童刈秋使劲地拍了一下大腿,认真地讲述起他搭舞台的过程。将竹竿插进地里,再把拴在竹竿上的绳子拉起来,然后用石头压住竹竿,一个简易的舞台就算搭起了。在搭舞台时,就有观众了,他们会打听,今天晚上演啥子戏。那个时候的观众,晚上七八点的演出,下午4点左右就跑来占位置。到了晚上那才叫闹热呢,到处的火把散开,亮堂堂的一大片。戏台周围围满了观众,他们不只是来看戏,也爱围着演员摆龙门阵,家长里短的聊,观众与演员的距离很近。演戏完后,肚子饿了,大家围在一起煮点红薯,你吃我吃,欢喜得很啦!

“现在回忆起来太好了,这种感觉永远找不到了。”童刈秋叹了口气。

当然,演戏是很累的,往往一出戏下来,一身的汗顾不得擦,连裤腰带都拧得出水。由于流汗多,得喝大量的盐水。一天演戏结束后,在乡镇的街边上丢把谷草,铺床席子,铺盖卷一打开,就睡了。看着观众喜欢,根本感觉不到苦,有时睡梦中还在想着戏里的角色呢。当然,有时也因为高兴得睡不着。隔了一阵,童刈秋又说。

童刈秋在总结自己演戏的大半生时,再次提到当年指导他画画的孙竹篱,他说正是先生对他说的“你画你的,只要你创作的是你自己的东西,就是一种进步”让他从中延伸出了对演戏的理解:“你演你的,演出人物的个性,就是成功。”悟性,加刻苦,使得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童刈秋在川剧舞台上取得了成功。

“16岁进剧场,60岁退休,从艺44年,能够将一生中的多半岁月献给热爱的川剧艺术,那是值得的。”童刈秋说。尤其令他欣慰的是,退休后并没有完全退出艺术——退了休还在排练小品。用圈内人的话说,喜欢艺术的人都吃错了药,而且这药还上瘾,一旦服用了,终身都难丢掉。

“是啊,我们都属于吃错了药的。”我说,“不过这种药我看还是吃错了的好。总比退休后成天搓麻将,甩扑克要好,至少更有益于身心。”

“倒也是啊。”童刈秋说。

第五章 最后的戏班子

与东兴区政府办公楼隔街而望的显眼场地是该区最繁华的红旗超市,超市旁边的东兴区派出所旁边的小巷下面,就是人称火把剧团的内江市英英川剧团剧场。要没有知道的人引路,或向熟悉者打听,想一下子找到可不容易。

“不好找吧?”英英剧团老板胡英说,“别看这地方隐蔽,当年可是人们聚集的热闹场所,20世纪80年代,这儿是东兴区最热闹的舞厅之一。”

哦?我说。

胡英看我一眼,继续跟我介绍这地方。舞厅关闭后,这地方做了仓库。地下室,又不临街,租金相对便宜,即便是这样,我们的演出都在倒贴,具体怎么个倒贴等会儿让我老公跟你讲。噢对了,你要看戏吗,现在正在演呢,你进去看吧,不收你的钱。

我将头往里探了探,剧场里面稀稀拉拉地坐了二三十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川剧同所有的地方剧种一样,发展到今天面临困境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可演出往里倒贴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胡英仿佛看出了我的迷惑,笑了笑,别看观众少,我们可是内江唯一还在演出的剧团哩。就在前几天,胡英离开内江,去了外地演出。“都说树挪死,人挪活,可这川戏挪出去还是难以活呀。”因为外面一样的票不好卖,所以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剧团再度开张的那天,胡英照例为她的剧团举行了“祭台”仪式。焚纸烧香、罗汉扫堂之后,众演员相继登台,但不说不唱,只是在大鼓敲击的简单节奏下,分别表演童子拜观音、斜角旗、仙人桥、石猴出山、六柱牌坊、凉心水阁、水帘洞、刘海戏金蟾等造型。程序上先易后难……祭台分文祭和武祭(文祭祭文昌星,武角祭五猖星)两种。胡英他们“祭台”采用的是文祭,也借用武祭的杀鸡血洒舞台——这些川剧资阳河流派的守望者,企盼通过大公鸡红红的鲜血,让川剧重新“火红”起来。

“祭台”仪式后,在一群老人的“吆喝”声中,东兴老街的一个大杂院内,再次传出川味浓郁的锣鼓声和高腔。

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半,是英英川剧团开戏的时候,上演的大都是川剧折子戏或自编大戏。胡英说,到她这儿来看戏的多是些60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就三四十人,多时能达到六七十人,最多的时候百十号人,但百十号人的时候很少。胡英叹了一口气,把眼光看了手头的那顶软王斤,再抬起头时,眼睛里面含着悲哀。“唉,川戏只属于老一辈了,年轻人都听不懂我们在唱些什么,更也没有人愿意来学唱川剧,原因嘛,主要是不赚钱!”隔了一会儿,她又说:“这是我和老伴年轻时的爱好,在我们那个没其他娱乐的时代,能舒舒服服地听上一场戏,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生于1941年2月的胡英,在家中排行老九,小学未毕业,时年13岁的她报考上乐山市京剧团,谎称14岁。扮演花旦,扮相没问题,就是觉得台词不好背,于是跟团里讲,要学川剧。京剧团老师便介绍她去自贡大坟包川剧团。

50年代末,胡英因演戏,经热心的观众介绍,认识了资阳铁路技术学校教职工刘凡义,胡英因此调到了资阳川剧团。两个人倒是近了,可那个时候的剧团对演员有明确规定:不准结婚,不准耍朋友。人长得漂亮,戏演得好,却任性的胡英对剧团的规定不以为然。她跟头儿说,我们又不结婚,只耍朋友。“只耍朋友也不行,剧团不能为你破例。”“你们不让耍我就偏要耍。”胡英嘀咕道,“那我离职。”她说。胡英离职后,跟刘凡义结了婚。

结婚后胡英才知道,刘凡义对她隐瞒了50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尿道被打坏了这件事。尿道坏了的丈夫经常尿尿在床上。这对生活讲究的胡英可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七年,生下了两个女儿。两人分手后,大女儿随刘凡义姓,二女儿跟现在的老公姓林。

同刘凡义离婚后,失去生活来源的胡英先到石油预制厂幼儿园当老师,月薪30多元。时间到了七十年代初,解散临时工,离开石油预制厂的胡英回家当家属。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面对没有收入的家庭,不得已只好又开始四处找工作。这回先到锻压厂幼儿园当老师。没多久,又去了铁路机务段当家属工。那时的家属工,按今天的说法叫钟点工,干一天算一天。

胡英回忆这段岁月,心头既苦涩,又有几分甜蜜。苦涩的是日子,甜蜜呢,是因为这期间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林泽良。

认识林泽良是在内江铁路机务段俱乐部。那个时候的林泽良,是该俱乐部乐队骨干。拉二胡,吹萨克斯管、单簧管,演奏小提琴,俱乐部乐队的所有乐器,林泽良几乎都会。林泽良参加过四川省的职工文艺会演,还在成都铁路局文工团话剧、杂剧团里担任过乐器演奏。

60年代中后期,林泽良在俱乐部乐队搞器乐,胡英演出。那时,俱乐部的发烧友——那时不叫发烧友,叫文艺爱好者——可忙哩,不仅内江文艺演出经常有,成都铁路局重庆分局还有文艺汇演,每年还要参加由成都铁路局组织的“爱路演传慰问演出”。啥叫爱路演出?就是在机务段管辖内演,一个站一个站地演。一个段演出下来,半年时间就过去了。那年头在辖内演戏可是风光呢,乘坐的基本上是专列车厢,每到一站都有人接待。接待归接待,可都是自己带饭钱,不像现在这些歌星白吃白喝,还要高价出场费。参加爱路演出,省公安厅,成都铁路局都要发文件下去,铁路调度联系专列车厢,公安厅文件指示沿途公安,维持好演出秩序。

二十多人的铁路俱乐部,林泽良任乐队队长。那个年代时兴搞舞会,外宾来内江,铁路乐队都要去在谢家坝(内江唯一的外宾招待所)参加演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市里出面组织的舞会,就点名要铁路乐队伴奏。大名鼎鼎的铁路乐队把市文工团都挤垮了。当然,那个时候演出能红火,同只有电影、川剧、歌舞、曲艺也有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许搞舞会,说是崇洋媚外。西洋乐器不准上,只准上二胡、板胡、三弦。美声唱法也不许唱,只许民族唱法。好在能够请来名角,当时的省内的四大名旦青莲、紫莲、周慕莲、黄佩莲,经常被请到铁路俱乐部。有了名角,唱川戏就能够叫座……乐器单一,唱法单一,但有名角撑起,乐队水平又高,演出还不落寞。

这期间,在俱乐部伙伴们的张罗下,林泽良同胡英结了婚。

婚后,胡英带着与前夫生育的两个女儿同林泽良过日子。林泽良的三个孩子则由前妻带了过去。

1976年10月,胡英伙同几个朋友在资中县搞了个剧团,花了几千元钱买二手演出服装和道具。还没开张呢,合伙的一位师兄私下把这些都给卖了。尽管大家签了合同,也不管用,因为对方穷得连饭也吃不起,你告他到法院,他也承认错,可没有钱赔你,你拿他咋个办?

这件事过去了十年,1986年,52岁的林泽良提前退休,二女儿顶了他的班。人家说,这一年是最后一次子女顶班了。

老公林泽良退了,胡英觉得这下可以弄个剧团了。她正这样想呢,原内江县川剧团的黄艺、傅英金找上门来,她俩说她们想搞个剧团,但拿不出钱,如果胡英愿意出钱,三个人都是搞川剧的,合伙搞肯定得行。三人商议后,打算去白马镇搞剧团,于是着手找服装道具。忙活了一阵,却没有找到。

后来自贡市川剧团解散,就从自贡那边买来了服装道具,还是没有搞成。这次不是在内江搞,是去绵阳的中江。林泽良说,中江的人气不比内江差,20世纪40年代,川剧在中江就很盛行。现在的座唱,过去叫“围鼓”,是在茶馆里面唱的,后来才发展到剧场唱。那时的剧场里面没有电,全场只有两盏煤气灯——再早些时候点亮油壶,亮油壶之前燃火把——所以戏班子又叫火把剧团。当然,也没有音响,没有专业帮腔,只有高腔。那时进剧场看川戏得有点身份,有点文化。戏台两边的字幕用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想去中江没有去成,是由于中江那边请不到当地把头撑腰,省里的四大花旦倒是答应过去。可到一处陌生地儿搞剧团没有当地把头撑腰是搞不成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差不多。

终于到了2003年,一直想搞剧团的胡英在东兴区老街看到一个茶馆,可以搭舞台,能坐100余人,回到家跟老头讲了。她家老头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掏出5万元给了她。“让她了这个愿吧。”他说。

胡英从5万元中拿出3万多置办了道具。然后奔走成都、宜宾、泸州等地,邀请川剧艺人,配齐了生、旦、净、末、丑等角色,打算择个吉日开张。就在这时,川戏爱好者李兰英找了来,说是要跟胡英合伙。半路杀出的李兰英让一向考虑问题简单的胡英多了个心眼:前几次跟人合伙搞剧团都没搞成,这次又是同人合伙?她把这想法跟老公林泽良说了后,决定先请一个剧团来演。基本不出钱的李兰英当然没意见。于是,她们便请了成都李门板(真名李长芦)的戏班子。李门板的戏班子来内江后,演出比较火,她俩看着有点后悔。

“干脆,我们自家搞吧。”胡英跟李兰英说,“我们两个的名字都有一个‘英’字,一人拿出一个‘英’字来,就叫‘英英川剧团’。”取好了名,又在东兴区廖坝子租了房,房租也交了。

李门板的女儿跑来找胡英,说是你们把我们请来的,刚刚开演几天,你们就要自己搞了,这不明摆着,跟我们抢饭吃吗?胡英心肠一软,就把东兴区的房子退了,跑去椑木镇租了房,到那边演出去了。

离开东兴区去椑木镇,李兰英就不干了。主要原因是她女儿不让她干这赔本的买卖。

胡英在椑木镇演出了一段时间,又跑去隆昌演。之后,又跑自贡大安区演。再后,又跑去了富顺。

去富顺演出挂靠的是玩友协会。相对前几处,富顺的条件要好些,亏得也要少些。在富顺演出时,胡英叫老公林泽良过去。林泽良去后发现富顺玩友协会川剧团,不打“英英”牌子,又拿不到钱,什么事还得听对方的。连天热天冷放假,都得向对方请示。就对胡英说,这干不得。于是就把班子拉走了,拉回到椑木镇。回到椑木镇,正赶上2004年的春节,过年演出应该好卖座的,可买票看戏的人依然很少。

这时,在东兴区廖坝子租房唱戏的李门板退了房,拉走了他的戏班子。胡英第二次同房主张明签了合同。虽在东兴区租了房,多数时间却跑到资阳演出。

2007年,廖坝子拆迁,胡英便将她的戏班子搬到了东兴区政府办公楼斜对面的巷子下面的地下室。

从廖坝子过来,没演出一场,又跑去资阳演出。半个月的演出没赚一分钱,还赔了1000多。

2009年底,胡英再次去自贡大安区演出。这回演出一个月,赚了3000元,同合伙人何素琴一人分得1500元。说是合作,其实,何素琴经常都不在。胡英倒不怎么计较,毕竟,两个人在莹县是川剧团的师妹。

从自贡大安区回来不久,胡英又拉着戏班子到资阳包场演出。其中一场戏,包场的75张票全贴(白送)了进去。一个月下来钱没赚到,还赔了些。林泽良说,盘点胡英搞戏班子八年来,除了在自贡大安区演出那一个月赚了1500元外,多数时候干得都是赔本买卖。八年共赔了25000元,林泽良每月工资2600元全部贴了进去。

“你可能会问,倒贴钱怎么还要干?”林泽良看我一眼,“这样跟你说吧,就为了胡英喜欢。胡英患有风湿病、气管炎,老看病。她弄个戏班子,人高兴病就会少犯。幸好从2012年起,给她买了医保,每年交,第二年看病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一部分了。胡英这人呀,优点不少,缺点呢,一是太任性,二是不懂经营。太任性,稍有不高兴就走人。不懂经营,所以搞剧团老亏。这年头戏班子不赚钱是事实,可要是懂点经营,就不会总亏本吧?算了,亏就亏吧,就当用在给胡英治病了。她身体不好,也70岁出头了,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呢,唉。”

林泽良说完这话,递给我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从2012年9月26日10月6日,11天时间里“英英川剧团”的收入和支出的账目。

9月26日:卖门票468元,开支650元,亏损182元;

9月27日:卖门票410元,开支650元,亏损240元;

9月28日:阴雨,停演。卖门票0元,开支170元(房租、水电费,演员的生活费);

9月29日:卖门票810元,开支780元,赚30元;

9月30日:卖门票860元,开支745元,赚115元;

10月1日:卖门票680元,开支745元,亏损65元;

10月2日:卖门票600元,开支745元,亏损145元;

10月3日:卖门票600元,开支745元,亏损145元;

10月4日:公演(义务演出)收入200元,开支745元,亏损545元(注:东兴区政府答应付给2000元,但一直没有给);

10月5日:卖门票410元,开支700元,亏损290元;

10月6日,卖门票560元,开支700元,亏损140元。

9月26日10月6日,11天时间亏损1607元,加上9月28日停演支出的170元,亏损1777元。上一个月,亏损近5000元。

胡英插话说,10月4日那天剧团公演,东兴区政府答应付给2000元一直没给。一个星期后的11日,市文化局旅游局长,县川剧团团长,两个人站在英英川剧团台上讲,“你们在外面搭戏台演三场戏,不收票,拨给你们一万元。结果呢,还是没给。现在政府说话都算不得数,尽骗人。”

林泽良看胡英一眼,对我说现在的政府连以前的江湖都不如。算了,不说这些官员了,还跟你接着讲吧。“英英川剧团”搬过来后,于2012年4月26日正式开班,到10月初,近半年亏损2万元。林泽良说他对“英英川剧团”的管理基本不过问,原因就是办这样一个剧团从根本上就不可能赚钱,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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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人劝她别这样,胡英可是你妈呀。

“妈又怎么样,妈就该总亏呀?丢钱到水里还能听个响呢,这样亏了哪个记得到你?”

也有人拿话激胡英女儿:“你这么恨她把她杀了嘛。”

胡英大女儿:“要是杀了人不偿命我就把她给杀了。”

胡英当然知道大女儿对自己不满。这也难怪,不挣钱不说,还老赔。每当想到这一层,她心头也不好受,也觉得对不起每天为剧团煮饭的大女儿。她也想挣钱,可她没这本事。对川剧的喜欢超过了一切,而留住演员就能天天同川剧在一起,基于这一点,她说她不可能像成都的火把剧团老板那样对待演员,只叫他们演戏,而不管吃住。虽然管了吃住,可因为条件差,她仍然觉得有些亏欠了他们。“在一起几十年呢,要不是大家喜欢,恐怕早就散伙了。”她朝后台一呶嘴巴,“这样的地方还能留得住他们,不是喜欢是什么?”

位于戏台左边是简陋的后台,也是下午最繁忙的地方。顶上悬挂着各色宽大的戏服,几个装戏服和道具的大木箱,老式梳妆柜上面搁放着糙纸、卸妆的菜油碗;放着各式帽子的架子边上,摆放着一张挂着蚊帐的床,年老的胡班主同她家林老爷子就在这个狭窄、昏暗的环境里日夜陪伴着这些古老的物件。

后台旁边一溜儿用层板隔开的一个个小空间,便是跟了胡英几十年的演员们住的地方。一张床,一个很窄的台柜,一两把椅子,一盏白炽灯,便是全部的家具。化妆的工具也早已过时:一个装着四色颜料的小文具盒,一枝画笔,一面镜子,经他们几笔勾勒,一番涂抹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一张令人惊叹的妆容。

如此窘迫的演出现场,照样拥有一拨为数不多却笃定“铁杆”的戏迷。戏迷们有时为了占个好的位置,会吃过午饭丢了碗就来,在座位上放一只茶缸、一顶帽子,就算号了位子。当戏班请来了好演员,他们会奔走相告。入场更是十分热闹:有坐着轮椅被推来的、有拄着拐杖来的……演出到精彩处,虽然没有了当年川剧红火时,戏迷轮番上阵给名角“献花”的场景,却也有付给小费的,只是这小费也太小了些,小得连掏小费的观众都不好意思亲自上场,而支使自家的孙子代劳。隔日,在英英川剧团演出现场,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跑上台去,递给台上唱戏唱得眼眶湿润的女演员一张1元券。这一幕让人想起大街上的乞丐与施予者。区别在于,施舍乞丐是怜悯,给演员小费是认同和鼓励。

“众人只看前台戏,谁知后台倍凄凉。”在著名川剧《易大胆》中,著名川剧编剧魏明伦以幽默的笔调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川剧戏子的悲凉,也写出了世间种种悲凉的人生况味。据悉,以前四川有200多个川剧剧团,现在全省仅剩下40来个基层川剧团,其中为数不多的(据说不到20个)尚能够维持演出的县区级川剧团;而那些活跃在民间,每场只需要花6元钱(英英川剧团门票10元,但要免费给观众泡一杯茶)的草根剧团依然在民间天天上演,挣扎在被遗忘的边缘。

在这样的戏班里,几乎每个成员都是“全能选手”,每个人不仅能唱、能跳,还能帮腔。

戏班里男角很少,常常需要女角反串,而李蓉就是个喜欢反串小生的女孩儿。瞧她那嫩模样,很难相信她已有15年的戏龄。谈到反串,她说:“生角发挥空间大、自由,没有那么多限制,演起要洒脱些,不像旦角要求那么多,而且上妆也简单,不用捆头发、戴配饰,头发一束,帽子一戴就可以了。”眼前的李蓉红戏服,红帽子,手里拿把红折扇,典型的生角扮相。这扮相叫我想起《红楼梦》里贾母夸尤二姐——“俊”。见人夸,她兴奋地甩动起袖子,来了个漂亮的亮相,效仿尤三姐的作态唱道:“吴山越水忘劳倦,马足车尘又几年。行行何事归期远,仔细思量亦可怜。海内知己难得见,每因明月忆婵娟。”

好一个“每因明月忆婵娟”!

李蓉不仅是英英川剧团里有名的女角反串小生,还是剧团里演小生的郭峰的师傅。四十多岁的郭峰同李蓉结婚前,在家乡宜宾南溪县开过两年多发廊。贪玩的郭峰半是玩耍,半是经营地干着,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元。在戏班子唱戏的李蓉,来郭峰开的发廊汤头发。郭峰边跟李蓉烫发,边对她哼唱川剧折子戏《访友》《送行》中的唱腔……李蓉听了觉得有味道。就跟剧团师父讲了,然后带着郭峰进了剧团。郭峰在剧团打了一个多月的杂,这期间,临时上台演唱,一天挣1元钱,而李蓉一天能挣10元。

李蓉没有看错人,郭峰演戏的确有天赋,仅仅两个月,就登台演出折子戏《皇帝》了。郭峰说,戏班子的韩既山、李军如、张胜元师傅,还有李蓉,对他都有帮助。喜欢,又肯下功夫,当然进步快,不像开发廊,懒心无肠的。

“跟李蓉结婚后,就专门唱戏了。”郭峰说。20世纪90年代初,郭峰和李蓉所在的火把剧团到马家乡演戏,郭峰的父亲也喜欢,老人家喜欢川戏。剧团跑重庆,万州、成都一带演出。

在成都演出时,两口子找机会跑到德阳党桥川剧团,拜了唱花脸的周正容为师。在省内四处演出,一天收入50元。那个时候的50元可比现在值钱多了,因为物价还不算高嘛。最难忘的是每到一个地方演出,都受欢迎。演出时观众要上台献花,还给小费,最少10元、20元,最多四五百元。郭峰演的折子戏《受禅台》和《曹甫走日》大获成功,一个老戏迷上台给了他五张100元!啧啧!

“虽然跑了好几个剧团,但数在内江英英剧团留的时间最长,有五年多了吧。原因一是离老家近,二是胡英这人对人还可以。两口子唱戏,两个儿子也唱,四个人加起来,每个月有3000元左右,加上“外水”(观众献花、给小费)200来元,有3000多元,收入不算高,但也不算太低,只是双方父母还在,要供养老人。”郭峰说。

“不容易。”我说,“关键是喜欢,一喜欢就什么也不顾了,戏班子头儿胡英就是一个典型。”

郭峰纠正说,我们都是喜欢川戏的典型,胡英是典型中的典型,是戏痴,好在有她这个戏痴,大家才没有散伙。

从英英川剧团出来,路经东兴区老街去二医院,正好同英英川剧团的忠实老观众鞠户银同路。

鞠户银,原东兴区永福乡鸦雀石村支书、村长。生于1932年,今年80岁的老鞠头,不打牌,不进茶馆,唯一的嗜好就是看川剧。为了看川戏,鞠户银专门购买了月票,每天赶30里路来英英川剧团。老鞠头说,当年东兴老街的川剧可是异常红火:生、旦、净、末、丑等角色齐全,昆、高、胡、弹、灯腔都有。特别是独具特色的锣鼓声、高腔及变脸,让戏迷们回味无穷、流连忘返。那个时候,老街的川剧班子就有四五个。再往前呢,20世纪50年代,川剧才叫火咧,那个时候剧场甲座票0.25元,乙座票0.15元,丙座票0.10元。可别小看这一两角钱,那时的钱值钱,鸡蛋才几分钱一个。可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川剧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2006年,东兴老街的川剧班子就只剩了英英川剧团一家。幸亏有了这个英英剧团,我们这些不打牌,不进茶馆的老家伙,才有地方打发光阴。英英剧团要不演出了,我们这些人到哪去耍哦?说到这儿,老鞠头很有些沮丧。

“川剧还能演多久?”分手时,鞠户银问我。

“不知道。”我说,“不会马上消亡吧,不是还有你们这些忠实观众吗?”

“那倒也是。管他呢,只要英英剧团还在演出,就坚持来,直到来不了的那一天。”

看着老鞠头远去,我想起另一个戏迷姚禄明。家住自贡汇东区的姚禄明,小时候就跟子戏班子跑。姚禄明从工务段退休后,时常坐火车来内江英英川剧团看戏。在内江火车站下车,再沿着沱江边徒步到英英川剧团。边走边听录在单放机里的川戏,录的是喜欢的《王婆骂鸡》、《柴房》、《拿虎》等折子戏。

痴心不改的戏班子,痴心不改的戏迷们哟。

采访市川剧团分管业务的团长李笑都时,我问他川剧还能坚持多久?李笑都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跟我描述起当年川剧的辉煌。我当然清楚,李笑都是用曾经的辉煌来反衬现在的落寞与凄凉,可谓用乐景写悲凉愈见其悲凉是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疑是川剧的鼎盛时期,大有“有井水处,便有川剧声”之势,那情景颇类似北宋初期“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乘揽载客船,或坐自流井、邓井关途经胡市的盐船,连船工们都以号子的方式唱起了川剧。领腔船工一声“下桡”,其余七、八名船工则口呼“嗨……嘿……”,用力击水划行。之后领腔船工开始吟唱。一般每句七字,间有衬语,其声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回婉转。舟行乃之声相应,有如叩击节奏,次第分明。这些用徒歌形式传唱戏文,焦桂英活捉王魁、王宝钏苦守寒窑、秦香莲状告驸马等片断,皆耳熟能详。

1979年上半年,川剧名段《白蛇传》剧组出国演出返蓉首场汇演(古小琴扮演白素贞),全城轰动,万人空巷,更是一票难求。1982年以后,伴随着一阵川剧振兴热潮,大量川剧唱片出版。资深戏迷眼中的唱段精品,如廖静秋、高凤莲、陈淡然、蔡如雷、金震雷、刘世玉、周继培、熊焕文、王德云、邹西池、徐又如、李文韵等几乎充当了彼时流行歌手的角色。当时的工薪阶层,买一台旧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将唱机声源引出,插入收音机拾音扩放插口,在大院子里功放,是一件时髦而又品味高尚的事情。

然而,喧哗只是短暂。曾经沸沸扬扬扬眉吐气的川剧,如今早已面临尴尬,不,是已经出现了生存危机,说得更严重一点,舞台川剧已面临消亡,川剧艺人的整体生存状况活脱脱就是一群七零八落的流浪者。

“以前,四川有200多个川剧院团,但很短时间内就降到了40多个,而可以演出的只有三十来个!”有自己剧团的蒙古人陈智林说。陈智林曾前往成都新都调查“芙蓉花川剧团”,该剧团有着6年与日本对外交流文化演出的根基,但因为推进文艺“瘦身”,剧团赖以生存的戏院便拆除了。

几天后,我再次前往英英川剧团采访,这次采访是同拍摄《川剧之困》组照的摄影家王斌一起去的。让我意外的是,剧团的这帮类似流浪者的戏子,当看到背着相机的王斌再次前来时,干脆很直接地跟他说道:“王记者,你上回拍的那些照片登出来没有哦?那些当官的看到没有哇?我们真的很清苦。”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

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

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

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

所以 请千万不要

不要把我的悲哀当真

也别随着我的表演心碎

亲爱的朋友

今生今世 我只是个戏子

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

流着自己的泪

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戏子》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这帮流浪戏子们的辛酸与无奈,辛酸无奈得让人欲哭无泪。

第六章 风水轮流转

最后的戏班子班主胡英的“要不是大家喜欢,恐怕早就散伙了”的话让我再次想起摄影家王斌拍摄的《川剧之困》组照。其中,荣获中国新闻摄影单幅金奖的《乡戏》尤其叫人难忘。画面上两位农村大爷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着灿烂的笑容,这笑容不仅没引起我的欢欣,反在我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酸楚,酸楚得直想哭,为乡下大爷,更为川剧不堪的衰落。摄影人王斌说:“丢失了传统,人们将迷失现实;湮灭了文化,人们将失去未来。”

那天,在市川剧团办公室,李笑都在说了川剧的辉煌之后,谈起了川剧的历史。他说,追溯川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更早的时期。而后两汉的角抵百戏,为早期的川剧奠定了基础。战国名篇《宋玉对楚王问》中有“其为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所谓“下里巴人”,即是四川民间歌舞或者歌者舞者的代称。据《太平广记》及《稗史汇编》等文献记载,自蜀郡守李冰起,便有《斗牛》之戏。三国时期,更是出现了四川第一曲讽刺喜剧《忿争》,可谓川剧喜剧的鼻祖。

至唐五代时期,是川剧最为鼎盛之期,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局面。这一时期常演的剧目有《刘辟责买》、《麦秀两歧》和《灌口神》等,并出现了中国戏曲史上到目前为止最早的戏班,即《酉阳杂俎》中所载的干满川、白迦、叶硅、张美和张翱五人所组成的戏班。

从《斗牛》之戏到宋杂剧《酒色财气》,历时一千余年,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四川戏”,可以视为广义的川剧。而现代意义上的川剧,则是在宋元南戏、川杂剧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到了清代,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和灯戏五种不同的声腔杂陈,晚清时期,便出现了五腔共和的新局面,使川剧面目为之一新,各类声腔的特色剧目和保留剧目开始形成。其后的川戏改良运动,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集资兴建了“悦来茶园(今成都锦江剧场旧址)”、“蜀剧部”等演出场所。由此,川剧艺人自己组织的“三庆会”于1912年成立,出现了康芷林,杨素兰,萧楷臣等一大批名角,精英多达300余人。创作上也出现了赵熙的《情探》,黄吉安的《三尽忠》、《柴市节》等一大批名人名戏,流行剧目多达700余个。20世纪以来,出现了以刘怀叙为代表的“川剧创作家”们所创作的现代戏。进入21世纪后,又出现了魏明伦、徐棻为代表的川剧创作名家和他们的作品。

李笑都看我们一眼,以上是川剧的历史。至于川剧流派,尤其是资阳河派,还是请李应林老师跟你们讲吧,他讲得更清楚。

“教科书上记载川剧是以100年前成都三庆会出现为标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一旁的李应林接上了话头。川剧的出现应该是以高腔出现为标志,而内江是高腔出现的最早地方,大约在300年前吧。据《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内江地区戏曲志》记载:川剧最早的行头彩箱“金玉箱”创制在内江;川剧高腔名剧“一梁、四柱”,在清乾、嘉年间即已风行于世,并出现了“飞身屋脊,骋步檐楹”、“打叉”、“滚叉”等惊人绝技和专演武戏的“邓猴子家班”,“五袍”、“江湖十八本”工本戏亦相继在内江问世。川剧艺术家的摇篮,最早的“儒伶学官”、“三字科班”、“臣字科班”,也都创建在内江;内江自乾隆年间组建庞大的“汉安聚庆乐部”以来,班社林立,班演活动频繁,尤以“搬目连”和“搬东窗”的精湛技艺为广大群众所津津乐道。

内江市川剧团的前身,则由接收马仲寅的“玉华剧部”,合并“和生”、“民庆”、“民生”三个民营剧社组建而成,同时接纳了川剧“资阳河”流派的骨干。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调入了不少戏剧创新人才,招收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员,继承、发扬并不断创新“资阳河”流派的艺术特色,演出了《红杜鹃》、《反徐州》、《西厢记》、《红巾记》、《斩忠闹殿》、《萝卜园》、《张大千》等很有影响的剧目,因而成为川剧“资阳河”流派的代表剧团之一。

李笑都笑笑,不管是我讲的,还是李应林老师说的,那都是历史了。而严峻的事实则是:“地方戏剧,全靠国家救济。申报非遗获得成功,获得了国家对川剧的经费支持,这当然是好事,但毕竟是杯水车薪,就像对一个垂危病人实行输液,打强心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俗话讲,‘风水轮流转’,通俗艺术也是这样,川剧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如今是电视、网络的时代。这是不可逆转的严峻的事实。”

一旁的李应林也说:“撰写资阳河派川剧艺术,其实是在为川剧写‘墓志铭’,川剧作为舞台表演艺术,其实早已死去,在喊‘振兴川剧’时它就已经死去!”

如此相似,如此揪心!要知道,这样的话语出自获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管业务的市川剧团长,以及面前这个一生下来全身的细胞就被川剧烙糊了的酷爱川剧的艺人之口,难免让人沮丧!酷爱和坚守者都持这样的观点,由此看来,川剧的大势已去已是不争的事实。

可于心不甘,努力倡导振兴川剧者却大有人在。

在内江川剧团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前的2006年,乐山、自贡就已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号。“非遗”既是荣誉,又标志着正在消失,面临着这种消失,一批将生命和血液融入其中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就开始了一场“振兴川剧”的保卫战。

“当一样东西需要振兴的时候,说明它已经不景气了。”尽管重庆市川剧院以《金子》等多个国家精品剧、优秀保留剧目而令业界惊羡,但依旧难逃人才断层、新剧创作乏力、名角儿稀缺等“疑难杂症”。在重庆“两会”上,三度“梅花奖”获得者、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一度含泪感叹:“一肥岂能遮百丑,川剧艰辛谁人知?”

演员的低收入,不仅造成川剧人才流失,更让引进人才举步维艰。沈铁梅说,现在重庆川剧舞台急缺演员,“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无法凑齐,名角更是少之又少。由于没有年轻演员顶班,许多老演员无法退休,人才断层现状令人担忧。面对着四处碰壁求援,几乎“跑断腿”才修建起来的重庆川剧艺术中心,她感叹道:“如果没有了演员,修建这么漂亮的舞台又有什么用呢?”

不只是重庆,目前国内的川剧都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四川省高县川剧团曾是国家重点文化单位,三十多年来,剧团共演出200多个历史剧和80多个现代剧。可如今,剧团中的大多数演员却只能住着简陋的房子,四处帮别人打工“讨口”过日子,有的蹬起了三轮,有的擦起了皮鞋,有的补起了铁锅……

针对这种现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田青说,对保护工作的淡漠和忽视,或者认识不足,扼杀了无数珍贵的、难以恢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常说的所谓“发展”和“变化”,其实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敌。以地方戏曲为例,20世纪50年代,我国共有367个传统戏曲剧种,到目前已经消亡了100多种。一些极具特色的小剧种已成为戏曲史料,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音像资料。即使是仍然勉强留存的,大多数已面临着后继无人、资金短缺、没有剧场、表演技巧消失等困难。

尽管川剧的“振兴”如此艰难,但作为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夏庭光老先生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他如数家珍地给记者介绍起了重庆川剧院最近的作品:“我们正在筹备《李亚仙》、《杨公》等几部新川剧,尤其是《灰阑记》,这部作品早在《元杂记》中就有记载,后来被德国话剧大师贝尔托·布莱希特改成了《高加索灰阑记》。“要说川剧灭亡了,我还真不信,除非四川人死绝……”夏老先生神情坚定地说。

川剧丑角演员童刈秋说:“川剧已经灰暗了,但死不了,在那些最基层人的心中还怀念着她。”

川剧死不了,它活在酷爱川剧的人心中。死不了,却也活不好。这是悲哀,更是笃定的事实。振兴川剧说说不难,真要动起来谈何容易。早在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围绕振兴川剧,采取了多项措施:如落实文化经费,合理布局剧团,评定艺术职称,组织理论研讨,举行调演、比赛等等。钱花了,精力耗费了,该做的都做了,31年过去了,川剧还是没能振兴。由此看来,任何形式的剧种,包括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兴起、兴盛到顶峰期,然后归于平和,归于平淡,再走向衰落……

老子曰:“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同样,万物息亦不为始,芸芸众生,各呈其态,外力的过多干涉,反倒可能促进其消亡。

川剧作为一类传统艺术,在我看来,它同其他传统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随着自身机体的老化走向衰落,告别已经完成了的历史使命,然后退出历史舞台。

“风水轮流转。川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是电视、网络的天下,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李笑都说。

为“资阳河”流派申请非遗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应林说,川剧作为一种传统艺术,不可能真正消亡,但它必须遵循文化艺术生命的规律,退出主流舞台,这就需要我们这些人做一些传承示范性演出,以供传承研究。

二李的话让我想起中国甜城内江。我赞颂甜城的过去,感慨甜城的失落,悲叹甜城的消亡,于是,撰写一部《中国甜城兴衰记》。

呜呼,川剧之不复已矣!

第七章 曲终人未散

曲终人散去,原意为鼓瑟之人一曲演罢,听客纷纷离去。然而,川剧这支曲子虽然终了(川剧的衰落也算是一种“终了”),演出者和观看者却未能散去,还在剧场周围彳亍徘徊。进而言之,系念川剧的不只是舞台的演出者和台下的观众,也有远望川剧舞台的人。年近八旬的王德润先生,说他在川剧团待了十八年,却基本上没写过川戏,一是进剧团的时间晚,二是刚进剧团五个月,“文革”就开始了。“与川剧的缘分算是‘擦肩而过’吧。”他说,“可对川剧的牵挂几十年来从未断过。”

当年高考上线,体检不合格的王德润,去一所小学当了语文、政治老师。教书之余,写小品、散文、随笔、诗歌类,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沱江报》等报发表。

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文英中学副校长的王德润,忽然接到市委(现市中区)宣传部通知:1966年元旦前到内江市川剧团报到。

从课堂转到戏剧舞台,开始了与川剧的亲密接触。原本以为编剧将成为自己一生的职业,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进剧团五个月不到,“五·一六”文件下发,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只写了小戏《朝华迎春》的王编剧,同样没能逃脱被批判、抄家的命运。

在王德润的记忆中,十年浩劫实在刻骨铭心,以至“文革”结束后几年,他也没有再动笔写过戏剧。

又过去几年。1984年,王德润出任市川剧团副团长。期间,由著名画家邱笑秋编导的现代川剧《张大千》在内江首演成功。同年秋,该剧组受省诗书画院邀请,由邱笑秋带队赴成都锦江剧场汇报演出。而扮演《张大千》剧中人物的王积德的演员童刈秋正是张大千好友周企何的门徒,于是托童刈秋为周企何先生送几张票去,请周企何先生来剧场看《张大千》。开演前,王德润从舞台右侧的耳幕缝看出去,见周企何与他的女儿、女婿(周的女婿系张大千的孙子)已坐在三排正中等着看戏了,心头很是高兴。

王德润说,当周企何看到舞台上展现张大千辗转巴西、美国等地,晚年常怀思乡之情时,不禁热泪盈眶,不断地掏出手绢擦拭眼睛……当剧中人物张根发不远万里,去探望八叔张大千,说起内江的变化时唱道:“川剧园,大剧场,折子戏,票卖光……有个演员叫周企何,演的是——《迎贤店》里的老板娘。”剧中的张大千说:“周企何,那是我的老朋友嘛!川剧名旦啊!”这时,台下骚动起来,前后左右的观众都将目光望向三排正中的周企何时,周企何高兴得大笑起来。王德润据此场景,写了短文《周企何看〈张大千〉》,刊发在(《戏剧电影报》1984年第49期)。

这是王德润写的第一篇文史资料短文。因为这篇短文,是年冬天,他被调到内江市(现市中区)文化局工作。翌年,被分配到《内江地区戏曲志》编辑部。

又一次与川剧擦肩而过是1994年。这一年,王德润从文化局退休,时值省文化厅举办首届“开元杯”戏剧小品赛,他撰写的小品《神奇的小狗》在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同时发表在《戏剧家》杂志。

省文化厅戏剧研究室主任高师大,打电话给内江创办主任李旭东:“王德润养的那条小狗养得好啊!”李旭东原话转述弄得他纳闷:“我养了什么小狗?”包袱抖开,方知是小品获了大奖。

此后,虽然再没写过川剧,但心头却始终挂念着川剧。他说,“川剧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如现在的英英川剧团,扎根于群众之中,很受草根百姓喜欢。再有,川剧语言幽默,富有生命力,个人认为比京剧剧本好,如《牡丹亭》、《黄荆记》、《玉簪记》、《斩忠闹殿》、《情探》等唱腔都很漂亮。”

我哭泣,在无人新居中/我一无所有/只叹息、只叹息/那烟缕散不尽的是新愁是新愁/我哭泣,在无人新居中/我一无所有/只叹息、只叹息/那醇酒浇不尽的是旧愁是旧愁/还哭泣还哭泣/酒在我心中留/我轻声问我/问我有何罪疚何罪疚?

写下这首诗时,作者是一个新郎官,结婚当天离开新娘去从事话剧。诗旁还写了首五言绝句:

喜柱余红泪,

闺房她自栖。

我欲飘零去,

十年复不归。

他叫阳光,内江白马人。七岁上学,八年私塾,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能熟背《诗经》、唐诗、宋词,《红楼梦》中的诗词能背诵大部分,《古文观止》背得到三分之二。“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园。”随口吟唱川剧《牡丹亭》中的唱词,对于已经92岁高龄的老先生更是小菜一碟。

少年才俊,偏遇乱世,16岁离家外出求学。两年后,18岁的青春少年又因包办婚姻逃离家乡,以上这首《无人新居》的诗便是逃婚当天挥笔写下的。

逃婚之外,在阳光的记忆仓库中,最深刻的要数“文革”中他的老师受迫害跳黄浦江这件事了。阳光说,那一刻他站在黄浦江边,面对滔滔江水,祭奠老师冤魂,不禁脱口吟出:“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

共和国初期,阳光在中南文工团担任话剧导演。1952年肃反运动,阳光被冠以“怀疑特务”罪取消了导演资格。

1953年,由武汉发配内江市川剧团任导演。

大跃进年代,阳光被清出市川剧团,发配内江供销社。之后,调内江县文工团当导演。期间,排了80多个戏。较有代表性的有《孔雀胆》(原著:郭沫若)、《阮文》(越南剧)、《杜鹃山》、《白毛女》、《火烧红日》、《救救她》(“文革”后期)、《槐树庄》等。自编自导了历史戏《石达开》,儿童剧《小白兔》,以及现代戏《花萼春风》。1980年,写了大型川剧《康熙皇帝》。

阳光坦言,他从话剧转向川剧是求生。用话剧手法,吸收川剧元素,撰写川剧本子。在运用川剧元素时,开始对川剧高腔感兴趣,对川剧的昆腔也感兴趣。“川剧昆腔委婉、缠绵,一唱三叹很是吸引人。”他说。

让阳光没有想到的是,川剧昆腔的一唱三叹,竟然与自己青春年少时因逃婚写下的《无人新居》的一唱三叹相吻合,更与日后川剧的衰落巧合。而题目《在无人新居》则预示着多年后川剧上演时无人问津的落寞和寒碜?

是的,川剧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川剧舞台业已人去台空——与当年川剧剧场的座无虚席相比,今天偌大的剧场只坐稀稀拉拉二三十人的情景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角度上讲,刚好暗合了阳光老先生当年写下的逃婚诗“无人新居”——今天的川剧舞台已经是一个缺少了观众的舞台。

川剧舞台几近落幕,川剧表演者已经凄惶。概言之,川剧之不复已矣。但与川剧结缘的人对川剧的那份守望还在,拍摄及书写最后的川剧人的生存状态,勿忘川戏的过去、现在,以及川剧留给川人的那份珍贵遗产。

隔日,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的教授王彤,在课堂上跟学生们讲述着她理解的川剧。她说,《川剧之困》的画面链接让人们从视觉的审美期待不自觉地转移到了听觉、嗅觉、触觉构成的艺术联想:被异化的现实裹挟的川剧遭遇与沦陷,凝聚成一曲曲高亢的川腔撕开了画面,将川剧艺人和平民观众往昔的迷恋、当下的忧患与拯救的呼告化为一束愤懑而又滚烫的“吐火”:川腔失声!川剧失落!川魂何在?由视觉到听觉、嗅觉、触觉,身体器官整体失声的王彤,儒雅中夹带着忧伤,叙事中饱含叹惜:“蜀戏冠天下”的三百年川剧早已烙印在川人的生命记忆中。与川人的出身有关,与家族有关,与身体的记忆有关,与悦耳俏皮的四川方言有关。但我们如今很难在川西平原和盆地山区找到一种真正贫民的、纯消遣性的、渗透着丝丝缕缕文化意味的大众娱乐。曾经,我们借助于川剧等艺术形式完成自己的生活表演,亲昵而纯粹,很容易让被群体忽略的个体自我到达生命的中心舞台。借着川剧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起伏,加上“变脸”、“吐火”的魔幻与狂欢直接抵达想象的王国;也可以凭借独立的品咂空间,让茶香浮动起巴蜀生活的潮汐与月华;更可以借助于犹如秦腔一样撕心裂肺的演唱和安塞腰鼓的劲节鼓动,实现原生态文化的戏剧演绎与图腾崇拜……而今,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和生活高速,我们活得是那样局促,生活的景深是那样逼仄、萎缩。何为?原来是我们渴望演出的大众剧场不见了,剧目和场次已不知作何安排;骨子里天性的狂野无法得到体面的延展;我们的静独空间空前荒颓,大众流行文化淹没、抑或取代着先前的传统生活习俗。天府土地的丰腴、歌舞的蹁跹、建筑的华丽、美食的诱惑,还有丰饶的河流和妩媚的青山,莫非也抵挡不住低俗文化的副热带低气压环流?还是,我们的内心是真正的甘愿自我沉降了?

回应王彤的是她书房墙上的那幅墨梅,不,是画墨梅的童刈秋。在谈到今天川剧的变脸艺术时,童刈秋忧心忡忡地说,川剧是长期实践留下来的精华,现在的问题是,老一辈走了,作为川剧的传承人我们这一辈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下一代更不可能学,慢慢地,就完了。“我最反对把变脸说成川剧的代表,它怎么就成了川剧的代表了?”童刈秋皱着眉头,瞪着眼睛说,“变脸是川剧的技巧,是一项功夫。”

童刈秋参加《醉隶》比赛时,有个指导老师叫杨松龄,演过一个戏叫《首阳山》。老师在戏中扮演伯夷,其中有个剧情是伯夷的弟弟叔齐给他找饭吃,伯夷因为气愤不愿吃叔齐给他找来的饭食。“当时杨松龄老师脸上什么都没有。他就坐在舞台上,没有灯光也没有道具,脸的颜色由红到紫再到青,最后成一个死灰色。通过这样的脸部变化把伯夷死之前的感受表现出来!当时在场的师弟师妹们无一不惊叹。”童刈秋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变脸!”

童刈秋说,现在川剧的“变脸”早就变了味,与当初戏台子上的变脸不是一回事,当年的变脸是技巧,今天的变脸是“为变脸而变脸。”

2011年童刈秋去一所学校演出,发现学生就只对变脸感兴趣,连自己的堂哥从美国回来也说:“川剧的变脸在美国吃香得很,大家都欢喜看变脸!”

“这也是川剧的悲哀,精华没有很好地发挥,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代表川戏了,这简直就是对川剧的一种侮辱!”童刈秋说。

“其实这也算正常,在眼下这个浮躁的社会,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像是被注入了浮躁。”我说,“一些时尚流行的娱乐节目不就是这样吗?

为卖座而流行,为低俗而时尚,进而缩短了原本就不长的时尚流行的生命周期。是的,川剧的辉煌已不再,但川剧毕竟辉煌过不算短的时期,有“蜀戏冠天下”300年的历史,有共和国成立之初五六十年代的辉煌,试问现当代哪一首哪一部时尚流行的曲子、收视率高的电视剧敢与其争锋?!

“这倒也是啊。”童刈秋深表赞同。

那个深秋的下午,英英川剧团开演之前,突然去了一拨看川剧的高校学生。如今川剧演出清淡,看戏者多为老年观众,且人数寥寥早已是不争的现实。今天来了一拨看川戏的年轻人,还是高校学生,班主胡英别提有多高兴,她脸上堆满了笑,嘴上可着劲地“欢迎”,还说不用给钱。但学生们坚持要付钱,她也只好收了。

这拨学生进场时,我正在那儿采访。学生中有认得的,彼此招呼后,便入场看戏了。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儿?是好奇?是探询?还是……想要了解这个行将衰亡的剧种?我随之跟进剧场,在他们背后找个座位坐下。他们看得很认真,有几个女生不停地往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摄影家王斌的《川剧之困》组照将他们吸引来的。

“唱戏的老了,听戏的也老了,川剧开始走向衰老,年迈的川剧在如今这个争奇斗艳的流行文化里宛如一位人老珠黄的深宫怨妇,徒留一脸皱纹,满纸叹息。谁还记得‘蜀戏之冠’年轻的面庞?谁还记得川剧亮耳的嗓音?”有着娃娃脸的中文系大三女生朱栎颖,张口说出这么几句,“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王彤老师点评《川剧之困》的句子。我们都在追求文化,可身边的文化却被我们放在地窖里冻结了起来。如今,我们只有在自己的心不知道丢哪儿去了的时候,才会去寻找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那份宁静与滋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学生陈丽华说,川剧深深地烙印着四川人的印迹,凝聚着四川人诙谐、幽默的性格,是我国戏曲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四川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旁边的徐玲则说,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简陋的剧场竟然上演着如此精彩的川戏。更令我惊讶的是,当台上的演员唱得好时,台下的观众除了报以热烈掌声外,有的观众还会往台上扔钱,就像追捧流行音乐的明星。我问旁边的一位老大爷,你每天都来吗?他说这家剧院开了多少年,他就看了多少年。由此可见,走向衰落的川剧依然在温暖着爱它懂它的人的心。

在师院排练的莎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韩凤丹说,川剧的衰亡是民间艺术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折射着我们的现代传媒的多样性,而商业化节奏的运转,则将我们置身于实用且功利的现实境地,导致心态浮躁,眼光近视,进而短缺了审美的眼光,少了愉悦的心情去接触那些来自传承的艺术,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文化的悲哀。

“或许正是因为川剧的年迈,才让我们知道岁月沉淀下来的美才是真正的美。传统的文化艺术中蕴藏的快乐才是真正值得追寻的快乐。因此,我们更应该紧握住川剧的神韵,留住它历经时间洗涤的美。”学生张丽娟说,“或许,许多年后的某个下午,手中的一杯盖碗茶,就足以让我们久久回望川剧美丽的身影……”

当多数年轻人在追逐歌星、影星,以网络、流行为时尚,这些学习汉语言文学的青年却对行将衰亡的川剧投以关注的目光,且关注得如此有心得,这不得不让人感怀。或许,这与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资阳河派”的诞生地有关,与川人血液中始终流淌着的川剧因子有关?

哦哦!“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川剧哟。

责任编辑/何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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