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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的女儿

2014-12-13 19:59:5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712

烈士的女儿

郭万新

证书

这是一张不到一尺见方的《革命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在华表、国徽、国旗围绕的图框内,金黄色的“永垂不朽”四个大字构成醒目甚至炫目的压底背景。纪念证内容如下: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字第肆玖陆贰贰号

查李雨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章)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

时间一下子追溯到不算漫长却也不算短暂的六十余年前,加上毛泽东的手书体签名,足以见证其文物价值的珍贵。

比这张纪念证稍前颁发的,是另一张同样尺寸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图框以八一军徽、军旗及麦穗、军舰剪影组成,内容如下:

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烈字第04296

李雨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参加革命工作,在二团三营七连任付排长,不幸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日在执行剿匪任务中光荣牺牲,除由我军奠祭英灵外,特怀哀悼之情敬报贵家属,并望引荣节哀。持此证明书向朔县人民政府领取抚恤金及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其家属得享受烈属优待为荷。

此致

李士杰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北军区

第一野战军        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习仲勋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印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

这一证明书不像头一张那么完好。经过六十余年的存放,折痕透纸,有些字迹需要放大辨认,后面用几条细白的胶纸粘贴,无言传递着烈属的孜孜情怀,看了叫人唏嘘不已。也就是在背面,以填表的形式记录了烈士简单的相关资料:

部别:一师二团三营七连

职别:付排长

姓名:李雨

性别:

年龄:二十三

参加革命简历:一九四六年   二团三营七连战士  付班长  班长  付排长

是否中国共产党党员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一九四七年二月入党

曾建何种功绩:练兵记小功一次  行军记小功一次

安葬地点:青海省贵德县尖巴区

烈士遗物:草包、太平洋单子、条单子、被面、被里、枕头、背心、衬衣各一件;西北、华北纪念章、功臣章各一枚;五万元。

适合条例第七条规定之意见:不适合第七条可执行第三条

政府发给抚恤粮数: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发给抚恤粮壹仟捌佰斤

……

透过两张证书已经泛黄的纸面,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身为烈属而受到的诚挚礼敬。如今,烈士的所有遗物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其中留下一个陌生的名词叫太平洋单子,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家叫太平洋的织造厂生产的粗布床单;还有一个五万元的数字,那是第一套人民币的金额,币值一万元相当于今币的区区一元而已。再就是抚恤粮,因为当时的物价不稳,政府曾采取粮本位货币体系,以小米为基本核算单位,收支开销都论小米的斤数,所以1800斤之数无法准确折合人民币多少元,不过根据19791月财政部、民政部关于调整军人抚恤金标准的通知,部队连排职干部的牺牲抚恤是550元,两个数据大体可以参照。

就是在《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背面的最后一栏“政府发给抚恤粮数”,其内容:“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发给抚恤粮壹仟捌佰斤”是以不同的笔迹填写的,盖有朔县民政科方形印章,说明抚恤粮和《革命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比《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稍后3个多月交付给烈属。

庆幸的是,而今两张证书依然珍藏在退休教师李翠梅女士的手中。

李翠梅,烈士李雨的女儿,证书上由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致敬的先生李士杰的孙女。

李翠梅和她的爷爷、父亲血脉传承,都是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吉庄村人。不过,1989年朔州建市之前,朔城区一直叫朔县。时光流逝,如今在吉庄村已经很少有人对村里有过李雨这样一位烈士口口相传,几乎也没有谁再提起李翠梅有一位烈士的父亲。

烈属

把时间返回到1952年秋日的一天。

那时李雨的女儿李翠梅刚过5岁,已经开始记事。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因为父亲自从1946年初婚参军,加入著名的三五八旅,不久随队进入西北野战军序列,6年间一次都没有回家。父亲走的时候,母亲已有5个月的身孕,次年的正月廿八生下了女儿。她给女儿取了乳名叫“平女”,饱含了一位妻子对丈夫平安的祈愿。

在李翠梅心中,父亲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心灵极度渴望的寄托,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英武的形象。父亲在牺牲的前一年,曾经寄了一封家书回来,随信还有他的一张3吋的黑白照片,模样像爷爷,头戴绒棉帽,腰间系着皮带,身穿棉军装,胸前“解放军”三个字依稀可辨。李翠梅听得不知奶奶还是母亲讲,父亲信中说他在部队学了文化,自己会写信了,等打完了敌人就回家……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父亲的一封家书让全家人欣喜万分。随即李翠梅由奶奶和母亲带着,三人步走十几里到神头火车站,坐火车进城去拍了一张照片,急急忙忙给李雨按地址寄到了部队。李翠梅记得,那次进城是她平生头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喷出白雾的庞然大物感兴趣不得了。如今娘仨的那张照片犹在,烈士的母亲和妻子规规矩矩坐在镜头前,中间的小人李翠梅站着,戴着银锁,穿着新衣服和花布鞋,一双童真的眼睛充满对拍照的好奇。

是的,4岁的她怎么能知道仅仅一年后她的生活就将笼罩浓重的悲剧色彩呢?

就在那个秋日,傍晚时分,吉庄的李士杰收到儿子李雨的牺牲证明书。按乡俗说法,传送死讯的这类书信都叫“白头信”,所谓“青鸟已无白鸟来”、“噩耗传来梦亦惊”。幼小的李翠梅只记得当时满街满巷都是围聚的村民,大家纷纷地低声议论:“唉,可惜,可惜……”言外之意,都在为李雨感叹:全国早已解放了,怎么还会有牺牲?

然后,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并铭刻在李翠梅的心扉:母亲从地里回来了,臂弯挎着一个箩头,从向东而开的院门进来;低下的夕阳映射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木然,傻傻的呆呆的……当天,大伯带着母亲和李翠梅,到东庙沟烧纸祭奠,李翠梅看着母亲哭得撕心裂肺。那段日子正值秋风乍起的季节,每到晚上,稍稍懵懂地懂事的李翠梅总也睡不踏实,听着户外的风声呼啸或是其他什么响动,总感觉是父亲回来了。

可是,父亲还会回来么?

而且,母亲也不得不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毕竟,她才24岁不到。

这也就预示着,李士杰的家庭出现了风雨飘摇的前兆。

新中国成立前李士杰的家境殷实,共有100多亩土地,其中包括红围地的30亩良田,田间有井,可以手摇辘轳种菜。家里自有牛,又养着6匹大灰驴专门跑关南从事贩运生意。在内,则赖他老婆高大女的持家有方,精明勤俭。高大女的娘家在朔县水磨头村,她年纪比丈夫大4岁,据说刚嫁来时丈夫还是个小孩,每天要她抱着去睡觉。她的婆母双目失明,生活自顾不暇,所以她自从过门就当家主内,尤其安排收支滴水不漏,硬是和丈夫把光景过好了。夫妻二人一共育有4个子女,其中的老大是闺女,嫁给邻村司马泊村;另外3个都是儿子,按家族排行分别叫年友、三年友和四年友,一概没读过书,都在村里随父亲开创家业。

还把时间的节点放在四年友李雨参军的那一年,也即朔县土改的前夜。

其时李士杰的3个儿子均已成亲。其中四年友李雨媳妇也即李翠梅的母亲卢桂英,是平鲁卢家窑村卢满的女儿。李士杰那会儿在村里开着炭店,卢满则有煤窑,还养着两匹好驴。平素卢满下来卖炭,与李士杰互有业务,交情甚笃,于是才结成儿女亲家。卢桂英1946年与李雨成婚时刚满17岁,就周围比较,夫家的家庭条件说不上首屈一指也是出人头地的。

但不言而喻,“富裕”两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带有了原罪色彩。1947年晋绥边区“三整三查”运动开始后,李士杰按条件被划入富农名单。不过他识得时务,主动献出宅院、田产、牲畜等交由穷人平均分配,由于他没有什么以后教科书中所讲的地主诸如横行霸道、作威作福之类的劣迹,所以并没有遭到批斗。

土改完毕,李士杰全家跟吉庄所有村民基本一视同仁,平均每人分到4亩多田地,十几口人一共四五十亩。而且,村里特殊照顾军属,不仅给他们退还了房院,另又退还了一辆平板车和一头大黄牛,确实待遇不错。固然戴了富农帽子,毕竟军属的名分放在那里,因而做父母的、做妻子的、做兄嫂的,难免把更多的希望维系在李雨身上,共同呵护着李翠梅从襁褓中渐渐成长,仿佛转眼间就成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

然而,怎曾想李翠梅父女团聚的希望在她5岁的秋天戛然破碎,一封白头信宣告了李雨再也不可能回来的无情现实。本来已经解放了,谁能想到久经沙场的李雨,竟然牺牲在青海的一场剿匪战斗。刹那间,多少牵挂化作了虚无,军属被烈属取代。

李雨牺牲后,李翠梅的母亲卢桂英绝对考虑过从一而终。关于这个问题,她父亲卢满对女儿这样说:“你再嫁吧,不能守寡。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无法顶门立户,你守下去没什么结果。”就在李雨牺牲的第二年,也即1953年,24岁的卢桂英改嫁吉庄的二成才李明德。那时候打光棍超出30岁的,不用说光景穷得叮当响。更为巧合的是,二成才居然也有一段当兵经历,只是很遗憾,他参加的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本来称作国民革命军麾下的晋绥军,但抗战胜利后老百姓都叫顽固军。二成才的从军所得,一是两手空空,还错过了土改,没房没地;二是留下了一个永远的噩梦:一条手臂的上部被刺上铜钱大小的两个字:“剿共”。据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二成才想尽办法又烫又挖,硬是使刺青的两个字几无可辩,变成模糊的两团青蓝,但他一直提心吊胆紧紧地掖藏,即使最热的暑天都穿长袖上衣,生恐有人看见。

母亲改嫁了,从户口和监护人意义而言,李翠梅就等于失去了母亲。开始时6岁的李翠梅在爷爷和母亲的两边跑动,直到念书后她慢慢地思想复杂了,过母亲那边的次数才少了,直至极少再去。

母亲那边很穷,李翠梅目睹过母亲生下过一个女儿,却连接生婆都叫不起,只能让二成才扶着她的后腰自己生产,疼得哭得泪如雨下。眼看生出来了,孩子的头发黑丁丁的样子,却连脐带都没剪就无奈摁死了,因为实在养活不过。

相反李士杰家的日子要好得多,李翠梅印象中没受饥饿。一来毕竟是富农人家,传统的节俭有方,二来李士杰一直擅长种菜,挑到神头卖了手里能见几个活钱,还有就是可以定期拿到一点烈属抚恤。但是,在阶级斗争之弦开始在中国有了绷紧的迹象,身为富农者眼看着不容易继续独善其身了,即使是烈属。

好像转眼间,村里实行合作化,所有土地归于集体,县里号召“集资”,动员社员贡献出旧社会留存下来的银器、银圆、首饰、元宝,针对的目标仍是地主富农居多。李士杰拿不出什么,还被送到县里的学习班提升觉悟,受到拷打后双手十指皮开肉绽。

然后就到了大跃进冒进氛围浓郁的1958年。那时吉庄被树立为县里的典型,雄心万丈准备一步迈进共产主义。其一是决定成立产妇院,专门为全村妇女坐月子服务,接生和护理一律免费。愿望固然良好,但没有房舍不行呀,于是瞄准了富农李士杰的宅院。那时候集体占用一处富农的院落,绝不像如今的拆迁那么烦琐,顶多就是大队干部的一句话而已,更不闻补偿一说。当然共产主义不是流离失所,大队要求李士杰夫妻带着孙女李翠梅入住村里大丑葫芦家的一间小西房。

眼看乔迁在即,70岁的高大女对丈夫和孙女平静地说:“你们走吧,我不走。”

1958年秋季,李翠梅虚岁12岁,刚刚升上五年级,在邻村的神头小学走读。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农历八月28那天,早上家里吃了稠粥,奶奶还给她煮了一颗鸡蛋,吃完她就上学走了。但是刚刚上课不一会儿,冷不防继父二成才气喘吁吁跑到学校,从教室叫她出来,说:“平女,你奶奶病呢,你赶紧回家吧。”李翠梅只感到脑袋嗡的一声,好像意识到什么,立刻没命地往吉庄跑去,到了南垣街,只见又是满街满巷的村民,见她后发出一片窃窃议论:“苦命的娃娃,苦命的娃娃……”

事实很残酷——奶奶跳了院内的那口水井,已经被打捞上来,死了。一早起来,她等家人全部出去后,选择了自寻短见来表达对尘世的绝望。只见她湿漉漉躺在那里,进水的肚子那么大那么大,任凭孙女扑在她身上,怎么撕扯怎么呼唤都没了反应和声息。那时候李翠梅才明白什么叫天塌了。她一直把奶奶当作相依为命的温暖所在,十几岁了夜里还得捉着奶奶干瘪的乳房才能安然入睡,她说自己离不开奶奶。奶奶撒手,大树飘零,叫她怎么活呢?她号啕大哭抬头看天,看见原本湛蓝的天色,居然幻化成彻底的昏黄,确实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天也不蓝了。然后,她忽然发疯一样跳起来,也要踊身跃入那口夺命的水井,但是一旁的母亲死死拽住了她。

从那天起,她清楚地明白,自己提前并一下子长大了。在她最无助的时刻,好歹还有嫁出去的母亲。母亲无力使女儿脱离苦命,也没有监护资格了,却能给予女儿舐犊情深的安慰。她结合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苦难阅历,一遍一遍告诉女儿:“世上该谁难活哩?活下去,咬紧牙活吧。”母亲的话,麻醉着李翠梅心灵上遭受重创的伤口。她需要过早地直面失去奶奶的压抑,也需要过早地承受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在村民们的印象中,她几乎极少说话,走路从来都低着头,性格特征表现得无比自尊而又无比自卑。

从那往后爷爷一直给李翠梅做了5年饭,有时候她就看见躬身在锅台前的爷爷鼻子下的清涕吸溜吸溜的。李翠梅一天都不愿意在吉庄村多待下去,她满脑子懂得了逃避,但怎么样才能离开呢?

自立

只有念书,那时她已经上了初中了。

听得老师说,只要初中毕业考上师范,那就可以分配工作,有皇粮吃了。她憋着一口气,暗暗下了决心:不管别人考上考不上师范,我一定得考上!进入初三的一年,学校的条件不错,李翠梅念书更加用功,每天放学了,回家还要学到深夜。灯下,爷爷守在她一旁吸烟,爷俩的身影组成一幅很忧伤的画面。

1963年,她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初中毕业考完之后,神头有人路过村里给她捎回话了,说你考住了。在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李翠梅终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考师范也不能说容易,全班二十七八个女生,仅她一人达到录取分数。

不管师范之于李翠梅有多么至关重要,爷爷和母亲却对师范基本寡闻,顶多视作李翠梅将要换个学校继续读书而已。虽说念师范由国家供养白吃白住,但需要准备行李。很简单,也就一被一褥而已。家中只有一床薄被,还是用当年父亲遗物中的被面及被里缝制而成;褥子么,只有奶奶铺过的一小块羊皮和李翠梅从襁褓一直铺过来的小尿褥,实在见不得人,最终还是母亲量力而行给女儿拿了一条她家的棉褥。

开学的日子到来时,由大伯背着行李前去送她。在秋风送爽中,爷俩先是徒步走到神头,再坐上火车到了二十公里外的朔县城,下车徒步继续行走十几里地,趟过桑干河的上游河流恢河,就到了传说中的朔县师范所在地——朔县米昔马庄村。可以想象1963年的朔县师范,在一个神往它的女孩眼里,实在气派多了令她对未来充满憧憬。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有一个很小的钱包,里面另有透明的夹层,正好让她装进了父亲牺牲前寄回的照片。虽说她没有见过真切的父亲,但是把父亲的照片带在身边,就像父亲始终陪伴着她似的。

然而就是那个钱包,竟惹了一次无端的风波。有一天李翠梅就发现,她的钱包不翼而飞,死活找不到,分明失盗了。本来钱包丢了没啥,但装着绝版的照片,所以她十分着急,无奈汇报了班主任老师。老师虽然硬是帮李翠梅找回钱包,但那张烈士遗像不见了,据说偷包的同学为了销毁证据把照片随手扔进厕所,留给李翠梅一辈子挽不回的遗憾。

李翠梅进入师范的1963年下半年,恰逢社教运动如火如荼之时。

入学都要填写学生登记表,李翠梅对家庭成分的敏感不言而喻。虽说她必须承认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但曾经班主任一再解释:我爷爷是富农,但我母亲是贫农,而且我父亲是革命烈士。不料,社教运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需要“追根子”。很快,班里一共15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包括她在内,就被定性为“阶级敌人”,受到另一方“革命阵营”的坚决斗争。李翠梅想不通朝夕相处的同学如何就要你死我活,更想象不来失去的天堂是如何的金碧辉煌,所以一味地死不吭声,沉默以对,既也不做笔记,也不写检查,气得班主任老师七窍生烟,敲着桌面大吼:“你态度不端正!”她又被人家多戴了一顶帽子:“隐瞒成分”,性质比成分本身更恶劣了一个级别。不知在多少个被斗后的不眠之夜,她埋头痛哭,泪水将被子都弄湿了,但第二天起来照旧若无其事,绝不露半点异常,表现出来的是顽固也罢,抵触也罢,总是以这样的所为来维护自己的一点尊严。

三年后的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学校里转而轰轰烈烈斗校长、斗老师、破四旧,一干如李翠梅的“黑五类”学生,虽然张皇失措,却并非革命火力针对的目标,幸运的是能够暂时躲在运动漩涡的边缘。

1967年,恍惚四年的学业结束李翠梅被分配到雁北地区马口煤矿子弟小学,同去的一届同学还有她的初中同学张富。这一去处还可以,最主要是每月工资除增加两元的地区补差,另有8元的煤矿附加补贴,所以多数同学刚工作时工资是29.5元,李翠梅的月薪就有39.5元,一年后定级再加5元,就是44.5元。

而烈士的父亲李士杰,从理论上也就完成了对孙女的赡养使命,其时他已经75岁,风烛残年了。这位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乡村精英,毕竟对家庭与幸福的关联有所不惑。当孙女拿着工作派遣证即将离开他时,他唯一叮咛了一句话:

“你自己擦亮眼睛,好好找个对象吧。”

196710月,正赶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因为“文革”而陷于停顿状态的学校陆续恢复正常。所以李翠梅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学期,批斗之类的喧嚣声已经听得少了,她开始扮演按时作息、登台授课的寻常小学教师角色。

马口煤矿距离朔县百十公里,地处雁北左云县境内的店湾镇的一座鸡爪山南侧下的马口沟内,是雁北地区的重点煤矿之一。其子弟小学就在矿区一个名叫麻皮泊的山梁下,规模与普通的乡村小学类似,一共六七个老师。又在山区,远离县城,马口的地方也不算大,社会人文环境与外面的世界相对隔阂闭塞,再者教师的职业注定脱不了孔孟之道的侵染,难免更封建一点,林林总总的因素使得李翠梅即使擦亮眼睛,物色终身伴侣的选择余地相对狭窄一些。

不排除办公室恋情的土壤。与她同来的男同学张富,倒也有可能成为李翠梅的一盘菜。首先两人初中三年同学、中师三年同届,不能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却不为过。最重要的是,不论李翠梅感觉到还是感觉不到,无疑张富对她情有所钟。眼下两人歪打正着又分在同一所学校,该发生的情节总要发生。李翠梅记得是某一天,平日在她面前不拘言行的张富忽然变得紧张忐忑,尝试再三终于悄悄塞给她一个纸条,然后就远远地逃到麻皮泊的山梁上去。李翠梅诧异间展开纸条一看,原来是她平生第一次收到了情书。那封情书实际上太寒碜了,也没有指名道姓,只有没头没脑的几句家乡的土话。内容如下:“我家里人催得很急,你究竟能不能,给我个回话。”就这也不知张同学怎样推敲才写出来,不过也算好歹把意思说清楚了。

也不能李翠梅没有考虑过老同学张富,只是她看完情书保持了理智。毋庸置疑,理智是爱情的大敌。在她心中,张富始终很关照她,和她不乏在同一方水土长大的特殊亲近。但仔细考虑,李翠梅认为张富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看着好像圆滑或八面玲珑,不是她欣赏的性格,觉得和自己的太过耿倔大相径庭。一个理由:性格不合。不久后校长安排张富和李翠梅一起到大同出差,李翠梅拣个机会委婉拒绝了老同学的一片期待。她说:“我们不当紧,忙啥考虑个人事情?趁着年轻,有些成绩再说。”张富听了十分沮丧,心意萧索之下很快就经亲戚介绍调往怀仁县劳动局上班,临走前匆匆成亲,妻子来自乡村,是一位矿工的小姨子。对此李翠梅不无感慨地说:婚姻大事,神使鬼差,都是命运使然。

其后她安心任教,积极上进,暂时再没有缘分谈婚论嫁,不知不觉两年多时间一晃而过。就在1969年,爷爷李士杰走完了人生的全部里程,在吉庄村老宅里溘然长逝。

自从李翠梅上班后拿到第一次工资起,她就开始按月给爷爷邮寄10元钱,反哺老人以免因手头拮据而晚景凄凉。因为爷爷的腿脚已不灵便,她都是把钱寄交母亲收取,每次20元,事先交代由母亲留用一半,另一半转交爷爷。假期回去,她还要不放心地悄悄问爷爷拿到拿不到。爷爷说:悉数都送来了。并且他到村里逢人就夸:“我的孙女平娃,指靠上了……”只可惜他临终都没能等到孙女择得佳偶身披嫁衣的那一天。

送别爷爷那年,李翠梅虚岁已经23岁了。

四、婚姻

就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嫁到邻村司马泊王家的姑姑意识到侄女李翠梅婚姻的紧迫性。她有意为侄女也挑选一位王家的儿郎。李翠梅曾听姑姑这样说:“王家的男人爱女人。”怎么个爱法?姑姑现身说法举例描述说:“早年在太原时,晚间我在家里点了油灯做针线,你姑父坐在院内拉胡琴……”李翠梅被姑姑说得心驰神往。雷厉风行地,很快姑姑就找来一张王家后生们的合影照片,指着其中的一位说:他叫王兴舟,很优秀是大学生,你觉得如何?李翠梅端详半天,却把目光流连地锁定了王兴舟旁边的一位。那位小伙子实在帅气,脸庞棱角分明,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令她怦然心动。姑姑瞧出端倪,介绍说:“他叫王兴龙,是我们老五家的孩子,年龄吧,你比人家大1岁多,而且他上的是中专。还有,我们家虽是地主成分,但人家是贫农。”

推算王兴龙的出生时间为1948年的年底,具体比李翠梅小20个月,也是神头中学低于李翠梅一届的初中毕业,考上了大同的616工校。当年在雁北地区,一说616厂,因为属于国家大型军工涉密企业,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其工校好像就是定向为616厂培养机械类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曾经面向全国招生。王兴龙的入学时间也赶在“文革“混乱的前一年,到1969年时已经就地分配了,在616210总装车间担任坦克发动机试验员,也没有对象。

既然王兴龙工作不错,家庭成分也好,李翠梅倒不在乎大学生还是中专生,但她在乎了一见钟情的眼缘,事实也表明她的确比较主动。姑姑一想,女大一岁好活一辈,婚姻讲究缘分和般配,年龄就算其次,那就将王兴舟改为王兴龙吧。于是她等到了1970年的暑假期间,让李翠梅过来,安排相亲。李翠梅发现王兴龙的家庭同样贫寒,与当时的所有农家差不多,不过刚建起5间新窑,给人的感觉眼前一亮。当时正好王兴龙出去了,王母忙着热情接待,看得出来举止动作非常麻利。

坐下等了一会儿,王兴龙回来了。李翠梅偷窥之下,果然好生模样,眼光虽有些不公道,但一看就是灵气逼人,他的个子也高大颀长,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穿着非常干净得体。这就是李翠梅的第一印象。继续打量,她感觉王兴龙唯一不足就是有点太瘦,而且比她明显要小。总之,和照片相比,一点都没令李翠梅失望,她心扉的那盏绿灯顿时为之亮了。

短暂的一面见完了,姑姑问李翠梅行不行,李翠梅不好意思说出“同意”二字,表示需跟母亲商量。回到吉庄后,姑姑紧跟着送过话来,说是王兴龙也看对了。李翠梅甚至有些不太自信,不敢肯定自己哪一点吸引住王兴龙,后来她曾经听得司马泊村有人议论,传言说王家父母主要看重她有工作。想来这也很正常的,当时的双职工家庭凤毛麟角,女方有工作肯定加分不少。仍在那个假期里,王兴龙主动来过吉庄村一次,让未来的岳母岳丈品头论足。卢桂英早就被女儿的终身大事焦迫得为伊消瘦了十几斤,终于看见女儿心仪的对象,也感觉出类拔萃。不过满意之余她还冷静,当面提醒王兴龙:“平女可比你大一岁,女人生了孩子老得快,你得考虑周详。”王兴龙没有回答,只是含糊笑了一笑。就是那面笑容,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让李翠梅一辈子爱恨交织:“那人,永远是个不成熟的娃娃。”

送走王兴龙,母亲及继父回头为李翠梅拿主意,确定是否值得交往。继父总是比较见多识广,说:“这后生确实是瘦。天庭不饱满,地阁不方圆,似乎没有福相。”但母亲意见相左,说:“瘦点好,瘦点利利索索。要那么胖干啥?咱们村的大长命老人倒是挺胖,村里人都叫压油墩的。”一句话轻松了气氛,也统一了意见,最关键在于李翠梅,事实上她已经不可救药地决定将一生的幸福赌给王兴龙了。

不过她真正进入恋爱状态,是在暑假完毕回到马口煤矿之后。

在麻皮泊的马口煤矿子弟小学,李翠梅独自住着一间宿舍,距离机关食堂较远,她都是买回供应粮自己做饭。宿舍很小,是早年建起的坑口小屋,也就一桌一凳一副小炕而已,但李翠梅一年两三次将四壁粉刷得雪白,收拾得的非常整洁,总能显出纤尘不染的闺房情调。自从那年秋天开学,每到周六的傍晚,王兴龙就来了,而且整整一个学期,从不间断风雨无阻。路程也不近,需要换乘两路公共汽车,再走四五里翻过一道山梁,足得一个小时以上。每次过来,他总是那么风度翩翩,即使偶然走过煤屑,竟也能保证进屋时鞋子裤脚不沾污尘,简直神奇而脱俗,李翠梅由衷认为他是俘虏女孩们的白马典型。

来了,王兴龙也不多说话,“讷于言而敏于行”,往往进门后一脱外套,对李翠梅就说一句:“你吃啥呀?我给你做饭。”李翠梅从小没有父爱,不知道“父爱如山”的含义,母亲和奶奶虽然给过她母爱,却也是残缺不全和畸形的,所以王兴龙简单的一句“给你做饭”,反而胜过无数的夸夸其谈或甜言蜜语,令她听了感到很踏实,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在发酵,好像已经得到了想象中的父爱。做饭么,就她每月供应的8斤白面是细粮,副食蔬菜几乎没有,却并不妨碍王兴龙发挥手艺,面片、烙饼什么的添油加醋花样变化,李翠梅吃着特别可口。

的确王兴龙聪明过人,不仅掌厨手艺学得一流,其实生活和工作中的任何技术门类对他都不在话下,看看就通,包括复杂的坦克维修技术照样举重若轻。记得有一次,也不知是否有意,李翠梅把学校的一把二胡放在宿舍,王兴龙看见了,居然咿咿呀呀拉动琴弦,无论《洪湖水浪打浪》还是《二泉映月》,无不行云流水,一点不亚于专业水平。李翠梅听得那个专注,心想这不就是那张被姑姑一生萦怀的浪漫?她在中师虽也专业学过音乐,却基本仅算入门,弹弹风琴还行,二胡拉奏那就更加小儿科,自愧哪能和王兴龙相比?

另外李翠梅见识过,王兴龙的下棋、书法同样颇有造诣。他还喜欢运动,是排球、篮球、足球场上的高手。不可否认,他是个公认的少见的才子。他的到来,让李翠梅小小的宿舍弥漫着理想主义的爱情气息。晚上到了该熄灯的时间,她就抱一套被褥,将王兴龙送去隔壁男老师宿舍寄宿,周一大早又把他送到山梁那边的公交车站,再安心等候下一个周末。

后来琢磨,李翠梅也意识到了两人交往过程中致命的残缺之处,就是彼此都也不善言辞,不仅没有一般情侣那样动情的搂搂抱抱和卿卿我我,实在缺少应有的语言交流和沟通,也就缺少了互相心心相印的深入了解。因此她至今都在一再的胡思乱想:王兴龙当时跑得那么殷勤,到底是自己这儿让他找到心灵的避风港湾呢,还是他对父母的有关指点而言听计从呢?这些统统没有答案。但李翠梅承认,那个学期值得她一生怀恋。特别是因为工作性质,王兴龙身上始终带着一股淡淡的柴油气味,是她最喜欢闻到的,甚至有些迷醉不拔。

她觉得应该就是传说中制造两情相悦的其味相投吧?

其间李翠梅提及操办婚姻事宜,王兴龙忽然冒出一句:“你有啥条件?”李翠梅本来没考虑条件一说,既然王兴龙问及,她沉吟一回,用商量的口吻说:“我自己无所谓。只是我母亲那边日子贫困,也是咱们婚后唯一能往来的亲眷,要不送她300元?300元不行就200元,实在不行100元也算。你看吧……”实际这也真算一个条件。当时年轻人结婚,彩礼仍属于传统礼仪人之常情,朔县神头一带相对富裕,行情是700元。

但是,李翠梅毕竟对王兴龙的了解行于浅表。熟悉王兴龙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就像武侠小说中著名的黄药师一样,恃才傲物,极其漠视传统礼教,他跟朋友常说一句:“墨守传统的人没本事。”对于彩礼,他极有可能视为买卖婚姻的封建残余,当然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在内,他家刚刚建起5间窑,借了一笔外债。

反正不知王兴龙当时是怎样想的,他听得李翠梅谈及彩礼,默不吭声良久,忽然起身出门,头也不回扬长而去。这一惊人之举立刻让李翠梅傻眼了。那不等于宣告两人的事就此一刀两断么?究竟是100元嫌多,还是一分钱都不出,起码说句话,怎么不哼不哈抬脚就走人?想想他跑了数月,每月四周每周一趟,正好吃完李翠梅按月供应的8斤白面,李翠梅再怎么都得问个说法,得清楚是怎么回事。

怀着一腔憋屈,李翠梅第二天动身到大同去找王兴龙。但她没去过616厂,只好先去继父门下的一位姑姑家落脚,进门就哭得稀里哗啦。姑姑简略问问,对李翠梅说:“平女啊,你看对人家了,你和人家有感情了。”李翠梅不得不承认姑姑的火眼金睛,一语中的。姑姑还安慰她说:“你别哭,我叫你表兄找他论理。”她抽抽搭搭说:“您告诉我方向,我自己去找。”然后按着姑姑指点,乘了公交来到616厂,问到王兴龙的宿舍,王兴龙却正好不在,屋里只有他的师傅一人,姓王,快人快语说:“哦,你就是王兴龙对象吧?你们的事王兴龙跟我说了,都是这小子的过错。我马上叫他给家里写信赶紧把喜事办了。这事我包了。”看看王师傅蛮有把握,李翠梅稍稍心安,也不等和王兴龙相见,独自回了马口煤矿。

大约过了三五天的样子,继父二成才和王兴龙的父亲结伴跑来马口。只见两位家长行色匆匆,穿着皮袄,浑身裹满风霜,肯定获知了消息,所以急着赶来,只为告诉李翠梅一句:“家里该怎么做,你俩别操心。你们只管安心地结婚吧。”李翠梅很感动,招呼二老吃了一顿饭,再将他们送走。果然没几天,王兴龙又来了,前番的绝情表现他也不提,没事一样,等于莫名的闹了一场别扭后两人和好如初,开始忙着筹办婚事。腊月廿六七,李翠梅和王兴龙一起,拿着各自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到马口煤矿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工作人员例行公事问李翠梅:“你愿意么?”李翠梅说愿意;再问王兴龙,王兴龙也是不加犹豫说:“愿意。”就这样,两个人的命运再也分不开来。那一刻,李翠梅百感交集,甜蜜地意识到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她毫不怀疑,在以后的岁月里,身边这个潇洒的男人会给她朝夕相处的爱情,还有更多的父爱。

然而出乎她所料,领证出来时王兴龙竟然没头没脑问了她这样一句:“假如我打了你,你离婚不?”李翠梅一愣,说:“看你这人!我好好的过日子,你打我干啥?”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琢磨丈夫的这句话。或许是王兴龙最知道他自己的脾气?或许是对妻子的性格有所忌惮?或许是他对婚姻的信心不足?很难说的。

、博弈

说是成家了,实际上所谓的家还是马口的那间坑口房。1971年春季开学,李翠梅就返回岗位上班,王兴龙每天跑家,从大同到马口的路上,留下他常年如一日的行迹。凌晨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夫妻二人忙着做饭,并准备了一盒饭菜由王兴龙带走,搁在机器上焐热了中午用餐,晚上下班再赶回来,时间都到夜幕降临。天长日久,李翠梅已经听熟了丈夫的脚步声,每当门前有人经过,她马上就能辨别是不是丈夫,“候人兮猗”的温馨成为生活的主旋律。

就在1972年的阴历三月19,头一位王氏千金诞生了,洋娃娃一样粉雕玉琢的,是个天生的小美女,更加给父母带来说不尽的开心。为了不影响上课,李翠梅从矿上雇了一位老婆婆帮着照料孩子,每月支付6元钱。日子虽也清贫,但两人工资加起来近一百元,生活不至于形成压力。不论616厂还是马口,都属于相对单纯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远离社会大染缸,没有为王兴龙个性的放旷不羁提供适宜的土壤,他的日子似乎很滋润的。

但是生活么,唯一不变的就是多变。

1974年,李翠梅接着生下王氏二千金之际,王兴龙离开大同616厂,调回故乡家门口的山西神头发电厂。

促使王兴龙下决心调动工作的原因,是他母亲突然遭遇了一场车祸,折断了腕骨。因为就医的条件不行,没能彻底复原,留下瘸手的残疾。王兴龙感觉父母年龄渐长,应该回去方便照顾。正好举国著名的神头发电厂已于1972年在司马泊村正式上马建设,是山西罕见的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对王兴龙来说,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本来当时的616厂全面冻结人事,调出很不容易。王兴龙毕竟是王兴龙,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困难”二字,即使朋友托他办事,不论能行不能行他随口就说:“没问题!”虽然有办成的时候也有办不成的时候,但给人印象是王兴龙有本事。具体为自己办事,他确实有其高招,也不按常规出牌,据说私下提笔给某位司令员写了一封信,题头还是“司令员阁下”,离奇的是司令员不仅收到了,而且还被信中内容所打动,居然打来电话询问616厂可有王兴龙其人,厂里哪敢问什么关系,赶紧破例放人。神头发电厂那边,总与司马泊村近水楼台,而且王兴龙有一个本家姐夫担任车队的队长,至于如何疏通来着、费没费什么周折,李翠梅不知详情,反正是丈夫顺利调回神头发电厂,在车队负责维修,很快他就驾驶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那个年代路上看不见几辆汽车,王兴龙的风光不言而喻。

就是那年,王兴龙很快为妻子办了手续,调回刚刚落成才一年的神头发电厂子弟学校。具体路数,据说是他结交了电厂的一位朋友老白,通过老白又认识了雁北地区一个说话管用的官员,说办就办了。仍是那句话,王兴龙就是王兴龙,有本事就是有本事。只是李翠梅在离开麻皮泊的时候,隐隐有一种莫名的忧悒……

调回的那年,李翠梅再度怀孕。那时候国家虽已倡导计划生育,但上升到基本国策要到3年之后,所以三胎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王兴龙的父母同所有中国农民一样,坚定认为女孩再聪明都属外人,只有孙子才能栽根立后传宗接代,所谓“真孙子,命根子”根深蒂固。李翠梅前边生的都是丫头片子,公婆难免着急万分,谁知不遂人愿。1976年阴历九月,王氏的三千金闪亮出生,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不能说失望,不约而同地一声叹气还是事实。

在这一点上,王兴龙自诩鄙薄传统却又不能免俗,无法早生贵子,大概也是他走向人生消极的其中一处不容忽视的短板。

就在李翠梅生下三女儿才12天头上,阴历10月初八,继父二成才不幸病逝于肝硬化腹水,年仅56岁。因为害怕惊吓了坐月子的李翠梅,家人对她隐瞒了消息,直到满月那天,王兴龙才告诉了她。虽然她身体还很虚弱,又从来没学会骑自行车,但还是一刻不等,不顾一切地冒着寒风凛冽,徒步跑回吉庄看望母亲。母亲在二次丧夫之痛的打击下神思恍惚,唯一能做的就是团团转,循环往复地拿块抹布擦家。当她见到女儿的一刹那,情绪顿时失控,“哇”的一声就哭了,声泪俱下说:“平女啊,以后妈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怎么活呀……”李翠梅一样的泣不成声,说:“妈,您别哭了,该怎么活就怎么活,有我呢。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有您的一口吃的。”

然后,李翠梅听母亲伤心地叙述起继父死前的情形,说来真是叫人可怜。继父毕生身体欠佳,最终身患“臌症”,那个年代没药可治,临死瘦得不成人样。大概他自己感觉来日无多,总想考虑后事减少妻儿的负担,正好院门外种起一棵杨树,看看勉强能够做一具棺材,于是强撑病体把杨树砍倒了,以为自家的树砍了没啥毛病。谁知大队干部发觉,虽未予以追究问责,但是在大喇叭里吆喝了一通,以儆效尤:“有人砍树了!……”二成才听见,吓得好像惊弓之鸟,缩在炕角瑟瑟发抖。一生夹着尾巴做人,晚节百密一疏,一斧子下去,成为他最后的不能承受之重,加速走向生命的崩溃。

生完三女儿后,李翠梅产假到期,赶紧就上班了,为了多挣几元钱,不惜兼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完成两份教学任务。看看上边两个姑娘,老大拉着老二到处玩,再添了老三,李翠梅只能暂时送到吉庄请母亲照管。那年冬天,她每天都要往返在电厂和吉庄之间,跑得心身疲惫瘦弱不堪,体重下降到不足80斤,更不能顾及形象。上身裹一件丈夫穿过的旧棉大衣,头上戴的是男式棉帽,风吹土熏地简直有碍观瞻。那时她还没有学会骑自行车,想让王兴龙骑车接送一下,王兴龙犯愁推诿:“你不会骑不知道,那骑车子带人费劲呢!”然后还不认识似的打量她,表示大惑不解:“你怎么成了这副倒霉模样?”

可见,对于小家庭的扩容及相应带来的繁忙琐碎,王兴龙缺乏必要的应对心理,也不善于为妻女着想,一味嫌烦,从“你吃什么我给你做”,变得对家里懒得关顾。外人看来,他完全保持军工出身的优良习惯,所驾驶的车辆擦得铮亮,有时拉完煤了,线手套及布鞋的白边依旧洁白如故。而且他的业余生活丰富,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或棋摊子什么不误,只是在他的字典里难以查到何为家庭和责任。

玩玩球类棋类也罢,李翠梅也愿意丈夫开心,家里吃饭,习惯总给丈夫加一颗鸡蛋。二女儿费解,就问过母亲:“怎么老给爸爸鸡蛋,不给我们?”李翠梅说:“爸爸身体单呀。你们长大些再吃。”按理大家平均都吃鸡蛋,双职工的家庭好歹不会遥不可及,但是李翠梅又增添了更需要的花销。就在那两年,另一个不太乐观的现实临头了。一次,李翠梅忽然发现大女儿不经意闻到芫荽而呕吐,过敏反应强烈,再后来竟然发展成过敏性紫癜。那是小孩易发的顽症,紧治慢治,仍是损及肾脏,据说到读高中时,上课她只能站着,直到婚前才艰难地痊愈。

带着大女儿频繁出入医院的时候,李翠梅更被丈夫出现的反常牵动了敏感的神经。

先说司马泊村。这个传统的农耕村庄,一旦裹挟在大企业之中,即刻处于城镇的边缘化,带来诸多致富机会的同时,各种新鲜的思潮、超前的观念以及和五色斑斓的大工业生活气息冲击而来,一时人们应接不暇,无所适从,所谓“黄赌毒”之类在所难免,老年人无法接受,直叹村风日下。王兴龙回来,本就村里熟人很多,厂里也交往广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他素来不屑正当上进所必需的循规蹈矩和必学的阿谀奉承,“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朋友众多慢慢分出亲疏,李翠梅评价是“狐朋狗友走到一起”。出于消遣,王兴龙不知怎么就玩开了麻将,圈儿里有男的必然也有女的,当然要见见输赢,彩头一大性质变为赌博。

涉足麻将及其他手法的赌博,可能是王兴龙走入旁门左道的第一步。他极有可能把赌博看作一门寻常的学问或技术,感兴趣起来以为完全不愁掌握并精通。然而赌博这个玩意,臭名昭著,既能让无数英雄入其彀中,又能所有入彀之人血本无回,所谓“赌场有鬼”,凭借凡夫俗子的智力绝无称雄的概率,更可怕是迷人本性欲罢不能。王兴龙也不例外,渐渐就从小赌怡情恶化为大赌伤身,而且他真的缺乏自控能力,只能越输越不服输,越不服输越赌,终归无法翻盘,据说举债的数目达到过十几万元,仍旧满不在乎。那时候的万元户都属天方夜谭,十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可想而知,几乎耸人听闻,无法想象王兴龙从哪里借得出来,要不就是被夸大的妖魔化了。但神头一带的赌风之盛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今屡禁不止。

开始李翠梅对丈夫参赌的风言风语并不相信,但渐渐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丈夫深夜迟归或夜不归宿的现象多了,时间没有准确节点可寻,抑或是调回来的第二年伊始吧。那几年三个女儿稍大一点,无不精灵古怪,送进幼儿园时中午从来不睡觉,只好捣蛋,也就不能送了,李翠梅只能自己更为女儿们多费辛苦。每天晚上,她打发孩子们睡下,再去忙着细致地收拾家,洗洗刷刷,做做针线,一般在10点之后休息,可是丈夫一有不在跟前,她就无法入眠。原因是她从小没有体验过家庭的幸福,当她一手缔造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对幸福的珍惜过犹不及,有点“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的程度,甚至觉得只要和丈夫、孩子在一起,哪怕地震楼塌,一家人死在一起都是幸福。

再就是与性格有关。与丈夫相比,李翠梅极其传统,也极其注重生活的规律规矩。她一生不忘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因此过日子都有明确的方向和有条理的筹划,所以得知丈夫不能洁身自好,不用说她万万不能容忍,二人世界大战就此触发。李翠梅与王兴龙这对性格迥异的冤家,感情基础畸形,素来没有推心置腹的交流,虽然有助于维持生活的平静,但一旦平静在某一个时刻被打破,诱因肯定就是原则性的矛盾,就像火山封闭越久,爆发时越发惊天动地。而且双方各自棱角分明,谁也没有妥协之说,疙瘩往往越绾越死,那么势必造成不可愈合的硬伤。

——直到30余年后,李翠梅自己还在反思说:“我这人毛病太多了,易走极端。”想她从童年少年,记忆里都是受尽压制,养成自立不屈的性格,生活中唯恐落于人后,结果对丈夫的要求依旧停留在理想化层面,又不善于容其毛病,以至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有些太挑剔了。她自己承认,“可能吹毛求疵”。她曾经提笔填词,其中有这样两句:“至深情怀似宇广,几人能担当?”字里行间爱恨犹余,有自责,有谅解,有总结。

具体对丈夫采取过什么措施和手段,李翠梅自己一言难尽,反正她生来不懂柔情蜜意那一套,相反在单位和熟人圈闯出过“烈女”之名,这就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不妨拿王兴龙和朋友说过两句话来简单烘托一下——第一句话是:“我家里全凭妻子打里照外,她绝对是个天底下再没有的好女人,可不知为什么我一回家两人就不得安生……”第二句话是:“人八辈子娶不过老婆,也别找女教师。”一句话,领教了。王兴龙也许真的想不通矛盾的根源所在,也许知道根源却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过他在妻子的各种规矩和管束面前,不胜其烦和排斥逆反情绪溢于言表,注定李翠梅所取得的效果不怎么样,基本可以用徒劳来概括。

据说王兴龙的脾气天生不小,在与妻子漫长的冤家对峙中,结果只能应验他领取结婚证那天的话:“假如我打了你……”

没有假如。真的打了。

关于丈夫第一次动手,李翠梅记得,有那么一个夜晚,王兴龙在家里放着几百元钱,他连着两次回来,窸窸窣窣取光了。她忍无可忍,干脆起来从里插死门锁,当午夜之后丈夫终于回来想休息时,钥匙插入锁孔毫无反应。亏他身手不凡,居然从外卸掉门头的顶框玻璃,从那个狭小的通道攀越起来,开门再装上玻璃,然后悄然睡到另一间居室。次日一早,李翠梅起来,很规律地如常收拾床铺,看见丈夫越想越气,冷不防抽去丈夫的被子,骂得也就不可能相待如宾了:“就像一具僵尸似的,臭烘烘的不起?”王兴龙惊怒交加,猛地跳起身来朝妻子挥手就打。

那一次好像打得不重,却是一个恶劣的开端。因为夫妻间有了第一次动手,就会有第二次,就会有往后的不可收拾。有时王兴龙打完了还找歪理:“你比我年龄大两岁,谎我说大一岁,哼哼,我凭什么让着你?”气得李翠梅出言也没了分寸:“我比你大一百岁,我是你奶奶!”彼此失却了尊重,是矛盾明朗化的苗头。凭良心不能说王兴龙本质就恶,也不是冥顽不化、一门心思就准备踢散家庭。因为他曾经对着妻子以头撞墙,说:“我怎么就改不掉?”完了却依旧故我,直至再无悔意。其中固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但进一步放任失控也不排除一次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始作俑者还是他自己,真正的“为才所误”。

具体时间李翠梅不肯定,大致在1977年,神头发电厂二期扩建,成立了扩建指挥部。在与其关系亲近的领导关照下,王兴龙也被抽调过去开车。期间好像是指挥部高层内部不团结,形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为朔县本土的“地方派”,一派为大同调过来的“大同派”。当时还时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派各自以大字报的形式相互攻讦。本来王兴龙的角色不可能卷入风波,但是总在地方派阵营,文采、书法都受赏识,一次地方派就动员王兴龙写一张大字报。王兴龙的回答也许又是那句“没问题”,也许属于“箭在弦上不得发”,反正构思一番写了一张,张贴出去。

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见了水平,极具攻击力。李翠梅也过去围观,觉得果然伤人,虽然上面并不署名,但她一看就是王兴龙的手笔,当场很不自在,这也就是她一直不能容忍丈夫有歪才没思想的原因。当然,别人同样猜测得出作者是谁。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两个人,一位是三国时的陈琳,一位是唐初骆宾王,都因檄文骂得声文并茂而名动天下,不同之处是陈琳得到曹阿瞒的赏识,骆宾王却被武则天追杀不知所终。王兴龙么,没有骆老前辈下场那么惨,也不像陈老前辈那么幸运,他疑似被秋后算账,以后大同派在神头发电厂占了主宰地位,对王兴龙弃之不用,所以1981年左右二期工程尾声后扩建指挥部解散,发电厂竟没给他安置新岗位,将他闲搁起来。一共大半年没事可做,王兴龙却全然不当回事,可能还乐得清闲,越发有了充分的时间在实战中钻研赌圣秘籍,有些走火入魔。

因为王兴龙的夜不归宿,李翠梅曾经跑出去四处打听寻找,有一次在神头泉边发现了丈夫,当即拿着一块石头穷追不舍,王兴龙兜着圈子逃跑,跑着跑着李翠梅的石头扔出去了,也没有瞄准,可是惹得王兴龙发起反击,回头就像扔麻袋一样将妻子一下子拦腰抱起摔倒在地,接着上来又踢又打,李翠梅的眼镜都被打得粉碎,眼睛周围的乌青久久不散。在无休止的打斗中李翠梅全无反抗之力,唯独留下每次都要气瘫的毛病。

那两年她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模样也足够吓人,黑干黑干的,准确形容就是形销骨立。无疑夫妻已经彻底撕破脸皮,打斗不断升级,两人好像结下了所谓的“隔夜之仇”。在司马泊与吉庄间的桑干河南岸有一处深水潭,名叫三泉湾,每到夏天游泳淹死的不少。李翠梅就曾经数次徘徊在三泉湾边,想想自己的幸福指数被无情的命运归乎于零,脑海里就回忆起奶奶当年自我了断的情景,打算就此跳入水潭一了百了。她不止一次地感叹自己的身世,徒有一个烈士的父亲,却没人在最懦弱的时候保护她,呵护她。她仰天叩问:“我的父亲在哪里呢?”或许真是父亲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让她打消了撒手人寰的念头。另外,3个可爱无辜的女儿怎能忍心丢下?最终她与死神擦肩而过。

然后她的头脑非常清醒,意识到继续这样维持现状,自己终有一天非死在王兴龙手里不可。那么离婚就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1983年,李翠梅果真与丈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其形式是王兴龙离婚不离家。李翠梅的离婚,是她的一次人生赌博,孤注一掷却不得不赌。她走了一着险棋,也称得上一招臭棋,一柄双刃剑。离婚倒是使她不再挨打,管束王兴龙却相对不能理直气壮。她万万想不到,王兴龙也就此拿到了通向自由的护照。而他毕生观念开放,性喜自由,正是人到中年极具风采的时候,虽然没有条件再去谈婚论嫁,但身边少不了花花草草吧?家也就撒手懒得再负责任。李翠梅则一边自我调理心身创伤,一边独力拉扯女儿,生活倒是相对安稳了。

1986年,王兴龙寻找有效渠道,调过比邻朔州市区的平朔露天煤矿。平朔露天煤矿是中国最初的大型中美合资企业,被誉为邓小平的改革试验田,1984年才刚刚开始运作,想进去很不容易,不免再次让王兴龙有本事名副其实了一回。几年后,随着年龄增长,王兴龙好像累了也倦了,人过不惑之年,对家庭对子女对妻子总会重新审视,发现其情感的归宿何在,有时候就和李翠梅搭讪,说:“我刚开了工资,给你好了,咱俩打伙计吧。”打伙计是土话,做情人的意思,实际他想重归于好,不会绕弯儿表达。

而李翠梅也觉得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又感觉孩子们渐渐懂事了,家庭的分裂状况对她们的刺激所致的负面效应日渐彰显,再不亡羊补牢们将给她们的心灵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伤害。中间李翠梅曾通过朋友向公婆一方传递过复婚的意向,但绝不会无原则的随便苟且,她这样嗤之以鼻回答王兴龙说:“打伙计那算什么?我们是离过婚的,你想修好也行,但要重新娶我。”王兴龙又像当年那样说:“你有啥条件?”李翠梅说:“从头打扮打扮我。”什么意思?礼数不可或缺呀,半推半就同意了。破镜重圆似乎一片曙光,甚至李翠梅都请了两位朋友,想与王兴龙一块商量有关事宜,但是左等右等,王兴龙最后一刻爽约。他已经负债累累力不从心,金盆洗手势同登天。

不过,王兴龙毕竟是王兴龙。曾经被公认过有本事,却因赌圣之路没有走通致使声名狼藉亲朋侧目,他依旧心比天高,恃才不服,企望堂堂正正回头当个好丈夫好父亲,也为了挽回声誉,证明“到底王兴龙有本事”,他竟而不惜铤而走险,投身于最后的一场豪赌。好像是不知从哪里获取了信息,他和几个朋友决定操作什么民国时期的股票或钱币,以求一夜暴富,彻底摆脱困境。大约1992年,二女儿找父亲要钱解决紧缺的学费,结果空手而归,但她给母亲讲,自己看见父亲用头巾包了一包的钱,几捆的样子,判断好像六七万元,就要上北京走了。开始李翠梅不太清楚王兴龙干啥,究竟王兴龙哪里的那么多钱,也是解不开的谜,事后她才隐约听了是要投资云云。无疑王兴龙误入了一场缺少科学依据的骗局。他果真太缺少江湖经验了,在本地还混得头破血流,去首都哪有施展本事的余地?毫无悬念地,他们几个到了北京以后,很快就让全部的血本无回。从此王兴龙独自滞留北京,就像从李翠梅的视野里蒸发了,反正再没见过一面。

后来,已上了大学的二女儿千方百计专程去北京辗转见到了父亲,央请父亲无论如何回来,但父亲坚决拒绝了。事后李翠梅问女儿:你父亲的情形怎么样?二女儿说:“他每天就在住处打麻将。看他的样子,已经有病了,而且满头白发。”李翠梅心想:王家上两代男人临老都没有白发,王兴龙四十几岁却早生华发,肯定受尽了心灵煎熬啊。她又问女儿:“他说了什么来着?”女儿说:“他就说了一句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李翠梅回味再三,霎时心灰意冷,残存的幻想随之破灭,她终于怅然彻悟:王兴龙再也不可能属于她,她赌输了。

“至今思项羽,不肯还江东”。那也是王兴龙对故乡对亲人的最后交代。他像一个游子漂泊了将近4年,最终丧命异乡,满打满算,年龄仅仅47岁。一封电报说王兴龙死于“心脏病猝发”。但李翠梅深表怀疑。她认为,王兴龙素无心脏病史,所谓猝发的概率不大,极有可能是自寻短见。她最了解那个人的人生观,毕生自负其才从不服输,心理却无比脆弱,一旦看清自己真的彻底惨败,绝对承受不了,生命对他就没有了留恋的价值。

心愿

无人能够体察李翠梅再也挥之不去的悲哀。王兴龙是她一辈子唯一不二爱过的男人,纵然他在感情上有负于自己的妻子,纵然他有过不能原谅的过错,李翠梅依然情深不移,只不过形之于表,就是那句话:爱之深恨之切。她对王兴龙没有思想、缺少人格魅力深深失望,但是从不否认爱情。她始终不能忘记当年头一面见到王兴龙的样子,头发纹丝不乱,眼神有些小坏,嘴唇有棱有角,眉毛浓黑……她始终不能忘记王兴龙在那个麻皮泊的山沟小屋,为她用二胡拉响一段悠扬的曲子,在她耳边缭绕不散……她始终记着王兴龙对她说的那句简单而熟悉的话:“吃什么?我给你做。”如果一直待在麻皮泊,是不是就能浪漫依然?

不过,李翠梅还是感谢王兴龙。虽然那人一事无成,但留下了优秀的基因。女儿们都没有辜负母亲苦心孤诣的拉扯和全身心的栽培,家庭的阴霾并没有成为她们的拦路虎,相反在逆境中勇往直前。老大因为身体原因,报考了学习相对轻松的大同电校,毕业后分配到朔州市电力部门供职,如今是中层一个部门的支部书记。老二是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研究生毕业,如今在上海一家外资跨国银行供职,据悉年薪百万;老三是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经过考试进入国家机关。熟人跟李翠梅开玩笑说:“李老师有本事,培养了朔州版的‘宋氏三姐妹’。”本事说不上,那是王兴龙曾经被夸赞过的用词,李翠梅只是觉得,当把三个女儿送离身边,她自己基本上快要蜡炬成灰。1997年,她刚刚50岁时获准提前5年办了退休。

按年龄比较,母亲守寡时年近48岁,而王兴龙死时李翠梅竟也是48岁出头。很难说是不是宿命,不过心力交瘁的母亲再也过不去这个坎了。她自己早早守寡,命苦就罢,最害怕的就是大女儿千万不要步她后尘。早也怕晚也怕,谁知好像中了魔咒,最终她还是目睹了女儿的婚姻悲剧。就在李翠梅退休那年,母亲突发了脑出血,虽然侥幸保住了她的性命,但就此瘫痪卧床,说话也含混不清,全凭两个女儿和媳妇轮流伺候,居然一卧就是漫漫的将近19年,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当王氏三姐妹一个一个飞走时,李翠梅留在神头电厂的家中独自生活。2010年,不觉她已经60岁出头。大女儿考虑年龄不饶人,就把父亲当年在平朔生活区分到的一套小型楼房收拾一新,接她进城来居住,为的是能够就近陪伴她。老二、老三远在外地,只能每天打个电话。

老也老了,李翠梅的日子倒是可以用安逸来形容。前几年她就迷上了炒股,整天抱着电脑玩得乐此不疲。初学的时候机会不好,沪指已跌到4000点左右,而且继续狂跌不休,一路直往2000点下滑。李翠梅说纵使费尽脑筋,仍旧算是“叫股市收拾得不轻”。本来不在乎赔赚,只为找个事情做,但她的性子就爱较劲,越遇熊市,越能炒起斗志,只想最终HOLD出一个名堂,日常跟人说话,满嘴都是股票术语。这一点看来,抑或跟王兴龙类似。

2013年的农历四月17日,母亲卢桂英走完了将近86年的生命历程。

送别母亲时候,李翠梅发现,侄女把爷爷奶奶仅有的两张单人照片在电脑上PS到一起,加工为一张夫妻合照,放大了摆在家中作为纪念。她不觉心有触动,推算父亲牺牲已经整整地过去了60年。60年光阴如梭,但60年世事如烟,但她深信母亲临终前肯定会想起她初为人妇时最为刻骨铭心的头一个男人、那个与她一别永远的戎装军人。于是,李翠梅悄悄在母亲坟头掬起了一抔黄土带回家中,然后一针一线亲手缝制了两个精致的绸袋,先把黄土装入其中一个,另一个暂且空置着,她有一个心愿,决定无论如何在有生之年,都要出去找到父亲的埋骨之所,好歹也装一袋黄土回来,把两袋土放在一起,寄托不能忘怀的思念。

在李翠梅心中,那样就算父母团聚吧……

责任编辑/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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