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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灵魂的底色

2014-12-13 20:00:0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208

中国人灵魂的底色

胡平

瓷器,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明的珍贵记忆。

在帝国时代,它不仅是“国器”,也是在世世代代景德镇人智慧与汗水的蒸腾里,所结晶的性灵之器,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劳作、创作、祭拜、休闲……结合最紧密的实用性器具。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真正是宁可玉碎,不作瓦全,不绝如缕地传递出我们民族的天地观、人生观、宗教观及阴阳五行观。

1、镶嵌在帝国皇冠上的钻石

回望国史,可以说皇帝、总统们建功立业、征战祭奠、婚丧嫁娶吃喝拉撒睡等等,都和这方水土息息相关。

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造豪华的亭台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

强盛的唐帝国继立,高祖李渊武德年间(618626年),时名昌南镇的景德镇出了两个名人。其中一个叫陶玉。据志书记载:“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陶玉是镇里的钟秀里人,他所烧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有史料证明,除去宫廷里雅致的摆设外,陶玉烧制的瓷器还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宋代,景德年间(10041007年)真宗赵恒派使宣旨景德镇,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遂由此而得名。而五大名窑或因战乱破坏,或因王朝更迭,或因原料耗尽,或因自身粗制滥造,一个个黯然退去,空留下昨天的回忆。景德镇却凭“水土宜陶”。水自是千百年来多数时候总静如处子的昌江,土则是附近高岭山上丰厚的黏土,日后经近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享誉世界的“高岭土”,其白度高、质软、易分散悬浮于水中,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集各家之长,成一家之法”,后来居上。

元代是一个创新时期。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古代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蒙古族自古尚白、尊白。关于蒙古的起源,一个流行很广的传说是,在远古,一只受天命而生的苍狼和一头白色的鹿,在位于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山下结合,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蒙古族的祖先巴塔赤罕。故蒙古人又称自己为苍狼白鹿的后代,以白色为圣洁、高贵、吉庆的象征,祝福时也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最高敬意。此外,对于游牧为生的蒙古人来说,放眼无边草原上的无边蓝天白云,赶着如白云一样蠕动的羊群,心情是最舒畅的,歌喉是长了翅膀的。蓝白两色可谓是欢乐色,蓝白两色的元青花,或可称作“宇宙色”。

元青花,无疑藏有蒙古文化的内涵,但它的创制至今仍是陶瓷史学界的一个谜。每个时期的品种,都有一个出现、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唯独元青花。元朝立国只有97年(12711368年),元青花一看就是非常成熟、完美的品种,不管绘画、颜料还是器型,纹饰上也是非常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唐代、宋代都不见元青花,唯独元朝出现了,而且一露头,便是北国的尚白与南国的尚青的有机交融。

毛泽东说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差矣,其实他是很聪明的君主。成吉思汗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在被征服了的广袤的欧亚大地上,滚滚铁蹄踏到哪里,就把中国的物产卖到哪里。然后必把当地的工匠抓回来。一方面以东方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让被征服者不服不行;一方面发现对方有好的器物与工匠,也即为自己所用。有学者猜测,早期元青花上的纹饰,就是抓了来自中东的战俘画的,他们本来的身份是工匠。

还有一招,就是将“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紧紧地抓在朝廷手里。

在浮梁古县衙内陈列的一块历代行政首长的名录中,我注意到:元代的蒙古人不会超过百万,面对一匹匹汗血马跑断腿也得跑上近两个月的辽阔疆域,在97年的历史里,浮梁县连着十二任都由蒙古人亲自管辖。他们是:黑的儿、秃满歹、善拨都利、黑的、爱木都丁、秃不歹、扣相柏、黑的儿、斡罗思、八花帖木儿、捏古柏、朵儿只加。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朝廷又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由于此事是朝廷官府机构枢密院所管,许多瓷器上标有“枢府”两字。

明代,明太祖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1369),钦命在景德镇的珠山之麓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起始有大龙缸窑、青窑等约二十座。大抵每朝早期的皇帝对于百姓和历史多少都会施予些“正能量”。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俭的目的,下令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此前这些礼器都由金银和玉制作。后来,明成祖朱棣亦带头将吃饭用的玉碗换成瓷碗,又将皇室陪葬时的冥器、对海外贡国的赏赐,都给换成了瓷器。由此各朝,新帝登基必做两件大事,一是铸造钱币;二是烧造瓷器,在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成为古代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御器厂挟帝王威势,汇集全国最好的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稍有瑕疵,便被当场砸碎,就地掩埋。据说出窑100件,常常可能砸去八九十件,乃至百里挑一,因此制造出许多光彩夺目、精美绝伦的瓷器,使人一见而爱不释手。永乐至宣德年间,因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其中不少历经白云苍狗,成为传世珍品。当今世界历届瓷器拍卖中,成交前一百位的,绝大多数是景德镇生产的皇家用瓷,许多价值连城。这个建立于公元14世纪中叶的御器厂,以后增至58座,最多时达80座。代代相传,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历经27个皇帝,共500余年。

清代,内务府下设造办处,掌管宫廷内一切器物的制造,瓷器的生产,也由内务府总管直接负责。顺治十年(1653),御器厂改为御窑厂。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务府郎中徐廷弼等人,驻御窑厂督造。次年,又派工部郎中藏应选驻御窑厂督造,世称藏窑。康熙二十四年(1705),郎廷极巡抚江西,专窑烧制陶瓷,世称郎窑。雍正四年(1726),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兼景德镇御窑厂总理,世称年窑。两年后,加派内务员外郎唐英,驻御窑厂协理陶务。

“风云三尺剑,花香一床书。”虽然是满人,但那炖着牛羊肉的大锅的底汤里,都透着《昭明文选》和唐诗宋词的味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王,对景德镇格外青睐。在官制上,派去的督造官均为三、四品,高于浮梁县衙的五品。虽有督造官在窑火前丝毫不敢懈怠的憧憧剪影,帝王们面有戚戚,心仍飞去了制瓷的第一线。

康熙曾下令将烧制珐琅彩的小窑,搭建在了养心殿,让人不禁想起二百多年后的中南海里也曾搭起“大炼钢铁”的小高炉。雍正无论军国大事如何骤忙,总及时批复督造官的奏折。至今在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可以看到他批给唐英的文字:“不必急,胚坯愈干愈好,坯必待数年入官方好”,若太匆忙的话,则“可惜工夫物料至于无用”。乾隆六下江南,御驾南抵杭州、江宁,没能来偏于一隅的景德镇,一定是挂他心头的一笔欠账。为了填上它,他要唐英编著了《陶冶图编次》。此书详细记录了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将陶瓷工艺分为二十个程序,一一细说,又派宫廷画家亲临现场,多方描绘。其中或许还有洋人画家,早在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写有:“奉养心殿传谕,将西洋人傅圣泽送京,交与养心殿。”图文并茂成书后,送达乾隆案头,一座热气腾腾的御窑厂,连同一个活色生香的景德镇,几乎就要在他的眼前站起来!

唐英十三岁起在养心殿做杂役,按说这个年纪,“帝力于我何有哉”,他与乾隆应有“发小”之谊。且善画能诗,办事干练,被派驻景德镇做督陶官年希尧的助手。三年时间里,他和工匠们同吃同住,苦心研习,由一个外行,变成了一个不但可以动口,也能亲力亲为的内行。成为正式的督陶官后,二十多年里,景德镇所制的陶瓷被后世公认为瓷中绝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上,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上,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准。即便如此,乾隆仍对“发小”要求甚严,提前实行了今天的问责制,屡屡受罚。其中一次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已66岁的唐英接到圣旨:“此次唐英进呈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结果,这次烧造的467件瓷器,所有费用全部由唐英自掏腰包……

康熙年间,景德镇创出了粉彩装饰及美人醉、郎红、胭脂红、玛瑙红、天青、冬青、乌金釉、葡萄紫等颜色釉装饰,创出了独具一格的五彩装饰及名贵珐琅彩。雍正年间,创出了茶叶末、炉均花釉、粉青、钧红、火焰红、火焰青、秋葵绿、蜜蜡黄等颜色釉装饰。乾隆年间,创出了铁钢金丝纹片釉、木纹釉等颜色釉装饰和古铜彩装饰。明末景德镇出现的蛋形窑雏形,演变至清雍正时,无论是窑体及内部结构,还是烧成制度,都更为合理和趋于成熟,并逐步规范化而被固定下来,成为正式的蛋形窑。

康、雍、乾三代,是中国瓷艺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年代。如果说,宋代使景德镇由一个亦耕亦陶、踩着泥巴与牛粪的小镇,变成了一座匠心饱满、匠气飞扬的工艺城市,那么,清三代则让景德镇实现了第三次转型,成为一座俊采星驰、人神共惊的工艺美术城市。

盛到极处,便是繁华跌下,丝弦渐哑,一个王朝的颓塌将很快到来。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席卷半个中国。由于景德镇地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侧背,与天京南面的广德、衢州相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太平军与清军在这一带厮杀十分惨烈。在战争期间,太平军先后三次攻占景德镇。浮梁知县谢方润在太平军攻城时来不及逃跑,被太平军俘虏后砍了头。驻景德镇九江分道、饶州分官署、浮梁知县行馆,都被太平军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作为皇帝的御窑厂也大难临头,厂署被太平军焚毁,窑场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个地基;官员、画师、工匠杀的杀,逃的逃,御窑厂荒废了十余年,向皇帝进贡的瓷器也断了档。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给皇太后的奏折中称:‘查景德镇地方,连遭兵燹,官民窑厂,停歇十有余年,老匠良工消亡殆尽。’”(《“百代消亡,永瓷为存”——慈禧与景德镇御窑厂》,中国瓷博网,2014218)。

186111月,同治帝母亲——慈禧联合咸丰之弟奕,发动政变,诛杀摄政大臣,实行垂帘听政,成为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关注景德镇御窑厂的重建,着令两江总督刘坤一迅速派前署监督蔡锦青返回景德镇,竭尽全力,重建御窑厂,招募工匠恢复窑厂烧造;又下旨由钦差大臣李鸿章筹银13万两,下拨御窑厂,作为亲儿子同治大婚用瓷烧造经费。此后,宫里还下发一批纸样,包括14大类、98种花色,提前五年经费、纸样全部到位,爱子心切,可见一斑。l866年,即同治五年,离同治大婚还有两年,御窑厂旧址重建新房72间,恢复烧造御瓷。大婚瓷包括婚礼筵席用瓷,盘、碟、碗、勺、杯等,画面以喜庆为主体;皇后嫁妆用瓷,妆奁、果盒、花瓶等,制作尤为精巧、色彩绚丽,要求很高。据史料记载,第一批大婚用瓷数量达10072件。慈禧不仅儿子大婚用瓷在景德镇烧造,而且为其祝寿的万寿瓷也来自御窑厂,在慈禧专权的48年里,祝寿宴共摆了四次,其中光绪十年(1884),为慈禧五十寿辰烧制赏赐用瓷,耗银15000两。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大寿,万寿瓷多达9万件,按当时朝廷定的标准3两白银一件瓷器计算,万寿瓷耗去银27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为慈禧七十岁“万寿庆典”,烧制了一批成套餐具,耗去银38500两。宣统二年(1910),官商合营的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成立,为清帝东西陵烧制了一批供器、爵、罐、盘、碗等瓷器。像是火焰泯灭前的最后腾空一闪。

1911年,清帝国的崩盘,御窑厂随之解散,江西瓷业公司全盘承接了昔日的皇家瓷厂。瓷业公司当时的400名员工中,有100多人即是原来的御窑厂师傅。虽然帝国不复存在,但为着一个亚洲新兴的民主政体的礼仪需要,民国政府和官员仍然需要大量的瓷器,尤以赠送给外交使节和蒙古王公居多。

1916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年号“洪宪”。前一年夏天,他已令庶务司丞、实为家臣的郭葆昌,带着原清宫所藏的精细颜料到景德镇,又征集各窑好手,烧制了一批准备“御用”和充当“登基大典”礼品的瓷器,其技法是仿珐琅彩瓷,底款为红釉篆书“居仁堂制”,耗银100万两。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给朝廷上交瓷器45万件,朝廷拨付的费用才3万两银子。由此,可以估算,这批“居仁堂制”的瓷器,烧制出来多么不计工本;而袁世凯的“洪宪”之梦,一旦在民国的土地上铺展,将会有怎样的骄奢……

带着某种不洁之气,景德镇——千百年来如钻石一样镶嵌在帝国皇冠上的城市,从此与帝都脐带般的连接被切断。

2、瓷,权力美学的重镇

瓷,是权力美学的重镇之一。

在帝国时代,皇权的触角,伸向了瓷业的各个环节——官窑设置、官员委派、工匠调度、银两支付、原料选取等。而且,皇帝的统治意志、宗教信仰、兴趣爱好以及审美经验,会对同一时期瓷器的器型、纹饰、绘画,乃至制作方法等太多方面产生影响。

成吉思汗一代天骄,马上王朝疆域雄阔,“忽必烈的帝国从中国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统治下,这片广袤的疆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年代”(汤因比《历史研究》)。相应于元青花上,器型多大罐、大瓶、大盘、大碗等胎体厚重的大器。纹饰上富丽雄浑,绘画层次繁复,最多者有十层左右。尤以代表皇帝权威的龙纹,霸气、张扬,龇牙瞪眼,龙爪如刀,显然区别于中国传统收敛内向的儒家伦理。有学者称元青花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殖民时代”。

明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时代,其权力美学的突出代表,便是由燕王起家的明成祖朱棣。这位创造了紫禁城的君王,打小生长于故元大内,有着北国的豪放。看看若干年前地下出土的永乐前期的青花冲耳三足大鼎,上面满绘汹涌又宁静的大海潮水,颇有元青花的神韵。永乐大帝在迁都北京、漕运开通、郑和出洋、《永乐大典》等高蹈之举中所表现出来的豪迈之气,都在这一时期的瓷品上有所反映。

宣德帝朱瞻基,是永乐帝钟爱的孙子。与祖父相反,他成长在六朝烟雨中的南京,喜欢南宋宫廷画,满溢有江南才子的情怀。宣德瓷便有江南的婉约——青花瓷墨彩烟晕、疏淡空灵,祭红瓷温润如玉、深沉凝重,五彩瓷红绿对比、莹亮润泽。尽管宣德帝颇具才艺,却有几分玩物丧志,最后连朝也不想上了,迷恋上了斗蟋蟀。此事宫廷不可能记录。宣德帝驾崩以后,娘娘们把他的蟋蟀罐全给砸了,在北京是找不到蟋蟀罐的。景德镇却“记录”了,多少年后在御窑厂遗址发现了很多蟋蟀罐的碎片,底款上有宣德皇帝的年号,印证了野史的传说是对的。

景瓷里能够为帝王不端行为佐证的,还有著名的成化斗彩鸡缸杯。传说,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他百般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万贵妃从小将他带大,比他大17岁,已经41了,自己没有孩子,蛾眉妒起,自持专宠,也让别的妃子不敢有孩子。她一人独处时抑郁寡欢,在成化帝面前也难强开笑颜。为了博得万贵妃笑口常开,成化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批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图案上是一只公鸡带着一只母鸡,还有四只小鸡在一块嬉戏。若再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则更为珍贵,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201448日,被收藏界视为“神品”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再一次通过资本证明了它的传奇。在这天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经过八口竞价后以2.8124亿港元成交,成为迄今为止估价最贵的中国古代瓷器拍品。成化帝后是嘉靖皇帝,崇尚黄老,成天炼丹,御窑厂制瓷风格在本朝明显异动,瓷器不仅造型多做成祭器形状,纹饰亦多具有阴阳、八卦的道教色彩。

清代,在养心殿造办处的档案资料中,帝王御旨瓷器造型制式、纹样、釉色的记载比比皆是。圣意所指,不惜工本,务求精良,因此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瓷,堪称中国官窑瓷器生产的不可逾越的极品。康、雍、乾三代皇帝里,乾隆对瓷器的痴迷,已近于走火入魔,督陶官唐英只能挖空心思,焚膏继晷,不断以自身为敌,烧造一些奇异精巧之器,供其把玩,最为典型的是转心瓶、转颈瓶、交泰瓶、窑变瓷器。转心瓶、转颈瓶由三部分组成,除瓶体外,其他部分都可以转动,特别是颈部的转动部分,与瓶体构成了一部天干地支的万年历,既美观又实用。而“交泰”取《易经》中天地交泰即天地相交时运亨通之意,它上下两部分互相勾套,既可活动又不能拆开。

在窑变瓷器的烧造过程中,有时偶然获得意想不到的釉色极晶。大喜过望外,每当此时,唐英也往往不失时机地向昔日的“发小”献媚邀功。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御窑厂烧的一批窑变瓷器,瓶外红蓝两色斑驳相间,相映成趣,宛若天成,即令唐英激动不已,称之为“祥瑞之征”,特为进呈。他在奏折中写道:“于八年十一月内,奴才在厂制造霁红瓷器,得窑变瓷器数种,计共二十六件。虽非霁红正色,其釉水变幻,实数十年来未曾经见,亦非人力可以制造,故窑户偶得一窑变之件,即为祥瑞之征,视同珍玩。至霁红一种,出窑之后,除正色之外,类皆黑暗不堪,从未有另变色泽生疏鲜艳者,今现得霁红窑变各种,理合一并奏进。”

供奉清宫的御窑瓷器,除宫里日用外,每有皇帝寿诞,清廷还会敕命御窑专烧一些瓷品,以示庆贺。北京故宫曾藏康熙青花万寿字尊,高76.5厘米。瓶上用青花书写不同书体的“寿”字,整整写了一万个寿字,寓意“万寿无疆”,江山不老。书写编列整齐,纵横成行,字体大小肥瘦随器型的变化而变,顺畅自然,极具匠心。此外,御窑瓷器还用于陈设、祭祀、赏赐等特殊用途。古往今来,帝王们通过对空间的骄横占有,以规模宏大雄伟的建筑彰显其所拥有的权力。御窑瓷器,不过是缩小了的紫禁城、九龙壁。它们无论出现在哪个空间,用于何处,同样彰显帝王的威仪、感召或抚慰。那年月,官员们有一个帝王赐予的瓷瓶,远甚于圣上赏给的金银财宝、房产土地。后者再多,终归有价,前者再小,也无价。

清乾隆粉彩百鹿尊,便是在乾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寿宴上亮相的,几百个赐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因其造型似牛头,又名“牛头尊”;又因器型多绘百鹿纹,又称“百鹿尊”。其胎体厚重,肩部附螭龙耳,造型端庄。器腹以粉彩绘山水百鹿图,百鹿神态各异,或奔跑、或嬉戏、或觅食、或小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四周衬以参天古树,重峦叠嶂及瀑布溪流,绘画形象生动,自然逼真。且鹿与“禄”谐音,唐宋以后,古人借鹿与禄之谐音,象征福禄常在,官运亨通,步步高升,自然接过瓶子的文武百官,人人如沐春风,感恩不绝。以后在皇室的狩猎活动中,乾隆还用百鹿尊来奖赏优胜者。此物原件现藏故宫。

明清两代的御瓷,其样式都经过严格的设计,明代由工部设计,清代由绣理处设计,最后由皇帝亲自审定。款识也由钦定的著名书法家执笔,其中大量帝王宣扬自身至尊至贵和祈福江山永固的词组,如“天下太平”、“六合同春”、“福寿康宁”、“万福攸同”、“百鸟朝凤”、“八仙朝圣”、“百兽之尊”和“天地一家春”等等。底款是御窑瓷器最典型的标志,即印有本朝的年号。底款一般是写在底下,倘若器物太大,不方便翻过来,就会写到边上。从明朝永乐皇帝开始,27个皇帝都印有自己的字号。景德镇当下有一批民间的御窑研究者,他们对瓷器的底款、落款、题句等,有着非常深的研究。比如说雍正年间的字迹,有人看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御窑瓷器,日想夜默,总结出一个规律:题款的一共有七个人,如果不是这七个人的字迹,那肯定就是赝品。

御瓷一旦向朝廷进贡,除皇帝可以任意使用外,皇室中的其他成员,要按照规定使用。如皇太后、皇后的餐具,可用黄釉制品,贵妃用里白外黄制品,一般妃子则用黄底绿龙制品,嫔用蓝底黄龙制品,贵人则用绿底紫龙制品。在造型和花纹上也有严格规定,如琢器中的天圆地方瓶、四方八卦瓶,是御用的特制专用型号,民间不准烧制。作为九五之尊与财富的象征,自五代吴越起,就已有“秘色瓷”。当朝规定,此为“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元代规定,百姓“瓷器上不得用描金生活,不许制造龙凤纹及僭用金酒爵,禁止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明代在垄断御瓷上更加苛严,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和正统十一年,朝廷两次下令,“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贷卖或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戌口外”。在清代,御瓷上的五爪龙和百鹿,也不准民间绘制,而且皇帝用的御瓷上都是五爪龙,赏赐给文武百官的瓷器上若有龙的话,只能是三爪龙或四爪龙。倘若谁私造、私藏了五爪龙瓷器,一旦发现,便有“谋反”之罪……

陶瓷,既然是权力美学的重镇,帝国时代的气候凉热、盛衰沉浮,便必然会在瓷器上得到反映。

帝国时代的“盛世”,在国内,总是让相关的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火,让电视剧前的许多观众看得五迷三道,电视台则广告费赚得盆满钵满。但对于史学界来说,许多年来,对“盛世”一说,一直持有歧见。所谓“盛世”,都是官修正史而来,它不会去打开窗子看看外面世界怎样,比如在乾隆所处的18世纪,正处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速度几乎令人头晕目眩: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即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乾隆在位六十余年,恰好是英国经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

官修“盛世”,也很难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投上几眼,稍稍透露出几分实情的渠道之一,便是罕见地流传至今的民谣。网上曾看到过一段乾隆年间的:“公公糊灯笼,婆婆拔牙虫,儿子做佣工,媳妇做裁缝,一家无闲口,还是一样穷”……

客观地说,帝国时代的“盛世”,也不能是空穴来风,泡沫成嚣。仍以乾隆而言,他天生聪慧,文治武功兼修,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晚年自称“十全老人”。纵向比,他的时代,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

康熙时瓷器纹饰绘画精美,图样多出自宫廷画师之手,再由工匠依样绘制在胎器上。民窑绘画还较官窑丰富。造型千姿百态,有棒槌瓶、柳叶瓶、观音尊、马蹄尊、花觚等新颖器型。康熙青花虽不及明青花之浓美,却独步本朝,其色调青翠,一笔之中能分出不同浓淡的笔韵,故有“青花五彩”之誉。

雍正粉彩,是清朝粉彩中成就最高的,高雅精致。其代表作是粉彩寿桃纹天球瓶,是雍正寿辰时给大臣、外国使节的赏瓶:几枝桃枝,向四边伸张,枝上绘九个寿桃,由黄色、橘黄、红色逐渐过渡形成,质感凸显。桃花盛开,花蕾含苞,桃叶施绿彩,正反阴阳,一浅一深,立体感强。周边蝴蝶飞翔,动静呼应。整个器型饱满、丰盈,投射出走向大国的气度与自信。

乾隆时期,景德镇能人如云,巧匠如雨。尤在唐英的不断加压下,御瓷及受其影响的民窑瓷器的制作,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神工鬼斧的地步。御瓷中被称之为盖世之作的“瓷母”,现在故宫历代艺术馆中常年展出,高近87公分,瓷瓶上共汇集了15种釉彩、16道纹饰、彩绘12幅吉祥图案。其器型硕大,工艺复杂,创下历朝历代之最……

嘉庆、道光,虽承乾隆余绪,制瓷品种,数量,质量却日渐跌出三朝盛世,大有灯烬月沉之感。同治以后,慈禧是实际的统治者,装饰越来越女性化。清早期瓷器上的纹饰都是山水楼阁、人物故事,清晚期基本上都是花卉,女性特征越来越明显。阴柔化之外,晚清制瓷工艺粗糙了,没有康乾时期那么细腻、精致。咸丰时,御窑厂被攻打到景德镇的太平军所烧毁,被迫停止烧造,瓷样被毁,工匠四散而逃,制瓷业停滞。虽然同治四年(1865年),御窑之火再度燃起,并为同治皇帝大婚烧造喜宴瓷器,但昔日的芳菲风华已经散尽。

可以比较的是,同样是烧制青花云鹤碗,清中期,连鹤的关节都能够画出来,到这时趋于简化,几笔匆匆掠过,画者似有内怯。用手去叩其胎体,所发声响也不一样:清早期的瓷器很清脆,作磬之声;到晚期就发闷了,因为瓷胎没有原来那样细密。将康熙至宣统9个朝代的瓷器进行一一对比,可以从很多细节上看出差别。再有,20135月,首都博物馆举行了“慈禧的瓷器”实物展,其中有依照其旨意下发给御窑厂的飞鸟花卉设计图案纸样原件,这些纸样多是由慈禧最宠爱的宫廷画师缪嘉慧创作出来的。将这些原件与御窑厂按照该纸样烧制的瓷器对比看,明显感到瓷器在色彩、布局、整体效果等方面,都不及纸样那样生动、活泼和漂亮;亦反映出御窑厂焚毁后,在工匠技艺、原料配方、烧造工艺方面,还远没有恢复到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水平,显示王朝没落了工艺也随之式微的命运。

于是,这一代人的路像是走到了尽头,人们苍凉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回望起那一代代让景德镇辉煌起来的先人……清末民国,一个仿古瓷制作的高峰在这座城市几近百无聊赖地到来。

马未都先生也从明清之交青花器上的几只鸟身上,踅摸到了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两代五朝的社会心态:

万历的鸟一般绘法是在林中奔命,少有回头,大明要玩完,逃吧!到了天启、崇祯,这种心态反而淡了,反正大明要完,没救了,索性轻松了,鸟一般做自由飞翔状,双翅抖动,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一进入顺治,鸟做回头状,少有落在枯枝上,回顾往事,温故知新,自由大发了,也得稍微歇歇,总算有了安家落脚的地方。下面是康熙,鸟也肥了,大部分落在枝头,花繁叶茂,不飞了,也飞不起来,贪图安逸,养尊处优……(《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下)

倘若有一双慧眼,在景德镇的瓷器上,你就会听到多少帝国时代的晨钟暮鼓,多少宫墙内外的欢欣与叹息……

3、瓷不是道具,我们才是道具

瓷器,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明的珍贵记忆。

在帝国时代,它不仅是“国器”,也是在世世代代景德镇人智慧与汗水的蒸腾里,所结晶的性灵之器,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劳作、创作、祭拜、休闲……结合最紧密的实用性器具。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真正是宁可玉碎,不作瓦全,不绝如缕地传递出我们民族的天地观、人生观、宗教观及阴阳五行观。

《易经》里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瓷两者兼具,在光洁如玉的物质形体之外,还用一种隽永的诗性方式,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气韵,深深地浸染到中国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来,让个体的生命,在悲苦多于欢乐的人生中尽可能地沐浴愉悦,让整体的命运,在变幻不定的世界上表现凛然的气质和坚定的存在感。

八九千年前,人类就发明了陶器。但瓷是中国人在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伟大创举。看起来,由泥出发,在水与火的征程上抟土成金,造就出风采各异、精美绝伦的无数瓷品佳构,由此远离了泥。但其实整个过程,就是和泥土融为一体。

当今世界上有一种治疗身心创伤的方法叫艺术治疗,接触泥巴是其手段之一,在对泥巴的拉、捏、提、转之中,渐渐地物我两忘,心如静水,你是在跟大自然作真正的接触。而且,和你一起的所有人,都埋头于泥巴在手指、股掌间的舞蹈,如同你在丽江才能见到的悠闲的猫和狗,整个世界俯在你们身边安安静静地看着……

素坯完成后,当笔蘸青花料水,或用色釉,面对着素坯作画、渲染,或许你会感觉这是自己的心灵在大地上自由地行走。

在景德镇的乐天陶社,我听到几个年轻的中外陶艺家不约而同地说起:他们由一坨泥巴开始,自己揉泥,拉坯、利坯,成型后,看着作品从窑炉里面出来的那一瞬间的感触——啊,幸福真是妙不可言!那个时刻,和金钱无关,和权力无关,只与大自然的造化有关,与美有关。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泥土和土地,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与土地、与泥土相依相偎,死,也要回归土地,和泥土融为一体。陶渊明有诗:“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龚自珍有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由泥而瓷的征程上,我隐隐约约看到了北京的社稷坛,一座用五色土堆砌而成的建筑,还有与社稷坛遥相呼应的天坛。

瓷器,由猎猎的火焰中来,莫不就是我们先人穿越茫茫时空,对泥土、土地的一种激情的拥抱?

瓷器,由缠绵的水里来,莫不就是我们先人对呵护人类生命的大自然,以别样的方式作永恒的崇拜?

似乎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品,能够像景德镇瓷器一样,将物感与精神、生活与审美结合得如此完美。

仅以青花瓷而言,几乎一问世,就成了古老中国的符码,更成了水墨江南、烟雨江南、梦里江南的微缩。不说青花的艺术瓷了,墨分五彩的精准描绘,化绚烂于平淡的定性,若在高温釉下,其色阶的变幻何等的浪漫奇诡;就说是青花里一般的陈设瓷、日用瓷——花瓶、笔筒、笔洗、茶具、餐具……一一掠过:

飞禽走兽,蜂草虫蝶,豆架瓜棚,闲花野卉,浣纱采莲,荷池涨满,桑间濮上,黛瓦粉墙,徽州老屋,西风卷帘,紫燕呢喃,远帆孤影,江山静好……

这些在农业文明的怀抱里、在江南大地上曾经鲜活过的一切,顿时在我们尘封日久的记忆库里复活,素净中透着不动声色的亲和,单纯里显出漫不经心的撩拨,激发起我们一种思亲怀旧的情调。

难怪这七八年间青花瓷大行其道,周杰伦的一曲《青花》,仿佛激活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审美观,不仅频频出现在家具、卫浴、壁纸等各类家居建材产品的设计中,这原是村姑们的衣装花式,亦被范冰冰、林志玲、巩俐等大牌明星们放下身段穿上了它;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青花元素的恣肆渲染,更是将这一中国符码推到了国际时尚的前沿。

人的神智,在瓷上游走,既没有庙堂的忧心,亦少去布衣的烦恼。摒弃意识形态的高压,消失尘世读秒般的奔忙……瓷上,多少有些寥落的禅意,涌上一抹抹清凉,还有空山新雨后春笋般的清新,让被世事风尘、功名利禄磨砺得日渐粗糙、麻木乃至板结的心灵,再次探出含羞草一般的敏锐、灵动,让时下活在极度商业化、政治化乃至泡沫化里、常常纠结的人们,渐渐降去燥热,淡去利害……

“室无瓷不雅”。

瓷品以自身独特的泥的出身,玉的品质,而具有区别于金银珠宝的特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官员商贾、文人雅士都喜爱收瓷藏瓷,似乎金银珠宝只能显示富有,而无瓷不贵,唯有瓷器才是高贵的象征。官员商贾里,不会是所有人,但无论古今,一定有一些人对瓷是附庸风雅,到手后作明珠暗投,但文人们大抵是赏瓷爱瓷,情有独钟。

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不少关于瓷的咏叹之作。陆龟蒙诗云:“九风秋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孟郊诗云:“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杜甫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著名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的吟咏,词中的“玉枕”,就是景德镇的产品。有中国四大文人皇帝之称的乾隆,是咏景瓷最多的人,如“白玉金边素瓷胎,雕龙描凤巧安排;玲珑剔透万般好,静中见动青山来……”

传统文人的起居书斋间多有瓷品摆件、文具,上面的描绘不乏士大夫阶层胸襟与情趣的展露:伯牙弹琴,孔孟道上,东篱陶潜,竹林七贤……也常有反映其清高、俊雅的款识,如“高人逸士”、“三老对弈”、“抱琴访友”、“树下读书”、“十八学士”、“春夜宴游桃李园”等,当然也有期待鸿运叩门的款识,如“马上封侯”、“鹿鹤同春”、“指日高升”等。

文人不但爱瓷赏瓷,也对景德镇瓷的发展施予了深刻影响。

景德镇虽偏处江西省的东北一隅,却毗邻徽州,临近南京、上海和扬州,相距不过几百公里,在今日只是高速公路上三到四个小时的车程。这些地方,在明清时期是富人们的花团锦簇之城,也是墨客骚人挥洒风流之乡。许多文人画家的绘画被流传到景德镇,成为红房匠人模仿绘制的重要样本。咸丰、同治、光绪三代(18511908),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皖南新安派画家,就近加入景德镇瓷艺界,将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表现技法及其审美旨趣,带进瓷上彩绘。由于浅绛彩瓷画就是瓷器上的中国画,也招致了一些海上名家张熊、吴待秋、王震等人,参与瓷上彩绘。此外,景德镇的陶瓷绘画明显有徽州木刻版画的痕迹,康熙时期五彩瓷的绘制风格,大抵就是在徽州版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元代以降,景德镇的青花瓷则受文人的写意画影响很深,不少优秀的青花瓷洋溢着文人画的意趣。

在支持官窑文化体系的帝国时代倾覆之后,景德镇面临一个由权力美学向社会美学的大转折。倘若无法与中国民间深厚的艺术精神重新呼应,景瓷便会在新旧之间发生断裂。而在传统中,自魏晋以来,文人的诗书画创作无不标新立异,执各代时尚之牛耳。此前,在景德镇的陶瓷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大量能工巧匠,诞生了无数云蒸霞蔚的优秀制作,但在历史上却很少留下他们的名字。他们少有艺术活动的自我意识,更不会想到要向文人或者“大师”这边靠。

面对千年窑火的日趋黯淡与现代化日愈扑面而来的双重夹击,一部分匠人有了艺术活动的自我意识,换一句话说,即他们的笔下,有了文人画明晰的色彩。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红店学徒的出身,如当时的王大凡、徐仲南、何许人等;还有的是在设于鄱阳县的原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饰瓷科受过一段正规教育,如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等;此外,邓碧珊、毕伯涛两人本身就是清末秀才,田鹤仙则是原江西省瓷业公司夜校的教员。他们成立了“景德镇瓷器研究社”,有200多名会员。后来军阀混战,该社被冲垮了,但矢志不移者仍聚集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月圆会”,1928年由王琦等人发起成立,取花好月圆人寿之意,每逢农历十五聚会一次,成员轮流做东道主,饮酒吟诗作画之余,每人带一件新作到主人家欣赏观摩……这个群体被后人称为“珠山八友”。八友只是个泛称。珠山则是景德镇老城区中心一座独起的峰峦,在古代有蜿蜒腾云、俯视四境之势。

“珠山八友”的出现,并没有将景瓷从一片残山剩水里解脱出来,但在清末民国的乱世之中,保存了景瓷手工业的传统技能,又在陶瓷美术上开了一条新途。王琦、王大凡、汪野亭三人的作品,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是“康乾盛世”的一百多年后,沉寂了的景德镇再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文人给瓷以影响的最普遍的物化形态,便是茶具了。

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绿茶与瓷器,可谓天作之合。当浓酽之绿,注入冰清玉洁的白瓷或青白瓷,碧芽轻浮,茶汤烟袅,视感生动曼妙,嗅觉上有收敛而含蓄的暗香,再品味思接千载或自我安神的妙趣,这是茶之风雅、士之风雅,或许还有几分禅的风雅。

茶在华夏地区的全面兴盛,大约起于佛教寺院的发达。大唐帝国弘扬佛法,导致古刹寺庙在国中星罗棋布,而茶受到禅宗的极力推崇,成为青灯黄卷边彻夜谈玄的最佳伴侣。到了宋代,茶叶成为“举国之饮”。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便是嗜茶之徒,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将宫廷用茶划分等级。还将茶作为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常以礼物的形式赐给功臣将士。宋代取“文治”的国策,心灵通透、无须“改造”的文人们,亦纷纷把饮茶作为诗词、绘画的主题,欧阳修、黄庭坚、苏轼、陆游……咏茶诗内容广泛,数量惊人。仅陆游一人保存下来的茶诗,就有300多首。

茶文化的兴起,使一般的市民阶层也蔚然成风,王安石曾云: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据说百姓们喜欢喝一种叫煎点汤茶药的茶。一个人枯坐,喝茶。三五好友亲朋相聚,更要喝茶。世道纷扰、身心俱疲时,得喝茶。手捧一壶,一脉线香荡涤心底,虚乏之身顿时便有了着落。屋外凄风苦雨、黄叶满地时,也得喝茶,一杯热茶细品悠啜,心里顷刻便会忘却人生寄旅的烦恼,漫起一股生命如此美好的酥酥暖意……古人今人,莫不如此。

宋代景德镇造有一种茶具,叫斗笠碗,它斜壁小底,样式比五代的斜壁碗更为挺拔秀气。但从当代人的眼光看,其碗口大、底小、体高,壁斜的造型又透着几分怪异。按理说,口大碗的容量相应减少,底小器物重心不够稳,体高、壁斜,端拿不方便。景德镇的工匠为何要烧制这有诸多不便的茶具呢?据学者考证,北宋时人们的饮茶习惯,是在茶饼中添入龙脑膏、枸杞泥、绿豆、炒米、芝麻、川椒、山药,混合碾碎后烹煮。饮用时,将茶汁和茶叶中的配料一道吃掉。用如此式样的瓷碗饮茶,能使茶碗“易干不留渣”。

古人为什么小拇指得留那么长的指甲呢?大概就是方便把茶叶钩到嘴里去,这器型,用于“钩”实在太顺溜了。现在南方还有一些地方说喝茶为吃茶,可见这绝不是无厘头式的无来由。斗笠碗就是“吃”茶的——喝光水后还得咀嚼茶叶,毛泽东生前一直保持了这种习俗。关于景德镇赐名,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宋真宗可能是在吃完茶的那一刻,感受到了斗笠碗好用好使,正合其意,一时龙颜大悦,便以自己的年号命名了景德镇……

明清的饮茶习俗与唐宋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团饼茶,由于耗时费工,有损茶香等缺点。到明代被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废止,改饮散茶,或称芽茶,从此散茶流行开来,后世所熟知的绿茶、黄茶,黑茶、红茶、花茶、白茶、乌龙茶,便是在饮散茶后出现的,散茶采用冲泡的新饮法。饮散茶注重茶色,“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为了突出茶芽的青翠之色,素雅莹润的白釉瓷成为最佳的茶具之选。景德镇适时烧制出了甜白瓷。这一高级的器具,胎质细洁,釉色白莹,不仅是品味香茗的佳器,也是品位很高的艺术品。清代皇室盛行饮茶之风,涉茶之礼的活动很多。宫廷的茶具琳琅满目,装饰富丽浓艳、纹样纤细繁缛,烧制时不惜工本,尽显宫廷用器的气派。

景瓷与茶的紧密联系,还得益于老天的得意安排。“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让浮梁之茗美誉天下。

唐宋两代,全国设县很多。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有县1573个,分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人口多少、资源与经济情况而定。宋宣和四年(1122年),全国有县1234个,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大抵划分标准与唐相同。并无地理优势而言的浮梁,在唐代列上县,在宋代前移为紧挨京畿的望县,原因大概就是其经济势力应可跻身于当时的“全国百强县”了。浮梁茶叶,在唐代知名还并非江州司马的那句“广告词”,事实上浮梁当时已经成为帝国时代茶叶的重要集散地。自唐置县后,浮梁“每岁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茶税占到唐代全国茶税的三分之一强。浮梁史料还记载,当地之俗“富则为商,巧则为工,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所谓“摘叶为茗”,就是种茶、制茶、贩茶。(见冯云龙著《高岭文化研究》,江西科技出版社20124月版)

不仅是浮梁茶叶飘香十里,景德镇周边祁门、婺源,亦盛产茶,即“聚于景德镇者皆徽之休宁、祁门、婺源贾客所鬻也”(乾隆《浮梁县志》卷五《食货》)。乾隆间,多取道五岭运至省精制加工,销往国外。“光绪末年至民国元年之间,祁浮之产额共达十三万余箱,推销即在汉口承受,半为俄商。余则英美德法丹麦等国合为市场”。(《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

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到这么一件事:从江西挑到广东去的商品多粗重笨大,比如一挑挑的瓷器、一驮驮的茶叶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癫狂之间摆动和涨落。这是耗散式的结构,它从对立的两极出发,机巧地调节着中国人的心灵。”(《茶、瓷、丝的三位一体——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城市中国》20087月号)

在酒具中,无论古今,瓷器的品种与数量,肯定超过了银器、玉器、玻璃器,更遑论什么金杯、玛瑙杯了。许多年里,中国名酒的酒瓶,茅台、五粮液、郎酒、汾酒、四特……都在景德镇生产,从最小的能装二两半的瓶子,到能装30斤的大坛,一应俱有。据说,现在各种各样的酒瓶已经有上百种了,可以满足不同酒厂的不同需求。

在这座城市里,做一个酒鬼是幸福的,能够喝到未经勾兑的国内最好的原浆酒。

瓷光与佛光的交相辉映,也是瓷的重要特色。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已于民间广为流布。随着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渗入,对陶瓷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大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内容。

在装饰上,先后出现梵文、“佛”字、莲花图、宝相花、缠枝莲图纹等。梵文,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宣德年间常见,之后见有历朝。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器型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且稍微变形。因为传说佛祖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被奉为“佛门圣花”。而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周敦颐更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长句……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广泛地出现在景瓷上。在当今一般国人眼里,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中国元素鲜明的装饰题材。

在器型方面,陆续出现如来、观音菩萨、弥勒佛、罗汉、净水碗,以及佛家用作饮水或净手之器的君特等。因观音菩萨最能适应众生的要求,对不同的众生,现化不同的身相,说不同的法门,在众器型中观音瓷塑最为民间所熟知和信仰。在中国的江、浙、闽、广、台湾,以及南洋华侨间,观音信仰极为普及,所谓“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观音的造像中有:千手观音、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滴水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圆融无碍,庄严静默。诗人舒婷曾有诗《滴水观音》,写道:

一脸安详澄明

微尘不生

双肩韵律流动

仅是背影

也能倾国倾城……

似闭非闭

既没有永恒的疑问传去

也没有永恒的沉默回答

天空是一面回音壁

再有,便是弥勒佛像了,和观音有不同的是,自从弥勒佛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千余年的演进,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了本土弥勒佛及其瓷塑形象。据说最早是依据唐末浙江奉化契此和尚的形象。到明代初年,出身寺庙的朱元璋,为家乡弥勒亭题了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副常见丛林的千古名联,蕴涵了为人立事的深刻哲理,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又为中国化弥勒佛形象定型,使景德镇的塑瓷工艺由此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其圆头大耳,腹隆如鼓,慈眉善眼,笑容可掬,大智如愚,大巧若拙……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艺术感染力。其后又衍生出恭喜佛、思维佛、欢乐佛、五子登科佛、九子佛、掏耳佛、卧佛、站佛、坐佛等,几乎无形不有,千姿百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景德镇生产瓷塑弥勒佛的作坊、窑场多达几百家,从事弥勒佛像制作的巧匠也层出不穷。

可以说,瓷塑弥勒佛是佛教文化与中国儒、道文化相融合的精品,也是瓷塑艺术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的精品。纵观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车载斗量,英雄哲人浩如烟海,但至今仍惟妙惟肖活在世人眼前,并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者,除弥勒佛外,孰能有几?

历史烟云,在瓷上中国演幻。

世世代代的子民,在瓷上中国生活。

瓷,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道具,可以装点住所的古朴、风雅、温馨、纯净、和谐……可以装潢精神的高洁、清迈、安详、圆融、通透……甚至大奸大伪时,也有人用瓷来点缀:有一天,在薄熙来曾经的办公室,当中国一位知名度最高的公安局长,几乎揣着家奴般的小心,向他透露其妻涉嫌杀害一名英国人时,他“砰”的一声,摔了案头的茶杯,又给对方一个耳光。这一摔一打,不料摔打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极具好莱坞情节的惊天大案!

究其实,瓷器不是道具,我们才是道具,人很难活过百年,纸的寿命只有三百年。而瓷即使埋在地下,科学家分析可以历经两万年。

瓷的内蕴博大精深,远非笔者能够穷尽。

不妨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他老人家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沉默而又美丽的瓷器,无疑可以视做中国人灵魂的底色。在瓷千年洋洋洒洒的叙事中,将其他工艺、美术话语空间中局部穿行的历史意义、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统统揽起来,汇成一条天高水阔、风帆正悬的大河。

这是一条瓷艺瓷境瓷品的大河,其画面、纹饰、色彩、光泽,穿越了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

(选自《瓷上中国》21世纪出版社 20145月)

责任编辑/何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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