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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

2015-01-10 12:28:5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0782

根据地

——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 李延国  李庆华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 毛泽东

老百姓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不能遵守铁的纪律,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走呢?

—— 邓小平

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 习近平

上部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序章

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历史并非是易碎品。

因为它有记忆。

建筑、书籍、碑刻、墓葬、壁画、传说、葬礼、歌曲、民俗,都会留下历史的投影。

今天的信息时代,记忆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国研发的银河电子计算机,每秒钟可以运算数亿次以上,一块拇指大的电脑芯片,有可以装下一整座图书馆书籍的容量,甚至连我们使用的手机,也可以储存下一座中小型图书馆。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代替另一种记忆的载体,那就是有感情的人。

2013年春天,山东省曹县刘岗村三位86岁的耄耋老农,联名给《菏泽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给70年前冀鲁豫边区一位叫秦兴体的八路军立一座碑,言辞朴实恳切:

“我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我们心中的英雄——秦兴体的事迹,不能发扬光大,不能给这样的英雄树碑立传,这种精神不能弘扬,我们觉得愧对英烈,愧对历史……这是我们人生暮年最后的牵挂,办好这件,我们可以无憾瞑目了……”

70年,大半个世纪,几万个日日夜夜。

三个耄耋老人为什么对这个叫秦兴体的八路军如此难以忘怀,刻骨铭心?

至今,老人说起秦兴体的壮烈捐躯,干枯的眼睛里仍会淌出泪水,像两条弯曲细长的小溪,流淌在皱纹纵横的脸上。

虽然有时历史也会得“健忘症”,但许多事情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苦难的鲁西南,抗日战争期间,受尽了日寇的蹂躏和屠杀,鲁西南人民奋起抗争,但每一次反抗都会迎来另一次更大的杀戮。

曹县有个著名的“红三村”,它是刘岗、曹楼、伊庄联合体,鲁西南的日寇屡袭不克,日军指挥官便在军用地图上把三个村子用红笔围起来,并定名为“赤三村”。

“赤三村”的百姓无一参加伪军,无一当汉奸和叛徒,坚持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八年。以后就被根据地的人民称为“红三村”。

由于“红三村”呈犄角之势,敌人来扫荡,可以互为联络,互为支援,人民群众基础好。冀鲁豫边区第十一行署、冀鲁豫支队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号称鲁西南的“小延安”。

1943年秋天,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五分区领导接到情报,商丘、兰考等地上万日军正在秘密部署,准备对鲁西南地区进行军事扫荡,“红三村”是重点。

接到情报后,根据地领导决定对军队和行署机关进行转移。

当时,秦兴体25岁,任五分区根据地供给部被服厂保管股股长。按照组织要求,秦兴体将边区货币、缝纫机、棉花和布匹等物资就地掩埋妥当。这时,敌人已在夜间将刘岗村团团围住,秦兴体已无法转移,换上农民衣服留下来。

106拂晓,1500多名日伪军把“红三村”全部包围,决心找到八路军后勤物资。秦兴体一边组织民兵阻击敌人,一边掩护群众突围撤离。由于敌众我寡,敌人很快攻占了刘岗村,秦兴体与1000多名群众,一起被赶到村外的“寨海子”里。

寨海子,是村民防盗、防偷、防日寇,在村围子外挖的水塘。日寇让1000多名群众统统进入“寨海子”,冷水没胸,四周架起机枪,寨海子变成了一个大水牢。

一个日本翻译官,用嘶哑的喉咙对水牢里的群众说:“乡亲们,皇军大大的爱护老百姓,今天你们只要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八路军的军用物资藏在哪里,皇军就会放了你们。要是不合作,马上统统拉出去枪毙!”

1000多群众哑然无声。

日军翻译官见没有人说话,就从人群里拉出两个青年人,逼问:“谁是八路军?”

二人一齐回答:“不知道!”

站在旁边拄着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一努嘴,日本兵立即举起枪打死了他们。随后,日本兵又把一个叫杨二孬的青年拉出来吊在树上,挥舞着棍子猛打,一边打一边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

杨二孬强忍着疼痛,坚决地回答:“不知道!”

残忍的敌人将杨二孬活活打死。

日本翻译官指着3个青年人的尸体,发狠地对群众说:“你们看到了没有?要是不说,统统跟这三个人一样的下场!”

那时,刘效民刚满15岁,他和父亲紧紧拉住秦兴体的手。目睹日军的残暴,秦兴体心如刀绞,他几次想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但都被刘效民父子和群众扯住。群众泡在水中,默默地坚守着一个信念:一定要保护八路军的安全。

更加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敌人在坑边放了一张刑床,不时从水坑里拉出群众捆在刑床上,进行严刑拷打,群众被敌人折磨得惨不忍睹。但不管怎么审讯,受刑的群众都咬定“不知道”。

“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日军指挥官多喜成一恼羞成怒,挥舞着指挥刀,大声叫嚷着。

秦兴体再也忍不住了,猛然在水牢中高喊:“我是共产党!我是八路军!”

多喜成一脸上露出一丝奸笑,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出来出来!”

秦兴体挤出群众的保护圈,大义凛然地站到矮小的多喜成一面前。

“你真的是共产党、八路军?”

秦兴体回答:“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

“你们八路军的军用物资放在什么地方?说出来大大的奖赏!”

“你先把群众放了!”秦兴体坚定地说。

日军指挥官命令把大家从寨海子里赶出来,然后又凑到秦兴体身边:“八路的军用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秦兴体拍拍胸脯:“我告诉你,它全藏在这里!”

“你的,这样的不好。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是村干部?你统统地给我说出来,我不会杀你!”

秦兴体铁塔一样站立着,开口大骂日军的暴行。

多喜成一“嗖”地一声抽出日本大洋刀,放在秦兴体的脖子上。秦兴体还是泰然自若,昂首不语。日军指挥官把军刀一挥,用日语吼叫了一阵,日军翻译官立刻带领几个汉奸,把秦兴体绑在刑床上,用皮鞭抽打他,并向他身上滴特制的黑色硫酸液体,秦兴体顿时浑身烧起了许多血泡,疼得昏死过去。

日本兵往秦兴体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待秦兴体苏醒过来以后,多喜成一又问道:“你说不说?”

秦兴体沉思了一会:“我说。”

日本翻译官喜出望外,立即让人把秦兴体放下来,年青英俊的秦兴体满脸的血水,转过身来,向群众大声说道:“乡亲们,抬起头来,不要伤心难过,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他们会给死难的群众报仇!血债终要血来偿!我们要坚持到底,和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多喜成一被气得哆嗦着手,指着秦兴体大喊:“快!快!把他的喉咙卡住,别让他搞赤色宣传!”

日本翻译官立即领着几个鬼子,急忙上前去掐秦兴体的脖子,秦兴体扬起一脚,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几个鬼子扑上来把秦兴体拖到墙根,像耶稣受难样用长钉把他钉在木板上,秦兴体大骂日寇不止。

为了堵住他的嘴,日军用匕首从他身上割下肉,塞进秦兴体的嘴里。

秦兴体大声喊道:“狗日的小鬼子,肉,你拿去吧,骨头是我的!”

日军把门板倒过来,下面生上火,对秦兴体用了最残忍的酷刑——迟凌处死,一刀一刀割下他的肉……

群众忍无可忍,纷纷冲上去和敌人拼命,敌人机枪开火,一百多群众倒在血泊中。

日寇什么也没有得到。恼羞成怒,烧毁了全村群众的房屋。

秦兴体啊,你是人民的好儿子,你是中华民族的真壮士,你是冀鲁豫边区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世纪的英雄记忆!

刘岗的乡亲们啊,你们家境贫穷,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你们出身低微,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侠义的人!

你们在强敌面前显得弱势,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

一千多名群众为了救一个八路军泼洒热血,一个八路军为了救一千多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人间什么样的血缘关系?

在水牢里,秦兴体的手从十五岁的少年刘效民手中抽出时,刘效民就把英雄的壮举印刻在脑海中,成为他终生不能磨灭的记忆。刘思杰当时也在水牢中,他们都是十五六岁,但少年的双眼如清晰的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摄录了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七十年之后,那景象仍历历如新。

这天是中国传统的九月九重阳之夜,刘岗村的百姓没有一个进食的。他们用方板制了一副棺木,把烈士掩埋在刘岗村边上,秦兴体永远成了刘岗人。

刘岗人曾多次为烈士寻找故乡。他们当年知道秦兴体家乡在河南修武县,后在滑县道口铁路当过学徒,后到上海参加了五卅工人运动。可是刘岗人寻遍了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烈士的家人。

秦兴体,你是否在等待着一个叫“谷子地”的人,为你吹响迟来的集结号?

笔者前去刘岗村寻访老人,老人们用手掌擦着泪痕:“今天住上了楼,吃上了白馍,可秦兴体还没有找到家。英雄没了,怎么也要告诉家里一声。一想到他,心里就难受啊……”

三位老人,有一位已经坐上了轮椅。为筹资立碑,他们摇着轮椅,手托柳条筐,在“红三村”募捐,一毛、一块、拾元、百元、千元,竟从并不富裕的农屋里募集出了五万元……

捐款人都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被遗忘的名字——根据地!

第一章

渐行渐远的冀鲁豫

1、询问大地

“红三村”老人对秦兴体烈士的缅念,牵出了当年冀鲁豫边区党和军民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悲壮历史。

老人和秦兴体的故事感动了整个鲁西南。

菏泽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即作出指示,全力支持帮助老人完成他们的愿望。市政协领导敏锐地察觉到,欠发达的鲁西南地区,拥有冀鲁豫根据地光荣的革命传统,应尽快开展“抢救行动”。

菏泽市政协主席刘勇,副主席付守明、陶体华亲自投入对冀鲁豫根据地历史的征集、写作、宣传。他们把这个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史工程、思想工程、政治工程、改革工程。组织起一个精干的团队,要把这份宝贵的遗产挖掘出来,留给后人。

市委书记于晓明到“红三村”访问老人,并亲自南下贵州,慰问南下的老干部,了解当年冀鲁豫的光荣传统。他对笔者说:“菏泽不仅是牡丹之乡,书画之乡,武术之乡,它还是革命之乡。冀鲁豫当年留下的革命精神,是菏泽腾飞最大的资源和精神财富!”

冀鲁豫根据地的历史,是欠发达的鲁西南拥有的最大“金矿”。

我们行走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平原上。

菏泽,古称雷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古时雷泽西纳济水,通黄河;东入泗水,再通淮、江入海。在古代运输工具原始落后的条件下,菏泽发达的水系成为中原一带的交通枢纽。商舟往来,被称为“天下之中”。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与之同时期的蚩尤、少昊、共工及夏后氏鲧、大禹等,皆在今天的菏泽地域留下了活动足迹。至今,菏泽巨野留有蚩尤墓,鄄城留有尧王墓,而商汤始祖建都亦在曹县之亳。

战国时期,赵国重臣范蠡,帮越王勾践复国之后,悄然泛舟到“天下之中”的菏泽陶丘定居。范蠡运用他的商业智慧,三掷千金而散之于民,被称为“商圣”。因范蠡曾被封为陶朱公,后人将他居住的陶丘更名为定陶,传承至今。

战国名将吴起、孙膑,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皆出生于菏泽鄄城和周边地域。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庄子,出生于菏泽曹县东南之地,在漆园为吏,即今菏泽东明县境内。

项梁反秦战死定陶,汉高祖刘邦曾在此登基建立西汉政权,并娶了菏泽的吕雉和戚夫人为后、为妃。

曹植封地鄄城赋愤诗,唐末黄巢曾在此举兵起义。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等,在菏泽留下许多佳作,北宋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梁山泊……无数历史壮剧在此演绎。

谁说菏泽是荒蛮之地?

进入“二十五史”正史的菏泽英杰达200多人。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数不胜数。

近代著名抗日名将赵登禹将军,出身菏泽。当年他带走八百鲁西南壮士,每人身背一把大刀,走上抗日前线。在长城喜峰口的对日作战中,身高一米九的赵登禹,身为旅长,率部夜袭敌营,身先士卒,将他用180块银元打造出的两柄特制钢刀砍卷了刃。这一次奇袭,日寇在喜峰口留下500多颗头颅,其中被赵登禹砍下的有六十多颗!此战催生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赵登禹的左腿也被弹片炸伤。他的女儿赵学芬至今保存着赵登禹负伤后的一张照片,将军用两行遒劲的行楷在照片一侧写下:“肢体负伤为小纪念,战死沙场才为大纪念。”他的命运被自己言中,最终他倒在北平南苑保卫战的战场上,身中五弹,鲜血流干,年仅39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政部向赵登禹家人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00080号,签署人:毛泽东。

1949年建国后,党中央做出决定,不准以领袖个人名字给北京街道命名,但是,唯独有三名国民党将领的名字被命名至今——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佟麟阁路!他们是抗日战争中盟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三位将领(上将)。

赵登禹从鲁西南带去的八百男儿无一生还,全部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赵登禹在喜峰口刀劈日寇不久,他的家乡鲁西南也遭受到日寇的蹂躏。

1939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出一部分主力,到赵登禹的家乡——鲁西南,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抗击日寇。

今天,我们叩问这片大地,半个多世纪前,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是否还留下了记忆?

我们站在一所中学的门口,询问一位放学的翩翩少女:“你知道冀鲁豫吗?”

少女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走去。

我们走进一座超市,询问一位带着女友购物的青年:“你知道冀鲁豫吗?”

“什么鱼?鲈鱼?”他憨憨一笑,“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然后去挑选五光十色的商品。

我们走进肯德基,买了汉堡包,坐下食用,对面是一位女大学生(或许已参加了工作),我们问:“你知道冀鲁豫吗?”

对方觉得我们怪怪的,或者不怀好意,或者把我们的问话当成了一个什么邪教的联络暗号,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然后什么也没回答,离去……

我们怅然。

难道时间真的是一面筛子,过滤了岁月、英雄的事业和他们的精神?

难道货币、商品、高科技、娱乐大片,真的就能遮挡住历史的光芒?

我们无权要求人们都记住烈士鲜血的重量,也无法渗透当年先烈与我们今天生活的联系!

我们也更不能只期待三个耄耋老人,刻碑记事,留住民族的光荣!

我们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力量,从浩瀚的史海中,从时间的沉船中,打捞出依然在闪闪发光的冀鲁豫精神。

2、罗荣桓郓城战日寇

1939年初,春寒料峭。一支穿着灰色粗布军装的队伍,穿行在历史之页。

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在代师长陈光(师长林彪因负伤去苏联养病)和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的率领下,遵照中共中央打到敌后去、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山西出发,越过一道道封锁线,挺进山东,以策应华北抗日战场。

当时日军主力主要在华北和山东胶济线一带。鲁西南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多,不便于机械化作战。日军在每个县城驻军不多,主要依靠伪军进行统治。

杨勇率领的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开进到鲁西鄄城扎营。这是我八路军正规军第一次踏上这片黄色的土地。当地的群众和一些开明绅士,听说平型关打鬼子的一一五师来了,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说到杨勇,不得不提一笔平型关大捷。长征时杨勇就曾当过师长,国共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后,红军缩编为三个师,杨勇当了686团的政委。在平型关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杨勇端起刺刀冲入敌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此战完胜,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与日军正面交锋取得的第一次大捷。当时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嘉勉,第三封电报竟敬称朱德为“玉阶兄”。

日寇1938年秋侵占鲁西南的重镇郓城,并积极向外扩展其势力范围。当时,驻郓城日军有200多名,日军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政策。原韩复榘部下,郓城日伪县长刘本功,派其弟刘玉胜团驻郓城西北之樊坝。这伙伪军全部是日式装备,自盘踞樊坝以来,催粮、要款、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

具有抗日倾向的国民党郓城县地方部队保安司令祝璧臣,带着20名当地开明人士,跋涉数十里,冒雨前去欢迎杨勇。祝璧臣原为国民党88师副师长,曾参与过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但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不满,倾向于八路军的抗日政策。他指控伪军刘玉胜盘踞樊坝之危害,要求八路军打击日伪,安定民心,解除人民的苦难。

32,我一一五师师部率师直部队和六八六团进入郓城县郊。郓城县委书记梁仞仟带领县委成员来到团部驻地轩楼。他们也赞同八路军挑个“硬骨头”啃,拔掉樊坝日伪据点。

樊坝位于郓城县城西北,距城十八华里,是伪县长刘本功据点中兵力最强的一个。樊坝据点驻伪军1个团,约500余人,装备有小炮1门,轻机枪13挺,步枪400余支。伪团长刘玉胜亲率主力驻守樊坝,警戒森严。

杨勇率领六八六团接受打樊坝任务后,立刻进行了战前准备。当时,我军经过长途行军,非常疲劳。且刚到鲁西,敌情、地势都不熟悉,加之过去部队始终在山区作战,缺乏平原作战的经验。战前会议上,杨勇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指出了我军的最有利条件是有我地下党和老百姓的支持。

杨勇带领营连干部察看了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部署了战斗任务。

时值正月十四日晚,元宵佳节前夕,樊坝戏台上正演唱着古装戏剧《杨五郎出家》,表达了外族侵略下的家仇、国恨。伪团长刘玉胜却非常不满:“谁点的戏?死的死,亡的亡,除了哭还是哭,多晦气!”

刘玉胜并不知道八路军已到了郓城县境。

杨勇通过侦察了解到,敌人每天晚上两次将护寨河上的吊桥板放下,打更的巡逻兵走出围寨,巡逻一遭,如没有情况,就再回到据点里去。

杨勇决定在敌人将吊桥放下时,快速打进去。三营十连在红军时期被称为夜老虎连,不料,突击排刚开始冲锋,被敌人发觉,敌人随即扯起吊桥,把我军的一个尖刀班卡在里面,两个班被阻在寨外,突击排被敌人切为两截。被卡在寨内的尖刀班在敌围子的门洞里,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危急时刻,后续部队发起冲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守寨门的敌人全部被歼。晚11点,一营突击队突入村内,经过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第二日拂晓,我军打进前樊坝伪据点,并消灭了郓城来援的100多名日军。

旭日东升,樊坝东边团柳树庄的枪声依然激烈。这时,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头上负了伤的俘虏,来到杨勇面前。经过审问,他正是伪军团长刘玉胜。

杨勇让卫生员给他包扎好伤口,问他:“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刘玉胜有气无力地说:“是我的一个营。”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久,守团柳树庄的全营官兵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八路军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箩筐里,然后站队集合。

樊坝战斗共击毙伤伪军200余人,日军100余人,活捉伪团长刘玉胜及官兵300多人,缴轻机枪11挺,小炮1门,步枪400余支,解放被掳妇女30余人,村干部20多人。

六八六团坚持执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对被俘虏的伪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受重伤的给予治疗,伤愈后,再由其选择去留。

杨勇按照毛泽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对刘玉胜也采取了宽大政策。刘玉胜在鲁西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杀了他也不冤。但是实行宽大政策,对于开辟这里的工作,化解顽固派更为有利。为此,杨勇不但派医生给他和他岳父治疗战伤,还亲自找刘玉胜谈话,向他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希望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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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做出贡献,再不做昧心之事。”

为了表示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刘玉胜郑重地发表了一个“告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日获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谢国人……

刘玉胜的反正,对于我党和八路军开展统一战线,起到了感召作用。

3、梁山水泊会议的争论

这年八月,一一五师师首长和鲁西军政委员会,在鲁西南的梁山水泊召开联席会议,鲁西区各地委书记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冀鲁豫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

会议上议论纷纷:

“我党我军的根据地大部分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平原无险可依,建根据地不容易。”

“当年捻军起义,曾在这里大败清军,杀死了清朝名将僧格林沁。最后因这里无险可守,退出鲁西南。”

“日军有飞机、汽车、坦克,在平原作战有优势,我们只有11号(双腿),打起仗来,无处隐蔽。”

“这里除了是平原,还兵多为患,日军、伪军、中央军、红枪会、民团,他们相当一部分,并非真抗日,只为占山为王。我八路军在此创建根据地,几乎没有同盟军,必受排斥。”

“这里民风彪悍,民智未开,群众工作不好开展……”

“兵多民贫,这里的群众已不堪战争的重负,部队的后勤得不到保障……”

一直没有说话的罗荣桓发言了:“你们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并不是能否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根本理由。”

这时,罗荣桓把一本小册子举起来:“这是毛泽东同志刚刚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大家应该好好读一读,毛泽东同志在这本书中指出:井冈山游击战争得以发明,并不因为有树林、有山,而是因为有人民。”

会场顿时静了下来。

罗荣桓说:“游击战,是与人民共存共生的一种战争。哪里有人民,哪里就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平原虽无山地做屏障,但成千上万的群众,就是御敌的最强大屏障,只要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生死与共,就可以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创建和坚持平原根据地完全是可行的。”

人民就是山,人民就是御敌的屏障!人民永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会议形成决议:按中央指示,在冀鲁豫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会议后,一一五师及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立即分赴冀南、豫北、鲁西南等地投入了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19404月,中国共产党在清平县(今山东长清、平阴)召开了冀鲁豫边区工作会议,正式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委员会,王从吾任冀鲁豫边区书记,黄克诚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一年后,杨得志接替了黄克诚的职务,成为冀鲁豫边区军事最高领导人。

4、辉煌的史诗

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创建,5年后,即1945年,冀鲁豫边区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辖22个行署,198个县,32600个行政村,23万平方公里,人口2551万人。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依靠群众,歼灭、瓦解日伪军15万余,军民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中国敌后抗日的坚固堡垒。

冀鲁豫边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中央任命林彪为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刚上任,就接到中央指示:美国提供大批军舰和飞机,向东北运送部队,令林彪从晋冀鲁豫组建24个团的干部架子挺进东北。冀鲁豫子弟由此成为第四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曾思玉任副司令员,张国华任副政治委员,冀鲁豫边区子弟成为刘邓大军的主力。

1947630728,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在北起黄河岸,南到陇海铁路,西自菏泽,东到大运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大规模歼灭战。十战十捷,歼敌近20万人。

1947年,数十万人的刘邓大军从冀鲁豫出发,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8月,冀鲁豫区委从各地抽调近千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随刘邓大军先抵大别山,后到江汉开辟工作,建立江汉区党委,袁振任区党委副书记。

同月,冀鲁豫地委书记赵紫阳等率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建立桐柏区党委,赵紫阳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

19479月,区党委再次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冀鲁豫干部李剑波任支队队长,随军到达豫皖苏地区。

1948年春,冀鲁豫区委书记张玺率一批干部赴豫西开辟工作,建立豫西区党委,张玺任区党委书记。

19493月,5900多名冀鲁豫边区干部战士组成南下支队进军大西南,接管江西、贵州。

冀鲁豫的干部成为许多新区的火种。

淮海战役期间,冀鲁豫边区出动民工30多万人,牲口12万头,支援战争的人次达到5850多万个,畜工1200多万个,组织担架10000余副,大小车1500多辆。

淮海战役后期,被围的杜聿明拒不投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鸟枪换炮,几千门大炮围住三十公里的驻地,一天之内即可全歼被围之敌。中共中央为了减少双方士兵的伤亡,下令推迟一个月发起总攻。毛泽东提出:尽量减少双方的生灵涂炭。并亲自拟写了《告杜聿明投降书》。总攻时间的推迟,需要一亿斤小米的后勤保障,这并不在原来后勤保障计划之中。但鲁西南人民很快筹集了1亿零五百万斤小米,用平安车送上了前线。

冀鲁豫边区成为支援淮海战役的大后方。

1949820,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冀鲁豫区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平原省委委员会、平原省人民政府。冀鲁豫边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能给人以光明的地方,一定有火炬!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本身就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5、不能背叛的根据地

2008年,台湾知兵堂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突击丛书》。这套丛书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分别编著成册,比较客观、详尽地记叙了双方在三大战役中的兵力装备,战略部署、将领指挥之得失、战况过程、战斗结局。

该丛书淮海战役一册定名为《徐蚌会战》,书后的两篇附录颇耐人寻味。“附录一”,用列表的形式,对国共双方在三大战役中投入的兵力、武器、伤亡人数做了对比。从列表上可以看出,“国军”的兵力、武器都远远优于共军,但共军一栏却多了“人民支前”一栏:支前民工886万人,担架36.3万副,大小板车101万辆,牲畜206.7万头,粮食8.5476亿斤。

“附录二”题为“徐蚌会战检讨”。“国军”总结出“决心不定,贻误战机”;“单线部署,缺乏纵深”、“将不能自专”、“将领不和”等七大失败原因,但唯独没有检讨“国军”缺少人民的支持。

一支失去民心的军队,注定必败!

该书的编著者在“附录”中虽然客观地列举了支援共军的民兵、担架和粮食的数量,但却没有揭示出,在这些数字的后面,有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他的名字叫“根据地”!

从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开始,革命的火种便以星火燎原之势,唤醒了被压迫在三座大山之下的穷苦百姓。

根据地的定义是什么?

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

1927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南昌起义的朱德所部会师,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人于1937年至1945年间,先后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豫西、东北、华南、湘鄂、冀鲁豫等十几个抗日根据地。

这一块块由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用血肉组成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功立业!正是这一块块零散而坚实的根据地,养育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子弟兵,这一块块血染的根据地,成为共和国的奠基石。没有它们,共产党人或许将变成黄巢和李自成一样的流寇。毛泽东在革命的早期就批评过“流寇主义”,毫无疑问,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民本思想。因为革命根据地不仅是占土地、占山头,而是拥有民心!

共产党人在革命征途上,一次次被逼入绝境,却又一次次浴火重生。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巨人叫安泰,他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和大地母亲的接触,就可以不断地获得力量,不可战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因根据地而生,因根据地而成长壮大,因根据地而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锻造出人民的共和国。

我们可以忘却许多事情,但是关于革命根据地的记忆却决不能遗失。

根据地,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也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根据地是血脉:一位冀鲁豫战士身经百战,活了下来。他后来有了一个孙女,老人为了纪念当年的历史,将女娃取名为陈鲁豫……

第二章

生死相依的红色基因

1、毛泽东的送行宴

早在杨勇打樊坝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冀鲁豫根据地就已经“组织先行”了。

冀鲁豫边区位于河北、山东、河南3省交界处,包括直南、豫北、鲁西南20余县。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斜穿腹地。冀鲁豫边区作为华北、华中的结合部,成为连接太行、鲁西、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4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段君毅忽然接到上级通知:“明天上午毛泽东主席请您和黎玉等同志去谈话。”段君毅听后兴奋不已。

第二天上午,他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人早早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警卫员招呼他们六七位同志在院子里坐下。不一会,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他穿着一身灰色的破军装,没戴帽子,脸显得有些消瘦,炯炯有神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大家都站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亲切地握手后,示意大家坐下,他自己也搬了个小凳坐下,然后对黎玉说:

“黎玉同志,你不是专门从山东来延安要干部的吗?你谈谈吧。”黎玉谈了山东抗战的形势。他说,当前日军大举侵入山东,当地军阀韩复榘闻风而逃,日军横冲直撞,为非作歹,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党先后领导群众在徂徕山、天福山、长山、黑铁山、鲁东南、枣庄矿区发动了武装起义。山东地区特别需要干部去领导群众性的武装抗日战争。

听到这里,毛泽东问:“你们计划需要多少干部?”

黎玉答:“原来计划要200名,听说延安也缺干部,那就给100名吧。”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你的胃口不小嘛。我们目前还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从全国的抗战形势看,各地发展都很快,都需要干部,但是我们一下子不能培养那么多。再说,斗争情况很复杂,一下子到敌后去那么多人也不方便。”

稍停,毛泽东讲道:“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商讨一下到山东敌后去的问题,对日军来说,山东是块大肥肉,所以他才那么穷凶极恶。山东是对敌斗争的前线,也是将来敌人的大后方,我们需要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到那里去建立根据地,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中央研究,准备派你们等一些同志到山东去开展工作,去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呀。”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这次谈话的五天后,毛泽东又把君毅等人请了去。不过,这次来的人除君毅外,还有15名抗大学员,以及3名报务员、2名译电员,共22人。

毛泽东的秘书对大家说:“今天主席请客,请大家到屋里坐吧。”君毅一伙进屋一看,屋里已摆好了3张八仙桌,每张桌子上放着6样菜,还有酒。当时延安生活很苦,极少有宴请。

君毅知道,毛泽东主席的生活标准一直很低,今天,为了招待即将出征的同志,破例增加了几个荤菜。

毛泽东来了,他招呼大家坐下后,用一口湖南口音说: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22位同志马上要到山东去,开展敌后工作。到那里要充分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消灭民族的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早已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中国国土上处处布满了焚烧‘野牛’的堆堆干柴,你们这些同志去就是革命的火种,到那里要点燃抗日的烽火,把那些‘野牛’全部烧光!”讲到这里,毛泽东又风趣地说:

“我们发展抗日武装的宗旨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你发展一个连,你当连长;你发展一个团,你当团长;你发展一个军,那你就当司令!”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们是准备当连长啊,还是当司令?”

同志们一起大声说:“准备当司令!”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同志们,祝愿大家都当司令,祝大家一路顺风。来,我们干杯!”

1938430正午,段君毅一行到达鲁西南的曹县,住在曹县县城东关马家店。当时济南失守,曹县县城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

当日下午,君毅、王彬前去拜访省主席沈鸿烈。其时,韩复榘已被蒋介石处以军法,沈鸿烈任省主席。

沈鸿烈是何许人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动干戈,不到一个月,平津失守。日军即沿津浦线南下山东,19381月初占领济南,10月占领青岛,月底占领泰安,6月徐州失陷。而山东军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与国民党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闻风而逃,致使山东大好河山沦于日军之手。沈鸿烈一个“跑路将军”,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他到处收编地主武装和杂牌军,却从未向日军放一枪一弹。

虽然此时国共合作抗战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见到延安来的干部后,沈鸿烈态度却不冷不热:“明天省政府将在曹县南关广场召开庆祝台儿庄会战胜利大会,你们延安来的干部选位代表在大会上讲讲话吧。”

51上午,段君毅一行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庆祝台儿庄会战胜利的标语,唱着抗战歌曲,进入庆祝大会的会场。

会上,延安来的共产党代表讲了话。他首先高度赞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一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又赞扬了蒋介石委员长发表的承认国共合作合法地位、国共协同抗战的战略决策。紧接着,他详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介绍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战、第一二零师雁门关大战,第一二九师奇袭阳明堡机场,以及新四军在长江两岸的抗日战况。最后,他讲:“我们这次到敌后来,就是为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台下,延安干部带领群众高呼抗战口号,高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场的青年学生和老百姓也跟着唱歌和呼起口号来,连国民党警察也一起呼口号、喝彩。整个会场群情激昂,庆祝会实际成了共产党宣传抗日主张的动员大会。

李文斋等少数顽固分子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宣传。会后,李文斋立即向沈鸿烈提议,派特务队将延安来的干部秘密杀害。

同情共产党、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东北将领谢珂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找到君毅,告知这一紧急情况。并直接劝说沈鸿烈:“我看从延安来的这些人不像是一般干部,他们对全国抗日情况了如指掌,动员抗战更是深得人心。再者,他们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原则,来得光明正大,我们若采取行动是不是应先向蒋委员长汇报?”

君毅认为曹县不宜久留,必须马上离开。但这么多人要快速撤离,交通工具是个难题。君毅遂与曹县县长王贯一一起打着范筑先部有急事需要用车的旗号,连夜找到东北军原张学良将军的秘书郭维城(中共党员),他派来一部卡车,郭洪涛、君毅带领延安来的全体干部悄悄登上了汽车,火速北进菏泽。

时段君毅年仅28岁,怀揣着一腔报国热血,政治斗争经验尚不丰富,到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要比想象的困难大得多。他对延安来的干部们说:“这次曹县的遭遇,说明蒋介石的所谓团结抗战仅是表面文章!”

到了菏泽,君毅发觉形势仍然严峻,第二天便奔郓城,找共产党领导的自卫团团长梁仞仟。这个自卫团也叫“窝窝队”,因为给养不足,一天三顿啃菜窝窝,喝稀粥。君毅被招待吃了一顿菜窝窝,听取了梁仞仟关于中共郓城县委的工作。君毅赞扬了梁仞仟父子倾家荡产发动群众打日寇的行为。梁仞仟则嘱咐郭洪涛和段君毅说:“进了郓城不要找县长王念根,他是个顽固派。”

郓城倾共的驻军司令祝璧臣回了老家祝桥,司令部的人看过梁仞仟的信,便开了介绍信,以到聊城找范筑先的名义,请沿路地区政府为郭、段一行安排食宿。最后一行人辗转来到了山东省委组建的山东泰西区抗敌自卫团驻地泰西。

山东泰西区抗敌自卫团这支刚刚建立的武装,117攻克肥城县城,击毙汉奸维持会会长范维新;128奇袭界首火车站,刀劈日军10余人;3月下旬破坏津浦铁路,炸毁万德铁桥,阻止了日军向台儿庄增兵;46在肥城的道郎一带配合民团与日军血战,歼日军百余人。连战皆捷,军威大振。目前,已发展为17个大队2700余人的抗日武装。

为加强党的领导,山东省委电呈中央同意,设立中共泰西特委,君毅任书记,张华北任军事部部长,孙光任组织部部长,万里任宣传部部长。张华北兼抗敌自卫团主席,延安来的军事干部何光宇任副主席。

曲折的道路使段君毅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便没有革命的根据地!

君毅和特委的领导下,通过举办培训班和送上级培训,用两个月的时间,培训党员干部400余人,帮助40余名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许多“民先”队员发展为共产党员。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长清、泰安、肥城县委,汶上、宁阳县工委,并将东平县工委改建为县委,所辖大部分区建立了区委,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支部。全区党员迅速发展到1500余人。在各级党委和农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姐妹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蓬勃兴起。

19388月,原属中共苏鲁豫特委领导的郓城中心县委及其所辖的菏泽县工委、郓鄄工委、巨菏工委、巨嘉工委等县党组织,划归泰西特委领导。此时,泰西特委辖区东至济南、西至菏泽,长约250公里的地域。

泰西地区的部队建党与地方同步进行。19385月,自卫团17个大队中活动在大峰山区的4个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其余的13个大队和自卫团团部都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一些抗战前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这些同志多数都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七七事变后才释放出来,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就到泰西参与组建抗敌自卫团,并成为自卫团的骨干。据此,特委开会研究决定:尚未接上关系的老党员一律恢复组织关系;抗战前参加过共青团、“民先”队的,一律转为共产党员;对一些在组建武装和作战中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均作为建党对象。在此基础上,君毅和特委其他领导,深入到自卫团,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研究建立基层党组织的问题。

第一批建党的重点是大队、中队的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凡是具备党员条件的,吸收他们入党,少数不具备条件的,也不随便降低条件,但调换他们搞别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所有大队、中队的队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还在班长、战士中大量发展党员,使部队的政治、军事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

为了提高部队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特委在北仇村、边家院、高淤等地开办了多期党员培训班,君毅等领导亲自讲课,他强调:在部队中要普遍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根据地的第一法宝

把世界普遍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群体,看作是拯救中国最伟大的力量,这是共产党人的英明。

但是要把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下最散漫的农民发动起来,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怎样去实现呢?

共产党人找到了最佳法宝——

原冀鲁豫边区的老战士、88岁的侯存明老人告诉我们:

“这个法宝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冀鲁豫边区,人民群众就是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

3、棺材、枪声、遗言

鲁西南司令多如牛毛。日伪军、中央军、东北军、民团、红枪会、韩复榘的散部……许多军队打着“抗日”旗号骚扰百姓,许多老百姓见兵就躲。八路军进村,常常是空村、空寨。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边区首长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布了三个不准:不准私拿群众财物,违者杀头;不准向受蒙蔽群众开枪,违者杀头;不准污辱妇女,违者杀头。

由于水土不服,冀鲁豫军区骑兵团许多战士得了病。团卫生队军医助理袁天祥十分着急,到处找药。最后找到了一家药铺,老板早就逃跑了,情急之下,袁医助拿走了一些中药,为战士们医好了病。

外逃的群众见八路军不烧房子、不抢东西、不杀牲畜,逐渐又回到村里来。

部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帮群众扫院子、挑水、修篱笆、收庄稼。

药店老板跑到军区机关,跪着说:“我知贵军有‘三个不准’,可你们有人偷了我养家糊口的药,请长官给我作主!”

当时军区首长说:“你先回去,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按军法处置,并赔偿你的损失。”

军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袁医助执行铁的纪律。

团、营、连的指战员们纷纷来求情:“袁医助救了我们多少干部战士,虽然他违犯了纪律,但不是为了个人发财。”

军纪无信,必失民心。

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执行特殊的纪律。

死刑命令下达了,可全团的干部战士谁也不愿意去枪毙一个曾经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

为难之际,袁医助说:“我侵犯了群众利益,应该执行纪律,不为难大家了。”他让卫生队的同志找来一把安眠药,毅然吞下。

团里为袁医助准备好了一口棺材。袁医助自己爬进去,躺好等死。

一边是公审大会上,群众等着死刑的执行。

一边是躺在棺材里的袁医助一直死不了——

因为卫生队的战友不愿意他死,在安眠药里混了维生素片。公审大会形成僵局。

最后,七个团党委委员现场商定,由团长亲自执行枪决。团长作战时曾受过伤,是袁医助从战场上把他背下来。此时,团长打开手枪的保险,眼含泪花,看着才二十出头的袁医助。

袁医助望着团长亲切的面容,主动地说:“团长,送我上路吧。十八年后我回来再参加八路军。”

团长说:“你的父母我来照顾,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袁医助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留我的党籍和军籍。”

“砰”、“砰”两声枪响,袁医助闭上了眼睛。

枪火变成了一道闪电,却照亮了鲁西南边区的夜空。

笔者为此段历史专程去北京西山干休所,采访时任骑兵团团党委委员、一营教导员杜连达。老人眼含热泪,一开始坚决拒绝谈这段历史,在我们再三恳求下,他带着哭声讲述了这个故事,最后说:“袁医助真不应该死啊,那么忠诚的一个人,可是在当时条件下,不那么做也不行啊……”

4、喝群众的开水也付钱

1938年,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冀、鲁、豫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刚刚被任命为344旅代旅长的杨得志,奉命前往八路军总部接受任务。

杨得志走进山西长治县故县村八路军机关总部。朱德总司令正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戴着老花镜,在读《论持久战》。

杨得志行了个军礼:“报告总司令,杨得志奉命来到!”

朱德微笑着让杨得志在石凳上坐下,然后扬了扬手中的书问:“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杨得志回答:“读过了,领会很肤浅。”

朱德摘下眼镜说:“这次你们去的地方,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遏制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任务艰巨啊。”

朱老总又指了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说:“毛主席在书中讲了二十几个问题。讲得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抗战一开始我们就要坚信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两天也打不败他们。”

杨得志凝神听着.不时点点头。

朱德继续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民心所向,或者叫作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无法和我们比拟的。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这一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朱德稍稍停顿后,话锋一转说:“海东同志身体不太好,你是代旅长,要把所有的工作都担起来。前一段,中央派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到冀南去了。你这次去,号称是一个旅,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城同志和主力部队都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你和崔田民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所以叫作开辟根据地嘛。”

杨得志听得出来,朱德在“开辟”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时值盛夏,朱德喊了一声:“警卫员,弄个西瓜来,为我们上抗日前线的勇士送行!”杨得志吃了两片西瓜,便是朱老总的“送行宴”。

杨得志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领100多人先到河南滑县,与已到那里的第689团会合。

689团的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志样前来迎接他们的代旅长。在陕北西征时,杨得志曾经见过韩先楚。那时他们都是师的干部。尽管现在成了上下级,韩先楚还是非常热情。他们握在一起的手,浸透着深深的情谊。

杨得志的部队走一路打一路。

杨得志和崔田民率部在豫北的滑县,与韩先楚的689团共同追歼伪军扈全禄部,在汤阴以西,全歼了扈全禄的部队,俘虏1400多人,其中有两个旅长和一个团长,并解放了滑县县城。

1个月之后,杨得志指挥的部队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区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

离高平,出壶关,经全涧,杨得志和崔田民带领100多人的队伍,又走在前往冀鲁豫边区的征途上。

过了平汉路,杨得志和崔田民带领的工兵排、炮兵排从五陵集渡过卫河,在浚县、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这个大队是从第3443个团各抽一个连组成的,总共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会合之后,部队于193939进入东明地区,指挥部设在东明县姚溪寨。

东明县位于鲁西南的边缘。当年秦始皇东巡至此,风沙大作,天昏地暗,始皇帝骂了声什么鸟东明,纯粹是东昏。后来便改名为“东昏”。后来王莽执政时,又改称东明至今。东明毗邻河南兰考,都属黄河故道,土地贫瘠,非碱即沙,由于地贫人穷,这里历来很少驻军。

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已建立了游击队。杨得志经上级批准,将自己带的部队和两支游击队编在一起,共约2000多人,称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

可是,受到敌、伪、顽反动宣传影响,人民群众并不了解八路军,他们一见到八路军就往土围子里跑,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这些土围子筑得高,墙也厚。躲在围子里的男男女女都操起大刀、梭镖,架起土枪、土炮,大喊大叫着不许八路军靠近。

“不让靠近就不靠近,更不许攻打!”杨得志给部队下达了命令。

杨得志下令:部队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还要加上三条:“群众不在家,开门就犯法;过路不住房;喝水要付钱”。

有的干部说,从来没听说当兵的喝碗水还要付钱的,老百姓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杨得志回答:“井,是群众出力挖的,开水是群众用柴火烧的,柴禾也要花钱买,喝水不付钱就是侵占群众利益。”

部队在村外埋锅做饭,睡在野地里,秋毫无犯。

围子里的群众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们知道,八路军凭着手里的武器装备,攻打他们是不成问题的,但却没有这样做。逐渐,他们白天把围子门打开,让八路军通过;后来又让八路军在围子里休息,还送开水。八路军喝了水竟然还付钱,这使他们更感到惊讶。休息的时候,八路军官兵就对群众说:“我们是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喝水交钱,损坏东西赔钱,是八路军的纪律。”

再后来,有的老百姓就说:“你们这支队伍真不孬,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

冀鲁豫支队在鲁西南落脚后,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威逼利诱六个县的会道门——红枪会袭击八路军,妄图挤走八路军。

孙秉贤学着蒋介石的腔调,说八路军是“游而不击”。散布八路军破衣烂枪,打不了仗,迟早要走。他唆使地方封建势力不许供给八路军粮食,进而命令其部下向八路军进行武装挑衅。

5、能守纪律能杀敌

很少有人知道,杨得志这位能攻善守的战将,出身贫寒。1926年,杨得志还是一个衡阳的农村少年,为生活计,他和哥哥到衡阳修公路谋生。1927年夏天,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消息也传到筑路工地。不久,红军独立第七师路过工地,招募新兵。17岁的杨得志和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并留在师部当通讯员。

衡阳的路没有修成,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却把他送上了一条完全崭新的大路,他参加的这支部队,正是到井冈山和毛委员会师的朱德的部队。

杨得志22岁便担任了红军第93团的团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了不少恶仗、硬仗、苦仗。第五次反围剿后,又任红一团团长。遵义会议后,红一团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四渡赤水的作战。尤其在长征路上,红一团突破乌江天险,与抢渡大渡河两役,都被写入我军军史。

到达陕北后,杨得志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东征。

抗日战争爆发,杨得志被调往115685团任团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杨得志率领全团指战员杀入敌军中,进行肉搏战,打出了军威。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imes New Roman'">余人。

战斗结束后,冀鲁豫支队撤出金乡县城返回,日军从济宁调兵追击。冀鲁豫支队在成武的白浮图、苏庄、李庄一带设伏。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冀鲁豫支队猛打猛冲,日伪军丢下100余尸体窜逃。接着杨得志又打掉桥镇日伪据点,歼日伪军100余人,攻克温楼据点,活捉伪军中队长曾棣堂。开辟了民权、兰封、考城、曹县交界处之地区。六月,杨得志率部又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2000余人。

鲁西南的百姓对杨得志的部队刮目相看,说:“杨司令的部队既讲纪律,又能打仗。”

有一个叫刘杰三的土匪司令,已经年近花甲了,拉起几百人的队伍。他的卫队,每人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全部骑自行车,很是威风。杨得志记得朱老总的嘱咐,要多团结抗日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派人做刘杰三的工作,也亲自上门长谈,终于把他争取到抗日的队伍之中,并且委任他为这支队伍的司令。

刘杰三逢人便说:“我是八路军委任的司令,正牌的!”

可是因为他有三个老婆,一些人就想不通,说:“—个人三个老婆,霸占民女嘛,怎么能当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的司令?”

杨得志说:“你是先动员他抗日好,还是等他退了三个老婆再去抗日好?我看还是先抗日好。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卢绍武则半开玩笑地对部下说:“你是打土豪劣绅出来革命的,人家刘杰三是拉队伍占山为王的。你是共产党员,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是为打日本到敌后来的;人家刘杰三在我们来之前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哩。带着3个老婆打日本鬼子,对刘杰三这样的人来说,我看可以,可我们共产党人不行!”

群众看到八路军能打胜仗,真的搞统一战线,疑虑打消了,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八路军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支队,成立了民兵联防组织,还组织了“青抗先、妇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到公开活动。

杨得志虽然出身贫寒,他却极有军事天赋,他每打一次仗,不论大小、胜负,他都要作战斗笔记,用箭头标出双方布阵和变化轨迹。他的指挥艺术随着战斗的增多不断升华。

冀鲁豫支队在鲁西南地区一年多时间,进行过大小101次战斗,毙日军684名,伪军1375名。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声望。

冀鲁豫支队根据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对鲁西南各地的各色武装力量,逐步进行改造、收编,使之成为抗日力量。冀鲁豫支队迅速壮大,由原来的200人扩大到17000多人。

杨得志面临的突出困难是如何解决部队万余人的粮食和过冬棉衣问题。

为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杨得志决定打击通敌有据的恶霸地主高圣君。高圣君绰号“高二穷种”,是曹县南部有名的大地主。他接受日军的委任,组织私人武装,依仗日军的势力,横行乡里。他本人半身不遂,却霸占30多名年轻妇女,群众恨之入骨。

秋后的—天,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一举攻克高辛庄,将高圣君豢养的“富户团”300余人全部缴械,捉住高圣君,并勒令高家拿出7万块银元罚款。为民除害,百姓叫好。部队用这些银元购买粮食、布匹、棉衣,由群众日夜赶制了17000套棉衣,使部队穿上一色的新军装。

在此期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濮阳视察部队,杨得志赶往濮阳面见彭德怀,要求给点军费支持。

彭老总住在一户农民的破草屋里,土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炕头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他没戴帽子,看来好长时间顾不上理发,原来的短发变得很长了,胡子倒刮得很干净,满脸红光,就是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杨得志见他盘腿坐在炕上,同司、政、后的干部正在谈话。就悄悄站到一边,没有打搅他。过了一会,感觉谈话差不多了,杨得志才走上前,行了个军礼:报告彭总,杨得志来见!

彭老总立即下了炕,走过来,握住杨得志的手说:啊,一年不见了,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杨得志把冀鲁豫边区一年来的情况扼要地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高兴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嘛!”

杨得志说:“总的形势还可以,但也有使人伤脑筋、发愁的事呀!”    

“发什么愁呀?”彭老总关切地问。

杨得志说:“一万七千多人,要吃,要穿,要用,要弹药,都没有着落。冬天又来了,怎么能不发愁呢?”

“噢,一万七千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是个大问题,让我也得发愁呀!”彭老总说到这里停下来,笑眯眯地望着杨得志。“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来‘讨鱼税银子’的喽!”

过了一会,彭老总转身对杨得志说:“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现在各个根据地都相当困难,我们的‘财神爷’(供给部)的腰包里,据我了解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挤。”

彭老总的话使杨得志的心沉了下来。彭老总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杨得志感到要空手而回了。不料,彭老总突然转过身来,拍了拍杨得志的肩膀,笑着说:

“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个一万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怎么办?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给你——”彭老总停了停,像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你一万块银元吧,数目不多,一人还摊不到一块钱,这些情况你要向各级干部讲清楚。还是要像在井冈山、在中央根据地那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那首《游击队之歌》怎么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

笔者在此必须提到冀鲁豫根据地创建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湖西肃托”。

正在鲁西南边区抗日局面兴盛发展之际,19398月,湖西区发生了大规模亲者痛仇者快的“肃托事件”。

这是一起在全党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事件从湖边地委开始,逐渐扩大到整个苏鲁豫区(即冀鲁豫边区,当时为苏鲁豫区)。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治委员王凤鸣(后叛变投敌),与混入党内的敌特分子王须仁(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结合在一起,控制了区党委领导权。他们既不报告山东分局,又不接受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制止,大肆抓捕革命干部,并使用各种残酷刑罚,采用逼供、指供和骗供等诬陷手段,制造假证据,扩大事态,并假冒中央名义,擅自将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各级党、政、军干部约300人杀害。

整个湖西党组织的活动一度陷于瘫痪;各级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解体;部队连营以上干部全部受到牵连,主力部队减员近千人,地方部队几乎全部垮台。

9月间,中共湖西区委给杨得志、崔田民来电,称鲁西南地委是“托派”组织,要求将区以上干部逮捕送湖西“受训”。杨、崔接电后,认为事关重大,一方面复电说,没有证据不能捕人,请将具体材料详细告知;一方面急电告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要求速派人解决湖西“肃托”问题。杨得志同时通知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湖西正在进行“肃托”,暂不要派人去湖西,区党委通知开会也不要去。

湖西的“肃托派”专程派人上门催促杨得志亲率区以上干部到湖西整风,杨得志和政委崔田民坚决拒之。不久,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骑马夜奔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件的发展。

湖西肃托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错案。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的罗荣桓元帅事后曾多次把它与苏区时期的“AB团”事件相比。除了震惊于这一事件的残酷、惨烈之外,其荒谬绝伦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冤有头,债无主”。此事件被混进革命队伍的敌人所利用,使几百名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被杀害,造成我党的重大损失。

杨得志以他政治上的敏感和坚定的党性,抵制了错误路线,为根据地保护了大批干部。

19441月,中央命令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率六个团赴陕北,执行保卫党中央和延安的任务(其中有鲁西南地区之十九团)。

五月份,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仍为冀鲁豫军区,鲁西南地区改为十分区。黄敬兼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

6、缪堤圈夺大炮

炮兵,被军事学家称为“战争之神”。

在抗日战争中,夺取一门大炮的影响要比缴获一百支三八大盖更能鼓舞军心和士气。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门日式马拉重型锡平大炮,炮身上“昭和十三年制造”的字样仍清晰可辨。

八路军初到鲁西南时,没有自己的兵工厂,装备落后,除了有少量的迫击炮,中型和重型炮都是空白。

边区群众看到八路军的子弹袋都鼓鼓的,其实里面塞了好些高粱杆子,以示军威。缴获敌人武器,是冀鲁豫八路军武器的主要来源。

杨得志率部在鲁西南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大。驻曹县城的日军极度不安,他们曾多次扫荡,妄图消灭杨得志的冀鲁豫支队,但都没有得逞。新任驻曹县的日军中队长间野,上任时带了一门崭新的马拉重型锡平大炮。这门大炮成了间野的镇军之宝。这门火炮威力巨大,一般的城墙,三发炮弹便可轰开。

间野是个标准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上任前他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消灭曹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创造“剿共治安”的奇迹,超过他的前任。

1939621,正是农历端午节。间野亲率一个日军中队、两个伪军中队,共300多人,拖着大炮出了城,沿着从曹县到青堌集的公路,向曹县东南地区进发,百姓们四处逃难。

间野带着大炮扫荡的消息,通过侦察和情报,很快传到了设在老黄河北大堤下刘胡同的冀鲁豫支队二大队指挥部。

杨得志问二大队队长覃键:“能不能夺过那门重型锡平大炮,煞一煞鬼子的威风?”

大队长覃键,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个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政委常玉清,也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二人齐向杨司令表态:坚决完成任务!

覃键命令手下的三个营长:“这次战斗,目标就是要夺大炮!”

杨得志司令员派人送来正式作战命令:歼敌夺炮,打一个大胜仗是给群众最好的礼物……

抗日战争的年代,能打鬼子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就能赢得民心。

炮声震得大地微微颤抖。随着炮声越来越近,侦察员跑来报告:“日军边打炮边行进,已到青堌集,离这里不到10里!”

覃键果断地命令:“一营在大堤下青堌集至缪堤圈的路上设伏,派出少数部队诱敌进入设伏地区;二、三营在大堤一线设防,待战斗打响后,从西侧迂回包围,歼灭敌人。最关键的,是盯住敌人大炮的位置。”

覃大队长把设伏这个硬任务让一营来完成。从太行山带来的两个主力连,都在一营,战斗力强,武器全是平型关大捷中缴获日军的。

间野骑着高大的东洋马,一只手拿着望远镜瞭望,另一只手按着东洋刀。一路上,平锡大炮见村就打,一座又一座民房被轰成了废墟。快到青堌集了,没有遇到八路军的阻击,间野望望背后的大炮,想给它找个耍威风的目标。

黄河故道北岸的大堤下,一拉溜有好几个村庄,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藤花树丛。大堤的半坡上,常政委正带着二、三营在抢修工事,靠东一侧的缪堤圈村头,埋伏着覃键和一营的干部战士。缪堤圈是个大寨子,估计间野到青堌集不见我主力,必定会窜到这里寻找,所以在此设伏。

间野到了青堌集,命令部队停下来,他站在青堌集南门外的围墙高处,用望远镜东张西望。

间野确实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他没有被一营派出的少数部队所迷惑。经过一阵观察之后,猛地把指挥刀向二、三营的阵地上一指:“八路的那边,冲击的嘿嘿!”

日军的骑兵、步兵,马拉大炮,一窝蜂似地向缪堤圈西侧的大堤涌上来。日军将大炮架在大堤下,连发轰击,炮弹不断地落在二、三营的阵地上,缪堤圈的寨门楼子被一炮掀掉半边。二、三营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还击。日军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想穿过缪堤圈登上大堤。

一营长挑选了20多个身强力壮的战士,给他们配足了子弹和手榴弹,组织突击队,迂回过去夺大炮!

夺炮突击队正待出发,忽然,日军的大炮停止了发威,估计是变了炮位。

村里的一位老大爷跑来报信,日军把大炮拉到土地庙附近的藤花树丛里,七八个日军正在捣弄。侦察人员立即前去察看,敌人的大炮、弹药果然在那里,这个地方直接威胁我二、三营的阵地。老大爷来得太及时了!

这时,撤到村边的一营一部开始向东出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八路的突围!八路的突围!”成队的日军随着喊声向村东冲去。

二连副连长李红登带着夺炮突击队,在藤花树丛的掩护下,迅速向土地庙运动。时已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沙地里冒着蒸人的热气。离敌人越来越近了,李红登命令突击队停下来。这时,他能看到捣弄大炮的敌人,旁边还有一个班的鬼子兵护卫大炮。

日炮兵正在调转炮口瞄向我一营部队。

李红登喊了一声:“同志们,夺炮!”突击队员一阵猛烈的射击,扑向敌人的大炮。

护炮的步兵用步枪拼命还击,妄想保住大炮。

20名突击队员接连甩出一批手榴弹,鬼子全部毙命。李红登把手一挥,大家推的推拉的拉,把大炮拖到了我军阵地。

间野得知大炮让八路军夺走,捶胸顿足,怒不可遏。他命令日伪军向我军阵地冲击,妄图抢回大炮。

覃大队长率一营正面阻击,二、三营从侧翼赶来,日伪军在我军重围之内,死伤狼藉。

缪堤圈一战,毙伤日寇百余,夺得了大炮,壮了军威。

鬼子为找回失去的大炮,多次出动部队扫荡,但在群众的掩护下,始终没有找到大炮的踪影。

有意味的是,冀鲁豫兵工厂聪明的技工们,仿着缴获的日军重型山炮,经过反复试验,造出了多门“山寨炮”,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一位学造炮的铁匠后来成了边区兵工厂的工程师。

边区人民受到的最大鼓舞是:八路军有了重型炮,看你鬼子往哪跑!但八路军知道,夺炮全靠老百姓的眼线,敌人的大炮拖到哪里,都有群众来报信。

7、杨勇激战潘溪渡

1940年夏秋,日军在中国战场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继续以主要力量打击共产党极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特别是在华北实行“肃正计划”和“囚笼计划”,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之后的1941年初,日军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军队和全部伪军,用来疯狂地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猖狂“扫荡”。“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的斗争,成为当时敌后战场斗争的主要形式。

敌人在鲁西南将郓城作为大本营,又在其周围设立许多据点,频繁集结兵力到我根据地扫荡。每当一个据点受到袭击,郓城的敌人必然出动进行援救。

当时杨勇将军出任鲁西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军区政委。

长时间的战斗,我军逐渐摸清了敌人这一活动规律。

杨、苏作出决定:佯装进攻侯集据点,引蛇出洞,设伏打援,围歼郓城出援的敌人于潘溪渡一带。

一月七日的夜间,部队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急速行进,秘密到达各自作战位置。夜里零时,我军向侯集据点发起围攻,摆出一副拔掉敌伪据点的架势。据点之敌立刻发电向郓城大本营求援。

第二天上午十一时许,郓城出援的敌人进至潘溪村。七团团长刘正当机立断,发出了攻击信号。霎时,我轻重机枪居高临下对敌扫射,战士们投出的手榴弹,冰雹似的在敌群中开了花。随后,战士们端起刺刀冲入敌群。

我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至十七时许,全歼了该敌。敌人九二式步兵炮被我缴获。

围点打援,巧设伏兵的潘溪渡歼灭战,一举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和一个伪军警备大队,毙日军软木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伪军大队长王品端以下130余人。焚毁汽车四辆,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六挺,马步枪190余支。这是我党我军在鲁西南平原上所创造的又一个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

八路军又为人民办了一件“实事”。

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争相传诵:

正月里,正月正,遍地麦苗青又青;

潘溪一仗打得好呀,八路军个个是天兵。

夺大炮,立大功,八路军都是真英雄。

用兵如神是杨勇,黄河岸畔留美名!

此战后来被收进了《毛泽东选集四卷》。

8、《水浒传》与西瓜园

罗荣桓率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即为日军所注意。因为在山西平型关该师给予日军王牌军坂垣师团以沉重打击。进入鲁西南首战郓城,再战潘溪渡,使日伪军尝到了“土八路”铁拳的滋味。山东日军恼羞成怒,四处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19388月,罗荣桓将师部移至梁山前集的一座关帝庙里。关羽塑像保持完好,蚕眉长髯,坐姿英武,两边站着周仓和关平。被后世奉为战神、财神的关云长,似乎在等待着观赏一场即将到来的英雄与倭寇的较量。

供桌上摆着一份军用地图和一本古法装订的折页《水浒传》。

梁山,位于运河以西,黄河南岸,四周原为沼泽地带,古时曾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灌入,水面曾达百余里,故称“水泊梁山”。《水浒传》描写了一百单八将在梁山聚义的故事而传世,因而使梁山闻名于世。此时,水泊已成平地,它的西南是郓城,东南是汶上,东北是东平,皆为日伪军在鲁西南平原上的重要据点。

82晨,驻济南日军第32师团,亦是坂垣师团所部,得知罗荣桓到了梁山,便派出一支由大队长长田敏江率领,包含步、骑、炮兵的600人精锐部队,在一部伪军的配合下,欲一举端掉115师的指挥部,活捉罗荣桓。

罗荣桓将杨勇旅的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叫到指挥部交代任务(杨勇此时率部在汶西、郓东、鄄西南等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击顽固势力,创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罗荣桓说:“敌人来‘扫荡’,我们就在水泊梁山来个反扫荡。他们孤军深入,我师部特务营只有两个连,但班以上干部都是红军,骁勇善战,现在正是青纱帐起,利于我军隐蔽行动。师部令你旅第一团主力来参战,敌人不知此地有我军主力部队,可以攻其不备。找你来,是因为你在梁山时间长,熟悉情况,让你负责战场勤务工作。”

欧阳文当即受命。

罗荣桓手握芭蕉扇,在香案前踱着步,他指着香台上的那本《水浒传》,用浓重的湘音说:“在水泊梁山,一面指挥打鬼子,一面看《水浒传》,还蛮有意思哩!何况还有关老爷坐镇!”

接着,罗荣桓来到一个大院里,向集结在这里的特务营的两个连指战员作战前动员: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大半个中国,全国都在奋起抗战,我们八路军要做民族抗战的先锋。我们进入鲁西,就是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入鲁后,我们虽然打了几仗,初步开辟了鄄(城)郓(城)汶(上)一带运(河)西地区,但局面还没有真正打开。大家看到了,梁山一带的群众,由于受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土匪的祸害,生活得很苦,他们弄不清哪些是真抗日的队伍,哪些是假抗日的队伍,对我们也不那么相信。”讲到这里,罗荣桓停顿了一下,提高了声音说:“大家不是想打几个过硬的胜仗吗?好,今天就满足大家的愿望。我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对手还是坂垣师团。”大家一听说要打坂垣,群情激昂。

罗荣桓亲临第一线部署,将特务连埋伏在汶上通往梁山路旁的高粱地里。中午时分,大队日军和伪军从东面逶迤而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几匹高头大马拉着一门九二式山炮和两门崭新的野炮,日军指挥官日本天皇的亲戚长田敏江骑在大洋马上,洋洋得意。当敌人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后,连长喊了一声“打”!顿时,成群的手榴弹飞向敌人,紧接着机枪、步枪雨点般的扫向敌群。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把敌人的队伍打得晕头转向。我军只用火力消灭了敌人,未出击。日军因摸不清我军虚实,也不敢恋战。撤到附近一个村子里,重新整顿队伍,派出搜索队,可什么也没搜到,朝四周打了一阵炮,便又继续西进。下午,敌人到达梁山下的独山庄。

此时,罗荣桓亲自来到了前沿。他把几个排连干部叫到一起,指示说:“这一仗打得漂亮,日军的这个大队是跑不掉了。现在,胜利摆在我们面前,你们只管放心地打,打一个彻底的歼灭战。”

梁山战斗打了一夜,经过激烈拼杀,白刃格斗,到83日晨,终于将固守在骡马店和砖窑内的残敌全部歼灭。这一仗,全歼来袭日军,缴获意大利造新式野炮两门,九二步兵炮一门,轻重机挺17挺,长短枪200余支,战马50多匹。打扫战场时,战士们把鬼子、汉奸的尸体,用绳子拉着集中到村外;其中有个肥头大脑的矮胖尸体,一把大洋刀从前心穿进后心,躺在地上,刚好摆成一个十字,被血污染了的胸章写着“第32师团长大队长长田敏江”。

皇军的坂垣骄子被全歼,老百姓称“八路军又打了一场小‘平型关’”。

梁山战斗后,罗荣桓率一一五师部和第六八六团离开鲁西,进入沂蒙山,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

梁山之战使我们不得不感叹来自那个岛国倭寇的武士道精神,400名日军奋死抵抗,除战殁者,只抓了六个俘虏。行军中,几个战士带着几个日本俘虏,觉得实在是个累赘,真想一毙了之。可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明文规定不许虐待俘虏。

在转移途中,路经群众的西瓜地。当时正是西瓜熟了的季节,我军战士虽然又累、又渴、又饿,但都自觉地遵守人民军队的纪律,谁也不去动群众的西瓜。但是,对于刚被俘而没有受过教育的日俘,看到满地滚瓜溜圆的大西瓜时,闯到西瓜地,用皮靴把西瓜踢掉,捶开西瓜,边走边大口大口吞吃起来。

罗荣桓知道了日俘踢西瓜的事。他找到该连连长、指导员:“听说俘虏吃了群众的西瓜,有这回事?”指导员说:“有。”罗荣桓说:“你们得想法赔偿啊!不要因为是俘虏吃的,就可以不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可不能马虎哟!”

遵照罗荣桓的指示,连里把这件事交给刘副指导员去办理。他带了钱,找老乡赔礼送钱去了。到了西瓜地,却找不到主人,部队很快又要转移。无奈,就写了个条子,将钱夹在里面,压到了瓜棚的铺席下面,就赶回了连队。

不久,部队行军又路过那块西瓜地。刘副指导员想再去找找瓜主,当面赔个情,同时问问钱收到了没有。谁知道瓜地还是无人,去瓜棚掀开铺席一看,钱和条子都不见了。

当刘副指导员转身要走时,一位老乡从瓜地边上的高粱地里出来了,他迎上去问:“老大爷,这西瓜地是您老的吧?我们给您搁那儿的钱收到了没有?”

“收到啦,收到啦!小鬼子俘虏吃了两个西瓜,你们也这么认真。”说着,便从衣兜里掏出了钱,硬塞回刘副指导员手里,嘴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这钱说啥我也不能收!”

最后,老大爷拗不过刘副指导员,只好把钱掖回兜里。

望着八路军远去的背影,老人家自言自语:“好兵,好兵,天底下少有的好兵啊!”

9、边区有个《人山报》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1919年,翻译家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中国思想者的先驱们纷纷阅读、传播、思考、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李大钊办起了《每周评论》,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毛泽东办起了《湘江评论》……

邓颖超说过:共产党是靠宣传起家的。

1931117,苏维埃政权成立当天,红军在瑞金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并同时创办了苏区第一份报纸《红色中华》,后改为《新中华报》。红军报纸甚至在五次反围剿的艰难条件下都没有停办。在延安,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后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1946年,晋冀鲁豫创刊了《人民日报》,就是今天我们的党报。

此外,各根据地和野战军、军分区,都创办有自己的报纸。国共实行统一战线时,周恩来还在重庆办事处办了《新华日报》。就连后来冀鲁豫的骑兵团也办有《铁骑报》,用以传递上级的指示,表扬先进人物。冀南三分区创办报纸时,取名颇费周折。当初在冀南平原能否坚持游击战争,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徐向前同志进入冀南后,他说:“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引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怎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我们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筑造成人山。依靠人民群众筑成的‘人山’,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冀南第三地委机关报因此就取名为《人山报》。

《人山报》的同志们,克服各种困难,对付敌人的“扫荡”“清剿”,钻入地洞地道隐蔽,坚持收电报、编印报纸,发行各县,并扩大版面,改5日刊为隔日刊,传播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报道各地的胜利消息等等,让干部群众从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后来冀鲁豫边区创办了《冀鲁豫日报》,报纸开辟了《有问必答》、《大众信箱》、《批评与建议》等专栏,专门刊登群众的呼声和批评。

冀鲁豫行署专门发出通知:各级政府、干部要正确对待报纸批评。要求各级领导和负责同志,如果在报纸上发现了本部门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被批评时,不问其意见来自何处,正确与否,应该马上亲身或督促下级干部进行检查,绝不许有忽视与搁置现象,不能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各级政府对于有关报纸上所提出的批评,必须及时检查,任何拒绝检查或故意拖延的现象,都应受到严格的批评,如果坚持错误不肯改正的话,要受到纪律处分。

1943331,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在《冀鲁豫日报》发表了《加强我们党报的党性》文章,指出:

党报的党性要做到具有明确的党性,但又不是党八股,这首先就是和群众生活、群众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而不要把自己看成群众斗争的同情者。

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时刻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生长在群众之中,而又领导着群众的基本责任。从群众斗争的同情者的观点上来写新闻,在我们报纸上还很不少。带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仅仅为执行政治任务,或是以个人,或是以个人的同情来不关痛痒地描绘群众生活,他们所指的政治斗争,又与群众的痛痒不相关连。他们总喜欢生活在不同凡响的云端,但他们应做的事,却在平凡的地下。

他们政治上虽愿为群众斗争而服务,但对群众生活却缺乏任何真切的实感。因此他们对于群众中活生生的事实,缺乏强烈的情感和敏锐的知觉。他们的情感和群众的还不能合拍,还不能和群众的血泪融成一片,他们关心群众还极不深刻。

因此,采访与报道新闻时往往是超抽象的、空洞的,和群众的生活远远隔离着的,这就无怪乎不能摆脱干瘪无味的党八股的圈子。只是用“异常痛苦”、“光辉成绩”、“继续努力”等抽象词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深深钻到实际生活里去,不要只在外面参观,而要和群众的生活、党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热爱群众的心情与灵敏尖锐的知觉,来对待一个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新闻才能够锐敏的实际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因此,他们看不到群众生活中的血与肉,就创造不出新的形式,只好去找已经过了时,血肉已经腐烂的骷髅了,只好去搬那些老新闻术语,什么“马革裹尸”、“光怪陆离”等四字叹了!这些“四字叹”不但群众听不懂,就是懂得的人,看了以后,也很难使他情感上有多少激动,印象是非常模糊的,这就是语言无味的八股。再加“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咬紧牙关”等等,按其内容来说,若仅仅把这些词句翻来覆去地使用,不根据新的生活加以补充,就会成为滥调。

黄敬的文章深刻、尖锐,通篇的核心就是强调共产党人不要脱离群众。

《冀鲁豫日报》从此形成敢为群众负责的作风。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来自济南、延安、武汉等地和平津流亡学生、进步文化人士朱穆之、齐燕铭等,陆续到达聊城,在鲁西北特委领导下,与当地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组成了文化救国会。193712月前后,创办了《战地文化》半月刊,《先锋》半月刊,《战线》旬刊,《抗战文艺周刊》。组织了孩子剧团和抗战移动剧团,编排出多种文艺节目到各地巡回演出,鼓舞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边区进行曲》,歌词是:

太阳照红了东方,春风吹荡着麦浪。

我们自由地走,纵情地唱。

在这广大的平原上,

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敌人,有过这样的后方。

东至津浦线,西到卫河岸,

黄河边,怒吼着武装抗日的群众一千万。

一千万,游击战,到处打得敌胆寒。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把他消灭在哪边。

在鲁南、豫北和鲁西南,文化教育界人士共产党员晁哲甫、平杰三、刘晏春、王从吾等人组织起冀南文化界抗日守土后援救国会、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了大众剧社、抗战剧社、鸭绿江剧社、战号剧团。以群众所熟悉热爱的文艺形式河南梆子(当时叫高调)、河南坠子、山东坠子、影子戏和话剧、舞蹈,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在湖西,共产党员郭影秋联系知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如章乃器、李公朴、金山、张瑞芳、冼星海、王莹等,参加宣传、演出活动。

1942年,冀鲁豫文联总会正式成立,并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文化生活》,陆续发表了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整风随笔》,姚天纵的《王五》、韶华的《石滚》、田兵的《越狱》和周子芹的《批评之风不可无》以及夏川等同志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

在抗日救亡的岁月里,有骨气的文人们以笔杆为武器,以舞台为战场,同敌人进行战斗。他们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口号声,哪里的墙壁上就有群众喜爱的宣传画。

著名诗人王亚平,自重庆经南京辗转来到冀鲁豫解放区首府菏泽。边区成立了文联,王亚平任主任,创办了文艺刊物《平原文艺》,及群众性通俗刊物《新地》。此后,又创办了《演唱杂志》,综合性通俗刊物《平原》、《大众戏曲集》、《冀鲁豫画报》等,用不同形式文艺作品宣传抗日的英雄事迹。在王亚平的带动下,边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亲自动手撰写文章,带头创作。区党委书记黄敬、宣传部长申云浦,都写了不少有指导性的文艺评论、杂文和诗歌。

1940年,日寇进行“五五”大扫荡,大众剧社人员王回卿不幸被俘,敌人对他百般殴打折磨,他就像自己主演过的《骂寇》一剧中的春亭那样大骂敌人,宁死不屈,而壮烈牺牲。

1942年敌人“九·二七”大扫荡时,前锋剧社陷入重围后,优秀的文艺骨干小演员靳式衍等9名同志未能逃出,当日寇向他们步步进逼时,靳式衍大声疾呼,“誓死不当俘虏!”“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他的正气凛然的呼声中,几个人聚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和残暴的敌人同归于尽……

如果说边区的报纸和剧社等是根据地的上层建筑,那么根据地同时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940415,在梁山戴庙召开鲁西各界大会,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萧华为主任,段君毅为副主任,杨勇等15人为委员。在鲁西36个县中,已有30个县可以推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

同年9月,萧华去山东分局(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君毅任鲁西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鲁西行政公署成立后,在君毅的主持下,及时发布了《施政纲领》,对政府工作的“三三制”、拥军、优属、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财政、经济、司法、公安、文化教育及邮政等方面,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和政策。

君毅十分重视根据地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行署成立后,即设立了财政处、粮食处、贸易局、交通局等财经部门。19405月,他根据鲁西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参与领导筹建了鲁西银行,并组织发行了鲁西银行钞票,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流通,被称为抗日钞票(简称“抗钞”)。在此期间,敌占区通货膨胀,根据地物价相对稳定,群众都喜欢用鲁西银行的抗钞。因鲁西钞票纸质差、易破旧,群众说国民党、日本的钞票哈啦啦(纸张好),不如抗钞一把抓(纸张差但不贬值)。

有了粮食和钞票,我党、政、军、群机关的供给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不久以鲁西银行钞票为基础,边区还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支持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雏形在冀鲁豫边区已基本形成。

10、鲁西南抗日民谣

日本鬼太凶暴

日本鬼子太残暴,

奸淫掳掠又把火烧,

心狠手辣残杀我同胞,

怎么得了!

日本把我们害苦了,

国亡了,

咱就也完了,

国家主权被人夺去了,

亡国奴,

日子真难熬,

盼我军队眼睛都盼干了,

天爷哟!

一定把我们忘记了,

我们的痛苦谁知道!

满腹怨恨何时才能消?

我们的军队打来了,

呱呱叫,

鬼子一个个,

跑也跑不掉!

八路军战士劝家歌

一劝二爹娘,

听我把话讲:

我去当八路,

不要泪汪汪。

二劝我的哥,

听我把话说:

我去当八路,

你可要多做活。

三劝我的嫂,

听我把话表:

我去当八路,

二老你要照顾好。

四劝我的妹,

比哥小两岁,

我去当八路,

跟你嫂同床睡。

五劝我的妻,

听我把话提:

我去当八路,

你要多出力。

劝郎小调

(一)

一更里来夫妻笑吟吟,

对郎云:

我的个郎去抗战,

千万别伤心。

万恶的日本鬼,

烧杀又奸淫。

为祖国,为人民,

暂时两离分。

(二)

二更里来月儿圆又圆,

对郎言:

劝我的郎去抗战,

莫把家事来恋。

小奴家能挑水,

小奴家能种田,

家中的二爹娘,

奴家也能管。

(三)

三更里来半夜多,

对郎说:

劝我的郎去抗战,

莫要挂念我,

在家多生产,

天天都干活,

与大家同学习,

多么快乐。

(四)

四更里来月儿挂正西,

对郎提:

劝我的郎去抗战,

努力多学习,

爱护老百姓,

父母一般的,

同志相友爱,

就像亲兄弟。

(五)

五更里来金鸡叫连声,

天快明,

劝我的郎去抗战,

要把英雄称,

战场上多杀敌,

全国得太平。

(六)

劝郎劝得屋里有了光,

天大亮,

我的郎喜洋洋,

走上战场。

秧歌把你送,

骑马披大红,

乡亲们都欢送,

多么光荣。

四季歌

春天里,暖洋洋,

帮助百姓把地来种上。

夏天里,酷阳高,

帮助百姓来站岗。

秋天里,好时光,

帮助百姓来藏粮。

冬天里、北风冻,

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支援前线打鬼子

老大娘纺花真正好,

吃饭睡觉都忘了,

一天能纺半斤线,

十天织成大布卷,

我们真喜欢,我们真喜欢!

勤劳英勇的姐妹们,

我们也要这样做,

支援前线打鬼子,

生产劳动做英模。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太阳出来照湖西

太阳出来照湖西,

八路军打仗真出奇,

游击战争呱呱叫,

嗨!努力地扩大解放区。

敌占区的苦楚不能提,

男女老少哭啼啼,

里应外合打鬼子呀!

嗨!打走了鬼子笑嘻嘻。

11、回民英雄马本斋

军屯,是菏泽市鄄城县的一个回民村,紧依在黄河边。

1942年,是鲁西南边区最艰难的岁月。

在一个深夜,军屯突然驻进一小队人马,老百姓尚不知道,领军人是大名鼎鼎的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

马本斋,19012月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里。父亲马永长是一位老实忠厚农民,母亲白文冠善良且又识文达理。10岁那年,马本斋到私塾读书,他好学上进,尤其喜爱读中国古典名著。他对那些扶弱抑强,仗义疏财的英雄豪杰格外崇拜。他助人为乐,爱打抱不平,在家乡的同龄人中,他是个“头”。鬼精,有心计,大人夸他“将来一定有出息!”

17岁那年,他决意去当兵,要用枪杆子为“穷回回”撑腰争气。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加入了东北军,被选送到沈阳北大营讲武堂受训。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他被提升为连长。

1932年,马本斋在国民党二十七师师长刘振年部下任团长,深得上司的赏识。但他对军阀连年混战甚为不满,对官场荒淫无耻,尔虞我诈更是切齿痛恨,常常为自己的一腔抱负不能实现而陷入痛苦之中。后来,马本斋辞官卸甲归田,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河间县东辛庄。

不久,日军攻占了河间县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人民群众针锋相对,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武装保家护院。东辛庄的民众一致推举马本斋带头,搞了几支枪,组织了十几个人,成立了联庄会。期间土匪周朝贵及另一些土匪武装多次向马本斋封官许愿,拉他入伙,马本斋都严词拒绝。

1938年,吕正操在河间县成立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马本斋深为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行动所感动。1月,吕正操的队伍攻下河间城后,马本斋即派三弟马进波进城同共产党领导的“回民救国会”联系。在马本斋的领导下,东辛庄70名青壮年来到河间城,参加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之后,马本斋被委以队长。

19386月,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同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并整编,名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被任命为总队长。党的信任和倚重,使马本斋非常感动。他说:“过去我在旧军队里当团长,不敢说自己是回民,现在正因为我是回民,才让咱当这个队长。共产党信任咱,咱要和汉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打鬼子!”

193810月,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实现。”

193810月武汉失守、日寇回师华北,到1939年底一年多的时间,敌人对冀中地区连续进行五次大“扫荡”。遵照上级指示,马本斋指挥部队积极活跃在河间、献县、青县、沧仓县一带,打击敌人,扩大部队。1940年初,在深南地区活动的八路军主力转移作战,敌人趁机窜犯这个地区。马本斋奉命率部开赴深南地区开展对敌斗争。连续作战30余次,打开了深南对敌斗争的局面。

秋天,中外驰名的“百团大战”打响后,马本斋率部主动出击,在深南拖住2000多敌人。在严酷的斗争中,马本斋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

19407月间,回民教导总队到定县参加整军运动,遂改称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支队司令员。军区派红军干部郭陆顺任支队政委。郭陆顺以红军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言传身教,马本斋带头学习老红军的光荣传统。他不吃小灶,战马让给伤病员骑,按时参加司令部的党小组活动,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马本斋在政治思想上日臻成熟起来。

敌人穷凶极恶地加紧对马本斋诱降、逼降、劝降。194184日深夜,日军山本联队长纠集日伪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东辛庄将马本斋的母亲抓走,妄图胁迫马母劝马本斋投降。

当马母被捕的消息传到部队后,敌人也从各据点送劝降信给马本斋,大意是:你若是孝子,若是为你母亲着想,就应该把队伍带过来投降,必重赏之云云。

马本斋是个大孝子,父亲死得早,是母亲把他养大。他对母亲百依百顺。母亲不要他喝酒、抽烟,不喝酒他做到了,可是不抽烟没有做到。有一次,回民支队的郭政委同他一块去看他母亲,他把手里正夹着的烟赶快捻灭藏到袖子里,谁知未捻息,把袖口点燃了。他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又抽烟了。”堂堂一个司令员,在母亲面前一副狼狈相。

马本斋得知母亲被捕后悲痛欲绝。当看到敌人无耻的劝降信,他强压怒火,大声说:“真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然后安慰前来送信的妻子,不要难过,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他不会上敌人的当。

战士们纷纷要求前往解救,马本斋镇静的劝说大家:目前战斗任务正紧,不能为救自己的母亲而影响战斗任务。他严令战士们回去坚守岗位。

马母大义凛然,怒斥敌寇,顽强地进行绝食斗争,连续数日滴水不进,身体十分虚弱。山本来劝降时,她摘下手上的玉镯,向山本头上砸去。她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儿子的大义,献出了生命。母亲死后,马本斋无限悲痛,写了一首悼母诗:

宁为玉碎洁无暇,

烽火辉映丹心花。

贤母魂归浩气在,

岂容日寇践中华!

日寇不死心,又先后派马本斋的表弟哈少符、回奸马庆功来劝说。马本斋大义灭亲,果断地将他们交送军区审判严惩。

敌人黔驴技穷,企图与回民支队订下互不妨碍的“君子协定”,他们派人给马本斋送信,签订“谁也不打谁”的协定。马本斋回信严词拒绝:“我与日本鬼子仇深似海,不消灭日寇,誓不甘心!”

9月下旬至11月初,马本斋率回民支队在景和、青县西里坦、刘庄频频向敌人出击,取得了连续的胜利。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一年。427,在交河县陈庄战斗中,支队政委不幸牺牲,马本斋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51,日军5万人对冀中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在重兵面前,马本斋指挥部队配合军区主力转移作战,围攻泊镇,进逼交河,使敌人极为震惊。过了两天,大批敌人蜂拥而至,回民支队陷入万余敌人的重围中。残酷的斗争虽然使部队遭受较大的损失,但这支民族武装终于保存下来,敌人妄图吃掉回民支队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为保存回民支队这支民族抗日力量,上级决定回民支队实行战略转移。19427月初,马本斋率回民支队越过北运河、津浦路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冀鲁边区渤海抗日根据地进行休整。8月初,遵照上级指示,马本斋率部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挺进。9月中旬,进至冀鲁豫中心地区范(县)观(城)濮(阳)东明(县)一带。回民支队到达鲁西南后,冀鲁豫军区为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领导,派张同钰同志任支队政委,刘世昌为政治部主任。

不久,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马本斋任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原三分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副司令员。从此,回民支队便深深地扎根在鲁西南这块土地上,广阔的鲁西平原成了他们生活战斗的第二故乡。

为了打开莘县对敌斗争的局面,马本斋亲自指挥部队对盘踞在莘县境内的日伪军出击。194211月,马本斋指挥三中队,夜间割断了敌马厂据点通往莘县城的电话线,然后,在附近的焦花园布兵。第二天拂晓,敌30余人出来查线,当进至焦花园村头时,三中队给敌人突然伏击,将敌全部俘虏。下午,莘县日伪军百余人,沿徒娃骇河道搜索而来。待敌人进入伏击区后,我重机枪首先开火,当即全歼敌人。

马本斋的声威震撼了敌人,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

大汉奸伪县长刘仙洲一听到马本斋的名字,就吓得魂不附体。他说:“那是爷爷,咱惹不起!”

而人民群众则说:“马司令一到,咱就可以睡个安稳觉!”

1943年鲁西北已连续三年大旱,回民支队和群众同甘共苦,部队粮食定量由一斤减至12两(16两秤)。即便如此,仍不能保证供应。马本斋说:“我们都出生在贫苦人家,都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眼下,老百姓都在挨饿,我们要配合地方党组织把群众从饥饿中救出来。我们解决不了他们一年一月的粮食,解决三天五天的粮食也是好的。”

部队立即开始节衣缩食,支援群众度过灾荒,并从粮食定量中再拿出2两救济灾民,吃不饱即以糠菜充饥。在张鲁集,回民支队工作组仅用3天时间就发动群众借粮1.38万余斤,救济了2000多人。

经过一年的斗争,马本斋和回民支队与鲁西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鱼水之情。部队每到一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自己的亲人,烧水做饭,送军鞋军袜,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

马本斋有勇有谋。冠堂公路以北田寨据点,是伪区政权所在地。工事坚固,马本斋采用了一种“土坦克”的攻击战法,就是将层层湿被覆盖在方桌上,造成一个“土坦克”,挑选了特等战斗英雄贾福海用背驮着直奔围寨南门埋地雷。冲锋部队配置在一路之隔的敌寨门对过,准备地雷一响即发起冲锋。敌人以密集火力射向“土坦克”,但由于层层湿被覆盖,子弹无法射透,“土坦克”照样向前推进。贾福海在南门埋设地雷后,即向敌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讲明缴械不杀,随即从桌下钻出,大摇大摆由原路走回。敌人吓得没敢再放一枪,未等地雷爆炸就缴械投降。我方没伤一兵一卒即将田寨攻克。

1943年,由于灾荒严重,敌人吃饭亦成问题,经常窜出据点抢粮。有些据点的伪军一看到哪个村庄有烟筒冒烟,就不顾一切地跑出来抢饭吃。回民支队抓住敌人这一活动特点,在一地故意引火冒烟,诱敌出动,在预设地域予以歼灭。一次,部队半夜进驻一个周围都有据点的村庄,首先在村外形成三角形埋伏,清晨即在村内伪装生火做饭,三个据点的敌人都出来抢饭吃。当即进入我伏击圈,一排手榴弹,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我方四面出击,这一仗俘敌600余,缴步枪500余支,机枪三挺。

194310月,鲁西北划归冀南区后,马本斋奉命率回民支队到直南的昆吾、尚和一带活动,并任分区司令员。116,马本斋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组织的攻克伪二方面军孙良诚总部八公桥的战斗。战斗发起前,在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上,马本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意见:即用“牛刀子钻头”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首先挖掉敌总部八公桥,回过头来再扫清外围据点。杨得志司令员称赞:“奇袭八公桥,是摆脱被动,力争主动,破其一点,牵动全局的一着好棋!”

此战毙敌数百名,俘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特务团长以下官兵1600余名,一举将孙良诚总部直属队全部歼灭,仅敌首孙良诚去开封开会漏网。

马本斋带着回民支队转战冀中、鲁西北、鲁西南,指挥大小战斗百余次,使日伪军闻风丧胆。他打出了军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赞扬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19442月,回民支队接到开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任务,部队集中在范(县)观(城)濮(县)一带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为了向冀鲁豫区的父老乡亲告别,部队抓紧排练文艺节目,准备召开军民联欢会。马本斋亲自组织大家排演京剧《陆文龙》,他亲自下场扮演王佐的角色。此时,他的颈椎部生了一个对口疮,疮疼难忍,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体温一直上升。疮痛辐射到脑髓,病情迅速恶化。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非常关心马本斋的病情,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去军区后方医院(当时在濮阳小屯村)抢救。在路上马本斋苏醒过来,发现有一个护送连,心里很不安。他批评他的随从人员不该让这么多的兵力护送他一人,这样浪费兵力,不利于反扫荡的战斗任务。他坚持只让留下一个班,其余的同志都立刻归队。到了医院,马本斋已处于垂危状态。

弥留之际,马本斋对身边人员说:“我不行了,要把我的家属送到延安去。告诉三弟抗战到底!”

临终时,他叮嘱家属:“我不能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是件憾事。教孩子继续我的志向,做革命工作。告三弟领导伊斯兰民族抗战革命到底。”

194427,马本斋病故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一腔热血洒在了黄河岸边。

毛泽东挽词:“马本斋同志不死。”

朱德挽词:“壮志不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周恩来挽词:“吾党战士,民族英雄。”

12、生死相依吕沟村

吕沟村地处定陶、菏泽、曹县三县交界处,属“三不管”,日伪势力相对薄弱。

193810月,青年农民吕克明、吕贞志参加八路军东明抗日军政训练班后,带着党的指示回到吕沟,走街串户,向村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97月,吕沟村率先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吕克明、吕贞志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又发展两名党员,建立起吕沟党小组。

1941116,冀鲁豫三分区副司令张耀汉专门和吕沟的代表吕文彬谈话,要求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经过一段发动工作,吕沟村成立了8个人的抗日小队。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5pt;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支、手榴弹4颗,实力大增。白天,队员在吕沟寨墙上站岗放哨,夜里有机会就袭击伪军,小股敌人不敢到吕沟为非作歹。

吕沟村成为鲁西南的一个抗日堡垒,分区部队打完仗常拉到这里休整训练。张耀汉副司令经常住在村里,军民一家,情同鱼水。独立团一营曹营长从部队抽出骨干力量,帮助抗日小队和民兵训练,与大刀会一起练武。夜里,部队战士和民兵一起护村巡逻。

吕沟东北二里路的河南王村有座日本炮楼,炮楼里的日伪军对吕沟村又恨又怕。一天,几个伪军结伙来吕沟催粮,看到吕沟寨墙上有背枪的八路军站岗,没敢进村。他们灰溜溜地回到炮楼后,向伪军大队长井书本报告,说吕沟住着八路军,没法进村催粮。

井书本不相信,又派两名心腹进村探听虚实,被区小队队员抓住,交给独立团处理。井书本以为当时是日伪军的天下,吕沟竟敢抓他的人,气得暴跳如雷,率领30余名日伪军到吕沟要人。进村后就被独立团和区小队包围起来。

井书本没经过这阵势,吓得失魂落魄,跪倒在地,连叫“长官饶命”。张耀汉副司令教育他:“你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有良心,不能给日本人卖命,残害自己的同胞,要为中国人民做好事。”

日军把吕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密谋报复。

一次日军中士班长三乔带领12名日军和30多名伪军偷袭吕沟。独立团和区小队官兵早已严阵以待。区队副队长吕文彬一枪击毙拿旗的日本兵。独立团、区小队齐开火,打得日伪军狼狈逃窜。此后十多天,日伪军经常从河南王村西头柏树林里向吕沟打枪,但不敢靠近。

19413月初,一连十几天伪军没在树林里向吕沟打枪,形势似乎平静下来,群众思想上有些松懈。而部队领导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农历322,一场激战终于爆发了。日军驻菏泽司令官小松亲自督战,从菏泽、成武、定陶、曹县调集400余名日军和300多名伪军,悄悄地包围了吕沟。敌人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带了8门大炮,分别架设在黄河南的王庄、杨庄、张府家等处,瞄准吕沟的东门、北门和南门,形成扇形包围。

上午八点半,日伪军开始炮轰吕沟,上百发炮弹泻进村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浓烟滚滚,吕沟变成了一片火海,树被打断,房子被炸塌。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伪军端着枪逼近吕沟。据点的伪军大队长井书本等为了报被捉之仇,气焰嚣张,骑着大马,手握指挥刀,带领100多名伪军打头阵。他们首先占领了离吕沟半里之遥的张陵高地,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雨点般射进吕沟,寨墙上、房墙上、树皮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

独立团曹营长看到敌我力量悬殊,打下去军民会吃大亏,紧急作出决定,由部队掩护吕沟村民从西门转移,冲出包围圈。村干部带领大刀会留下来,利用村寨易于发挥巷战短兵相接的优势,保卫村庄,杀伤敌人。

48名大刀会员严阵以待,到下午四点多钟,敌人看寨中没有动静,便开进寨门边,井书本指挥伪军把梯子竖到寨墙上。一个打着小旗的伪军第一个爬上寨墙,刚要挥动小旗发信号,手还没抬上去,便被大刀队员一刀劈下胳膊,随着“啊”的一声惨叫,连人带梯子倒了下去。

伪军看守寨人有刀无枪,放开胆子聚到寨门下。大刀会员拉响了自制的环子炮,“轰隆”一声巨响,浓烟滚滚,铁砂子像雨点一样洒进敌群,当场炸伤十几人,几十名大刀会员挥舞着耀眼的大刀片杀出寨门,刀光闪闪,杀声震天。伪军们顾不得开枪,兔奔而逃。

日军指挥官小松对翻译官说:“吕沟的土八路什么炮,厉害厉害的!”便命令8门大炮集中火力轰南门。炮弹把南门炸开了,一百多名伪军窜进来。大刀会员英勇无畏,挥舞着大刀杀入敌群。伪军一个机枪手刚架好机枪,没来得及拉上扳机,大刀寒光一闪,砍到枪把上,吓得枪手扔下机枪抱头就跑。

井书本见到眼前简直是一支赵登禹式威猛的大刀队,惊慌失措,弃马,弓腰逃去。伪军们看大队长逃了,也一窝蜂地跟在他屁股后面逃走,大刀会追了半里多路,砍死砍伤伪军30多人。日军在阵地开枪扫射,大刀会才退回村里。

日军指挥官小松恼羞成怒,举起指挥刀亲自督战,命令300多名日军反扑。日军炮弹不断地在大刀会阵地上爆炸,有几位大刀队员相继受伤,牺牲。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冲向村寨。

支书吕恒魁、村长吕西才决定立即撤出寨子,保存实力。此时,曹营长已把大部分群众安全转移出去,返回身来,掩护大刀会突围,借机毙伤数十名日伪军。

大刀会撤出以后,日伪军由机枪开路,冲进村里,对吕沟实行“三光”政策。386间民房被烧成灰烬,熊熊大火映红天空,二十里外都能看见。这罪恶之火一直燃烧到深夜,吕沟变成一片焦土。

战后,杨得志司令员,分区张耀汉副司令,带领部队来到吕沟,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在被炸毁的祠堂前召开的全村群众大会上,张耀汉激动地讲:“吕沟村的村民是英勇的!大刀会的同志是勇敢的!你们打出了鲁西南人民的志气。虽然你们村庄被烧光,但是英勇的吕沟群众还在。日军伪军欠下的血债迟早是要还的。”

吕沟村民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振奋精神,在部队帮助下垒墙盖房,重建家园。青年们发誓要讨还血债,124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吕沟村虽处敌占区,距河南王日伪军据点二里路,但全村人没一个当伪军,没有一人通敌叛变。日寇每年春秋两次大扫荡,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干部,家属常到吕沟隐蔽,从来没有一个出过闪失。

194310月,日军集结了3万多人,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

日军首先对“红三村”进行铁壁合围。张耀汉副司令带领分区独立团100余人到吕沟隐蔽。村党支部连夜召开各街长会议,研究了掩护方案。各街长把部队官兵领到每家居住,连人带枪掩护起来。张副司令住在村长家里,陈耀光团政委住在吕见山家。民兵以联庄会员的身份站岗放哨,来回巡逻,保护部队首长的安全。

这次大扫荡持续18天,日伪军几乎每天路过吕沟,他们相信那次扫荡已经把这里荡平,而我军民正是利用敌人这一心理,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进东门出西门。没出一点问题。扫荡结束,张副司令代表部队向吕沟群众致谢说:“只有军民一家,共同努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49月,分区独立团和区小队拔掉了河南王村日本据点,日伪军龟缩到县城中去。次年日本投降,军分区命名吕沟村为“抗日模范村”。

壮哉,生死相依的吕沟村!

13、鲁西南的“小莫斯科”

鲁西南人的性格,如《水浒传》里描写的英雄们,尚忠尚武、刚毅好胜。当年“红三村”被根据地称为“小延安”时,安陵集的老百姓不服,便将自己的村子称为鲁西南的“莫斯科”。

在他们心中,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革命精神传到中国的,莫斯科的来头比延安当然要更大一些。

抗日战争时期,“红三村”和安陵集都属曹县辖地。当时三种政权同时存在,一个县有三个县政府:日伪有一个政府,驻在城里;国民党有一个政府,要么和日伪军勾结,与日伪政府在城里毗邻而居,相安无事,要么蹲到一个村镇,隔岸观火,看日本人打共产党;共产党的县政府是流动的,但是有群众根基。说来也奇怪,那时三个政府都征收公粮,可是农民却悄悄把公粮交给共产党的政府。

1940年上半年,在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共产党就在边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负担,共产党赢得了民心。

安陵集最盛时,是一个有近万人的居住地,建于先秦,曾为“安陵郡”。

史载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军孙膑为解赵国之危,率军八万救赵,孙膑佯攻魏东阳地区军事重镇平陵,实则围攻魏都大梁,史称“围魏救赵”。史载的平陵,即指今天的安陵集。

安陵集宋明时期曾一度是商贾云集的商埠(水旱码头)。明朝1368年因水患,曹州(今菏泽)治所迁安陵集,设巡检司,有古城墙,高数丈,设垛口、炮台。

清末,政治腐败,对外割地赔款,对内残酷镇压,横征暴敛,封建黑暗统治,使广大农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鲁西南地区民间忧国忧民的义士,为了反对满清王朝的暴政统治,秘密聚集,结社、反清。曾在安陵堌堆举起义旗。起义军李彪为兵马大元帅,并印制四色大旗。黄色大旗上写着“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红色大旗上边写着“杀富济贫,除暴安良”;黑色大旗上面写着“杀贪官,除恶吏,为百姓”;蓝色大旗上面写着“天神下凡,男女贫富平等”。仅几天时间各地饥民、信徒手持大刀长矛、杈把扫帚铁锨,从四面八方涌至起事地点安陵堌堆,有数万之众。

安陵堌堆农民起义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就夭折了,但安陵集百姓的血性可见一斑。

说到安陵集的红色革命斗争史,不得不先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程力夫,出生在安陵集一个贫农家庭。他聪颖好学,于曹县师范毕业后的1933年,在县城北门里丰永祠堂教书,国民党韩集区部请他当乡长,被其拒绝。正好,一位河南范县来的教师于子元,也应聘在此教书。于子元见程力夫富有正义感,和他成为朋友。经常和他在一起聊天,讲俄国“十月革命”、讲马列主义、讲中国苏区红军的反围剿、讲陕甘宁根据地、讲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有一天,程力夫突然问于子元,“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于子元笑而不答。其实,于子元是河南范县师范的地下党负责人、范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因组织暴露,奉上级指示到鲁西南开辟革命根据地。他通过教书、做小生意,教人学武术、挑着书担走街串巷等方式,了解了鲁西南的风土人情、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一年多的考察后,他回到黄河北,向直南特委作了汇报,组织上认为鲁西南地处两省(河南、山东)几县交界处,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群众生活困苦,宜于我党开展革命活动。

1936年,于子元返回曹县,发展程力夫为共产党员。二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城里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于子元和程力夫便回安陵集开辟根据地。

当时安陵集全村五百多户人家,十多户富农地主,但耕地面积占去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广大贫苦农民长期遭受地主剥削,常年吃糠咽菜。本村老会首掌握着旧村政权,事事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韩大善人”韩文季为盖楼院霸占贫苦农民马海三分宅基地,勾结旧县政府诬陷马海到他家偷盗,把他关进大狱致死。

1937年冬,贫农马百勋因土地问题与老会首说理,当场踢翻桌子,地主马金柱从家里拿出匣枪怒气冲冲出来,被众多穷人连推带劝,劝回家去。经过多次斗争,最后采取投票方式改选村政权,终于把村政权从地主阶段手里夺回来。地下党员马腾云当了村长。这场夺权斗争的暗中指挥者,就是于子元和程力夫。

于子元、程力夫和早期党员杨贵法成立了安陵集党支部,这是鲁西南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他们和曹县中共县委取得联系,在安陵集又成立了曹县一带第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站。

“七·七”事变后,党支部以发展农民互助会的名义,成立了30多人的“安陵集抗日救国会自卫队”,利用手中大刀、长矛等武器,抗击日寇的扫荡。

1938年冬天,一支八路军部队(东进支队)约几百人身穿破旧的灰色军装,脚穿草鞋,来到安陵集,程力夫、程广学组织学生打着小红旗出村迎接,端茶送水,把他们分别安排到群众家中,这支从太行山下来的老八路,纪律严明,一进村就帮助群众扫街挑水,唱歌、演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安陵集住了十多天,然后向东开拔。这支部队负责人是彭明治、吴法宪,临走时在村西庙前将违反纪律的司务长王恩路枪决,因为他在张集向群众要小鸡。

安陵集的老百姓就这样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1939年正月,又一支八路军的队伍进驻安陵集,指挥员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杨得志之所以选择在此驻军,就是得知这里有一支30人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总会自卫队”。

在安陵集驻军期间。杨得志帮助“自卫队”进行训练,讲共产党的宗旨,讲抗日武装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冀鲁豫军区为培养干部,于1939年正月在安陵集不远的桃园集村,创办了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校长许海东,政委黄克诚,副校长杨得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苏振华。学校一边招生一边开课。

学校按军队编制,为12个班,每个班12个人,也称为一个队,有队长、指导员,后来学员数量逐步扩展到一个营(576人),下分4个分队,全校为一个大队。

1939年农历六月,盘踞定陶、成武、曹县、单县4个县的日伪军组织大扫荡,其中一股日伪军奉命袭击这所学校,遭到保卫这所学校的部队的猛烈阻击。战斗进行到当天深夜,学员们在隆隆的枪炮声中紧急集合。杨得志向学员颁发了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毕业证书。号召学员们,家乡远的跟随部队行动,家乡近的回去搞民运工作。并要求学员不要忘记自己是“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的学员,他讲话后,学员们在部队的掩护下排着队出了校门。

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以短暂的时间为国家培养了数百名抗日干部,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学员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鲁西南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杨得志刚来鲁西南时的队伍仅有100多人,他以安陵集、东明姚寨、曹县“红三村”等村庄为主要根据地,发动群众,打日伪,灭顽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年后就发展到1.7万人。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黄克诚奉命南下,带走了一万多人,充实新四军。

杨得志不久又拉起上万人的抗日队伍。

19397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任命戴晓东同志为鲁西南地委书记,在安陵集设区委、曹东县委。此时安陵集村党组织迅速发展,安陵集设立党总支,下设三个支部,共产党达170多人。在“红三村”被日军扫荡的危急时刻,戴晓东带一个警卫员,去黄河北找杨得志搬兵,解“红三村”之围。

本书上部写到的曹县第一任人民的县长刘齐滨,也曾在此工作过。

安陵集形成了人民政权的雏形。这里设立了法庭、工商、治安、工厂、邮局、书局等,为了繁荣经济,还开设了八大行:粮行、药行、布行、酒行、五金行等,不仅我军在此购买所需物资,敌占区的伪军和群众也来进行交易。

群众是最好的屏障,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曾多次想端掉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可是共产党人耳聪目明,不但民心向着共产党,在日伪军里也有耳目。敌人每次扫荡至安陵集,党的政府机构早已提前转移。

1941年夏天,德军28个师,44万兵力包围了苏联首都莫斯科,德军的前沿部队已进入离莫斯科中心仅八公里的郊区。

斯大林于1941117,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日这天,站上了红场检阅台。以往的阅兵式,都是在上午十时开始,而这天,斯大林向受阅的士兵和群众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到入侵,全体苏维埃公民和军队都要不惜用尽每一滴鲜血,来保卫苏维埃土地和村庄。”然后,于八时十分阅兵开始,十几万受阅的指战员,手持武器,迈着整齐的步伐,从阅检台下,直接开赴前线。莫斯科保卫战,彻底摧垮了不可一世的德军,扭转了整个战局。

安陵集的百姓当年把自己的村庄比作“莫斯科”,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鲁西南的革命火种从这里燃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站立起来,成为巨人。他们在这里点燃和保护了革命火种,让它烧遍鲁西南,安陵集村一批批青壮年也从这里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冀鲁豫支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前线。就像1941117,走过克里姆林宫的士兵军队,奔向枪林弹雨、奔向光荣和牺牲、奔向民族和国家的尊严!

一个安陵集村,以身殉国的烈士达一百多人,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73名战士为国捐躯!

14、当年与日寇的一场“拔河赛”

安陵集历史上还有一件大事:消灭红枪会,不得不提。

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南曾经有一支势力强大的民间组织——红枪会。其会员最多时总数达五、六万人,会员构成大都是农民。

这一支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组织,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早在1937年秋,日军就派来一个名叫山口恭田的大佐,是日本大特务头子土原肥二的部下。他以商人身份,便装来到鲁西南考察,此人是一个策划组织“帮会”的专家。他知道鲁西南在宋朝有108位英雄在此聚义,了解到此地民风重侠义,善结帮会,便用怀柔手段和各地红枪会的头目拉上关系。

共产党、八路军到鲁西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红枪会有针对性的向我党、我军挑衅,变成一支不穿军装的伪军,头目们聚集受蒙蔽的群众,对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平原人山”战略。

1939年夏天,安天国带红枪会几千人,在安陵集南门外的戏台上检阅红枪会会员。他说:“没有狗胆不能称英雄,黄巢起义杀人八百万,我比黄巢还厉害!”

193911月冬的一天,安天国又在安陵集东门外奶奶庙戏楼上召开红枪会全体会员大会,面对台下一万多名红枪会会员说:“穷靠富,富靠天,老百姓就要入红枪会……”

地委民运部长于子元接到情报后,请示地委书记戴晓东,说:“安天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这样搞,这是有意的挑衅,太猖狂了。”戴晓东思索良久,说:“红枪会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大部分成员都是农民,这是敌人要挖我们的根基,我们就和他们的后台来个拔河赛吧!”他决定由于子元带两个警卫员先去闯会场,向群众讲道理,再由程力夫带10个短枪队员接应。

于子元当了一回独胆英雄,赶到会场,跳上戏台,安天国恶狠狠地问:“你来干什么?”

于子元不慌不忙地答:“你们开大会,我不请自来,想借这个机会向乡亲们讲几句话。”

安天国威胁说:“戏楼下是我们的人,除了我,谁也没有向他们讲话的权力!”

于子元针锋相对地说:“戏楼下是不愿受奴役的乡亲,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我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没有错!”

安天国拍着胸膛说:“我是三不跟:一不跟共产党走;二不跟国民党走;三不跟日本人走。”

于子元说:“现在日寇的铁蹄已踏进中华腹地,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眼看我们的国要亡,家要破。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不当亡国奴。你的‘三不跟’,只是一面幌子,你跟谁你心里最清楚。”

场下红枪会会员们听得聚精会神,不断爆发出热烈掌声。安天国不由汗流浃背。接着,于子元针对安天国的“三不跟”的反动主张,逐条进行了批驳。

于子元演讲完,程力夫带人接应于子元回到抗日救国总会部。

在路上,于子元对程力夫说:“安天国不可挽救了,要尽快拔掉这个钉子。”

11月的一天,安天国带领一帮满身刺青的打手,在西郭村设神坛符场,发展红枪会会员,并大肆污蔑攻击“共产党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扬言要与共产党、八路军决一死战。

红枪会总部在湾杨村,红枪会真的暴动了。安天国纠集10000多名红枪会会员,手持长矛大刀,到处捕捉我党和救国会的干部,抓捕安陵区委书记寇真一,曹东县委组织干事刘贵修,救国会的干部张东岭、程留金,关押在湾杨村一户人家中。夜里五大队组织部队翻过寨墙解救被捕同志,因转移失败,在村外与五六十个红枪会骨干发生战斗。我方武装边打边撤,但是红枪会仗着人多,手持红缨枪、大刀,喊着号子,紧追不舍。当撤到村西北角油坊树林时,被我埋伏在那里的武装一阵机枪、手榴弹打得逃回村内。

当天夜里,红枪会在湾杨村后街楼院内,用大刀砍死我方13名抗日干部和群众,同年6月,又杀害了6名战士,3名抗日干部。我部队撤走后,一15岁负伤小号兵,曹县梁堤人,腿被打断,在村前爬着跟过路人要水喝,被红枪会骨干分子杨传乾用红缨枪活活扎死。

湾杨事变后,安天国带人到安陵集抓程力夫家的人,没抓到,便把他家的房屋扒掉。他们又去刘岗抓曹县首任县长刘齐滨,未得手,把他家的房屋放火烧掉。

安天国的红枪会,勾结日伪军和反动势力,对我根据地形成包围圈,而且越缩越少,一直把地委、县委、救国会压缩到刘岗、伊庄、曹楼三个村。其他村庄的抗日团体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转入地下斗争。地委、县委和救国总会的领导同志也都在晚上到各村活动,一晚上至少换三个村庄。

1940年正月,冀鲁豫支队团长龙世兴,带一个团从黄河北回到鲁西南地区,与冀鲁豫军区第五大队一起攻打红枪会总部湾杨村。因天黑,我方部队埋伏在村外寨墙下等待攻击命令。这时,红枪会骨干分子从寨墙上突然跳下来,乘我方不备,手持大刀,连砍我方两名战士后跳回寨内。我方攻击开始,但由于红枪会拼死抵抗,村寨墙上筑有坚固的防守工事,又有日伪军暗中资助的武器弹药。我方部队没有重武器,弹药不足,敌我双方伤亡很大,成僵持状态,黎明前不得不撤回部队。

日军指挥官称赞红枪会是皇军的“良民”,不断暗中给予武器和经费支持,安天国干脆变成了伪军头目。安陵集的党支部和救国会的各级组织一直坚持斗争,八路军几次攻打湾杨村红枪会总部时,安陵集的村干部都积极组织群众,帮助部队转送伤员。地、县委的领导在夜间也经常来这一带安抚群众,并向被蒙蔽的红枪会会员及其家属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劝其悔悟。郓西和县属金堤两岸的“杆子会”,被我党做工作,投奔八路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三四三旅第一游击大队,震慑了红枪会的顽固头目。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岂容敌寇借帮会之手如此蹂躏!

19439月,冀鲁豫支队二纵新三旅旅长赵基梅,政委谭甫仁率两个团(老七、八团)又一次挺进鲁西南。在韩集、常乐集、张湾等地接连打击敌人,一举打下了红枪会的老巢湾杨村,击毙了红枪会头目数十人,安天国逃跑到毕砦日伪据点躲起来。

红枪会的真面目终于昭示于鲁西南的人民。

我党政军机关积极开展工作,清理和恢复地方党、团组织。争取受日伪和红枪会欺骗蒙蔽的群众,严厉惩处日伪汉奸和叛徒,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不仅恢复了原来活动区的抗日组织,而且扩大了根据地范围,建立了抗日人民民主政权。

第三章

问君槐花可曾开

1、县长当一年,家产全卖完

从秦始皇时代实行郡县制统治以来,县级政权便作为基层权力机构存在至今。

习总书记曾经在2013年纪念“七·七”事变大会上讲到“以史为镜”,我们在冀鲁豫的历史中找出几任县长为镜,今天的共产党人,可以用来对照,以正衣冠。

根据地的干部并非都是“土包子”。刘齐滨,出生于山东省曹县刘岗村一个比较清贫的书香家庭里。1931年,刘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北大生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17,请愿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刘齐滨也被军警用抢托砸伤了左胸。1933年,刘齐滨身染肺病,被迫辍学,返回家乡。

国民党曹县县党部利用他在曹西北的威信,委派他任三区区长。

上任不久刘齐滨发现,要想为人民群众做点好事很难,上受国民党县党部的压迫,下受同僚和一些土豪绅的排挤,自己美好的愿望处处碰壁,于是愤然辞去区长职务。

19383月,“曹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曹县东关成立,刘齐滨被选为会长。19388月,刘齐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8月,曹县抗日县政府在曹西北冯寨村宣布正式建立,刘齐滨被选为第一任县长。上任时他对着上千名群众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长工,一生为你们做牛做马。我将以关心群众的疾苦为天职,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廉洁奉公是我的本分,我保证不往自己家里拿公家一分钱,如果发现我失职和有违背诺言的行为,请党和群众随时将我罢免。”

就职后,他立即着手在根据地内筹建区、乡抗日政权。同时还带领县政府其他成员,发动群众破坏交通,为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粉碎日寇“扫荡”创造有利条件。

一天,他接到曹县顽军头子王子魁的一封信。王子魁企图利用刘齐滨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享受过曹县县党部的资助金这件事,对他恫吓、劝降。

刘齐滨看完信后,说:“有来无往非礼也。”坦然地说:“给这些卑鄙龌龊的败类回信,不能动用人民的一个信封、一张纸。”

他掏出钢笔,在王子魁的墨迹旁加批注:“为国为民我问心无愧,背叛你们我无比自豪。”

刘齐滨是刘岗人,王子魁在信中写道:“兔子不吃窝边草。”

刘齐滨旁批:“离你家也不远。”

王子魁信中嘲笑土八路的武器装备差:“你们抗什么屌日,手里的武器是秦始皇他老奶奶时的一一老得没牙了的毛瑟枪,射出的弹丸嗯嗯发响,像飞叫的屎壳螂。”

刘齐滨旁批:“就凭它,苏联红军打进了冬宫推翻了沙皇,还是靠它,八路军战士再来消灭你们这伙祸国殃民的败类。”

刘齐滨又在“你们勾结俄国,割据华夏”一旁,加批了:“联共、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请问,你是谩骂我们?还是谩骂孙中山先生?……”

王子魁信中说:“羔羊犹反哺报恩,你今日已辜负县公费供你读大学之恩。”

刘齐滨在一旁批写:“应感谢你们给共产党输送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能够毅然决然背叛你们,今天手拿钢枪反对你们,并打算抓到你时,我亲自审判你,我感到无比自豪。”

他把批注的原信,笑着交给那送信人,并端给他一大碗开水喝。

送信人回到韩集交差,王子魁正摆宴行令,他接过信,皱着眉看了一遍,立时怒火万丈,气得浑身发抖,一脚踢翻了席桌……

刘齐滨就任县长后,党派来大批干部开辟鲁西南平原抗日革命根据地,许多抗日“救亡”同志云集曹西北,杨得志、戴晓东等许多老同志都在这里工作生活过。

那时这些领导同志日夜工作,干革命没有“工资”,生活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刘齐滨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革命同志,把家办成了“救亡饭店”。

2010年刘齐滨的儿子刘振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他的父亲:

不管严暑,不论白天黑夜,同志们一到家,母亲就把洗脸水送过去,接着便抱柴禾生火做饭。往往是这几位同志刚搁下饭碗,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跟着又进来几位,母亲就撩起衣襟擦把脸上的汗珠,又笑盈盈地给新来的同志做饭去了。这样,常常一天做七、八顿饭。有时一次来几十位同志,遇到这种时候,母亲总是跟着忙前忙后,饭做好了,同志们一起,三人一堆,五人一摊地吃了起来,大家边吃边交谈,有说有笑,亲如一家。

有时,深夜同志们来了,父亲就急忙起来,问寒问暖,一边让母亲起来去做饭吃,一边千方百计安排同志们的住宿。

一天,在同志们吃饱饭,各干各的工作去的时候,母亲悄悄走到父亲面前,轻声地说:“咱的粮食快吃完了,怎么办?”

“卖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咱院里不是还有几棵树吗?把它卖了,不就有钱买粮食了吗?”第二天同志们一来到,香喷喷的小米饭又端了上来。

过了一阵子,母亲又愁蹙蹙地来到父亲面前:“粮食又快吃完了,咋办啊?”

“你就不会向亲友去借一点?”

“借过了,要不借粮能撑这么长时间吗?”

“那……”父亲作难了。是啊,如今日寇横行,谁家生活不困难!亲戚朋友又有多少多余的粮食往外借呢?弄不到粮,同志们来了吃什么?再困难,也不能让同志们吃不上饭。于是,他便到屋里屋外,房前房后地看了一遍,好像要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变卖似的,可是除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家什和一点必不可少的农具外,再也找不出可卖的东西了。

思前想后,父亲想到,家里还有三亩地呢!便果断地对我母亲说:“卖地!撑过去这一关!”

“卖地?”母亲有点吃惊,“咱可就只剩下这三亩地了啊!”

父亲沉思着说:“有国才有家,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咱穷人才能翻身。将来,建立了新中国,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的,咱个人还愁没地种?为革命就是倾家荡产也最值得。”

地卖了,我们家这个“饭店”又照常门庭若市、炉火通红,它温暖了来到这里的一切革命同志的心。

由于日寇汉奸活动猖獗,同志们得经常转移驻地,我父亲和其他同志一样,经常东奔西跑,四处活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有一次,全家随我父亲转移到孙庄。刚安排好住处,我姑父王合宾(担任联络工作)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没抓到我们的人,你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掉了!”大家一听都很痛惜。家里的房子虽然破旧,却能遮风挡雨,不管生活怎样艰苦,一家老小住在一起,总像一个家啊!现在敌人一把火烧掉了,谁不感到痛心!

但是父亲平静地问我姑父:“邻居家的房子有被烧掉的吗?”

“没有。”

我父亲立即拍手大笑起来。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莫名其妙:对敌人的暴行不感到愤慨,反而拍手大笑,这是为什么?

我父亲好像看出了众人的心思,带着几分激动的语气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扑了个空,今天只烧了我一家的房子,群众的财产没受损失,这就值得庆贺!敌人烧我的房子,说明我参加革命使敌人害了怕,咱的拳头打到敌人痛处,他们才恨我。所以我感到很光荣!”

他嘘了一口气,又风趣地说:“烧了房子和东西,以后再东奔西跑闹革命,就省得挂家啦。一把火掉了一个包袱,不又是值得庆贺吗?”

年后,刘齐滨成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的第一任专员,日夜操劳。过度的劳累,恶劣的环境,加上营养不良,刘齐滨的肺病加重。瘦得皮包骨头,走路也困难,机关转移时,他骑着一匹小马跟着东奔西跑。

后来连骑马都支撑不了,就坐上担架,坚持工作,日益严重的肺病折磨着他,时常咳吐出一滩滩的鲜血,胸部的脓疮一次就可以挤出很多脓血,领导和同志们再也不忍心他工作了。

他讲话困难,让人在床头放上一只手摇铃,有什么事,他没气力喊人,就把铃铛一摇,把同志们召集到跟前,进行安排。他还让人每天给他读文件,谈情况,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慢慢写出来,送给有关领导同志,就这样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1942415,在曹县张子高村,一早他就摇铃,叫人把专署的负责同志都请来。他竭尽最后的力气说:“要好好保护眼前的麦收,这是关系千万群众利益和抗战的大事……”他艰难地喘了喘气又说:“我不行了,死后不要搞什么仪式,埋了就行了,不要再花公家一分钱,孩子不要管,让他们自寻活路……”

说完,与世长辞!

2001年我们采访了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刘齐明老人:群众自发到了好几千人,台子前满满的,没有不哭的,大家都说死了一个好领导,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共产党的官应该怎样当!

曹县第一任人民的县长风范长存。

2、县长赈灾民,妻儿没粥喝

1941年到1943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T-INDENT: 19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class=MsoNormal>王石钧劝说道:“屋子露天要修补,同志们抗战挂了彩要治伤,我是人民的县长,你是光荣的抗属,咱们不能小肚鸡肠。你想一想,鬼子这样疯狂,到处奸淫烧杀和抢掠,如果没有抗日的八路军到处打击敌人,房子能保得住?恐怕连地也种不上了。你看一看有很多人家的房子被鬼子烧光,到现在不还在露天里睡觉吗?等大家的房子解决了,我们也会有房子住。”

1942年,灾荒更重,许多人家都揭不开锅,连树叶都被吃光了。

王石钧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一方面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方面发动干部、党员节省粮食,请示地委在缺粮最严重的几个村子里垒起了大锅,每天他亲自煮几大锅粥,救济老弱病残。

这个时候,王石钧的家中也是多少天一直以野菜充饥。后来,实在揭不开锅了,饥肠辘辘的孩子对母亲说:“娘,俺爹是县长,听说在不远的村里给大家发粥,咱也去给他要碗粥喝吧?”

妻子深知丈夫的脾气,一声没吭,泪珠一滴滴落在孩子的脸上。后来在大伙的劝说下,她才领着孩子找到王石均说:“我能忍,孩子实在饿得忍不住了。”

王石均看着骨瘦如柴的母子,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这些村受灾比咱村重,救济粮食只有这一点,这粥咱能吃吗?”妻子再没有说话,背着孩子回家了。

不久,王石均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没吐过一个字,趁黑夜敌人把他往城里送时,他跳车逃跑,伤上加伤。

被大伙救回来已经奄奄一息,苏醒过来时,他问:“杨槐花开了没有?”

大伙告诉他,槐花已经开了。

他断断续续地说:“这就好了,群众有吃的了……”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永远闭上了双眼。

槐花开了,杨得志下了一道命令:部队一律不准打槐花……

3、县长打日寇,父子齐上阵

在庄严雄伟的古城延安,原中共中央研究院附近的黄家坪山顶上,有一座用青石砌成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梁仞仟同志之墓,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研究院立。

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过的老同志,很多人都了解梁仞仟。

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运西地区的男女老少,一提起“窝窝队”(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创建人梁仞仟,没有不知道的。

梁仞仟,1912年出生在山东省郓城县洪王庄。1935年底,梁仞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6月,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梁仞仟返回郓城开展党的工作。同年9月,建立郓城县第一个党支部——洪王庄党支部,直接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梁仞仟任书记。

11月,中共鲁西南工委书记白子明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来到郓城,与梁仞仟取得联系,明确由其负责筹建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在梁仞仟领导下,党的组织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底,中共郓城县委在郓(城)鄄(城)巨(野)菏(泽)四县结合部地区建立,梁仞仟任书记。

为了组建抗日武装,培训骨干力量,郓城中心县委以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名义,先后在郓城城南飞哲集等地举办了三期训练班。梁仞仟亲自担任教员,向参加训练的民先队员、进步青年和农民抗日积极分子,讲述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任务。

训练班每期三四十人,先后共有100多人参加。训练班学员的吃住条件都很差,梁仞仟和学员全都挤在三间破屋里,他们铺麦秸、枕砖头。梁仞仟动员父亲梁秀松筹集了许多高粱,做训练班的口粮。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员们的情绪却异常高涨,个个生气勃勃。训练班除集中上课和军事训练外,还抽出大量时间深入村庄,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训练班轰动了全村,每天都有前来打听观望的群众。群众见他们讲的话、唱的歌都是打日本鬼子的事,又见他们顿顿吃黑窝窝,便亲切地称训练班为“窝窝队”。

从此,“窝窝队”的名称,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鲁西南。

19391月,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领导下挺进郓西北,梁仞仟组织地方力量积极配合,于农历正月十四,一举粉碎了郓城北部黄河岸边的伪军据点樊坝。

19399月,郓城县各界代表召开大会,正担任地委书记、专员公署秘书长和七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梁仞仟被选为郓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梁仞仟的父亲梁秀松被选为区长。父子同时被民选为抗日干部一时传为佳话,群众编了歌谣:

老区长梁秀松,

骑毛驴、戴眼镜,

倾家荡产闹革命,

年高六十又出征。

儿子当县长,

老子听命令,

抗战杀敌人,

梁家父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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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年9月不幸逝世。父子二人不到一年时间,双双为国捐躯。

梁仞仟创建的“窝窝队”,不断壮大,后来转入了八路军正规部队。

第四章

我们的祖母、母亲、姐妹们

1、千年悲歌

冀鲁豫边区包括冀南、豫北、鲁西南、鲁西、鲁西北、泰西和湖西的广大地区。北界漳河,南跨陇海,西靠太行,东倚泰山,方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平原上,生息着2000多万人口。

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前,封建势力强大,土匪、会道门猖獗;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困苦,受着地主及地方官吏的租税盘剥和残酷压迫。尤其是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在“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中,早婚、纳妾、蓄婢、买卖婚姻,溺婴、缠足等等陈规陋习,把她们的自由和权益剥夺殆尽。

广大妇女不仅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受族权、神权、夫权的严重束缚。寡妇不准改嫁,女儿没有财产继承权,婚姻不能自主,公婆虐待,丈夫打骂,男女极不平等。“男的不要女,只用一张纸(休书);女的不要男,只有一个死。”妇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井、上吊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甚至奴隶社会的所谓“初夜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在这里存在着。

曹县朱庄大地主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为其所奸淫。

抗战时任丰县、鱼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抗战初,在鲁南,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据她叙述,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

194212月,湖西巨南县抗联主任戴洪慈(女)以大田集为试点,发动群众,开展反恶霸、反“黑地”斗争。大田集有1000多户,村里的大地主姓刘,外号刘霸王,刘霸王除了对佃农娶的媳妇享有“初夜权”,佃农谁家生了孩子,每天要将一碗人奶送到他家。1943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写下《曹南行》诗:

毫邑汤都史所传,

至今豪霸圈庄园。

蜀客多情问遗事,

居停首说初夜权。

在千年封闭的鲁西南乡村,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地主豪绅,可以为所欲为。百姓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百姓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

日寇入侵后,每到一处,妇女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被凌辱奸淫,横遭杀戮。

鲁西南的女人们,留下了集各种权势压迫的一曲千年悲歌!

2、共产党掀开半边天

193777,日军全面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78,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

923,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至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战争。

9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妇女工作大纲》,提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大纲》还特别强调:培养大批党的与群众妇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是我们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

194331,彭德怀发表重新认识妇女工作的讲话。

第一,应该认识目前的妇女运动,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我们各地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做负责工作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应该把解放妇女当作自己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三,在女干部当中,在知识分子妇女当中,更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责任。解放妇女这个伟大工作,男子是要负责任的,妇女本身却要负主要的责任。这里,我要对于我们的女干部和知识分子妇女奉送一句话:应该把广大被压迫妇女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像争取自己利益一样去争取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利益。

《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929颁布。

《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94449公布。

《冀鲁豫行署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19441014施行。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任晁哲甫,副主任徐达本、贾心斋194452发表《冀鲁豫行署通知民财字第二〇五号令》,第四条第九项规定,婴儿在生育后第一年可发给土布7丈(尺半码)、棉花7斤,按实际需要婴儿衣服必须先准备,故决定产前产后各发给一半。

冀鲁豫行署还发布了《冀鲁豫行署关于女子继承权等问题的决定》、《冀鲁豫行署关于归女参政问题的指示》、《提高妇女地位行署颁布妇女分地法令》等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政令。

几千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的女人们第一次得到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的如此的关注!

3、妇女歌

文化大革命中,作出要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当时的中央委员中唯一没举手的,是一位女委员,她的名字叫陈少敏。她来自冀鲁豫根据地!

1937年秋,陈少敏受中共河北省委的委派,以妇女代表名义到冀鲁豫鲁西南边区的沙区工作。她和沙区的妇女党员一起,启发妇女觉悟,组织妇女群众为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

至此,边区的妇女工作普遍开展,妇女救国会会员迅速发展到15万余人。各地妇女培训班相继开办,大批妇女积极分子经过培养、训练、提高,充实到抗日救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线。

19393月,为防止敌人破坏,把妇女培训班改为识字班,组织妇女学文化,结合扫盲讲解抗日道理,以发动妇女参加抗日。这一形式受到妇女群众的欢迎。

妇女培训班是直接培养、训练、选拔,输送抗日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人才的园地,经过培训的妇女为冀鲁豫边区事业奋战;有的同志分配到部队,随军转战南北;有的同志为革命英勇牺牲。大多数同志回到本乡本土,担任区、村妇救会干部,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为抗日战争和妇女解放事业日夜奔波。

妇女培训班不仅是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园地,而且是宣传动员群众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有效方式。抗日群众团体中的妇女干部绝大多数经过培训,妇救会系统中的女干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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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干部经常把婚姻不自由的小调在妇女群众中教唱:

郎十一,妾十九,好像毛虫配莲藕。

奴家旁边说句话,可恨爹娘不改口。

有的妇女由父母包办早早订婚,因丈夫病重而嫁去冲喜,过门后不久丈夫即死去,只好在婆家“守贞节”。妇女干部们又把丧夫守节的悲苦歌谣唱给妇女听:

一七到来哭哀哀,手拿被儿盖起来。

风吹红被四角动,好像我郎活转来

……

妇女干部边唱边讲,常使一些妇女感动得低头不语或泪流满面。寡妇王大嫂说:“你们讲的句句是我们心里话,我们妇女的苦水倒不完,我一定叫我女儿跟着你们干革命。”妇女干部还号召妇女依靠自己劳动,挣脱身上的枷锁,争取男女平等,并教唱《妇女要参加革命》歌:

谁说我们应该关进厨房?

谁说我们应该死守锅台?

在敌人的炮火下,

多少姐妹被屠杀!

多少姐妹被奸淫!

我们不能再忍受,

我们不能当绵羊。

我们要握紧拳头,

挺起胸膛,

参加抗战求解放!

……

湖西地区的妇女识字班编了《办冬学歌》,妇女中传唱:

西北风吹来阵阵寒,

收完了庄稼没有事情干。

嗨,冬学办起来,

赶快书念念。

睁眼瞎子真困难,

处处受欺又受骗,

不会写,不会算,

你看可怜不可怜。

湖西七分区给妇女家属识字班编的课本中,第九课《自给》:

丈夫儿子都不靠,专靠自己谋生活。

劳动两手和两足,自给自足自过活。

第十课《学习》:

学习好,学习好,

学习以后少苦恼,能够算账少混淆,

写信看信少讥诮,睁眼瞎子人鄙视,

政治提高信心牢,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句老话要打倒。

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冀鲁豫广大农村,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与影响,妇女受压迫、受凌辱成了天经地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根深蒂固。抗日战争开始,妇女干部们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战。遍及全边区的各种形式的妇女培训班中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争取人生自由和婚姻自由等道理,慷慨激昂的抗战歌声,使广大妇女耳目一新。女干部为国为民赤胆忠心,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作风,更使妇女群众敬佩。

这种思想上的觉醒是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内在因素,思想上一旦挣脱了牢笼,封建旧的传统观念便士崩瓦解,冀鲁豫的妇女便以崭新的面貌,带着崭新的观念,和男子并肩战斗在广阔的平原上。

破陈规陋习,逐步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家庭关系。是妇救会发动妇女争取解放的重要工作,许多村妇救会制定了模范婆婆和模范媳妇的条件,

模范婆婆的条件是:(1)自己参加妇救会(2)让儿媳妇参加妇救会(3)对媳妇和女儿一样看待。

模范媳妇的条件是(1)自己参加妇救会(2)孝敬公婆(3)丈夫参军不拉后腿(4)能做活。

广大妇女干部还向群众深入宣传缠足的苦处,不缠足的好处,教她们唱《放足歌》:

唯有妇女最困难,

天生两足多好看。

为什么缠成小金莲?

脚指齐折断,

身体受摧残

……

唱完歌又对妇女们说:“大娘、大嫂、姐妹们,你们想想,过去咱们妇女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媳妇们再受这样的苦了。”这些情真意切的话,深深打动了妇女们的心。

郓城县汗石桥西街的妇救会主任关贵芝,因为家庭贫苦,从小随母亲下地干活,一直没有缠脚,她用亲身体会动员妇女放脚。年轻的妇女们也学着把脚放了,可是有的受不了别人的闲话,家庭的反对,没过几天又把脚缠上了。关贵芝的堂大伯哥曹继连就坚决反对儿媳妇放脚。儿媳妇要放脚,就不让她出门参加妇救会活动。关贵芝就赶上门做工作,不想一进门,曹继连就是一顿数落:“自己大脚不害臊,反让大伙跟着丢丑。”关贵芝听了不计较,还是平心静气地跟他讲放脚的好处,曹不但不听,反把关贵芝赶出门。关贵芝左思右想,若是自己族亲都不能说服,还怎么做别人的工作呢?于是她不怕骂、不怕赶,多次耐心开导,经过5次劝说,终于说服了堂大伯哥。

在冀鲁豫地区,妇救会工作较好的村,30岁以下的妇女都把缠脚布放开了,15岁以下的女童不再缠脚。

4、寻找丁二嫂

冀鲁豫边区史资料中一名叫丁西武的老八路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录:1942年丁西武负伤被安置在鄄城小丁庄丁二嫂家养伤。一天拂晓,敌人突然进村抢掠,几个日伪军闯进丁二嫂家的院子。这时丁西武正躺在东间床上,已来不及转移了。危急时刻,住在西间的丁二嫂猛地从自己的床上爬起来,一下子钻到丁西武的被窝。敌人进屋后,指着丁西武问:“他是什么人?”丁二嫂撩撩头发,镇静地回答,“他是我男人,得了重病。”

丁二嫂的丈夫刚好头一天夜里给八路军带路去了,敌人盘问了半天,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走了。

20世纪40年代,一个农村青年媳妇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该有怎样的勇气和情分!2001年,我们曾到鄄城小丁庄寻访过丁二嫂。

“咱村上有没有一个姓丁的?”

“这个庄上都姓丁。”

“她的名叫丁二嫂,大家都称她丁二嫂,掩护过一个八路军。”

“掩护八路军的事多了。”

来到这里我们才知道,村里的人几乎都姓丁,许多结了婚的妇女都被人称为二嫂,可问起这件事,人们都说不知道。快60年了,谁能记起这样一件发生在丁二嫂家里的事情呢?再说这件事当时也不好张扬啊!

有位村民说:

可能是二大娘吧,啥事她都行,一听说有八路军伤员,她就去救。

最后大家推测,丁二嫂可能是两年前去世的丁二奶奶,她家过去住的八路军伤员最多。

她的丈夫在一次支前中失踪了。她为婆婆养老送终以后,又一个人生活了40多年,活到今天也有98岁了。

我们没有找到丁二嫂,可我们又真真切切地感到,在冀鲁豫边区的老村,到处都有丁二嫂。

5、凌静延安见陈云

凌静,在冀鲁豫边区也算是个知名人士。一是因为她长得美,有文化;二,因为她是边区领导人之一的郭影秋的夫人。

1937年“七·七”事变时,郭影秋是徐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他一方面联络散失的党的干部和流亡学生、团体,派往抗日前线,另一方面加入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领导的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抗日青年训练班,发动民众准备抗战,工作十分忙碌。

当时,凌静还不是中共党员。她作为助手,积极地协助郭影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二人在工作中相识相知,在战乱中成为伉俪。

凌静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郭影秋是个才华横溢,却又有些傲气的人,凌静虽然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但郭影秋总是挑剔:“你太娇气,小资产阶级的味儿很浓。我们是夫妻,更应该严格要求。”

凌静好打扮,也成为入党的障碍,凌静长得白,不像劳动人民,也成为不发展她入党的理由。凌静换上农妇的衣裳,到田里帮助农民干活,欲把脸晒黑,以便更像“劳动人民”,郭影秋却说:“你是个红皮萝卜,心里还是白的。”

凌静一气之下出走了,郭影秋不知她的去向。

凌静和一个叫徐斌玉的女同志结伴,经陇海,过黄河到山西,投奔了抗日组织牺盟会。后来又离开山西,于19382月到达延安。不久徐州党组织的介绍信也到了延安。

凌静的出走使郭影秋后悔不已,当延安方面要徐州地下党为凌静出协调信,郭影秋立即给予办理。知道凌静到了延安,郭影秋也放下了一颗心。

通过了政治审查,凌静被分到陕北公学工作。

1938年夏,凌静在延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当时的延安,抗日气氛十分高涨,中央号召妇女不带孩子。如果是干部,孩子可以送到保育院。凌静虽已30岁,在同学中年龄比较大,但只是个学员。怎么办?只好忍痛将这个孩子寄放在一个农民家中。

延安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如果没有革命经历,较难录取。193811月,凌静和几个同学报名后,正在焦急等待发榜。看到有人在学院的组织部门,做不正当的交易。

这种在“国统区”司空见惯的事,居然也在“革命圣地”发生,凌静非常义愤。她鼓足勇气,直接找到时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陈云同志,告了一状。

她对陈云同志说:“这种事在国统区可以有,根据地不可以有;国民党可以有,共产党不可以有;西安可以有,延安不可以有!”

陈云同志十分赞赏凌静的见识和勇气,凌静走后,他对秘书说:“难得,难得。”

后来,陈云同志在公开场合赞扬了凌静,并破格录取了她进入了延安马列学院。在马列学院的一年半时间里,凌静度过了她一生最幸运的时光,实现了她人生最高理想——站在火红的党旗下,宣誓入党。

凌静心中也曾暗喜:你郭影秋不让我入党,我在延安入了党,在“革命圣地”入党了,在毛主席身边入党了!你还敢说我“小资”吗?

虽然凌静是和郭影秋闹情绪分离的,但她毕竟在心里还思念着郭影秋。他们四年没有通信,只知道郭影秋已成为冀鲁豫边区湖西区主要负责人之一。1939年底湖西根据地搞“肃托”,错杀了几百名优秀干部,不知郭影秋是否还活着。如果郭影秋被杀害,她将是多么地悲伤和负疚。

19412月,中央组织干部支援苏北根据地,凌静被批准参加。这支队伍有80多人,大部分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其余的人也大都打过仗。队伍里有6位女同志,其中4位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惟凌静和一名叫李剑的女同志从未参加过战斗。

上级专门挑选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负责照顾凌静。他的名字叫柯邦坤,江西宁都人,1931年参加革命,24岁。柯邦坤对凌静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贵财富,你又是个女同志,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碰上危险,宁可我被打死,不能让你被打死;如果你被打死了,尸体也得拖回,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凌静听后,笑了,“老红军”比自己还小五六岁呢。可她不知道,柯邦坤虽然年纪小,但却身经百战。抗战初期,他在山东受了伤,被送到延安养伤,又上了抗日军政大学。

19414月中旬,干部队从20里铺出发。出发前夕,朱德、徐向前来送行。24日从葭县渡黄河,开始了历时一年、跨越5省、行程6000里的挺进敌后的征途。

这一年的艰苦历程,对凌静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壮举。一过黄河,进入敌占区,就是大片的荒芜,常常几十里见不到一个村子。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村子,也是房屋烧光,空无一人,无粮无水,令人不寒而栗;连续的夜行军也使凌静力不从心。

凌静后来回忆说:“过同浦路前,连续几夜的行军,我实在困得不行,走着走着闭眼睡着了。那时真有睡着觉走路的。柯邦坤看我不时撞在前面人的背包上,怕我丢了,每晚行军时用根绳牵着我走。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又累又困,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地沟里,周围一片漆黑,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队伍早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当时我怕极了,不知朝哪个方向去追部队,真是哭都没人应啊!这时,忽然听见远处有悄悄呼唤我的声音,我赶忙回答。原来是柯邦坤发现没了人,又返回来找我。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又发愁,愁的是即使有了他,我们在这漆黑之夜到哪里去找部队呀!柯邦坤毕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既沉着,又有丰富的经验,不时趴在地上,摸马蹄印子判断部队的去向,终于在天亮后追上了部队。

凌静后来总是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段历程:

“最后一次冲平汉时,一夜跑了140多里。在过一道封锁线时,四周碉堡里机枪声联成了一片,到处是子弹发出的火光。我实在跑不动了,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看着战友们从身边一个个冲过去。等到人都跑光了,我反而平静下来。我想,我今天死在这里算了。子弹不时打到大石头上,蹦出阵阵火花,我一点儿也不怕。坐了很长时间,居然没有一颗子弹打中我。

“忽然,我看见前方有一个人往回跑,牵着一匹马。近了一看,原来是柯邦坤。他说:‘都过去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我说:‘算了,我死在这里算了!’他说:‘不行!快跟我走!’我说:‘你去吧,我实在不行了,我不连累你!’他说:‘不行,你骑上马,我们快冲过去。’我说:‘我不会骑马,我不骑马。’他对我翻了脸,骂起来:‘混蛋!不会骑也得骑!两腿夹紧,搂住马脖子…来,上马!’”

“我骑上了马,他牵着马飞跑起来。我紧张得不行,使劲用两腿夹着马肚子,紧贴在马背上。四面的枪声时断时续,地上不时有飞起的火花。好在是夜里,虽然护送的部队都已经过去了,但敌人无法判断,还不敢冲过来。我们就这样一气跑了70多里,到宿营地。大家来接我们时,我已经下不来马了。

“同志们把我抱下来。我站不住,腿肿得像两个小水桶。我看到柯邦坤蹲在那里在吐血。

“我哭了。从这以后,他的身体很不好,好像是伤了肺,经常咳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都欠他。”

当然,凌静也有英勇的时候。有一次冲封锁线时碰到了封锁沟。又深又陡,过不去,绕路又来不及,天一亮鬼子出动就要出大问题。当时大家都没有好办法,议论纷纷。忽然凌静心一横,解开了背包,把被子往身上一裹,纵身便滚下沟去。大家都吓了一跳,以为她掉了下去。没想到凌静到了沟底竟没有跌伤,在下面招呼大家。于是大家都照此办理,纷纷“滚沟”。

后来同行的欧阳平同志的回忆录写道:有一次过封锁沟,由于沟太深,不得不抛弃了马匹。凌静后来回想,当时别的同志犹豫,是舍不得丢掉马匹啊。

凌静在队伍中体力最弱,但她能奉献给大家文化知识。队伍中大多数干部文化程度不高,柯邦坤连字也认不得几个,凌静就成了他的文化教员。只要部队一驻下来,她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同志们都称她老师或凌大姐。

1942年元旦,干部队终于踏上了湖西根据地的土地。此时凌静的心里忐忑不安,在延安她得知郭影秋参加创建了湖西根据地,并成为领导人之一。这些年他们没有一封书信来往,到底他是不是活着?他有没有爱上别的女人?或者有没有别的女人爱上他?

当时干部队目的地是苏北根据地。经过湖西,凌静当然希望知道郭影秋的情况,并渴望见到他。一踏上湖西根据地,凌静就看到一张布告,下面赫然署着郭影秋的大名,一颗心落了地。原来郭影秋和梁兴初正要被处决时,罗荣桓骑马赶来,他们才逃过了被杀的命运。建国后曾任“万岁军”三十八军军长的梁兴初中将在他的《湖西托难忆罗帅》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罗荣桓政委果断处理,我和郭影秋早就成为“湖西肃托”的冤死鬼了。

这时,他们分开已整整4年了。

干部队在湖西根据地的中心区单县某村驻扎下来。

听说延安的干部队到了,有200多人。郭影秋和戴润生几个领导人赶忙出村去迎接。只见远处黑压压来了一队人,破衣烂衫,拄着木棍,活像一群叫花子。这就是从延安跋涉千里来的干部队啊!

郭影秋迎上前去,他一眼就看见队伍中蓬头垢面的凌静。

后来儿子经常问郭影秋在这一特别时刻的感受:

“你们见面后没有扑上去拥抱吗?

“哪里的话,那时不兴这个。”

“你们一见面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和大家一样握手问好。”

“当天你们住在一起了吗?”

“你不懂革命的纪律,她仍住干部队。”

“你们为什么没有立即到一起呢?”

“分别4年,活着就是幸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已经又有了爱人,怎么能贸然行动?即使对方没另结婚,也得先了解对方的想法,否则勉强别人多不好。”

凌静后来对儿子说:“那时候,敌人经常扫荡,驻地三、五天就动一次。男女都是分别集中住,也不可能安家。不过后来我知道了他的情况,我不在时,他曾九死一生。有女同志追过他,他始终没有答应。这时我知道我不会随干部队继续东征了。于是我抓紧时间教柯邦坤读书,结果又引起了误会。

“有一天,你父亲来,看到我又和柯邦坤在一起,便生了气,对柯邦坤很不礼貌。这事使我负疚极了,我也没给他好脸色看……”凌静煞有介事地对儿子说。

晚年,已经鬓角斑白的郭影秋对儿子说:“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她才是小心眼,老是怀疑别的女同志。1962年我到上海动手术,有女同志来看我,她还生了半天气。”

郭影秋又说:“19422月底,干部队过微山湖前,我给组织写了报告,请求将凌静同志留下。她又回到了我身边。这时我发现她确实变了,比抗战初坚强多了。”

柯邦坤同志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因为身体不好,又受到排挤,文革前就养病休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心情非常不好。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通令,他被“安置”到泰安,1972年抑郁而死。

去世前因怕牵连凌静,他告诉子女不要通知凌静同志,但留下了一封长信。

后来凌静卧病在床。每当提起在延安的四年经历,总是非常兴奋。讲起穿越封锁线,更是有说有笑。但听儿子念柯邦坤留下的长信时,一连让儿子念了3遍,眼泪簌簌地往下流。然后把信放在她的枕头下。

6、“白二哥”与“金小姐”

根据地血与火的斗争中,并非全是悲壮,敌人的凶残无法扑灭革命者乐观的笑声乃至爱情。

白林,冀鲁豫二分区妇女妇救会国会主任。浓眉大眼,17多的个头,今天是个可以当模特的人才。在冀鲁豫根据,白林经常女扮男装,挎双枪骑大马出现在日本人的视线里,和日伪军进行周旋。在老百姓眼里绝对是个帅小伙。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村与村之间要挖交通沟,沟的两边都有单人掩体,还有小推车上下的通道。一次两个老百姓推车过沟,小车载重推不上沟,正好白林骑马路过,只见她翻身下马,左右开弓,一手推着一辆车,一下把两个车子都推了上来。老百姓连声说道:“二哥,谢谢了。”

“二哥”称呼在当地是尊称。从此大家开玩笑叫起“白二哥”来了。后来,连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称她双枪“白二哥”。当时伪军只要听说是“白二哥”来了,都不敢拦挡,抱枪躲到一旁。

金风,郓城县委书记,但他文质彬彬,瘦瘦弱弱,在地处水浒之乡的鲁西南的男性中,绝对算不上威猛。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又爱吹个口琴,怎么看,都有几分妩媚。一次文艺演出,他扮演了一个富家小姐,不知怎么的就落下了“小姐”的名号。

193811月,白林和金风都领命到鲁西党校学习,而且分到了同一支部,金风是支部委员。金风经常到白林学习小组参加学习讨论,他的发言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并能结合自身实际,令人信服。在一次讨论中白林知道了金风家住在胶东的昌乐县商家庄,离铁路很近,铁路沿线都被日寇占领,日本鬼子为非作歹罪行罄竹难书。金风以全县头名成绩考上济南高中,毕业时各科成绩也都在前三名。但偌大个中国已无法放下一张书桌。金风在济南上高中时就对国民党政府奉行对日不抵抗主义不满,激烈抨击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他曾组织游行抗议国民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签定何梅协定,冀东自治、华北五省自治等卖国主义行径。

金风的发言激起了白林对自己身世的回忆。“七七”事变后的九月里,进驻白林家乡邱县的二十九军与追赶的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军死伤很多,二十九军撤出后,日寇进城报复,仅一个小时就屠杀无辜群众800多人,白林的两个哥哥也不幸遇难,尸体是从一口井中捞出来的,惨不忍睹。后来八路军来到邱县,纪律严明,卖买公平,群众反映很好。八路军协助邱县地下党组织建立抗日政府,战委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活动。白林的父亲白鸣鸾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先后送进了革命队伍。白林先参加了战委会,随即又参加了妇救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鲁西党校,金风白林这对热血青年,相互产生了好感。

19395月初,日伪军8000余人,由日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指挥,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10日各路日伪军实施向心推进,紧缩合围圈。同日,第一一五师令第六八六团主力掩护机关、部队分路突围。当夜,除山东纵队第6支队顺利突围外,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未能突出包围圈,被迫在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山区,凭险据守。11日拂晓,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进攻,八路军被围部队沉着应战,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打退日伪军数次冲击,坚守了阵地。15时许,日伪军又集中兵力猛攻陆房西南的牙山、肥猪山制高点,第686团英勇奋战,打退日伪军9次冲击;在西北部,日伪军200余人突破阵地,进抵陆房附近。津浦支队和第686团密切协同,以迅猛的反冲击,击退突入之敌;东南部的日伪军,突入孟家村附近受阻。黄昏,日伪军畏怯夜战,停止攻击。22时许,八路军被围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分路实施突围,至12日拂晓,顺利地突出了日伪军包围圈。这就是著名的“陆房突围”。

白林,金风所在的鲁西党校就被日寇包围在最中心,他俩和八路军一起与日军激烈地战斗了一整天,阵地上硝烟弥漫,战马嘶鸣,动人心魄。太阳落山后学员分散突围。几天后鬼子退去,学员们按照约定又都回到陆房,相逢之日那亲热的劲头无法用言语形容,大家不分男女的拥抱呀,唱呀!喊呀!平静下来白林定睛一看自己稀里糊涂抱住的竟是金风。       

学习结束后,党校学员陆续分配到冀鲁豫边区各个岗位,开创抗日根据地。金风分配到郓鄄县任县委书记。白林也分配到郓鄄县管屯乡乡公所,公开叫八路军宣传队。在郓鄄县工作期间因为工作关系白林与金风的来往更加密切、频繁,加深了革命友谊。

1940年白林被任命为边区二分区妇救分会主任,次年被抽调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同去的有妇救总会主任郭军。学习快结束时郭军问白林有对象了吗?白林说没有,郭军问白林对哪个男同志的印象最好?白林说对金风印象好。谁知不久白林就收到了金风的一封来信。信中先是称赞白林落落大方,是一个革命的新女性,然后表示答应白林的请求,愿意同白林结合。白林莫名其妙问郭军,郭军诡笑不答。

后来白林学习归队再见金风时既高兴又激动。她悄悄问金风求婚信到底是怎么回事?金风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个很好看的笔记本送给白林,上面还划了一些道道,白林问他这又是什么意思,金风笑了笑说,订婚礼。白林羞红了脸,跑进屋里。她找出刚从党校学习时带回来的当时最为珍贵的一本马列著作递到金风手里,金风低头一看是列宁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到底谁是求婚者?这事后来成为白林夫妇之间多年的争论话题。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白林和金风的友情不断增进、升华,他们向组织报告表示愿意结为战斗的夫妻、革命的伴侣。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女方总会撒娇地问男方:“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河里,你先救谁?”这似乎成为中国一个最经典的爱情测验题。而当时白林也给金风出过测验题,有一次,两人坐在田野的埂坝上,白林问:“如果咱俩被敌人包围了,只能冲出一个人,你怎么办?”金风丝毫没有犹豫的回答:“我掩护,让你冲出去。”白林摇摇头。金风说:“怎么,我说得不对吗?”白林说:“咱俩一起突击,要死死到一起。”听到此,金风眼含热泪的把白林拥到怀里。

1942年夏季的一天,二地委在鄄城三区东仪楼冀庄开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时地委书记万里宣布了一项特别议题:各位书记们一起吃白林金风的婚宴,地点在村公所。村长说金风白林结婚要特别关照,我们找了最好的房子,还找了最干净的被褥,一定让二位满意。

结婚仪式很简单,却很热闹,大家开玩笑,编贺联以示祝贺。鄄城县委副书记白桦,亲自编了一幅婚联,上联:东坡有片柏林树,下联:西边飞来金凤凰,横批:凤栖柏林。写完还专门解释,我们的金凤凰今天到了柏树林就不愿意走了,长期住下了。大家哄堂大笑:这回真是“小姐”嫁给“白二哥”了。金风白林沉浸在幸福之中。

结婚后有个女同志问白林,你怎么与金风结婚呢?他那么严肃冰冷。白林说他是热水瓶,外边冷里边热,外表严肃但待人热情,很关心很喜爱我,我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但在一起时相互觉得温温暖暖的,谈工作,谈敌情,谈八路军胜利的消息温馨极了。

因为工作关系,平时聚少离多。白林生第一个孩子时,在观城县大张庄休息,她亲手给金风做了一双鞋,金风穿上后很合适,但只是看了看白林,笑了笑没说什么话。

金风向白林提出;我们不能只沉浸到婚后的幸福中,我们要携手并肩看谁为党为革命多做了贡献,白林点头赞同。

金风对工作一向积极认真负责,工作起来没日没夜,被同志称为工作狂。他任书记的鄄城县,各项工作都是开展得好的县,他在依靠群众开展对日作战;在开展敌伪工作、民兵工作中都取得了好的经验。金风下很大功夫建立了精干的县大队,他任县大队政委,经常给大队战士讲话,讲抗日战争必胜的道理,讲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亲自教战士们唱抗日歌曲,与战士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一有敌情他就带领县大队开展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与敌人周旋,大队与各村自卫队民兵的联防工作配合得很好,使小股敌伪汉奸不敢离城骚扰,这对巩固根据地建设,稳定群众情绪安心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县大队发展壮大了,军分区有两三次抽调大部分队员到部队里,金风都愉快的服从组织决定,认为队员补充到正规军是理所当然的,县大队可以再招嘛。由于工作出色,鄄城形势比较稳定,边区党委机关单位、直属部门的重要物资、小印刷厂等都设在这里,伤员病员也在这里休养。1942年最艰苦的岁月里,上级领导人万里、君毅长期住在鄄城指导工作。

7、被农民封“官”的四大娘

四大娘本名李二趁,濮阳郎寨人。和滑县汴村的雇工李昌邦结婚后,便定居在汴村。

1933年,李昌邦参加了共产党,四大娘便成为李昌邦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在这一年,李昌邦带领汴村的雇工、佃户拿起长矛、大刀向地主进行夺粮斗争。胜利了,地主勾结国民党官府把李昌邦抓入监狱。

四大娘变卖了所有家产才把李昌邦营救出狱。此后,夫妻俩借居在一间破草房里。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破房稍加收拾变成了小酒馆,夫妻俩以卖酒为名,做地下工作。

李昌邦当时是四区党组织负责人,四大娘是四区的地下联络员,酒馆就是地下联络站。

残酷的斗争,把四大娘锻炼得机警沉着。党组织在她家开会,她就让外甥女孙大娥趴在房顶放哨,自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机智地保护党的干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已51岁的四大娘,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秘密串联群众,建立了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李昌邦担任区长。

1941年农历五月初一,汉奸带着皇协军闯进汴村,再次抓走李昌邦。四大娘为了鼓舞亲人的斗志,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监。李昌邦看到四大娘,想到党,想到自己未竟的事业,凝视着四大娘,重心长地问:“我死之后,你的日子咋过?”

四大娘十分明白这句话的含意,她咬住仇,咬住恨,坚强地回答:“你尽管放心,你的事我都能办到,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李昌邦含笑点点头。

李昌邦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汴村,乡亲们痛失亲人。四大娘送走前来安慰的乡亲,拨亮油灯,紧紧抱住痛哭的孙大娥,悲痛而坚强地说:“孩子,你就住在我家里吧。要记住这笔血泪账,哭没有用,不打倒日本鬼子和汉奸,咱们就坐不了天下。走,找组织去。”

四大娘化悲愤为力量,领着孙大娥去找党组织。从此以后,她就带着孙大娥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传送情报、贴传单,机智勇敢地掩护同志。

1943年春,四大娘听说住在两门的日伪军准备“扫荡”郭庄。她即飞奔郭庄,向住在那里的区指导员报告。指导员刚跨出房门,敌人就窜进了村。四大娘随即向敌人迎去,故意让敌人盘查她以拖延时间,使指导员安全脱险。

又一次,区干部在她家开会,敌人突然进村。四大娘拿出几件破衣服让干部们化装出村。敌人从南来,四大娘护送他们向北跑,敌人随后追。四大娘突然扭头向西,大喊捉人。敌人也追向西,同志们顺着东寨沟安全出村。

大娘还多次智斗敌人,营救同志。有一次,日伪军抓走了汴村5位党员。身为党支部书记的四大娘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写信警告敌人:“你们如果敢动5个人一根毫毛,血债就要加倍偿还。一天之内,叫你们维持会长赵汉卿、狗头军师赵灿章在汴村的家人头落地,倾家荡产。”

汉奸地主为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得不求日伪军放人。

一次,一位同志被伪军逮捕,四大娘侦察到敌人的活动规律,派民兵乘赶集时用手榴弹砸晕了一个伪军官太太的护兵,缴了他的匣子枪。当敌人来追时,又扔出去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民兵高喊:“八大爷(八路军)来了,若不赶快放人,小心你们老鳖翻盖!人放出来,枪可以还你们。”

伪军怕日军追查责任,被迫放出了我们的同志。

四大娘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印把子”的重要性。于是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她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四大娘先发动雇工、佃户组织一个合法的“护青队”,明是给地主看庄稼。

“护青队”组织起来后,就要求地主买枪。地主先买了几支枪让狗腿子扛着,“护青队”不答应,对地主说:“地是我们种,庄稼是我们看,枪应该我们扛!”提出要枪换肩。

地主不干,四大娘软说不行就来硬的。她指挥着护青队员,一夜间把汴村18家地主全部抓来,用大刀长矛指着他们:“你们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就得交枪。”

地主们为保活命,只得交枪交钱。护青队拿交来的钱又买了十几支枪,“护青队”变成了民兵组织模范班。接着农会、儿童团、姐妹团等抗日组织相继建立。在四大娘身边成长的共产党员孙大娥担任姐妹团长。

汴村地主不甘心失败。大地主赵九经等串联八里营等几个村的反动地主武装“天门会”等2000多人,向汴村反扑。四大娘得到情报后,临危不惧,她说:“决不能叫敌人称王称霸,休想砍下汴村的红旗,要叫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她一面派人与区委联系,一面布置痛击“天门会”的战斗。四大娘指挥“先张开汴村的口袋”,白天让敌人窜进来,民兵早已四下埋伏。夜晚,区武装基干队和村里民兵杀声震天,枪声四起,吓得“天门会”乌合之众慌作一团。这时四大娘在村里指挥民兵点燃茅草,顿时火光冲天。火,是冲锋的信号。村外的基于队发起了总攻,村内的民兵拿着步枪、锄、耙杀了出来,里应外合,把反动武装“天门会”打得落荒而逃。

四大娘后来终落敌手,受尽酷刑,但她没有低头,没掉过一滴泪。敌人无计可施,最后把四大娘架到村南一口水井边,在她的脖子上坠上块大石头。敌人指着井口威胁她:“你要死要活?”四大娘面不改色,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敌人惊慌失措,把四大娘推下井。

四大娘一家三口为革命壮烈牺牲,人民群众对她无限崇敬,无限怀念。四大娘生前,冀鲁豫边区的战士和群众都称她四大娘,牺牲后人们更称她为“官四大娘”。

当年在鲁西南,“官”字是指“公”的意思,比如公路称为官路。称她为“官四大娘”说明她属于党和人民,属于汴村群众,是大家共同爱戴、共同怀念、共同学习的“公家人”。

8、血洒女儿红

1938年,敌人勾结地方反动武装,趁拂晓包围了滑县的陈营,大部分群众未能撤退。日军进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躲在张宝才家里的17名妇女,亲眼看到日军凶狠残暴地屠杀自己的亲人,个个咬牙切齿。她们想:“绝不能等死,得拼。”她们个个扯散了头发,涂抹了面孔,冲出门外,要和日军决一死战。日军惊得不知所措。这时,张宝才的妻子和妹妹张巧等8名妇女,带着4个孩子,迎着刺刀,冒着弹雨,冲出大门,直奔屋边的大水坑。她们宁愿跳水死,也决不肯让日军蹂躏。日军撵过来,用机枪扫射跳水的妇女儿童,鲜血染红了坑塘水,12名妇女儿童壮烈牺牲。没有冲出来的几名妇女手持木棍、粪钩、锄头,与敌人拼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日军在陈营一天一夜,杀害我同胞123人,其中妇女78人。屋边的大水坑在夕阳下一片血红……

9、小脚女团长的传奇

“双枪老太婆”的形象通过影视和文学媒体已深入人心,其人物形象多有艺术虚构。而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却活生生地存在过一个威震敌胆的“小脚团长”,并载入曹县党史。

“小脚团长”名叫周姜兰,曹县大王集乡段庄村人。家境殷实,是个能识文断字、极富个性的女子。有一次她到集上去买针线,回家做女红,逢上下大雨,被淋得浑身湿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在她为难的时候,从后面来了一个打伞的男子,30岁上下,高高的个子,英俊刚毅。看周姜兰淋在雨里,忍不住说:“我是袁新庄的,一块走吧。”说着男子把雨伞撑了过来。望着这位乐于助人的男子,周姜兰红着脸问道:“你叫啥名?”“我叫周瑞廉,咱是近邻,在城里读书,毕业了在家帮父母种地。”

俩人一边走,一边拉呱。周姜兰对这位热情的男子,动情地问了一句:“你结婚了吧?”周瑞廉摇了摇头。

周瑞廉把周姜兰送到家后,二人又见了几次面。聪慧的周姜兰,借祝英台给梁山伯介绍小九妹的典故,主动上门给周瑞廉“提亲”:“周大哥,我有个妹妹,叫姜兰,人品好,长得也俊,你若有意,可请个媒人去我家说亲。我回去也对妹妹、父母亲说说。”

周瑞廉心知肚明,第二天请了媒人,一起到段庄提亲。不料,周姜兰父母亲大恼,因为周瑞廉曾有过妻室,虽已分开,嫁过去也算二房。父母没好气地对周瑞廉说:“请您另选高门,我们不敢高攀。”

两眼哭得通红的周姜兰从东屋跑出来,说:“这门亲事我自己定了,他是个老实正派有学问的好人,我愿意跟他一辈子。”

父母只好依了这个娇闺女。婚后,周瑞廉感慨地说:“咱们俩真是天作之合,没有老天那场雨,哪得你这好妻子啊。”周瑞廉在城里读书时,学了不少新知识,给周姜兰讲了不少新道理,什么自由解放、男女平等啦,义和团杀洋人啦,八国联军进北京,孙中山推翻满清闹革命等等。

日军侵占曹县城后,到处烧杀淫掠,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如鸟兽散,有的当了汉奸,有的变兵为匪,同日本鬼子一起祸害百姓。这时,周瑞廉不幸患重病去世,周姜兰成了一家之主。

在这种国破家亡、兵匪四起的乱世之下,周姜兰这个中小地主家庭的青年寡妇,不仅成了汉奸、土匪敲诈的对象,就在同族人的眼里也低三分。个性刚强而又追求自由的周姜兰,不愿忍受这种耻辱,产生了一种买枪抗匪护村的念头。她是本村的富户,平时又好扶弱济贫,大家又深受土匪之害,经她提议,都很赞成。

她首先出钱买了八支步枪,组织了家丁和十几个青年人护村。在当时,一个庄上有几支步枪守夜,一般小股土匪就不敢来了。不仅保护了一村百姓的安全,甚至邻村的人晚上也来袁辛庄避难。

冀鲁豫支队到达鲁西南后,周姜兰听说这支部队喝群众的开水也付钱,所到之地,秋毫无犯。难道世上真有这样的部队?

周姜兰找到当了八路军的亲戚唐金轩说:“你们能领我见见八路军的领导吗?”唐金轩很高兴地回答说:“可以,我回去就请示首长。”

1939年麦收后的一天晚上,冀鲁豫支队五大队队长胡继成,来到周姜兰家,亲切地说:“首长们欢迎你明天去曹西北看看。”

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上了路。到了八路军驻地后,五大队的首长们都到村头上迎接。中午,还专门设宴欢迎,宋励华政委向她介绍了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介绍了徐州沦陷后,国民党军队跑了,八路军是来开辟抗日根据地,领导鲁西南人民抗日的,欢迎她为抗日出力。

饭后,首长们又领她到练兵场,看了战士们的训练。她又走访老百姓家,看到八路军战士,帮助群众挑水、扫地,还到地里帮助做农活,跟群众亲如一家,心里很高兴。周姜兰对宋励华说:“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我回去要卖地买枪,跟咱们八路军打日本。”

周姜兰回到家里,一次就卖了40多亩地,买了30多支枪,子弹上千发。一下子集合了百十名青壮年,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

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地委书记戴晓东亲自接见了周姜兰,对她倾家抗日作了很高的评价。杨得志说:“你真是咱鲁西南抗日人民群众的妇女之光。”这支武装被编为五大队第二团,周姜兰被委任为团长。随后,她带领二团到家乡一带进行抗日斗争。

周姜兰骑战马,挎双枪,参战必冲在前。她有知识、有智谋,打伏击、拔据点,连战连捷。日伪军恨死了这个八路军女团长。

一次,驻曹日军得到情报:周姜兰回到了袁辛庄。小队长松本,带领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向城北开去。周姜兰刚从曹西北开会回来,得到日伪军向袁辛庄扫荡的报告,猛的一惊,因为二团的战士都随大部队执行任务去了,她只带着一个警卫班,硬拼是不行的。周姜兰考虑了一会,命令警卫班长:“你带领战士迅速出村,迂回到敌人背后南边几个村庄。过午之后,见敌人不走,你们向袁辛庄打一阵枪,随即向东转移。我留在村子里,给老百姓做个主心骨。”

中午时分,敌人进了村,没有受到任何阻击。松本命令鬼子和伪军把全村的老百姓集合在一块。一个戴着墨镜的翻译,气势汹汹地站在石磙上,粗声粗气地说:“你们村的周姜兰,是八路的女团长,回到袁辛庄来了。周姜兰,你快站出来。”

群众中没有一人答应。

一个鬼子从人群中拉出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周姜兰在哪里?说出来大大的有赏!”老大爷摇了摇头,装成哑巴。鬼子接着又审问了几个群众,没有一个人回答。

日伪军又把男女分开,对妇女一个一个地进行搜查、辨认。一个个农妇从敌人的尖刀前走过,轮到周姜兰了,群众都为她捏一把汗。只见她毫无惧色,泰然地出现在敌人面前。鬼子问:“你的,八路女团长的干活。”“我是袁辛庄的老百姓,不信,你问村上的人。”“她不是。”群众异口同声地说。

松本望着这位小脚女人,不像个女团长。又指着周姜兰问:“周姜兰在哪里?”周姜兰说:“周姜兰昨天晚上带着队伍来了,没有停就开走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正在这时,埋伏在村外的警卫班战士打起了枪,敌人怕被八路军包围,撤回了县城。

周姜兰机智、沉着地对付敌人,在群众中的声威更大了。周姜兰戎马倥偬,带领部队同冀鲁豫支队一起,转战曹县、东明、濮阳一带,足迹遍及黄河南北。她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在鲁西南广为流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杨得志专程到菏泽看望当年冀鲁豫的老房东、老战士、老部下,他向当地领导提出来:“当年我手下有一个小脚女团长,很了不起,她现在在哪里?”当时在场的人谁也说不出来,杨得志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见一见当年我的小脚女团长!”

政府急迫地派人寻找那个叫周姜兰的小脚女团长,最后得知,她由于家庭出身,被打成“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在当地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

杨得志当场拍着桌子,怒不可遏:“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她是鲁西南的女英雄啊,当年日本鬼子都怕她,她对革命有贡献啊!”

杨得志在菏泽军分区设宴,贵宾是当年的小脚女团长周姜兰,还有当年他的马夫——受伤后留在了当地养伤,现在在小镇的路边卖烤地瓜为生。上将军端起酒杯,眼含热泪,对周姜兰和马夫说:“姜团长、老周,你们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我对你们关心不够,让你们的生活遇到了困难,我对不起你们!这杯酒是我敬你们的战友酒,也是道歉酒。”说罢,将酒一饮而尽。

周姜兰和马夫老周泣不成声,一边哭着一边说:“老首长还没有忘记我们啊……”

196412月,周姜兰被选为人民代表,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女杰李冉

19418月,郓南县政府抗日基干队中出了叛徒。13日夜,国民党顽固派二区保安队卞区保安队卞九团将我郓南抗日民主政府、县委暴露。

郓南区抗日救国会主任李冉发现敌人后,为了使在北屋的同志脱险,急中生智地高喊:“同志们,敌人来了出了叛徒,快冲出去。”她一边喊一边扑向敌人,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将进入院内的敌人全部引向自己身边。

这时住在北屋的救国会主任罗琳及王延芳等人,乘机冲出院子脱险,但李冉落入敌手。当夜,敌人将她绳捆索绑,押解到菏泽插花楼顽军专员孙秉贤处。李冉被打得遍体是伤,血肉模糊,还是不说一句软话。

孙秉贤装出笑脸对李冉说:“你一个青年女子何苦呢?还是自首了吧。自首书我已给你写好了,你签个字,我就放了你。我可以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当姨太太,要官有官,要钱有钱。”

李冉一听大怒:“收起你这一套,共产党抗日干革命一不为官,二不为钱,我不会向你们自首。”孙秉贤气急败坏地说:“你真的不怕死吗?”李冉:“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抗日,为了救国,绝不怕死!”

孙秉贤杀相毕露,大喝一声:“拉出去活埋!李冉毫无畏惧,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刑场。刑场上已挖好了几个坑,突围时被捕的邵思淮等几个同志已被推入坑。孙秉贤走到李冉面前,指着几个行将就义的同志问她:“怕不怕?自首不自首,这是最后几分钟了。”

李冉怒视着敌人:“少啰嗦!我怎样死?”

孙秉贤恶狠狠地说:“一个样!”

李冉立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从容跳进深坑。牺牲时,她年仅22岁,花样的年华!

千年的妇女悲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竟然演绎成了波澜壮阔的巾帼浩歌!

我们冀鲁豫的母亲们、姐妹们,是你们的热血,换来今天少女们的时尚与爱情;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人们今天的富足与梦想。

你们仍然活在油绿的青纱帐和金色的麦田里,活在黄河奔腾的波涛里,活在后代幸福的生活和笑容里。你们传递情报的泥泞小路,今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你们的子孙驾着汽车在没有碉堡、没有战壕的高速路上奔驰;你们毅然跳入的土坑,已变成了美丽的公园,婴儿车里躺着你们可爱的重孙和孙女……

因为你们,冀鲁豫边区的血性得以传承,你们养育了子弟兵和共和国,你们是亿万华夏子孙共同的母亲和姐妹!

第五章

根据地的根据

1、血海

19407月,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提醒全党对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

历史不幸被毛泽东言中。

1941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的大规模进攻。同年12月,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入侵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世界卷入了空前规模的战争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把中国变为其扩大侵略的后方基地,在华北继1941年连续三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后,1942年又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国民党军队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同时更加注重于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疯狂地进攻共产党、八路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调动第十七师团、第三十二师团、第三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及伪军数万余人,进行了数次残酷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每次“扫荡”之后,紧接着挖封锁沟、安据点、筑炮楼。

沙区是我根据地的核心,它是指河南省濮阳、内黄、滑县、山东东明交界的沙窝地带。

1941年至1943年,是沙区抗日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1941年初,日伪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蚕食”,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19414月,日伪军和反动会门武装2万余人,在汽车、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分5路对沙区中心地带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99夜的大“扫荡”中,日军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当时在沙区工作的夏川写下了1941年日军于412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穑腥巳丛谝慌怨笮ΑS嘧7个老百姓被套在大车上,敌人像驱赶牛马一样寻欢作乐。东张堡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敌人活剥了皮,挂在村东水坑边的大树上。在桑村,一个婴儿被撕成了两半……

敌人想法要灭绝我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他们深知花生、枣是沙区的两大特产,沙区人民是依靠这两种特产来生活的。因而,在烧毁全部花生种子的同时,还有计划地毁坏枣林。敌人“扫荡”时带来很多钢锯,逼迫群众砍伐枣林。被抓住的老百姓,很多是被强迫锯了几天枣林之后再杀死。绵延十数里,各村枣林残余无几,枣林损失在十分之八以上……

沙区大“扫荡”以后,又因伤病惊惧死去1000多人。大片耕地野草丛生。同时,夏秋少雨,秋季欠收,小麦未能种上,全区灾荒已成定局。1942年,沙区连续干旱,河井断水,禾苗枯死。秋初,又发生了蝗虫灾害,所有青苗树叶全被啃光。夏、秋两季颗粒无收。敌人的“扫荡”和长期的战争负担,已经使沙区民生凋敝,接踵而来的特大旱灾与蝗灾,使沙区进入空前的艰难时期。

一无所有的沙区人民,为了生存,吃草籽,啃树皮,连干柳叶、花生秧、麻籽叶、草根、地梨、符根都成了争相抢夺的食物。当时,除了少数地主、富农外,家家户户卖家具,卖枣树,卖房宅,卖土地,有的甚至卖小孩,卖女人。除了能吃的东西,能变卖的几乎全都变卖了。那时候,粮价昂贵,3高粱换1亩地,2个烧饼能换1个女人。为了一口剩饭能使父子相拼。有的地方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而其大部分3天、2天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在坑里不起,等饿死在坑底,自己掘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埋……

若干年后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中痛心地写道:

这次反“扫荡”,打了九天。血与火的九天过去,我们再回到区中心地带的时候,除了人民的心,几乎一切都变了。变得我们都不敢认了。

法西斯匪徒们把无辜的群众(包括老人、儿童)赶到一处,让人们自己挖掘土坑再跳下去。跳满了,挤得身都转不动。他们往上面泼开水,浇汽油,点上火,用机枪扫射。他们称这是“不封顶的活埋”!

法西斯匪徒们把无辜的群众(包括老人、儿童)硬推进深深的水井里,直至人体到达井口,再压上沉重的石磙子、碾盘,井口封死。他们称这是“凉水煮人”!

法西斯匪徒们对我们妇女同胞(包括老妇和幼女)所犯下的罪行,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文字所无法记述的!

1943年秋,在鲁西南地区安据点500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1942年遭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农作物减产、失收,1943年又发生了持续二三年的蝗虫灾害,在敌祸天灾交加之下,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冀鲁豫边区的局势严重到极点。

1942年上半年,日军大肆增修碉堡和封锁沟、墙,我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小块格子网状游击区。日伪军据点碉堡林立,公路交织,封锁沟、墙遍地,据点碉堡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六里左右。人民被困在“格子网”里,根据地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

冀鲁豫边区的人民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还有更大的灾难。

1943年秋,鲁西北各县及周边地区一夜之间突然爆发了传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的流行性霍乱。从8月下旬到10月,鲁西北就有几十万民众死亡。对此,鲁西北人民一直认为是自然天灾,殊不知是日本实行的“细菌战”制造的“人祸”。

日军细菌战在绝密情况下进行,战役结束后又缄口如瓶,致使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1954年,在关押日军战俘的辽宁某战俘拘留所,原日军59师团53旅团情报主任难波博,在中国政府长期教育和政策感召下,主动交代了自己在日军侵华期间,曾参与日军在中国鲁西北地区,为尽快占领中国而制造的鲜为人知的细菌战。人们这才知道鲁西北霍乱流行是日军细菌部队制造的特大惨案。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后,日军情报部门一直关注鲁西北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因为这里人口稠密,是重要的产粮区。是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把实施细菌战的地点之所以选定在鲁西北,除了战略地位重要外,首先是因为临清卫河河床较浅,汛期河水泛滥,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菌,不易引起怀疑。大家会认为是天灾而绝对不会想到是人祸,再辅以大规模军队的围剿,就能“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统帅部决定在这一地区发动一次细菌战,大量杀害鲁西北抗日军民。

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部署了这次行动,五十九师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具体指挥。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十八年)。日军战犯竹内丰交代:这次细菌战的细菌,多数是由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制造、提供的。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1938年设在济南市经六路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该部对内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又名“日军陆军防疫处”,对外称“一八七五部队”。

日军战俘小岛隆雄揭发:“第59师团长忠康命令独立步兵44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决开卫河河堤。独立步兵44大队少尉小岛隆雄受大队长广濑利善之命,同其他6人,在距临清县城500一座桥的50水流处,将卫河决口,将河水引向临清西北清河县及河北省方向,使八路军及该地区的中国人蒙受极大灾害。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房倒屋塌,人畜漂流。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经日军空中、陆地撒放和卫河决堤放水扩散,霍乱菌在鲁西北、冀南30余县迅速蔓延开来。患者剧烈呕吐腹泻,排出的大便成米汤状,严重脱水,骨瘦如柴,衰弱至极,几天后即死去。而且传染迅速,一人得病,全家、四邻甚至全村都难以幸免,老百姓一批一批地死亡。”

冠县钭店乡辛庄86岁的齐钦说:“我当时在冠县县大队任教导员,部队行军时,就有不少战士突然倒地死亡,病死减员比作战减员要多。”81岁的李文明说:“我的家在冠县定寨乡李海子村。1943年,我村600多人,突然死亡200多人,死了人没人埋。我的父亲李新成、哥哥、嫂子也死了。”

正当霍乱爆发之时,日军第12军的3万大军,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汹涌扑来,合击围歼冀鲁豫边区和冀南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同时重点攻击居民村落,烧杀掠夺,迫使霍乱患者四处逃难“跑反”,以进一步扩散细菌,更多地杀害中国人。

据战后相关统计资料,以及后来调查取证,鲁西南细菌战遇难同胞达42.6万人。

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瘟疫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冀鲁豫平原蔓延开了。群众开始了毫无目的地逃荒。去山西,闯关外,从这村逃到那庄,由这城奔往那县,挣扎在饥饿和瘟疫的死亡线上。

山东范县是一个小城,一些在根据地从未出现的、令人不忍目睹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壮年汉子肩挑一对箩筐,一头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垢面乱发,分不清是男是女。那汉子有气无力地喊着:“谁要孩子,按斤换粮,一斤换一斤!”他的妻子扑在孩子身上疯叫着:“不!不!俺不!”

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妇,领个头插草标、面黄饥瘦、衣不遮体的姑娘,喃喃地哀求行人:“哪位先生行行好,把这闺女领去吧,她才十八岁,您老给她碗剩汤就行,领去救她一命吧。我老婆子不要钱,也不要粮。”姑娘在老妇凄惨的乞求声中,扑簌簌地流着泪。

这一切似乎霎时都变成了刺入我们心上的钢刀。指战员们把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有的同志把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两块干粮,又无可奈何、恋恋不舍地放下了他。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但当时全区受灾的村庄达1600多个,有80万人断了粮,其中有800多个村庄已空无一人。

春寒未过,连树皮树叶也是干枯的啊!即使把部队所有的一切都献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期间,指战员们每天只能吃些南瓜和少量的杂合面,有时甚至连南瓜汤也喝不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同总兵力已增至12万余人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其艰难困苦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冀鲁豫军区部队并没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和抗日必胜的信念。指战员们纷纷表示:“彭总号召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我们也要与冀鲁豫人民共存亡!有我们在,就有祖国山河在,我们与这块国土同在!”

急转直下的局势使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

党员数量锐减,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一些人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个别意志薄弱者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是“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的发明者。除了“铁壁合围”,冈村宁次也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我军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愈来愈困难。

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古希腊神话中,安泰力大无穷的秘密被仇敌赫拉克勒斯发现,他将安泰举到空中,不让他接触大地女神盖亚,脱离了大地母亲,安泰终于累死……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预料。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画八路的手势一样,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

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大家赶紧转身就跑,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像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八路军的一支部队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号,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和鬼子遭遇打了一仗,消灭五个鬼子兵。八路军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

面对群众的指责,战士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

1942年到1943年,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淑……一大堆国军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抗日国军部队了。

2、血誓

冀鲁豫军区慰问沙区被难同胞书

亲爱的边区同胞们:

很不幸的在敌寇四月大“扫荡”中,你们遭受到重大的灾难和损失,使多少父母失掉了自己的孩子,多少孩子没有了父母,多少姐妹受到敌寇的蹂躏和屠杀,多少人流离失所挨冻受饿……这是血的债,这是深海似的血仇,我们谨以最大的同情,向被灾难的同胞致深切的慰问和哀悼。

这一次故人向沙区的进攻,正是廉价旧调的“治安运动”阴谋的真面目。这是“绝望的进攻”。一年来敌人虽然在边区进行了若干次大的“扫荡,敌人虽然在边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阴谋(如组织会门捣乱、金融扶持叛军等),然而没有奏效,并没有摧毁边区。正是因为这样,正因为边区军队、人民处在敌寇不断的进攻之下,反而锻炼得更坚强,边区的工作更为紧张,边区的抗日力量日益增强。所以敌人才进行了更绝望的扫荡,实行了所谓“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残暴的敌人“绝望进攻”更残酷了更毒辣了。但是,这种残酷的罪行是不能镇压边区人民的,使边区人民屈服的。只能是暴露敌寇的凶恶和垂死的疯狂。我们相信边区同胞会在旧仇新恨之下,燃起更为旺盛的抗日火光。

这一次敌人为了“扫荡”和“毁灭”整个沙区,纠集上万的兵力,分为五路大举向沙区进攻。在这一进攻中,军事上是采取了毒辣的“大合击”、“小包围”、“反复扫荡”、“严密封锁”等手段。然而在军区领导之下,军区的武装部队和边区同胞,显示了无比的英勇。从四月十日以来,不断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如马次范的战斗、胡村战斗、安化城战斗、南丈堡战斗、薛村自卫战的英勇等,都是其中较大的。因而终于粉碎了敌人这一进攻。现在敌人继其军事上的威吓外,已在加紧政治进攻,到处派了一些汉奸,抓住部分落后的不明大体的群众,进行种种,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坚决和敌寇汉奸斗争下去,任何妥协和平的办法都是自取灭亡。组织会门正是敌寇统治边区人民,实行诱奸的政策。我们边区同胞们应万分警觉起来,日寇整编汉奸孙步月的会门为皇协军,还不是最显著的事例!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孙,我们有坚强信心,有军区领导,所以决不能屈服。在敌人的残酷烧杀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很多。譬如粮食、房屋、种子、受害人之善后等等问题,这仍要我们去克服。我们军队决意节食简衣,用最大力量来帮助你们解决这些困难,我们深知你们的困难苦痛,就是我们的困难和苦痛,我们深信这些问题在军政民一致努力之下是能够克服的。

亲爱的边区同胞们,今后敌寇的“扫荡”会更为频繁更为残酷的,我们号召边区同胞应该千百倍的坚强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加紧组织自卫队,参加游击队,参加抗日军,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协助边区英勇的八路军,为保卫我们祖宗的坟墓,为保卫你们的田园农社,为保护你们妻儿老小,为保卫你们自己,为保卫家乡,保卫华北,我们坚决的站在你们一边,为你们的利益,为保护你们宁死不辞。愿大家一致努力,为保卫我们的祖国而奋斗到底!

司令员    杨得志

政 委    崔田民

主 任    唐 亮

四月二十六日

八路军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3、血粮

沙区最困难的时候,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段君毅和杨得志见面了。君毅一直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对这一带群众情况很熟悉,刚从延安回到边区。面对极端的困难。他说:“民以食为天,我已经要求其他县支援沙区,尽快为群众搞到粮食。”

杨得志说:“为了生存,为了保住抗日根据地,必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君毅走后不几天,行署在尚和县搞到一批粮食,要杨得志速派部队去押送。杨得志立刻命令民一旅旅长兼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带队前去。

不料运粮部队押送着50大车粮食,路过清丰县的宋村时,全被盘踞在那一带的顽军高树勋的部队劫走了。经过几个小时交涉,据点里的顽军不但不交出粮食,反而无理纠缠,说什么“粮食嘛,你吃我吃都一样。你们八路军不是讲联合吗?这粮我们先‘联合’了吧!”

当时,粮食就是生命,人民的粮食一粒也不能丢。

杨得志命令朱程:“你给我把宋村包围起来,限时要他们把粮食交出来。过时不交,就武力解决。”朱程带部队把宋村团团围后,顽军还是不交。无奈之下朱程司令员下令,虎口夺粮。激烈战斗中,毙敌500余人,俘敌200余人,抢回了粮食。

但这一仗,我方30余名指战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粮食运到沙区,群众激动万分,纷纷跑来帮忙,卸车时看见不少粮食被伤亡战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

群众哭成一片说:“自古都是兵吃民粮,而今民吃兵粮。八路军以血夺粮,这粮咱不能吃啊,咱留下来当种子!打了粮食跟狗日的鬼子干!”

4、血性

不论边区多困难,多危险,共产党人不退缩,不变节,救民于水火,永远和人民不离不弃,共渡难关!

1943年初,饥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蔓延开来。战胜灾荒,创造根据地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和对敌斗争同等重要的任务。运东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县长紧急席会,确定了生产救灾的方针。

军分区派出103支分散的小部队,深入敌后,从敌人手里夺取粮食,并向士绅名流进行宣传,征集抗日公粮。同时,各级抗日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大力进行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和互助组,大力开展运输、打油、纺纱织布、熬硝淋盐、打井、挖渠、抢种等农副业生产,成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并把“以工代赈”和贷粮贷种及进行重点救济结合起来,灾荒出现了转机。

初春,树叶、野菜刚冒出来,便被群众一采而光。有些政府工作人员由于饥饿,有时也去摘些树叶,挖些野菜充饥。运东专署专员谢鑫鹤看到后,立即进行了制止。

后来,军分区发出通知,严禁部队摘树叶,挖野菜,并将这件事提到与民争食的高度。谢鑫鹤专员也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让部队饿肚子,他这个专员就是未尽职责。他找到各县负责人,尽一切办法,大力支援部队,并为部队筹集到一部分粮食和代食品。

这时,供给的多是用糠和树叶子掺少量粮食磨成的面,蒸成团子吃起来很难下咽,谢鑫鹤见大家吃团子时的为难样子,便开玩笑似地讲了自己吃得下吃得快的经验,并当场示范。他咬了一口团子,狠嚼几下,然后喝口水吞下去。大家一试,效果果然很好。这时,有人马上编了几句顺口溜“谢专员,管得宽,下管地,上管天,还管吃饭嚼和咽。”人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军民终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使运东根据地得以坚持和巩固,并逐步转入局部反攻。

鲁西第一行督察专员公署(即泰西专署)是鲁西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抗日民主专员公署,张耀南当选为专员。

张耀南以自己模范的言行,影响和带动着同志们。

1942年正逢大旱,庄稼几乎断收,张耀南和同志们勒紧裤带,吃糠菜、树叶。有时,炊事员忍不住要给他加一点饭,他总是严厉制止,耐心劝说,坚持与大家同甘共苦,并一再教育同志们不许与民争粮。有一天晚上,张耀南实在饿坏了,在院子里捋了一把树叶填进嘴里,正巧被警卫员看到了,实在忍心不下,第二天,他费了很大劲买了两个窝头放在张耀南的桌子上。张耀南发现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问题不在于你买的窝头!你买走一个,群众不就少一个吗,我们多吃一口,群众就要少吃一口,马上退回去。”

为减轻人民负担,机关实行精简,张耀南首先把妻子王芳精简为家属,断绝了供给。她就纺纱织布,生产自给,但仍然积极参加当地的妇女工作。她还当了义务“炊事员”、“护理员”,为来往干部、战士做饭,为伤病员送饭、喂水,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革命的老嫂子、老大姐”。

19413月在单县黄堆召开了全湖西人民代表大会,李贞乾以全票当选为湖西专署第一任专员。为了节约粮食支援灾区人民度荒,李贞乾带头吃树叶窝窝,专署召开县长会议也拿“树叶窝窝头”招待。有一次他的妻子得了重病,没钱医治,但他始终没有向组织开口,没动公家一分钱,到病得有生命危险时,才向亲友借了20元抗钞治病。

1943年初,冀南行署发出关于加紧春耕度荒的指示,并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生产自救,战胜自然灾害。政府发放了紧急赈灾款、粮食、棉花和代食品等,帮助灾民解决断炊挨饿问题。8月又发放了生产麦种20余万斤,随后相继增发了生产贷款,帮助贫苦农民解决购买农具、耕畜和打井、筑堤以及从事纺织、运输业生产等所需的资金问题。开展群众间的互助互济,组织借粮救灾工作。

行署还在布告中重申了粮食自由买卖的政策,但卖粮者必须遵照工商管理规定的手续,不得囤积居奇、高抬粮价,买者必须限于抗日人民食用,不得资敌,违者以走私论处。许多县、区遵照借粮救灾政策,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动员,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起来,并向地主、富农说明有关的政策规定,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借粮救灾活动。地主、富农借出的粮食,少的数百斤,多的到一两千斤,或三五千斤,还出现了开明地主、富农济贫赈灾的义举。一定程度地缓解了饥荒危机。

面对干旱无雨,大量耕地未能播种的严重情况,军民结合,利用现有井水,同时开展打井运动,奋力抗旱,抓紧种植早熟作物和瓜、菜等,争取多种多收,度荒备荒。8月初普降透雨,广大群众和党政机关、部队动员起来,全力突击抢种了早熟作物。当虫灾发生后,广大群众和党政机关、部队又立即组织起来,男女老少一起上阵,采用“人海战术”和挖灭蝗沟,开展捕蝗灭蝗运动,减少虫灾损失。

516《人山报》刊载有这样几则报导:

报导一:党政机关部队从5月起,厉行节约,实行口粮、菜金等部分自给,机关工作人员的口粮,每人每日由旧秤小米一斤减为十二两,部队口粮由一斤四两减为一斤二两,生产自给每人两个月的口粮和部分蔬菜等。从此全地区党政机关和部队开展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生产运动。

报导二:三分区讯8日午后,孔副司令员和李副参谋长率领军分区干部、战士下地种瓜。在炎热的太阳光下,个个赤脚、光膀、掘坑、挑水、撒种,忙个不停。一晌工夫,直属机关种瓜二亩,通讯队种瓜七亩。

报导三:邯郸讯自专署发出号召后,机关的一个后方部门即热烈响应,于9月始节约,并组成两个劳动组着手生产。每天午饭后定为劳动时间,当天开垦荒地挑水种菜,一点钟内种菜两畦。第三天,由于大家的努力,获得更大的成绩,种菜两畦,种瓜六十棵。

194211月至12月,冀鲁豫区党委做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决定。由黄敬、张霖之、张玺、苏振华、崔田民等6人组成区党委常务委员会。

杨得志、君毅、张承先、刘晏春、闫揆要5人为区党委执行委员。部队进一步实行正规军与地方军的统一,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区、军分区建制。

区党委并将原辖的8个地委合并为5个地委。根据党中央的统一规定,各县县委书记一律兼任县大队政治委员,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

通过精简人员,节约了财政开支。

骑兵团战士听说因为粮草紧缺,骑兵团要撤销,并要杀军马赈济群众,全团战士纷纷上意见书,坚决要求:军马不能杀,骑兵团能打鬼子啊!

对于骑兵战士来讲,战马是无声的战友,战马也充满了血性。每当冲锋号响起,战马不顾枪林弹雨,朝着敌人的阵地飞奔冲去。越壕沟、踏荆棘,即使负了伤,也绝不回头。

每当骑兵战士负伤,摔到地上,战马总是自动躺到地上,让负伤的骑兵伏到它身上,然后驮回营地。

这些通人性的马儿,这些立过战功的马儿,这些有血性的马儿,谁能忍心把它们杀害?

张国华政委一直不同意撤销骑兵团,因为它们在平原作战,机动性强。经党委会研究,决定骑兵团不解散,

一天,张国华政委来宣布:骑兵团不撤销。

听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战士们欢呼雀跃。但张国华政委又说:“虽然不撤销,但是要调到冀鲁豫四分区去,那里的马料好解决。”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战士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

5、血仇

朱程同志碑文:

朱程同志,浙江平阳人,生于一九九年。其家境贫寒,笃学好义,先后攻读于福州集义中学、厦门大学、黄埔军校,时思想进步,为学生中国民党左派。一九三年入军官旅工作,痛感东北沦陷,国事日非,而目睹军政当局腐化专横,乃愤然弃职他去。次年,在反蒋及思想赤化之罪名下,被捕于南京,饱尝铁窗酸辛一年有余。一九三三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反对内战,要求抗日,闽府失败后,任津浦路大队长职。一九三四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铁道学院,一九三七年卒业,是年五月返国。

“七·七”事变起奔走抗战,任张荫梧部军官学校教官及民军第四团团长,因赞同我党我军正确政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特之投降分裂倒退罪行,为张所忌,致有六月十五日之北店事件,赖其机警突围得免于难。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八路军总部协助下,成立华北抗日民军任司令员职。

此后,率民军健儿转战于晋冀鲁边区,在历次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叠建光辉战绩。一九四三年六月,调任十分区司令员,曾率部东进,击退李逆仙洲之进攻,创立了曹东南抗日根据地。九月间于王厂为敌奔袭合围,激战终日,奋不顾身,反复冲搏,气不稍馁,卒以众寡悬殊,壮烈殉国,享年三十四岁。

朱程同志,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处事认真负责,待人热情豪爽,其学习积极,生活艰苦,作战勇敢,尤为全体指战员所同声称颂。不幸壮烈牺牲,噩耗传来,乡间父老为之俯首叹息,指战员中痛哭废者以百数十人计。全体同志于痛失之余,誓承其遗志,继续奋斗,并以其优良作风,为学习模范。

此碑文是朱德总司令所拟,如今带着岁月的斑驳,矗立在曹县烈士陵园里。

朱程,是冀鲁豫的一员猛将。他曾在“国军”中任官职,因蒋介石不抗日,曾参加过反蒋活动,锒铛入狱。后由多名黄埔校友保荐出狱。

后率“民军”,转战冀鲁豫,后任冀鲁豫边区十分区司令员。

19405月至12月期间,朱程率领所部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成为冀鲁豫的一员名将,杨得志称他的部队为“铁军”。

1943年秋的一天,日寇对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又开始了。

在十分区前方司令部里,朱程从译电员手里接过一份急电,他仔细地看了两遍,走到袁复荣专员面前:

“老袁,你看,杨得志司令来的电报。”

袁专员看过电报,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朱程,想先听听他的意见。

“敌人在三分区扫荡已将近一个月,单县那边的军民够艰苦的了,我完全拥护杨得志司令员的指示,把敌人牵到咱五分区这边来,让三分区的同志们休整休整。尽管这样做,将置我们于危险之地,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两人先把青挺大队长郑美臣找来,让他带着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县大队到单县去“牵牛”。久经沙场的朱程知道,这是一场恶战。

接着,朱程召开了作战会议,做了具体布署:二十一团派一个连把守正东方向的黄河堤口,民一团两个半连,由团长桑玉山、政委魏明伦带领,再加上骑兵班,近400人,随司令部驻扎王厂。二十一团的其他连队埋伏在距王厂四华里的高堤圈,以便在司令部往西北撤退时,予以掩护。

第二天,“牛”果然从单县被牵来了。日军一队骑兵,正由东向西驰来,这时,又有一批日军,正向王厂左侧迂回。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和步兵第十混成旅团3000余人,在伪军的配合下,对王厂实行东北、东南、西南的三面合围。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朱程见敌众我寡,立即下令避开敌人合围,插到敌后,牵制敌人的扫荡。但敌人来势凶猛,敌骑兵已截断通往西北的退路。

敌人的子弹打死了朱程的战马。

朱程下令部队突围,自己带领两个排干部战士留下作掩护。部队的指战员不愿自己的司令员担此危险任务,纷纷要求朱程和袁专员先撤出,但朱程坚定地予以拒绝。

朱程率两个排的战士欲抢占王厂村,伺机突围。但敌人已抢先一步,在民房的制高点上架设了机枪。

本来是“牵牛”,结果牵出了群狼——

郑美臣派人来报告,在南五乡遇上了敌人,把敌人牵到了火神台。为什么西南面、东北面都冒出了敌人?会不会是民权、曹县的敌人都出动了?

情况正是这样。据临阵侦察员侦察,日伪顽总共不下六、七千人,十倍于我,这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

朱程眼望着桑团长和魏政委,镇定地说:“你们还记得咱民军第四团,自脱离张荫梧,在襄恒进行整训后,改为华北抗日民军,归八路军统辖以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北方局的各位领导同志亲笔题词,给咱赠送锦旗的情景吧!”

桑团长和魏政委非常了解自己的司令员,无论是在“狮山战斗”和历次与日寇作战中,还是在讨伐国民党李仙洲的战斗中,每逢遇到最危急的情况时,他总是用朱总司令赠送锦旗的事来激励部下。

他不止一次地饱含深情地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咱的鼓励和关怀啊!一看到中央领导同志亲笔题写的一面面锦旗,我浑身就增添了力量。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愿将热血洒疆场,个人生死何足惜!”

现在朱程又一次提到中央领导同志赠送锦旗的事,桑团长和魏政委深知,这不是一般的提问,而是对他的部下提出了一个最严峻、最有分量的问题:为了革命,是宁肯前进一步死,还是后退半步生?

桑团长和魏政委毫不犹豫地,像是在向党宣誓一般地响亮回答:“朱司令,你放心吧。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宁死不屈,坚决战斗到底,愿将热血洒疆场!”

朱程说:“现在我们已处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分路突围已不可能,我们要以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精神,打击日寇的武士道精神,给野兽般的日本鬼子以重杀,就是胜利!”

他向自己的部属下达了决战命令。

全体同志为这位三十四岁的司令员的沉着镇静所鼓舞,更为朱程同志的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纷纷提出,要掩护朱司令员撤出王厂。

朱程同志手一挥,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命令!我们为抗日同生共死!”

他将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举行了简短的发枪仪式,作了简明扼要、但又气壮山河的战斗动员。然后,率领队伍,杀开一条血路,冲过了大堤,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战斗中,警卫员宋宗堂同志光荣牺牲,警卫员洪秀山和袁复荣专员都挂了彩。朱程同志叫几名战士,照护袁专员和受伤同志,并命令桑团长、魏政委带领队伍继续向前冲,一直冲出了二、三里地,冲到了王厂西南角的郑庄。

这时,郑庄的群众正在吃早饭,有的准备下地,听见枪声大作,越来越近,急忙进行躲避。当我军刚进入郑庄东头,敌人便蜂拥而来,像疯狗一样,把我军团团围住。

朱程同志身先士卒,带领队伍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敌人重新组织反扑,巷战变成了肉搏,嚓嚓的刺刀声伴随着鬼子哇哇的鬼哭狼嚎声,一具具日伪军的尸体倒在了街道两旁。

朱程同志一面指挥战斗,一面观察地形,看到街旁有一处地主的高墙大院,立即命令部队去占领,可是两道围墙,院门紧闭,部队无法入内。尾追的敌人又像蚂蜂一般拥了过来,只好继续向西,边打边退,凭借一些低矮民房进行抵抗。架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地扫射,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一片又一片的敌人像草个子似的倒下。

这时敌人已占据了地主大院,他们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我低矮民房院落疯狂的射击。

落日西斜,战斗已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似的向民房区内倾泻,许多房屋着火,院内院外的树木被打断,敌人又施放起了毒气,然后像蛆虫一般向民房四周蠕动。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敌人越来越近,两方相差只有几步远了。这时,战士们的子弹已经打光,便捂着湿巾(防毒气)端着刺刀,严阵以待。

朱程在上午十时左右,左胸部就受了机枪穿透伤,一直还坚持指挥战斗,现在看着敌人已经逼近,便振臂高呼:“同志们,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随着雷鸣般的口号声,几十名健儿龙腾虎跃,手持战刀,直刺敌人心脏。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主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口号声响彻云天。

胆怯的敌人被英雄的英勇气概压倒了,像潮水一般退了下去。敌人只好再一次凭借他们的轻重武器,向我抗日健儿施展淫威,子弹嗖嗖地飞了过来,炮弹轰隆隆地在阵地上爆炸,轻重机枪吐着长长的火舌在战士们身边卷动。朱程同志继续率领部队向西冲杀,由于失血过多,实在跑不动了。

他挥起手来,用尽平生的力气,高喊了一声:“冲啊!”就倒在地上,但“宁死不当俘虏”,他把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和他一起战斗的指战员们,无一投降,全部壮烈牺牲。

当群众得知为他们运“血粮”的朱程司令牺牲后,冀鲁豫大地悲戚、愤怒了!

在公葬朱程司令员的时候,他的爱人郝淑斋同志,用悲婉的悼诗表达出了鲁西南人民的心声:(悼诗原载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战友报》)

我的程啊,我的公行!

八九年的道义之交,

四五年的夫妻恩情,

我爱你甚于爱自己的生命。

我永远拿你比做漫漫长夜中我的明星,

是你的光芒照耀着我走向革命的旅程;

我的明星突然陨落了,

你化做一道火剑穿过了太空!

这光芒四射的火剑哟,

刺伤了千万个爱你者的心,

更深的刺伤了我的灵魂。

假如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一定没有勇气再继续生存,

你的幼女庙生知道了你的牺牲,

痛哭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你的长子为松当然更要伤情,

你的双亲知道了——

一定痛不欲生。

日本法西斯夺走了双老的爱儿,

日本法西斯夺走了孩子们的父亲,

日本法西斯夺走了党的优秀干部,

日本法西斯夺走了我的爱人,

日本法西斯和我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党给了我以继续生存继续战斗的力量,

我誓必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我的程,你好好的安息吧!

你的心永远就是我的心。

你的孩子们我必尽力抚养教育,

我永不会忘记照顾安慰你的双亲;

更有千千万万的同志继承你的遗志,

争取最后胜利为你报仇雪恨!

该诗亦镌刻于曹县烈士陵园的石碑。

6、血亲

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结下的是血亲!

对抗日根据地而言,骑兵真是个奢侈的兵种,人吃马嚼的,花费很大,特别是在经过激烈的运动作战之后,如果没能及时调养,军马还容易带伤。战马使残了,最终吃亏的是部队。当时,骑兵团全团四个连,四百多匹军马,每天消耗的粮草在三千斤左右。只要在一个村庄驻营两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1942年春天,边区最困难的时候,在一次冀鲁豫军区的会议上,党委书记黄敬向骑兵团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

原来,由于旱灾,许多老百姓都丢下土地逃荒去了,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要派部队去参加生产救灾,帮群众补种庄稼。

黄敬书记告诉部队领导:“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是要伤战马的。我在冀中工作时有体会,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是要哭鼻子的,难办啊!”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

犁地伤害战马,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有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点。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的沙区。战士们一路上看到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

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探访百姓。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来了,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泪流满面,不停地作揖,好久都哭不出声音来。

打了几年仗,骑兵们早就习惯了生与死的场面,可是,村里的惨状还是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回到村口,很多人都哭了。昔日繁华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也许就真的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政治处把标语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部队分散到了各代耕点。“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战士们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土,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尸体大多腐败了,有的尸骸已经风化剥落了,认不出模样来。工作没多久就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上级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大批烧酒到处喷洒。骑兵们打扫卫生、掩埋尸首、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

战士们节省军粮,支援给群众以后,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尸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污染,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

忙碌了十多天,才开始耕种。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大家都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战马是无声的战友,它们大都是“老红军”,战功在身,有的身上还留有战伤。为了保护战马,骑兵战士就把套绳挂到自己肩上,和马一起拉犁。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为了帮助边区的人民度春荒,骑兵团还派战士着便装,和地方工作队去敌后区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征走了,工作队长说不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

保长听说八路军又来了,早跑了。于是工作队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说“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工作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工作队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伪保长征来的给日伪军队的粮食都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于是,八路军运粮装车,民运干事发动群众都来分粮。老百姓高兴了:“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八路军和人民结下的是血亲关系。

八路爱人民,人民爱八路。人民群众为保护子弟兵捐躯的事迹在冀鲁豫边区层出不穷。

记忆卡片之一:

1943年,鄄城县大捻乡堌堆寺村,万里同志的夫人边涛马上就要临产了。菏泽有个旧俗,不愿意别的女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怕有晦气。正在边涛为难之际,这个村的青年妇女李曼青领着母亲来了,说:不要为难,就在我家生。就这样边涛来到了李曼青家。堌堆寺村离敌人据点不远,李曼青母亲怕有闪失,就决定在屋内挖一个地道直通村外,紧急时刻可以逃命。边涛赶忙阻止:不要挖,下大雨时房子会塌的。李曼青母亲摆摆手说:这没有啥,你们安全要紧。

记忆卡片之二:

铁鏊子上的硬汉子。

在菏泽冀鲁豫边区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日军指挥刀。这是1942年八路军从日寇手中缴获的一把指挥刀,当时藏在了郓城沙窝村农民王雪南的家。敌人打探到了消息,突然包围了王沙窝,抓住了王雪南,逼他交出指挥刀,严刑拷打后把王雪南推上了烧得通红的铁鏊子。一步一缕青烟,一步一层焦肉,直至牺牲。

时隔60年,我们问王雪南妻子:为了一把刀牺牲一条命值吗?80多岁的老人泪流满面的告诉我们:雪南说过,对不起共产党、八路军的事咱不能做。

记忆卡片之三:

捂死娃儿保八路。

1939511,日军纠集济南、泰安、兖州、汶上等10余市、县的日伪军5000余人,在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次郎指挥下,兵分9路向我泰肥山区合击。于11日凌晨,敌将我一一五师机关、鲁西区党委机关、泰西特委机关、六八六团、冀鲁边七团等,包围在肥城县陆房村一带方圆20里的狭小地区。

陈光代师长命令部队迅速突围。危急的时刻,有6个八路军战士(四男两女)跑到三区妇救会长刘克林家里说:“日军包围了村子,要赶快转移。”说完就想往村外跑。这时炮弹已打过来,妇救会长刘克林不容分说,就领着六个战士和家里人赶紧爬上山,躲避到一个岩洞里。她让战士躲进里面,自己和婆婆守在洞口,可是她九个月的儿子这时突然直哭。她想到敌人正在山下,如听到孩子哭声,全家人被捕不要紧,可六个战士掩护不住了。她毅然对婆婆说:娘,把孩子捂死吧。”婆婆流着泪没有说话。刘克林用手把孩子的嘴捂住……直到敌人过去,他们才从洞里出来。虽然孩子憋得小脸紫青,差点丧命,但却保住了6个战士的安全。

记忆卡片之四:

儿子,我真不愿杀你啊。

1943年夏秋之交,鲁西南古城定陶沦陷后,残无人道的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扫荡”,汉奸地痞及反动帮会组织也乘机肆虐,为虎作伥。广袤的平原上,岗楼林立,沟壕纵横,狼烟四起,满目疮痍。河东岸的观堂吴庄,村头烟树萋萋,村中断壁残垣。临街处有一烟酒杂货铺,柜主名叫孙祥斋,40多岁,识文断字。孙祥斋的二儿子孙学义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在村里教书。定陶沦为敌占区后,日伪军在集镇及交通要道都设置了据点关卡,挖掘了又宽又深的壕沟,加强了对抗日军民的封锁,又在乡村建立了维持会,“强化治安”。

上级党组织决定在敌人身边建立秘密联络站。观堂吴庄离县城较近,孙学义在村里教书,父亲孙祥斋参加过民兵,思想进步又有杂货铺作掩护,就由孙学义父子负责建立了联络站。

联络站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县城东部十几里以内的村镇,县城四关及一些商贩摊点,甚至敌人内部,差不多都有了关系点。联络站的工作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联络站的活动虽然组织得非常严密,但是,狡猾的敌人从多次的失利中也嗅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起初,敌人怀疑这一带村子里隐藏着八路军武工队,搞了几次清乡,什么也未捞到。后来,孙祥斋父子发现村里有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转悠,有讨饭的,有挑货郎担的,有背粪筐的。他们感到有点蹊跷。一连几天孙祥斋感到好像有个影子跟着自己。他进城时,不论走到哪里,往后一瞧,远远都有人跟在后边。夜里,村里人已进入梦乡,孙祥斋听到一阵急剧的狗吠,悄悄起来向外张望,看到不远处一个朦胧的身影一晃而逝。不久,传来更坏的消息。联络站一名交通员在城里被敌人抓住杀了。城里两个有内线关系的杂货铺突遭敌人搜查。孙学义和父亲孙祥斋认真分析原因,从外到内对知情人逐个排查,认定身边有鬼。

孙学义说,最近,哥哥孙学福有些反常,经常不着家,有时酗酒,还有人见他在城里和流里流气的人来往。也巧,这时几天不露面的孙学福回来了。孙学义若无其事地找他闲聊,刚进屋,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正在梳洗,身穿花旗袍,抹着口红,脸上涂满脂粉,描着又弯又细的眼眉。见学义进屋,腰肢扭动了几下,莞尔一笑:“是弟弟吧?快请坐,刚才学福还说你来着。”学义一时手足无措,嗫嚅着进退两难。

那女人走后不几天,天刚擦黑,村里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自称八路军。村长出面接待,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说:“我们带着上级的重要情报,需要找党员接头。”另一个催着:“这是紧急公事,赶快找。”村长打着哈哈:“谁是党员我也不清楚,先用饭,我就去打问。哈哈、哈哈。”

那帮人又装作买烟到杂货铺前审量了一会儿才走了。第二天,村长被保安队叫进城,直到下半晌才回来。他见了村里人,一迭连声地叫苦:“唉吓死人了,又吓唬又打,真像过大堂。说有人瞧见我迎接八路,非要我说出村里暗藏的八路地下党不可。孙样斋孙学义心里焦急,连夜在家商量对策。

忽然一个黑乎乎的身影摇晃着,孙学义急忙起身,看到是哥哥孙学福,满身酒气刺鼻,上前扶住说:“回去歇着吧,我们没事闲拉呱。”孙学福口气很冲地说:“拉什么呱?我看再拉要掉脑瓜。”孙祥斋站起来训斥道:“年纪轻轻的,又喝酒又闲逛,还找女人,还不回去睡觉。”孙学福靠着门,直楞楞地向屋内瞧着,哼哼了两声,强硬地说:“说我胡闹不务正业,动不动说我闯祸,我看大祸快要临头。”

孙学义急忙拉住他,边扶边推向外走。孙学福喷着酒气,边挪动脚步边胡乱嘟嚷着:“私通,八路,小心,脑袋。”

孙祥斋和孙学义相对坐到半夜,都认为学福下水了。孙宝斋说:“这些日子发生的一连串怪事,肯定是他的事。”孙祥斋沉痛地说:“没想到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大儿子孙学福从小不学好,孙祥斋没少训他,但他不敢相信儿子会走到这一步。

此刻,孙学义正坐在孙学福床边,边递水边套话:“哥,你常在外边闯荡,见过世面,有啥事也要给兄弟念叨念叨。”孙学福喘着粗气拍着胸脯说:“只要兄弟听哥的话,没说的,保管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孙学义试探着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有啥事好干?”孙学福毫不迟疑地说:“有啥难的,你想出外闯荡,哥引路,管叫你威风八面。不瞒兄弟说,哥就在保安队挂了名,城里三教九流到处有熟人。”

说着,孙学福从枕头下摸出—支手枪,拍了拍,“哥刚抓了几个共产党,立了功。”

第二天,内线关系也送来了情报,说孙学福当了保安队的爪牙。孙祥斋非常痛苦,儿子走到今天,自己有责任,趁敌人还没有真正摸清联络站的活动情况,必须当即掐断情报来源,否则后患无穷。

孙祥斋和孙学义以商量分家的名义把孙学福骗到了村外。孙学福得意的走在前面,孙祥斋跟在后面,一阵莫名的感情涌上心头,看着前边那熟悉的背影,他简直不敢相信,亲眼看着长大的儿子,竟变得那么陌生。他心里又气愤又内疚。

古代有数不清的民族英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其高风亮节传颂千古。眼下,民族安危到了紧要关头,对危害民族利益的不肖子女,难道能以父子亲情掩盖民族大义吗?如果一时姑息手软,不知将有多少人要掉头。他抹掉泪水,紧走几步,赶到学福背后,悄悄地拔出短枪。“叭”,一声响,孙学福摇晃了一下,扑通栽倒了。孙祥斋沉痛地扭回头,蹲了下去。双手捂住脸哭喊:“儿子,我真不愿杀你啊!”

记忆卡片之五:

高粱地里救亲人。

1943年秋,日军及伪军孙良诚部共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单(县)东南中心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湖西大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孟宪文家住杨楼,是这次日伪军大扫荡的重点区。小孟的父亲几年前就参加了县大队,家里只剩下小孟及妈妈母子二人。

孟宪文要趁天黑前到地里割把青草喂羊。突然从高粱地深处传来一阵轻微地呻吟声,他直起身子又侧耳仔细地听了一阵,果然有人呻吟,小孟脑子里在划圈,“是逃难病在这里不能回家的群众,还是敌人打伤的八路军?”他自言自语。他心里想着,轻轻地分开高粱杆,向呻吟声走去。

忽然,他眼前一亮,发现在高粱地深处乱草堆上躺着两个血肉模糊的军人。小孟借着渐渐暗下来的残光从服装上认出是两个受伤的八路军。他急忙走上前去,弯下身推了推他们,两个军人见有人来,警觉地睁开眼睛,搂紧了压在身下的枪。

孟宪文亲切地问:“同志,你们是那一部分的?”个头小点的战士看到站在他们面前一个朴实的庄稼小伙子,就如实地回答“十团的,在掩护主力突围时负伤,在这里已两天了。”孟宪文看着两个八路军伤员,想到他们在这里躺了两天滴水未进,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他站起身来看了看已渐渐昏黑的天空对两个战士说:“别怕,敌人已走了。我是这村的,我父亲在县大队,我背你们到我家养伤。”

于是,小孟乘着夜色的掩护,将伤员背到了自己家里。小孟的家在村西头,土打的围墙圈着两间低矮的草房。母子两人七手八脚将两个伤员安置好,孟妈妈先给两个伤员烧了碗汤,喂他们喝了,又用盐水给两个战士擦洗伤口。一连几天,小孟到处买药,孟妈妈精心护理伤员。大个子伤员张大勇由于伤口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里面伤口化脓,生了蛆,孟妈妈用木棍轻轻地将蛆从伤口拨出,又用盐水冲洗,然后用药敷上包扎好,再煎汤药喂服。

可是,第二天天不亮,就听见四面八方枪响,村里群众像开了锅似的沸沸扬扬,潮涌般地拖儿带女东奔西藏。日伪军又一次向杨楼村扫荡来了。情况危急,伤员还不能走路,怎么办?渐渐迫近的枪炮声撕人心肺,宪文和母亲急得团团转。两个八路军伤员看到这情况,忙说:“大娘,您和宪文赶快走,我们两个虽然不能走,但手里有枪,敌人来了,真的躲不过去,就跟他们拼了,不能连累您老人家和宪文兄弟了。”

说着两个伤员握起枪,就向屋外移动。“不行!孩子们,你们现在不能走,也不能这样说,大娘是抗日根据地的人,也是抗日家属,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现在你们一定要听大娘的话。”孟大娘一把拉住伤员对儿子说:“宪文,快去找你村长大叔来,就说娘找他有急事。”

孟宪文飞步找到正在指挥组织群众转移的村长,把他拉到家里。“好兄弟,这是两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在这里已好几天,咱们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请你来赶快想个办法。”村长听了二话没说,立即到外面叫来了4个青年人,让4人背起伤员,连同孟家母子一起向村外跑去。他们几个躲在村北一片高粱地里,地的南边紧靠一条大道,道两旁挖有一米多深的抗日沟。4个年青人轮流背负着伤员转移。孟大娘护理照顾伤员,孟宪文就趁天黑到村里或其他地方弄点水,找点吃的东西。

一连3天,孟大娘同几个年青人背负着伤员从东移到西,从西转到东,从高粱地躲进抗日沟,同敌人捉迷藏,冒着生命危险,躲过了敌人的扫荡。

敌人走后,他们回到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村里。孟大娘的两间茅草屋被烧了一大半,两个伤员难过地流下眼泪,哽咽地说:“大娘,我们两个把你老人家累苦了,房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住呢?”“孩子,不要难过,咱们根据地的老百姓不怕敌人狠,房子烧了咱们能住地窖。保住了人就是咱们的胜利,只要有咱八路军,有你们这些好战士,日本鬼子、汉奸就长不了。”

记忆卡片之六:

老大娘的米汤。

19445月,汪宝进在昆山县大队一连当班长,他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夜里连续拔掉伪军的几个据点之后,在押送俘虏的途中,遇上日军,遭到包围,好几个战士倒下了。二班一个姓林的战士,在掩护部队突围时,也不幸中弹身亡。当我们朝大堤方向冲击时,又伤亡了几个战士。我们班的崔玉贵就是这次被敌人打中的。后来,我们将林、崔两名战士都作为阵亡人员上报。可是,一个多月后,却出现了一件神话般的稀罕事:一天,十七岁的小矮胖子崔玉贵,十分健壮地回队了,一边敬礼,一边说:“班长,我回来了!”

面对这个熟悉的身影和声音,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才认定说:“没有错,是小崔!”

“小崔!小崔!”排里的战士也都热情地拥上来,围在崔玉贵的身边,拉拉他的手,摸摸他的肩,兴奋地说:“我们都以为你早就报销了,怎么又回来了?快谈谈你是怎么起死回生的!”

“一位老大娘用米汤把我救活的!”崔玉贵一边放下背包,一边跟同志们谈。

“那天,朝黄河大堤冲击时,我两腿负伤,右臂又中了一枪,不仅脚提不动,右手也抬不起,流血过多,躺倒以后就昏迷过去了。不多久,我又渐渐地苏醒过来。先是听到稀稀落落的枪声和断断续续的呻吟声,慢慢睁开眼睛一看,见到身边躺着十多个负伤的同志。远处日本鬼子的“太阳旗”还在晃动,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村子,便费力地向村边爬去。我全身重得像一堆铅,只能左手用力把身子一寸一寸地往前拖,每爬一步,伤口就像刀子绞一样痛,口渴得要命,嘴唇干裂。有的伤员没爬几步就不能动了,也听不见哼声了。我也爬不动了。这时村头一座破土房的门开了一线缝。门缝慢慢地开大,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左手提一把沙壶,右手拿一个瓷碗,晃晃荡荡地跨出了门坎,向我们这边走来。她不顾附近还响着枪声,也不管日本“太阳旗”在那儿,一直向我们走来。

老大娘第一个接近的是李班长。她走到已经昏迷过去的李班长身边,放下手中沙壶和瓷碗,弯下腰,轻轻地扶起李班长的头,小声地喊着:“同志,醒一醒,喝口米汤。”一边喊一边提起沙壶喂。李班长喝了几口米汤后,眼睛慢慢睁开了。我身体支撑不住,又昏迷过去了。到我醒来时,只觉得嘴里还有米汤味,心里也感觉舒服了一些。

我第二次苏醒后,看见老大娘还在给伤员喂米汤,还在不停地呼喊:“同志,喝口米汤吧!”即使对已经紧闭牙关的伤员,她也要扶起他的头,提着沙壶给喂几口。有些牺牲了的同志嘴上也都流着米汤。我们一、二十个同志,不管活着的还是死去的老大娘都喂过米汤。

不久,张秋县政府的人员,带着医生、护士和担架赶到了。老大娘帮着把伤员抬上担架,帮着对伤者进行料理。最后,我被抬上了担架,回头看见她老人家还一个人站在那里,一直望着我们很久很久,我们甚至连她的名字还不知道……

记忆卡片之七:

万福河边的眷恋。

在菏泽打过游击的老八路殷群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录:

我珍藏着一双圆口黑布鞋,这是山东大姐娟子送给我的。尽管春花秋月,年复一年,经过38年潮汐的洗刷,但娟子如万福河边的一颗透亮的宝石,仍是那么清晰地镂刻在我的脑子里:长辫梢上扎着红绳结子,圆脸盘上有一双黑而亮的眼珠,一扑楞一扑楞的,仿佛对我说:“小兄弟,胜利之后,可不能忘记俺娘俩啊!”娟子,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忘不了你的大智大勇和大娘对子弟兵的那颗心!正如我忘不了冀鲁豫平原上万福河那乳汁般的河水……

1942年冀鲁豫平原的初春显得阴森寒冷。一个黑得像墨汁般的午夜,我八路军二纵三旅在菏泽的万福河旁与围击我们的敌人遭遇上了。仗打得好凶,千条火舌狂飞,万道弹流乱舞,仿佛要把黑夜撕裂似的。我在一株柳树下面,借树桩作掩体,“叭叭”也朝敌人点射。突然问,“轰”地一声,一颗炮弹在我身旁爆炸了,我顿时失去知觉。拂晓,我苏醒过来,战场静悄悄的,战友们已冲出敌人的堵击,胜利转移了。我站起来,登上坟包,才见西南方影影绰绰的有个村庄,我决定到村子里摸摸情况。我从东边进村,村子里没有动静,正踌躇的时候,“叭叭!子弹打我耳边飞过,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冲了过来,我赶快退回墙角,向鬼子举枪射击,突然,子弹卡壳了。我急忙从腰间摸出唯一的一颗手榴弹,迅猛地向鬼子摔过去,“轰”地一声,随着硝烟,我就纵身一跃,翻身跳过一堵矮墙。谁知脚未落地,忽被一双手托住了。一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大姐,温和而亲切地对我说:

“同志,甭慌,自己人。”

领我走进一问低窄的茅屋,一位大娘和颜悦色地迎了上来,说:“孩子,辛苦啦!看这些畜生把你折磨成啥样啦!”大娘的话,使我的心头卷过一股热浪。

我遇到的是一股过路的敌人,他们没有纠缠就匆匆向东去了。大娘给我冲鸡蛋,递手巾。告诉我这个村子叫崔洼,十年前,大娘一家从外乡逃荒到这里落脚,她丈夫姓张,被国民党溃兵拉了夫,一去杳无音信,眼下母女相依为命。昨夜,万福河旁响起急骤的枪声,母女俩知道自己的队伍与敌人接火了,搅得她俩一直不能合眼。我怕连累她们,拔出手枪,要冲出去。大姐动肝火了,她秀气的眉毛拧成个结,晶亮的双眸透出埋怨的神色:“哟,闹了半天,你还把咱娘俩当外人!兄弟,要是怕,原先也不会把你往家揽了。”她朝一旁站着的母亲说:“娘,给兄弟把炕整治整治,我再去抱些秫秸铺上。”大娘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这种荒乱年月,咱也顾不得那么多,你与娟子认个姐弟,你就躺在你娟子姐被窝里。万一敌人来了,你就哼哼哈哈地乱哼,哼得越响越好。鬼子最怕生病的人,只怕会染着他们。”

我的感情沸腾着,就像万福河的流水一般激动不已。我上了炕,佝偻着身子,右手握着张着机头的手枪,屏声息气,准备着最后的一搏……

到黄昏,村里又恢复了平静,大娘嘱咐了一番,提个篮子出门去了,不一会就回来了。原来,她找了几根葱要给我治眼睛。由于遍地风沙,行军打仗,我得上个眼疾,一迎风就淌泪,到晚上眼屎模糊,痛得睁不开眼来。大娘戴上老花眼镜,让我坐在她跟前,她手拿银针,轻轻地翻开我的眼皮。顿时,像有只小虫子在我的眼皮上叼着,又涩又痒,怪舒服的。娟子站在我身旁,不断地说着:“娘,轻点儿呢!”“娘,挑这里啊!”

大娘挑了两眼以后,把拌盐的葱泥涂进我的眼角,又轻轻用手指将我的眼皮揉了揉。做完这一切,娟子姐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把一个小包塞进我的巴掌中,说:“兄弟,以后要是眼痛了,涂上点眼药就不痛了。我已调制好啦,装在小瓶里还可以用几回,行军打仗可别丢了!”“嗯!”我听话地点了一下头。

鲁西南平原的晚风特别猛烈。从万福河畔卷来的沙雨,扑得柴门“沙沙”作响。这时,只见一个大汉突然闯了进来。我闪在一旁背黑处打量一下,此人三十光景,中等身架,他贼眉鼠眼,邪恶的目光盯着娟姐的脸,“我肚子咕咕叫,娟子,有啥好吃哩?”大娘出来打圆场,话音软里透硬:“你少爷大鱼大肉的,咋咽俺庄稼人的杂和面?回家喝你的‘二锅头’吧!”

来人厚皮赖脸的,没事儿一般蹿到娟子跟前,就想动手动脚。原来,是崔洼的土财主,红枪会的小头目,人称“二剥皮”。平日里,他表面应酬八路军,暗地里跟顽军、汉奸有勾结,见女色就流口涎。他趁兵荒马乱单身闯进大娘家,想戏弄娟子,没想到碰上了我。我来个“先礼后兵”,说:“咱河水不犯井水,两相方便。要是你欺侮我大娘和娟子姐,”我一拍短枪,“别说我不认人!”他一个箭步过来,伸手抓住我的右手腕,冷笑道:“小八路,你们大部队被皇军消灭啦,嘿嘿,你敢开枪吗?”我集中全身力量,伸出左手死命卡住他的咽喉。这家伙向后一仰,我的大腿窝被他抓着了,打了个趔趄,扼着他喉咙的左手顿觉无力了,眼前的金花飞舞起来。在这关键时刻,我只听见大娘焦急地喊了一声“娟子”,接着,“嘭”,响起沉重的一声,那家伙发出一声陶钵乍破的叹息声,双手一松,脑袋往后一歪,便倒下去了。我趁机一个“扑鹰”,骑在他的身上,丢掉手枪,双手紧紧地扼住他的脖子,“兄弟,你走开!”只见娟子在我身后威武地举着铮亮的斧头,我明白,刚才“二剥皮”头上正是挨了娟子那一斧。娟子挥斧朝他头上又砸了一下,“二剥皮”一蹬脚死了。我们三人从灶间找出一条粗绳子,趁着夜色,冒着风沙,把尸首拖到半里路外的乱坟场,塞进一座塌口坟洞。

天亮前,我就要离开她们娘儿俩了。心中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说啥好呢?这时,大娘端着一笸箩鸡蛋走了过来,说:“孩子,有重担压在你们肩上,找部队去吧!狠狠揍那些王八蛋,大娘在家盼着你胜利回来。”我眼泪模糊了视线,情不自禁地唤了一声:“娘”!很快走到门外,娟子姐赶了上来,把一双鞋子塞进我的手中,我没有思索就收下了,我把它紧紧地贴在胸脯上……

7、英雄的群像

记忆卡片之一:

1942年,敌人扫荡濮、范、观一带,100多个老百姓被几十个凶恶的日本兵赶进了范县吕楼村枣村的一座庙里。持着刺刀的日本兵,在人群里穿插着,脸上挂着狰狞的冷笑,用凶恶的视线,将大家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在搜寻共产党员和干部。几个中年妇女的上身,被剥得赤裸裸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肤上,渗着斑斑点点的血迹。她们虽然在呻吟;却没有一个人透露出什么消息。毒打、燎烤,水灌、利诱,但100多个人结成了一条坚强不屈的铁链。日本兵的一切办法都用尽了,却没有问出一句有用的话。日军恼羞成怒了,他们把抢来的两辆大车竖了起来,堵住了房子的出口,用刺刀抵住了窗户,放火烧起来。熊熊的火焰燃烧着,孩子们在哭叫,狂跳,妇女们在咒骂,男人们在愤怒地捶打着墙壁,他们不在敌人面前屈服,任烈火烧焦自己的躯体,也保持着中华民族的气节。

记忆卡片之二:

认“亲”。

19422月,日军两个师团及伪军共3万余人对我南乐、滑、卫河等县进行“扫荡”。我卫河县大队被敌人堵在了合围圈中。由于战士都穿便衣,妇女们就到敌人那里去认“亲”,老年妇女领回自己的“儿子”,青年妇女认回自己的“丈夫”。通过认“亲”,基干大队的绝大部分队员冲出包围圈归了队。当时卫河县县长刘子良,干部谢宝山、靳长印,也都是这样被掩护下来。194238,抗日民军的一个团被日伪军2000余人包围在卫河县瞿固附近,团长万连友手持机枪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由于民军身穿军装不能突出包围圈,群众就给民军换便衣,男人的便衣不够,就换妇女的。有的妇女把新婚的衣服拿给民军,有的妇女宁愿赤身盖被子也把衣服脱给民军。赵庄的3个老大娘不顾头上横飞的子弹,肩背上扛着便衣送给战士。这次用换便衣的办法掩护民军300多名战士突出重围。

记忆卡片之三:

“关公图”。

1942年,南乐一带驻有伪军一个旅,约有600人,大部分是南乐人,旅长叫杨法贤。清丰驻有伪军一个团,大部分是清丰人,团长叫张宜元。这些伪军的家属大部分住在农村,处于我们控制的地区。我们的妇女干部就向伪军家属做工作,动员她们深入到敌占区和敌人据点里说服自己的亲属投诚反正。卫河县大队长耿宏与党组织共商,采取攻心战术,印了许多“关公图”,图上印有关公像和“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字样,动员家属拿“关公图”到敌据点劝降。讲明投诚的伪军带回“关公图”的,不追究以往的罪责,保证人身安全,带枪者给予奖励。这个办法很起作用,许多伪军家属纷纷带“关公图”到敌占区动员自己的亲人。西王村的王平经过妻子的劝导,带着一挺机枪和30多名伪军投诚。零星投诚的也经常有,就是不来投诚的也丧失了战斗力。伪旅长杨法贤的3个老婆也拿着,“关公图”,争着要杨法贤留在身边。

记忆卡片之四:

两个抗日保长。

两个抗日保长一个是余庄的老保长,一个是大堤口的副保长。

大堤口的副保长当敌人快要来到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驻在崔张蝈的边区行署。他不顾一切地急忙跑出去给行署报信,结果行署转移了,没有受到一点损失,但他跑回家时,父母、儿子、外甥却都惨死在敌人的枪刀之下,他的女人也受了重伤。

余庄的老保长已年逾七十了,但他不服老,对抗日工作仍非常热心。敌人“扫荡”余庄之前,他发动群众,秘密挖了一个安全的地洞,把八路军的重伤员隐蔽在里边,不管情况多么严重,他都能想办法去看望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找东西给伤员吃。敌人撤退后,余庄死了许多老百姓,一些幸存者也都在天天闹饥荒,而这位老保长,却从没有缺过伤员的吃喝。

记忆卡片之五:

张大娘的歌。

姚敏芝的家乡是金乡县姚楼村。她曾在济南女子师范读书,未毕业即被家人骗回,被迫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张义方,改姓张姚氏。张家住张晴楼村,有七八十亩地,家境富裕。可是姚敏芝不甘于这种生活。她自幼就接触穷苦人,非常同情劳动人民尤其是劳动妇女。她自小读屈原、文天祥的文章,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成为她的灵魂支柱。抗战开始,她支持大儿子去延安抗大参加了八路。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湖西地区形势尤其险恶,一是日、伪、顽、会、匪五“鬼”闹湖西;二是由于1939年“肃托”事件中,许多优秀干部惨遭杀害,群众对党很不理解,因此在当时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可是姚敏芝却横下一条心,豁出一条命,什么艰苦困难都不在话下。当时,她已年近四旬,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但她像年轻人一样充满革命热情和活力。她接待过往干部,掩护工作人员。八路军吃住她家,没有衣服和鞋子穿,她给做衣做。她还利用自己地主家庭的关系,到敌人盘踞的城内亲戚朋友家,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有几次敌人大扫荡”时,十几个工作人员都跑到她家去住。1942年,在敌人“扫荡”频繁的年月里,由她掩护的干部、战士和工作人员无法计数。当年有战士编了一首歌,记述她掩护革命同志的动人情景:

冬季里,北风寒,家家户户都把棉衣赶。

张大娘,不清闲,怀抱孩子做针线。

忽听得,闹嚷嚷,好像汉奸进了庄。

急忙忙,把衣放,有人推门进了房。

张大娘,你听真,我本是个八路军,

前来探信到你村,汉奸后面追得紧。

张大娘,主意多,叫声同志你床上坐。

抱孩子,偎被窝,汉奸来了我有话说。

汉奸二人窜进房,口喊老太婆你快讲,

不是你把八路藏,不说实话叫你见阎王。

张大娘,不慌张,口称皇军你想想:

我怎敢把八路藏?娘们家哪有这胆量!

村头上,枪声响,汉奸急忙跑出房。

八路军,下了床,千谢万谢张大娘。

8、铁骑飞来护麦收

194212月,骑兵团奉命从山西开赴冀鲁豫边区敌后战场。从1941年以来日军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拉网式扫荡”,残酷的实行大屠杀,边区人民处在最危难的时刻。

边区杨勇、苏振华首长,确定骑兵团归第四军区直接领导。

当时第四军区的司令员是赵永金,政委张国华。骑兵团的任务是开辟东明县、长垣县、濮阳县、滑县之间的黄河地区。这一带是黄河滩涂平原,适于骑兵团机动性的优势。

骑兵团原创建于193511月,归属红15军团。大部分骑兵都是“老红军”,作战骁勇,威震西北。曾被西北敌称为“哥萨克骑兵”。归属一二九师后,于1942年从山西开赴冀鲁豫边区。

骑兵团有四个连,为使马色整齐统一,分成了白马连、黑马连、红马连、花马连。骑兵团装备精良,使用的机枪、马枪都是缴获“西北王”马鸿逵部的“捷克式”,每个干部配有一支驳壳枪。

早在1936年,李庭桂所在的骑兵团,与胡宗南部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七十三师,在宁夏固原县,歼敌一个团,缴获战马600匹。从此,盘踞在大西北的敌人,一听说红军的骑兵团来了,闻风而逃。

时任骑兵团政委的李庭桂,到达鲁西南边区后,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大小索庄之战、姜庄打援战等,连获大捷。

1943年春,军区和行署给骑兵团一项特殊任务,自带粮种和给养,到沙区帮助群众生产和救灾。种子让各连到敌战区去筹集,每匹马驮一百多斤种子,每人背二三斤给养,大家不能骑马,牵马步行走,经过敌占区,绕过敌据点,克服各种困难赶到沙区。

沙区的内黄、淮阳、卫河县一带,是有名的大沙窝,盛产大枣和花生,是冀鲁豫一块良好的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沙区群众支援八路军打胜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老百姓是八路军的靠山,敌人就把老百姓杀光,让八路军无山可靠。最大的一次扫荡,日伪军调集万余人,对沙区进行6天大扫荡,施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在南张堡等15个村庄,就屠杀了1872人。

日军把沙区的枣树全都砍掉,让八路军和抗日战士无处隐蔽。杨因、南张堡、薛村等140多个村庄全部烧成废墟。日本侵略者血洗后的沙区惨不忍睹。再加上1942年遭遇了几十年未见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家家断粮断炊,群众逃荒他乡,家中只留下老人。灶火早已熄灭,锅里都是残剩的野菜树叶树皮。

沙区既无人也无粮,日伪军便把这里看成了“绥靖区”,很少来骚扰。

骑兵团来到沙区后,乡亲们见队伍来了,就像见到救星,泪流满面。战士们望着骨瘦如柴、面黄肌瘦的群众热泪横流。

李庭桂含着眼泪对部队说:“沙区群众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不能看着他们饿死不管,要关心群众疾苦,要同他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生死相依。我们活着,就不能让他们饿死,一定为他们耕好地,播好种,变沙区为绿色原野,争取大丰收。”

骑兵团的指战员积极耕地播种,以耕为战。缺乏农具用刀挖,用手扒,人马一同拉犁。与此同时,李政委要求大家克勤克俭,节约口粮救济灾民。李庭桂带头节约,他每天节约一两粮,救济灾民。那时部队生活每天每人五分钱菜金,半斤黑豆的口粮,但指战员们都节约口粮,救济灾民。群众领到粮食后,体力得到恢复,当年也下了几场好雨,庄稼获得大丰收,在外逃荒的人,也陆续返回家乡,村中又呈现出了生气。

1943年夏,沙区小麦丰收,经过19411942大扫荡、大屠杀、大旱灾、大饥饿的农民苦盼着好收成,麦子熟了,李庭桂率部队在田里帮助群众抢收麦子,东明县伪军四十四师师长赵云祥,早就盯上了丰收的麦田,派出一个营到沙窝抢粮。

李庭桂立刻派二连(黑马连)突击越过黄河,敌人还未得到一粒粮食,便被飞来的黑马骑兵包围,接着,李庭桂亲率一百多匹白马连从天而降,冲进包围圈,挥刀、举枪,将敌歼灭,缴获了机枪五挺,步枪三百支。接着,黑马、白马二连骑兵连,绕到东明县城北板城村,伏击了赵云祥抢粮的另一部分主力,并俘获了敌精锐营的营长,大快人心。

后来,伪军换了策略,他们夜间出动部队,亲自割麦,李庭桂早早得到情报,并不急于出兵,伪军是免费的劳动力,应好好使用。等伪军割完一大片麦子,要捆扎装车时,骑兵团突然冲过去,伪军一听到马蹄声,立即放下麦子,大喊:“快跑!白马团来了!”

第二天一早,李庭桂让战士们去通知农户:“伪军昨夜已经把麦子割好了,各家快去收自己的麦子吧!”

由于骑兵团机动性好,溃逃的日伪军摸不清八路军有多少骑兵,称八路军骑兵“从天而降”。骑兵行军走一线,近千匹战马,绵延十几里,尘土飞扬,见头不见尾,阵势吓人,有的伪顽军中悄悄传开:八路军的骑兵,不仅能在马上砍人、打枪,马也能咬人、吃人。沙区几个县的敌人吓得不敢轻易出门抢粮了,老百姓保住了胜利果实。

拔据点,反封锁,战灾荒,保民粮。鲁西南老百姓至今回忆起来,亲切地把这支部队称为“白马团”、“黑白团”,美誉传遍冀鲁豫根据地。

牺牲的战马,老百姓含泪为它们修了“功臣墓”,至今,仍保存完好。

194427,李庭桂写下了一首七绝:

我骑过处山河鲜,

顽敌溃退郑州边。

民兵选推县政权,

村村老少竞相传。

骑兵团战功赫赫,帮助建立了东明、长垣、封丘、延津、昆吾、滨河等县政权。

马刀劈开敌后夜,溅得朝霞满天红!

9、养伤亦能搞统战

下面是一段李庭桂负伤后的回忆录:

1942年初,驻武城县的日伪军,在清河县黄金庄安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100多人。为了广泛开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我们团乘该据点的敌人立足未稳,打掉了这个据点,歼灭伪军一个中队,打破了敌人在黄金庄安据点“蚕食”根据地的计划。

敌人认为其黄金庄据点被我军打掉,原因是从武城至黄金庄不通公路,不便于派部队增援,于是便抓了大批群众,修建从武城至黄金庄的公路,妄图继续在黄金庄安扎据点,使这一带的村庄由根据地变成敌占区。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这一计划,我们团多次派部队打击、歼灭。监督群众,修建这条公路的伪军,我们的活动使敌人恼羞成怒,2月初,敌人调集了日军500余人,伪军约600人合击我团。这次反合围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我在这次反合围的突击战斗中身负重伤——敌弹从肺的上端穿过,肩胛骨被打断,流血不止,呼吸困难。团管理员魏吉辰见我负伤,便背着我向外突围,边走边打,这样走了七八里路,才冲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我负伤初期,组织派了一副担架,抬着我随部队活动。当时,环境恶劣,部队要作战,流动性大,有时一天转移几个地方,抬着我随部队活动很不方便,于是组织决定派一名侦察参谋、一名警卫员、一名护士陪我去大后方医院治伤。

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营养也差,我的伤一天天加重,伤口化脓,全身浮肿。负责给我治伤的李兴凯医生向领导汇报说,他对我的伤已束手无策。

陈再道、刘志坚等冀南军区首长根据我的病情,曾计划通过社会关系将我转移到德州(敌占区)去医治。

正在这危难之时,一件出人意料的喜事发生了。

北京协和医院的赵医生应伪军石友三部的聘请,乘一辆轿车,拉着些医疗器材从我团驻地经过,被拦住问明情况后,我团葛协理员便做他的工作,积极动员他留我部工作,不去石友三部。

赵医生说:“我是应朋友邀请,不去对不起朋友。”葛协理员说: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在治伤期间,我和赵医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该同志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使他深受感动。他主动放弃了去石友三部任职的计划,自愿参加八路军,共同抗日。

冀南军区首长得知上述情况后,对赵医生倍加赞扬,也很器重,生活上对他也很关心(当时赵医生患肺病,组织决定每个月设法给他搞一两斤肉、一两只鸡吃,以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后来,赵医生担任了冀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10、黄河窝里的兵工厂

冀鲁豫抗日武装取得武器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向敌人夺取,二是自己生产。因为冀鲁豫占领的地区是交通阻塞、经济落后的农村,工业科学技术落后,很精致的重武器生产不了。但手榴弹这类结构简单的武器可以自己生产。

1933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Times New Roman'">军区决定到李典庄去试炮。第二天一早,工人拉着那三发炮弹到达指定地点。

曾思玉政委已经到了,潘溪渡缴获的那门九二式步兵炮也蹲在那儿。这家伙浑身乌黑,两个轱辘托着炮筒,实在威风。试射开始了。目标是对面土坡上那座小破庙。“嗵”地一声,炮弹飞出去了。阳光下,几十双眼睛眯合着,盯着弹点,等了半天,听不到爆炸声。接着放第二炮,仍然不见回音。第三发又放出去,还是哑弹。人们面面相觑,都绷着脸不吭声。野地里一片寂静。

大家跑过去把弹头扒出来,围着它纳闷。问题在哪里呢?曾政委走近看了一下,说:“把它卸开看看吧!”工人把引信管卸开来,秘密揭穿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弹簧太软。

曾政委和蔼地说:“找到毛病就好办了,你们再辛苦一番,马上改进”接着又急切地问:“几天改得好?”

“我们立下军令状,保证三天内完成。”

“军令状不必立,赶快改好,前方正等着炮弹用哩。”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了。兵工厂先后造出了四门炮。它们随同我军转战南北,参加攻城夺镇,立下了赫赫战功。今天,这四门炮中的一个兄弟,还站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它虽然显得粗糙与陈旧,然而,它令人深思,令人骄傲。

兵工厂设在冀鲁豫地区的濮县、范县、观城、鄄城四个县城周围,又是平原地区。容纳几千人的工厂,是不容易的,当然也有它的有利条件:这个地区是冀鲁豫边缘地区,敌人控制困难;这个地区在黄河两岸,自从1938年国民党在花园口掘堤把黄河改道之后,没有了大水,但黄河河身里的黄沙却成了兵工厂掩护的条件。尤其在春冬季,经常是黄沙扑面,对面不见人,敌人是不敢轻易进犯的。大家叫作“黄河两岸度春秋。”工人编了歌谣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平原兵工靠人民,

黄河两岸可安家。

沙扑迷茫敌惧怕,

青纱帐深我安家。

步枪榴弹加小米,

生产战斗有文化。

艰苦奋斗靠觉悟,

必胜信念是灯塔。

11、战地医院在农家

抗战一开始,有一部分医务人员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开始一个队或一个支队只有一个卫生员或一个医生,逐步扩大为一个卫生所(队),或一个休养所(医院)。冀鲁豫边区抗日部队中的卫生机构,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以后,以分区或旅为单位,都建立起一个或者两个野战医疗所。

1941年鲁西与冀鲁豫两区合并之后,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野战医院。冀鲁豫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与山区不一样。不仅在县城有日军的据点,而且在一些大一点的集镇上也有日本的碉堡。我军的医院就设在敌人的据点、碉堡之间,离敌人碉堡远的30华里左右,近的只有几华里。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把医院办好,军区做了六项规定:第一、要保密,要隐蔽办医院。第二、工作人员不能穿军衣,要装扮成老百姓。第三、伤病员不能集中生活,要分散到许多村庄去,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第四、医院医生护士到各村庄去看病、换药,携带药品、器材等都要伪装成走亲戚或赶集的样子。第五,伤病员的转移,要利用夜间进行。第六,各所医院都设有联络站。

冀鲁豫军区野战医院有一个领导机关一一院部。还有一个手术队,有医生、护士,还有政治、行政、药材人员等50多人,管辖3个野战医疗所。伤病员分散在群众家里。群众很关心爱护子弟兵,但受到条件的限制,一般好点的也就能吃上高粱、苞谷窝窝头、小米稀饭或粉浆酸汤。这对伤病员治疗和恢复健康,特别是对重伤病员的营养是不够的。

医院常常相对的集中,由自己的炊事员煮饭、做菜,把生活搞好些。一次打了胜仗,军区派人送来一些大米。医生不敢喧嚷,想让伤员多吃点。但伤员对老百姓的感情很深,谁也不愿背着老百姓自己吃。饭做好以后,自己少吃,也要给房东的老人、小孩尝一点。

医院的第三所住在梁山的东平湖畔戴庙一带,那里鱼很多,生活也较好。只要是日军来“扫荡,就把伤病员抬到小船上,分散到湖里许多小岛上去。

二所住在南乐、清丰、观城边缘地区。那里的群众基础好。1942年的4月初,住在南乐东边的西节村及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这里距千口集敌碉堡不足10华里。日军“扫荡”时,部队就把一些伤病员送到千口的敌碉堡附近去。敌人的眼皮下,倒还比其它地方安全些。

医院的第一所原址在内黄县以南的沙区。这里是根据地主要后方,东西南北有几十华里,到处都是沙滩,庄稼难以生长。可是,枣树生长得很茂盛。在一片枣林中,只有几条道路,两边的枣树枝伸展开来,人可以过去,牲畜车辆就难以通过。军区的后方就住这沙区的中心地区。第一所先住在阎土固一带,后住东西路洲,离敌人的碉堡三十华里。伤病员多分别集中起来自己起火做饭,在治疗护理上也比较方便。

1941412,日伪军向沙区进行合围“扫荡”后,沙区作为后方不可能了,就把第一所迁到濮县、范县、观城连成一片。这三个县除敌人扫荡临时到过外,平时很少来。当时成了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边区的党政军后方多住在这里。医院第一所伤病员住在范县的三、五个村庄。一有敌人“扫荡”消息,伤病员就很快分散到各个村庄老乡家里去。

为了分散对付敌人的“扫荡”,一个所的伤病员有时分在十多个村庄,在200多户群众家里同吃同住,医生统一进行巡回医疗护理,骑一辆自行车,查一次病房要三天。下去以后,医生还要找村长和群众座谈,对伤病员还要做思想工作。办好医院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离开了群众,就无法生存。当地党和政府都给各个村庄的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既要保密又要保护医院。伤病员不论住在哪一家,都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家,军民一家亲。

医院坚定地依靠群众,人民群众保护医院。“九·二七”大扫荡时,医院的人就没有被敌人捂到那“口袋”里去,损失比较小。不少的群众被日军逼迫屠杀,宁死不屈,没有人说出伤病员的所在。

12、战火中的抗日学校

“暗无天日重庆府,光明社会陕甘宁。”这是当时的鄄城人民写给鄄城抗日中学的一副楹联。

战前,冀鲁豫地区人民生活贫困,文化教育落后。有些农村,相连几个村没有几个识字的人。群众遇到写柬帖、契约、书信等,要跑几里以外的地方求人。无文化、不识字使劳动人民吃尽了苦头。每逢春节书写对联或请祖写牌位,外出求“圣人”的事司空见惯。

抗日政府建立后,在参加革命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也常因文化低或没有文化出现笑话。县敌工站—个情报员给军分区写情报时,把“城里增加了20鬼子”写成“增加20个兔子”。军分区司令员张刚剑看了情报大笑,打趣说:“城里增加了20个兔子,我派30只猎犬去吃掉它。”一区有位雇工出身的干部没有文化,去县里开会以画图象代笔记。上级布置军事,他画—个人拿着枪;布置征收公粮,征高粱,他画棵高粱;征豆子,他又画一粒豆子;征苞谷,他再画二棵苞谷;征杂粮,他就每种粮食画一棵,最后画一个大圆圈圈起来。这种以图象代笔记除他个人外谁也看不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笔记最大的好处就是“保密”。

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以后,就在中心区的农村兴办了抗日小学。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抗日小学逐年增多,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区共办起抗日小学500余处,参加学习的学生达3万余人。广大青少年,包括青抗先、儿童团、姊妹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抗日小学学习。同时,还开办了夜校、识字班、冬学,进行全民性的文化教育。在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组织的带动下,全区的男女壮年、老年纷纷参加学习,受教育的人数达20余万。不仅农村的学龄儿童能入学读书,而且有些老年和中、青年也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和场所。在学习中还不断涌现出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妻教夫和兄弟姊妹互教互学的新人新事。学文化、求进步,长知识、懂道理,在解放区的广大农村中蔚然成风。

解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普及,给广大农村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儿童团、姊妹团的团员,青救会、妇女会的会员,既读书,又演戏,是学生,又是演员,他们活跃在课堂上,田野和村庄中,正如当时流传的楹联所叙:“读书声,唱歌声,锣鼓声,声声震耳;天在变,地在变,人在变,万家更新。”

人民有了文化,如重见天日,扬眉吐气。

鲁西南地区早期影响比较大的抗大式学校,是1939年,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曹县西北桃源集一带创办的冀鲁豫军政干部随营学校。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兼任校长,在鲁西南地区招生开课。后学校转移到菏泽南部的千王村,学员逐步增加到570多人。

19437月,鲁西南地区的最高学府——齐滨中学成立,后改称冀鲁豫边区第三抗日中学。同年10月,湖西地区的冀鲁豫边区第二抗日中学师生转移到鲁西南地区,与第三中学合并,改称冀鲁豫边区一二联中。抗日中学和抗属子弟学校都没有固定的校址。他们活动在曹县西北部、菏泽与定陶西南部、东明东南部的广大农村。学生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很差,没有固定的教室,晴天在树林里上课,阴雨天在祠堂或庙院里上课。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当黑板,坐在背包上,双膝就成了写字的桌子。

平时,一天只能吃上两顿小米饭,在困难时期只能喝上两顿稀饭或菜汤。遇到日伪军“扫荡”,学生就分散隐蔽,“扫荡”过后再集中起来学习。课程有军事、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地委对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地委书记刘星、张承先都亲自到齐滨中学讲课。学校按照抗大式的教规,做到生活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作风群众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是学校又是宣传队、工作队,使抗日根据地形成一个全民性的学习文化热潮。

在红三村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1940年冀鲁豫边区五地委在曹县定陶之间建立了一所军烈子弟小学,有200多名军人子女和烈士遗孤前来学习。由于当时属于拉锯战时期,敌来我往,斗争复杂,加上孩子小,学校无法随部队行动。附近的群众想了一个办法,为每一个小学生在附近村庄找了一个干爹干娘。敌人不来就集中上课,敌人来了,孩子们回到干爹干娘身边。

六七年过去了,子弟学校先后接纳将近千名孩子,敌人扫荡无数次,却无一个孩子受到伤害。毕业时,不少孩子已记不清亲生父母的模样,但和干爹干娘却亲如一家。

19407月石文礼考进了鄄城抗日中学,这个学校有不少干部子弟,如中共二地委前任书记梁仞仟同志的妹妹梁洪波,后任地委书记万里同志的妹妹万云、万灵等。他们年龄虽小,但不怕艰苦,敢于斗争。他们因陋就简,没有书本自己抄,没有教室住地窖,没有笔和纸用木柴棒或石灰块在墙上写、地上画。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只要能读书,就不能怕吃苦。从鄄城中学毕业后走向革命工作岗位的学生,在建国以后绝大多数都成了各方面的领导或专家。

石文礼鄄城抗日中学毕业后,参加了革命,后随军南下,成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有不少的学生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他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00年我们采访石文礼,他说:每逢想到抗日中学的艰难时光,就不自禁的产生出无限的革命情思。特别是当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们的幸福情景时,这种思念之情,就更加深。有时我不由自主的脑子里生出一个问号:

现在条件优越的孩子啊,是否知道这些往事呢?

13、摧不垮的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区内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条是沙区秘密交通线,沟通冀鲁豫同太行山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一条是湖西区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东起津浦铁路沟车站西的彭楼,西到湖西单(县)虞(城)根据地,水路15公里,陆路100公里。可以连接中共山东分局,冀鲁豫根据地,直至太行、延安。

1942年初,我冀鲁豫军区派军区联络部副部长王乐亭到沙区着手组建了沙区办事处,大力开展对卫河西岸地区和平汉路沿线的敌伪军的瓦解工作。在安阳、汤阴、浚县等地区,开辟了通过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进一步沟通冀鲁豫同太行山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保证了我华东、华中、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的往来。

1942年以后,我党我军的许多领导干部都往返于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上。刘少奇、陈毅、肖华、杨勇等同志都先后从这里经过。

1942年秋天,刘少奇同志由苏北新四军军部赴延安时,途经冀鲁边区。为安全计,少奇同志说服了他的警卫人员,决定分散秘密地通过平汉铁路,由王乐亭同志具体负责护送少奇的工作。王乐亭首先向驻安阳崔家桥的伪军头目王自全打招呼,佯称有一位大学教授来自山东,要经过这里到延安去参观,要求王自全保证通过时的安全。王见我方重视,而且又是一位学者,于是就派了他的专用轿车和卫队,从辛村一带将刘少奇、王乐亭等接到崔家桥,然后送过平汉铁路,直抵我太行山根据地。

陈毅同志也是化了装,经过这一条交通线西上太行,然后转赴延安的。

这一条秘密交通线除了掩护大量我党政军领导人通过敌人封锁线以外,还向根据地运送了许多重要物资。如从敌占区采购来的棉花、药品、煤油以至弹药等。采取的方法是,通过伪军和有势力的商人,并使他们有利可图,将根据地出的红枣、花生、核桃、水果等运往敌占区,然后换回上述物资。单是各种子弹就从敌占区里采购了几百万发。

冀鲁豫边区在安阳县的辛店还开设过一座货栈,以合法形式经营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如货币、弹药、书、报、文件器。采取的方法多以经商为掩护进行运送。1944年春天,由太行山运送3000发炮弹到冀鲁豫,就是以做棉花生意为掩护,将炮弹藏在棉花中,由数辆马车载运,浩浩荡荡通过了100多华里的敌占区。

19437月间,我八路军解放林南地区以后,冀鲁豫通向太行山的距离缩短,于是又开辟了由沙区到林南一带的秘密交通线。这一条交通线所通过的敌占区全长100华里。

1945年春,邓小平同志由冀鲁豫返回太行,就从这一条交通线上通过。

这期间,在党校参加整风的许多干部陆续回到冀鲁豫。他们身体比较弱,有些是妇女同志,不便夜间行动。就在交通站预备了各种化装衣物和骡马给通过敌占区的同志使用。在交通站化好了装,天亮以后便以各种身份在敌占区里通行。虽然敌人层层封锁,但都无法对付我们的“七十二变”。人民群众的帮助使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1940年底,鲁南区党委指示沛(县)滕(县)边地下县委,无论如何要建立一条湖上交通线,主要负责接送过往干部,转运物资。这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湖西党组织指示,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确保我过路干部的安全。湖西地委委派孙新民、老红军胡桂林到微湖大队分别担任政治委员和副大队长。

孙新民来到微湖大队后,同大队长张新华对盘踞在湖区的伪、顽势力逐个进行分析,认为伪团长尹洪兴比较好争取。尹团驻扎在夏镇一带,像一扇铁门扼守着交通要道,若将其争取过来,对我开辟交通线十分重要。沛(县)滕(县)边县委首先派共产党员刘家廉打入伪军当军医,然后利用工作之便同尹兴直接建立了关系。

此后不久,孙新民冒险深入虎穴,同尹洪兴进行了谈判。孙新民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尹洪兴权衡利弊,答应撤掉南庄附近几个据点,双方达成了互不为难、互不侵犯协议。

“大门”打开了,我湖区交通线建立起来了,微山湖区交通线是山东、华中通向延安的唯一通道。这条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朱瑞、肖华、罗荣桓、陈光在内的1000多名往返于苏北、鲁南、延安的我党中高级领导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27月,刘少奇视察山东后,在张爱萍、曾国华等陪同下,过微山湖去延安。这天傍晚,微湖大队护送刘少奇越过微山湖,同湖西军分区派来接刘少奇的骑兵排相遇。护送刘少奇等到达湖西地委驻地终兴集。

刘少奇在湖西地委停留时,对进行减租减息,开展统—战线工作和发展群众武装等作了重要指示,对湖西根据地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42年的秋天,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研究决定让肖华前往太行山,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肖华等人换上便衣,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经过一晚上的夜行军,赶到枣庄、峰城,奔波一宿,赶到南沙河。当天夜里,张新华带领微湖大队队员送肖华过微山湖,拜舟登穑,又走了七八里地,遇到湖西军分区司令员邓克明和政治委员张国华派来接肖华的骑兵排。鸡叫时分,肖华一行顺利赶到湖西军分区司令部。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曾两过微山湖。一次是1943年的冬天,由铁道游击队的刘金山和政治委员杨广立亲自护送过微山湖。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陈毅从江西返回湖东,去山东分局的沂水。抗日战争时期,在严酷复杂的环境中,通过湖西区交通线,护送了众多的干部,传达了数以千计的情报,奇迹般地没出一次差错,这是湖西区党、政、军、民对抗战胜利作出的突出贡献。

14、边区小延安

19409月初,驻在“红三村”的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7旅奉命北上,参加直南反顽战役,只留下鲁西南地委机关和一支200支枪的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

鲁西南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是控制陇海路的一个前沿阵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我主力部队北上后,盘踞在鲁西南的国民党顽军趁机猖獗起来,他们纠集土匪、地主武装约计七八千人,从四面八方侵入我以安陵集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我鲁西南地委机关及抗日武装,扬言要“马踏红三村,铲除共产党”。

在国民党顽军的猖狂进攻面前,我鲁西南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自卫反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就只剩红三村了。局势十分严重,顽军则得意忘形,白天黑夜叫嚣:

“红三村成了孤岛,不用两天就把它淹没了。”

“共产党鲁西南根据地,如今一枪就能打穿,红三村就要完蛋了!”

“共产党的老窝已不堪一击,在红三村召开祝捷大会指日可待!”

915,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地委书记戴晓东严肃地对大家说:“眼下局势对我们十分不利,北面有国民党山东省菏泽专员公署专员孙秉贤和菏泽县县长张志刚部;西边是国民党考城(今属河南省兰考县)9支队司令胡金全(外号胡罗头)部;东南两面是国民党曹县党部书记王子魁和民权县地头蛇张盛泰部;东北方向是定陶县国民党头子王子杰部;东南面是国民党顽军石福起、王四油馍等部;西南面系考城地主武装马逢乐部,顽军四方压境,我们应该怎么办?请大家谈谈看法。”戴书记话音未落,有的同志就抢先发表了意见:“把武装拉走,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待主力回来再公开活动。”

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本来我主力北上对群众坚持斗争的情绪就有所影响,如果再把留下的武装拉走,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就会更加动摇群众的斗争信心。我们必须坚持公开斗争,我们地委还在,有党的领导;有一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200多人的武装;红三村的广大群众有着坚定的斗争信心和丰富的斗争经验;还有周围数十村的支援。顽军虽有数十倍于我的兵力,但他们来自两省5县,分属不同派系,各有各的地盘和目的,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我们审时度势,正确领导,就能将斗争公开坚持下去。戴书记听了大家的发言,坚定地说:“红三村的存亡,关系着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存亡,我们一定要坚持到主力打回来。”接着,大家议定了坚持公开斗争的方法: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二是进一步动员、组织、武装群众;三是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顽军;四是坚壁清野,修筑防御工事。尔后进行了分工:戴书记和宣传部长袁复荣率地委机关大部住伊庄指挥全局;武装部长宋励华率游击队(20)和曹县县委、县政府住曹楼伺机行动;民运部长于子元住马集一带,进行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独立团团长张耀汉率部机动活动,伺机打击敌人。

组织部长王建民和机关的其他同志住刘岗,带领群众和100多名武装民兵坚持斗争。

大敌当前,红三村人民的杀敌怒火愈烧愈旺。刘岗村2000多群众,在150名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敲着锣鼓,举着旗帜,喊着口号,拥入街中心的广场,举行了“保卫红三村誓师大会”。会场上,人头攒动,刀枪林立。总支部书记刘同勤当场宣布了总动员计划。青年代表接着说:“我们青壮年都捆好了行李,就等着集中编队听候命令,定叫顽军有来无回!”

“说得好!”妇救会主任向大姐,没顾得上台就开口了,“男的没了,女的顶上,只要红三村有一个活人,顽军就别想往这里伸腿!”另一个妇女也大声说:“后勤工作咱们包干!男人们,你们放心地干吧!”

手执红缨枪的儿童团员一蹦跳上台说:“我们儿童团站岗放哨,抓坏蛋!”王建民趁热打铁,当场就编成300人的守寨队,并选举成立了以刘秀生为指挥长的战斗指挥部,其余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纠察队和后勤队,没有一个闲人。

刚要宣布散会,忽听有人喊道:“慢着,我有话说。”

大家一看,原来是刘琦老大爷,刘大爷鬓发花白,老当益壮,过去抗过官兵,闹过县衙,是个“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硬汉子。因为他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心细胆大,多谋善断,所以很受人尊重。

刘同勤同志说:“刘大爷,有话就亮出来吧!”他咚的一声跳上碾盘,指着村外说:“你们听,顽军在村外四处打枪,一心想把咱的根据地搞掉,咱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依我看光有组织不行,还得有个纪律。第一,顽军打来,不许离开岗位,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第二,不准私自到敌区串亲戚,免得泄露军情;第三,一旦有事,三村互相支援。”

他的建议博得大家一阵喝彩,当时就为大会通过之后,报请地委批准,把它作为红三村特别时期的纪律。晚上,伊庄和曹楼都派通信员送来信,说那里的“誓师大会”也开得很热火,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了。三村人民这股同仇敌忾的气概令人非常激动。

一切准备停当,一场顽强、巧妙的斗争就此展开了。

三村原来都有围寨,寨墙外有深壕。为了加固坚守,都把壕掘深至丈余,壕壁上挖了通向寨里的暗道,加高增厚了塞墙,寨墙上置有土枪、土炮、长矛、砖石瓦块,墙垛上备有滚木和礌石。寨墙上每隔二三十步远悬挂一个上面带罩的灯笼,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下边却看不到寨上。另外,三村间还挖了交通沟。

根据顽军深入我根据地的情况,地委决定派一些县、区干部插到顽军占领区去,发动群众空室清野,抗粮抗捐,以拖住敌人后腿,减轻红三村的压力。

首先吃到我空室清野苦头的是北边进驻菏泽、曹县两县共管的安陵集村的孙秉贤和张志刚。当时已近初冬,天气渐冷,孙、张部贴出征粮索衣的布告,没人去看;挨家翻箱倒柜,也是空空如也;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向导,两眼漆黑,经常遭到我游击小组的伏击。不几天,顽军又冻又饿,狼狈至极。老百姓见了心中大快,趁势放出风声说:“红三村的八路军在绑梯子,要攻打安陵集啦!”“杨得志的队伍从北边开回来了!”张志刚听了吓破狗胆,像《空城计》中的司马懿一样,急忙命令他的喽罗“后退40里安营扎寨”,再也不敢前进一步。红三村北面的威胁就这样解除了。可是西边的反顽斗争,却遭到了破坏。一天,曹县天爷庙王庄的王四大爷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信:“反顽搞不下去了!”

老人是区长王文杰同志的父亲,是位有名的抗日老人,常接待我们的过路干部,给我们传送清报,这次西边反顽中心点又安在他家里。他过去在对敌斗争中从没有皱过眉,叫过苦。

宋励华说:“四大爷,先喝口水,有话慢慢说。”

老人喝了水,呼吸逐渐平静下来,说道:“你认识我们那里的红枪会头子吗?”

宋励华点点头回答:“见过面,他怎么样?

“那小子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又和土顽马逢乐有勾搭,整天抓人打人,我们的几个骨干都被抓了去,至今不知下落。弄得乡亲们不敢到我家来开会,这可怎么办啊!”

宋励华听了,微微冷笑了一下,接着对四大爷说:“你先回去,我想办法收拾他!”

宋励华把他的助手王法礼、刘广来几个小伙子找在一起,嘀咕一阵,然后对大家说出他们的办法。大家听了不禁拍手叫绝:“妙,这叫飞行判决!”

当天黑夜,他们几个人穿上便衣,腰别驳壳枪,飞身上马,直奔王庄。赶到王庄一看,那个红枪会头子不在,宋励华有点幽默地说:“老远跑来‘拜访’,他倒不照面,太不够朋友了!”

正说着,一位老乡跑来报告说,北边菏泽县的周集村唱大戏,那小子正坐在雅座里哩!宋励华刷地抽出驳壳枪,问道:“没弄错么?

“我亲眼看见的!”

“好,好,好地方!当场枪决,还省得咱们召开群众大会哩!”他转头对同志们说,“事不宜迟,跟我走!”

一行人飞身上马,疾驰而去。到了村内的戏台前,宋励华留下几个人在外边接应,自已只带一个人穿过人群,直奔雅座,一手就揪住了红枪会头子的衣领,像提小鸡一样,把他从座位上拉下来,用枪点着他的脑袋,喝道:

“你可知罪?

这小子正看得着迷,哪料到这一手,顿时傻了眼,结结巴巴地说:“兄弟……不……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这边一嚷,全场观众都扭过头看起热闹来,宋励华一见正是扩大影响的机会,就大声说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红三村人民法庭因你破坏‘反资敌’运动,依法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群众一听红三村来人了,立刻闹闹嚷嚷,呼喊起来:“枪毙!枪毙!”宋励华同志说:“乡亲们,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给你们撑腰,放心大胆地干吧,坚决不给敌人一颗粮食,一两棉花。饿死他们,困死他们!”群众喊起了高昂的口号,就在这口号声中,红枪会头子被拉出去枪毙了。

这件事大煞了敌人的气焰。

这样,宋励华他们骑着快马,在西部敌占区里神出鬼没地穿来穿去,处决了一批汉奸和坏蛋,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汉奸和顽军们从此人人自危,互相告诫:“安生点吧!”

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间,曾一度受挫的“反资敌”运动又热火朝天地搞了起来。

东南面的王子魁部最为反动,对我挑衅从未间断。虽经多方争取,但王部顽固不化,誓与人民为敌到底。我党几次派出发动群众的干部,都险些落入他手。争取无效,不得不集中力量打击之。白天他们打来,晚上我们打去,来回拉锯,形成胶着状态。

随着寒冬的到来,生活越来越艰苦了。村内储存的粮食将近用完,饥寒威胁着红三村。因此,地委发出指示,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们,束紧腰带,拿出一些粮食分给群众。全村上下半饥半饱地坚持着斗争。妇救会的刘大嫂,大儿子在守寨队,小儿子在儿童团,每天只能喝上两碗玉米糊糊;单身汉杨大爷,不仅缺吃少穿,回家还要睡凉房冷炕。但是,他们仍然是起早贪黑地守寨、巡逻,到顽军占领区去瓦解敌人,没有丝毫松懈。地委每天要给坚持在顽军占领区的各县委送信。不论刮风下雨、黑夜白天,也不论任务分到谁身上,二话不说,拿上信就去。天寒地冻,刘岗的向大姐带着妇救会员,把在全村募集来的棉花和旧布,做成上百件棉坎肩,送给守寨队。更令人感动的是房东刘彩云老大爷,过去他们全家和地委干部都是在一起吃饭的,这个时期,他总是找借口和干部分开吃。原来,他把苞米饼子端给大家,一家老小却背着干部喝稀粥。

一天深更半夜,王四大爷又找到领导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来报个信。俺邻居到保安旅看亲戚,听说他们明天要攻打红三村,你们得早作打算。”

对此,红三村早有准备。经过研究,决定改变一下过去硬顶硬的打法,把敌人放进来,关门打狗,彻底歼灭。忙了一夜,万事就绪,民兵们鸦雀无声地埋伏下来。

白等一夜,让人家曹楼那边先打上了!

“咱刘岗可是一场空欢喜!”

刘琦老大爷八字胡一翘:“吵什么?曹楼也是共产党的天下,曹楼打顽军,咱们去抄后路,不是一样吗?”

曹楼也是寨门大开,里面静悄悄。王子魁的部下卢朗斋率保安团几百人,赶到村口停下来,以为人都跑光了,便命令部下进村烧房。

守寨队员们严密地注视着敌人,等敌人进到街中心,房上、墙头的土炮、步枪齐鸣,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抱着脑袋往回退缩。卢朗斋眼睛冒火,把手枪一举:“冲,冲,冲上去官升一级,赏大洋20元,是袁大头!”被吓破了胆的顽军根本不听这一套,仍从原路撤退。这时,鼓声震天,杀声四起,伏击队一闪而出,100余名手执大刀、长矛的健儿,堵住顽军的去路。长矛对刺刀,叮叮当当,与顽军激战足有半个小时,顽军且战且退,撤出曹楼在一块田地里整理队伍。刚一停脚,宋励华带着游击队杀过来,短兵相接,就地展开激战。

这时,刘岗民兵根据“一村有情况,各村齐支援”的规定,立即出援,小伙子们跳过墙头,海潮一样地涌过去。刘琦老大爷也在人群中边跑边喊:“冲啊,不要放跑一个敌人。”

宋励华他们正和顽军战得难解难分,见援兵赶到,士气大振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0pt" lang=EN-US>)秘密联络各路伪顽军,商议攻打红三村。

在此危急情况下,地委决定派戴晓东同志去找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汇报,以取得指示和援助。戴晓东同志一路上忍饥挨冻,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区党委和军区。1941l26日,他随同教7旅第78团返回根据地,并带来了上级的指示和款子。

我们的主力回来后,连打了几仗,消灭王子魁、石福起大部,其他各路伪顽军惊恐万状,不打自退,从而为红三村解了围,把敌人赶出了鲁西南根据地。

春风吹醒了大地,阳光驱走了严寒。从19409月到19411月,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经历收缩——坚持——打出去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三村斗争能坚持如此长久而以胜利结束,不仅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干部的信心、决心,很重要的是党群一心,生死与共。当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妇女们给部队送来白馍,敌情最紧张时,全村老百姓都动员起来,老大娘鼓励着自己的儿子,妻子鼓励着自己的丈夫,小孩子给自己的爸爸拿烟送茶。

当夜幕降临时,三个寨外的大树枝上,都挂上了红灯笼,远远望去好像摆出十里红灯阵。微风轻轻吹来,灯笼在树上左右摇摆,敌人在半里之外也能被我们发觉。更巧妙的是群众在灯笼下树林子里,都撒遍了芝麻秸(当地人叫齜牙草),只要敌人的脚踏上芝麻秸,就发出一片响。“敌人踩住龇牙草,咬住脚板就跑不了”。

当夜间战士站岗回来,走进房东家里自己的住屋后,便听见堂屋大娘、大嫂、姐妹们的纺车嗡嗡声,而且一面纺,一面齐唱着抗日救亡的小曲。她们唱,战士们也和着唱。

她们唱:“叫声同志们,听我把话讲,日本小鬼来到咱家乡,我的同志呀!”战士们和着唱:“来到咱家乡,杀人又抢粮,八路军坚决把他消灭光,我的大娘啊。”每个日日夜夜,自卫队员们都轮流上寨,年轻的妻子鼓励丈夫,老太太鼓励着自己的儿子上围寨去放哨,说:“八路军帮咱们减了租,咱们才多分得一些粮食,过上好日子。要是顽军打进来,咱们老百姓又得受顽军的压迫了。”

还有些老太太每日早晚烧香拜佛,求神保佑八路军和她们的儿子平安,保佑他们打胜仗,不要受伤,让顽军死光光。当老太太们看到宋司令和战士们赤脚单衣在深夜里卧雪监视敌人,都感动得流泪,鼓励自己的儿子和八路军同生共死。

15、鄄城的民主民生运动

1942128,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26中央又在党内发出了《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要求在各根据地发动群众,掀起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

630,中央北方局发出了《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要求边区全党全军把发动群众作为中心工作。根据中央和中央北方局的有关指示,冀鲁豫区党委于19427月初,召开了民运工作会议,决定在边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

1942年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滞后,实际上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邓小平在19456月曾指出:“晋冀鲁豫区过去最沉痛的教训是在1940年、1941年没有真正执行中央1939年冬天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这影响到我们根据地工作的深入和巩固”。实际上,边区群众运动没有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抗战前期,党政军领导全神贯注于军事问题,没有将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作为中心环节来抓。各行政区域在战争中经常变动,处于不稳定状态,有些地区存在着抗日民主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并立的局面。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敌人的“扫荡”、“蚕食”影响着民主民生斗争的开展,造成社会秩序的动乱。归根结底,是对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19429月中旬,刘少奇在由华中到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经冀鲁豫边区时,就革命战略和策略及当前工作作了指示。他指出,我们对敌斗争的形势,将日益复杂、严重,艰苦的局面还在后边,如果不迅速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就很难得到群众广泛的、长期的支持;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总有一天,敌人会把我们挤垮、赶走;没有牢固的群众观念,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

之后,冀鲁豫区党委立即决定把民主民生运动,作为全边区中心工作,并决定派工作队先在范县、濮县搞试点,创造经验,尔后在全区普遍开展。

19434月,运西地委总结了两县运动。区党委书记黄敬在总结大会上作了发言:

保证群众运动发展与深入的中心一环,是发扬民主主义的精神。民主主义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用平等的精神来待人。

但在根据地党内还严重存在着与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本质是“英雄主义”和“奴才主义”。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极力宣扬封建等级思想,要每个人都当“英雄”,同时,又要每个人都当“奴才”。在这种思想熏陶之下,封建官僚队伍的成员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标志:上谄下骄。对上司,是一个可怜的奴才。把上司当作偶象(偶像)来崇拜,上司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神圣的,即使对上司的错误也奉迎巴结。对下级,又是一个威严的主子。把上司对待他的一套又完全施加在下级身上。

这样,上谄下骄就成为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良好法宝。所以,往下看压迫一层比一层凶,痛苦也一层比一层重;往上看服从一层比一层顺,统治也一层比一层“和平”。

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迷信和武断,统治者造就各种各样的偶象(偶像)让奴才们迷信地崇拜着。有了这种迷信的崇拜,就可以使人们对新的事物采取武断的拒绝。不是许多新思想被统治者以“异端邪说”而武断地“扑灭”了吗?这种思想上的迷信和武断,造成了无数的“愚民”。众多的“愚民”就顽固地保守着社会现状。

于是,这个世界虽然是活的,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死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就生活在这死水一般的黑暗、贫困、愚昧的社会之中。

黄敬尖锐地指出,“英雄主义”和“奴才主义”在党内的反映是,把党的干部等级化;思想上的家长制、压制民主精神;工作方式上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

黄敬的讲话,对到会人员以至全边区的干部是一次深深的触动,对某些干部则是一次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今天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黄敬50年前的讲话,是因为黄敬所阐述的思想,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性。

黄敬在冀鲁豫边区的两年间,先是任区党委书记兼区政治委员,后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是在冀鲁豫区最困难的时候到来的,又是在边区猛烈发展的大好势下离开的。他对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边区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1942年冬,地委派运西抗联分会组织部长纪登奎到鄄城,参与对全县民主民生运动的领导。19432月,地委书记段君毅、副书记万里针对对敌斗争和民主民生运动做了具体指示。因为这次会议对鄄城县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会议又是在许堂村召开的,所以鄄城县的党史上称之为“许堂会议”。

“许堂会议”后,纪登奎带领干部进驻重点村旧城集。旧城集是一个有8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的大集镇,纪登奎等进村后,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由骨干到一般群众,由贫农到中农,由小组活动到组织农会;在发动群众过程中,纪登奎等抓住了阶级教育这一环节,用诉苦的方式揭发、控诉顽固地主压迫贫苦农民的罪行,启发群众参加斗争的自觉性。

同时,向农民反复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把斗争限制在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内。农会成立后,原村长就靠边站了,一时间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局面。与农会同时出现的群众团体还有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民兵等。农会领导旧城集的群众反贪污、恶霸、减租减息,展开了民主民生斗争。在旧城集的群众斗争展开之初,被群众称为“女霸王”的地主婆制造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事件,以威胁群众,吓走工作组。农会主持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揭露了“女霸王”的罪恶。抗日民主政府依照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女霸王”死刑。

《冀鲁豫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旧城集千人控诉女霸王》为题发表了这一消息。时隔不久,旧城集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在减租中,地主高连明强迫佃户将分走的粮食暗地里再还给他,被佃户拒绝。高连明为此十分恼恨。不久,高连明又调戏这个佃户的姐姐。佃户得知后,要与高连明算账。高连明伙同他表弟,乘夜色将佃户杀害。案发之后,群情激愤,农会召开了数千人大会,揭发、控诉高连明的残暴罪行。

1943年麦收前,万里专程来到旧城集了解运动情况。纪登奎等向万里做了详细汇报。万里又亲自主持召开了由部分积极分子参加的座谈会,对旧城集的民主民生斗争的成绩和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并精辟地论述了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最后要求进一步巩固斗争成果,加强民主思想教育,采取民主方式建立村抗日政权。

不久,旧城集即开始了民主建政试点。

民主建政首先从直选村长开始。第一次行使民主权力的农民不会写票,于是用黄豆作选票,瓷碗作票箱。村长候选人整齐的坐成一排,每个人背后放着一个大瓷碗。

在鄄城县旧城村,笔者见到了原村支部书记、时任旧城村儿童团团长的已经88岁的仪瑞庭老人。70多年过去了,老人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

有一个土台,土台上被选举的人在前边坐着,背后搁个碗,选举的人排着队,从候选人身后走过,谁愿意选谁,搁到谁背后碗里一个黄豆。那当时是纪登奎和万里在这里主持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真正的民选村政权,就在这旧瓷碗中诞生。

旧城村的邢淮濯当选第一任民选村长,常海波为副村长。选举结果公布,群众像过节一样沸腾起来,他们抬着自己选的当家人,吹着唢呐走遍全村。最后村长、副村长向全村人宣誓:誓死为全村老百姓办事,为人民做牛做马。

仪瑞庭老人告诉我们:这就是改造村政权,就是叫群众选举当家人,选举大公无私,为人正派,抗日立场坚定,群众拥护的人当村干部,人民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当家人,这在中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共产党的解放区,农民群众第一次真正成了主人。

人民把信任的黄豆投给了他们,他们也甘愿把生命献给人民。

民主民生运动对冀鲁边区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觉醒了的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是根据地之本,是根据地之根。从此冀鲁豫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民主政权建立起来后,边区也建起了银行、邮局、商社、医院、学校,繁荣生活。

19453月下旬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到达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一来到冀鲁豫大平原,就遇到了如火如荼的民主民生运动,他组织机关干部到直南豫北地区的滑县、运西地区的濮县和刚收复的濮阳进行调查研究,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在邓小平的脑海中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使广大农村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反侵略战争中,在严酷的自然灾害中,自己起来,为确立自己“人”的地位,创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顽强地奋斗。正是他们斗争的成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后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内心中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爱戴。这种感情是崇高的,是值得共产党人分外珍惜的。

十五年后的1961年,在纠正“大跃进”失误的特殊年代中,邓小平于1227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中,说过这么一段令人深思的话:

这几年有没有群众路线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我不回避这些问题。过去搞了一些蠢事,也是好事,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党的传统经验是很宝贵的,更深刻地体会到要把它恢复起来,好好地做深入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三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门板还不够,连济南的门板也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国民党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16、民兵磨扇砸坦克

刘菜园位于县城东北三十余里,现属成武张楼乡。1942年春,这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子,在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却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用磨扇砸毁日军坦克。成为冀鲁豫边区的唯一,也是中国抗日战场的唯一。

1942年农历三月间,日伪军在苟村集修建据点,企图长期盘踞、控制这一地区。一天,日军80多人伪军40多人进至黄楼附近时,遭到当地民众自卫团的截击。战斗在上午十点左右打响后,附近村庄的民团和联防队迅速赶来参战。战斗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日伪军顶不住越来越多的抗日群众的攻击,狼狈往县城逃窜,民团群众挥动大刀、梭标,走大路,沿小道,越田野,跨沟壕,勇猛追赶。追至苟村集,拔除了敌人尚未建好的据点,烧毁了停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此战击毙日伪军数人,缴获武器四十余件。当日下午,一辆从金乡驶向成武的日军载重汽车路过此地时又遭截击,日军伤亡三人。

日伪军为报此仇,于农历四月二日,成武、单县、金乡几个据点的日伪军500多人,分乘19辆汽车,在坦克的掩护下,对这一带的民众进行报复性扫荡。敌人从金成公路边的黄楼、高堌堆附近分数路由南向北进攻。民众采取村自为战和联防作战相结合,分头抗击日伪军。下午二时许,战斗首先在小留集、黄楼、王桥、前李庄等村打响。由于日伪军兵多势众,且有坦克掩护,民团利用有利地形,边打边撤。

刘菜园是距离金成公路较远的一个小村。村北是数百亩的大洼地,村南边有一个大坑。村子没有寨墙,地势东高西低。村中只有一条街,但全村家家有枪,其中快枪有11支,仅刘平善家就有快枪5支。当刘菜园民团得知日伪军进犯的消息后,立即进行了布置。共产党员刘平德首先带领刘平怀、刘朝毅、刘平云等人到南边李庄附近阻击敌人。其余群众用耙和石磙等放在路口设置障碍,拦阻敌人车辆。下午三时许,各村民团纷纷撤向刘菜园村北大洼,敌坦克和近百名日伪军紧紧尾随追过来。骄横的敌坦克围着刘菜园转了三圈,然后越过障碍物冲进了村子。

村内群众绝大多数已经转移。在村东南角的四合院里,刘平善和其爱人以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没有撤走,他们凭借几支快枪和坚固的四合院进行顽强抵抗。刘平善的四合院,大门朝西,紧挨大门北边一间土楼,周围房顶上都筑有防御用的一米多高的隐身墙,大门前约10处有一个大深坑,院子南边也是个大坑。土匪、抬大户的,每次来偷袭都没得逞过。人们给这个四合院送了个外号一一小皇城(意思是像北京的紫禁城一样坚固,打不开)

菏泽是书法之乡,年逾七旬,体格健壮,精神矍铄的刘平善老人,写得一手好书法,他屋中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岳飞的《满江红》,以示气节。老人对保护家院充满信心。敌人未到之前,老人们都往村北大洼撤退。刘平善对儿子们说:“咱不能走,一走咱这个家就完了。日本鬼子也是人,跟以前那些龟孙们一样,枪子儿不认人,他们也害怕。”他叫儿子们用两个石磙顶住大门,并持枪爬到土楼上监视敌人。勤劳朴实的刘菜园农民,那时候对现代战争的危险知之不多,因此顾虑甚少,靠着勇气,他们敢于用土枪土炮同使用现代化武器的侵略者一比高低。

敌人进村后,老人对两个儿子说:“不要慌,照准打。”

隐蔽在村西南角大坑里的日伪军,慑于村北大洼里数百名联防队员的抗击和村内明处暗处的抵抗,不敢放胆进攻,只是盲目地射击和发射迫击炮。此时,骄横的坦克凭借坚硬的外壳,冲进村里。一个坦克兵顶开乌龟盖四下张望时,被刘平善从壁洞里一枪打了下去。东南角四合院的有力地抵抗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十几个敌人悄悄接近院子企图放火,被刘家父子打伤几个后,狼狈退了下去。他们疯狂地向内院打枪打炮。

儿子对刘平善说:“爹,怎么办?”“慌啥,只要他们的人进不来就不要紧。”刘平善老人仍信心十足。

日军指挥官指挥坦克,企图撞开四合院的大门。由于村路狭窄,坦克无法调头,敌坦克调整位置继续撞门,厚厚的大门嘎吱吱作响。

刘平善看得真切,如果让坦克把门撞开,不但辛苦创下的家业荡然无存,全家也将死无葬身之地。在此紧急关头,老人一眼看见了大门门楼上作掩体用的一块石磨扇,急忙召呼他的儿女们一齐把大磨扇朝正在撞门的坦克砸了下去。只听“咣当”一声巨响,奇迹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炫耀的现代化武器,被中国农民用大磨盘砸趴在大门外,坦克盖子掀不开了,鬼子被困在了坦克里面,停在刘家大门口,成了只死乌龟。

日伪军被这一幕惊呆了。刘家四杆枪借机猛烈地向敌人射击。

时近黄昏,成武县抗日政府独立营赶来参加战斗。同时,撤往村北大洼的各村联防队员也开始反攻,点燃一串串鞭炮骚扰敌人。日伪军摸不着虚实,更惧怕八路军夜袭,慌忙用另一辆坦克拖着那辆被砸坏的死乌龟,铩羽而归。

“小皇城”磨扇砸坦克在鲁西南边区传为美谈。群众还编了歌谣:

“小皇城”,响当当,

十八岁的闺女扛大枪。

鬼子死,汉奸伤,

磨扇能把坦克降。

17、陈毅元帅留诗篇

19439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行六七人由山东回延安,路经湖西,由六分区骑兵连护送到鲁西南五分区。朱瑞早年参加革命,是红军24个将领之一。当时敌情不那么紧张了(“扫荡”基本结束),朱瑞在东明集王进士屯住了两天,临别时他赞扬五分区真是个“跑死马”的根据地(形容根据地大),工作有成绩,抗战有贡献。这个评价对五分区党政军是个很大的精神鼓舞。

从“一枪可打穿的根据地”到变成可以“跑死马”的根据地,我们感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

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生死相依,这就是根据地最根本的根据。

19441月,新四军军长陈毅从苏北赴延安参加“七大”,途经冀鲁豫边区,在沙区办事处驻地内黄县井店杨河道稍事休息后,由办事处交通科长马寨护送,经北路地下交通线赴太行。陈毅军长到达沙区办事处后,感慨不已,挥笔写了一首《长相思·过冀鲁豫道中》。词中写道:

山一程,水一程,

万里长征足未停。

太行笑相迎。

昼趱行,夜趱行,

敌伪关防穿插勤。

到处有军屯。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陈毅从湖西返回湖东,去山东分局的沂水。在湖西,儒将陈毅触景生情,又留下了两首著名诗篇。

《泛微山遥望微子墓》:

泛湖遮瞻微子墓,

千古尧称周之顽。

而今藤薛踞倭寇,

投敌蒋党应自惭。

另一首《夜宿微山湖畔》:

横越江淮七百里,

微山湖色慰征途。

鲁南山影嵯峨甚,

残月扁舟入画图。

18、两位西方学者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引起了世界许多优秀大脑的思考。

西方学者查莫尔斯·约翰逊,1962年出版了最有争议的一部解释中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著作。约翰逊采用走马看花的研究方法,试图说明中国共产党首先是群众运动的受益者,其次才是群众运动的鼓动者,也即是中国共产党借抗日战争而取得了政权。1949年建国,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社会纲领,也不是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革命形势,而是因为利用了民族主义。中日战争的到来对中国共产党是件侥幸的事,因为如果没有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混乱、暴行和剥削,中国共产党将遭到失败——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在江西和其他老根据地遭到失败。

西方另一位学者马克·塞尔登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塞尔登并没有否认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在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在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采取的对付日本扫荡和国民党封锁的那些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的思想和毛泽东毕生革命战略的核心是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根据这一观点,塞尔登认为中日战争是共产党取得群众支持的机会,然后才是导致群众支持的原因。在塞尔登看来,农民阶级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而不是通过民族主义发生革命转变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本内容。

马克·塞尔登的观点,对后来国共两党成败的不同认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19、毛泽东的一封信

1945123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北方局的指示。

北方局:

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二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提议你们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使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中央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邓小平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等率领北方局机关从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出发,于下旬到达冀鲁豫根据地。从此到抗日战争胜利,北方局把大本营放在了冀鲁豫,工作重点也放在了冀鲁豫。

毛泽东于194589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1945811,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出命令,号召全区军民总动员,解除盘踞在鲁西南边区的日伪军武装。冀鲁豫军区组成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

194581424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副司令员杨勇,指挥部队攻克敌占县城18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日伪军9000余人。接着又攻克长垣县城,收复定陶县城,攻克曹县县城。解放菏泽是鲁西南地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

1938514,鲁西南重镇菏泽陷落日军之手。攻占菏泽的是土肥原贤二指挥的第十四师团。这支侵略军攻占中国城市最多,但是伤亡人数却最低,创造了一系列战场奇迹。因此一些狂热的日本报纸就把该师团吹捧为“支那克星”。

黄河枯水期大大有利于日军渡河,对岸守军仅作短暂抵抗便匆匆撤退。于是鲁西南重镇菏泽城就在侵略者面前暴露无遗。这座千年古城更是中国军队的辎重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情报表明,守军第二十集团军下属第二十三师已在城外严阵以待。

1938514,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攻陷菏泽,守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三师进行了顽强抵抗,由于援军未至,师长李必藩中将、参谋长黄启东少将亲自端着刺刀冲入敌阵,英勇殉国。

土肥原贤二故意放走一些俘虏,把南下反击二十集团军的假情报带回部队。土肥原却遵照寺内寿一总司令的命令,调头向中原腹地开进,占领豫东陇河狭路要道的民权县。

后来,接管菏泽城和鲁西南的是占领济南的板垣师团的部下。

菏泽城解放后,鲁西南地区的日伪军全部肃清,冀鲁豫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军区和群团体机关移驻菏泽城内。

中部

震撼世界的反腐战

第六章

1、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算账

抗日战争结束后,面对中国之命运,住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和住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各自都在算着同一笔账:

当时,国军拥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且一律美式装备;共军正规军一百二十七万,装备落后,小米加步枪。国军兵力是共军的三倍半。原来的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为“国军”;总兵力数字还要高出很多。国军拥有海陆空三大兵种,有飞机344架,海军舰船240艘,外加汽车、坦克等机械部队,而共军是单一兵种。论地盘:共军占有陕西一部、山西一部、东北一部、山东、河南、河北各一部,皆为农村和小城市根据地,人口约一亿三千万,约占全国面积24%,而国军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所有的沦陷区,尤其是大中城市,人口三亿多。交通发达、比较富裕的地区,几乎尽在国军统治下。国统区面积73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的76%,人口占71%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还一直享有美国二战《租借法案》的军援,除武器外,还包括派飞机空运部队到东北、华北,美国在日军投降后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给予国民党的援助相当于抗战时期的两倍,总价值约13亿美元,提供飞机936架,舰艇271艘,64个陆军师的装备。同时还派出9万美军,占领共军拥有的战略要地。直到1948年秋,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在大陆的节节败退,才停止了援助。

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外援。

当时斯大林也参与进来“算账”,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卷入中共内战的可能与国民党的力量,主张中共在承认蒋介石国家领袖的条件下,组成联合政府,不赞成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并直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1945年,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东北时,苏联提供了一些缴获的日军武器弹药,和给山东战场一部分二手武器外,再未给中共提供任何军事援助。

二战后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们都在将中国国共两党的力量进行计算。当时几乎无人看好中共的前景。蒋介石自觉胜券在握,他一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一面私下发了“剿匪手令”,并命令绥远傅作义沿着平绥路向张家口进攻。令阎锡山向上党进攻。蒋介石非常自信的声称:三个月将共军消灭殆尽。

尽管从数字上讲,共产党处于绝对弱势,但毛泽东却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增强了全党、全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但毕竟数字的对比,使毛泽东采取了一定地谨慎的态度,在19461121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看来毛泽东充分考虑到了兵力悬殊,战争面临的艰难的进程。

1946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军队得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中共除一部分之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其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胡乔木曾回忆,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几天后,毛泽东在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讲了一段极其悲壮的话:“……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从这段讲话中,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对时局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可是令美国的杜鲁门、苏联的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和蒋介石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战争仅用三年时间,强势一方就惨败给了弱势一方。

历史的奥秘何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优秀大脑都在思考这一问题。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

兵者,亦廉道也。

蒋介石在算账的时候,恰恰忽略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道德属性和清明廉洁在战争中的重要砝码。

1948108,蒋介石乘坐专机“美龄号”从北平飞抵达上海。当时国民党将领们都觉得奇怪。东北锦州国共军队决战在即,淮海战役的态势也已形成,蒋介石本该坐镇北平调度全局。在这决定两党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急匆匆被宋庆龄从前线拉回上海,有何重大国事? 

上海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乎党国命运的另一种战争!

1948年的夏天,除了军事态势的失利外,更加让蒋总统忧心的是经济形势。

人和钱,是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轮子。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8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260万亿元,为了支付军费,国民党开动印钞机,发行了660万亿元的法币。通过通货膨胀,把经济危机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通货膨胀,物价飙升,以19488月的物价指数为标准,11月上涨了11倍,12月上涨35倍,19491月上涨了128倍,到19493月,上涨达3000倍,4月更是高达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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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不挽救正在崩溃的经济,战争必输无疑。819,蒋介石依据“戡乱条例”对外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它主要针对货币和物资进行了规定: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为保护金圆券的坚挺,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流通买卖。  

然后严格管制物价,以819价格为准,不得溢价,同时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严惩囤积居奇。

1948年夏,蒋介石向蒋经国面授机宜,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整顿上海经济,实际上就是搞一场反腐行动,整顿经济秩序。

上海为国民政府的金融中心、财政中心,当年蒋介石的发迹之地,今日却成了藏污纳垢的贪腐中心,一些高官、将领、尤其是四大家族在此呼风唤雨,操纵市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走私贩毒,导致金融秩序混乱,物价暴涨。

蒋公子这一年38岁,他拿着一纸手令,以经济副督导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发誓要在上海为他的父亲稳定经济,挽大厦于既倾。

蒋经国到了上海,提出“凭借群众”,以运动的方式打击奸商非法囤积行为。首先是平抑物价,并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成立了一万多人的督察队,同时还组织了30个到40个的“巡逻小组”,招募了数千名工人。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改革措施的实施,这些工人每天在城内巡逻,调查黑市活动。当地居民一旦发现了违反紧急经济方案的行为,可以随时向这些小组汇报。

蒋经国的监管权力扩大到了整个江苏省、浙江以及安徽,矛头直指豪门巨富。西方一位观察家写道:“蒋经国在上海孤立无助。他的打虎行动只是暂时缓解了普通民众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得到上海真正有权势阶层的支持和配合。他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

823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

他枪毙了贪污的警官戚再玉,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等一批贪官污警。又召见了上海经济界的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头面人物,胁迫其申报金银外币的存量,限时送交中央银行。周化民和戴铭礼抗命不从,蒋经国立刻拘捕二人。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刘鸿生被迫交出美元230万元、黄金8000两、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此时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

为杀鸡儆猴,蒋经国把有孙科做后台的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并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以私藏外汇窝藏黄金罪名逮捕入狱。监狱里已关押了六十多名财阀,等待处理。消息传开,整个上海大为震动,那些经济大佬只得表面听从。物价在短时间内稳定了下来。

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这就是蒋经国“打老虎”的来历。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一个月之内,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3亿美元之巨,其中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多万元。那些天,蒋介石几乎天天与儿子通话,询问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情况,一个月下来,蒋介石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好,你干得不错!” 

表面上物价稳定住了,但除了行政命令和枪杆子,蒋公子无法调动全国的物资到上海平抑物价。而上海地区的限价令更是让周边的物资望而却步——商品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的。

蒋经国在强行压制资本家的过程中,抓了大老虎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上海滩大佬的儿子被抓,引起众目睽睽。杜月笙不动声色,一方面高调表示支持蒋经国,但另一方面却使出了手段——办我儿子可以,但请你去看看扬子公司。

102,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当场在堆满重要物资的仓库里,被他表兄戴上了手铐。人们不禁吃了一惊,扬子公司是孔祥熙的公子、蒋经国的表弟孔令侃的产业,据说还有宋美龄的股份,在上海是谁都摸不得的大老虎屁股,难道蒋公子真是六亲不认?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

孔令侃情急之下向宋美龄告状,宋美龄本来就对这个外甥宠爱有加,加之他说得可怜兮兮,宋美龄立即飞赴上海,为孔令侃说情,她用继母之手狠狠煽了蒋经国一巴掌,虽然蒋经国的脸上留下了五个红手印,但他仍不肯让步。宋美龄只好把蒋介石从北平前线催回上海。

蒋介石和蒋经国作长夜谈,蒋介石批评蒋经国:你反腐反到自己家里来了!谁没有三亲六故?何况,要给有头脸的人物留些面子嘛。

第二天,局势就悄然变化了。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

最后,孔令侃将价值600万美元的物资平价转让给政府,离开上海,转赴纽约,并为自己取了“戴维”这样一个美国名字。和杜月笙家有关的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14的价格抛售了一批棉花,杜维屏便回了家。

蒋经国打虎以失败告终。

打虎队长败给了国民党的利益集团。

蒋介石虽拥兵400多万,但国民党的将领可谓贪财如命。官官贪污,将将走私,甚至将战略物资——钨沙、粮食也卖给日寇、伪军,助纣为虐。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派出无数“接收大员”,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假“接收”之名,对沦陷区的人民进行了残酷无比的掠夺,四大家族的财产总数因此而增加到上百亿美元。国民党的首脑们,以“法币”一元兑伪币二百元的比值,夺去了“收复区”人民的大量财富。国民党的天上飞来的“劫收”大员和地下涌出的特务们,侵占公物,欺诈良民,敲骨吸髓,无恶不作。就连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也扛着中将军衔,当上了“接收大员”,捞了一笔。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大小特务,一个个都是“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婊子”。弄得所谓光复区,到处民怨沸腾。

美国作家胡素珊在《中国的内战》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国民党政府的“接收”风潮:

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颁布了一条命令,宣布在日伪政府登记的所有地契都是无效的。然而,几乎一个月过去了,当局还没有公布如何清算接受的日伪政府土地的具体规定。同时,大批代表不同军事、政治、行政机构的官员从重庆蜂拥而至。这些官员最先聚集在南京和上海,然后分散到北部和南部的城镇。任何东西,只要被认为是“敌人的资产”,都会成为第一个声称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一份97的报告描述了这种“接收”是如何在上海进行的。当时日军和伪军驻扎在市区和郊区,维护当地的治安和秩序。然而,任何武装人员都可以戴上上海军管会的臂章,声称自己在执行公务。他们以搜捕叛徒和汉奸为借口,强占房屋,随意逮捕,征用汽车,甚至查封整个工厂。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种混乱,中国军队的指挥部在914颁布了一项命令。禁止转移或破坏日军的一切家具、设备、机器、文件以及记录。所有最初属于中国或盟国、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夺走的资产将被移交给国军当局。所有日本的商社、工厂、银行都要将它们有关资产、负债、位置的详细资料整理出来,送交给中国军队。在上海,从919又开始对民间资产进行“官方”接收。

1026,蒋介石给新任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发了一封电报:

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的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等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躯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

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局,都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11月初,当蒋发布这些命令时,大部分伤害已经造成了。

10月底,在上海,“重庆人”已经成为贪污者的同义语。每一位接收官员抵达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伪人员的财产据为己有。国防部的接收官员和经济部的接收官员为争夺四家面粉厂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并不是要将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主人,而是打算将它们变成自己的财产。

中央宪兵大队的第23团,这是一支由高中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于19458月下旬抵达上海,是最早进驻上海的军事单位之一。这支部队的成员犯下了许多劣行:以搜捕叛徒为名非法逮捕平民、强占私有房屋和车辆、没收大批必需品。在经警告无效后,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012发布命令,逮捕了这个团的指挥官,并对该团的劣行展开正式调查。

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最糟糕的结果是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

至于军官吃空饷,克扣军粮更是家常便饭。军费掌握在姨太太手里,黄仁宇曾经说过:美军将军被打死,对美军战斗力基本没有影响,国军一个姨太太被打死,部队立刻崩溃。吃空饷甚至使军队的数量都查不清,一个师报上去一万人,实际可能只有六千人,六千人去达成一万人的战术目的,何愁不败?而特务头子戴笠,动用军船、军车为其情人胡蝶运送私产,更是路人皆知。半路丢失后,又动用特务机构为其寻找。

杜聿明曾向蒋介石打小报告,说作战厅的郭汝瑰,有共党嫌疑,蒋介石当即发问:你有什么证据?杜聿明说:我本人就称得上廉洁,郭汝瑰比我更简朴,沙发坐坏了都不换。蒋介石大为光火:照你这么说,党国官员全都是腐败分子了?

蒋介石虽然这么批评杜聿明,他本人何尝不是最大的腐败分子?撤离大陆之前,已将中央银行60万两黄金全部运到台湾。还派蒋经国到上海,将中央银行3.7亿美元的现金转移到台湾。并化整为零,存入海外私人账户。之后,蒋介石退隐老家奉化溪口,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上海解放后,凌晨的上海悄无声息。大资本家荣毅仁打开大门,走上街头,看到进了城的人民解放军全部睡在路边,他们身着一样的军装,分不出军官和士兵。这时,一位军人和蔼地向荣毅仁要一碗开水,荣毅仁立时让家人端来一碗开水,结果,要水的人并没有喝这碗水,而是蹲在一个伤员身前,用铁勺向他嘴里喂水,这一幕让荣毅仁永记在心,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感叹说:蒋介石永远回不来了!

军事理论家们善于对作战双方的军力、装备、战略部署、兵员质量、战术计谋、民心所向等因素进行对比和分析。腐败与廉洁,难道不也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白崇禧曾上电蒋介石:“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查今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将从此而斩……”

三年打败蒋匪军,解放全中国,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开始前算账时没有算到的;八百万军队败于一旦,最后退守台湾,也是蒋中正在最初算账时没有算到的。而美、共、苏三方也没有想到三年下来是这样一个结局。

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一定是建立在对旧政权的价值体系的彻底摧毁之上。

共产党人没有私产,没有腐败,所以得民心之所向,蒋介石败退台湾,自我反省大陆失守的教训,第一条就是上下腐败,尤其是军队腐败!

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

“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我们不是败给了共军,而是败给了自己”……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着手太少,而党政军是政府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也。”

台湾著名学者傅斯年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三年解放战争,其本质上是什么?它是中华民族史上一次最壮烈的、最波澜壮阔的、由一个廉洁的政党对一个腐败的政党和政府反腐之战的胜利!

它震撼了世界!

2、打到老蒋心窝上

1945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付出了以伤亡1800余万平民、近400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man'">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正书记,刘伯承为常委。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五天后,刘伯承和邓小平自延安乘飞机返回太行,在黎城东阳关临时机场降落,回到了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涉县赤岸村。

1945826,中共中央为了挫败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去重庆谈判。毛泽东这一果敢的行动,震惊了中外。28日,毛泽东率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重庆。

历史的发展正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预料的一样,谈判刚刚开始,蒋介石就电令山西的阎锡山向原一二九师的根据地上党发动进攻。阎军集中了13个师的兵力,在收编后的“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进攻,占领了以长治城为中心的襄垣、长治、屯留、潞城和壶关等城镇。

和平谈判与军事斗争交错进行,形势日趋复杂。为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支持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进行上党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等向中央报告:“阎军一万六千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太岳主力及冀南的八千人共约二万八千人,坚决消灭该敌。”

战前,刘伯承认真研究了此次战役的特点,精心起草了《上党战役中的几个战术问题》的指示,发往各部队。当时,集中的三区主力虽多数是老部队,但过去都是作为骨干团分散到各军分区作战的,编制不充实,装备较差,整个参战部队只有6门山炮,新战士多使用大刀长矛;而阎锡山所投入的是主力部队,装备齐全,长于防御,且据守着日军多年修筑的坚固工事。因此,刘伯承在指示中指出:消灭这部敌人,将是一个艰苦的战役任务,主要是进行许多城市的战斗,也要进行野外战斗(运动战),他详细地写出了“城市战斗的战术指导”和“野战(运动战)的战术指导”,并告之各级指挥员应切合任务、敌情、地形,实行战斗指挥。

194597,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出了上党战役第一号作战基本命令。

910凌晨二时,上党战役打响了。战斗至920,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占了敌侵入的五个城镇,消灭了集结在上党区的阎军三分之一以上,使据守在长治的国民党队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层层包围之中。

长治是上当地区的首府,城高壕深,工事坚固,战略地位重要。刘邓野战军开始攻城后,城内国民党部队即向太原紧急求援。太原等地敌人派了八个师的重兵增援,其先头部队于28日抵达新店。

刘伯承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术,放弃围城。于29日果断地决定将指挥部移至被长治守敌与新店援敌夹在中间的黄辗镇。

102,援军全部被刘伯承的部队包围于屯留、虒亭地区,激战四日全部被歼,长治的敌人等待援兵解围的愿望成为泡影,于108惶恐突围西逃。而各追击部队穷追猛打,终于在12日全歼了这部逃敌。

上党战役打得干脆漂亮,共歼国民党十三个师三万五千余人;击毙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以及五个师长等高级将领,给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部队来了个“一盆端”。

上党战役的胜利,迫使蒋介石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的谈判桌上,不情愿地签订了《双十协定》。

3、马头誓师:刘邓布阵鲁西南

《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就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力图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1945816,美国第十、十四航空队便开始全力空运国民党部队抢占南京、上海、北平。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到访的宋子文说:“美国政府准备援助中国发展适度的武装力量,借以维持国内和平与安全,并承担中国解放地区包括满洲与台湾在内的有效控制。”美国政府还将二战后一亿三千发“剩余”子弹“售予”国民党。

12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取得了著名的邯郸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路、分割解放区的企图。

19466月,蒋介石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气焰嚣张。

中国的命运向何处去?

1946628,也就是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第三天,刘邓首长在邯郸南郊的马头镇,亲自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爱国自卫作战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的会场设在马头镇西的车站附近,人们在小火车的车皮上用木板搭起一个简易的讲台。讲台后面有一个古老的丛台。

邓小平、刘伯承走进会场,登上讲台。战士们坐在广场上,横看成排纵成行,肩上的刺刀在太阳的照射下,放出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成排成行的重机枪整齐地摆放在地上,迫击炮全部上了驮马。好一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

“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以193个旅()160多万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其中用来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有18个旅()24.9万多人……”

邓小平把严重形势简明地告诉了部队,又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经过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打起仗来极不方便,坐的是笨重的战车,行军极为迟缓。于是,他要求将士改穿胡人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虽然这种去弊趋利的改革遭到了一些王公大臣的反对,但赵武灵王深知不改革就不能战胜敌人,自己便身先士卒,带头胡服骑射,赵国从此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赵武灵王依靠这支队伍,先是攻取胡地,“辟地千里”;继而兵分三路,攻灭中山国,领土扩大,国力大增。战国后期能够与秦国抗衡的,也只有赵国了。赵灭中山后,为了庆祝胜利,观看操演,武灵王修建了这座丛台。

邓小平引经据典地说:

2200年前,赵武灵王郡知道胡服骑射,进行适应战事的军事改革,我们是共产党人,更应懂得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作战的对象变了,作战的方式也由过去的游击战转变为大兵团的运动战,指挥员不从思想上来个战略转变还行?全面内战已箭在弦上,你马放南山,那还得了?要丢掉和平幻想,准备进行严重斗争!”

站在一旁的刘伯承走下检阅台,从参谋人员手中要过一支步枪,连打三枪,说:“我年纪大了(54),又是一只眼睛(1916320在丰都之战中右眼受伤失明),打靶成绩不算理想,但枪枪都中靶心——我打掉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和平幻想,激发的是你们的革命斗志!在华东,在陕西,在中原前线,敌人正全面向我们发起进攻,大家要发奋练兵,迎接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新的战斗任务!”

刘伯承战功累累,战伤累累。他在战争中共负伤九次,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右股动脉一伤,左臀一伤,左腿腓肠肌一伤。每有战斗,他都亲自动员部队,到前线勘察地形,他忠诚稳健,足智多谋,是部下敬重钦佩的战神!他每次战前动员,对广大指战员都具有特殊的感召力。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也就是从此时起,人们称这支部队为“刘邓大军”。

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六个纵队组成,总兵力达到31万人,武器装备也在战争缴获中得到进一步改良,为适应集中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马头誓师,气壮山河。最后,刘伯承振臂一呼:“出发!”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十三个旅十二万人由河北的邯郸、磁县地区向鲁西南挺进。

4、取菏泽,边区设首府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渡过黄河后,一刻未停,以每小时十五里以上强行军速度,直扑郓城,会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于73日晨完成了对敌五十五师据守的郓城的包围。

74黄昏,一纵和独一旅向郓城南关发起攻击,经过二十分钟炮火的猛烈攻击,先头部队只用了三分钟,就一举突破围寨。当时,敌五十五师师长曹福林正在城内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听到如此密集的炮火轰击,十分惊讶刘伯承部队动作的迅速,急令八十七团的军官赶回应战,但这些人大半未到指挥位置,即被解放军击毙。

77晚,一纵队和独一旅对郓城发起全面总攻击。敌人集中了各种口径的火炮一百余门,向解放军进攻方向轰击。双方炮战持续了一小时。但是很快,解放军的炮火就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几十路攻击部队蜂拥而入,一下子击溃了蒋军。国民党“固守将军”曹福林狼狈换装,只带少数亲信,弃城而逃。七月八日拂晓,战斗结束。

接着,我军又取鲁西南首府菏泽。

菏泽为鲁西南重镇。菏泽城抗战前为国民党山东省第二专署驻地。日本投降后,定陶、菏泽、鄄城等县的伪军龟缩菏泽城内,共有5000余人,国民党即委任原鄄城县汉奸头子王文宪为山东省警备整编第五师师长兼菏泽城防司令,辖4个旅。这些改编后的伪军,打着“国”军的旗号,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四处抢劫群众的财物,活埋中共党员,并把人头挂在四个城门上。

冀鲁豫军区根据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示,集中第二、第三、第五分区之第五、第九、第十七、第十八团和部分县大队及数千民兵,在东线对菏泽发起进攻。

当时在十八团任宣传队政治指导员的殷群写下了战场日记,摘录如下:

107,农历九月初二  山东曹县城内原伪县朱晚堂官邸

去年冬,地委分区命我和家住本城的沈健华、刘会基二老地下党员,组建回曹县城地下工作小组,我打进伪警察所当了半年伪警察,日本投降后,转眼一年间,我又恢复八路军战士的本来面目。到曹县,组织上决定把我从敌工科调来十八团任宣传政治,今天就住在原伪县长兼保安司令朱晚堂的公馆,真使人感奋。

政委陈耀先同志热情接见说:“我们又到一起了,我们不希望再设敌军工作部,而设统战部门,和国民党携手建国。”修杨团长说:“这只是我们的愿望,蒋介石改编伪军,‘负责维持治安’,反命令我们‘不得擅自行动’,没安好心哪!”

1015,农历九月初十,曹县

向陈政委汇报工作,他说,两个月来,蒋介石已在解放区抢去31座城市,我从敌工部门调出来后,确有和平幻想哩。而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国民党刚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就颁发了“剿匪密令”。

1020,农历九月十五,曹县西北云胡集

分区组织科老友吕德胜、郭瑞祥同志从分区驻地张集来,据说:伪军王文宪部,被改编为山东保安五师,企图联络各县伪顽进攻我中心区,你不敲他,他就要吃你。问我十八团士气如何,我说:士气高昂,枕戈待命。

昨天上午,陈政委在全团连以上干部会上报告形势。今天我团奉命向西北前进,我问:“是不是打菏泽?”陈政委诡秘一笑:“你的意见呢?”

1021,农历九月十六,团柳树

一早,部队在胡集,出发前,做解放菏泽的战斗动员,全团沸腾,浩浩荡荡,向菏泽挺进!

中午,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同志向集结在这里的作战部队讲话:号召五分区参战部队,在冀鲁豫军区统一号令下和二、三分区参战部队团结协同,解放菏泽。王司令员说,菏泽这一带平原,是山东的粮仓,人称“麦子囤”,西接平汉,北靠黄河故道,东连山东解放区,南通豫皖苏,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旧官州府治,日本人设鲁西道,常屯重兵,作扫荡我区的基点。现在国民党又收编伪军,作为抢夺冀鲁豫边区的据点,我们必须坚决拿下它,粉碎蒋介石抢占解放区的阴谋。

连队党支部、班、排,一面行军一面动员,一面擦拭武器,磨亮刺刀。秋高气爽,刺刀在秋阳下闪光;热气腾腾,军威振奋。“解放菏泽,反对内战”的口号声,响彻鲁西南大地。

1021黄昏,菏泽城南三里马堤口

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经半日强行军后,突然进击,一举攻占菏泽四关,将伪保安第五师王文宪全部包围在城内。西关是夏德义指挥的十三团,东门是三分区九团,北门是二分区的部队,我十八团攻占南关,要宣传队在这里待命。

全村房子被拆得七零八落,树木砍光。宣传队给各家房东挑水,扫院,做宣传调查。

我们住处的房东大爷,夺了我的扫帚说:“副官长!可不能劳驾官长,咱老百姓怎么担待得起。”我对他讲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老人家惊喜地:“天下可真是出了有道君啦,你们快把王文宪这杂种打走吧,前天,他派兵拆房,说不搬进城里,共产党来了共妻。想不到八路军这样仁德,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你们这样好的队伍哩!”

掌上灯,老大爷捧出来热腾腾的番薯,一定要我们点心点心。

1022,菏泽城南关百米处民房

我们没有重武器,还是用传统的地道炸破,攻城歼敌。团首长要宣传队挑选几个年龄大的同志,组织坑道作业招待站。

我立即赶回去和老吴商量,由我带袁照臣、刘兴亚等十个年纪大的同志,赶来南关参加坑道作业。我们的任务是给施工部队烧茶送水,捧香烟,送点心,丈量作业进度。

部队轮流作业,组织掩护部队,阻击出扰的敌人。

我在院后矮墙下窥视菏泽城,城墙全部是砖石结构,高过三丈,垛口整齐排列,高大庄严,城壕宽阔,城门外拦了粗大的木栅、铁蒺藜。团长命炮手们架两门迫击炮试用平,炮弹射到城墙上只能击出几个弹洞。没有重炮,就得多花力气。多作几天土工作业。

1023,农历九月十八日,菏泽城南关

作业部队干劲冲天,三十个小时己掘进二十多米,坑道作业十分艰难,必须挖至七丈以下,斜着向城楼掘进,土质松软,容易塌方,还有护城河水渗入的威胁,但指战员找来木板、石板,堵住可能塌方渗水的险处;顽强掘进,越向里,空气越是稀薄,使人感到发闷。

1024,农历九月十九,菏泽城南关

拂晓,一个敌军排长从南门偷偷爬过来,北风呼号,我穿新棉军装,伪军还披着日本人给他们丢下的破黄皮,冻得瑟瑟发抖。我给他几个馍头,他两口就吞掉一个。

军区秘书张勋、王副团长询问他城内情况,他说:“王文宪说何思源援兵正在向菏泽开来,要我们尽忠党国,与城共存亡;当兵的这几天一天发两个烧饼,肚皮都饿扁了,谁还想给他卖命!昨天我冲出后装死躺下,晚上就投你们来啦!”

张勋在一张报纸上写道:“与城共存可乎?曰:不然,共亡则可拭目而待矣!”我们几个都不禁拍手大笑。

半夜,陈政委来地道挖土。拂晓,我和二连政指王金贵去丈量,己掘进356

1025,农历九月二十,作业指挥部

拂晓,我去丈量进度,一个高大魁伟的战士,在煤油灯摇曳的灯光下铲土,他动作迅速,手势轻快灵巧,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刘星政委。在这每分钟都可能塌方,可能触到敌人埋设地雷的危险前沿,他却在从容不迫地挖掘不止。一班长说:“我们现在很可能己穿过护城河在敌人脚下作业了,你快请一号上去吧!”还没等我开口,刘星政委就笑着说:你也来挖吧,我们快些打进菏泽买烧饼吃!这一下把大家都引笑了。

1026,农历九月二十一,菏泽城南关

报载,蒋军第八、三十、四十军沿平汉线向我邯郸进犯,理发员刘栗功是汤阴人,见蒋军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TEXT-INDENT: 19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class=a1>我们并不留恋这种原始战法,谁都盼望用现代化武器去和敌人作战,但坑道爆破摧毁敌人坚固设防的壮举,在我军战史上当然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我团从炸开十几丈宽的缺口全部突进城内展开巷战,后继的九团也只有后尾在街心跃动,天已大明,右首屋脊上红艳艳的朝霞,特别绚丽。看看我的小怀表,才刚刚六点,这一切都只发生在半小时以内。

在我们这支收容俘虏的小部队,踩着敌人的尸体和断砖残瓦跟进南门时,王秉璋司令员的指挥部,已在南门的一座民房里装好电话,电线随着冲击部队向纵深伸延。

二营交给我们五十几个俘虏,启斌赶到,向他们交代政策,我们进行登记。敌人的一个排长说:“再饿三天,我们也要干掉政训官,投过来。”

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分好住房后,吴粹然回来讲,听说王文宪逃了。

1030,农历九月廿五,菏泽城内

行署的同志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许多商店已开门营业,秩序井然。查战果,我团俘敌人枪四百多支。

通讯员拿来《冀鲁豫日报》,称我刘邓大军取得上党大捷,阎老西损兵折将33000人,平汉前线战况炽烈。

1031,农历九月二十六  菏泽

我们忙着筹备祝捷大会,国民党李延年将军会凑热闹,今天上午派飞机四架,空投了许多罐头、子弹,附有许多传单:“援军已接近菏泽”啦!“沉着固守,誓歼奸顽”啦!鬼知道他的幽灵援军在哪里?

晚上,分区宣传队李焕伦来玩,跟我学唱《汾河湾》。开了个罐头,共庆胜利!共庆胜利!这是冀鲁豫解放的第一个重镇啊!

不久,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进驻城内,菏泽遂成了冀鲁豫区的首府。

5、蒋介石派来黄埔军

1946626拂晓,国民党调动了25个正规师旅和保安团等反动武装30万人,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犯。6月底,李先念、王树声等率领中原解放军,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开始向西突围。

8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为策应中原野战军突围,在豫西、陕南等地立足,决定立即发起陇海战役。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左、右两路大军分别由菏泽、濮阳地区出发,急行军200余里,穿过敌人密布的据点和封锁沟,突然出现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

810起,分东西两路,向驻守在陇海沿线砀山至徐州段,开封至民权段的国民党军发起突然进攻。经过3天激战,先后攻克砀山、兰封和杨集、柳河集等车站10余处,控制与破坏铁路300余公里。

随后乘胜南下豫东,攻克杞县、通许。15日,争取了夏邑、永城、虞城,联防总指挥蒋嘉宾率部5000余人起义。至21日,全歼柳河集以西地区国民党整编五十五师一八一旅,连同保安团队共16000余人,截断了东西交通线。

陇海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进攻的部署,迫使蒋介石于19468月下旬在徐州、砀山、商丘、开封、新乡、郑州一线,集结了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大军,妄图从徐州和郑州两方形成钳形攻势,消灭晋冀鲁豫野战军。

敌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到开封部署,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也亲到考城、民权前线督战。

刘伯承、邓小平于29日在菏泽召开了作战会议。在会议上,邓小平镇静地说:“面对敌人的进攻,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先去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下,而后再南下寻机歼敌。这个方案对我们比较有利,但对全局不利,因为它增大了陈毅和李先念的压力。第二个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负担会重些,但陈毅、李先念那里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是以第二方案为好。”

刘伯承插话道:“我完全同意邓政委的意见!蒋介石是个开饭馆的,送来一桌菜还不等你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你吃。既然送来了,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就要放开肚皮吃哟!”

大家笑了起来。邓小平也微微一笑说:“同志们,尽管进攻我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有14个整编师,32个旅30多万人,在装备与数量上都优于我军,但它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5个旅10余万人,且又分成六小路前进,每小路仅一两个师,而敌之郑州、徐州两个系统指挥不统一,并有嫡系和非嫡系的矛盾。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指导思想,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中路军系敌之整编第三师和第四十七师,我军如歼其一个师或两个师之大部,则郑州敌军的进攻即宣告失败。”

刘伯承说:“打蛇打七寸。敌军中最骄横的是整编第三师,我们就拿他开刀!”

刘邓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先歼灭整三师。

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是黄埔一期,参加过缅甸远征军。他的整编第三师和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同为国民党五大主力师之一。

他与刘峙有师生关系,又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

历史是一个经历曲折、耐人寻味的老人。19218曰,四川“援鄂军”经巴东取宜昌,刘伯承为混成第二旅第一团团长,在安安庙击败吴佩孚所部,俘获了几百名官兵。俘虏中有个下级军官出列行了一个军礼:

“韩德勤不才,愿留下追随刘长官,矢志不渝。”

刘伯承问:“你是什么职务?”

“报告长官,是连长。”

“那你现在是营副了。”

韩德勤大喜过望,回头对另一位下级军官喊道:“顾祝同兄,你也留下来吧。”

叫顾祝同的下级军官,也留在刘伯承的部下,得到了提拔。

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后,韩德勤当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而顾祝同则位至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长。此时,正坐镇徐州,指挥着他的外甥赵锡田剿灭刘伯承。

赵锡田中将军衔,曾任过军长。他领导的整编第三师,清一色的美式装备,60%以上的士兵,有10余年的作战历史,在国民党军队中,号称“能攻能守”。因此,他根本没把刘邓放在眼里。

刘伯承、邓小平,故意命令主力部队主动放弃一些城镇,大踏步地向北撤退。其实,我们每放弃一座城镇,敌人就背上了一个包袱。整三师占领了陇海沿线的几座城镇后,见解放军没有什么阻挡,以为是无力抵抗,便大踏步地向鲁西南长驱直入。

92,蒋军整编第三师进至秦寨地区,第四十七师到达黄水口、吕寨地区。因为敌军已侦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驻扎于冀鲁豫区首府菏泽,刘峙突然改变计划,让整编第三师独攻定陶,而令第四十七师攻打菏泽。

这样,两师的距离一下子由15-20里扩大到20-25里。敌变我变,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调整了部署,决定先砸“硬核桃”,诱敌整三师进入定陶以西的大杨湖一带,择机予以歼灭。

93晨,晋冀鲁豫野战军阻击整三师的部队,稍加抵抗,即行撤退,直到让出大杨湖。当日下午,敌整三师便按照刘伯承、邓小平计划的路线和时间,退至我军设定的战场。

赵锡田手戴金表、怀揣美钞,率部长驱直入,他没有进入定陶,止兵于大杨湖。

刘峙在报话机上,暗语问赵锡田,要不要飞机配合?赵锡田干脆用明语回答:“飞机用不着了,只凭这些装备,共军就不堪一击了!”

刘峙吃惊地问:“你为什么不用暗语?”

赵锡田回答:“不要紧,共军没有这个东西。刘伯承已溃不成军了。我不用两个礼拜就可以占领整个鲁西南。”

可见,赵锡田已经狂妄到了极点。殊不知,他正在按照刘伯承设计的路线和时间,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其实,不仅是赵锡田一人,国民党的整个统帅部都蒙在鼓里,不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的不战而退是刘伯承施的巧计。当赵锡田按刘峙的战术,以三个团的兵力进入白毛集后,蒋介石特从南京发来嘉奖令,刘峙和国民党国防部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亲自赶到前线视察督战。

九月三日晨,刘伯承命令部队先敌撤离大黄集,诱整三师冒进解放军设下的预定战场。赵锡田当然不知是计,兴冲冲地进抵大黄集。为了让赵锡田钻得更深些,刘伯承甚至把大、小杨湖也送给了他。

不可一世的蒋军嫡系整三师便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包围于大杨湖、天爷庙、大黄集地区,陷入了严密的口袋阵中。

一场转守为攻的大歼灭战开始了。

听说刘邓要打定陶,通往定陶城的大路、小路两边,一片白色,那是被蒋军残害亲人的家属,头裹孝帕,脚穿白鞋,流着泪水,来迎接部队。

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童,有的提着水罐,有的端着热馍,悲喜交集地说:“咱老百姓可叫蒋匪军祸害毁了,整天盼着你们过来为我们报仇,到底盼来了!”

纵队政委杜义德率部奔往前线,一路上的悲惨景象,使他的心情沉痛又义愤。快到定陶县城时,看到迎接部队的乡亲们,杜义德跳下马,连连说道:“乡亲们,你们受苦了!”

一个青年把头上的孝帕猛一扯,“扑通”一声跪在杜义德面前,高声呼喊:“我要当兵,要报仇!”

杜政委搀起他,转身对参谋长说:“发给他一杆枪。”

接着,呼啦啦站出一排青壮年,他们都要参加解放定陶的战斗。

国民党是靠抓壮丁补充兵源,而我军从不抓壮丁,都是工农百姓为争取自身解放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自愿参军。

5日上午,担任主攻的第六纵队召开了由旅长、政委参加的军事会议。

王近山司令员招呼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来,你先看看地图吧!”。

肖旅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想:“这次主攻的任务准是交给我们了。”

王近山司令员问他:“怎么样?”肖旅长大声回答说:“叫我打,我就打!”

“好,那你们就准备打!”

参谋长报告了敌情,王近山说:“消灭整三师就从大杨湖开刀,我们从它的胸口杀进去,直捣它的心脏。他又严肃地说:“野战军司令部命令我们纵队,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把大杨湖打下来,把整三师主力第五十九团消灭掉!五十九团是第三军主力中的主力,号称“老虎团”,他是老虎,我们就是武松!这一仗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夜,黑漆漆的。田野里一片沉寂。六纵前线指挥部里更是静得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刘伯承站在地图前,认真地分析着双方的态势。邓小平坐在桌子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机。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屋内的宁静,这是担任主攻的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打来的电话。他向邓小平、刘伯承报告,总攻前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

邓小平说:“王近山同志,这一仗打得好,咱就在冀鲁豫站住了脚;打不好,就背起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交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

“报告首长,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外号“王疯子”的王近山斩钉截铁地回答。

2330分,六纵的山炮打响,炮弹呼啸而过,在大杨湖村边炸开了,接着几十门八二炮也一齐轰鸣起来。不一会,部队发起了攻击。六纵队四个营杀进大杨湖,分割敌军。双方机枪射出的子弹在村边织成密集的火网,手榴弹炸开一团团的火花。敌人从大杨湖射出的平射炮弹有几发落在十八旅指挥所旁边,溅起的沙土打得掩体顶棚啪啪响。

肖永银指挥五十二团炸开鹿砦,抢占了村边的一个土围子,与反扑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四十九团猛打猛冲,三次突入村内,但因敌方火力组织严密,我方后备力量不足,火力单薄,被迫撤出。两天血战,仅歼敌三个营。而我军也有四百多名指战员倒在血泊中。

肖旅长为战斗迟迟不得解决而焦急,王近山司令员打来电话说:“我现在把纵队的二梯队全部给你,务必迅速冲进去把村内的敌人全歼!”

纵队副司令员韦杰和第十六旅副旅长尤太忠,亲率纵队预备队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和第五十团赶来了。半小时后,大杨湖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到处是闪耀着的火光和迸溅的火星,预备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去了。先期冲进村内的我第五十四团也组织起全部战士和轻伤员,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在内外夹击之下,敌人被压缩到一个四百户的村庄里,双方肉搏血拼。

王近山在前线指挥所向刘伯承报告弹药已不足。并带着哭声说:“狗日的五十九团,我九个团对付他一个团呀!”刘伯承说:“赵锡田也已经没有力量了,要支援,敌五十九团团长吴耀东向其旅长报告说,他只能再坚持15分钟,如果援兵还不到,他就自杀。告诉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敌人顽强,我们更顽强。”

6930分,进占大杨湖的蒋军第五十九团在我军的最后一搏中被全部消灭了。

被活捉的第五十九团团长吴耀东并未如他声称的那样“自杀”,他灰头土脸,悲叹着:“我五十九团被解除武装,你们无敌了!你们无敌了!”

赵锡田深知自己陷入绝境,一个劲地向郑州呼救。

刘峙急令整编第四十七师火速增援,但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所击退。敌整编第四十一、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也奉命分别从东明、曹县等地赶来增援。刘伯承、邓小平除严令各阻击部队坚决阻击,不准敌人前进,他亲自到第六纵队指挥部,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进一步部署消灭整三师的行动。

5日晚,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各纵队发起全线进攻。经过一夜激战,敌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被全歼,第三旅遭到重创,整编第三师陷入了混乱动摇之中。几天前八面威风的赵锡田,这才后悔自己进得太快,落入共军圈套。他喊天呼地地求救,但其他友军隔岸观火,不敢靠拢。

蒋介石又令商丘的张立元军长火速赶往定陶“救赵”,张立元沿曹县西南妄图通过黄河大堤与赵锡田会师,没料到大堤北侧已被我五分区十三团把守,部队依托高出地面四、五公尺的黄河大堤,并在大堤南侧挖了阻挡坦克的堑壕沟,背靠的吕寨村的民兵和群众也赶来全力支援,送弹药、送饭、抬担架。

张立元所部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攻势十分凶猛。刚进入堤南前沿阵地,我指战员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各地火力如狂风骤雨般泻向敌群。尽管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俯射,炮弹在堤上嘶叫,阵地被轰出了一个个大坑,防线一度被炸开了一些口子,但是指战员冒着弹雨,始终坚持战斗在硝烟滚滚的大堤上,敌增援部队未能越雷池一步。

6日中午,赵锡田慌忙调整部署,带领师部和第三旅残部,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天爷庙向南突围。刘伯承、邓小平乘敌人脱离工事混乱、退却的时机,下令全线出击。

赵锡田率整编第三师师部和第三旅残部逃至大李寨时,遭到我第五、第六旅的围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消灭了整三师师部及其第三旅残部,师长赵锡田也被从汽车底下拖出来,当了俘虏。

5天苦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敌4个旅、1.7万余人,生俘整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缴获坦克6辆,大小炮200余门、轻重机枪700余挺、长短枪4300余支。而我部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五十二团伤亡最重,损员三分之一。旅长肖永银抱着政委李震嚎啕大哭。

毛泽东主席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关于歼灭敌整编第三师的电报后,立即回电:“623时电悉,甚慰。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

915,《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胜利突围与蒋军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南方前线,彻底扭转局面有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

大杨湖战役后,我军指战员打扫战场,其情景惨不忍睹:大杨湖被敌王牌中的王牌第五十九团占领了3天,留下了一片废墟。村庄周围所有的桃李、杨柳等树木全被拦腰砍断,做成了围栅和鹿砦;村里所有的墙都被打通了,墙上挖了数不清的枪眼,门板、箱柜无一存留,街上到处是子弹壳、手榴弹、炮弹,染血的军衣、军帽、绑带,水桶里盛着没吃完的面条,灶门口堆着吃剩下的羊头、猪肠、狗皮,没有来得及掩埋的战死者的尸体,有的像码粮袋那样堆在房间里,有的被胡乱塞在水井里,散发着冲天的臭气……

李集只是被国民党兵路过一次,结果一天之间,被吃了2000多只鸡,100只鸭子,20多头猪,30多只羊,耕牛无一幸免……

晋管村100多名妇女被关在一个院子里,任兽军蹂躏,两天不给饭吃……

沙窝地主郭老太太,家中一位18岁的女儿,被强奸得不能下炕……

一位老大爷拉住解放军干部的手,愤怒地控诉道:“那些狗日的蒋匪军真不是东西哪!连母羊都不放过,禽兽啊……”

我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专门有一条“不许调戏妇女,违者以军法处之。”而国军被老百姓咬牙切齿地称为“禽兽”,一支“禽兽之师”,即使有再好的武器装备,也必败在正义之师的手下。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我军为什么用纪律严厉地约束军人的性行为。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有这样一段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宗法、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村里人自己有乱搞的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如果‘外人’来村里搞女人,那么农民就会群起而攻之。因为农民最后的私产就是自己的女人。换句话说,农民不是因为你的理想多么好才跟你走的,而是因为你首先是一个好人,才会相信你跟随你的。性的‘正经’,就是好人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这其实也是革命成功的主要保障之一。任何一个党员的“性”,就都不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乎党的正确性与感召力的重大政治问题。

“国军”蹂躏妇女被百姓所痛恨,任何一个执政党,他的党员和干部,如果以权谋私,以权谋性,都会失去民心!

6、犹有劲旅克羊山

蒋军连连失利后,蒋介石下令调驻山东泗水2兵团司令王敬久,统一指挥鲁西南的作战。王敬久出身于名将辈出的黄埔一期,深受顾祝同的赏识。但邱清泉和胡琏根本看不起他,致军令不畅,遇危而互不相救。

1947年上半年刘伯承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在蒋介石嫡系王敬久做成的长蛇阵上,歼灭了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七十师,只剩下整编第六十六师一个半旅畏缩于羊山集。

羊山集,是一个有1000多户人家的大镇,位于金乡城西北30华里。羊山由东向西长约5华里,高约400。山上突出3峰,状似卧羊,故名羊山,其东峰如羊头,中峰如羊身,西峰如羊尾。

整编第六十六师系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配置一流的武器装备,战斗力较强。师长宋瑞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因出类拔萃,而留任内务长官。内战爆发时,宋瑞珂30多岁,在国民党少壮派里是佼佼者,也是《中原停战协定》的签字人。194641,在汉口商谈中原停战问题的会议上,他穿着崭新的哔叽军服,佩戴着金黄色的中将肩章和领章,闪耀着眩目光彩。但是《中原停战协议》墨迹未干,他又充当了全面内战的急先锋。

宋瑞珂的六十六师下辖第十三旅、第一八五旅、第一九九旅3个旅。

王敬久从金乡城到羊山集召集师级以上干部开会。他说:要想打胜仗,不被歼灭,不当俘虏,必须做到10个字,头一个是稳扎稳打的“稳”字,接着一个个说下去,可是讲到第九个字时,却把第十个字忘了,想了一会儿记不起来,便说不讲了。

到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吃饭时,才想起来说:是灵活运用的“活”字。当时王敬久神色沮丧。参谋人员背后调侃说:“王司令官讲话时把活命的活字忘了,预兆不妙。”

此时,蒋介石坐镇开封,心急如焚。离开开封那天的午后,乘专机在鲁西南上空盘旋三圈,无奈天低云重,厚厚的黑云如山似海,根本看不清地面。蒋叹了口气,旋向西南方怏怏飞去。

蒋介石的飞机在羊山上空盘旋的时候,刘伯承正在羊山下视察阵地。正当羊山战斗处于艰苦的攻坚阶段的时候,723,刘邓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有把握则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入大别山……

接电后,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野战军各纵队的指挥员,也有冀鲁豫、豫皖苏等地方部队的指挥员,他们是杨勇、苏振华、陈再道、王维纲、陈锡联、彭涛、杜义德等。刘邓传达了中央指示。接着李达参谋长讲解了当前形势,,邓小平环视将军们微笑着插话道:“中央向我们提出,歼灭羊山之敌如果没把握,就立即准备南下大别山,大家看……”

刘伯承在地图前严肃地说:“中央正在陕北召开会议,对我们挺进大别山,实行中央突破打到外线去,做了进一步的部署。蒋介石让我们打急眼了,现在有5个整编师、30个旅正朝鲁西南运动。你们看,迅速攻下羊山有没有把握?”

有人发言:“蒋介石也说过:‘羊山的胜败,涉及国共两党的命运’,我们不拿下羊山,岂能甘心南下!”

陈再道说:“蒋的援军还在路上,金乡的敌人没有力量再支援,我看迅速拿下羊山有把握。”

刘伯承在地图前沉思片刻说:“吃掉了六十六师,我们又甩掉一个围追的包袱,减轻挺进大别山的负担。那就把野司的榴炮营、一纵的炮兵团都调给你们,等天一放晴,就发起总攻!”接着他又补充道:“蒋介石调兵遣将,来解羊山之危,等于三十晚上喂过年猪,来不及了。”

邓小平强调决不放过战机,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全歼羊山之敌。

陈再道、陈锡联反复切磋了总攻方案,上报总指挥部。刘邓遂决定:726总攻。谁料25日夜里大雨倾盆,直到26日黄昏,壕沟里灌满雨水,许多掩体被冲垮。总攻计划无法实施,只好推迟。

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命令:刘邓被大雨所困,交通、通讯均发生困难,是围抄歼灭的良好时机。命王仲廉一日内赶到羊山,于金乡同王敬久集团五十八师合击刘邓部。

27日,天放晴,火红的太阳将数日阴霾驱散。这时,青纱帐里漂来“几叶扁舟”,那是炊事班用门板当小船给前沿送饭来了。揭开桶盖,粉条豆腐猪肉大烩三鲜。火线上突然改善伙食,是即将发起总攻的惯例。

下午630分,刘邓下达了对羊山的总攻命令。当晚,几十门各种炮火同时发出吼声,硝烟腾空,弥漫了整个战场。各路突击队一起冲出,杀声震天。

经过战士们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羊山各制高点全部被夺取。敌人被压缩于羊山集村内。整个夜晚,战士们酣战在羊山集的每一个角落。第六旅第十团一营二连在指导员葛玉霞的带领下,勇猛穿插,机智攻击,果敢地攻占了敌整编第六十六师指挥部,活捉了中将师长宋瑞珂。

镇北的一间小土屋里,警卫员小张把二纵六旅长周发田强按在一张小凳上,将一碗面条塞在他手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宣传干事岳春普一头撞进房门,兴奋得声音都变了调:“旅长,宋瑞珂叫我们捉住了!”

“在哪里?”

“已被押往旅部来了。”

“好!”周发田跳将起来,把手中的碗往岳春普手上一塞,说:“春普,你替我吃了这碗面!”话未落音,他已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这次战斗,全歼敌六十六师师部及第十三旅、一八五旅旅部共计1.42万余人。

被蒋介石下死命令从金乡赶来救援的一九九旅,刚渡过万福河,就被刘伯承布下的伏兵,一举全歼。

羊山战役是国共两党都认可的一场恶战。

四十年后,当年打羊山时的第五旅供给处处长黄开群回忆说:“我从14岁就在炮火里滚。总攻羊山的炮火那个响、那个亮,以前从没见过。”

当年的第四旅第十二团参谋长苏涛说:“打羊山,连我们指挥所的桌子底下都藏着敌人。我正在观察,第一梯队推进,看他们上去了,很高兴,心想这回端六十六师一个团了……一回身,桌子底下钻出4个敌人,像耗子一样乱钻……

在敌将宋瑞珂的军旅生涯中,这样的仗他也没经历过。宋瑞珂回忆:“到724,解放军已攻占羊山集西半段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此时子弹已很少,粮弹补给早已断绝。炮兵部的马匹猥集一隅,伤亡颇多,赖以吃死马肉勉强维持。到27日夜半,羊山集北侧石头山之制高点被攻占。当即召集各旅团长及幕僚人员、直属营长研究对策。一八五旅旅长涂焕陶说逐屋守备,还可支持3天。我说羊山制高点已被解放军占领,全村情况了如指掌,我们已成瓮中之鳖,最多支持到次日中午……天亮之后,大雨倾盆,仍继续战斗。到28日下午,西北方面已被突破。我认为继续战斗下去,将招致双方更多的伤亡,乃派一中尉随员由羊山集东端出去,找到解放军的一个连指导员进来,表示停止战斗。我和参谋长以下参谋人员、一个旅长、三个团长均被生俘。羊山集战斗,由于我不肯突围,顽抗了半个月,双方伤亡很大,羊山集人民遭受惨重的损失……今天回忆起来不能不认罪忏悔。”

羊山集战斗结束后,刘伯承挥笔写了一首诗: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值得一提的是,刘邓根据中央的指示,为配合陈毅、粟裕的莱芜战役,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命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在成武一带奋战一周,拖住了敌王敬久第五军、王中连整编第八十五师,及七十二师等,使其未能达到赴援山东的目的,并歼敌1.6万人。

222,传来山东莱芜大捷的喜讯: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地区歼敌7个师,共5.6万人,活捉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员李仙洲。

羊山战役胜利后,一支部队要开庆功宴,忽然接到邓小平打来的电话:仗是打胜了,可借群众的门板都还了没有?在群众的地里挖的战壕,都填平了没有?借群众的车辆都还了没有?损害群众的庄稼赔偿了没有?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胜利后的第一件事,是检查部队有没有违反纪律、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

庆功宴遂取消。

7、“国军”中将赵锡田感叹:我们是败给了老百姓

在鲁西南作战中刘邓大军共活捉了敌三名中将:王牌整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国民党国防部保安第四快速纵队中将司令张岚峰,蒋介石的精锐嫡系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宋瑞珂。

三人中最骄横的当属中将师长赵锡田,他一个师部编制人数相当于一个军,全部配备美式武器装备。

95黎明,赵锡田中将的指挥部——天爷庙,枪声疏落下来。敌整三师被彻底、全部歼灭了。赵锡田脱掉中将军服钻进一辆汽车底下,当我军战士用枪逼着他爬出来时,他头部负伤淌着血,他向战士谎称自己是“军械主任”。

赵锡田被我军卫生员包扎好伤口,躺在担架上混杂在俘虏群里,看着身旁同伙一个个哭丧着脸,低垂着头从他面前过去,他摇摇头,仰望着那乌鸦般的飞机,一声哀叹:“一切都完了!”

不过,此时他不明白,如此精锐的整三师,怎么会败给武器低劣、土里土气的对手呢?

刘邓指挥所里邓小平正接王近山的电话:“政委,赵锡田被俘了。不过,他不承认是赵锡田,只承认是军械主任。有几个被俘的军官和士兵,都说他是赵锡田。”王近山又说,“赵锡田被我们打伤了,是轻伤。”

“暂时就称他为军械主任吧!你们千万把赵锡田看好,我们要见他。”邓小平放下了电话。

为赵锡田抬担架的是当年最出色的郓城妇女担架队。

赵锡田躺在担架上,情绪坏透了。他不能清醒地判断,是由于枪伤引起的头痛,还是由于被俘而心烦气躁所致。他有时暗骂刘峙糊涂,有时也埋怨自已疏忽轻敌。

夜静静的。担架队行走的脚步声清晰地送到赵锡田耳朵里。他仰望长空,星光分外明亮。女担架队员不时轻声地询问赵锡田,是否渴了,是否饿了。头两声,赵锡田没有回答。他不知道那年轻姑娘在问谁,又不知说什么。赵锡田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甚至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他自觉窝火憋气,一个国军名将,前几天还被部属视为“常胜将军”,如今却当了俘虏,躺在共军的担架上。当担架队员再次询问他是否渴了饿了时,他怯生生地说:谢谢,我已两天一夜没吃饭喝水了。如果有水就叫我喝点水吧!”

“饿了渴了尽管说,按照我军的政策,我们不会虐待你。”女担架队员说着递给赵锡田—个水壶,又给了他一个馒头。赵锡田连声道谢,忙着接过水壶和馒头。他喝一口水,嚼几口馒头。他心里赞叹:解放区的妇女竟然出来抬担架,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共产党算是做到家了。赵锡田老家涟水,也是解放区。不久前,他儿子赵振炎写信给他,说家里的日子过得不错。赵锡田看着眼前担架队的妇女,再把师长的身份隐瞒起来,实在没有多大必要。他想来想去,终于轻声地对担架队员说:“我跟你说吧,我就是整三师师长赵锡田……”

“我们知道你是赵锡田,自己说出来更好!”担架队员笑了。

“你不要有顾虑,该说啥就说啥,想吃想喝就说话。还喝水不?负伤了,多喝点水好!”

“唉!我这败军之将,你们还这么照顾我!”赵锡田说。

“解放区的老百姓对待被俘人员和八路军伤员一样,八路军不虐待俘虏,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菏泽赵楼。”

听到菏泽这个地方,赵锡田的脑袋像炸了一样,原来刘峙就是命令整三师到达菏泽的。到菏泽,刘峙将向蒋委员长为整三师的胜利请功。没想到,是解放区的担架队,把自己抬到了菏泽,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赵锡田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个有军事素养的人。他在史书里知道曹州一带的人民,性情强悍。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就是在菏泽。《水浒传》那些英雄们,也大都是在菏泽。

第二天行军的宿营地是菏泽、东明交界处的洪王庄。这地方属老解放区,是抗日时的老根据地,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担架上,赵锡田睁大了眼睛,看看老解放区到底是什么样子。走过一个村庄,又走过—个村庄,那些村庄的墙壁上写着:

“土地还老家,合理又合法。”

“实行耕者有其田。”

“认真地分配土地。”

“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

“青年人踊跃参军,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