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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利医疗队

2015-03-20 09:26:12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558

中国援利医疗队

李燕燕

援利医疗队凯旋!

2015116,冬日破晓前的寒气,在平坦而无遮拦的重庆江北机场格外浓郁。欢迎的人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机关领导、第三军医大学领导、战友们,已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机场。媒体的“长枪短炮”,也纷纷就位——为了捕捉能载入“历史”的镜头。

510分,经过34小时的长途飞行,承载着首批援利(利比里亚)医疗队第一组82名队员的专机缓缓降落、滑行,欢迎人群的目光跟随飞机从远及近的移动,迸发热切的期盼。

近了近了,这架中国东方航空的大飞机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机身“飞燕”图标清晰可见。“飞燕”以昂首的姿态翱翔天空,这种可爱的生灵给天下带来春意、吉祥和幸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似乎含着巧妙的隐喻。

飞机停定,云梯架起。等候已久的战友在舱门外约三十米远的地方,拉开红色的横幅——“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医疗队凯旋”。

近十名身穿两层连体防护衣、上面再反穿一层隔离衣的机场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戴着消毒装备登上了飞机。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两层手套,脸上是N95口罩及防护面罩。身着这套一级防护配备的工作人员需要对机上所有人测温,并对客舱消毒。如果有人超过37.3,就是异常体温,需要特殊观察。飞机前方的空地上,一位全副武装的检疫人员站在一块洒满消毒液的白色方块前,检疫人员下机后,必须在白色方块上按程序脱掉所有防护设备后才能离开。机上货物则在消毒半小时后,才能进行卸货。

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一位电视新闻记者甚至已经开始筹划如何隔着两米开外的“规定安全距离”,向快速通过的队员用“喊”的方式问话。“不要害羞,一定要抢镜头,这条新闻是可能获大奖的”,这位汉子有些激动地对身边的女孩说。貌似“实习生”的女孩怯怯点头,拿起话筒开始轻声演练。随着远处又一架飞机起航,涡流带起一阵冷风,直向欢迎的人群。有人略耸耸肩,又恢复了军人挺拔的站姿。

550分,背着大型背包、身着荒漠迷彩,第一个医疗队员露出舱门,挥手间,镁光灯闪烁,此起彼伏。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依次走下云梯。

“欢迎回国!”

“你们辛苦了!”

满满都是贴心的问候。

“我们很好,你们放心!”

“我们回来了!回来真好!”

踏上祖国的土地,带着一身风尘和疲劳的队员们,透过厚厚的口罩向领导和战友招呼致意。随后,他们登上四辆大巴车,前往指定地点进行为期21天的医学观察。此后,他们才能与家人团聚。

122凌晨,同样的期盼,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热切,完成与第二批援利医疗队工作交接的第二组82名队员,也终于凯旋回国。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盛大的仪式,有的,是人们对军人血性的发自内心的崇敬。

60多天,这些远征的勇士终于回归自己的祖国。

60多天,命运与共,守望相助,中国军医战病毒于国门之外,助病患于万里之遥。那里没有抗洪抢险的惊涛骇浪、抗震救灾的天崩地裂,却有与死神较量的惊心动魄。

60多天,“敌人”远不止埃博拉病毒,还有闷热潮湿、缺水少电、蚊虫蛇蝎……在困难面前没有一个人退缩,高调向“敌人”宣战。他们以笑脸相互鼓励、支持,也在用笑脸告诉当地民众,为了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他们时刻准备冲锋陷阵。

60多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中国军人。仅仅一个月就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中国援利埃博拉诊疗中心,由中方独立运营和管理。累计接诊患者112人,收治患者65人,其中确诊患者5人,3例埃博拉患者经过精心治疗康复出院,是我军援利医疗队乃至我国援非“抗埃”医疗队中治愈出院的首批确诊埃博拉患者。在做好收治工作的同时,为利方培训军人、警察、地方医护人员和社区卫生骨干1520人,超额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培训任务,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由于所从事的临床管理工作,张恩全平时总是十分关注国内国际的各种医疗新闻。从20142月开始,他发现,有关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报道,开始愈来愈频繁的见诸报端、电视和网络,与之相关的,是发热、剧痛、出血、休克、死亡。他还关注到,随着疫情报道的跟进,大量医务工作者感染、死亡的消息也陆续曝出。

埃博拉疫情的突然暴发和流行,会不会像2003年抗击SARS那样,成为对人类生活影响极大、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看着这些新闻,张恩全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但此时他绝不会想到,八个月后,自己将背负国家使命,成为“抗埃”队伍中的一员,甚至是一位沟通着总后卫生部、援利医疗队、中国驻利大使馆和学校本部等四方的“信息联络员”。

“埃博拉”,若非与致命病毒关联,本该是流淌在西非大地上一条浪漫美丽河流的名字。

20142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出现在几内亚,并在短短数月内席卷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家。作为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埃博拉病毒,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艾滋病为3级,SARS3级,级数越大防护越严格),感染人数达1.6万多人,死亡人数近6000人,8个国家有本土或输入型感染病例。不论是感染病例数量、死亡人数,还是受影响地区范围,甚至医务工作者的感染死亡人数,疫情都达到了该病毒被发现38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利比里亚更是一度成为疫情最严重国家。

肆虐的病毒不仅给西非多国上空笼罩上一层阴霾,也牵动了全世界的心弦。病毒不分国界,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中国有担当,中国军人更是责无旁贷!

作为第三军医大学的临床管理处副处长,张恩全曾第一时间接到来自总部的四纸通知——2014812,总后勤部卫生部通知要求,第三军医大学抽调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参加国家层面的援利医疗队,当晚学校即上报了西南医院感染病科主任毛青教授和护士长游建平;9月中旬,第二轮通知到来,全军计划抽组30人的援利医疗队,其中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16人,负责指挥组和保障组;9月底,第三轮通知接踵而至,全军计划抽组100人的援利医疗队,第三军医大学抽组人数须占到半数以上;102,正式通知到了,军委总部决定抽组160人的援利医疗队,从第三军医大学成建制抽组110人。不到两个月,四纸通知,数次抽组人员数量的变化,体现了国家战略部署的一次次因势调整。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经习主席亲自签署,解放军总后勤部迅速抽组以第三军医大学为主体、加强沈阳军区部分医务人员的第一批援利医疗队,时刻准备赴利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积极履行大国责任,深化中非传统友谊。

战鼓骤然响起。

对于军务参谋王举来说,2014年的103,本应是个放松的国庆假日。对于平时常常因为工作忙得“不着家”的军人而言,此时正是宝贵的“亲子时间”。王举享受着这样的幸福。听着快1岁小女儿的咿呀呢喃,握着女儿肉呼呼的小手,与孩子一起在阳台上感受秋日的美丽。突然,电话响了,是处长打来的。王举迅速接起。

“学校要组队去西非执行任务,有30名战士要参加,需要一名干部带队管理。你愿意去吗?”

“听从组织安排。”

“要不你先征求一下家里的意见?”

“家里没问题,我去!”

“那好,你准备一下,下午回学校开会吧。”

对处长提出的每个问题,王举都没有一点迟疑,马上作答,挂掉电话,甚至还有些兴奋。

当兵,本来就是为了“打仗”,本来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被需要”。和平年代,这样的机会太少;而遇上这样的机会,一个真正从心底把自己当“战士”的人,感觉是怎样的荣幸呵!

小女儿依然在玩着手里的玩具。妻子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电视,无独有偶,播报的正是西非疫情。王举小心翼翼地坐在妻子旁边,轻声地用最委婉的措辞,跟妻子说了这件事,包括自己的决定。妻子一下子扭过头:“这么大件事儿,你就一个人定了?”接着半晌没说话,直到新闻全部播报结束,她才说:“好好地去,好好地回!”

103,所有首批援利医疗队队员同王举一样——那个本应寻常的假日,注定不会寻常。在国家和军队召唤“点到”之时,每一个“到”都回答得干脆响亮。

这支最终抽组为164人的医疗队,以传染病专家和护士为主,涵盖儿科、眼科、呼吸科、消化科等各科室,其中近百人参加过抗击非典(SARS)、抗震救灾、跨国联合军演、维和等重大非战争卫勤任务。

——着防护服实施静脉穿刺、骨髓穿刺、气管切开及静脉置管;体能训练,大雨中坚持三公里跑;英语培训与考核,团体心理辅导,外事纪律,涉外礼仪……援利医疗队在第三军医大学全军卫勤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夜以继日熟悉业务流程、掌握相关技能、适应工作环境,调整心态,为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做足“功课”。期间,总后勤部秦银河副部长带领机关亲自看望指导。

——誓师大会。总后党委委员、政治部陶德平主任宣读了总后勤部党委《成立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临时党委》和确定《王云贵等为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领导》的通知,总后司令部高荣德专员宣读了《关于派遣医疗队赴利比里亚执行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任务的通知》,总后卫生部任国荃部长为医疗队授旗,第三军医大学校长罗长坤、政委高占虎和医疗队员代表作了表态发言。164名医疗队员,在队长、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王云贵带领下,在铺开的旗帜上依次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41114上午,伴随着队歌《大爱天下》铿锵的节奏,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从第三军医大学出发。每个队员都身着丛林迷彩服,背着近30公斤重的全副装备。送行现场,学校党委常委来了、领导来了、战友来了、教职员工来了,亲人也来了。

“妈妈,你一定要早点回来!”

“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在家等你。”

“老公,不要担心。孩子一出生,我马上把照片发给你。”

“孩子,你是好样的,早日回家!”

“听着,你一定要给我回来哈!”

谆谆的嘱托,回响在队员耳旁。分离的泪水,悄悄地挂在了队员脸上。他们别过脸,轻轻抹去了。队员们登车离去,送行的人群还一直不舍地挥手。直到人们纷纷散去,一位老父亲还站在原地,任风吹动他的一头银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医疗队冒着感染概率最高的风险,奔赴异国的第一线,用生命践行军人的誓言。

时间回溯到20141025。医疗队先遣队员刘丁头顶烈日,站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SKD体育场,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

他来得匆匆。与夏杰、李同、何兆华、李桂祥等4名先遣队员一道,无鲜花、无掌声、无送别,甚至来不及恐惧和掉泪,就先走一步,来到这个陌生的、疫病横行的西非国度,汇入15人组成的总后勤部先遣指挥组。

“打头阵”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在刘丁踏上异国征程的一路上,已经“过电影”似的放了好几遍。但现实甚至比“幻想剧情”更加纷繁复杂。

最初的感觉是亲切。中国1986年援建的SKD体育场一眼看去就是“中国风格”,甚至与重庆的“大田湾”体育场有几分相似。历经多年战乱和萧条,这个曾举办过“非洲杯”足球赛的体育场,目前荒草丛生,遮雨棚甚至锈得快要掉下来。“乡味”的亲切很快被深入骨髓的不安取代了。在这样的场地安营扎寨、在这附近修建ETU(埃博拉诊疗中心)?水如何解决?电怎么办?空运的5批约400吨的建设物资已经到达,又当如何?刘丁有些畏难了。看看几位队友,神情同样凝重。有人点燃一支烟,独自踱步走到远处。

第二天,开工了。指挥组雇佣了数十名黑人,一起搬运物资。刘丁和队友们戴上口罩、手套,加入搬运队伍。看着眼前的“黑人兄弟”,几个队员心里直发毛:这些人会不会携带甚至感染埃博拉病毒?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人发烧?其实队员们非常明白,在强大的埃博拉病毒面前,只要有一点暴露皮肤、就存在极大的感染可能,口罩手套最多只能换个“心理安慰”。在一大群乌压压的黑皮肤当中,几个队员的口罩手套十分显眼。

很快,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张越来了,在一线亲自指挥;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局副局长、援利医疗队副队长张疆,与黑人们一块甩开膀子,“扑哧扑哧”地干活。刘丁注意到,2位领导居然没有口罩手套之类的“防护措施”,神态自然地与“黑人兄弟”谈笑风生。刘丁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通”地一声放下了。再开工的时候,几位先遣队员不约而同地脱下了口罩手套,甚至换上了短袖。

几天后,工兵团和建设公司陆续到来,整个工地热火朝天。在当地中资公司的帮助下,水、电、排污、下水等问题陆续解决。

就这样,位于蒙罗维亚SKD体育场外西北侧,完全按照传染病医院特点、WHO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的中国ETU,开始一点一点初具雏形。

1112ETU的主体工程封顶了。五星红旗在屋顶迎风飘扬。来到利比里亚半个多月,曾遭遇无数意想不到的困难,此刻,却是先遣队员夏杰第一次落泪:在这里看到国旗,有从未感受过的激动!

1115,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的“大队伍”来到了这片“驻地”。医疗队的住处在SKD体育场看台下。把一个已废弃多年的脏乱之地改为队员宿舍,是这支160多人的医疗队“下车伊始”必须完成的第一项工作。清除垃圾,去除杂草,对环境消杀灭;旧包装箱和废弃板材在白衣天使的巧手下“变废为宝”,成了一张张餐桌、办公桌。队员们甩开膀子,热火朝天,挥汗如雨。医疗队中近半数是女队员,最小的不乏90后,最大的已年过半百,个个成了“女汉子”。几天的辛劳,换来了暂可栖身之所。伴随30多摄氏度的高温蒸烤,67个人挤在一间屋子,少了居家的舒适,多了汗湿衣衫的异味,队员们却十分乐观。一篇篇“战地日记”开始出炉。

ETU建设慢慢接近尾声。

整个工程建筑面积约5700平方米,包括门诊接诊区、病房治疗区和辅助用房区三个部分,各区域之间具有严格的安全隔离措施。病床数约100张。在病房治疗区中,收治“疑似”和“可能”患者的“留观区”,每个病房2个床位;收治“确诊”病人的“治疗区”,每个病房4个床位。床与床之间保持45的距离,每个病人则保有20多平米的救治面积。

中心内的地板以绿色、黄色、红色3种颜色,依次分为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每个病区流程都是一个闭合的大循环,三个病区就有三个大循环。每个病区“U”型外走廊底端,有开放的通道相连。开放通道左侧设有病人入院口,与分诊中心相连;右侧设有出院口。此外,病区清洁物品与污染物,分走两个不同的通道,互不交叉。

埃博拉出血热属于烈性传染病,为生物安全防范等级中最高的四级。与传染源保持多一点距离就多一分安全,少一次接触就少一分风险。在诊疗中心设计建设过程中,信息化建设也纳入其中,建立了医疗管理信息系统、文件共享传输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呼叫对讲系统等。诊疗中心每个病房和重点部位都安装了视频监控摄像头、呼叫器,各病区设立了中央控制室,通过闭路电视可清晰地看到各病房和重点部位情况,实现了对埃博拉病人状况24小时的动态监测和医患之间沟通交流的实时性,是对医护人员每天3次查房的重要补充,确保了对埃博拉病人治疗、护理和关怀的及时性、完整性。

与此同时,通过视频监控和对讲系统,可以对医护人员进入病区的安全防护情况进行严格监测和指导。医疗管理信息系统、文件共享传输系统运用于埃博拉诊疗中心,最大程度方便了电子病历的传递、使用和存档,避免纸质医疗文书在污染区与清洁区的传递,有效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队员们分批进入熟悉结构环境,协同改进完善;铺设信息光缆,安装监控摄像头;讨论制定诊疗中心管理制度、埃博拉病人收治流程等。队员们每天休息都在凌晨以后,夜以继日。

眼看ETU启动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医疗队护理部主任宋彩萍却格外着急。那段时间,她最怕听见的两个字——“桌子”。

宋彩萍管理着医疗队68名护士。病房标识、护士班次、人员定位、职责分工等已经一一有序推进,可物资短缺这样的难处,却始终摆在那里——大部分的医疗物资还在海上运输中。病房里除了病床还得有床头桌,最初只有50个小桌子。现买,当地市场上的桌子实在太贵。最后,宋彩萍带领队员们“就地取材”,把四处收集到的外包装箱木板都钉成了小桌子,又通过四处协调求援,解决不足的部分。在以后的近2个月里,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每天都需要解难题——这是宋彩萍和护士们最大的感悟。

而身为医疗队后勤助理的李同,那些天,眼睛都盯在了小小的门锁和钥匙上。原来,按照病区通道单循环的设计要求,为了防止病人进入清洁区造成交叉感染,所有从“清洁区”通向“污染区”的房门,一经关上,就不能再反向推开。身着防护服的医疗队员工作结束,要从“污染区”返回“清洁区”,必须持有各区间的钥匙。问题就出现了:钥匙被污染,就不能再带回清洁区,必须留在“污染区”。可是,要怎样做,才能既方便医疗队员取用,又防止病人误拿发生安全事故?

一道门锁,一把钥匙,本来物件不大,却直接关系到ETU的安全底线;一道门锁,一把钥匙,本来应该不难,特殊的要求却考倒了大家。不管吃饭睡觉,这事儿都在李同脑子里连轴转——直到他们突然看见一个队员行李箱上的密码锁,一道灵光闪过,问题才终于迎刃而解。李同和护理部的人一起,在每道门边的墙上,都钉一个小箱子,外面装上从队员们行李箱上取下的密码锁。这样,每道门使用过的钥匙就可以存留在墙上的这个小箱子里。

1125,埃博拉诊疗中心建成投入使用,病房的布置工作展开。一张张病床,一个个柜子,队员不分男女,一起喊着号子抬进病房,自主组装;心电监护仪等各种医疗设备,一件件摆放到位;按照传染病医院“三区两带两线”和埃博拉病人收治防护要求,各种标识标示清晰,防护用品摆放就序。随后,一轮接一轮的实地模拟救治演练展开。

中国速度——从10261125,短短的一个月,中国ETU,利比里亚最大的、硬件实施最完备的援建医院拔地而起,钢架结构的板房建筑,甚至可以“永久使用”。医院建设流程、感染控制、污水污物排放等技术指标,曾被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指挥中心及各国际机构代表一致称赞。

在中心启动仪式上,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女士说道:“衷心感谢中国的无私援助,中国援建利比里亚的埃博拉诊疗中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规范的传染病医院,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利中两国友好的见证,期待两国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

首批援利医疗队从首都机场登机去往利国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赵克石,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中宣部、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等国驻华使节都前来送行。“打胜仗、零感染”是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对这支队伍的殷切期盼,也是硬性要求。

“这次疫情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长期斗争的难缠敌手,我们除了胜利,别无选择!同时,国家和组织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地保护好自己,让所有队员平安回家。”这是医疗队的回应。

毛青,医疗队首席专家,51岁的贵州硬汉。20148月第一次抽组时,第三军医大学报送的2人名单中就有他。

毛青和医疗组组长吴昊是最先到利比里亚“踩点”的人。在医院担任感染科主任的毛青,亲身感受到“埃博拉”——这种致命病毒在这次爆发中的“强大威力”,亲眼目睹大批同行在与病毒的搏斗中,被击中、打倒。回来后,他就带领专家组马不停蹄地做诊疗方案,制定诊疗规划,实施专业培训,为“打胜仗、零感染”抢得先机。在援利医疗队里,所有医疗行为也都需要这位首席专家“最后拍板”。

这是医疗队集体科学的谋划——中国ETU共设立分诊、留观、治疗、医技保障和卫生防疫等运行科室5个,设立诊疗专家组、防护督导组、教学培训组、心理服务组等专项管理小组4个,制定核心医护制度28项,诊疗操作规范27项,各类应急预案11个。其中创立了医护卫混编、梯次进入病房等工作模式。对接利比里亚国家埃博拉指挥体系,完善接诊转诊、病例上报、流调追踪、感控审核、尸体处理、抽血送检等外部程序6个,畅通了医疗收治的内外部工作机制,各项工作有效有序。

这是医疗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借鉴小汤山医院抗击SARS的防控经验,研究分析国际上医务人员感染埃博拉的实例教训,同时参考塞拉利昂留观中心的防护措施,建立了一整套适合中国板房式结构诊疗中心的防护措施。包括PPE(防护服)穿脱流程、分区隔离收治制度、分区分级防护标准、有创操作防护制度、消毒液配置及监测制度、防护督查制度等9项防护制度,手卫生、地面消毒等13项技术规范,工作人员感染暴露处置等3项感染处置预案。尤其是改良设计了独特的27PPE穿脱流程,自制了连接帽和靴套,调整了穿脱顺序,增加了防雾剂喷洒,有效地改进了防护效果。建立的防护专项督导制度,做到了全程、全时、全要素的督查与管理,发现并纠错800余次,有效发挥了前哨尖兵的作用。

ETU全面运营前,医疗队在合理分工164名队员的基础上,还先后雇佣了80名利方工作人员,均接受了强化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上岗,实现了与我方医疗队员混合排班、无缝协作。同时,根据不同任务阶段需要,及时进行多次人员调配,包括扩增卫生防疫科,打散治疗二区混编入其他科,将治疗病区与留观病区混合排班,消毒保洁员统筹调用等,把有限的人力用到了最关键的地方,提升了整体运行效率。

战斗很快打响。进入病区,需要穿戴护目镜、口罩、防护面屏、内外手套、防护服、靴子、靴套等11件防护用品。整套PPE,“穿”需要20多分钟,“脱”则至少30分钟,队员们穿了脱、脱了穿,稍有大意,病毒就可能乘虚而入;没有现成的医疗经验,没有被实践证明切实管用的药物,在“高毒”条件下,除了对病人进行血液检测,确定埃博拉病毒是阴性,或者是阳性,其它任何“检验”都是不被允许的,医疗队员都要像“老中医”那样,“实践出真知”、“摸着石头过河”;高温高湿环境下,队员的汗水、能量迅速流失,体力透支使抵抗力下降,却不存在任何迅速补充消耗、有效提高免疫力的灵药……

面对种种艰难,首席专家毛青提出了八个字“坚定、严谨、团结、务实”——“坚定,我们身后有祖国的支持,我们是军人,要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面对挑战敢于‘亮剑’;严谨,我们一定要做到每个细节、每个步骤都按规定程序办;团结,在任何时候都注重发挥集体的力量;务实,实事求是地做事”。这八个字,后来被贴在了SKD体育场的墙上,是提醒,也是激励。

队员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日日夜夜。

125,中国埃博拉诊疗中心开业接诊第一例病人。一名年轻男子,身体虚弱,高烧39.6,有头痛、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有埃博拉接触史,高度怀疑感染了埃博拉,收入留观病区观察治疗。

诊疗中心信息中控兼医护人员办公室,成了“前线”指挥所。医疗队队长王云贵现场坐镇指挥,指挥组成员及大多数医疗队员,都来到了指挥室。为抗击埃博拉,他们早已摩拳擦掌。接诊、分诊,收治入院、查房处置,一气呵成。战前严格反复的训练,关键时发挥了作用。一例,两例,病人接踵而至。中国埃博拉诊疗中心一经启动,就夜以继日运转不停。

所幸,这些“疑似”、“可能”病人最终被确诊为“阴性”,予以排除。

1223,诊疗中心确诊了第一例“埃博拉”患者,这是一名23岁的女性。随即,中国埃博拉治疗病区启用,确诊埃博拉病人由留观转入治疗病区。

虽然都是临床经验丰富、参加过各种公共卫生应急救援行动的医护人员,首次正面遭遇目前世界最恐怖的疫魔,队员们难免有些紧张。医疗队连夜召开专家组会议,分析讨论病人病情,研究制定针对确诊埃博拉病人的治疗方案。队长王云贵坚定地说:“能用的措施都用上。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没有任何辅助检查,队员无法确知患者症状与其体内器官损坏程度之间的关联。于是,大家充分发挥群体智慧,你摸手、我摸脚、他摸头,凭借经验,然后凑在一起商量。

第一例确诊患者病情发展非常迅速:入院的当天下午体温38度多,生活自理,行走自如;第二天上午,即发生了剧烈的腹泻和频繁的呕吐,下午高烧至39度,卧床不起,随即进入休克状态,意识不清。医疗队员紧急抢救,静脉补液、抗生素、抗休克药、维持血压、维持电解质平衡,采取一切能采取的措施,但依然没有控制住恶化的病情。第三天,这个年轻的女子去世了。援利医疗队第一次亲眼见识了“埃博拉”之烈。

来不及悲伤和遗憾,诊疗中心又全力投入到一对确诊母子的救治当中。入院时,母亲高热、腹痛难忍,却紧紧抱着还在吃奶的五个月大的婴儿。母亲痛苦地呻吟,双手比划着,用含混的土语告诉医疗队员:救救我的孩子!

身为儿科医生的医疗队员陈盛深知,对儿童来说,“埃博拉”的死亡率特别高,一般能达到80%以上。五个月的婴儿高热、腹泻,危情毕现。那些天,陈盛医生和战友们就“蹲守”在病房里,用尽全部心血去救这个小宝宝。

队员们买来婴儿配方奶粉、奶瓶等婴儿用品,让小宝宝改吃母乳为奶粉。宝宝是那样的幼小虚弱,医疗队员喂奶、喂药都是用自制的十毫升注射器,慢慢的往宝宝嘴里推,一点一点的喂进去。后来,宝宝病情恶化,需吸氧治疗。然而,利比里亚不比国内,氧是极度奢侈的。哪儿来的氧源?王云贵队长再次作出决断:找!医疗组组长吴昊和副组长张宏雁,与蒙罗维亚相关机构逐个联系,找了整整一个晚上,终于在第二天早上,让小宝宝用上了氧气。吸氧、补液,全力一搏。由于孩子呕吐得十分厉害,医疗队员又果断地给孩子下了胃管,以此实现营养支持。有创治疗带来的更大风险,队员们已全然不顾。

五个月的婴儿,在连续高热39度的情况下,生命维持了十天。其中医疗队员的艰辛付出,没到过治疗病区、疫区工作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其中的难度和风险。

全套的防护服,穿上工作两小时就是极限了。紧紧包裹身体的防护服里,汗水从头流到脚,以致浸满整个鞋底;防护口罩两个小时就会失效,高温下,湿透的口罩透气性大大下降,就像一层湿纸巾紧贴口鼻,让医疗队员处于一种严重缺氧的状态,头脑“短路”、眩晕,甚至出现窒息;含氯消毒剂浓度高、消毒效果好,可喷洒在身上,却对人体黏膜损伤很大,许多队员一闻到浓烈的刺激气味就开始咳嗽,一位队员甚至由此诱发了急性哮喘。很长的一段时间,队员们结膜充血;晚上一躺下,营房里传出的都是此起彼伏的剧烈的咳嗽声。有的队员甚至咳血。

即使如此,医疗队员中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按医疗队的制度,一天3次查房,每一名队员每天只能进病区一次,但队员们却屡屡“犯规”:在最紧张最繁忙的那几天,几乎时时刻刻都有人进入病区,平均一个队员每天要进去两三次。穿防护服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可是连毛青都曾带头“违反”,他和几位医生、护士长在病房里一呆就是3个小时。

十天里,儿科医生陈盛每天早上“交班”,就像走上了战场:“交班”时就要计划好,走进病房带哪些东西,做哪些事,否则,在病房呆久了就会缺氧,头脑一片空白。从病房出来,已耗尽全部体力,灌下一瓶矿泉水,勉强挪动着冲完澡,就全身瘫软如泥、不能动弹了。有一天晚上,他和护士们半夜12点开始给孩子补液,到次日早上8点,期间一共进去三次,每次两个小时,连续三次穿脱防护服。

婴儿最终因脱水休克不治,陈盛医生难过得一天没有吃饭。

抗击埃博拉的战斗,是拉锯的、持续的。但死亡,又总是难以避免。队员们一直努力着,如一位医者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从这两个死亡病例中,医疗队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积累了不少经验。最重要的是,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提高了,比如它发生发展的规律。以静脉输液为例,什么时候该输液,就很关键:在病人高热持续不退,腹泻、呕吐频繁的时候就需要接受输液了,而不能等到虚脱、有明显器官功能损害时再输——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晚了。

小婴儿走的那天,医疗队员们最担心的是那位母亲。这个不幸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儿子逝去,精神已濒于崩溃。她不吃不喝,难以忍受的剧痛让她在床上不断翻滚;她一次次拔下手上输液的针头,一心求死。而不论何时,队员们只要在监视屏上看到这位母亲的异样,就会毫不迟疑地穿上防护服,快步冲进病房。曾经一个晚上,医疗队员连续数次进入病房,重新为她连结输液针,折腾了整整一夜。为了帮助这位母亲走出困境,医疗队请来当地的心理辅导师,通过电话对她进行心理辅导,连续不断地安抚,加上治疗的相应调整,这位母亲精神开始恢复,能够自主地吃东西。持续高热半个多月后,病情终于趋向好转。

与这对母子几乎同时入院的,还有一位被确诊的7岁小男孩。小男孩的父亲在送进ETU的第二天去世,虽然病因不明,但医疗队高度怀疑他就是“埃博拉”患者。队员们绕开男孩,把父亲的尸体抬出病房,又带着这个孩子转入其它房间。可当孩子看到那对母子时,却执意坚持要和他们住在一起。看着孩子满含泪水的眼睛,那一刻,队员们读懂了幼小心灵中的那份孤独和不安,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心疼。

在这个7岁男孩将近20天的治疗中,医疗队员的心和孩子的病情紧紧系在一起。

每当看见男孩体温控制住了、稳定了,队员们就会觉得希望在眼前,仔细观察,讨论调整治疗方案。有几天,男孩的体温从40度开始慢慢下降,到了385的时候,队员们却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小孩的心率很快,跟体温不平衡了。原来,人的体温每升高1度,脉搏心率大概会增加1520次。男孩体温逐渐下降,但脉搏却上去了。队员们开始担心:孩子的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难道病毒开始侵犯心脏了?心肌炎?大家特别紧张。可穿上防护服没法带听诊器,队员们就通过摸脉络、测血氧饱和度、测血压等方式监控心跳,密切观察细节,直到排除心脏问题。

huhuhuhu”,多日食欲不振的男孩终于想要吃东西了。什么是“huhu?难道huhu就是“糊糊”?有些奇怪呀,非洲人也和中国人一样,要吃“糊糊”?

于是,队员们纷纷拿出自己从国内带来的“珍藏”,各种可以兑成“糊糊”的东西:雀巢奶粉、黑芝麻糊、藕粉……一碗精心调好的芝麻糊糊端到男孩手中,男孩用鼻尖嗅嗅,摇摇头,又继续叫“huhuhuhu”。困惑不解的队员问过利国护工后,才知道此huhu绝非彼“糊糊”,两者只是发音相似。“huhu”是当地一种用植物淀粉做成的流质食物,散发着特殊的气味。几经辗转,队员们终于买到了一碗正宗的“huhu”,这次孩子大口吃了起来,队员们也笑了。

医疗队员像对待亲人一般,照顾着这些异国患者。担心利国卫生机构为病人配置的饭菜太过坚硬油腻,精心准备了营养搭配均衡、符合当地人口味的“病号餐”,以及能够维持电解质均衡的果汁,每天送进病房;买来漂亮的假发和衣服送给女病人;给孩子送上玩具、水果,通过视频呼叫系统,找他聊天,逗他开心。

还有一位确诊患者是利国的乒乓球冠军金。金曾是利比里亚国家乒乓球队的一员,代表利国参加了多次世界级大赛。金确诊时连续高烧,伴有腹泻、呕吐等症状,意识模糊,“处于休克状态的她,血管壁塌陷,注射静脉补液的针都扎不进去。”医疗队长王云贵、副队长张疆紧急磋商救治方案,组织抢救。虽然意识不清,金却从入院开始,一直向医疗队员表达“我想活”的强烈意愿。较高的文化素养,使她对“埃博拉”有着极大的恐惧和心理压力。队员们一边针对金的胃肠道反应积极治疗,一边请来牧师从精神层面鼓励她、安慰她。这位冠军对医生的信任,令队员们印象深刻,“金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哪里不舒服,她会主动告诉我们,向我们寻求帮助。”

1月上旬,治疗中的三名确诊埃博拉病人血液检测呈阴性。11日,再次检测,仍为阴性。按照WHO的标准,确定治愈。那一刻,整个诊疗中心沸腾了,为病人祝福,也为胜利欢呼!

“向德栋、戴超、陈盛、程赛宇、李静、陈红……”20151月,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一提起医疗队员的“拼命”,“硬汉”毛青就会喉头哽咽。“我佩服他们,我为自己身为这个集体的一员而骄傲!”

勇气,血性。截至2015111,全世界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医务人员有843人,死亡500人;仅在首批援利医疗队到来后的40天时间里,全世界感染该病毒的医务人员就有200多人。在危险性远远大于当年SARS的烈性疫病面前,恐惧之心人人皆有。或许,常人眼里这些军医“了不起”,但这些军医却认为,“我们只是尽到了我们的责任”。走进病区,战斗打响,再无其它。

——医疗队队长王云贵,每天早晚都要参加病例讨论,一有空就要到病区探望,时刻牵挂着病区病人治疗情况。医疗组组长吴昊、护理组组长宋彩萍,首席专家毛青、总护士长游建平,每天在病区现场办公,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钟,有时工作直至第二天凌晨,平均每天病区工作时间超过14个小时。

——医疗队一位名叫向德栋的病区主任说:“看见病人在监控画面上痛苦地翻滚、呼吸困难,我不去救,心里怎么也过不去。除非我看不见这一切,只要我看见了,就一定义无反顾。”朴实的话语,讲透了所有医疗队员“救死扶伤”的单纯心态。

——为了给重病人输液,三批队员先后进入病房忙碌了一个晚上。病人处于休克状态,血管壁塌陷,针扎不进去。第一批队员在护士长王丽慧的带领下进去,她们穿着三层防护服,戴四层手套,行动迟缓,操作十分困难。先握住病人的右手,消毒,找血管,穿刺,没有回血;再试,仍不见回血。然后,在指挥室指挥员的提醒下,绕到病床另一侧,拉起病人的左手,隔着厚厚的护目镜,费力的观察、辨别,重复上面的动作,同样没有成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装备,哪怕是平时最简单、最熟悉、最细小的动作,也要重复多次。时间一点点流逝,队员们身上的汗水肆意流淌,口罩被汗水打湿后紧贴着脸,呼吸困难,几近虚脱,最终因严重超过规定时间,队员自身面临危险,被指挥员强令撤出病房。第二批队员进去,同样的步骤,同样的操作,尝试了更多部位,右手手背,左手手背,肘弯的静脉血管,左脚踝,右脚踝,都没有成功。接着,第三批队员进入病房,继续行静脉穿刺,最终才建立起了静脉通道。而此时已是翌日清晨。

——埃博拉病患的呕吐物、腹泻物、排泄物有着极高的感染风险。医疗护理,病人大声咳嗽、呕吐,距离队员脸部、手肘不到20厘米;病人频繁腹泻,尿不湿和床单半天就要更换一次;给小孩换尿不湿简单,可一个成年人体重至少100多斤,医疗队员照样帮他翻身、更换。

——病人凌晨3点要喝水,虽然还有2个小时就有护工进入病区,可医疗队值班护士长陈红依然花上将近半个小时,换上整套防护服,就为了及时给病人带进一瓶水。

——病人多数来自当地底层,讲着一口“土话”。为了及时与病人交流,知悉他们的种种感受,护士姑娘们的巧手,做出了一张张英语小卡片。

队员每天穿梭在病房,病区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刺鼻呛眼。每进一次病房,就是一次煎熬,一次对身体极限的考验。每进一次病房,就增加一次感染埃博拉的风险。

疲劳不可避免,队员回到宿舍,倒头便睡,饭也没力气吃。睡梦中,也总是闪现一幕幕紧张工作的画面。

在利比里亚,NECC(利比里亚埃博拉指挥中心)WHO(世界卫生组织)UNMEER(联合国应对埃博拉特派团)、世界银行、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组织林立,美国、非盟、欧盟、德国、古巴等国的ETU并存,合作、竞争、对抗,无数审视、质疑的眼睛盯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

利比里亚当地,“把病患关进诊疗中心隔离、等死”谣言广泛流传,最初发病的黑人宁愿藏在家里,也不肯到诊疗中心。

中国医疗队员的医者天职与仁心大爱,让世界见证了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粉碎了一切荒谬的谣言——“China is goodthanks China!”黑人兄弟翘起了大拇指;也正是这样的医者天职与仁心大爱,使得中国诊疗中心在院病人量为利国ETU前三,确诊患者治愈率达60%,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非埃博拉患者治愈好转率达到73.4%,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

与过去历次非战争军事行动不同,这是我军首次成建制走出国门遂行重大卫勤保障行动,直接关乎国家利益、军队形象。利比里亚,因为“埃博拉”的大爆发,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里。这里,既是国际救援能力的竞技场,又涉及各种国际势力的制肘,也是国际政治外交的博弈场,由小及大,挑战无处不在。

援利医疗队在军委总部的正确领导和第三军医大学党委的宏观指导下,建立了临时党委领导下的战时管理决策机制,突出集中、高效、科学,有效应对了错综复杂的局势,为圆满完成任务起到了关键的领航作用。

——医疗队始终强化党委核心领导作用,确保了政令统一、行动一致。党委决策制度,明确要求重大经费支出、重大人事调整等大事必须党委会决策。机关工作例会制度,无论早晚,每天必开,统筹各方面信息,集中进行决策分析和论证。督导科室早交班制度,党委委员、机关四部领导每天分头参加科室早交班会,传达部署有关决策指示要求,确保决策的执行力。

——医疗队党委果敢担当,把握战机。疫区如战场,形势复杂多变,战机稍纵即逝。面对ETU开业所遇的重重阻碍,临时党委果敢做出“自行收治”的决定,125收治了第一例疑似病人,倒逼利国政府加快了ETU开业审批。面对海运物资迟迟未到、大量医疗物资告急的现实困难,临时党委不等不靠,迅速决定向多个国际组织同步申领筹措,主动协调、多方补充,得到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保障了医疗工作的持续开展。面对利国关停多家ETU,拟批量转运40余名病人的需要,临时党委决定主动接收、积极配合,既深得利国政府、人民好评,也成功地粉碎了其迫使中国ETU转型发展的企图。

——医疗队党委在关键环节决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注重征求队员意见建议,充分发挥集体创造性,有效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

——医疗队党委高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在医疗队政委李大元、政工组长贺绍宏和政治部主任刘俊的带领下,他们分层次思想动员、狠抓关键环节、跟进具体困难。谈心交心、思想发动是最经常的形式;“国内集训”、“临战状态”、“常态救治”、“胜利在望”四个重点时期,他们都及时展开正确引导;组织队员学习小汤山医院抗非典经验,了解利比里亚的历史、风俗,熟悉埃博拉疾病知识和疫情状况。他们主动为队员解决“后顾之忧”,喜事共享、悲伤分担:谁家的老人生病了、谁的爱人就要生孩子了、谁即将参加职称评审,医疗队党委和支部都“了然于心”,并想方设法解决“跨越国界的难题”。“队员只管去战斗,剩下的事儿不要操心!”

“他是一位‘外交家’、‘实干家’和‘教育家’。”这是李大元政委对队长王云贵的评价。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却并非“言过其实”。

医疗队外事办主任陈丕曾参与和见证了利国外交部长欢迎仪式、中国ETU启动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利访问等医疗队所有重大外事活动,出色完成了各项翻译任务。他永远记得,初来乍到,险象环生,是王云贵队长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带领着大家积极配合各级国际组织业务审查、热情接受各国组织参观交流,主动汇报展示中国ETU工作进展,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讨论,让中国援利医疗队快速融入国际救援体系,赢得竞争话语权。医疗队专家组也永远记得,利国埃博拉防控指挥中心例会上,中国ETU的卓越工作,曾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利国疫情趋降趋稳、多家ETU竞争博弈之时,王云贵队长沉着指挥,中国ETU后发制人,赢得主动,与许多国家的ETU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海运滞后造成的物资供应保障困难,医疗组副组长张宏雁、院务部副部长罗洋等人,曾跟随王云贵队长,主动出击,找到在利中资企业,通过协调沟通、诚信交友、医疗保障等方式,很快建立了强大的支持团队,为医疗队物资保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每日生活所需的豆蛋鱼肉,低价保障供应;缺乏的药品消毒剂,协助筹措甚至赠送;部分缺乏的生活物资,无偿支持;物资装卸运输,免费帮助。

“在医疗队开展的培训中,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王云贵队长多次亲自站上讲台,为利国军队医护人员授课。他的课非常精彩。”负责培训任务的护理部副主任刘蕾说。

抗埃任务的艰巨,也注定了援利医疗队是一个有着统一坚强领导的、由不同岗位和分工构成、一二线相互交融的战斗集体,成体系地围绕着诊疗中心运行,谁都不可或缺。

——他们,为医疗队构筑了坚固的“防疫”力量。

利比里亚历史上流行的病种包括疟疾、伤寒、登革热和艾滋病。曾有机构在一支维和部队做流行病学调查,向官兵提问:“感染过疟疾的请举手。”“哗!”所有的官兵都举起了手。又问:“两次感染过疟疾的请举手。”“哗!”又是一大片。再问:“三次以上反复感染的请举手。”举手的超过二分之一。

医疗队居住在废弃的体育场,条件非常简陋,杂草丛生;多雨的气候和体育场内的半开放下水道,使生活区成为一个蚊虫极易滋生的环境,防蚊防疟的压力非常大。“热带病学”专家王英和队友,每天穿着不透气的防护服,背负沉重的喷雾器,在营区进行蚊虫消杀灭,不放过每一个死角。他们创造性地利用“灯诱法”监测生活区、医疗区的蚊虫密度,对捕获蚊虫进行分类,确认是否携带“疟原虫”,及时调整杀虫剂的使用种类和频次。“喂,防蚊专家,帮我看看这个蚊子传播疟疾不?”经常有队员拍死蚊子后,找王英鉴定鉴定。在利比里亚的60多天,王英和队友累计配置杀虫剂200公斤,投掷杀虫烟雾弹500余枚,消杀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累计检测水样30余份/次,检测食物样本20余份/次,有效保障了医疗队的生活安全,无一人感染疟疾等传染病。

张竹君是一位80后医学博士。他与其他2名防疫队员和10余名当地聘用人员组成的医疗废物处理小组,承担医疗垃圾收集处理、遗体搬运等工作。每天,进入病区收集医疗垃圾,然后焚烧。这些医疗垃圾极具传染性,每个步骤都必须小心谨慎:喷洒消毒、密封检查,喷洒消毒、转运,再喷洒消毒、焚烧。收集转运上百袋医疗垃圾,大约40分钟,焚烧完需要3个多小时。身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雾蒙蒙的护目镜,浓烟、令人作呕的异味,900多度的炉温一米开外就能让防护面屏变形,辛苦自不必说。

还有一些队员,在原单位是护士长。在抗埃一线,负责清洗防护靴。这些雨靴是病区医护人员重复使用的,属重度污染物。她们在消毒清洗靴子时,需穿上防水、防腐蚀的黄色化学防护服,因此被队员们亲切地叫做“小黄鸭”。

唐棠、肖利就是其中的两位。她们率领八名护理姐妹,组成了洗消小组。她们每天早上来到工作区,穿上防护服,俨如外星人——黄色的化学防护服、N95口罩、护目镜、面屏、橡胶手套、防水围裙,身体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上百双靴子堆积在一起,一只一只的刷洗,然后浸没在消毒液里。1个小时后,捞出用清水漂洗两次,再拿到室外烈日下晾晒。重复的动作,不停的清洗。唐棠说,感觉时间都停止了下来,听不清周围的一切,只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和呼吸,汗水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一直往下淌,直到流进鞋子里。洗完一批靴子,大约需要三个多小时。一层一层脱掉防护服,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能拧出水来,脸颊也被口罩和护目镜压出了深深的印痕和密密麻麻的花纹。因为体力消耗过大,瘫坐在椅子上,根本不想说话。稍微缓过劲儿来,就尽快补充水分。每当这时,她们感觉能自由的呼吸,是多么愉快的事啊。

——他们,默默无闻,却维系着“打胜仗、零感染”的关键环节。

他们每天进入病房,采取血液标本,送检。血液是最可怕的传染源,他们必须十分小心。

他们每天对进入病房和需要严格防护的队员进行督查,从穿脱防护服程序到每一个操作细节,都不放过,严如包公。

——他们,铸牢官兵心理盾牌,提升“看不见”的战斗力。

在中国援利医疗队驻地SKD体育场,心理专家杨国愉教授带领心理组队员,给医疗队员开展了主题为“情绪调节与压力管理”的团体心理训练。训练从“成长五步曲”开始,让队员们体验在特殊环境下可能遇到的挫折、压力与成长。紧接着,训练进入“情绪困扰和压力”的环节,通过讨论、互动等形式,让队员们对自身存在的情绪困扰、压力来源和应对方式进行深入思考和交流。之后,“伴你走过人生路”的活动,让队员们体验到战友和团队在情绪调节和压力管理的中重要作用。最后,音乐放松训练让队员们的身心得到深度放松。整个训练持续1.5小时,环环紧扣、气氛融洽,大家在实践活动中体验挫折,在交流互动中认识压力,在互助讨论中建立信任,在欢声笑语中提升期许,在放松练习中松弛身心。

60多天里,心理组编印《心理健康手册》900余册、制作心理扑克牌1000余副,举办心理健康讲座6场、开展团队心理训练10批次、个别重点心理咨询30余人次,心理测评12批次。

——他们,白天做饭、出车,晚上站岗,负责医疗队的安全警戒。这些后勤战士都是多面手。

“明天可以做个水煮肉片”、“炒土豆的时候放点醋吧”……晚上8点过,晚饭结束了,炊事班却还没下班,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菜品还可以做出什么新花样,哪些菜做得还不够好,该如何改进等等。由于当地食材有限,最常见的就是土豆、白菜、洋葱,肉类只有腊肉、猪肉罐头等,炊事班只能换着花样做。医疗队员大部分都是重庆人,喜欢吃辣,炊事班就从重庆“扛”了100斤干辣椒来,到了以后自制油辣子,让队员们解馋。有些队员是回民,他们就开小灶煎个鸡蛋;有些队员不能吃辣,他们每次都准备一两个清淡的菜。

——他们,是医疗队的“喉舌”,向世界传递中国军医的声音。

从“解放军援利抗埃医疗队抵达利比里亚入驻SKD体育场”到“中国速度”,从“中心确诊第一例埃博拉患者”到“三名确诊患者康复出院”,从“爸爸妈妈加油,等着你们平安回家”到“医疗队队员钱德慧与正在分娩的妻子视频连线”,透过各种媒体,援利医疗队和中国军医的消息,公众第一时间了解;中国军人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世界第一时间知晓。

自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组建以来,医疗队的2位政治部副主任——张远军、姜恒,就以“战地记者”的姿态,终日扛着“长枪短炮”奔波在队伍的各个角落。抵达利比里亚后,2人更是成为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喉舌”。与国内相差8小时时差,每天天不亮,他们就开始奔波于驻地与诊疗中心,捕捉记录医疗队一项项重要工作、一个个历史性的画面。深夜,队员们入睡,他们却在忙碌地整理医疗队最新动态,以便及时传回国内。

在那些紧急救治5名确诊患者的日子,张远军看着疲惫不堪的医疗队员,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与战友并肩战斗,到一线、到病房采下最珍贵的镜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张远军的请战都被医疗队领导驳回,“不行,这不安全,也不符合规定!”张远军却“不服气”:他们是军人,我也是军人;他们都能安全地出入污染区,我也一定能!男儿的血性一经激发,便不可收拾。这位曾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一个星期仅靠几盒牛奶和矿泉水充饥,为了乘上直升机到成都传送画面,甚至穿上手术服化装成医生的倔强的“战地记者”,最终说动了首席专家毛青,在队友帮助下一点一点地穿上PPE,跟着医疗队员走进病房,拍下了“埃博拉”救治的第一手资料。在现场,他终于切身感受到队员们所形容的那种“难受”:汗水从头直刷刷地流到脚,气味刺鼻,呼吸困难,嗓子又疼又痒,大脑不时出现“空白”。那天,他举着摄像机,在污染区摄像、采访了将近2个小时。

付出终有回报——2015115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栏目中,用335秒时长播出《抗击埃博拉病毒22天,3名患者病愈》报道后,总政宣传部专门撰写《军事新闻阅评》并向全军推荐学习,称赞该报道“真切感人”,“令人过目不忘”。总政治部殷方龙副主任在上面批示:“报道很好,真切感人,为树立军队好形象增添了正能量。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宣传。”128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新闻破例用355秒时长播出《抗埃手记:10个昼夜的生死相伴》,儿科医生陈盛的深情讲述,让中国人民、让世界为军医跨越国界的大爱动容!

这就是中国援利医疗队——在这个特殊的战斗集体中,每一个战斗岗位都不轻松,每一个战斗岗位都充满危险,每一个战斗岗位都不可缺少,每一个队员都是勇士!

20141230,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在西非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的全体医疗队员发来了慰问信,对抗埃医疗队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爱天下。沐浴东方的朝霞,我们迎着晨曦出发,美丽的阿非利加,有我们无尽的牵挂。飞越万里的海峡,我们踏着晚霞到达。遥远的利比里亚,有我们勇敢的回答。我们是中国军医,哪里需要就奔向哪,守护生命真情播撒,我们是中国军医。砥砺天剑谱写神话,大爱无疆情满天下。”

这是中国援利医疗队队歌《大爱天下》的歌词。“爱”是队歌的关键词,“传播大爱”是医疗队在利征战60多天的最好诠释。

3位确诊患者出院那天,医疗队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仪式,送上了服装、乒乓球拍等礼物,以及队员们发自内心的最诚挚的祝福。为表示回谢,3名从衣着到精神都焕然一新的康复患者,拿起铁楸,在诊疗中心门前,种下了3棵象征着健康、生命和友谊的橄榄树。

“埃博拉肆虐,人民饱受痛苦。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能消灭埃博拉。”歌声响起。一块唱歌的,除了3位康复的确诊患者和全体医疗队员,更有诊疗中心招聘的数十名当地工作人员。

许多当地工雇员曾有在其他ETU工作的经历,刚来到中国诊疗中心时,冷冷地用旁观者的态度,审视着医疗队员一言一行。

言必行,行必果。医疗队严格遵守承诺,安排雇员接受专业培训和考核,积极与利国政府协调,落实了雇员们的酬劳待遇。

80名当地工作人员,包括1名协调员、17名护士、2名抽血员、1名社工、59名消毒保洁员,全部实现了与中方医疗队员“混合排班、无缝协作”——没有中方、利方的区别对待,没有区别性的分工,雇员们与医疗队员完全融合在一起。在诊疗中心,共用一个通道,共同救治病患。

中国医疗队对利国同胞的态度,是这些当地雇员们关注的重点。诊疗中心刚开始运行,一天,一位高热、腹痛的疑似病人被送进留观区。按照规定,每一例患者都要经过首席专家和病区医生的讨论,才能制定诊疗方案。看见病人迟迟没有治疗措施,一位雇员激动地冲上前来,对医疗队员吼道:“你们为什么还不给他输液?还不赶快救他!”类似的误解,发生过几次。但是,随着被送来的疑似、可能患者的不断增多,一直到确诊埃博拉患者,医疗队员不顾自身安危,频繁出入污染区,竭尽全力抢救病人,为病人送去可口的饭菜,甚至拿出自己珍藏的“体己”,打扮女病人,逗孩子笑……这一切,雇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曾经,当地雇员口音很重的“利比里亚式”英语,使他们和中国医疗队员的沟通面临一些困难。为了更好地交流,门诊部护士袁小丽把第二天工作中要说的话,用英语记到笔记本上,反复练习。在实现“顺畅”交谈后,袁小丽又寻思着如何让氛围更加轻松、活泼,便尝试教这些利比里亚同事一个汉语词——“漂亮”。

没想到效果极佳。自此,当地雇员每次看到女队员都说“漂亮”,队员们笑得合不拢嘴。后来袁小丽告诉他们,“漂亮”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大家工作很出色,我就会竖起大拇指,大声说——漂亮!”随后几天,袁小丽还教会了他们用中文说“早上好”“下午好”“谢谢”“不用谢”“你吃了吗”……大家学得很努力,会的中文词越来越多,其中一名“佼佼者”还和医疗队员录制了一首中利合唱版的《自由飞翔》。

愉快交流的过程中,医疗队员和利方雇员相处越来越融洽,工作配合越来越默契:隔窗问诊,相互只要一个简单手势,就能立即做好相应操作;当地员工脱下厚厚的防护服、挥汗如雨时,医疗队员会立刻把水递到他们手上;当地员工忙得来不及吃早餐,医疗队员会悄悄把饼干放在他们的桌上;当地护工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买来手链和民族服装,送给中国“漂亮姐姐”;大家的对讲机统一贴上了可爱的“笑脸”标识,远远看到晃动的“笑脸”,就知道对方需要帮助,马上开始连线;每一次交流结束,每一次工作结束,他们都会笑着对医疗队员说:“谢谢你!”……当地雇员不仅学会了一些汉语词汇,还坚持把每个词语用中英文一笔一画记在笔记本上,向医疗队员表达想要了解中国、到中国走走看看、到中国工作的愿望。

1216,诊疗中心“汉语学校”正式开班了。学习地点——诊疗中心门诊部,学习时间——每天早晨730800,教员——袁小丽,学员——全体当地雇员,第一堂课学习的内容——“我爱你中国!”。

20141225,圣诞节。一大早,医疗队队长王云贵和政委李大元就率领机关各组领导和有关人员,来到诊疗中心,为当地雇员和住院病人送上了节日问候和礼物。

一个个中国结,象征着友谊、吉祥;一袋袋苹果,象征着平安、幸福。“礼轻意义重”,利方工作人员拿到这份惊喜,都十分开心,乐得手舞足蹈。

大爱,让医疗队员与黑人兄弟姐妹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

大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重庆外建、山西外建、东方国际……,利比里亚的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在诊疗中心最艰难的时候,与中国援利医疗队牵手并行。当地的华人,常常自发为医疗队送来新鲜的蔬菜。

中国援利医疗队不畏艰苦,以高超的医疗技术挽救了许多利比里亚百姓的生命,有效控制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受到利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利比里亚卫生部部长助理恩耶斯瓦表示,中国医生勇敢、充满智慧。中国诊疗中心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但收治多名埃博拉患者,而且已有埃博拉确诊患者康复出院,瑟利夫总统委托他对诊疗中心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真挚感谢,利比里亚人民对中国诊疗中心充满敬意。

由于长期的动荡和内战,利比里亚公共卫生系统十分薄弱,医生数量非常有限。埃博拉疫情暴发后,该国公共卫生系统被彻底摧毁,医务人员纷纷逃离岗位。而当地民众由于缺乏对埃博拉病毒的正确认识,导致疫情暴发初期感染病例迅速上升,病毒“像野火一样蔓延,吞噬着途经之处的一切”。感染源防控工作面临严重挑战,公共卫生系统亦亟需重建。

在医疗救治的同时,公共卫生培训有序展开。

——在驻利大使馆的协调下,医疗队积极对接利国政府,组织卫生人员培训,为重建当地卫生体系打下基础。

——医疗队组织利国军队医护人员培训,提高该国军队防病抗病能力。

——医疗队为利国警察及周围社区民众开展培训,传授防疫知识,为提高全民公卫意识和能力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医疗队培训维和分队官兵,为提升我军海外战斗力提供支持。

——医疗队为中资企业培训中利员工,关注国人健康、传递祖国关怀。

培训中,结合利国公共卫生建设现状和抗埃防疫需求,医疗队拟定了多模块组合式的培训方案。共设计埃博拉防控知识、隔离患者与安全丧葬、疟疾的防控常识、室内外消毒技术、心理卫生等12个授课模块,采取了理论授课、视频演示、技能训练、情景模拟、实地参观等5种教学方式,编印埃博拉知识防控、疟疾等常见传染病防治等培训手册3册、宣传光盘1套、教学视频1部。根据培训对象不同,组合搭配不同培训模块和教学方式,增添不同培训特色。培训中,强化全程感染防控,避免感染与交叉感染。

“在组织的授课效果测评和跟踪随访中,参评比例为90%,满意率达95.8%。”刘蕾副主任介绍道。

利方参训人员纷纷表示,中国诊疗中心与众不同,培训内容科学、讲授精彩、组织正规:利国首席医疗执行官亲自带着第二个批次的医务人员前来培训;SKD社区的居民分成两个批次走进了公共卫生课堂……利国民众对中国政府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付出的努力赞不绝口。

60多天,医疗队先后组织培训20批次1520人,超额圆满完成国家卫计委下达的500人次的培训任务,扩大发挥了援助综合效应,为利国重建公卫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击埃博拉,我们离不开中国医疗队,重建卫生体系也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利比里亚人民愿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恩耶斯瓦说。

60多天转瞬即逝,离别的时候越来越近。

利比里亚阳光灼热的正午时分,在蒙罗维亚中国援利埃博拉诊疗中心疯长着欢笑和掌声,也疯长着泪水。这些中国医疗队员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失去父亲的小男孩变得像男子汉一样坚强了吗?”“没有父母佑护的小女孩过得还好吗?”“那个年轻的母亲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吗?”……60多个难忘的昼夜,中国医疗队员用汗水和真诚构筑的大爱,超越国界和种族,凝聚成中利两国人民兄弟姐妹般的亲情。

11年前,就曾到达非洲执行维和任务的骆宁、王亚平、龙晓宏,已是第二次来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对这片上生活的人民有着更深的情感。她们把象征吉祥平安幸福如意的火红“中国结”送给并肩战斗过的非洲姐妹,祝福她们“好运!珍重!”

同样来自沈阳军区总医院的52岁的陈红,是首批援利医疗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作别非洲,这位曾参加抗击SARS的老兵,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离别前夜,坚持要值最后一个夜班。

与中国军人一样,接受过医疗队培训的利方护士阿比咖惜别这些她们称为“中国来的天使”,更是太多的不舍。她饱含热泪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中国!”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当中国白衣勇士背着行囊走出驻地SKD体育场时,利方工作人员纷纷掉泪。利方护工Christopher用汉语叫着自己熟悉的队员名字,一字一句,让大家眼眶都红了。

中午13:00,驶往机场的大巴发动。有人三步并作两步紧追上来,轻轻敲击车窗,与队员道别;而送别的人群中,一个高高的非洲青年,双手托起刚刚写好的纸牌,密密麻麻的英文深深印刻在每个队员的心中——利比里亚人民会感激中国人,这份友谊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爱你们,我们会想念你们……

77年前,伟大的国际和平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着战地医疗队辗转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根据地干部、战士和老乡的尊敬和爱戴。今天,传承着“白求恩精神”的中国军医,在这次对外医疗援助中,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行动迅速、技术精湛、无私奉献,把空间拉近,让时差“归零”,给正与病毒艰难斗争的利比里亚民众送去了爱的温暖、生的希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一个大国的形象,一个大国的崛起。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第三军医大学政委高占虎动情地说:“援利医疗队以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不远万里,代表祖国向利比里亚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赢得了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的信赖和赞誉,他们是中国的白求恩,是中国军人的骄傲,他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这里,我们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问候。”

责任编辑/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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