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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纵横谈“求真”

2015-03-20 09:27:18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523

赵瑜:纵横谈“求真”

刘 斌

【采访手记】赵瑜,性情率真,做事认真,写作求真,他的“三真”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文如其人,风格即品,别瞧他一副膀大腰圆的魁伟身材,写起字来可是心细如发一丝不苟,三十年坚持、坚守,在中国报告文学的道路上树起了一个标杆,精心创造的作品历经岁月磨砺,弥散着“求真”核与魂的亮丽光鲜。《马家军调查》一版再版,如今已达20多个版本;《独立调查报告》去年成套推出(含《寻找巴金的黛莉》、《马家军调查》、《火车头震荡》、《革命百里洲》、《王家岭的诉说》、《篮球的秘密》六部),一时洛阳纸贵,旧作仍大受欢迎;《寻找巴金的黛莉》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热评如惊涛拍岸,同名电影正在紧锣密鼓拍摄中;《野人山淘金记》面世就引起轰动,众多读者争相购买传阅,或作馈赠佳品……赵瑜作品为什么广受欢迎,为什么备受喜爱?赵瑜和他的作品魅力究竟在哪里?

2015开年之初的一则重磅讯息给出答案。1月16日,寒气袭人的京城热浪涌动,“2014中国魅力榜”隆重揭晓,瞬间由主办方——颇具影响力的《南方人物周刊》发布,经过网上广泛投票和专家评选,在经济、文化、理论、艺术、娱乐、传媒、体育、商业八个领域取得突出业绩的精英人物榜上有名,令人振奋的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荣获“2014中国魅力榜”的“求真之魅”大奖。

1月19日,赵瑜在颁奖典礼后拨冗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在京东四惠的一间暖馨咖啡屋中,温热的普洱茶、地道的竹叶青,促膝4个小时的倾心恳谈,赵瑜敞开心扉,纵横捭阖,应随机即兴提问,讲述了“求真”的心路历程和精深感悟,现摘要成文。

刘斌:报告文学是真人真事的艺术呈现,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底线。这个基本准则说起来简单,做到不是轻而易举。一个作家可以完成一部真实的作品,但很难保证几十年不写虚假文字。有目共睹,您做到了,坚守报告文学写作三十年,恪守独立精神,真实记录,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您的一句“歌功颂德把报告文学全毁了”,震耳发聩,引起轩然大波。报告文学的真实、真相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度思考。“求真”是报告文学的核与魂,魅力是审美取向的重要品质,先从您荣获“求真之魅”大奖谈起吧。

赵瑜:获这个奖感到意外,但没有惊喜,一个读书人,拿笔杆的,与众多的同行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着“真实”这个本,劳动干活儿,这是本分,安分守己吧。今天获这个奖,有些开心,比获其他奖高兴,因为它是民间的,是社会公众公开投票评选的,与体制内官方评的不一样,我搞文学创作三十年,还没有以个人名义获过这类奖。

我在体制内获政府的、业内的、刊物的官方奖项比较多,最近还获了一个《当代》荣誉作家奖,此类奖项大都是以作品来评的,体制内官方主办评奖有一定局限性,受方方面面因素制约和影响比较多,好的作品不一定能获奖,甚至一般化的作品受到推崇反而能评上,有时会偏颇。而《南方人物周刊》搞的这个评选活动定位不同,通过公众网上公开投票,彰显普世价值,不是以某部作品为标准,以作家本身的写作常态和作品影响力来评选,颁奖。虽以年度命名,实际是人物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其他获奖者的事迹让我敬佩,如有一位名叫汤计的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获“良知之魅”佳冠,是因为他坚持9年为重审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而费尽心力,奔走呼吁,顶住各种压力,连写多篇内参,反映所掌握的真实情况,使其案终于得到昭雪。还有一位93岁的老翻译家,叫许渊冲,老先生性情豪放,从1938年入西南联大学习英语,几十年历经坎坷,笔耕不辍,译著成就显著,最可贵的是“较真”,喜欢讨论问题,不争个清楚明白不罢休,真理越辩越明,这次获“狂放之魅”奖,令人崇敬。

刘斌:我注意到您的票数是83223,与“创新之魅”的某著名企业家票数相近,人气指数很高,您怎么认识获“求真之魅”大奖的意义?

赵瑜:还应该清醒、冷静吧。一方面自己的写作能够被社会公众认可和接受,感到欣慰;另一方面获奖是一种鞭策,一种激励,要不断努力,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把根扎得更深一些,作家也是普通大众的一员,心要与百姓贴得更近一些,情感联系要更紧密一些。还要有更多的自省。山外有山,须向他人躬身学习,获这个奖与不获这个奖同样态度,守住本分,扎实写作。

刘斌:真善美是文学创作中的价值追求原则,三者紧密关联,相互融通,构成了认识、理论和美学三大精神世界。“求真”是第一要务,您是怎样理解的?

赵瑜:这个问题触到了文学创作的精髓。报告文学的价值追求也是以真、善、美为内涵展开的,“求真”不单单是方法和思维方式,更是作家有良知的根本立场。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强调说真话,讲过: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困难。这辈子无奈,讲了一些假话,感到非常愧疚。八十年代复出后,在《随想录》中义正言辞地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活下去。

巴金的“真言说”对我影响至深。仔细观察“真”与“假”的博弈,充满我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文中不写真实,媒体传播虚假,假话说得脸不红色不改,自圆其说直到圆不起来,不仅听者不信,说者写者自己也不信,假话说到自己都再难编造圆满的程度,这种宣传偏离大众意愿。

“求真”的真谛,很简单,就是要独立思考,说真话,讲心里话,表达大善立场,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坚持真理,勇于直面真相。

刘斌:我看到2013年12月间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给您的信,您在回信中谈道:报告文学应当更加有力地关切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家理应肩负起更加深重的责任,请展开谈一谈。

赵瑜:赵正永书记的来信,让我思索。一方大吏,政务繁重,能抽时间阅读《寻找巴金的黛莉》,高度评价巴金精神,在多种场合积极推荐,鼓励青年追求真理,热爱文学,奋斗向上,这种情况还不多兄。

我发现了巴金老人1936年给黛莉的七封信,也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后来尽心寻找到九十岁高龄的黛莉老人。任何一位同仁遇到这样的故事,也同样会不遗余力地寻找,可能比我做得更好,这不是谦虚而是心里话。我对表扬、获奖这些事看得比较淡了,咱就是一个拿笔杆子读书写作的,应当真实地面对生活,书写真实的生活。

刘斌:请讲讲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践行“求真”的情况?

赵瑜:拿《王家岭的诉说》来说吧,王家岭矿难发生后,省作协派5个作家去采访,由我带队,书还没出,许多人就说:不用看,肯定是歌颂大救援的,不看作品就产生错觉和误会,甚至有熟人当面指责:老赵,你们也学会唱赞歌这一套了?为什么会出现先入为主的情况?还是人们听一些歌功颂德的虚话,掩盖真相的假话多了,形成了思维定势和思维惯性,这是非常糟糕的现象。当我们十几天后风尘仆仆,满脸黑煤灰,一身臭汗回到太原,屁股刚刚坐下,居然就看到一本《王家岭大救援》的书,完全是拼凑赶制的信息资料汇编,掩盖事故真相的遮羞布,死亡38人,重伤130多人的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却被冠以大救援的颂歌和赞歌,令人心痛心碎。民众看了还怎么相信媒体、出版物?怎么相信记者、作家?也不相信你报告文学作家有独立精神揭露真相。后来,当读者看到《王家岭的诉说》,知晓了真相和我们的立场表达,才开始转变态度,有了好感,称赞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说了真话,讲了真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和制度上存在严重漏洞和安全隐患,偌大一个几千人的央企,仅有十几个正式员工,为了单方面抛负担,降成本,聘用大量农民工,混乱到人员姓名都登记不全。任何有良知的作家,都会被这种漠视尊严,草菅人命的惨痛现实震惊和不安,我们看到的是管理混乱和腐败,而不单单是救援,救援还值得用农民工的生命和鲜血去“歌颂”吗?出了事故,出了矿难,立即全力以赴,救援对于政府、对于企业来说,本是责无旁贷,理所应当的。

刘斌:“求真”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做到“求真”?

赵瑜:“求真”就是直面真情,真面真相。客观、公正、真实。调查采访不偏不倚,不遮不盖,不先入为主,不受旨意引领,不带框框。站在大善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强势立场。

知识分子,理应坚持独立思考,科学分析,独立观点,独自语言,独立表达,笔下流出的是真实的事,发自心底的话。写作真正的报告文学,的确难度较大,良知则要求我们不能绕开问题走,要迎着问题上,把人们要知道的问题、死疙瘩写深写透,敢于碰硬,直面真相。

王家岭矿难本来是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却都把它写成大救援的颂歌,于心不忍啊。

刘斌:有位哲人说过:“人类如果想避免悲剧,那么首先要知道悲剧的真相。”揭示真相就是“求真”,需要魄力和担当。请你谈谈在“求真”过程中,对“担当”的理解与践行。

赵瑜:古人和无数前辈,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高境界,选题一旦确定,往往坚持到底。当代好的作家,也不会左顾右盼,看看这个领导的脸色,顾及那个上级的好恶,我赞同一个信条:尊重客观事实,认真采访调研,对事实真相负责,对自己笔下的文字负责。

写《马家军调查》时,我的出发点不是去揭秘、猎奇,而是调研这支辉煌团队为什么发生“兵变”,轰然崩塌的真实原因,以警示后人。作品揭开了马家军内部的真相,包括兴奋剂问题,当时,根据调查结果,我写了“药魔重创马家军”这一敏感章节,当年发表时暂时删掉,16年之后才出了全本。《中国作家》发表《马家军调查》后,反响强烈,要说没有烦恼是不现实的,当时压力很大,被误解、遭辱骂,也有委屈。但是,我的心是坦然的,作品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企图和动机。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就要说实话,写真相,这就是“求真”中的担当吧。

刘斌:您是怎样实现“求真”自觉的?

赵瑜:我喜欢跑到事件的第一现场调查问题,亲眼观察;也算能耐得住寂寞,闭门读书,探讨学理。“求真”的基本要求和审美价值取向覆盖文学创作全领域,“求真”自觉首先要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报告文学讲“求真”,小说、诗歌、散文本质上都讲“求真”,只不过文体上有虚构与非虚构之分。

老百姓之所以接受和喜爱《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和《水浒传》四大名著,就是它们具有“真实性”,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统一的。《三国演义》从《三国志》演绎过来,《西游记》浪漫一些,但情景与民间一样,人物、魔鬼形象皆从生活中来,《红楼梦》和《水浒传》中的众多人物在生活中也能找到原形。

诗歌浪漫抒情,诗情画意,但矫揉造作,就不是好作品了。清代一位大学者曾说:“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而有些诗人在汶川地震中,看到中央领导到灾区现场看望大家了,激情和灵感来了,笔一挥写了“做鬼也风流”,这是诗吗?生命是高于一切的,面对灾难现实,漠视几万人遇难的悲剧,这样的所谓诗性,违背了真情常理,因而无法让人接受。

刘斌:这涉及到文学艺术“善”的价值体现和情感表达。

赵瑜:文学作品的体裁不同,文体各有差异,但求真求善求美的本质是统一的,核心是作家的良知。“求真”无处不在,范围很大。不单是报告文学,古往今来,文学艺术的好作品都喜欢“较真”。

我常想,为什么仁、义、礼、智、信的观念历经摧残,却经久不衰,长期生效?为什么讲“百善孝为先”?只因国情不同,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老了不为养老发愁,中国不靠子女不行啊!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建立过程之中,“孝”就起作用,可以养儿防老。再比如说“信”,我们历史上鲜有契约制度,不讲“诚信”行吗?过去的乡规民约,弥补法律不足,全县几十万人口,一个县官带几十个衙役,代表县政府,行政成本很低,只有出现命案,有人告状,县太爷才升堂审理,其余都靠乡规民约,士绅政治。今天看来,中国情况依然复杂,单靠法律制度不行,单靠中庸道德也不行。我们山西是腐败重灾区,叫做“全面塌陷”,在官、煤利益暗箱运作中,在巨大诱惑下,道德崩塌,制度崩塌,良知崩塌。政治生态问题实质也是“求真”问题,不认真做人,不按规矩做事,定会离经叛道,走向反面。

“求真”自觉要从思想和理论的根基上解决,严格自律,知行一致。

刘斌:您在创作选题上是如何“求真”的?

赵瑜:我的写作,基本上与我生活的土地——山西晋东南,与我的生命情感息息相关,这些题材不隔膜,不陌生。很少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刻意找一个不相干的题材写。距离太远的东西,两眼一抹黑,就会盲人摸象,不熟悉情况谁也写不好。还是守住作家的“一亩三分地”,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精耕细作吧。写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就是因为我熟悉这个行业,从小就在山西晋东南当游泳队员、篮球队员,还干过公路自行车,在体委大院摸爬滚打了20多年,里里外外熟悉透了,采访时讲的都是行话,容易掌握真实情况,写起来顺手。

去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新书《野人山淘金记》,这伙闯荡缅甸的“国际个体户”,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儿,后来干什么的都有,黑白两道。前两年遇上一个,问他最近干什么?他说在缅北淘金呢,我一听,挺稀罕。我想:缅甸北部野人山,那里自然环境恶劣,战乱不息,各路军阀利用本地资源——黄金买军火,这伙弟兄远离家乡,冒险去挖黄金,里面一定有动人心魄的故事,便产生了新的探秘兴趣。到来年旱季,跟这伙老弟兄去了缅北,才有了《野人山淘金记》。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情况不熟悉,情感有隔膜,人家会让你去吗?会让你到处拍摄,问东问西吗?生人来此,只会把你赶出去,还想调查人家淘金吗?

我从小打篮球,有次在北京,雷达先生谈到广东东莞有上万个篮球场,上万个篮球队,篮球运动在学校、企业里十分普及。我感到这个现象对于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有意义,有典型性,于是,九下东莞,采访调研十分顺利,始有《篮球的秘密》,因为你熟悉篮球,有浓厚兴趣,语言、氛围容易写到位,先天贴近生活。

写《火车头震荡》也是这样,与我的生活、情感不隔膜。我在山西出门开汽车,去北京也是开车,出远门我喜欢坐火车,长期对铁路感受。几年前,《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对我说,她家乡湖北恩施修铁路,山高水险,难度极大,当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就规划了,詹天佑惜败于此,毛泽东搞三线,要打通上海、武汉到重庆,一百多年过去,直到现在还没建成,正在突破,很值得书写。第二年我去施恩,亲临现场深受感动,创作了《火车头震荡》。有评论说,这本书立体呈现了中国铁路简史。

《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也这样,内容是发生在山西晋东南的文革大武斗,惨绝人寰,我不是参与者,是少年旁观者,耳闻目睹的战争情景,在心灵中有着刻骨铭心的印痕,从事文学创作之初,就有把这场惨剧记录下来的想法。二十年前写过一个小长篇,以后不断积累,不断补充,终于在近年完成了这部一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上中下三部,目前是我作品中体量最大的产品。

刘斌:纵览您的作品,确实每一部都与您的人生经历联系紧密。您说过,好作家是一块领地的精灵,恰如其分。请谈谈您的精神成长经历以及对创作“求真”的影响?

赵瑜: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亲在晋东南地委宣传文教部门工作,是干部中的文人,是文人中的干部,母亲在晋东南妇联会搞文化宣传。文革爆发时我是小学五年级升入六年级,父母要我在家老实呆着,抄写《毛主席语录》,我心里逆反,跑到大街上,看戴着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喊口号,游行。那一代小学生十分单纯,觉得新鲜好玩儿,同时潜移默化受了“阶级斗争”说教的影响,大院里来了陌生人,脑子里马上生发“是不是特务?”的疑问。我们50后几乎都是叛逆的,在家父母管得严,出了家门就撒欢,正如王朔写的大院里的孩子那样。王朔作品如实地反映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

对我影响大的还是体育运动生涯。体验最深的是游戏规则的严格严肃。球出界了,你辩解没出界,那是不行的,一球之差,不容分说,冠军就是冠军,亚军就是亚军,现在科学测试手段先进,分分秒秒、厘厘毫毫都有依据。多年的训练和竞赛,使人养成了认真的性格。后来搞报告文学,遇到具体细节没搞清楚,心中的“坎”就过不去,一定要究根刨底弄明白才罢休。写《寻找巴金的黛莉》,前前后后在省内外跑了两年多,虽然只有10万字,但很用了一番笨功夫。

写有关市管县改革的《太行山断裂》,要反映广大干部和百姓的心声,他们不理解,有牢骚,有意见,晋东南地区分成晋城和长治两个地级市,这在当地是大事。稿子发表后,许多人说符合实际情况,写的真实,人们买不到那期《花城》,就大量复印,有的单位把复印机都烧坏了,但是,省委领导看了不高兴,说与省委唱反调。怎么办?是按领导意见检讨、删改,还是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写真实?我选择了后者。

刘斌:我发现您与数字“3”有密切关联,获徐迟文学奖3次、赵树理文学奖3次、《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3次、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体育3部曲、《牺牲者》上中下3卷、拍摄纪录片《内陆九三》、《大三峡》等近90部集,评论界有研究评论三部《赵瑜评传》、《赵瑜调查》、《赵瑜批判》。看来“3”是您的幸运密码。

赵瑜:只是某种巧合吧。我相信作家与文体是有缘分的,与选择题材有心灵契合。今年《当代》第一期发了杨匡满先生写的《马家军调查》纪实回忆长文,给你一本,你也许会发现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东西。这件事儿都过去16年了。

刘斌:我回去认真拜读。杨老回忆了16年前《马家军调查》发表的来龙去脉,风风雨雨,您能不能披露一下《马家军调查》采写的由来背景?

赵瑜: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体育有3个让国人引以为豪的典型,也是中国体育运动的3座高峰:中国女排、国家乒乓球队和马俊仁带领的女子中长跑队。我写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后,有人邀约我写“中国乒乓球”,我当时正在拍《内陆九三》的纪录片,是总导演、总撰稿人,忙得不可开交,分身无术。

到了1994年冬,24集的《内陆九三》封镜,我正好休息调整缓过劲儿来,就在这当口,马家军“兵变”,一夜之间,小姑娘跑光了,只剩马俊仁教练和几个留守人员,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马家军从荣誉高峰一下坠入谷底,瞬间“崩溃”,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是值得深入发掘的选题,又是我熟悉的体育领域。几年前,马家军兴起和鼎盛时期,上上下下所提出问题是不够的,有些赞颂的作品停留在新闻性层面,或者有报告没文学。文学是人学,报告不触及到人,不以人为轴心,是没有感染力的。

刘斌:有评论家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报告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和鞭子。“镜子”可以以史为镜,历史关照现实;“鞭子”可以鞭恶扬善,促进社会进步,与您的“歌功颂德把报告文学全毁了”异曲同工的,您能不能深度解读?

赵瑜:文学艺术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从心底里发声,写真实是本分。文学有歌颂和揭露两个功能,歌颂应该是客观、真诚、实事求是。揭露问题,批判精神是更重要的。徐迟先生说过,报告文学是批判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利器。一味歌功颂德把报告文学毁了。有独立思考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正道,作品要经得起公众的检验,时间的检验。

作家与演员不同,演员是被选择,受编剧和导演制约,从属于剧本剧组,只有发挥演技的余地,处于被动位置。我们写报告文学的作家不一样,作家是主动的,你选择哪一类题材?一切由自己决定,全靠自己的良心良知。

刘斌:换个话题,记者与作家有很大的区别,记者记录现实,作家挖掘现实,新闻讲时效性和新闻价值,强调快捷,离新闻点越快越好,作家则要开掘新闻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赵瑜:是的,作家发现开挖社会问题有难度,当年,一些同行听说我要采写马家军,为我捏了一把汗,认为采写难度大。我考虑再三,决定先去看看情况再说,于是背着包就奔沈阳了。

刘斌:采访顺利吗?有没有碰到闭门羹?

赵瑜:1995年春节过后到沈阳,我先去了辽宁省体委,找到崔大林主任,他挺热情,说看过我写的书,并说其妻子也是搞文学的,在大学教中文,他得知我来调研马家军,并不反对,也没有表示阻拦,这就是亮了绿灯,于是我马不停蹄,先去了大连跑跑外围,然后进入马家军基地,跟书上的开头一样。

刘斌:马俊仁欢迎你去吗?态度任何?

赵瑜:第一次见马俊仁,是曲云霞的教练带我去的,当时基地只剩马俊仁和五、六个后勤人员,老马情绪很低落,几天后,我前往金县、鞍山、辽阳、沈阳等地,先外围后内部,有群体有重点,总共在辽宁采访调查50多天,听取各方面情况反应,队员们情绪激动,积极配合,提供了不少书信和日记,我走访了队员们的亲属,也访问了马俊仁家乡的一些人。紧接着又到北京业内采访了30天,最后躲到晋东南山区陵川县,埋头写了两个多月,前后用了半年多时间吧!三年后发表出来,便有小报捕风捉影,说什么“马俊仁全程陪同,50多天掏心窝子向赵瑜讲了全部情况,赵瑜不讲信用,把私密包括兴奋剂的问题都捅了出去”,真还不是那么回事,马俊仁只对我讲了一小部分常情,并无机密可言,关键性的秘密他舍得讲给你吗?而85%的事实,是从许多人那里交叉调研采集到的,写时也比较保守、比较理性,最终才有了经得起乱棍敲打的《马家军调查》。

刘斌:你把握了报告文学的精髓,加上体验式采访,才有了作品的精致品质和真实价值。你多次亲临风口浪尖和险地采访,不胆怯吗?

赵瑜:(笑),不到第一现场,不与当事人面对面,谈什么“求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揭示真相必须要敢冒风险,我佩服新闻界的战地记者,如闾丘露薇、萧乾。当然在和平年代,必须善于用法律维护作家自身的尊严。

《马家军调查》发表后,争论不小,上上下下都有些动静,我则以平常心待之,关键还在于真实性,作品要经得住各方面的考察。听说老马生了气,还要上诉法庭,但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喊得满城风雨,却始终没有起诉。过了几个月,谷开来又冒了出来,写了一大本《我为马俊仁当律师》,其实马俊仁并没有请她,我和《中国作家》的师友们也不曾争她,算一段有趣的自我表演吧。我的态度是不惹事也不怕事,坚持真理,无所畏惧。这么多年,还没有对簿公堂打过一次官司呢。

刘斌:谈谈你在“求真”路上的艰辛与付出吧。

赵瑜:人活在世上,干哪一行都不容易,我们拿笔杆儿写字也一样。要说艰辛与付出,每部作品的背后也不同,但是,作品发表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感到欣慰,没有白费功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手写的字儿变成了书,说明考试及格。每逢争论激烈时,私下里也会叹息,幸亏当初没有含糊草率啊!如果采访写作不认真,不是徒生乱局吗,不是白费功夫制造垃圾吗?顿时敬畏“求真”,若是掉以轻心稍不留神,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时间久了,对于经受些磨难,我也有了平常心,处之淡然。采访中有时顺畅,有时遇到难题,有时住宿条件好,有时条件差,吃的有时习惯,有时不习惯,都习以为常,顺其自然,你本来就是干这行的嘛。

写《革命百里洲》,早春二月到湖北,那里没有暖气,屋里屋外一样冷,一个月不能洗澡。到东莞采写《篮球的秘密》,天气炎热,整天冒着三、四十度高温东奔西跑。怎么办?你改变不了现实可以改变心态呀,经得起冷热饥饱,吃了苦还不觉得苦,这是报告文学家的一种本钱,能适应不同环境条件,是一种能力。有时难熬时,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想公路自行车队员,长距离超强度训练的艰难;想想少年游泳队超极限的苦练,想想拍摄纪录片时带着大队人马,每天操心费力的经历,酸甜苦辣都尝过,现在一个人走走转转,不是已经很轻松了吗?所谓曾经沧海,少许艰辛自然不在话下。现在条件越来越好,到哪里都有人招呼,各地朋友见面十分亲切,把你捧为座上宾,帮你跑腿办事,热情找人、提供资料,就更不该挑剔了。因此,我不认为采访写作是件苦差事。

换个角度讲,如果有人把报告文学写作看得很苦,感到煎熬,有压力有负担,苦不堪言,满面憔悴,找不到乐趣何在,说明他并不适合这项写作。不妨看看写诗行不行?而真正的诗人,生活更清苦,内心更煎熬,甚至命运更苦难……

刘斌:写作文体与作家的性格气质有关联。

赵瑜:对,你选择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选择了你。说明你与报告文学兴味相投,你适合这种文体写作。我有一些诗性浪漫的友人,头发半尺多长,胡子拉碴,每天喝酒,每喝必醉,摇摇晃晃,飘飘欲仙,口中念叨几句古诗,然后倒在地上就睡着了,鼾声大起。让这样的朋友写报告文学,不是为难他吗?(笑)报告文学写作,需要冷峻、清醒、审慎。比如写“万里行”,报告文学作家必须一步一步走下来,到现场观察、感受、体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长征》,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亲自走了一遍,然后一个一个找经过长征的老将士访谈,最终写出了他眼中的长征,讲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故事。好作品是“跑”出来的,不是凭据想象发挥的。

既然立下志向写作,就要热爱,有兴趣,知难而进,苦中作乐。每当我看到读者和专家的种种评论时,就感到特有意思。有次坐火车,遇上两个小伙子议起了我的作品,他们也不认识我,说话没遮没挡,一个说“好”,一个说“不怎么地”,还冲我说“老哥,你也讲讲呗”,真是很开心的。

刘斌:您的作品几乎都有轰动效应,产生大的社会反响。但坊间也有别样议论:赵瑜的书是高龄大女——难产,对此您有何想法?

赵瑜:我在文学青年时期,年轻气盛发表心切,听不得不同意见。现在回想起来,太偏执,还没历练到荣辱不惊的地步,(笑)时间久了才悟到:写作的最终目的是快乐,是心安。写完一部作品,完成了一件事,心愿了结了,结果已无足轻重,何时发表?如何发表?发不发表?是选发部分章节还是全文发表,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过程”,以坦诚之心对待。

《太行山断裂》成书两年后才出版,《马家军调查》三年后才出版,16年才出了全本,补上了有关兴奋剂一章。推迟发表不是坏事,可以多多打磨,行内叫“磨稿”。一来磨练品性,二来深入“求真”,内容更加确凿,文字也进一步洗练。

说我的作品“难产”,目前是指《牺牲者》吧?我是报告文学作家,发生在家乡眼皮子底下的大事件,伤亡两、三万人,无论是武斗规模、动用武器的规格数量、还有持续时间,都是全国罕见,有时候,一天就发生二、三十次战斗,“九大”之后,山西还在重炮攻城,中央动用了5个军番号近20个团的兵力,去平息战事,收缴武器,直到文革结束很久,担任了总书记的胡耀邦还要亲自坐直升飞机前来,“解疙瘩”,解决两派对立问题。这样重大的悲惨事件,报告文学作家不去写谁去写?我从1984年开始采访,直到2004年集中三、四年的时间写稿,访问近千人,完整记录了这一段雪藏的历史、封冻的旧闻,它不堪回首,令人沉思。

当年的两大派头头和许多当事人看过后,双方都认为内容扎实,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历史真相。《牺牲者》完稿后,我根据广泛征求来的好意见,又做了两次修订,至今没处发表。我也不急,还可以进一步征询意见,完善补充,使史料更加确凿。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版此著已经不是我个人考虑的事了,我尽了心力和责任,心就安了。

刘斌:听说有人建议您拿到香港、台湾出版?

赵瑜:有许多朋友和熟人提出过。

刘斌:您是如何考虑的?

赵瑜:有关文革题材的作品不多,有些作品,多是知青文学、伤痕文学、红墙内幕、五七干校、牛棚杂谈等等,而翔实记录“文攻武卫”的大型“武斗”,这块还是空白,没有公开,只有些星星点点的粗略简介,而且,深入调研的难度越来越大,当事者逐渐老去,知情者不愿吐露真情。

这个题材涉及到许多方面,我别无他念,更无功利之心,假如拿到境外出版,对我个人或有好处,可以收获一笔版税,弥补多年的成本付出。但是,这样做对内地读者不利,那边定价起码在500元左右(一套三册),大多数读者很可能买不起,买不到,印刷品入境过关又要申报,所以大家还是读不到。为了更多读者反思历史,汲取教训,我宁愿等待,不愿拿到境外出版。

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有功利心,又要有平常心,功利心对全社会,平常心对咱自己。要把“发表”问题看得开,想得通,放得下,调侃一句:古代也没有出版社嘛!还不是手工活,手抄本,后来有了印刷术,一步步在严酷的优选舍弃中,才留下了好的书籍。

刘斌:您对您的哪一部作品最满意?

赵瑜:我对自己的作品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自己凭良知和真诚写作,不满意的是发表后发现有不少遗憾之处,人们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看报告文学也是遗憾的艺术。如果回答你“最满意”的提问,借用一句流行语:下一部。

刘斌:下一部是什么题材?

赵瑜:还是与我生活的这块土地有关联,不陌生不隔膜。这一次,晋东南地区又出了人物——丁书苗,是沁水县人。她的情况大家知道,就这样一个小学文化,土的掉渣儿的农村妇女,从卖鸡蛋起步到倒煤炭、倒车皮,直到揽高铁,生意越来越大,公司办到了北京,攀附高位刘志军,巨额资产上百亿,判处罚款25亿元,为1949年以来所未有,历史上也没有吧,人称不可思议。不靠谱的事竟成现实,这个典型有时代性,警示性,丰富性。我已经从她生活的乡村开始调研访问了,一个社会底层的农民,没姿没色,无资无本,她到底有什么惊人法术,撬动了国家大市场?

丁书苗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丁书苗奇异的人生轨迹却令世人深刻思考。我在想:如果在私有制的发达国家,丁书苗会寸步难行,如果在“全盘公有制”的朝鲜,丁书苗也不会有发横财的机会,到底我们的体制与市场出了什么漏洞,让这个丁书苗做了充分表演?

刘斌:好,盼望早日看到您的这部力作。您坚守、坚持“求真”创作多年,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

赵瑜:主要有两点,第一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第二倾心尽力做好这件事。人的一生精力有限,我最喜欢的事是报告文学写作,让我其乐无穷,生活充实丰富。我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文革中,我十六、七岁那年,有一天路过地委老宾馆,看到留言板上作家马烽给孙谦的留言,得知两位从下放的农村叫到长治来,修改剧本,为参加全国文艺汇演的《快马加鞭》做准备,我便愣头愣脑闯进了他们住的的房间,对着正在地毯上下象棋的两位大作家请教:我也想写作,不知从哪儿学起?马烽抬起头,打量了我一下,又会意地对孙谦说,看看,这年头还有人要写哩!然后慈祥地对我说,你就从写日记开始吧……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也改变了我,时隔这么多年,那天那情景还记忆犹新。

离开运动队我选择了文学创作,初期什么体裁都写,诗歌、散文、小说都尝试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报告文学,便喜欢上了,当时我们晋东南地区文联有本刊物叫《热流》,那一次,主编郭中群,派我去采写晋城矿务局局长马朝亮,他从人性立场出发,大刀阔斧改革,使矿工住上了宾馆式的宿舍,每天能洗上热水澡,食堂饭菜花样多,条件改善后,矿工们干活儿更有劲了,产量翻番。我写了这个人物给矿山带来的变化,文章题目叫《马朝亮的高度》,是我写的真人真事报告文学处女作,发表后在煤炭业内外产生热烈反响,还得了全国《乌金奖》,此事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找到了写作的突破口,一直坚持下来。

刘斌:您从《马朝亮的高度》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三十年来基本上是写当下现实题材,最近也参加了中国作协《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写作工程,承担《白居易》的写作,这项工程起点高,一流标准,能透露一下您在传记真实性、文学性的总体构思吗?

赵瑜:目前,我还处于创作《白居易》的准备阶段,看了许多本写白居易的书,盼能得到启发和参考,但是比较失望。能不能写出令人满意的白居易,白的长远意义、当代意义在哪里?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白居易辉煌的诗歌艺术成就,复杂的官宦仕途之路,丰富的人生故事,驾驭起来担子不轻。我要悟,相信总会有一天会豁然开朗,找到创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当然,把握史实的可信性是首位的,绝不能虚构、戏说,运用史料一定要有文献出处。文学性也是举足轻重的,没有文学性就是人物介绍、档案资料了。文学性一定要以人为轴心,用文学的语言写出人的情感故事、人的喜怒哀乐,没有文学语言等于没有文学血液。

刘斌:接着谈“求真”的第二点深刻感悟吧。

赵瑜:倾心尽力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力争把作品写好,不出垃圾。儒家的传统入世观对我影响较大,作家的追求要入世,作品反映当下,也要入世。要想作品有人阅读思考,受到认可和欢迎,就要倾心尽力。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这里说了不少了,而文学性,必须体现在以人为轴心,围绕人物,写出有血有肉的典型。刻画人物要按文学创作的艺术共性规律办事。把诗歌的凝炼、韵律,小说的技巧、手法,散文的语言、抒情,戏剧的对话、结构,都调动起来,使干巴巴的报告长腿长脚,走进读者。《马家军调查》如果没有对马俊仁、王军霞等人物形象进行文学刻画,没有对他们进行深度发掘,是不会有人看的。当年,北京人艺试图把《马家军调查》的“最后一幕”改编成话剧《兵变之夜》,是有鲜活的性格依据的;一些文化机构把《马家军调查》改编成了广播剧、评书。如果没有文学的融汇揉合,光有调查报告,则无法传播。

《寻找巴金的黛莉》被改编为电影故事片,如果,作品只呈现一份文献报告,便只是资料了。从审美意象的鉴别分析,报告只有单义性,文学才具备多义性,报告文学属于文学范畴,也理应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多义性。人们对《红楼梦》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写谈情说爱的,有的说是写市井民俗的,毛泽东则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写了阶级斗争,要求高级干部至少看五遍。

《寻找巴金的黛莉》发表后,许多评论是多视角多义的,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认为是晋文化的底蕴和晋人品性的书写,“看到了山西大家族的破灭”,另有学者“看到了一个女知识分子的坚守”,多义而不同呢!所以说,一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二是倾心尽力去做这件事,就会摸到门道,寻到规律,有所探索,有所进步。

刘斌:我注意到专家、学者对您的写作态势和作品有许多评论,著名评论家李炳银提及:“1985年,赵瑜还是一个站在隆起的大山上的新角色,今天的赵瑜和他的一系列作品,就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一座高峰,自有其威猛的形势和性格风采。”我也注意到,最近有张立国等教授发文“从统计学角度研究赵瑜现象”,三十年近三十部中长篇,近500万字的报告文学,部部写真实,光作品研讨会就开过十五次,您荣获“求真之魅”的殊荣,确属实至名归。

我还注意到,友人说您至今写作还是手工活儿,一个一个字,一笔一划写,《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100多万字,500字一页的稿纸叠起来,快有二尺高了,令人敬佩。

今天的访谈不是学术评论,只是交流探讨,听君一席话,我们对“求真”的理解更深入了。谢谢赵瑜!

赵瑜:谢谢你,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赵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当代纪实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中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第二国策》《但悲不见九州同》《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牺牲者》《野人山淘金记》等三十余部,尤以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多次引发轰动。影视作品《内陆九三》、《大三峡》、《赵树理》等近九十部集,获全国首届纪录片奖、最佳撰稿奖。报告文学蝉联三届徐迟文学奖、三届赵树理文学奖、三届中国作家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1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青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责任编辑/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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