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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大戏场

2015-05-17 12:14:45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4283

天地大戏场

——《三上桃峰》事件的台前幕后

毕星星

序言:中国,又怎么啦?

时光走进1974年了。

文革从1966年算起,也8年了。慢慢地,人们也就疲沓了。领导干部都挨个儿整了,红卫兵烧了两年虚火,打发到广阔天地去了。文化部门,下放在五七干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武斗渐渐平息了,真枪真炮打得你死我活,又坐到一起大联合了,据说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又过细地梳理了一遍。党组织也吐故纳新了——所有该折腾的都折腾了,该整的人事都整垮了。人们心下也已经平淡冷却,以为世事不过如此,还能翻出什么花样?

不料极“左”路线总有它的出人意料之处,有人总能在你认定的高音区,再翻出一个高八度来。

你能想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你能想到1975年的全民动员批判《水浒》?那么你肯定想不到,大张旗鼓欢天喜地地组织起来的华北地区现代戏调演,能折腾出一个反革命复辟的地方戏《三上桃峰》。文艺革命进行时,各地都在拿出自己的新剧目新风貌,显示革命成果。调演就是评比,显摆中带一种献媚不奇怪。就在这个盛大的庆典活动里,闹出了一出阴谋戏,有人要带一出戏到北京来为刘少奇翻案?

正如事后山西代表团带队的贾克委屈的申诉:“给刘少奇翻案?借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哪!”

政治家们不管这些,1974年的《三上桃峰》事件。就是逆着天下人心,又可劲儿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全党全民动员批判《三上桃峰》,全国的报纸刊物愤怒声讨,工农兵知识分子齐上阵,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总要做出一副无产阶级铁桶江山受到了巨大威胁因而义愤填膺的样子来。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是毛泽东对于小说《刘志丹》的摧毁性评价。小说《刘志丹》确乎受到了迎头痛击,不过《刘志丹》的影响,还是偏重在文艺圈。《三上桃峰》这出戏的巨大帽子,是为刚刚打倒的刘少奇翻案,这是天字一号的反革命阴谋。批判《三上桃峰》的浪潮席卷全国,声势远非《刘志丹》可比。

《三上桃峰》的巨大声浪,甚至牵引了海外的目光,惊动了海外媒体。

路透社香港2月28日讯:中国官方的北京《人民日报》今天说,失宠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些支持者在中国仍很活跃。

这番话是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整版文章上的,他说有一出叫《三上桃峰》的戏的创作者们,打算把党的决定倒退到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去。由北京电台播发广播和这里监听到的文章说某些人必定赞成和支持,创作这出戏。文章称这出戏是大毒草。

这出戏表明了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刘的修正主义的回潮。

安莎社驻北京记者同日电讯:自反对林彪和孔夫子的运动开始以来,一群人首次在《人民日报》直接遭到谴责。

以评论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的文章而闻名的评论家初澜,今天谴责那些维护前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人。

出现在山西省,而只是略微改动了一下剧名的一部旧剧《三上桃峰》,被指责为美化刘少奇和他的妻子。据说负责上演这部作品的那群人,是“山西省文化局艺术创作组”的。

法新社北京228电(记者弗利波):《人民日报》星期四谴责山西省当局唆使通过一出戏来破坏毛主席路线的企图,据说这出戏是为前国家元首辩护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说:“这出戏是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的。”

《人民日报》解释说,《三上桃峰》不过是1965年写的名为《三下桃园》一剧的新翻版,它美化刘少奇主席的老婆王光美。

“桃园经验”是整个“文化革命”中对刘少奇提出的主要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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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都是上面规定的,一种高度标准化的专用词组。外国人就说的随意多了。但是外国人的惊讶和奇怪,看外电,都能强烈感受到。这是中国之声的国际回响。

中共建政以后多年,何曾见过全国围剿一出戏,何曾见到这种围堵攻击引起全世界的惊讶和关注?

倒是今天,《三上桃峰》事件过去整整40年,再问身边的人们,你知道《三上桃峰》这出戏吗?多数人只会摇摇头,茫然不知所说为何物。

第一章  革命年代的山西制造

有那么一匹马

《三上桃峰》一剧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一匹马》。

1963年、1964年,毛泽东对于文艺界连续两次做过两个严厉批示,这两个批示,标志着文艺界的大型整肃业已拉开序幕。报刊公开批判一批所谓有问题文艺作品,大批文艺从业者下乡接受锻炼改造,成为常见的事情。下乡下厂,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是一时的风尚。1964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地县干部下乡搞“四清”,更是各单位的政治大事。

山西晋中地区组织工作队下乡,声势大得很,地委书记王绣锦亲自带领工作队,到祁县城赵村蹲点。这个点,集中了地县干部还有山大政治系的学生100多人。晋中青年晋剧团也在这个点,剧团挑了30多人参加,对剧团来说,也算是一次有组织的深入生活的好机会。

剧团支书贺登朝、导演许石青随队下乡,在祁县农村,他们听到了“一匹马”的故事。一家生产队的马生了病,拉到兽医站,兽医漫不经心,把一匹好马给治死了。生产队死了马,心疼焦虑,全村炸了锅。那个兽医害怕得很,正在搞四清,恰好撞在刀刃上。四清运动政治挂帅,有人就主张严厉处理兽医。要赔马,要审查祖宗三代,看是否有意破坏。当然也有人觉得不要小题大做,人的病也不见得都能治好,马也是这个道理。

搞四清,剧团演员原本插不上手,不会组织开会,不会查账,在点儿上,他们仿佛是一群多余的人。贺登朝许石青他们看到这个事儿,就有了想法。索性编一个小型的活报剧,说一说这个事儿。几个人凑到一起,就把这个治疗病马的事情编成一出小戏,剧名就叫《一匹马》。场面简单,角色简单,一串台词就能演,20来分钟。本村看,邻村也看。大家看的兴致勃勃。

王绣锦书记也挺满意,他说,谁说剧团没用?他们会干,你们会说。

活报剧比较简单。王绣锦书记想让剧团搞个大一点的东西,特意让许石青他们提前离开,回到榆次写戏。素材很不错,但是要搞一个形制大一点的戏,内容明显单薄。正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通讯《一匹马》,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通讯《三下桑园赎马记》,说的都是河北抚宁县两个生产队买马赎马、互帮互助的故事。渤海公社刘义庄大队桑园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里外的榆关公社大刘庄大队第二生产队,买来一匹大马。这匹马看起来粗壮结实,其实是刚治好的一匹病马。大刘庄的“贫下中农”得知卖病马坑人,觉得这事情办得差劲,于是三番五次退款赎马。两个生产队因为病马几番来往,互谅互让,展现了双方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个事件生动曲折,本身就有故事性,简直就是一出戏的模子。由城赵村的《一匹马》开始,到此时的《一匹马》,激活了许石青等人的灵感。许石青和另一个编剧张正申看出了这个故事的可资利用,两人找到剧团负责人贺登朝,提议创作这个大戏。剧团召开了全体会议,许石青在大会上仔细地念了《三下桑园赎马记》,说了自己的想法。贺登朝也觉得这个故事好,人物,事件,矛盾冲突都有了,剧本几个方面的因素都具备,有些描写,场面感很强。适合改编。众人都觉得可行。一出新戏就这样选定了。许石青、张正申执笔改编,一场大戏就此启动。

《一匹马》刊登在人民日报1965725,《三下桑园赎马记》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65105,有一个简短的“编者按”——

《三下桑园赎马记》是今年发生在河北省抚宁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动听,非常感动人,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从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中,我们兴奋地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崭新的思想面貌,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耀眼光辉。我国的亿万农民,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近年来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大刘庄二队和桑园二队的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围绕着这一匹马表现出来的高贵品德,正是这种伟大变化的缩影。请看这一群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吧!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公社社员,眼光已经不再是那样短浅,思想已经不是再那样狭隘,陈旧的意识在改变,资本主义的余毒在逐渐消除,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在他们中间发扬光大。他们顾全局识大体,以阶级弟兄的利益为重,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关怀,互相促进,坚决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按毛泽东思想处理问题。这些思想风格很可贵,很值得青年们学习。

我们向广大青年读者、向活跃在群众中的广大故事员,热情推荐这个生动的革命故事,希望你们广为传播,使共产主义新思想遍地开花结果!

按照这个改编思路,许石青给这出新戏定名为《当代新风》。

剧中那两个卖马买马的生产队,顺手就叫了张庄李庄。还是下乡过清徐,有个村子叫桃园堡,跟随许石青的演员降径元不禁叫嚷,这个名字可比张庄李庄好得多!许石青听了他的,买马的村子后来叫了桃园。剧团的舞美设计师李达寿,从舞美效果出发,建议另一个村子叫杏园,所以,新戏也曾经有过《桃杏争春》的剧名。

《当代新风》的“剧情简介”这样说:

李家庄二队,曾经卖给桃园二队一匹生过病的马,社教运动以后,李家庄的干部、贫下中农觉悟了,认为那是欺骗了兄弟队,不该那样做,于是派人去到桃园道歉、退款、拉马。这种风格感动了桃园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双方再三推让,争执不下。以后马不幸死了,李家庄二队了自己新买的马,送给桃园,桃园还是坚辞不收。

县委得到汇报,表扬了两个队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不影响春耕,送给了桃园一匹大红马,双方表示要用胸怀大局、努力增产的实际行动,答谢党的关怀。

简介说起来简单,要演绎出一部大戏。那可是编导呕心沥血的成果。两个地点,两组人物,几个场面,都要一步一步精心设计。卖了病马,亏心不亏心?争论冲突。桃园追马,退款未果。病马死去,冲突进一步加剧。桃园送新马,双方推让,最后县委派人送马,皆大欢喜。这个戏,故事紧凑张弛有致,人物关系脉络细密,情节推进过程合情合理有情有趣,几个争论和解的高潮点也都出彩。其他如戏剧语言的通俗化,演出的乡土味,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现代戏的说教倾向。地方戏的长处是以小见大。一匹马演绎出了五场大戏,这个戏,一开始就很完整,当年演出成功并不奇怪。

但是现在回头审视,这个戏以及其他当时的现代戏,无不具有社教运动至文革前夕的那一批现代戏的浓重的时代色彩。60年代中期的社教戏,创作中都受到了强大的政治干预。它表现在,过分强调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先进落后的矛盾,把所有问题都当成政治问题,所有的矛盾斗争都是路线斗争。本剧所表现的买马卖马,如世外桃源君子国,美化粉饰乡村的灾难苦痛,太过虚假。国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经济短缺,“牲口是集体的半个家当”,一匹马的生死关系全村的喜乐悲哀,就能看出当时生活的困难程度。把贫困状态下的乡村写成爱社如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民你谦我让,这也不符合当时的国情民情。尽快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恢复元气,是国脉所系,也是百姓呼声。所谓“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还能回味出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的余绪。由于政治色彩成为生活的唯一色彩,剧中人张口闭口领袖教导,主义思想,政治术语政治标签太多太滥。这些戏,现在回头再看,很多地方面目可憎,直教人无可奈何。

《中国青年报》关于通讯《三下桑园赎马记》的编者按,就是典型的社教语言。这个编者按是编发通讯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指导了晋中晋剧团的历次改编。隐瞒真情,出卖病马,以邻为壑,这是典型的商业欺诈。出事以后天良发现,自责自惭,几次追讨,以求良心安宁,这本来是中国农民的传统道德。当时的舆论主流,把这一切都称之为“共产主义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实际上是一个虚假命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尚在试验摸索间,作为一种道德体系,更加虚无缥缈。何谓共产主义道德?当时社会整体上并没有清晰共识。宣传“斗私批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际上属于虚幻的道德高标。在晋中地区这样一个晋商传统十分深厚的地域,当时如果能够抓住诚信的道德底蕴,展现商业道德在农村底层的衍化积淀,该是多么有价值的创作!当然,哪样酷烈的政治环境里,晋中地区一个剧团,怎么能够做到。

《当代新风》成为《三下桃园》

晋中地区拟在196511月举行戏曲会演,为了全区的大比武有个好名次,各剧团都在秣马厉兵,精细备战。《当代新风》已经有了一定影响,贺登朝许石青所在的青年团当然想带这个戏参演。

晋中文化局把《当代新风》这个戏向山西省剧协主席贾克做了汇报,想让文化局领导下去看一看。省文化厅为了调演,也要下到各地区看戏挑戏,贾克于是委派了几个行家去巡行。这一行来晋中访戏的,有剧协副主席朱东,省话剧团导演方彦,还有戏研室杨孟衡。一班人看了戏,开了座谈会,许石青介绍了创作经过。省上来了专家,下面总希望得到帮助。开完座谈会后,文化局长雷艇和剧团支书贺登朝诚邀各位专家暂住几天修改剧本。最后,杨孟衡和方彦二人留下,参与修改了10多天。这次修改,主要是按照通讯《一匹马》中三次赎马的故事,进一步强化结构戏剧情节,突出了剧情的曲折层次。两个生产队的一来二往,时间空间的转换更加完整自然。当然,台词的种种润色自在其中。其他的人物关系,村名人名,依然沿袭了《当代新风》。增设了一个姓王的女县长送马的情节,大团圆,皆大欢喜。

太巧了。和桃园经验同出一地,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赠马,姓王,女,给以后的批判埋下多少杀机。不过那时候,谁想得到。

也许有专家集会,兴会无前,许石青也是文思如泉,时时爆出新点子。综合大家意见,许石青提出,民间习惯桃杏对称,咱们原先一个桑园,一个杏岭,不如把桑园改为桃园。一个桃园,一个杏岭,两个村子都像咱晋中平原上的村子。大家都赞成。尤其是这个戏的舞美设计更是叫好。演到桃园队时,舞台一侧伸出一支桃花,演到杏园队时,另一侧伸出一枝杏花。运用传统戏的写意手法,简练征象,烘托气氛,效果一定好。《当代新风》不够形象。既然反复往返,莫如就叫《三下桃园》!一出新戏的崭新的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三下桃园》,在许石青是冲口出常言。其实这个三,在传统戏里大有说头。《三上轿》《三击掌》《三对面》《三岔口》《三让徐州》《三勘蝴蝶梦》《三打祝家庄》,传统戏里的“三”太多了。究其原因,“三”是一个最简单的多数。有来有去,才能有曲折。有三个回合,才能完成事物发展的正、反、合,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周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一个最基本的发展单元里,完成事理人情的叙述演绎,既演示了世界的复杂,又实现了演示的简练精到。它是最精炼的多,它在用最少的翅膀飞行。

当年11月,晋中专区组织了现代戏会演,贾克到榆次观摩,肯定了《三下桃园》有基础,可以改好。12月,晋中青年团带着《三下桃园》参加了山西省第一批“革命现代戏”调演大会,调演后贾克对剧本提了些具体修改意见,嘱告许石青、杨孟衡按照意见修改。贾克审阅定稿以后,发表在1966年第1期山西省文联的《火花》戏剧专刊。

这一期《戏剧专刊》加了一个《编者的话》——

为了繁荣我省戏剧创作,为专业和业余剧团提供演出剧目,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火花》文艺社从今年起每年增出《火花戏剧专刊》。

这一期刊登的两个中型戏曲《三下桃园》和《山村供销员》,前者通过一匹马的故事,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人物和革命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后者描写了商业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山村女供销员的先进形象。这两个剧本都有较深刻的教育意义,特向各剧团推荐。其他四个小戏,也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现实斗争生活和革命历史斗争,可供专业剧团和农村、厂矿俱乐部演出。

正当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本刊第一期和读者见面了。

面对当前国内外一派大好革命形势,本刊今后要进一步突出政治,面向农村,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希望读者和演出团体的同志,监督和帮助我们。

《三下桃园》还在排练,就有人将剧本“偷”了出去,传来传去私下演出。《火花》发表以后,山西各地学演更加方便。孝义县的碗碗腔剧团先演了,各地好些县剧团忙着学,农村的草台班子也学了演。轻喜剧,气氛很轻松,也便于推广普及。大家都知道晋中排了一出好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看了戏,接见剧团领导和剧作者,也肯定了这个戏,说它有普遍的现实教育意义,鼓励剧团到农村多演。“文革”开始以前那一半年,《三下桃园》可是占尽了风头。

许石青这一阵子颇有些得意。《一匹马》的故事传遍全国,不少剧作家打起了主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赶排了话剧《春风杨柳》,也是根据这一题材改编。既然英雄所见略同,难免有点沾沾自喜。

晋中晋剧团只顾排自家的戏,大概在没有注意早先的“一匹马”出了什么新情况。也是的,新戏都编出来了,谁还想曾经的老原型呢?但此时有一个新变非同小可。也是在河北的抚宁县,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四清蹲点,创造了“桃园经验”。谁让世事这么巧呢,这个桃园大队,恰恰就也在抚宁县。“桃园经验”的产生,和活报剧《一匹马》大约同期。“桃园经验”的传播,和《人民日报》的《一匹马》前后相随。晋中和冀东两地,仿佛同时栽种了两株物事,互不相干,向着天空各自生长。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拿来比对,能引发出那么可怕的爆炸,成为巨大的历史事件呢。

四清运动越往前走,毛泽东越来越压抑不住打压刘少奇的怒火。运动由于毛刘的分歧几番发文互相抵牾,让工作队也摸不着头脑。桃园经验眼看危乎殆矣。不过议论还多在高层。一直到“文革”开始,剧团里有人开始从字面上找问题批判三下桃园,也没有什么人附和。

山西人就这样迟钝,这个迟钝一直带到后来,从来没有感觉到这里面潜伏的巨大危机。

《三下桃园》参加晋中会演,一个月后又参加山西省会演,一路春风得意,一路绿灯闪烁,接下来,准备到北京。参加华北地区现代戏会演了。

平地一声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拿到报纸的人们惊讶得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这出了啥事啦?不过,肯定是出了大事咧。啥大事不知道,华北地区现代戏会演那是立刻取消了。

焦渴的吕梁

“文革”开始,贺登朝和许石青,一个作为当权派,很快被整下台,一个作为反动艺术权威,反复批斗,罚苦力,拉烧土。几年以后干部下放,他们两个,贺登朝下放到故乡柳林县一个偏僻的公社,发誓不再闹戏。许石青被赶回老家孝义县东许村做农民,全家迁回农村。这些都常见,“文革”中知识分子变相劳改。

没想到,他们由此告别了晋中。1970年山西区划调整,孝义柳林划归吕梁地区。当年《三下桃园》的班底大部归了吕梁。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小弯儿,命定《三上桃峰》的事件和吕梁这块革命老根据地有了联系。一个诞生过许多抗日英雄的土地,在和平年代,依然会闹出点别的响动来。

1971年是“文革”中间一个重要年份,林彪出逃飞机爆炸在蒙古,不啻在全国人民头顶响了一个炸雷。国人炸懵了。这是重击疗法,一个瞬间的震惊,随后就是清醒。不管当局如何自圆其说,民间对“文革”的怀疑情绪蔓延蒸腾,人们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无论如何,权力中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文革”的成果明摆着受到了质疑。既然极“左”的一套理由不再那么充足,继续革命的列车不免开始减速。国家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飞驰几年,大家终于觉得该回归正常的日子了。文学艺术这个圈子里议论尤其多,这几年是否整过头了?一些应该演出的剧目,是否不要一棍子打死?朝野上下都感到了解冻的暖意,“批极左”的口号也就应运而生,一连几年胡折腾,该纠偏了。人们掩饰不住喜气。

不屈服的吕梁,最先开始顶牛就在柳林。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群众文化活动,只有看戏。“文革”中,看戏只有看样板戏。过来过去的样板戏,人们已经厌倦不堪。样板戏都是京剧,京剧覆盖全国,但一地民众喜好的还是当地的地方戏。除了以地方戏“移植革命样板戏”演出外,各地也演出一些自己编创的地方戏。京剧再好,他就是爱听当地的梆子曲子皮影耍孩儿什么的,你再鄙视也没用。当局感觉到京剧不能一统天下,也就容忍各地有限度地编演一些适合当地口味的曲目。“文革”期间各地的地方戏调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贺登朝许石青还在孝义柳林发配流放,世外关于《三下桃园》的话题却渐渐有人提起,由小声咕哝到正式呈请,越来越成为晋剧圈子里的一股声音。“文革”搞得没有戏剧,没有电影,《三下桃园》这戏都不能演了?

柳林又把贺登朝请回县剧团。1971年的9月下旬,贺登朝带着柳林县剧团到太原学习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学习期间,晋中剧团原先的老友张正申、文井、雷恒年都去看望,喝起酒来,不免就口无遮拦。

他们谈到了晋南的眉户戏《红心朝阳》。“《红心朝阳》是原来的《一颗红心》改的,《红心朝阳》能改,咱的《三下桃园》就不能改吗?”“《一颗红心》电影还受过批判,咱的《三下桃园》已经定了参加华北会演,‘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去成,如果咱现在改出来,一定能参加省调演。”

“现在省地都找《三下桃园》的资料,晋中组织人,要搞。”

“如果吕梁要搞,不成问题。老许在孝义,老贺在柳林,基本是原来人马,一叫就来了。”

在太原,学了《红灯记》,又学《红嫂》,贺登朝在省城,感知到全国全省戏剧创作的解冻复苏。文化厅有朋友对他说:

“学习人家的,也要搞自己的节目。《三下桃园》就不错,晋中已经报了,要改这个节目。搞过这个戏的老人在吕梁的不少,你们也可以改一改。”

吕梁人大概在空气里闻到了些许松动的气味,在1972年这次文艺界撑开禁锢的波动中,显得格外积极。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其实达成了一致:不能光演革命样板戏。说得周到点,是说剧团一是要演革命样板戏,二是要演本地农业学大寨的一些好典型。贺登朝会意,很快找到了《三下桃园》的本子,翻印了几份,连同请示报告一同递交地区文办薛光运,要求改编演出。省话这时恰在吕梁下放,导演方彦听到动静,特意赶到柳林,鼓励剧团改编《三下桃园》。他表示愿意和剧团一起改编,一起排演。再过几天方彦又来,已经是满怀信心,十拿九稳。他说,已经和地区文办的薛光运商量过,定了重新修改《三下桃园》,参加地区调演,他自己下来指导排练。

1972年那个险象环生的岁月,排一出样板戏之外的晋剧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几个编创人员使劲当然不行。但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山西省文化局原任局长李庶民,此时下放在柳林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他是领导,又是行家。丝丝暖风吹来,他感到了做一点事业的机遇,也倾向于自家搞戏。他说:要更多地搞出好的文艺作品,靠吃现成饭不行了,要演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县委召开常委会,李庶民向大家热情推荐新戏。“有个剧本基础可以,文化大革命中间没有受过批判,可以重新修改一下演出。当前写什么好?是写马还是写水写牛?写水吧,我们再写也写不过《龙江颂》。写牛吧,没有见过牛上舞台。不如写马好写。”这里要搞什么是很清楚的。各位领导支持柳林县剧团领先一步搞起来。

1972426,李庶民召集贺登朝任元恩等人,正式通知县委决定,同意组建创作班子。51,大体确定了名单。由贺登朝、李旦初、任捷发等人先改剧本。

其实剧本第一次排练,基本搬用了《三下桃园》,主题不动,人物关系不动,框架不动,只是把背景从四清改成农业学大寨,由此改换一些过时的台词。方彦姚大石编导高速运作,很快就搬上舞台。

确定这个戏的剧名,费了一番心思。《三下桃园》毕竟是文革前的旧名子,一个咸与维新的时代,依旧翻新不好。他们曾经设想了《春风杨柳》、《吕春英》、《杏花岭》、《卖马记》等十多个剧名。多数人意见还是新旧接龙,改下为上,改园为峰,原来在晋中平原,现在上了吕梁山么,叫《三上桃峰》。众口难调,众说纷纭,贺登朝想了个办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县通讯组的一个笔杆子说:还是叫《三上桃峰》好,峰代表山区,又是高的象征,三上,说明英雄人物一次比一次高大。贺登朝觉得很有道理,由此拍板:就叫《三上桃峰》!

《三上桃峰》第一次修改,无非是改了剧名,有几处小修补。参加吕梁地区会演立刻受到好评。大会的《剧评简报》,肯定剧本格调高,“全剧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两个生产队的共产主义风格——两枝共产主义风格的桃杏之花并开争艳,这写法高。”

“事件集中,情节紧凑,不啰唆,不庞杂,干净,利落,明快,清晰”等等。

柳林产煤,是太原化肥厂的供货单位,剧团带戏到太原化肥厂演出,特地邀请省文化部门负责同志看了戏。时隔六年,贾克又一次看到了《三上桃峰》,他说:是个好戏,还有个《山村供销员》,都是基础较好的戏。希望你们下点功夫把它改好。

陕北绥德榆林和柳林一河之隔,也是柳林煤炭运输的合作单位,剧团于是送戏去了陕北。

197271,柳林青龙大桥通车。大桥打通柳林三镇,这是柳林县的特大工程,大桥举行落成庆典仪式,白天车队逶迤通过,晚上要演出革命现代戏《三上桃峰》。直至今日,柳林老百姓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三上桃峰》。六年了,到哪里去听吼破天的梆子戏?到哪里听悠扬的晋剧呼呼?公演舞台搭在国道边的桥头广场,是柳林城区最大的开阔地。八点开戏,七点就挤满了人。演出开始,看戏的人群涌过来,山西由此通往陕西的太军线立刻堵死,没有别的办法,山西陕西两岸的来车只好统统停车。司机们索性锁上车门,也跟上山西老乡看戏。演出结束很久,观众散不了场,演员下不了台。两头的车队起不了程。当天晚上赶来看戏的,少说有两三万人。

隔年又是七一,柳林县举行蒿地隧道通车仪式,《三上桃峰》又一次到现场献演。蒿地隧道全长237,是当时山西境内较长的公路隧道。它连通柳林、中阳、石楼三县。原来是一个交通落后偏僻闭塞的地方,叫张家圪台。三县联通,这是老区人民世代盼望的大喜事。今天通车,又加上县剧团来助兴,沉寂的山乡沸腾了。呼儿唤女,叫亲戚,四乡五村的都聚来了。多年不见的老亲也见面了。看一场《三上桃峰》,今天是三县交界的盛大节日。

为了招待剧团,招待客人,张家圪台动了酒。酒不愁,酒盅却是难住了公社书记。这一带乡下过去喝酒,都是一张桌子一席人一个酒盅。你喝了他喝,一个杯子转圈。这回招待客人,要按城里规矩来,哪里找这么多酒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嘛!公社要求15个大队书记,来时每人带20个酒盅。硬指标,没有含糊。酒杯虽然七杂八色,倒也体现了15村联合扎戏看戏请客待客的排场。乡下人是真心想看戏啊!

通车的张家圪台,过去号称柳林的“西藏”,是最偏远的角落。人们难得出一回门。听说要来汽车,老年人跑上几十里来看戏看汽车。公社书记一看这场面,立调了两辆汽车,拉上两车60岁以上的老人,从张家圪台乘车往返十里地,让老人尝尝汽车的滋味!

1972年到1973年,两年期间,《三上桃峰》在柳林一带多次试验演出。每一次展演,都是山乡一次盛会。其实,不是这个戏有多么好。那是一个群体集体释放的欢庆仪式。六年了,到处塞满了样板戏,我们自己的曲调哪里去了?文艺节目统统封杀,小民的说唱都有了统一规定,刻板的生活勒紧了胳膊腿儿,今天到这个广场,就是为了松一松筋骨,听一听隔绝多年的乡韵乡曲。这不是看戏,这是一种宣泄,这是一种抗议,这是一种向往。除了钦定的剧目剧种,其他的花朵也要开放。群众在等待,民情在蓄积。汹涌的浪潮就在等待放水。铁打铜铸的闸门吧,你还能封锁多少年呢?

也是天高皇帝远,大胆的吕梁人在远离北京的山沟里开放身心,扯开喉咙唱了一曲自家的《三上桃峰》。乡下人顾不了那么多。蓝天白云,辽阔悠远,管他什么样板戏呢,我先吼几声自家的晋剧梆子再说。

那几年还是样板戏一统天下,缺少文艺演出,从上到下感到了舞台的单调乏味。此时来自观众来自领导的叫好,都不过是在禁锢严密的空气里,表达了放松手脚,放松管制的些微诉求。多年不见了地方戏,一旦听到久违的腔调,蓄积的亲切和向往立刻释放出来。其实这时的《三上桃峰》和“文革”前的《三下桃园》相比,没什么明显改动。

革命年代的私心私情

上上下下的叫好,对于长期蛰居在寒天高地的吕梁人,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吕梁地区决定加强创作队伍,抽调精兵强将,下大力修改《三上桃峰》。

19729月,吕梁地区文办组织创作力量集中修改《三上桃峰》,薛光运牵头协调,抽调柳林县贺登朝、李旦初和孝义县的许石青等人,在孝义新城剧院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修改剧本。大约两个月时间,几个人同吃同住。剧团派人做饭,为的是加快进度,快出成品。

197212月,这个编创小组又移师吕梁离石,增添方彦、陈工、斗兵、姚大石等七人,在地区招待所再改。方彦、斗兵、姚大石等人都是省话剧团的导演、演出、音乐行家,很明显,这是为了从速进入排练,演出力量提前介入的一种合作方式。

从柳林,到孝义,到吕梁,《三上桃峰》的本子一共改过多少次,难以理清。据说,吕梁共有八个剧团排了《三上桃峰》,地县联合组织力量修改共三次。

文革中间流行“三结合”式的“集体创作”。所谓“领导出思想,工农兵出经验,专家出技术”,《三上桃峰》也跳不脱这个制约。19729月集体研究方案,决定分工合作,许石青、李旦初、贺登朝一起改过三次,改动最大之处,是加上了阶级斗争这条线。加上了一个阶级敌人下毒害马的情节,一号人物女支书改为老支书,压缩转变人物的戏。很明显,这些都是极“左”思潮强制下的被动修改,违背艺术规律,必然影响艺术质量。完稿以后向地区汇报,修改稿很快被否定。各位领导专家的意见是,加上阶级斗争这条线,搅乱了故事情节,主线不清,结构不紧,没有进步,反而失去了原来的特色。

按照大家的修稿意见再改,在孝义本子的基础上,去掉了阶级斗争这条线,加了一场《赞马》。

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原点。

回顾《三上桃峰》在文革期间的若干次修改,阶级斗争加上——去掉,再加上——再去掉,不知道折腾过多少个回合。多少回无奈,多少回附会,多少回自主,艺术良心在高压下痛苦挣扎,演绎成《三上桃峰》的若干个版本。庆幸的是,一直到进京演出,所谓“阶级斗争”还是没有贴上去。它成了《三上桃峰》的一条罪状,在那个年月,却也是山西艺术家们保守艺术良心的一点微弱的反拨。留下的阵地很小,不能再退,他们守住了。

成品出世在即,吕梁地区决定定稿以后的《三上桃峰》剧本,由柳林晋剧团和孝义县碗碗腔剧团同时开始排练。

19734月,两团先后排演成功,进省城太原演出。

多年以后翻检旧事,许多外人都很不理解,当年为什么同时制定两个团排演,以至于后来形成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龃龉。其实道理很简单,薛光运说,地区刚成立,没有剧团么,地区要有个剧团,哪里轮得上县剧团?谁人没个私情。贺登朝下放在原籍柳林,许石青下放在原籍孝义。两个团都想排,只好放任他们竞争。文革中间又没有什么戏可演,好容易推出一台新戏,大家撞车甚至抢跑非常好理解。

柳林晋剧团定在和平剧院演出,这是晋剧泰斗丁果仙生前经常出台的舞台。来到省城,来到大艺术家的台口,演员们确实有点胆怯。想不到,天天演,天天客满,经常有两边靠墙“站票”看戏的。演啊演,一连演了36天。直到地区通知他们返回。

地区为什么通知他们返回?不为别的。出发之间,地县之间就闹了矛盾。进省城了,以什么名义?打什么牌子?地区主张打“吕梁地区三上桃峰剧组”的牌子,觉得全区人力物力全力以赴,这是个地区的产品。吕梁地区出面更好。柳林方面觉得主要依靠自己的县剧团打造了出来,凭什么要挂地区的牌子?挂个“吕梁地区三上桃峰剧组柳林演出团”行不行?几次协商不成。地区于是撒手不管,听任柳林自己去联系演出。最后终于以剧本不成熟为由,将剧团调回了吕梁。

地县两级此时闹得下不了台。其实依照地区的意思,也是想通过《三上桃峰》一剧,完成演出力量的整合。加大物力财力支持,提高质量,以柳林剧团为主,培养新生力量,组建吕梁晋剧团。只是由于演出在即,双方没有机会从容地谈妥,留下了大遗憾。

眼看闹僵了,地革委文教组专门承担了责任,派出薛光运等人,专程到柳林登门道歉。柳林轮流劝酒,灌得薛光运酩酊大醉,睡了好几个小时。双方消弭了嫌隙,重新亲密合作,上下戮力一心,合力打造。《三上桃峰》走进了一个新阶段。

30多年以后,薛光运回忆和贺登朝的龃龉,已经完全是岁月沧桑之后的开颜一笑了。老人说,当年我和贺登朝,心里都有个小九九么。他想闹成这出戏,走出柳林,调到吕梁来。我也想在我手里闹出戏,出政绩么!说到底,还不是那一点私心!如果双方不争不抢,把柳林团整团搬到地区,多好啊。那是事后。都后悔了。

一出戏,里里外外的进展还有这么多小纠结。那不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革命化的年代吗?那不是斗私批修挂在嘴上,无休无止地聒噪大公无私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私心交锋呢?一场大的政治事件里,每个人的小九九都不可忽视。这许多小九九,促成了事件的进展走向。一架大型机械,一个一个小型的齿轮和螺丝钉,都有自己的心眼儿。一个一个小关节,恰恰依靠个人的私心私情润滑,整体推进。高悬那么些道德高标没有用,世界,就在个人情感的交汇碰撞中运行。

革命年代,全社会都在高调号召扑杀私情私心,工作的推动却常常靠私情私心。你错了,还是年代错了?

想来好笑。贺登朝想要《三下桃园》剧本,还是去找晋中的旧交。柳林在太原演出《三上桃峰》,严格规定剧本不得外传。杨孟衡硬是通过李旦初“偷”出了本子。不为他,二人是湖南同乡。历史事件的一点点小推进,有时就靠私情这一滴润滑剂呢。

“三级所有,县为基础”

山西高层也在关注着吕梁。

贾克对《三上桃峰》情有独钟,一往情深。1972年山西省调演,贾克就要晋中改编《三下桃园》。6月,全省召开创作座谈会,谈到学习兄弟省创作经验,贾克推己及人,似有所动,说:“人家都是在原来基础好的剧目上加工修改的,咱们平地起家不好办。我省的《三下桃园》基础不错,就可以改。”他也向周围的文化局领导推荐这个戏。当柳林剧团来太原演出《三上桃峰》,贾克看了戏,说:“这个戏修修补补不行,要好好重搞一搞。”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贾克决心省里抓,亲自抓,先让吕梁组织力量,省里随后介入。

19732月,山西省文化局邓焰、石丁一行到离石调研,二人既是文化部门领导,也是专家。吕梁地区抓住机会,调来柳林剧团,专场演出了《三上桃峰》。演出后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省文化局的领导一方,还有吕梁方面的薛光运、罗仁佐、贺登朝、李旦初等人。座谈会用意,当然是想听听文化局来人的看法。

石丁是文革前的剧协主席,延安时代的鲁艺科班出身。他表示,他看了一些戏,最满意的是这个。也许有偏爱,有感情。这个戏原来基础就好,好在跟现在的一些戏比,题材本身有独特的东西。这个戏立意比较高,教育意义大,经过反复修改,比以前的本子有很大提高。就我看到的戏,山西这样的的确不多,包括我们省创作组写的在内。

邓焰是地方戏专家,他说,这个戏是个好戏,我们能抓住这个戏,是个大喜事。省地县的同志看了都高兴,何况我们原来就有感情,更高兴。要进一步提高,上几步,地县领导直接上,非上不行。

作家胡正说——山西有这么个剧团,很高兴,人人都能张口,大家都有戏做。男演员能唱,是吕梁山里的宝疙瘩。

随行的几位行家顾全芳、艾志国也纷纷表示:像这样的题材不多见,比较新颖,能吸引观众。主题不错,与《龙江颂》相似。作者意图与观众观感印象一致,人物能站住。有思想高度有艺术特色,应全力抓好。修改本解决了过去《三下桃园》没有解决的问题,基调好,健康耐看,有兴趣。音乐舞美协调,是近年来难得的一台好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几位领导专家返回不久,省文化局就下发通知,通知吕梁,柳林剧团赴太原参加调演。

按照边演出边修改的原则,剧团在太原调演期间,吕梁地区从各县抽调10人,组成“吕梁地区《三上桃峰》创作组”,进一步修改剧本,改后以“吕梁地区《三上桃峰》创作组”的名义,发表在1973年第1期《吕梁文艺》。

剧本加了一个短短的“编者的话”——

《三上桃峰》这个剧本,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下,进行了反复修改,但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这一期发表的《三上桃峰》,其主要目的,只是一个试排本,送审本,是为了更广泛地征求广大工农兵的意见,接受客观实际的检验,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不断修改,反复加工,使这个戏“沿着工农兵前进的方向”得到进一步提高。

这个戏暂定名为《三上桃峰》。在修改过程中,有些作者和关心这个戏的观众,曾提供过一些不同的剧名,如:《友谊马》《还马记》《追马记》《赞马记》《桃杏争艳》《桃迎春》等,希广大读者把你们对剧本的意见以及对剧名的意见,一并转告给我们,共同把这个戏改得更好。

文体是典型的文革文体,引用领袖语录,强调工农兵方向,其实仔细追究,有文革环境之中的从众习惯,何尝没有自我保全的意思,那个时候,大家都小心。

《三上桃峰》在吕梁以及周边演出,惊动了省城文艺界的领导,也惊动了电影界的人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苏里,拍过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看了《三上桃峰》,印象很好。石丁曾经就《三上桃峰》写给柳林剧团一封信,追述了这个情况——

我陪长影的导演苏里看了你们的演出,昨天文教部、文化部的领导同志王大任、李蒙、卢梦和创作组的几位同志马烽、孙谦、贾克、张万一、刘元彤也看了。苏里说:这个戏基础好,基本上是个好戏,比他在河北看过的几个戏好得多。

动这个心思的不只长影。陕西电影制片厂和山西隔一条河,他们先下手为强。立刻派人来山西,协商拍摄戏曲片。陕西方面的打算是拍郿鄠戏曲片,郿鄠是陕西的一种地方戏,他们的意思是移植。

这就给山西方面出了考题:究竟是拍自家的,还是让人家移植?

意外的刺激,促使山西方面下了决心,拍晋剧片,调集力量,集中编导演出,创作一流的晋剧剧目,拿出山西的水平,走向全国,打造调演节目,最终搬上银幕。19736月,省文化局领导组召开会议成立了修改排演晋剧《三上桃峰》五人领导小组,贾克任组长。由此拉开了推动《三上桃峰》上品位上档次的最后一搏。用贾克的话来说,“要把《三上桃峰》当成山西梆子的样板戏来搞。”

当务之急改编剧本。省文化局火速抽调杨孟衡、许石青,组成编剧班子,先改剧本。

《三上桃峰》又一次摆到了山西文化事业的议事日程,成为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

19737月,省文化局正式通知许石青来太原报到,修改剧本《三上桃峰》。

杨孟衡和许石青在《三下桃园》时期就曾经合作,此次再度相逢,应该互相了解了。由于剧情变动不大,已经有了《三下桃园》剧本在前,又有《三上桃峰》的新成品,改编心里大致有谱。二人各分改其中几场,杨孟衡统稿,然后进一步润色台词。这次修改历时三个月,许石青便回了孝义。

这番合作不愉快,原因在此在彼?文革中间的政治高压,掩盖了所有的个人龃龉。在大环境中的个人经历往往微不足道。许石青尽管早已声明作品为社会公用,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多年心血,在政治强权之下反复手术反复整容,他心里早已厌倦。他不是一个喜形于色容易爆发的人,即便有些异见,他也习惯隐忍。于是,借机退出是他的最好选择。

早在此次修改之前好几个月,文化局副局长邓焰就曾经找许石青张思聪谈过一次话。告诉他们省里决定抓《三上桃峰》,让他们找杨孟衡交换一下意见。邓焰表示,关于《三上桃峰》,以后就不要说是谁的了。许多人都插了手,都是咱们省里的。

从《三下桃园》起,贾克就一直抓着这一出戏。邓焰的嘱咐再一次表明,统抓《三上桃峰》,这一次已经是山西省的行为,是山西方面的一盘大棋。若干双有形的无形的巨手,都在搅动着风云变幻。杨孟衡许石青的修改本,省委王大任书记已经看过,一些字句旁,留下了书记改动的笔迹。这边修改,那边山西省晋剧院已经开始排练。关于学大寨,关于阶级斗争,两人也时时有为难之处,一想到这是省委的意见,也就罢了。《三上桃峰》已经随着一台巨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轻易奈何不得了。

《三上桃峰》在杨孟衡许石青这一个合作时段,大体上有过五次修改。

五次修改,无非围绕几个问题,时代背景问题,学大寨问题,阶级斗争问题,革命接班人问题。背景放到“文革”前?“文革”前就学大寨,岂不美化旧省委?阶级斗争问题,加上了投机倒把分子老六,阶级敌人破坏,与剧情相当于贴膏药,只好又改一稿拿下。阶级斗争剑拔弩张冲淡了原剧的轻喜剧气氛,戏太干巴了,只好又重新轻松起来。这一稿要突出老干部,大队长高建山就是“一号人物”。这一稿要突出革命接班人问题,“一号人物”老队长又改成女知青青兰。女主人公成为一号英雄人物,这是太原期间的最大的改动。

文革期间的创作,哪里还有一点艺术创造的意味?完全是政治概念的统治和演绎。试看《三上桃峰》一次又一次修改,分分合合,切割合成,移花接木,闭门造车,那里有一点遵循创作规律的意思?若干次手术移植,无非都是为了政治正确。政治突出再突出,艺术完全成为演绎政治条文的看图识字,人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这样的创作环境,要拿出艺术精品,难上加难。杨孟衡、许石青,无非遵命而来,把题材嵌入政治格式,打造一个全国通行的,略有点行政区划特点的贡品。个人化的艺术生产,被规划成为一群人的杂凑。展示个性,展示才华,绝无可能。《三上桃峰》剧本的无数次拆卸组装,悲哀又无奈。

《三上桃峰》辗转晋中榆次,孝义,柳林,离石,太原,介入修改的难以计数,共修改过多少次?不可详述。大体上说,至此《三上桃峰》形成了三个版本,晋中原创版,吕梁改编版,太原改编版。

经由地县反复孕育加工打磨,经历了近10年的曲折,《三上桃峰》终于走进了省府的文化殿堂。山西省省地县联合打造,最后由省府收盘托出。此时不比彼时,《三上桃峰》——短缺时代山西的艺术皇冠,仅此一顶,无比荣耀。

吕梁的朋友取笑,他们仿照六十年代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笑谈《三上桃峰》是“三级所有,县为基础”。嘿嘿。

从《三上桃峰》开始的一批地方戏的制作,其实是对样板戏一统天下的不满和愤懑。一种情绪在民间郁积,一旦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它会不择河道,不择地段喷涌奔流。在山西,在吕梁,九曲十八弯的山坳里,一群文化人兴致勃勃地制造样板戏之外的另一类戏曲,它亮出了另类的旗号,本身就是对文化专制的反抗。“为什么你们普及样板戏无精打采,编创地方戏意气风发?”不为什么,为了艺术园地百花齐放,为了饱受虐待的地方文化。“革命现代京剧”统治全国,几种官制的艺术充塞口鼻耳眼,通过权力强行推到每一块天空。山西人钟情自己的花,也是全国各地艺术家的心声。文化部后来把这些统称“文艺黑线回潮”,黑线未必,回潮倒是各地有良心的艺术家图谋复兴,呼唤旧时光的一次集体努力。

山西省委研究通过,报送《三上桃峰》参加1974年华北现代戏会演。

省委领导王大任说:姑娘已经许了亲,什么时候出嫁,就看怎么打扮了。

山西人不了解,从1972年开始的“批极左”,此时大概也快走到了尽头。毛泽东不愿意否定“文革”,对“文革”的纠正就非常有限。领袖很快出手干预,短命的批极左很快销声匿迹。北京已经开始批“画”。这个信号,预示着政治航船即将转向。山西人不管,依然沉浸在艺术繁荣的梦幻里,期待即将揭幕的华北地区会演,携《三上桃峰》进京亮相。

一台杀人的机器即将启动,庞大的轮转有些艰涩,咯吱咯吱,发出恐怖的声响。灾难正在悄悄地逼近,屠刀慢慢架到了脖子上,山西人没有感觉。他们喜形于色,兴致勃勃,守着《三上桃峰》,还在入神地打磨抛光。

第二章  无端祸起无端哭

北京变脸

19741月,华北地区现代戏调演在北京开幕,山西省演出团带着晋剧《三上桃峰》眉户戏《红心朝阳》,蒲剧《看瓜》等剧目参加了会演。调演会组织人敲锣打鼓呼口号,把山西团接到西苑旅社。

山西省文化局长卢梦亲自赴京坐镇,贾克等文化局领导都到现场督导。剧组先在二七剧场带乐连排,邀请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观摩,看戏的纷纷赞赏。“好多时没看到这样的戏了。”“山西梆子戏不赖。”从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人们看腻了样板戏,对《三上桃峰》有一股新鲜感。

1974123,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它命定要深深铭刻在山西文化界的记忆里。

晋剧《三上桃峰》在二七剧场彩排,邀请国务院文化组领导还有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京的山西同乡观摩审查。这一晚的演出,演职员个个尽职尽力,剧场效果特别好。

贾克陪同首长席上的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等人观摩。观众席上,动情之处,全场唏嘘,可笑之处,全场解颐开颜,轻松的笑声在场内时时有节制地响起,看到观众接受领悟了,贾克悬着的心踏实了。毕竟观众欣赏,是剧作者最大的欣慰。

回头再看身边,贾克的心又悬起来了。坐在首长席上的于会泳等人,一个一个无动于衷,始终面孔铁青,板着脸一言不发。大幕刚刚落下,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扭头就走出会场。大型演出,首长一般都要礼貌性地上台接见一下演员,祝贺演出成功。他们却是不理不睬,顾自走人。贾克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这帮人盛气凌人,架子太大,一点也不尊重演职员的劳动。就算不上台接见,可以理解,离开时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一个面无半点笑容,实在不近人情。不过人家是首长,也不好说什么。

中央电视台召开座谈会,协商有关录像安排,接连两台看演出,决定125晚现场直播。山西代表团一大清早给太原挂了长途电话,通知省委领导同志今晚观看《三上桃峰》的电视转播。盼望着山西抱一个金娃娃,喜讯早早就传进了娘子关。

但是,开戏很久了,两侧架好的摄像机依旧孤零零地伫立着,没有摄像的,几位电视编导也不见了。怎么回事?几天来的异常表现,一股疑团悚然从贾克等人心头升起。

山西代表团完全不知内情。于会泳等人看了《三上桃峰》彩排以后,急不可耐的给中央政治局报送了一份《关于晋剧《三上桃峰》问题的报告》,说“这出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招魂。于会泳同时送给江青一封密信,提醒“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一切都说明,演出还没有正式开始,扼杀已在预谋之中。

1974年这个年头,中国大陆这艘航船经历了短暂的反拨,国人瞬时舒动了一下筋骨,在毛泽东大势挥动之下,重又回复极“左”的喧闹。批无标题音乐,批出口工艺美术产品,批一批重新开展的中国水墨画,都表示运动又复归“左倾”常态,“批极左”不过是十年文革中间难得的一阵和风。毛泽东江青已经全面部署反击,下属当然不会放过送上门来的《三上桃峰》这类好材料。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寻找“反革命复辟”的具体事例,这个“为王光美立传”,“为刘少奇翻案”的剧目,岂不是撞到手的好猎物。看完调演,于会泳和他的干将回到西苑旅社,立刻在小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安排部署绞杀《三上桃峰》。

21,江青批准了于会泳的报告,同意“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26,于会咏等人急急忙忙拟定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一场全国性的“革命大批判”就此展开。

27夜里,国务院文化组突然在西苑旅社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开会,山西由卢梦和贾克参加。于会咏代表江青张春桥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命令山西代表团立即开始揭发批判。会上还宣布决定,《三上桃峰》立即停止公演,改为内部演出供大家批判。江青张春桥已经命令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解决山西问题。对卢梦贾克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卢梦有高血压,顿时血压骤升到二百多,当场头昏脑涨,支持不住。28,于会泳等人召集了在京的“样板团”和参加调演的100多人召开揭批大会,散发了《关于揭发批判毒草戏<三上桃峰>的情况简报》。认定《三上桃峰》是政治事件,29在北京展览馆召开2000多人的批斗大会,给《三上桃峰》安上了十大罪状。各演出团体,楼道大院饭厅,到处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西苑旅社里战火炽烈,于会咏进一步调动北京周边的所谓“工农兵”座谈,刀枪齐鸣声讨一出从未看过的戏。调研大会的“第七期简报”,打着“四季青人民公社”,“市建十五厂”“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部”的旗号,无中生有,强词夺理,无限上纲,周纳构陷,只喊口号,不讲道理。有的说,卖病马赎回,谈不上风格。有的说阶级斗争斗得不够劲,分明资本主义,说成本位主义。这个戏“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无冲突论”的帽子,当然是免不了的。

38一早,导演组通知山西演出团的杨孟衡,上午八时召开《三上桃峰》专题批判会。现在看杨孟衡的回忆,批判会的丑恶导演和蛮不讲理历历如在目前。

批判会主席台上坐着大会负责人胡可、马季川、张国勋,还有一个于会泳派来的吕某某,山西代表团负责人卢梦,天津代表团负责人王辛等,会议厅人挤得很满,大家悄然入座,连互相寒暄的声音都没有,人们屏住声息,板着面孔,好像是法庭上等待宣判。

胡可同志主持会议,他安排杨孟衡首先发言,交代事实经过。杨孟衡知道这是挨批,他详细地介绍了《三上桃峰》的创作过程,表示接受第七号简报提出的在创作思想上犯了无冲突论的倾向性错误。他强调自己忽视了山西省委领导多次要求在剧本修改过程中“加强阶级斗争的描写”,“把阶级斗争的这根线描得更粗一些”等指示意见,检讨自己在剧本修改中逐步删削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把这一倾向性错误归咎于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恳切地做了自我批判。

杨孟衡的检讨,当然不会符合于会泳他们的既定调子,但对于与会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还能交代过去。到会的批判发言也无非是重复着上纲上线的套话,偶尔有个别人试图把创作思想上升到政治问题,但还没有把准风向,批不出什么名堂。这次座谈会组织的不够成功,吕某某吊着尖利的嗓门说:“下午继续开会!”

下午,会场入口处熙熙攘攘的人群涌进来,面对主席台呈马蹄形围成一圈。会场中心增加了许多座位,更多的人在周围甬道上拥挤着。看来上午的会议拼劲不够,下午调来了了一批“样板团”的文艺战士,这些“伟大旗手”江青的御林军披挂上阵了。

会议由马季川主持,刚宣布开会,很多人像提线木偶刷地举起手要求发言。这也是文革中间习惯安排的批判场面,以示发言积极踊跃。头一个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的教师,他数落了《三上桃峰》的政治思想错误以后,转而谈到艺术性问题。认为剧本在艺术表现上还有感动人的地方,连陈永贵副总理都称赞是个好戏——

主席台上的马季川,简直如坐针毡,按捺不住跳将起来,制止那人发言。天津代表团王莘也跟着高喊:“那是他们欺骗陈永贵副总理!”这位爱唱高调的作曲家,现在是在嚷叫了!

王莘的名字大家不会生疏。那首《歌唱祖国》传遍全国,他的作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谁能想到文革中间他也是这个样子?

顷刻混乱。中央乐团田丰同志要求发言。他就坐在杨孟衡的对面,发言之前还向杨点头致意,似乎看不出什么恶意来。他们曾经有过一面之交,1965年写《三下桃园》时,田丰去过榆次。改《三上桃峰》时,他又来搜集音乐素材,应该说,他对这个戏的创作情况和创作意图是有所了解的。没想到,他正是以知情人的身份,揭露出《三下桃园》和所谓“桃园经验”的关系,并判定杨孟衡他们的创作是“为刘少奇翻案”。他的发言像火上浇油,会议气氛骤然升温。人们争相声讨什么“反革命”呀,“恶毒用心”呀,“竟敢用大毒草杀气腾腾杀向北京”呀,一片嘈杂。除了这些吃惊的词句外,杨孟衡什么都听不清楚,手中握着的钢笔被手心的汗水沾湿滑掉,不知去向。

山西参加调演的都非常担心卢梦的高血压。这个突发性的打击,卢梦难以承受。他满脸通红,红到脖颈,就这样,马季川们还迫不及待地催逼卢梦当场表态,交代《三上桃峰的》所谓背景问题。卢梦同志倒是没有慌乱,他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背景问题,对提出的问题可以调查。”这样的回答,当然又引起一阵讨伐声浪。

会场里吵吵嚷嚷直到黄昏时分,才不得不宣布散会。正当人群向外流动时,省晋剧院的一位演员突然从人丛中冒出身来要求揭发问题。他说:“有一位导演,说《三上桃峰》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一揭发非同小可,再次震动了会场,特别是样板团的革命文艺战士和主席台上马季川等人,更是怒不可遏,恨不得立即将此人揪出示众,也更加认定《三上桃峰》罪该万死了。

当天批判会后,大会的几位负责人按于会泳的指示继续深挖山西代表团,他们煽动一些人的派性情绪,嫁祸于山西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和剧作者。企图由内部打开突破口,将《三上桃峰》的所谓政治背景坐实了。于是当晚,又导演了一出“短兵相接”的揪斗会。卢梦、贾克和杨孟衡被分别揪到演员们居住的一号楼,硬是逼着他们交代剧本的政治背景问题。高压之下,果然有迎合附逆的人。正当“白刃战”炽热之时,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的一位成员,突然跳出来当场出面作证,说:《三上桃峰》的背景问题,杨孟衡是知道的。接着又做了如下一段证词:“《三上桃峰》在修改过程中,贾克在创作组召开一次会议,石丁同志在会上提到过这个剧本的政治背景问题,孟衡不会不知道。”他把参加那次会议的人一个个点了名,有马烽、孙谦、西戎、胡正、张万一、赵步颜、张沛、李守祯、王世荣等。这么多人知道背景问题,为什么还要支持《三上桃峰》赴京呢?这个揭发,终于将《三上桃峰》的政治问题无情地推导出来。这正是于会泳们要达到的目的。杨孟衡只好无奈地说:“既然这么多人都知道政治背景问题,那就找他们调查好了。”

一队人马立刻飞赴山西分头做调查,马烽等人无一承认听过此话。这种捕风捉影的揭发,一直不能定案,最终不了了之。

这却是文革时代常见的大批判场面。组织,运动,导演,名称叫会议,其实毫无商讨的余地,负罪人也不能辩解。只是按照上级安排的程序进行一番声讨。发言只有一个方向,认定你有罪,然后声讨,上纲,谩骂,恐吓,不骂成反革命不罢休。这个公共舞台上,构陷,出卖,伪装,自保,无奈,同情,身不由己,也是那个年月的众生相。批判会上的政治生态,是那个革命年代的一幅畸形的风景画。“文革”以后,当年参与斗争的,许多人找到杨孟衡道了歉,一场人性的复归,在大风大浪平息之后,终于得以实现。修补和保全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总算给脆弱的良心安放到了正当的位置。

三月中旬,华北调演接近尾声,《三上桃峰》事件的性质终于定论。国务院文化组指出,它不是一般的创作倾向问题,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为王光美翻案。于会咏的调门最高,什么恶毒咒骂三面红旗,疯狂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一而足。于会泳号召文艺界投入这场斗争,他的那一段“头上长角”的名言就来源于此:“牛长两只角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班子是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报纸署名多用初澜。初澜的《评晋剧<三上桃峰>》,姚文元修改了11处,几处“画龙点睛”之笔,全出自这位刀笔吏之手。“这出戏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经江青、张春桥审定,先后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抛出,全国28个省市32家报纸包括《参考消息》,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批判《三上桃峰》的浪潮,席卷全国。

夺路狂奔回山西

《三上桃峰》事件太突然了,山西人结结实实挨了一个闷棍。山西人懵了,原先好好的优秀作品,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从上到下根本转不过弯来。这也是“文革”期间常有的“转弯子”现象。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大革命波翻浪涌,普通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跟着政治风浪载沉载浮,听天由命。

孝义县剧团也参加了华北调演,演出计划变更以后,几个演员提前回了孝义。坐车一天一夜,在介休下了火车,出了站,怎么街上到处是批判《三上桃峰》的大字报?在北京不是演得好好的吗?高音喇叭里播送着《批判晋剧三上桃峰》,大家都还莫名其妙。大家一个一个无比惊诧,在北京还是好戏,人还没到家,好戏就成了反动的了。赞美的稿子刚刚写好,转眼又要写大批判文章。“文革”岁月里,发达与困厄,进步反动的转变,常常就是一瞬间的事。今是而昨非,你常常来不及反应。

吕梁地区的中阳县晋剧团,2月初正在甘肃省兰州市演出《三上桃峰》。新戏很受大西北观众欢迎,兰州剧院的戏报栏里,张贴着醒目的戏单,“山西省中阳县晋剧团演出《三上桃峰》”,每天人来人往,观众络绎不绝,没有来得及买上票的还在等待继续演出。晋剧过去就到过大西北巡回演出,现在又是新戏,兰州热闹非凡,都少人在期待,一票难求。

就在这个时刻,剧团团长接到北京朋友的密电,告知《三上桃峰》出了大事。

团长接到密电,一下子惊呆了。这么一摊子人孤悬在外,万一出事,得不到山西当地的任何支持,滞留在兰州挨批挨斗,那不是把一团人马困死?

剧团立刻急刹车,当晚安排演出的《三上桃峰》,立刻改为现代戏《龙江颂》。团长叫来几个口风紧一些的,告诉他们内情。通知立刻办理返回山西的手续。有人结算账目,有人联系车票。安排运输布景道具服装,那是要争取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是非之地。

剧团里多数人还不知情,他们纷纷指责埋怨,演得这么红火,为什么要突然离开?有人找到领导,怒气不息,指责这是“瞎指挥”。

剧团和兰州剧院结算手续时,剧院也很恼火。质问,“卖出去那么多票,谁负责?”剧团无奈,只好编造谎话,说县里有紧急任务,通知立刻返回。至于票务及演出台口,由于我们单方面违约,愿意承担全部损失。那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够逃出兰州,什么损失都不在乎。

两天时间,了结,登程。全团上了陇海线向东的列车,团长才把大家叫到一起,将《三上桃峰》北京挨批的凶信,悄悄地传达到全团。

一行人顿时绷紧了神经。恨不得两翼生双翅,只嫌列车跑得慢。兰州人会不会尾随追杀过来,揪住毒草拉回兰州批判?列车临时停车,是不是上头挡住了?乘警走过车厢,是不是要在车上抓人?一路担惊受怕,草木皆兵,任何一个小异常,都会引起莫名的心惊肉跳。

火车过了风陵渡,进了山西,终于长吁一口气。一个个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挨批挨斗,总在家门口,有个照应。这下子,死在山西也认了。

2月上旬,《三上桃峰》在北京挨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柳林剧团,那几天,柳林剧团还在加紧准备,应邀去延安演出。听到《三上桃峰》出事,剧团没在意,县委书记蒋廷标也没在意,他说:管他呢,批的是他们省上的《三上桃峰》,又不是我们的《三上桃峰》。

蒋廷标找到贺登朝,打问《三上桃峰》出事的情由,贺登朝也说:即便有事,那是他们的《三上桃峰》,又不是咱们的。

剧团甚至有人幸灾乐祸,这倒好,你们抢去了我们的《三上桃峰》,拿到北京卖好,这下结结实实挨了一棍子。有人给咱出了气,解了疙瘩啊!

天真的吕梁人,完全没有大祸临头的危机,还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轻飘飘的过眼烟云,置身于火坑不能自知,还在轻悠悠地准备隔岸观火呢。

恐惧也罢,懵懂也罢,迟钝也罢,山西人注定要被拖进一场无妄之灾。很快他们就将见识运动的厉害。

口诛笔伐,灭顶之灾

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北京的批判结束以后,下一场杀伐的重点场地,当然就在山西。

《三上桃峰》的发源地在山西,山西当然要层层加码,格外卖力清洗自己,以期赎回罪过,唯恐力度不够,授人以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下达全省直至基层,号召批判《三上桃峰》。省城工农兵和省市机关干部3万多人,分28个会场召开批判《三上桃峰》动员大会。《山西日报》等报刊,每天都有整版的批判《三上桃峰》的文章,通栏标题,大黑字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调门高八度,挖肉不嫌疼。要紧的是洗清污渍,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213,此时《三上桃峰》事件的定性业已明朗。吕梁地区批林批孔办公室正式通知柳林县委,《三上桃峰》进京演出,认定是为刘少奇翻案、为王光美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这些几乎是北京定性的原话传达。中共的党委系统立刻运作起来,县委立刻召开常委会,研究抓紧这个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县委决定核实清查《三上桃峰》的问题,发动县委机关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三上桃峰》。县委书记蒋廷标立刻带领宣传办主任向地委做专题汇报。得到地委批评指示,向地委做出初步检查,县委当夜又召开常委会,集中研究讨论《三上桃峰》的问题。县革委主任主持召开了县级机关批判大会。经过一段调查核实,32,柳林县委向地委正式做出关于改编《三上桃峰》一剧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详细检查报告。

关于大毒草《三上桃峰》出笼前后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

中共吕梁地委并报中共山西省委:

二月十三日上午,地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王鸣歧同志在电话上给我们传达了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简报中批判了“《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为王光美招魂;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歌功颂德;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三上桃峰》在十大后拿到北京演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的问题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当日连续两次召开了在机关的常委会议。大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对《三上桃峰》的形成进行了分析。一致认识到,这株大毒草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是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县委向地委做了两次检查报告,并向全县做了公开的检查,号召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对《三上桃峰》这株大毒草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决定在县委的领导下,由常委任良义同志负责,组成调查小组,彻底查清《三上桃峰》这株大毒草的出笼情况。我们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大揭大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个别了解,已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现上报,供参考。

文件分为《三上桃峰》的由来和《三上桃峰》的几次修改情况和经过两部分,向地委详细汇报了柳林县深度介入《三上桃峰》事件的经过。从贺登朝、薛光运引入《三下桃园》讲起,细数《三上桃峰》七次修改演出经过。这个文件详细点名,涉及个人之多,叙述经过之详细,有细节,有对话,有记录,全然不像公文式的表达叙述。几十年以后再看,依然感到其中的细部描写历历在目,某些段落完全好似文学纪实。这说明,当时的柳林县着实是《三上桃峰》事件的“重灾区”,而整肃之严厉,爬梳之细密,汇报之认真计较,落笔之描写刻画,都说明柳林县有关当局确实当作政治大事来抓,对于上级,他们是和盘托出了。

柳林县剧团当年抢先排演《三上桃峰》,风头最健。成绩错误颠倒了,一下子成了谴责对象。这个时刻,要多吃瘪有多吃瘪。来了个新华社记者,专门到柳林采访批判《三上桃峰》的问题。县委书记蒋廷标是个部队介入地方的军管干部,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个当兵的,不懂文艺,请其他常委发表意见。”当场受到记者斥责:“《三上桃峰》是政治问题,还是艺术问题?不懂政治,你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当的?”县委书记碰了个硬茬子,当场给了个下不来台。其他常委一看这个势头,一个一个战战兢兢不敢深谈,采访就这样僵在那里。

柳林县的常委,此时可说人人自危,又要把事情弄清楚,又生怕沾到自己手上。常委们不能讨论别的问题,整天翻本本,查记录。那次会议,谁参加,谁发言,在自己的笔记本,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翻腾。穿军装的想推给穿便衣的,穿便衣的想推给穿军装的,一出《海瑞罢官》引爆了“文化革命”,这一出《三上桃峰》又要引爆什么?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难以交账。

1974212,中共吕梁地委以吕发{1974}6号文件的形式,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检查报告:

关于改编上演《三桃峰》犯了

严重政治错误的初步检查报告

中共山西省委:

二月十二日我们得到省文教部关于《三上桃峰》“在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停止演出”的通知,和传来华北调演办公室关于批判《三上桃峰》的情况以后,立即召开地委常委会议,认真进行了讨论,并请有关通知介绍了这个剧目的背景和改编情况。经过批判讨论,认识到《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为王光美招魂,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歌功颂德的一株大毒草,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样的大毒草在我区上演,是我们的一个严重政治错误,深感责任重大,心情沉重。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我区的反映。

《三上桃峰》1972年春天在柳林改编排演,地区组织修改演出。演出时地委领导都看过。这时当然躲不开干系。检查说:“虽然也就事论事的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专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也未找工农兵一起来审查,更没有查问这个戏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调查,不研究,不查问,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职。说明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是很低的,是严重的政治嗅觉不灵,麻木不仁。”《三上桃峰》在柳林上演以后,各县剧团纷纷移植,黄河对岸的陕西也有剧团唱梆子,吕梁刮起一阵小旋风,当时叫好这会儿都成了罪证。检查说:“当听到有人说《三上桃峰》好,这个戏要拍成电影时,我们沾沾自喜,盲目地跟着叫好。竟有八个剧团排演,先后演出四百七十多场。还将这个剧本全文刊登在《吕梁文艺》上,印了六千份,散发到各省文化部门,使它流毒省内外,造成了严重后果。”文件最后,是吕梁的整改措施:

我们已经通知各县剧团立即停演《三上桃峰》,要求立即展开批判,并于二月二十五日将全区各县文化局(办公室)、文化馆、剧团负责人、编导人员集中在离石办学习班,学习中央(74)一、二、三、四、五号文件,开展批林批孔政治斗争,深入批判《三上桃峰》,以彻底肃清其流毒。同时,地委在这个学习班,向全体同志和机关干部检查错误。我们已经组织专门班子,由地委常委刘松青同志负责,具体查清《三上桃峰》出笼情况,待查清后立即报省委。

翻看文革时代的检查,除开事实部分叙述不同,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即“务虚”部分,句式和用语都惊人的相似。这是文革时代的官方通用政治话语。统一话语是为了统一思想,表达方式的规范表明了思想的格式化。文革高压时代是毁灭所有个性化表达的,公文领域的死板套用,更是登峰造极,面目可憎。

在省城太原,批判《三上桃峰》的风暴更烈。批判《三上桃峰》,山西的任务是揪出“批准者”“支持者”“炮制者”。这三个层面,有区别也有联系。批准者支持者主要指当时的山西省领导谢振华、王大任等人,“炮制者”主要指山西省文化部门的艺术领导和专家,比如贾克、卢梦等人。主管戏剧的领导贾克从头至尾狠抓《三上桃峰》的加工修改,从选戏到加工修改定型,贾克善始善终,朝夕监督,艺术加工也有好点子。《三上桃峰》的成功贾克脸上有光,这会儿世易时移,棋局惊变,贾克当然成为头号罪魁。回到太原后,立即被隔离审查,在省城文艺界的各单位轮流批斗,上下午两场,连续20多天。低头认罪以后停职,等待组织处理。

山西省晋剧院代表山西进京演出,编剧杨孟衡当然难辞其咎。在北京调演的揭批会上,就经历了多次面对面的“拼刺刀”,无限上纲已在题中,种种凭空诬陷栽赃的不实之词也乘机抛洒出来。回到太原,在大字报的密林中行走上下班,办公室被查封,抄走了有关“黑材料”,家里也来人清查过。研究处理,杨孟衡下放到闻喜县东鲁大队插队,实为变相劳改。领导再三吩咐:要以劳动为主,改造思想!一年以后才获得了一个“工作队员”身份。换到晋北继续下乡。

全国范围都参加了对于《三上桃峰》的全面围剿,口诛笔伐,声嘶力竭,无所不用其伎。各行各业都调动起来了,先进单位,英模典型,纷纷登报发言,那实在是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19742月编发了一份《批判三上桃峰有关资料汇集》,汇集了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文集前边加了个编者按:

编者按:我省创作和演出的晋剧《三上桃峰》,于今年一月参加了华北地区文艺调演。这个戏在京演出后,调演办公室组织了座谈讨论。普遍认为《三上桃峰》一剧,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错误,在艺术思想上有着“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等倾向。《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与会同志怀着极大的义愤,对《三上桃峰》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据现在的初步了解,《三上桃峰》原是由晋中青年晋剧团编导许石青等,为准备参加省现代戏调演,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一匹马》的通讯,编写成晋剧《桃李争春》的。作者为了创作的方便,剧中的人名、地名都没有用原通讯中的真名。把卖马的大刘庄改为李庄,买马的桑园改为桃园,改名为《当代新风》。以后还听取了原省剧协和有关同志的意见,又参照了《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三下桑园赎马记》的报道,进一步加以修改,剧名又改做《三下桃园》,参加了省的调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在一九七二年,吕梁地区柳林县剧团,将《三下桃园》又作了修改,剧名改为《三上桃峰》,在省城进行过演出。一九七四年我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在柳林县剧团演出本的基础上,由省创作组的同志再次加工修改后演出的。

为了了解这个戏的创作和演出的历史背景,现将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第七期、第二十五期简报和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的唐广益、王仁厚写的《一匹马》、《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最大的荣誉》、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中国青年报》第三版发表许岱写的《三下桑园赎马记》的编者按等有关材料,编印成册,供同志们批判《三上桃峰》时参考。

现在翻开40年前的大批判文集,可以看出,参与批判的人群几乎涵盖了中国当时的方方面面。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蔚青、辛文彤、方耘自不待言,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这些样板团当然要出马。中央乐团、中国舞剧团紧随其后。代表工农兵的阳泉煤矿、西铭煤矿、大寨大队、驻军某部,都要表态。一班全国劳动模范郭凤莲、李七毛,刘胡兰民兵班当仁不让。革命文艺工作者浩然、样板戏《平原作战》编剧张永枚、钢琴伴唱《红灯记》演奏殷承忠、刘诗昆,样板戏演员李光、杨春霞、郁蕾娣、《杜鹃山》编剧王树元、电影演员祝希娟,《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王双印,都在积极出手。桃园经验出自河北抚宁,桃园大队的支部书记吴臣痛斥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是文革中的“新生事物”,集体上阵。还有一个插队知识青年群体,太原市北郊小东流插队青年鲁薇,太原南郊区庞家寨插队青年魏小荣,河北涿鹿县温泉屯知青程有志等。山西更是全民动员,不敢造次。昔阳大寨连续召开座谈会声讨,太钢革委会薛金山,汾阳县贾家庄党支书张子贵,先进教师张瑾瑶,山西大学工农兵学员米家山,都举起了双拳怒吼。《三上桃峰》是一出晋剧,山西晋剧院哪敢落伍,一群晋剧名演都要发言。在《三上桃峰》一剧饰演主角的王爱爱要发言,省晋剧院党支部代表集体发声,老演员牛桂英、田桂兰不能缺席。这里面当然不乏捉笔代刀,但是白纸黑字,都是“工农兵的心声”,贫下中农的肺叶又一次气炸了。放眼全国,狂飙为我从天落,天兵怒气冲霄汉,山西,在众目睽睽之下示众,一场没有任何反抗的屠戮。

这样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全国动员,全民参与,殃及的当然不仅仅是《三上桃峰》剧组这些人。一曲《三上桃峰》,神州大地,魂飞魄散,风声鹤唳。无端祸起无端哭。

大批判锋芒所向,文艺作品凡是跟马和牛沾点边的都受到株连,凡上演过《三上桃峰》的剧团,团长、支书、作者和文化局长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下放回乡。请过剧团演出的外交,批准的领导都要受处分,就连看过演出的观众也要检讨。印刷过《三上桃峰》剧本的印刷厂,追查谁联系的业务?深陷这场无妄之灾的人,实在难以计数。

山西参加汇演的几处戏捆绑了批判,被讥讽为病牛死马烂西瓜。一时间冤案迭出,一路瓜蔓抄,人们谈“桃”论“马”色变。湖南花鼓戏《还牛》和《三上桃峰》风马牛不相及,也被打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还有个写买猪的剧本,作者害怕和“四条腿”有牵连,只好改成买拖拉机。湖北儿童剧《桃山新苗》沾了个“桃”,地委领导只怕大祸临头,连忙召开会议,重新研究剧名。河北的连环画《骏马奔腾》也沾染上晦气。麻烦不断。张北有个画家,只因擅长画马,也遭到审查。画家早已不画马了,过去画马也不行。

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场暴力批判,竟然还会殃及一个畜生。这就是《三上桃峰》一剧中屡次出场的那匹马。

戏里一匹马,戏外一匹马

《三上桃峰》一剧中,那匹马是个重要角色。作为买卖交换的货物,它几经易手,作为戏剧构思的枢纽,几乎每一场它都有戏。传统戏剧里,马是一个重要元件。骑马,奔马,是舞台表演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表演实践中,围绕骑马的一系列舞蹈,成为传统戏剧的重要程式。一根马鞭子,经常是演员驰骋天下,跃马扬鞭的得手道具。马鞭代替真马,载歌载舞,马鞭子一抖,满台是戏。骑马舞,给传统戏曲添了多少光彩。

《三上桃峰》排演时,正值现代戏取代传统戏,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声浪滔天时。现代戏要演,如何继承原有的表演程式,又不至于脱离当代生活,让演员有用武之地,让观众喜欢看?《三上桃峰》保留了一系列骑马舞蹈,骑马的主人一身家常衣着,却是提着一根鞭子出场,表演上马,跨马,加鞭,快速,勒马,停马,急停,陡转等舞蹈动作,这一台戏,见表演功夫,也避免了“话剧加唱”的“两张皮”,这是当时现代戏表演的突出问题。应该说,一匹马,让剧情曲折紧凑,一整套的骑马表演,又让这个戏动感极强,程式丰富多彩。这才是戏。否则,和话剧加唱有什么区别?

《三上桃峰》初排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崔嵬曾经到剧团看过戏。那时崔嵬正在晋中筹拍大寨的艺术片,听到一片叫好,崔嵬也想把《三上桃峰》搬上银幕,拍一部舞台艺术片。崔嵬表示,反映现实生活与古老的艺术形式怎样结合好,很不容易。改革以后的现代戏曲,常常流于模拟生活的话剧形式,《三下桃园》难得内容和形式比较协调。虚拟的舞台动作如马鞭的应用,很有戏曲的特点。

崔嵬一直思考戏里那匹马。他说:“我看了两遍演出,心里琢磨,如果按照舞台纪录片形式搬上银幕,恐怕不会有现在舞台演出的好效果。因为那失去了与观众的直接感情交流。如果改编为艺术片,那就得真马上场了。效果怎样,就很难说了。我希望大家都来探索这个艺术表现问题。”

真马上台,那是一番什么景象?

现在,《三上桃峰》轮番演出了,一匹马,就在舞台上跳跃腾挪,从头至尾。那是一根马鞭子。

那么,真马?哪里去了?

为大批判狂潮冲昏了头脑的人们,并不关心什么艺术传统。他们像人肉搜索一样,到处寻找那匹马。那是为刘少奇招魂的见证。

河北抚宁县原来买马卖马的两个生产队扛不住了。他们开始检讨自己。买卖双方都是贫下中农,加上那匹马已经死了,无可揪斗,也就到此打住。

这世上的事情也实在凑巧,桃园大队也买过一匹马。

《三上桃峰》所写的买马卖马,本来和桃园大队没有关系,编剧导演并不知道桃园大队也买过一匹马。但是现在《三上桃峰》已经成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大毒草,和桃园大队当然有了关系,和桃园大队的那匹马有了摆脱不掉的铁关系。

七亿人众目睽睽,愤怒逼问:那匹马哪里去了?

北京南苑有个中朝友谊农场,六一年这里建了个马场,收集了二百多匹良种马,这个马群威武壮观,吸引来各地许多买主。马场的人说,贺龙元帅来过,说这些马不能卖。让这马群集中繁殖、壮大,一旦有战争,建骑兵,山地和密林区作战用。

1965年底,农场来了三个买马人,他们拿着北京市畜牧局的介绍信,要买一匹良种马,回去就能配种下小马。他们是抚宁县桃园大队的支部书记关景东和村里两个饲养员。农场负责人抬出贺龙元帅,不管怎么交涉,不卖。这时来人说了,我们是桃园大队,就是王光美蹲点那个桃园大队。刘少奇同志也去过我们公社——面子也够大。

不管怎么拌嘴,农场不卖大马,为了照顾桃园,可以卖给一匹小马驹,价钱也便宜。交涉的结果,农场卖给了桃园一匹出生八个月的好马驹。马场的负责人向他们介绍说,这马驹,父本是苏联弗拉基米尔品种,母本是蒙古优良品种,这小马是它们杂交的第一代。还给了他们一份材料,上面也有它父母的介绍,就像小马的家谱。这种名马,是要建档的。农场够看情面,小马虽然出生八个月,和普通的大马一样高了,像一个大小伙子,售价两千四。就是普通的一匹良种马,这样的价格也是买不来的。

马场的饲养员,很难舍这匹小马,看看它全身的深红色,摸摸它额头的白流星,望着它洁白的踏雪蹄,它刚断奶两个月,长得这样猛,真不愿它走出自己的马群。既然上级答应了,也就这样了。

桃园大队买马,和刘少奇王光美哪里有一星半点的关系,可就是关景东这样一句话,以后的传说,就成了王光美送给桃园大队一匹马。

桃园离秦皇岛火车站30里地,桃园大队几乎全村出迎,迎接这个小主人。没过几个月,小马就长得又高又大,可以使唤了,可以交配了。

半天一声炸雷,“炮打司令部”开始了,刘少奇成了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有人提出,不能伺候枣红马豆子呀鸡蛋呀好吃好喝了。不配种了,喂那么精细干什么?

为什么不能配种了?理由是:这是刘少奇的马,你想给刘少奇传宗接代谬种流传吗?

文革中间的桃园大队,可说是全中国最臭最黑的村子了。因为桃园经验,不知多少批红卫兵来这里现场批判,每日乱哄哄的人流不断。大队赶紧把王光美住过的两间小屋拆了,省得再招惹麻烦。

关景东这会儿已经被打倒,买马当然也是他的一条罪状。红卫兵涌进桃园,给枣红马糊了高帽子,牵出来开会批判。众人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帝修反!”“打倒走狗大洋马!”

桃园大队不敢留这匹马了。两年以后,他们把马卖给了抚宁县兽医站。

桃园人舍不得枣红马,过了几个月,饲养员到兽医站去看望。这时,枣红马一身汗水一身土,变成个泥猴了。为了盖房,要从洋河堤下往上拉沙子,两匹马也拉不动的车,它一使劲,一大车白沙就拉上来了。那可是淋漓渗水的湿沙子。钢筋,预制板,大木料,最重的东西,都是它拉的,却难得加料,也就有些麦麸子豆饼薯干。马又脏又瘦,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昔日的马中贵族,这会儿变成了讨吃的流浪汉。

旁边有人对桃园的人说:“你的马打倒了,也是黑帮啊。像那些下台干部一样,劳动改造么,还想过好日子?”

四周一片哈哈大笑。桃园人听着太恐怖,赶紧掉头走了。他们不敢回头,马、人,都不敢再看。这世上的一切一切,怎么变得这样可怕。

19726月,枣红马流落到了坝上。

康保县三面井牧场的技术员李本,是河北抚宁县人。他探亲回家,发现了枣红马。以他的专业眼光,当然一眼就看出了枣红马的高贵品种。他做通工作,三面井牧场买下了这匹名贵好马。

三面井牧场真喜欢这匹马啊。为了让枣红马尽快恢复精力,场长张志忠,技术员李本,叫来饲养员一起制定了营养方案,大麦芽,燕麦,豌豆,胡萝卜,还要日光浴,遛马,放牧,只恢复了两个月,枣红马就能配种了。两年间,它配过的马有几十匹。

就在《三上桃峰》事件吵得沸反盈天时,枣红马的儿女们一个一个相继出世。

全场职工欢天喜地,他们万万想不到,张家口地区和县里的领导正在为这匹马发愁。为了这匹马,县里审问了李本,畜牧局领导写了检查。地县联合,秘密制定了绞杀枣红马的方案。上面捏造了个理由,说枣红马患有贫血传染病,要杀了这匹马。全场职工哭诉,场长抽了马血,背到保定,北京丰台,到处请人做鉴定,没用。

兽医高作芬奉命来给马执行注射死刑,他知道这是造孽的事,拿出文书,一定要让三个县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都签了字,他说,少一个签字我也不干。

高作芬拔出注射器,枣红马应声倒下。

农场把枣红马埋在一个挖好的墓坑里。三个女工派去掩埋枣红马,一面动土,一面哭得浑身发抖。

在墓坑的周围,职工们栽了三棵白杨树,纪念它短暂的一生。他虽然是个畜生,可是人类的朋友。

文革中的批判斗争,我们见得多了。但像这样斗争一个畜类,没有听过别的传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们,和一个畜生这样过不去呢?畜生没有所谓思想感情,不懂什么路线斗争。把所谓仇恨对准一个畜生,不是畜生出了问题,只能是这些发狠的人群出了问题。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国家,好像精神病发作一般。人们的思想行为,完全脱离了常情常理。这个死于暴力批判下为数不多的一个畜类,是那个疯狂年代的一份见证。而那些保护马儿保护幼马的人们,哪怕只是痛哭一场,也可以看出,人的同情悲悯之心,任何时候都不会泯灭。

10年以后的1984年,河北作家刘真,曾经为了访寻枣红马,到过坝上康保县张北县。三面井牧场已经改成农场,原有的牛马羊大部遣散分到了家户。作家去看了掩埋枣红马的原址。农场职工说,枣红马也应该平反。怎么平呢?它只是一个畜生。

这里的人们,依然记着枣红马。作家找到了一个枣红马的儿子,它因为偷吃了一户人家的庄稼,被人家扣押了。农场去交涉,一听说是枣红马的后代,那家人二话不说,立刻放了它。都因为他的父亲受了那么多的苦,人们不忍心再去难为他的后一代。

作家还找见了枣红马的一个女儿。她已经分到一家农户。和她的父亲一个长相,枣红色皮毛鬃毛,额上一棵白流星,四蹄踏雪。作家问这家农妇: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女主人只吐出三个字:

王光美——

什么都不用说了。

康保县,枣红马的儿女,大约还有十几头。父辈的苦难,应该不会再有了。

贾克的死不悔改和杨孟衡的沉着应对

《三上桃峰》一剧,贾克介入较深。1965年编演《三上桃峰》的前身《三下桃园》,贾克就亲临督导,1966年他批准在《火花》头条发表了剧本。《三上桃峰》上马后,编创过程中,贾克朝夕监督,统领部署,细部也有好点子。《三上桃峰》成功,贾克脸上有光,这会儿出了大事,贾克自然难辞其咎。按照文化部的口径,批判《三上桃峰》,山西要揪出批准者、支持者、炮制者,一般人认为,批准者当然指省委领导谢振华,贾克是支持者炮制者一身二任,互有交叉。《三上桃峰》事件中,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贾克是老晋绥、老延安,在根据地时代,他就是革命文化干部,1949年建政以后,顺理成章进入新政权,到文化部门担任领导。“文革”前他就是文化局副局长,文革夺权以后“三结合”,他是文化局革委会副主任,还是主管戏剧。

38日江青在开批《三上桃峰》时,专门穿了军大衣到山西演出团,她问“那个炮制者叫什么克?”江青已经淡忘了,1938年在延安鲁艺,贾克是戏剧系二班的生活班长,江青是教员。鲁艺演过两出戏,一出《流寇队长》,一出《江汉渔歌》即《打渔杀家》,江青都有角色,而贾克是后台主任,开演后就端着一把小茶壶,在下场门伺候江青喝水。贾克很是庆幸江青不记得自己了,如若不然,这个当年鲁艺的小鬼绝难逃过这一关。

《三上桃峰》示众以后,在会演期间,各种批判会就揪住不放。贾克犯了心脏病,卧床不起,马季川、张国勋等人也不放过,围住床头揭批。于会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现在挂帅搞《三上桃峰》的负责人,就是当年主持编辑《火花》戏剧专刊时,发表了《三下桃园》的那个人”,这当然说的是贾克。于会泳又把这些揭露延伸到山西省委,断定山西省委一开始就明白《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到北京来演出完全是包藏祸心。这样,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和文教部门的李蒙、卢梦,全都进了火力圈。

华北调演结束以后,其他省区演出团离开了,山西演出团留下来继续揭批。在北京遭受批斗10多次,回到山西,贾克立即被隔离审查,省城文艺界各单位轮流批斗,上午下午两场,连续20多天。贾克身患重病,在病床上也要接受批判。子女和侄女在学校遭到批斗和毒打。儿子十五岁时,在学校忍受不了欺辱,就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在知青点上,仍然因为黑帮子女备受歧视欺侮。

现在看到贾克的两次检查交代,都属于未完成体。1974326日,贾克的检查约5000字,他回忆交代了自己在几个重要环节支持编创《三上桃峰》的实情,得出结论:“是我把大毒草《三上桃峰》塞进调演大会”。调演眼看出了问题,贾克检讨自己还在鼓励安抚演员“化悲痛为力量”。

但事涉原则问题,贾克头脑是清楚的,他没有随风倒。在谈到桑夫揭露山西早知道《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时,贾克这样说:

桑夫在大会上揭发说,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在胡正同志家喝酒时,当面给我提过《一匹马》背景的事。1973年1月和1973年3、4月,我记忆中桑夫同志在胡正同志家喝过两次酒,我进去过一次,当时我正在写《边山民兵》,桑夫同志的揭发我再三回忆没印象。石丁同志揭发两次跟我说过,一次在1973年7月份创作组讨论电影剧本时说的,桑夫同志在胡正家喝酒时说:这戏和《春风杨柳》一个题材,《春风杨柳》受过批判。一次在1973年12月从昔阳回来,刘贵同志跟我汇报在昔阳看戏问题时他说的,当时我都没吭声。我不否认他们说过,当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主要是在我的思想上一直认为批判的是艺术问题,《一匹马》通讯是生活中的实事报道,从没有和“桃园经验”联在一起。我没有去调查这个戏的政治历史背景,事实上为刘贼的反革命路线翻案,我愿意接受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清算我的一切罪行,接受最严厉的党纪国法制裁。

贾克在这里用语极有分寸。“我不否认他们说过”,但我记不得了。即使确有其事,当时也以为是艺术问题,绝不可能排演一个有严重反党倾向的戏进京演出。至于桑夫石丁所说是否属实,还要看其他人的揭发能否佐证。这个较量只有进行下去。

一直到《三上桃峰》清查结束,贾克从始至终没有承认过自己了解《三上桃峰》所谓历史背景问题。他这种态度,让自己成了运动的对立面。当时的山西省委,把他作为顽抗到底、死不悔改的典型,从重处理。山西省委《三上桃峰》调查组认为:

经调查证明,贾克同志从始至终是这株大毒草的主要支持者、炮制者和鼓吹者,他对文化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很不满意,仍然顽固地坚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一贯以“权威”自居,独断专行,作风极为恶劣,在改编《三上桃峰》过程中,对于重大原则问题,既不听取群众意见,又不向领导反映;《三上桃峰》被揭露以后,他的态度仍不老实,拒绝承认他事先知道政治背景的重大情节。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认为,贾克同志不适宜于担任省文化局党的领导组成员和省文化局副主任职务。

197562日,中共山西省委以51号文件形式,向中央汇报了对于《三上桃峰》的清查处理意见,对于贾克,文件认为:

根据他于1965年就看过《一匹马》通讯的简报,并亲自指导原剧目的创作和上演的情况,他是知道这个戏的反动政治背景的,但他至今仍拒绝承认,据此,省委决定:撤销贾克党内外职务,继续进行审查。

在山西,除了省委领导谢振华调离以外,在省一级机关,贾克是唯一的一位因《三上桃峰》事件离开领导岗位的当事人。处理的原因是顽抗到底。但是回头想,承认了强加给的罪名,难道就能获得宽大处理吗?明知一出戏为刘少奇招魂,还要强行推到北京,这岂不是罪恶滔天,哪里有生还可能?就处理此事的当局来说,难道一定要人家承认你们强加的罪名,才是好的态度?种种现象表明,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抛出一个受刑人,山西省委显然难以过关。所谓顽抗到底云云,也不过是贡献牺牲的口实而已。

《三上桃峰》改编本的编剧杨孟衡跟随山西演出团进京,被抓个正着。在京扣留期间,已经经历了多次追查批斗。回到山西以后,山西批判《三上桃峰》的势头正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号召全省掀起大批判新高潮。31日,全省召开三万多人大会,分28个会场联合批判《三上桃峰》。大标语贴满了墙,到处都是“彻底批判大毒草《三上桃峰》”,“《三上桃峰》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山西日报》每天都有整版的批判《三上桃峰》文章,一个多月从不间断。杨孟衡的办公室被查封,搜走了有关《三上桃峰》的所有材料。家里也来人查抄过。文化局通知杨孟衡,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做出深刻检查,写出翔实交代材料。自此,杨孟衡的任务,就是一遍一遍写检查交代,直到下放农村,变相劳改。

现存杨孟衡的检查交代主要有两份,一份是《关于大毒草三上桃峰问题的交待》,写成于1974318日,9000多字。一份是《我参与炮制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检查》,写成于1974928日,10000余字。两份检查,杨孟衡分头回忆了《三上桃峰》由《三下桃园》起头,改编京剧本《桃杏迎春》,又经过五易其稿,定稿进京演出的全过程。每一个环节的改动,杨孟衡都免不了抖落事情经过,给自己扣上不同色彩、不同尺码的政治帽子。文革时代的检查,是强制酸碱淘洗的灵魂过滤,当事人的痛苦,无可名状。

比如开始修改,贾克强调这个戏“是风格戏,在艺术形式上属于轻喜剧类型”。杨孟衡交代了实情,连忙批判:“这实质上就是不要严肃的阶级斗争内容,在形式上要用轻喜剧的手法表现所谓风格”——

总之,从开始修改《三上桃峰》,领导同志和创作人员的指导思想,都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精神,不是以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剧本主题,而是孤立地讲风格,实质上是赞赏中庸之道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风格。

《三上桃峰》修改过程中,将时代背景改到1959年人民公社化时期,杨孟衡检查这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剧本将阶级敌人“老六”改成投机倒把,这是“对党的基本路线采取敷衍态度,陷入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思想立场”。

这个时候,剧本树立的第一号人物,已经成为“剥削阶级代言人”,剧组的最终定稿,自然成为“美化剥削阶级形象,冒充无产阶级英雄”。

在检查最后,杨孟衡这样结束:

《三上桃峰》暴露了我的世界观、文艺观以及政治思想立场上许多严重问题;对《三上桃峰》开展的批判震撼了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王国。栽了大跟斗,既惶恐,又痛心,同时也使我幡然猛醒。我深深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现在,我要借助革命大批判,更深入地解剖自己;将来,我要痛定思痛,不断汲取教训。永远不忘党的基本路线,永远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纠正错误,为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

杨孟衡属于重要的执笔人,直接面对剧组和文化局领导,追查来龙去脉,追查何人指使,也免不了有别的指涉。他的检查中多次涉及贾克在修改排演中的指导作用,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也时有涉及。但大家都在事中,杨孟衡并不曾邀功诿过,嫁祸于人。总的来说,杨孟衡的检查交代可谓实事求是,他对自己无限上纲,对一起共事的同事却是极力回避,不致牵涉。在一个周纳株连,盛行瓜蔓抄的时代,他是一个合格的人。回首往事,他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原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曲润海这样评价他:

《三上桃峰》的前前后后,从杨孟衡同志身上,看出一个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精神的可贵。《三上桃峰》被打成大毒草,杨孟衡没有惊慌失措,既没有推卸责任,又没有无罪认罪,过后也没有反复奔走喊冤,平反以后也只是要求退回自己的日记、笔记。但是他对平反名单里没有李旦初却一直鸣不平。这正是杨孟衡的可贵之处。

刚烈之士赵云龙

说起《三上桃峰》的清查,没有人能够忘记含冤屈死的赵云龙。

赵云龙是江苏南通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大学时代独立思考,敢想敢说,1957年反右斗争中受了批判,1958年毕业,分配到山西忻县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从江苏强行发配到晋北,当然是一种惩戒。更残酷的是,档案里装进了不得重用的组织警告,几行字像符咒一样冰封了赵云龙一辈子的前程。上海的名牌大学到晋北偏僻的小县城中学任教,能力绰绰有余。赵云龙讲语文,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校外活动,他热情辅导文艺演出,当了业余剧团的指导教师。由此,1964年夏天调进忻县地区文化局戏剧研究室,参与编创过好几出现代戏。按说,这是赵云龙放开手脚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可是在严酷管制的文革时代,赵云龙无疑一脚踏进了死地。

赵云龙进了戏剧圈子,对戏剧当然有了发言权。他不是个凡庸之辈,虽然命运坎坷,依然保持着探索争鸣的勇气。那时样板戏已经红透天下,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也已经成为金科玉律,谁敢说半个不字。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重大命题,赵云龙养成了理论思考的习惯,思来想去,觉得这一提法不科学,不准确,站不住脚。他写了一篇论文《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一些理解》,对这一命题展开批评。按说,文艺理论问题探索争鸣,再正常不过了。可是文革中间江青专横跋扈,谁敢逆势揭龙鳞。赵云龙指出,所谓“根本任务论”,是“把文艺描写的内容和社会作用混为一谈”,容易导致题材狭窄,人物概念化。他认为这个提法“欠妥当”。这是明显地和样板戏理论唱反调,谁敢发表这号论文?赵云龙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这个不识时务的鲁男子,依然以挑战姿态执着地推进他的探索研究。

1973年经贾克批准,赵云龙调进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这年秋天,文化局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座谈会期间,赵云龙将论文打印了20份,分送座谈会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此事非同小可,贾克发现这文章有触犯江青之嫌,立刻将会议动态报告了省委。山西省委当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省委指示创作组起草批评赵云龙文章的报告,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控制事态扩大。省委文教书记张平化批示:要同志式的,和风细雨地批评赵云龙的文章。在“文革”剑拔弩张的格斗气氛中,山西省委的这种处理,非常难得。根据省委决定,省文化局在这年冬天召开过一个小型座谈会,作为一种“错误倾向”温和地批评了赵云龙的文章。会后,给国务院文化组写了结案报告。此后不久,国务院文化组专门派人来山西了解赵云龙一事的处理经过,他们认为,此时处理及时得当,赵云龙的态度也很好。据说姚文元还专门在省文化局呈送的报告上批示“销案,不再追究”。

按说赵云龙的事情也就过去了,谁也不会想到,《三上桃峰》事件一出,赵云龙的文章又被翻腾了出来。于会泳他们没有忘了旧账,他们要借此机会还报一箭之仇。四人帮控制的写作工具把赵云龙的文章概括为“反根本任务论”,诬称它是大毒草《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各大报纸纷纷布置批判“反根本任务论”,歌颂“根本任务”的文章甚嚣尘上,都知道这是针对山西那个人那篇文章去的。吴德于会泳在大会公开点了赵云龙的名,在“文革”中,这已经是规格很高的批判调门。

赵云龙笼罩在悲观绝望的思绪里。压力太大,借酒浇愁,醉成一摊烂泥也不济事,醒来了更加焦虑忧惧。杨孟衡那时和赵云龙同住一个楼层,偶尔交谈,赵云龙只是哀叹自己“不白之冤,无洗刷之日。”

赵云龙孤身一人,家在南通,此时如果家里能稍稍有点慰藉,量还不至于走上绝路。偏偏他们夫妻感情不好,赵云龙出事,老婆给文化局寄来一堆揭发材料,他在家里的只言片语都拿来无限上纲。父斗子,妻斗郎,朋友批斗似虎狼,这也是文革中间常见的局面。

赵云龙走投无路,于197453日自杀。他在一张纸上留下了激愤的遗言:莫将自己想象的东西强加于人,莫将自己心中的脏水硬往别人身上倒!诬人太甚!辱人太甚!

见过赵云龙自杀场面的山西朋友,都说他死得很惨。他喝下了大量烈酒,将毛巾搭上穿进屋顶的暖气管道,想站在床上自缢。想是挂不稳,跌落下来,脑袋碰了暖气片,引起颅内出血死亡。他满脸血污,酒气和着血腥,地上是呕吐的食物。送到医院,当天晚上就死了。结论是:自杀未遂致死。

就在赵云龙死去的那些日子,广播喇叭整天还在铿锵有力地播送着批判“反根本任务论”的文章,各地工农兵都在奋起反击赵云龙“妄图开历史倒车”,“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猖狂反扑”,赵云龙正是在一片叫骂和喧嚣声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文革”结束以后,《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赵云龙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应有的评价。山西省重新举行了赵云龙骨灰安放仪式,所写检查全部退给家人。这个冒死辩驳的刚烈之士,他的检查退给揭发他的家人,不知九泉之下他是否可以安息。

和文革中间许多无辜的受难者不同,赵云龙是以笔做刀枪,愤怒反抗文化专制,要求独立思考,顽强地发出争鸣之声的骨鲠之士。“根本任务论”的荒诞和蛮横,也许好多人都看在眼里了,但是敢于开口批驳的,赵云龙是天下第一人。他的“把文艺的描写内容和社会作用混为一谈”,至今也是直指“根本任务论”的一剑封喉。天下有多少人看出了它的荒诞,但天下只有一人拍案而起,谔谔敢言。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我们看到了士人的拼死反抗。有的时候,识别荒谬,并不需要很高学术水平,铿锵宣告点破荒谬却是需要十分勇气。赵云龙的冲天一怒,足可以让他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

不平则鸣,湖南人李旦初

《三上桃峰》在吕梁地区演出,执笔改编还有一个李旦初。李旦初湖南安化人,打成右派以后下放到山西吕梁,安排在地区治黄办公室。右派能写写画画,编点文艺节目。那时文化人少,吕梁要改编《三上桃峰》,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物,地区就抽调了来。《三上桃峰》最初的剧名就来自吕梁。在晋中平川《三下桃园》,在吕梁山,当然就“三上桃峰”了。吕梁地区各县剧团演出的,大多是地区这个改编本。

贺登朝、许石青、李旦初,一起关进了吕梁的学习班。许石青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李旦初可不是这号脾气。学习班不断加温,拼刺刀,竭尽所能要逼出上面想要的材料来。大标语贴出来,喝令贺登朝许石青李旦初老实交代!上会再不像以前文斗,架胳膊按下脑袋,做成低头认罪的造型。折腾几次,可把李旦初惹火了。这个湖南汉子哪里受得了这个,他豁出来了。我是摘帽右派,在黄河滩治岸,和民工差不多。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关了我夹上被子就走!怕什么!

李旦初觉得,山西省下发的批判《三上桃峰》资料集,分析省地县的责任时畸轻畸重,尤其是前边加的那个《编者按》,把责任往下推。说明清查了要抓批准者、支持者、炮制者,我和贺登朝许石青能交了账吗?他憋着一口气,要写大字报。这个挨整对象,竟敢写大字报反击,胆也太大了。他拉了贺登朝商量,李旦初动笔,反正甚也不怕了,索性挥洒起来。几个小时,一份3000来字的大字报写成了。

大毒草《三上桃峰》是怎样出笼的?

——兼评所谓《编者按》

晋剧《三上桃峰》是一株大毒草。它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替王光美招魂,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创作倾向上,他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表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可是现在居然通过文艺舞台为他招魂,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对于这个坏戏必须狠揭猛批肃清流毒。

《三上桃峰》是怎样出笼的呢?有个不知为什么不署名的《批判三上桃峰有关资料汇集》的所谓《编者按》,对一些问题歪曲了事实真相。《编者按》开宗明义就说:“我省创作和演出的晋剧《三上桃峰》,于今年一月参加了华北地区调演。”究竟是谁创作和演出的?难道是“我省”二千多万人民吗?大家知道,把《三上桃峰》这个坏戏拿到北京演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难道要由“我省”二千多万人民来负这个责任吗?这个《编者按》笼统地说什么“我省创作和演出”是别有用心的,是某些能由”我省”身份说话但有不敢署名的“权威”,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逃避政治责任,经过反复推敲而说出的话。

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大字报分四个部分,一、最初让改编《三下桃园》的是谁?二、让重点抓好《三上桃峰》改编的是谁?三、把柳林剧团调到太原演出《三上桃峰》的又是谁?四、值得深思的问题。从三个方面逐条梳理,按照时间顺序,某年某月某日,省上某人如何指示,如何打电话,如何安排调动演出力量,如何评戏表彰推广——最后质问:

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省文化局某些人蓄谋已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组织而炮制的。出笼前他们三令五申,一催再催,出笼后,他们大吹特吹,亲为至宝,精心培育;而在《三上桃峰》被揭发以后,他们则大推特推,企图嫁祸于人。

在大字报里李旦初还为许石青抱不平,批判材料那么多大人物不点名,偏偏点了晋中青年团区区一编导,居心何在?所谓《编者按》为什么不敢署名?难道不是心中有鬼,做贼心虚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革命”后省文化局某些热衷于复旧、热衷于开倒车的人,早就迫不及待地又把《三下桃园》重新搬上舞台,他们为什么不先在省城搞,而是要指定一个地区的县剧团搞?可见他们早就有了准备,一旦事情败露,就把责任往下推,以保护文艺黑线,伺机再起,其用心何其毒也!

大字报的矛头所向,指向省一级指导指挥《三上桃峰》编导的高层人士。他的子弹打得不一定准,但在当时,却也不失为一种保护一班小人物的办法。的确,小小的剧团编剧,不过是政治运动中的玩偶,草木之人,只好随着政治风暴伏偃生长,为什么大风一起,又要小人物承载牺牲?你们要往哪里躲?想安生?偏不让你们安生!冲天一怒,呐喊一声,有胆识,有血性。

李旦初不笨,他打的也是批判《三上桃峰》的旗帜。一个《三上桃峰》的编剧,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批判《三上桃峰》是中央的部署,他当然不敢反对。他也在批判《三上桃峰》,甚至要批判《三上桃峰》的“要害”,目标却是为自己和难兄难弟寻求保护。以攻为守,这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中国人修炼而得的一种生存智慧。李旦初粗中有细。

学习班的门前,正对着粮食局,那是长长的一面墙。50多张大字报,排了几丈长。大家都逆来顺受惯了,尤其是关起来的黑人。有人竟敢反击?这可是轰动小城的事件。从早到晚,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一边看一边小声议论。粮食局的大墙,一时成了集市一般。

当天,地委宣传部刘部长就把李旦初叫去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湖南人敢和他顶牛吵架。刘部长说:咱们学习班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意思是不能乱贴大字报。李旦初出口就顶上了:“难道就领导我和贺登朝许石青三个人?”“那么多大字报叫我们低头认罪,你怎么不管?”县委地委检查,都有“我们对文艺队伍现状不了解,用人不当”,“光考虑专家权威”之类的话,李旦初就很不受用。“我列席过县委常委会,我是个摘帽右派,你们谁不知道?”这话有了挑衅意味。“省里让闹的,地区组织的,许石青不过参加人,我们有什么责任?”

李旦初写了两份大字报,“告诉你,我这一次大字报说的是省里,你们再不改,下一张大字报就说地区!”刘部长无奈了,“教他们马上撤标语,你也不要再贴了。”对于一个豁出拼命地汉子,任你再骄横的权力,又能把他怎样?

学习班经历一段喧嚣宣布解散,涉事人“回原单位继续接受批判”,这是清查告一段落的冠冕堂皇的说法。19759月以后,再没有纠缠过《三上桃峰》的事。

文革以后《三上桃峰》事件平反,李旦初金子终于闪光,先任吕梁高专校长,继任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退休以后住在山大。谈起当年的豁出一拼,他手头已经遗失了大字报底稿。我去吕梁访谈,搜寻到这份宝贵的底稿,当然只能是一份油印件。当年谁谁谁摘抄、打印,姓名一一标记着。说明当年吕梁地委还是记着这一笔账。如果风向有变,李旦初能惹来多大祸事,实在难以预料。

许石青:委曲求全,坚守底线

从《三上桃峰》的前身《三下桃园》开始,许石青就是原创。《三上桃峰》省地县三级都有改编本,许石青是唯一的参与过三个改编本的作者。当山西演出团在北京闯下大祸,许石青一班人正在吕梁地区编演《三上桃峰》。山西全面清查《三上桃峰》事件,许石青参与过各级三个版本,当然罪孽深重,成为关注的重点。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19742月编发了一份《批判三上桃峰有关资料汇集》,文集前边加了个“编者按”,这一套有关《三上桃峰》的批判材料,只点了许石青一个人的名,足见许石青在《三上桃峰》政治事件里的分量,也能想象出许石青当时的巨大压力。文化人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人民日报的文章一出,许石青就吓得不行。文化馆的张明凯和他住前后院,看见他一黑夜一黑夜睡不着觉。两家沾点亲,小伙子帮他写检查。张明凯也是孝义中学的学生,这一届两个班,数张明凯的作文好,写过剧本,参加过文化馆的写作培训,没想到用在了这个地方。他从头到尾说,张明凯誊抄,两人通夜通夜地熬,生怕过不了关。大小子正谈着一个对象,人家听说,立刻就不谈了

吕梁地区、柳林县、孝义县,是编演《三上桃峰》的“黑窝子”。各地都相应做出了批判《三上桃峰》的部署。吕梁地区决定抽调政工干部,把涉案人员集中起来办学习班。

贾克曾经检讨自己“重用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这当然是指许石青。20世纪40年代,许石青加入过三青团、同志会。一个学生娃娃,知道什么,可就是由于历史问题,历次运动中受尽整肃。这一次新账旧账,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文革批斗了好几年,这一次,他准备好了进监狱。

许石青收拾好行李,动身前,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万一关了监狱,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居所了。他请了一个跳大神的勘看了宅院,哪里不合适啊,怎么尽碰上煞神。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那真是什么办法都使,平时不信的也不由你了。

办学习班来自毛主席语录:“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好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学习班听起来文雅得很,在“文革”中间,它却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居所。一般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犯了某种现行政治错误的,集中起来整治。交代问题,写检查,清洗思想,直到检查过关了,才能放出来。这其中如果遇到手腕狠一些的,“学习整顿”过程中常常实行“群众专政”,随意体罚甚至吊打伤人。叫学习班,实际上类似变相的集中营。

吕梁地区批判《三上桃峰》的学习班,主要对象是贺登朝、许石青、李旦初等编创人员。为了“取证”,调动了公安机关。大会批斗,小会围攻,目的就是想追出“后台”,查出“背景”,也就是逼着他们承认为刘少奇王光美翻案,逼着他们供出更高一层主要是山西省委领导的“指使”。

领导学习班的是军分区的姚主任,学文件挖思想,一开始还不怎么紧张。不久有人汇报,地委认为火力不够,督促升温。文水剧团贴出了大标语:揪出《三上桃峰》的炮制者许石青!再开会,大家还习惯地围坐发言,交城剧团团长大喊:许石青站起来!发言声讨有了白刃格斗的意味。

“你说!原来《一匹马》的故事,村子叫桑园,你为啥改成桃园?”

“为了象征桃李争春,一个村子叫桃园,一个村子叫李庄。”

“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下乡,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你叫桃园,是为王光美贴金!”

“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情。”

“《一匹马》里面大队长都是男的,你为甚要加一个女书记?”

“剧团里张鸣琴是台柱子。为了给张鸣琴上戏,只好把男书记改成女书记。”

问题还是老问题,这个时候的批判,却明显有了对敌斗争的气氛。“文革”中时兴“矛盾转换”,人民内部矛盾一旦转化成敌我矛盾,斗争的升级剧烈程度很难预料。许石青感到了压力。夜里那里能睡,同去的文教局长靳云焕看他发愁,说我悄悄地帮你打听打听。问了文水交城,人家说上头有交代,不能半温水,要烧得翻滚冒气!靳云焕倒抽一口凉气,再也没说什么。

许石青是《三上桃峰》改编的源头,抓住这个源头,才好追查和“桃园经验”的关系。批判会上,发言的就揪住“桑园改桃园”、为“桃园经验”张目的话题逼迫许石青就范。压力太大了,许石青一夜一夜睡不着。但是他没有顺杆爬,按照所谓上头精神交代什么。

学习班大量的时间是写检查,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事实,再对照上级精神自我批判。许石青写过多少检查,已经不可历数。从1974年初,传达《三上桃峰》政治事件以后专案整顿,38日他第一次写了《许石青的初步检查交待》,此后每开一次会,照例是“检查不深刻”“企图蒙混过关”。中国的历次运动,只要运动不结束,领导人不打算让你过关,你的检查永远不会被认为“深刻”有效。只有运动行将结束下一个运动开始取代眼下的运动,重新搜索整肃对象,你的检查于是才“深刻”了,你才能随着集体一起迈进另一个运动。在此之前,你只能不断检查,不断挨斗。当年检查,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苦难挣扎以及生存状态的存照。

许石青的检查持续了一年多,一直到1975年,他仍在一遍一遍写检查,自我揭露,自我羞辱,也揭露事实,按照上边的要求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所了解的有关大毒草《三上桃峰》出笼的一些情况

大毒草《三上桃峰》的出笼,我自己负有重大的责任,首先我万分沉痛地心情向党向人民请罪!为了帮助党澄清这株大毒草出笼的实际情况,现将我了解的一些事实如实交代如下: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的通讯《一匹马》,当时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最大的荣誉》,明目张胆地为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招魂,替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当时我在晋中青年晋剧团担任编导,正准备编写参加省地即将举行的戏曲会演剧目,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文艺黑线流毒中得很深,在创作中不问政治,单纯艺术观点,对于《一匹马》这株毒草,既没深入了解它的政治背景,也没识透它的政治内容的反动实质,盲目地把这株毒草改编成了晋剧《当代新风》,初稿出笼后,经剧团党支部审查通过当即进行了排练。《当代新风》还在排练过程中,原省文化局,省剧协派了朱东、方彦、杨孟衡等人专程来到我们剧团直接插了手。他们看了一次排练以后,一方面赞赏这株毒草题材好,基础不错,同时又指出说“还不像个戏”,“要重新修改以后再排”。——从此排练立即停了下来,在排导当中边改边排。这次修改又参照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三下桑园赎马记》,并将剧名改为《三下桃园》。

《三下桃园》这株大毒草排出以后,参加了晋中地区戏剧会演,演出期间,省文化局副局长贾克到榆次看了演出,并召开了座谈会。贾克对这株大毒草大加赞扬,对进一步修改亲自做了安排指点。不久又将我和张正申调到太原,由贾克亲自对修改方案做了逐场逐段的评点安排,我和张正申按照贾克确定的具体提纲改出以后,交杨孟衡转给了贾克,经贾克等人动笔修改后刊登在《火花》戏剧专刊上。排出以后参加了省戏曲会演,并确定为参加华北地区的会演节目。

一九六六年春季,北京青艺演出了大毒草《春风杨柳》(也是根据《一匹马》改编的)晋中青年剧团组织了十几个演员去北京看了这个戏。看了演出以后,北京青艺和大刘庄的所谓贫下中农开了一次座谈会,让我们也去参加了。会上发言的人对这个黑戏进行了吹捧,我们剧团的人只是旁听没有发表意见。

省会演以后,贾克以及省委原宣传部的林华等人继续抓住这个戏修改、加工、排练,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被迫不得不停下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剧团曾转接过外地革命群众一封来信,对大毒草<三下桃园>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来信内容主要是:指出“桃园”是王光美的黑点,《三下桃园》是宣传了王光美的桃园黑经验。另外,来信还认为,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竟然发生了骗人卖马这样的坏事,这是否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成果。当时自己的糊涂想法是:认为《三下桃园》的内容写的并不是《桃园经验》,只是村名用了“桃园”二字,以致引起了误会与错觉。因此,也就根本不去深入了解《一匹马》的政治背景,也更识别不出这篇毒草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反动实质,以致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改头换面地把这株大毒草搬上舞台时,自己仍然麻木不仁,识不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也看不清这株大毒草的反动本质,糊里糊涂地又一次参加了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恶勾当,再次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下面的检查文字里,许石青依次坦白了自己19723月,19724月,19726月,197211月,19733月,19737月,屡次参与《三上桃峰》剧本编创的详细过程,上级如何通知,如何确定剧本思路,如何修改加工排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检查的结尾,许石青这样说:

由于自己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思想感情、立场观点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害很深,根本辨别不清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以致一再为《三上桃峰》这株大毒草的出笼卖力效劳。特别是经过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又把这株大毒草搬出来,自己负有极严重的责任。这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我深感痛心与不安,我再次沉痛地向党向人民请罪。

许石青的检查,也是文革中间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检讨自辱的一个典型文本。提到《三上桃峰》,一概用“大毒草”,问世叫“出笼”,桃园经验加上修饰“臭名昭著”,凡修改《三上桃峰》的过失,都是“别有用心”“阴谋诡计”,交代检讨,叫做“向党和人民请罪”,这里重要的是这个罪人身份,一旦沦为思想文化罪犯,所有的言行都要按照罪犯的人格习惯来规范衡量自己。在极“左”路线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文化人,非但谈不上人格尊严,连正常人的颜面也不得维持。一次一次被迫自辱,给自己身上泼脏水,才能在运动中过关。最残酷就是这种自我羞辱,自己搜寻污言秽语加害自己。对知识分子精神和思想的伤害,是文革最深远的罪恶。

许石青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从不攀咬别人。自己的罪名再可怕,罪孽再难逃,只说自己的罪过。除了省里来指导是报章公开的揭露的“罪行”,在地县这一级合作者,他从没有牵扯任何人。吕梁柳林,陷入《三上桃峰》这个政治漩涡的人很多,清查牵连在案的同行很多,没有人因为许石青的揭发罪加一等。吕梁人说到老许,最多的一句话是老汉人品好。

中国大地,千千万万个自由灵魂在跳跃奔突,自由创造,国事蓬勃青葱,到处是茂盛成长生命力。总有一只大手强行把他们收进牢笼,捆绑束缚,戕害改造。当知识分子一个一个赋得戴罪之身,当权者大约终于可以安睡案榻。一个国家的天幕缓缓合上,中世纪一般的黑暗时代终于降临。

老胡,端菜去了

查处《三上桃峰》是否有目的有企图地反动,关键在于落实桑夫的揭发。桑夫说到他几次向山西的同行提醒过《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问题,山西的贾克等人就是不听,一意孤行。那么,桑夫所说,是否有根有据,亲证旁证,一字一句能将案子做得铁板钉钉?

山西省委组织了调查组,严查彻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路循着桑夫的证言追过去,三晋城乡,立刻把许多当事人卷进了是非的漩涡。

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了“孤证不立”的办案铁则。这当然也是整个世界的通行原则。单个人证物证,不能采信。天理人情王法,建立在普通人的常识上,如果孤证可立,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反咬一口,整个世界诉讼秩序将一片混乱。

桑夫说,1973年他来山西,有次聚餐,剧协的贾克、石丁在座,他提醒过《三上桃峰》的背景问题。还有一次看戏,他向卢梦、李蒙谈过,“这个戏有问题,和桃园经验有联系”。但是,除了石丁说他记得此事,贾克、卢梦、李蒙都表示,根本没有听到桑夫说这些话。再无旁证,不能证实。

1973125日,桑夫在昔阳,曾经跟省文化局创作组的石丁、刘元彤谈过《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问题,二人也确认有此事。石丁说,回太原后,在红旗剧场,他和刘元彤曾经将这个意见转告了贾克。但是,在场的郭士星等人都说没有听到过。这一条线索又追不下去了。

一次一次,几乎狭路相逢,都被规避化解。历史就这样,巧妙地走出了一道一道狭窄的巷道,涉险艰难过关。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桑夫的几次揭发,在山西都有一个重要的呼应人,那就是文化局创作组的石丁。正是这个石丁,屡次证明桑夫的揭发,把祸水引到山西,制造了一次一次惊险的遭遇战。

石丁接过桑夫的源头,进一步把揭发引申下去,主要说的是两次聚会。一次是19731月,创作组胡正请桑夫吃饭,在场的有北影导演陈怀皑,石丁和贾克。桑夫在这个场合忠告《三上桃峰》背景有问题。一次是197373日,创作组开会,他转达了桑夫的意见,在场的有马烽、孙谦、刘元彤、张万一、鲁克义、王世荣、杨孟衡。多人聚会,该揭发,还是打掩护?一旦多人面对同一个两难选择,揭发还是困守?这是实实在在的囚徒困境。《三上桃峰》眼看就要天塌地陷,真真切切的命悬一线。

但是在场的10来个人,没有人出面证明听到过桑夫的广而告之。

那么胡正呢?他是请客事主,处在事件的风暴眼,他没有听到吗?

作家陈为人在《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一书,生动记录了胡正的应对:

《三上桃峰》让我证实贾克的罪状。——当时的导演桑夫,他在北京就说,我给他们讲过,这个有刘少奇背景,他们不听。桑夫和他老婆和我是延安时期的同学,他来山西后,我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在座的还有北京的一个导演,名字我记不清了,还有石丁、贾克。桑夫说,我在胡正家吃饭的时候还跟贾克说过。斗争贾克的时候,找我调查,北京的另一个导演说我记不清了。后来找石丁,石丁说,是啊,说过。这不成了一对一了?就又找我。问我,是在你家说的,你一定听到了。我说,我没有听到呀。调查组的生气了,人家桑夫说的,石丁也听见了,你为什么没有听见呢?认为我是在包庇贾克。我说,他们在我家吃饭,我总要出去端菜呀什么的,也许是我出去的时候说的,反正我是没有听见。打了个圆场也等于是耍了个滑头。后来这个案子定不下来。不是明知故犯,性质就不一样。后来文教委员会的的副主任胡英,我们在晋绥时在一块,说话比较随便,一见我就说,老胡,又端菜去啦?

作家胡正的“端菜避席”,后来成了一个有名的典故。每当一个问题难以面对,急于退下,就有人打趣,“端菜去啦?”主动回避的人也会坦率地托词:“难道大家不需要吃点水果吗?我去端盘水果!”当事人往往一笑了之,岂不知这个托词的原创正在胡正。有人说胡正耍滑头。这不是耍滑头,恰恰是人生的大智慧。他既撇清了自己,也保护了同志。把朋友推进火坑那是耍滑头,把同志留在福地那是正义感。全身远祸,巧妙过关,自己安全,朋友也得安全,那是善意规避带来的双赢。《三上桃峰》的清查就是这样,这么多在场的当事人装傻卖乖,注定了当局清查不出想要的结果。当魔鬼想叫你胁从作恶的时候,装睡,也许是当时最好的应对。

江青要整谢振华

山西晋剧院自从进京演出《三上桃峰》遭到劈头痛击,全团就成为众矢之的。演员的情绪也地落到了冰点。毕竟演出过这么一出出名的丑剧,对演员,对剧团,都是载入史册的大事。全团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那柱香没烧好,怎么能惹出这么大的灾难。

36日,山西省文化局突然接到江青指令,要《三上桃峰》剧组原班人马赶排样板戏《龙江颂》,三八妇女节这天到北京演出。

晋剧院在先期曾经演出过《龙江颂》,王爱爱的唱段风靡三晋。此时诚惶诚恐,急忙恢复排练仓促补充服装道具,全团上下都明白,这是上头给了脸,不敢再出一点差错了。37日,剧团在二七剧场装台彩排,定于三八演出。

38日晚,首都二七剧场正式演出《龙江颂》,江青、吴德、刘庆棠等人观看。刘庆棠向剧团说明:“是江青同志决定调请你们来的。”演出中间,陈永贵上后台安顿演员,他说:“今晚政治局的同志,江青、纪登奎、陈锡联、吴德,我也来啦!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同志说:山西梆子《龙江颂》演得非常好明天咱们都看去。《三上桃峰》这个戏责任在领导,没有演员的责任。”他转述江青的话——江青同志说:“一定要保护演员,谁也不能伤害我们的演员。”剧终接见时,陈永贵再一次表示:“和演员没有关系,不要他们承担责任。”

《三上桃峰》一露头,就被宣判成为大毒草。于会泳等人强令剧组继续演出,“供批判用”。演出为了批判,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糟践人的?这是应该演好,还是演坏?该入戏,还是抵触?一时间全体演员痛哭失声,演出无法进行。凡事总不能太逆了天理人情。江青及于会泳他们显然觉得过于严酷,他们想到了怀柔,想到了安抚演员。这才有了《三上桃峰》剧组再返北京,演出《龙江颂》的恩典。

但是这一点小小的缓冲,掩盖不住其间强烈的杀伐之气。

与以往不同的是,江青接见演员,身着一身军装。她说:“我今天专门穿上军装来看戏,就是要炮轰谢振华,就是要炮轰谢振华!”

江青的表态,标志着批判《三上桃峰》的规格进一步升高,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成为他们的捕获目标。

315日,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陈永贵、王谦、王体、王大任、李顺达、王庭栋、王银娥,还有军队一方的谢振华、曹中南,在西苑接见了晋剧院全体演职员。这次接见,实际上是一次批谢倒谢的动员会,部署会。陈永贵、王谦都发出了“炮轰谢振华”的号召,要演员们回去联合其他文艺团体推动造势。

陈永贵表示:“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可要好好传达哩,要在各条战线上传达,要传达到每个角落。”对于倒谢,他的态度是:大字报大标语敞开贴,电台天天播,报纸天天登。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结束以后,回去还要具体部署。

炮轰谢振华,在山西掀起又一轮动乱。

在北京召开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此时也到了亮底下手的时候。3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最后一次召见山西省委12名常委,“解决山西问题”要画上句号了。

谢振华检讨自己批林整风中批了极“左”思潮,这等于触到了王洪文的伤疤,他恶狠狠地指着谢振华说:“你谢振华批什么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吧矛头指向群众,而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江青依然抓住《三上桃峰》的问题不放,“你说你与《三上桃峰》毫无关系,你是山西省委负责人,你应当负领导责任!那天去了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看山西梆子《龙江颂》,我们去的本身就是炮轰你!”

谢振华检讨自己没有抓好路线斗争,特别是没有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这也是“文革”期间检讨常用的套话。张春桥却是沿用了文革中非左即右的逻辑,讲歪理,“谢振华同志,你不能老用不抓大事,不抓路线这句话。我不赞成你这个说法。你是很注意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你抓得很紧,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路线,用资产阶级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西藏都演了!”

批判谢振华,还有一个恶毒的用意,所谓“追后台”。王洪文质问:“谢振华不批林,不批孔,却批极“左”思潮,你支持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

面对王洪文的质问,谢振华从容地回了一句:“为刘少奇翻案,我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后台。”

像谢振华这样的大人物,其“后台”也定然绝非常人。江青等人纠缠不休,用心就在于把祸水引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对抗“文革”的老一辈中央领导人。江青就这样自作聪明地诱导谢振华:“我看你谢振华未必有这个胆量为刘少奇翻案,背后是有人支持你这样干的。你如果把后台交出来,就算你立了功,我保证对你宽大处理。”

谢振华当然不吃这一套,他据理力争,“《三上桃峰》这出戏,是根据中央文化部的核心小组的意见才到北京演出的。他们在太原迎泽宾馆的豪华套间,听取山西省文化局的汇报,又看了京剧、晋剧、歌舞剧等几场戏后,最后敲定了《三上桃峰》赴京演出,难道这就是我的后台吗?”

谢振华的回答,当然是有理有据。可是扳倒谢振华,这已经是中央“文革”的既定目标,正义公理此时多么软弱无力。会上轮番罗织解振华的罪状,从批林整风汇报会,批极“左”思潮,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陈伯达到山西活动,晋东南武斗事件,清查五一六等方面的问题,指定谢振华翻了严重错误,当场指定李顺达等常委表态与谢振华划清界限。江青说得很决绝:“我希望在座的山西同志,如果还有两派的话,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只要你们都团结起来,只留谢振华一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也塌不下来!”

此情此景,谢振华已经无法再在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工作。

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易人。

《三上桃峰》引发的政治风暴,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一场大地震,终于震垮了一省的权力高端,从此,山西又一次陷进派性斗争的战场,剧烈震荡持续数年不能止息。

文革中间领导班子大换班,局势混乱,有好多省市一时都由军队首长出任党政一把手,为的是消除派性,稳定局面。但是这一班老一辈军人,对于全国的混乱局面总有一种隐隐的抵触情绪,对于文革时代的文人专权,他们更是打心眼里看不惯。江青摘除谢振华,其实有这种深层的原因。换掉一个不听话的老牌军人,借此完成山西领导班子重组,也算除去了心头大患。“文革”期间,因为一个文艺作品跌倒,终结政治生命的高官,多了去了。

劲敌既然扳倒,江山顿时易帜。于是,风浪一时表面上止息,只留下人们惊疑后怕的政治回味。

有关江青打掉谢振华的过程,这些年已经披露很多。我看到的是杨孟衡的回忆,还有雷捷发先生的披露。杨孟衡当时参加了华北地区会演,做为当事人,他有现场经历。雷捷发先生参加《三上桃峰》的早期创作,到后来惨遭打击迫害。《三上桃峰》平反以后,他立志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他走访各地,一直到北京求见恢复工作的谢振华将军。他先后几次进出谢家,关于《三上桃峰》的著述,送给将军看过。后来谢将军去世,雷捷发先生是家属通知参加追悼会的宾客。他们的文字记录,或者在场经历,或者亲炙高层当事人教诲,应该符合或者接近历史的真相。

《三上桃峰》事件中,演员王爱爱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关于她,各种版本的回忆,几乎都写到了这个细节:《三上桃峰》定性成为大毒草,按说已经不能演出,于会泳为了以儆效尤,竟然别出心裁,强制要求《三上桃峰》剧组再演几场,名目是展演大毒草,供批判用。《三上桃峰》又一次登台亮相,众目睽睽之下,这一次可是批判羞辱的对象啊!王爱爱再唱导板出场,哪里还有神采飞扬精神振奋?幕后一句唱,已经颤抖着带上了哭腔。菊花青再度出场,催马、栏马有一段舞蹈,载歌载舞,欢腾激越,王爱爱一颗破碎的心哪里架得住跳跃奔腾,她声音哽咽,昏厥在舞台上。演员们不顾演出,放声痛哭。坊间的传闻更是不胫而走,王爱爱昏倒舞台罢演,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谈资。

40年后再回首,我曾经找到王爱爱痛说当年。当我问到舞台昏倒时,王爱爱说:

“哪里有昏倒啊?压力是大。可也没有昏倒。”

说起她和江青在《三上桃峰》事件中的交集,王爱爱说:“把《三上桃峰》赶出北京的是她,把《龙江颂》调进北京的也是她。毁了剧团的是她,保护演员的也是她。逼青兰出台的是她,为江水英喝彩的还是她。要知道她对我怎么样,只有去问她。”

这也许就是一个演员面对历史的复杂感情。无论如何,历史求真求信。一些误传,一些存疑,还是请听当事人说话。

山西省委的检查:饶有余味

19741月汇演,到19756月,《三上桃峰》的清查闹腾了一年半。197562日,经历过反复清查,反复整顿,全省情况可以汇总了,山西省委终于以晋发[1975]51号文件形式,向中央呈上了检查报告。这标志着,无论如何,这场强加给国家和民众的政治运动到了收束的时候。上层认为扳倒了谢振华达到了目的,下层干部民众也早已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画一个休止符,是时候了。

中央:

自一九七四年二月,华北文艺调演大会揭发批判了我省演出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以后,已经一年多了。一年来,我们在群众批判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一年来,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的批评教育,经过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深入批判,使我们逐步深刻地认识到,《三上桃峰》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产物。经过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粉碎,而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又改头换面地在我省重新出笼,广为上演,尤其是经过省委审定批准,把它推荐到首都,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感到十分沉痛。省委常委多数同志看过这个戏,有的不止看过一次,有的还审查过剧本,都没有查问它的政治背景问题,没有察觉它的反动的政治内容,分辨不出什么是修正主义文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把毒草当作了香花。这就说明,我们平时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尤其不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教导。因此,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特点认识不清,警惕性不高,没有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在文艺上的尖锐反映,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文艺领域的尖锐反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几年来,谢振华同志推行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并指示要作为保留节目。在排演《三上桃峰》过程中,广大演员虽然不了解该剧的政治背景,但却认为这不是一出好戏,是有过抵制的。省文化局主管人不向省委汇报这些情况,同时我们也没有深入群众,听取反映,以便根据群众反映来鉴别这个戏的好坏,因此,《三上桃峰》的出笼,省委负有领导责任。

接着,省委汇报一年来批判运动如火如荼的盛况,尤其是省文艺团体学习和普及样板戏的成绩,省委表示,一年来经过先后三次组织专人调查,对《三上桃峰》的出笼经过,及其炮制者、支持者和领导责任已基本查清,可以做出处理。省委报请中央,撤销谢振华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谢振华从此离开政治舞台,直到“文革”以后平反。

这个报告还有5个附件:

附件一、关于《三上桃峰》出笼情况的调查报告

附件二、关于《三上桃峰》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附件三、王大任同志的检查

附件四:李蒙同志的检查

附件五:卢梦同志的检查

文革时代的检查,无非交代事实,纠正错误,提高认识、整改处理,誓不重犯这么几个板块,山西省委的检查也脱不出官制八股。山西省委文件,肯定了“《三上桃峰》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产物”,“省委常委多数同志看过这个戏,有的不止看过一次,有的还审查过剧本,都没有查问它的政治背景问题,没有察觉它反动的政治内容,分辨不出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文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把毒草当作了香花。”省委检讨了领导责任,明确了省委领导谢振华同志、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同志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省文教部副部长李蒙、卢梦同志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撤销贾克党内外职务,继续审查。其他编创人员,不再追究责任。省委决心贯彻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19759号文件精神,“继续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进一步批判《三上桃峰》和其他坏戏坏书,汲取教训,不断端正文艺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按说这篇八股文章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到此也可以交账了。不过只要通读这个文件,你会注意到文件还有五个附件。一是关于《三上桃峰》出笼情况的调查报告,二是关于《三上桃峰》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三四五是王大任、李蒙、卢梦的检查。在《三上桃峰》出笼情况的调查报告中,调查组历数《三上桃峰》由原创到屡次修改加工直至推进华北文艺调演的详细经过,委屈地承认了江青于会泳控制的文化部强加给他的种种政治罪名。但有一处说明值得注意:

在这次调查中,对《三上桃峰》的出笼经过及有关地区和部门的炮制者、支持者和领导者的责任已基本查清,但没有人承认事先知道《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对有关这方面的揭发和疑点,有的还不能完全确实地证实。

这也就是说,文件帽子扣得很大,却是否认了炮制大毒草的主观动机。山西当然不敢否认“大毒草”的政治定性,却辩解参与人没有主观故意。这样一来,《三上桃峰》岂不只是客观效果恶劣,编创这个戏的动机还不能妄加猜度。这实际上否定了所谓的“居心叵测”,“恶毒用心”之类的指责。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山西方面不能再退。但是坚守这一条防线,许多参与人立刻由“罪行”降低为“错误”,批判处理会降低调门。这一结论,挽救保护了不少人。

《三上桃峰》的由来演变,曲折漫长。在查证过程中,有人反揭发,证明1973年吕梁地区先行排演《三上桃峰》时,此前揭发《三上桃峰》政治问题的石丁,曾经高调肯定过这一出戏。山西省委的检查文件说:

1973年2月10日,省文化局第三次派了五个同志到吕梁看《三上桃峰》,在座谈会上,省文化局创作组石丁同志说:“我个人看戏不多,最满意的是这个。也许有偏爱,有感情。原来基础好,好的原因,题材本身和现在的一些戏比有独特的东西。——这个戏主题比较高,教育意义大,经过反复修改,比以前的本子有很大提高。这样的戏,的确不多。”同去的同志说:“省地县的同志看了很高兴,何况我们原来就有感情,更高兴。”并表示,“这次就是接你们到太原去的。”

这里看似平常叙述,波澜不惊,看到后来你就发现,其实这一笔绝不是可有可无,实在是浓墨重彩,巧做埋伏。翻到下一个附件,埋伏很快引爆。一个小当量的爆炸,却也惊心动魄。

在关于《三上桃峰》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里,主要解释的是查证桑夫和石丁的揭发。调查组汇报了在不同场所、不同人等参加的几次聚会,查实没有人佐证二人的揭发。调查组以“没有人听到”,“无法继续查证”等理由,谨慎却是决绝地否定了二人的揭发。不仅如此,调查组依据调查,紧逼一步,一个圈子把石丁兜了进来。文件说:

在华北调演前,石丁同志已经知道《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与“桃园经验”有关,不但没有向文教部和省委反映过,而且对《三上桃峰》曾进行过吹捧,这是严重错误。

石丁同志大概没有想到,在同一个文件里,转瞬之间,他就由揭发有功变成了受审人。山西省委含垢忍辱做检查,也没有忘了抓住机会,狠狠敲打了石丁一下。碍于当时一边倒的政治大形势,文件不可能过多的评说石丁的由捧到批大变脸,但是这几句判词却是凶狠猛烈,借力打力,动作很小,字字见血。看似不经意,轻轻一刀,扎得很深。

石丁也是老牌革命文艺家,对革命戏剧文艺发展有过贡献。长期担任过山西剧协主席。他对《三上桃峰》前捧后批,阵前反水,表现激烈,山西文艺界过来的同志都很反感。不过那样一个政治高压时代,即便经历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同志,面对疾风暴雨也会考虑保全自己,趋利避害。我们对于他,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宽容和谅解。

经历了一年半的查证惩处,山西省委无奈做了检查,谢振华调离,负责人受了处分。贾克停职检查,李蒙又回了部队,卢梦无法工作,当事人一个一个受伤隐遁。山西省委委曲求全,反复查证,自扣帽子,也有一些顽强的推拒。揭发无情,无力抗拒。巧借反揭发,却也不忘做了一个小巧回击。一个神圣的报复,在严肃庄重的呈报文件里画上了一道刺目的颜色。一片一片整齐沉默的的文字方阵里,能看出有几排冷眼和压抑的愤懑。绵里藏针,那些小刺很尖利。

文革查处,一轮又一轮。面对强加给头顶的迫害,各色人等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展示出多姿多彩的人生。《三上桃峰》这一年席卷天下的政治运动中,铺天盖地的检查过关,展示出国人典型的运动生存方式。面对政治高压,各色人等只能大难临头各自应对。这种应对,集合成了“文革”时期国人典型的运动生存和政治生态。

也有人心似火热

《三上桃峰》事件尘埃落定。参与其中的当事人或升或降,或去或留,渐渐地都有了自己的位置。

文革后期,各地文化局渐渐地都成立了创作组。这个创作组,功能就是搜罗原来的文联、作协、文化局创作人员,继续承担“革命文艺”的创作职能。在山西,贾克原本是组长。

贾克已经去职,创作组由石丁、张万一、胡正组成新的领导班子。

杨孟衡这样的《三上桃峰》编创执笔人,虽然没有组织处分,留在机关显然不合适了。

在创作组一次工作会议上,石丁委婉地号召大家下乡深入生活,讲过以后着重强调:“特别是孟衡同志,要做好长期下去生活的思想准备。”至于下到什么地方,可以自己选择。

杨孟衡巴不得立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文化局讨来一纸“体验生活”的介绍信,他旋即去了晋南,到他选定的闻喜县东镇公社东鲁大队下乡。

在闻喜县招待所等待通知,杨孟衡在住房里独自闷坐。同住一个房间的是个江苏客人,来闻喜采购陶瓷。打听到这位就是风传天下的《三上桃峰》的作者,他像朋友一样问长问短,毫不在意杨孟衡的戴罪之身。第二天一早,杨孟衡还要去换乘火车,楼下已经停了一辆小吉普车。客人指了指门外,说:不用再换火车了,我这个吉普直接把你送到东镇。杨孟衡至今感激这位陌生人的侠义心肠。这大约是《三上桃峰》出事以来,杨孟衡第一次得到同情和尊重。把人当人看,即使失意沦落,也有做人的尊严。文革那个年代,下放干部却是很难遇到善意和帮扶。

东鲁大队来人,一辆小平车拉着行李,一个年轻人骑了自行车,后衣架带了杨孟衡。自行车是那时农村主要的交通工具,后架可以驮人。一辆自行车把杨孟衡接到村里,晚上支书带着全体队干来看望杨孟衡。这些淳朴的农民,头一句话就是:“你要是早来东鲁,哪里还有那些倒霉的事!”人们围坐在炕头,亲切地询问《三上桃峰》出事的经过,像是接待一位脱险的客人。

杨孟衡一再表示,自己是个犯了错误的人,来农村是为了接受改造,参加劳动。东鲁的支书表示,劳动不劳动的,跟上到田间地头转转看看就行了。杨孟衡坚持要吃“派饭”,就是各家各户轮流管饭。如果不能坚持“三同”,生怕单位追究。大队只好安排他吃了一阵百家饭。不久就安排一两家专为杨孟衡做饭,吃饺子,上荤腥,劝着喝酒,完全是接待客人的规格。没有想象中的歧视,没有预料的打压,杨孟衡在这里,感受到了淳朴的乡情和古道热肠。那些压抑在心头的自卑自贬的阴云开始消散,做人的尊严开始苏醒。乡亲们的好意融化了心头的坚冰,他逐渐开朗起来。

东鲁村是一个山东逃荒过来的人群的聚居的村落。当地人都叫“山东庄”。早年祖上从山东逃荒到这里,经过好几辈开发,荒滩已经变成一望无际的良田。这里涑水河水网灌溉,盛产粮棉。四清“文革”期间,东鲁村接待过好多批省城下放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实际上是一个作家艺术家们全身避祸的锻炼基地。在平时,东鲁村和当地的棉科所的专家也都混得厮熟。文革初始,棉科所所长被赶出单位,无家可归,东鲁村的支书不怕风险,把他接回东鲁管吃管喝,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现在两人在东鲁相逢,一起感叹东鲁是“咱们臭老九的避难所”。

东鲁的冬闲季节,大队小队的活动都在杨孟衡居住的办公院里。人们也就喜欢到杨孟衡的小屋围坐谈天。年轻人都管他叫杨老师,以为他什么都懂。有一天一伙年轻人怂恿支书来找杨孟衡,要他给东鲁写一首歌。杨孟衡虽然在文艺团体,唱歌却是外行,连忙推脱。东鲁人大笑:“你怕什么?我们又不会打你的大毒草!”这样轻松信任的气氛,鼓舞了杨孟衡,他在东鲁的田间漫步,沿着河岸盘桓,歌词旋律一会儿就从心里飞出,杨孟衡破天荒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俺村有条幸福渠》。第二天,杨孟衡把歌词曲谱一起炒出贴在墙上,交给全村青年演唱。自此,东鲁村有了自己的村歌。“东鲁之歌”在田野上摇荡,田园美,乡亲美,一曲献给乡土的歌。

在灾难压顶的流放地,杨孟衡竟然留下了一支歌!

杨孟衡在东鲁,前后住了一年多。受尽创伤的心灵,终于有了个栖息地。

应该感谢淳朴的中国农民,感谢稳固的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城里地覆天翻,远天远地的乡下,依然能够保留一份相对的安然。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这里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中国农民对于文化的崇拜,对于文化人的敬仰,在这块土地上依旧春风浅草,郁郁葱葱。过去,这里演绎过多少个公子落难得救的传奇,今天这里依然能够接续昨天,演绎出又一代保护蒙难干部的故事。这不是什么革命觉悟能够解释的,这里就是一辈一辈血液里流淌着的扶危救难同情善良的遗传基因。看不见的强力传承,从祖辈到今天,不曾中断。

贺登朝关进吕梁的学习班以后,老婆孩子每天担心老贺的安危。贺家那时下放在乡下,街邻隔三岔五地去县城,能带回一些老贺的消息。隔几天关了,隔几天批了,整天提心吊胆。打发儿子贺一飞去探听吧,来回百十里路,还要过大清河,担心一个成了担心两个。那些年,真不知怎么熬过来的。

雷捷发的《一剧惊天下》曾经详细记述过贺家永远的痛。贺一飞是贺登朝的长子,13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柳林县一中的高中班。这孩子平时少言寡语,在学校没有人注意这个山里娃。《三上桃峰》事件以后,霎时间成为全校知名的新闻人物——

众目睽睽之下,有同学在他背后指指点点,有的公开说他是“黑苗子”,给他送了个“桃峰儿子”的外号。批判《三上桃峰》大会呼口号,拳头举高了说他假积极,举低了说他有抵触。甚至有人指名要这个孩子揭发贺登朝的“黑材料”。一颗稚嫩的心灵,实在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他在被窝里头哭泣,在墙角一个人发呆。课堂上,他根本无心听老师讲什么,脑海里翻腾的只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该怎么办?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孩子家懂得什么,贺一飞觉得,学了文化无非像父亲一样当一个风险干部,尘世上受苦人(农民)多了啦。他断然做出一个不能挽回的选择,一天清晨,他夹着自己的行李卷,流着泪走出了曾经向往的柳林一中校门……

一个13岁的少年就此辍学回家。

贺一飞失学是老贺一家终生的遗憾。老贺两口多会儿提起这事,也是泪水涟涟。一直到雷捷发的书出版,读到孩子失学,老两口依然克制不住自己。先是老贺声泪俱下,接着老两口抱头痛哭,一连几天不能自拔。这个事儿,是老贺一家终生无法解除的疼痛。

那一时期,方圆几百里,贺登朝,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

1975年下半年,《三上桃峰》一案查处稍微松一些了。著名作家马烽、孙谦到柳林,遇上了贺登朝,三人商量到黄河对岸的陕北吴堡县城去看看。过了河,登上高坡,吴堡县的文化局来人迎接他们。贺登朝介绍说:这位是大作家马烽,来人礼貌地握握手。贺登朝接着介绍:这位是著名作家孙谦,来人又礼貌地握握手。马烽最后介绍:这位是柳林的贺登朝——来人吃惊地看着他,一把紧握住双手不停地剧烈摆动,惊叹:你就是贺登朝啊!你就是贺登朝啊!知道知道!

贺登朝赶紧解释:我是小作家,他们才是大作家!

来人不管那些,去去,你才是大作家!

贺登朝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我?

来人呵呵大笑:前一阵狠批《三上桃峰》,从柳林过渡口,黄河两岸,几十里的大标语,斗大的字贴了满了公路两边,一路都是“打倒炮制《三上桃峰》的黑手贺登朝”!那个不知道你!

当天中午,吴堡县的主人宣布,到吴堡最阔气的黄河饭店就餐,上了三块钱一瓶的好酒。主人说,不吃杂合面了,特意搞来了几斤白面,招待他们吃了一顿白面剔尖。文革中的纯白面,到哪里去找!席间主人频频向贺登朝敬酒,马烽孙谦倒成了陪客。

那时,我比马烽名气大。老贺说起来,脸上是苦涩的笑。

学习班结束,接着审查。许石青回到了故乡孝义。

回想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许石青没有过衣锦还乡的记忆。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次回来,故乡都是接济他的地方。这个给了他生命,给了他童年的地方,熟悉的黄土,熟悉的山峦,乡亲们脸上熟悉的苦笑,也能宽慰一颗苦水浸泡的心灵。这一回,他又给故乡惹了麻烦,乡土,该怎样接纳这个闯了祸的孩子?

孝义是个古老的县城,可算是全国最早设县的地域之一。孝义原名永安,孝义县名,来自邑人郑兴行孝的故事。郑兴之母患病久治不愈,郑兴割股奉亲,孝行传到当朝,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将永安改名孝义。至今孝义境内仍有永安堡村,大孝堡村。孝义另有一则义虎救樵夫的故事,一樵夫入山,救了乳虎,母虎知恩图报,反救樵夫。明代王世祯有《义虎记》记载。孝义西关,至今有“义虎厅”地名。一孝一义,亲情关系,社会关系都有了。孝义还有个“贤者村”,说的是邻里互让和睦相处的故事。孝义故事源出于此,一孝一义,却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两维。孝义既属于这里,也属于全国。不过既然这里发源,表现也就特别凸显。千百年来,孝义人以孝义行走天下,以孝义为立身之本。孝行感人,义薄云天。孝义人常常以自己的民风良好自豪。到哪里都有人说:孝义人好。孝义有皮影木偶碗碗腔,这里的文化不尽是技术艺术,更突出了道德文明的成分。这是孝义人的历史文化品位,源远流长又绵绵不绝薪火相传至今。

当地说孝义人不温不火,不过不冒,不做那种豁边的事情。这可谓孝义人的文化性格。新中国成立前,穷人不失殷实,有吃有穿,太富,赤贫的都少。地主富农也罢,开明的多,无恶不作的少。干部下放到孝义,孝义人不歧视,不欺生。文革中间,这里没有明显的两派,没有那种真刀实枪的对敌斗争,总体上说,斗争可以说文明。

许石青回到孝义,立刻感到了孝义人的温暖。

文教部主任靳云焕在吕梁就和许石青交换过意见,回来给县委汇报,还是那一套。“桑园大队为何改了桃园?”“桃杏争春么,好叫好听。”“县委书记是男的,为啥改了女的?”“张鸣琴没有戏,要考虑剧团演员搭配。”这些原因千百次给外人说过,回了孝义,似乎说起来更有道理,更加理直气壮。谁个不知道孝义县剧团的演员呢?哪一个编导能只想着编戏,不想着剧团怎么演戏呢?

孝义街头也有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大字报,县委书记就有点不高兴。

“县委还没有说话呢,贴什么大字报。”

书记说了他的意思:

“开上两次批判会,光批戏,不涉及人。”

这就是孝义人,没有那种不顾情面死闹的。

孝义剧团现在的团长霍锁昌说:换个整他的领导,许石青保不住能进了监狱。他犯的那叫天条,谁敢保他?

按部就班开了两场批判会,孝义中学要办个文艺班,县里领导一合计,就委派许石青去了,这当然是给许石青一个全身避祸的地方。

吕梁山深处,群峰并起,峻岭耸峙。许石青遥望一线蓝天,开始了世外幽居。

大山之外的消息时断时续地传来,除了教戏,就是忧惧的等待。终于在一年之后,19756月,等来了山西省委的处理意见:贺登朝和许石青,不做组织处理。

许石青感到一丝庆幸,无论如何,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有做组织处理,没有受到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在那个年月,冤枉的处分有多少,锒铛入狱的有多少。以自己的罪名,关进去也平平常常。山西省委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核心就是“追背景”。期间的曲折危机,也是一波三折。有人站出来,证明《三上桃峰》一干人马知道桃园经验的背景,这当然是落井下石。可是一旦有人证明,你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从太原到晋中到吕梁,内查外调一年多,在场或者推说没听见,或者推说上厕所,总之是没有人愿意出面做证明。省委在这个问题上也秉承了难得的实事求是,报告中央查无实据。许石青明白,这是无数个朋友同志,无数个上级领导,在高压之下或者坚挺或者转圜,才争取到了最后的一分公道。社会终有正义和公道,公道自在人心。从上到下这么多人一层一层保护自己,自己才获得了宝贵的苟全。灾祸,暂时过去了。

孝义剧团的同行们也都有情有义。白天见了不敢说话,黑了就悄悄地来看了。可以告慰朋友家人的是,再逼再压,自己也没有攀咬过任何一个人。

不过,《三上桃峰》,毕竟是自己一生背负的最沉重的政治包袱。坏戏,反动戏,一日冤沉不白,自己就难以堂堂正正走到人前。脸刻黄金印,发配到深山。戴罪之身,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该谢天谢地了。

向晚正愁余,深山闻鹧鸪。他在等待。夕阳西下,天边有沉雷滚过,他在等待一场暴风雨,洗清人世间所有沉冤。

这一群重压之下的政治贱民,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还迟迟不得平反。他们或者赋闲,或者幽居在山洼,或者瑟缩在一隅,花开花落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世间的风云变幻,好像和他们凝固的空间没有关连。

这一切的改变,在1978年的92日。

这天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新闻节目,杨孟衡习惯地打开收音机,喇叭播出了一个激奋昂扬的声音:“——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批判组文章:《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

杨孟衡的妻子好像听到了什么,她急匆匆地从厨房跑过来,手里还抓着一把没有下锅的挂面。连声问:“说什么?说什么?”

杨孟衡连忙摆手,制止妻子插话:“听!”

广播首先播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三上桃峰》事件是一个大政治阴谋,是四人帮极其亲信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组成部分。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污蔑不实之词必须推倒,由此遭到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平反昭雪——

两人站着,一动不动听完人民日报全文。女人眼泪汪汪盯着收音机,手里不自觉地揉搓着抓住的那把挂面。一根一根长面断开,一节一节摔到地面,细碎的面段在地上迸溅,跳起落下,像一个个小精灵轻巧地舞蹈,地面发出细碎的声响。透过朦胧泪眼,他们看到,千里江山的无边阴霾已经开始消散,一个崭新的时代,大门正在轰隆隆开启。

大结局:解放和式微

山西山川险固,有道是依然挡不住关外浩荡的东风。自从“文革”结束,四人帮成为历史的罪人,他们10年的作恶横行,当然应该得到清算。《三上桃峰》作为文革后期的大案要案,坚定不移地给予平反昭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太阳初升,如婴儿落地,合乎天理,顺乎人情。

十年动乱,一朝廓清。道路尽管迂回曲折,我们终于走进了1978年。

国务院文化部厉行改组,黄镇部长到任,清查于会泳等人的专案组成立,《三上桃峰》事件列入专案。

山西省委理所当然地开始改变对于《三上桃峰》的评价。1978111日晚,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接见文艺工作会议召集人,他说,“有些问题不要忙,要看中央。如《三上桃峰》不是毒草,不是为刘少奇翻案,不是政治问题。”“不要忙”,有点消极等待,不过,强大的历史潮流推动,山西,总归也在朝前走。

思想解放的春风劲吹,《三上桃峰》虽然还压在五行山下,与他有关的几位组织者,策划者,却已是渐渐松动了筋骨。开始摩拳擦掌,走向新生。

李蒙同志重新回到了军队系统,到国防科委某部担任文化部长。

卢梦同志调离山西,出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

撤职的贾克,也恢复了山西省文化局的领导职务。

《人民戏剧》1978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le="TEXT-INDENT: 19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class=MsoNormal>911日,山西在湖滨会堂召开4000人大会,山西省委郑重宣布,为晋剧《三上桃峰》一案平反。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代表省委讲了话。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谦代表省委宣布了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和昭雪的决定:一、撤销省委文教部、省文化局在《三上桃峰》问题上所做的检查;王大任、李蒙、卢梦、贾克、杨孟衡、许石青、贺登朝等同志在《三上桃峰》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他们被迫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赵云龙同志因写了《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一文,触犯了江青,遭受迫害致死,经省委批准,省文化局已给予平反昭雪,本人生前所写的检查,已退给家属。二、因《三上桃峰》而蒙受冤屈的所有演出团体和其他有关人员一律平反。三、恢复上演《三上桃峰》。王谦同志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各条战线的同志,认真贯彻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的精神实质,借这股强劲的东风,因势利导,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

山西的报刊一起动员,为《三上桃峰》平反广而告之。山西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的重要文章,配发了本报记者采写的《三上桃峰事件的前前后后》,头版还为此编发了社论《拨乱反正  大快人心》。报纸的广告栏,头条就是山西省晋剧院演出革命现代晋剧《三上桃峰》,一时间,《三上桃峰》事件,成为山西人关注的舆论中心。

文字表达还是那个年代的规定叙述,套路叙述。可是能够体会出长期遭受屈冤的人们一旦解放的欢腾雀跃。当天下午,省城近千余名文艺工作者,怀着砸烂枷锁的重生喜悦,在人民文化宫集会,热烈欢呼为《三上桃峰》彻底平反。大家很久没有这样喜上眉梢,扬眉吐气了。压在山西人身上的一座精神大山终于掀翻,节日的狂欢不期而至,一班因为《三上桃峰》沦为又一批政治贱民系列的人群欢呼:解放了,天亮了!

《三上桃峰》理所当然地成为香花,当年进京演出所受屈辱,今天要用荣誉加倍赎还。9月下旬,文化部邀请《三上桃峰》剧组再次赴京,参加建国29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为《三上桃峰》平反连续举办了几次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把录像车开进了《三上桃峰》演出剧场。四年前的未完成不敢完成的录制,今天得以完成。《三上桃峰》演出实况电视片很快和全国观众见面。

在北京演出一个来月,10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杨孟衡和王爱爱去做广播讲话。再次踏进广播大厦,百感交集。两次播讲,4年间容纳了多少苦难多少辛酸!今天,被颠倒的历史终于再次颠倒过来。他们深深感到,这不是个人的荣辱,这是所有被侮辱被伤害的文艺工作者的集体荣耀。今天,等他们是代表千千万万重获解放的同行扬眉吐气。

省城平反大会以后,吕梁地委按照山西省委的套路,在当地举行了平反大会,吕梁地区是《三上桃峰》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在当地反映就尤其强烈。吕梁地委宣布,一、撤销中共吕梁地委《关于改编上演《三上桃峰》犯了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报告》、撤销中共吕梁地委《关于《三上桃峰》在我区修改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撤销中共吕梁地委《三上桃峰》调查组《关于大毒草《三上桃峰》在我区出笼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撤销地委文教部党组《关于大毒草《三上桃峰》在地区演出经过情况的报告》二、李庶民、贺登朝、许石青、李旦初、薛光运、姚建华、任元恩等同志在《三上桃峰》一剧上是没有错误的,对他们的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他们以及受牵连的同志当时被迫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三、因《三上桃峰》而蒙冤受屈的柳林县晋剧团等所有演出团体,和其他有关人员一律平反。四、恢复演出《三上桃峰》。

1974年的惊变,1975年的检查,1978年的平反,这几年,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思想转弯子。几个政治陡弯,大家简直来不及做思想准备。兴冲冲去献礼,遭遇一个闷棍。检查交上去一年,撤销退回所有检查。“文革”十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风云变幻,从来没有接受过的喜怒无常。事变就这样发生了,你来不及反映。地狱天堂,几经浮沉,过山车,蹦极,这是政治失序年代的典型特征。大喜大悲,一收一放,中国人的神经被反复揪扯着,终于看到了终结,终于迎来了狂喜。乱世,是实实在在结束了。

吕梁的平反多一个项目,《吕梁文艺》副刊。当年《吕梁文艺》因为刊发《三上桃峰》剧本做检查,导致停刊,现今《三上桃峰》平反,《吕梁文艺》恢复名誉,筹备复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78年,地区一级的文艺刊物还很少,《吕梁文艺》借《三上桃峰》平反的声威,一举走在全国前列。

复刊的《吕梁文艺》,《三上桃峰》当然是中心话题。地委副书记李玉明致复刊词,回忆《吕梁文艺》遭受株连被迫停刊的经过,欢呼新生。吕梁文联主任王易风发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一文,详细回忆《三上桃峰》带给吕梁的奇灾大难。办学习班,追查黑线人物,停演所有文艺节目,直搞得吕梁人人自危,文艺园地受到劫难摧残。《三上桃峰》不过一出普通的现代戏,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充分表现了四人帮一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凶恶本性。

这一期《吕梁文艺》不吝版面,刊登了七场晋剧《三上桃峰》全剧。在评论一栏,刊登了地区文化局的文章《清除三上桃峰事件给吕梁造成的恶果》。这也是“文革”结束以后,《三上桃峰》剧本第一次公开和读者观众见面。

这期《吕梁文艺》在重要位置,刊发了许石青的文章《迎风击浪永登攀——愤怒揭批四人帮围剿《三上桃峰》的反革命罪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三上桃峰》彻底平了反,砸烂了四人帮强加在我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支持。真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千言万语说不尽我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感激之情,让我们尽情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的重大胜利,欢呼抓纲治国、拨乱反正,揭批林彪、四人帮取得的丰硕成果吧!

四人帮污蔑《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主要论据是背景问题,现在,我就将这个戏原来的创作意图、素材来源以及背景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众,让铁的事实来戳穿四人帮极其亲信的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吧。

许石青在文章中,重新叙述了《三上桃峰》素材的来源和创作形成过程,从《一匹马》到《桃杏争春》再到《当代新风》《三下桃园》,最后到《三上桃峰》,行走脉络清晰,路线明白,四人帮之流的构陷,纯属无中生有,嫁祸于人。这其中的叙述,许石青已经不止在脑子里梳理过多少遍。不过以前都是检查交待,招来的是“不老实”,“负隅顽抗”之类的谩骂指斥。在今天,他终于可以站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倾诉历史的真相,不必顾虑什么人来无端陷害,野蛮镇压了。

在文章后面,许石青解析了《三上桃峰》不幸遭遇的深层原因——

《三上桃峰》从“文化革命”前问世,到文化革命期间,前后经历了十年时间的考验,从城市到农村,从山西到全国许多地区,为什么获得广大干部和人民的喜爱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戏比较真实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现实斗争生活,歌颂了社教运动的丰硕成果,歌颂了工农兵英雄的崇高品德。《三上桃峰》从描写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突破了四人帮“三突出”的框框,它没有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去否定十七年,恰恰相反,而是热情地歌颂了十七年的丰硕成果,这个戏自然就成了四人帮改朝换代的障碍,因而这伙恶霸疯狗般的一口咬定什么“背景有问题”。他们别有用心地硬把刘庄、桑园广大干部、群众经过社教运动之后出现的崭新面貌,强记在刘少奇、王光美的账上。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天,《三上桃峰》真相大白,得到了彻底平反。几年冤情,一旦昭雪,抚今追昔,止不住热泪盈眶。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使我经受了锻炼,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认清了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反革命真面目。他们一手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不是要迫害我一个人,扼杀一个戏的问题,而是拿一个戏开刀,掀起反“文艺黑线回潮”轩然大波,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敬爱的周总理,以及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妄图组阁上台,这就是他们罪恶的政治阴谋!这笔账一定要记在林彪、四人帮头上。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决不能辜负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时代;我将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特别要积极参加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种种谬论,解放思想,消除余悸,以光辉的《讲话》为指南,在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战斗中,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在新长征的大道上,迎风击浪永向前,不仅要“三上”,还要“四上”“五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章,典型的文革后文本。发言还带有明显的领袖崇拜色彩,表态也完全是政治化的亮相,各种政治术语凸显了那几年风行一时的政治时尚。结尾的“四上”“五上”,明显是针对批判《三上桃峰》时期使用的那句名言:“三上批了,还有没有四上五上呢?”这才叫那时的“对着干”。尤其要注意的是,此时,刘少奇一案还没有平反,许石青的文章,依然注意撇清《三上桃峰》和刘少奇王光美的政治联系。两年以后,全国最大的冤案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屈死一案平反,强加给《三上桃峰》的种种不实之词就更加没有根据。桃园经验怎么啦?也无非是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对当时农村形势的一种政治考量。当时的观察和考量,现在看来,也不见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是由此而株连到一出地方戏,大打出手,构陷周纳,搞成一次那么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却是无比荒谬的历史悲剧。

无论如何,经过一番大起大落的无妄之灾,《三上桃峰》罹难的作家艺术家群体又见到了光明,又可以从事他们钟爱的事业了。想起《三上桃峰》,从文革前夕到1978年,剧团就编导了这一出戏。反复改,反复演,在同一个题材上折腾。反复检查,10年间的检查文字多过写戏。俗话说“十年磨一戏”,指的是精雕细刻。果真十年折腾一出戏,那是浪费艺术青春。4050岁是艺术创作最成熟的季节,最出成果的年龄段,这一代编导却陷进无休无止的政治风浪身不由己。现在,国家重新把创作权利归还给作家艺术家,“不要横加干涉”是邓小平的嘱告。这一代作家艺术家豪情满怀,努力追回失去的青春,他们有话要说,有戏要写,宝剑匣中鸣,马蹄刨地皮,恨不得立刻登上喧闹的舞台,再一次指挥调动千军万马,掀开新一页粉墨春秋。

《三上桃峰》平反之后,其实没有热络多少年。究其实,它本来也不是什么经典,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地方戏。是文革时期扭曲的政治生活,把它搞成了一个大事件。它是以政治事件的身份进入艺术史的。就编剧演出整体水平来说,《三上桃峰》远远算不上一流的地方戏。还不用说,它身上还不可避免的沾染着文革时代的浓重痕迹。文革中走过来的编剧,大多都有吸食狼奶的经历。《三上桃峰》并没有超越文革创作的限制。拔高英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先进落后,高腔高调,动辄无限上纲,在《三上桃峰》里都是刺目的存在。它是被四人帮痛击过,时代蔓延的“帮味”却也无可逃遁。这正是《三上桃峰》悲哀的地方。一旦毫无负担的新一代走过来,《三上桃峰》当然很快就冷落了。

就常识而言,谁个认不出《三上桃峰》就是一出普通的地方戏?无奈那个年代,人们不认可常识。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常识经常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反应,往往是无限夸大的、神经过敏的,以正常的目光看取,反而遭到哂笑。把一出戏闹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是耶非耶?在常识范围内并不难判断。那么为什么能出现万里神州共演闹剧大批判呢?除了文革时代的当局压力,常识意义被消解也是灾难之一。越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民众就越会依靠常识判断是非。政治越是清明,民众的关心政治的热情越是降温。那种亿万人齐上阵,全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时代,永远过去了。在全社会营造常识,依然任重道远。一个正常的社会,更多的平民,依靠常识,完全可以过好自己的平静安宁不被打扰的生活。动辄号召全体国民奔一个方向奋勇前进,那一套模式很可笑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戏曲的衰落更是有目共睹。各地的演出冷冷清清,剧院门口门可罗雀。剧团早已忘却了当年的辉煌,看戏成为过时的娱乐,演戏成为前途堪忧的职业。这一切,使得地方戏更加雪上加霜。此时的《三上桃峰》,人们早已遗忘了它是怎么一回事了。

一出地方戏,先后以悲剧、闹剧、正剧的面目出现,《三上桃峰》事件,因此载入史册。

平反昭雪,势所必然。被人遗忘,却也是再正常不过。

时代大潮卷起千堆雪,电视风行,告别革命,解构崇高,消费文化,娱乐至死,这一切,都把地方戏逼到一个非常逼仄的角落。《三上桃峰》的滔天大浪,早已融入历史的静水深流,放眼看去,波澜不惊。

历史不忍细看

《三上桃峰》的编剧之一杨孟衡,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发出沉重的叹息:历史不忍细看。

历史不忍细看,含义丰富。看史书,经常会一行字,一页书,翻卷过多少风云际会,多少攻守相持,多少笑容满面之后的格杀博弈,一个胜利和失败的结论,背后都潜藏了多少手脚。《三上桃峰》也是这样。《三上桃峰》作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波及万里山河,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一出戏的平反,当然也是余音袅袅,丝丝缕缕,事涉方方面面,演出了多少五味杂陈的变奏曲。

呼啦啦大潮卷起涌过,你只看到了人们的欣喜风光。这背后,一步一步进逼和抵抗,才是耐人寻味。

《三上桃峰》事件,19741月引爆,大清查开始。19756月,山西省委以文件形式向中央做出处理意见。中央批转全国,作为轰轰烈烈的大案,算是终于处理结束。197610月文革结束。1978911日,山西省委召开4000人大会,郑重宣布为《三上桃峰》一剧平反。这中间相隔数年。自“文革”结束,也有近两年。“文革”刚结束那两年,全国都在大张旗鼓地平反冤假错案,为什么《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案,平反拖沓了这么久?

在批判《三上桃峰》一剧的问题上,陈永贵有一系列很不光彩的表演。它实际上是坐镇北京,遥控操作山西大批判的总指挥。12名山西省委常委来京参加所谓“解决山西问题的工作会议”,指定陈永贵为召集人。陈永贵人在北京,指示李蒙、卢梦、贾克所谓《三上桃峰》的支持者,轮流到省直文化系统各单位接受批判。山西省地两级直接遭受《三上桃峰》事件株连,受审查挨批斗的就有90多人。最终,山西扳倒了省委书记谢振华。

在山西,倒谢动员,倒谢部署,都在陈永贵操持下进行,省委书记王谦,也是倒谢运动的核心人物。通过倒谢,王谦继任省委书记。通过整倒谢振华,陈永贵进一步成为权力中枢掌控山西局势的主宰。王谦也从此牢牢地把自己绑上了陈永贵的战车。

“文革”中荒唐事无奇不有。在山西,陈永贵数次看过晋剧院的《三上桃峰》,热情高涨地肯定过,表扬过。谢振华并没有看过晋剧院的演出。偏偏这个没有看过戏的因为这出戏下了台,一位多次看过肯定过这出“反动戏”的人整倒了没有看过这出戏的对手。这理,真是没处讲。

翻一翻《三上桃峰》的旧账就可以知道,有陈永贵和王谦这样的高层领导掌控山西,坐镇山西,《三上桃峰》怎么能够顺利平反。

“文革”以后开始大清查,清查与四人帮反党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本来是结束文革,清算“文革”的政治运动。然而在山西却跑偏了,走邪了。山西自定标准,“划大线,切西瓜”,以我画线,以派画线,把“反大寨”作为一项清查标准。这就把大批的好干部重新列为打击对象。老劳模李顺达、省委常委王体王银娥一直到基层的“反党小集团”,都成为严打对象。一些在文革中受压挨整受气的干部群众,好容易熬到了出头之日,又一次成为清查对象。大批冤假错案又一次催生,不要说平反文革10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了。

陈永贵的帮派思想极为严重。以“学大寨”为名头,山西各地大批使用昔阳干部,形成了陈永贵的派性队伍。这些人唯陈永贵马首是瞻,一旦提出为《三上桃峰》平反,就给你扣上反大寨的帽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三上桃峰》一剧有关的人员,又成为清查对象。省委宣传部李部长是昔阳人,他明确表示,思想路线可以犯错误,组织路线不能犯错误。就是要跟定陈永贵。宣传部门的阵势很鲜明,谁要为《三上桃峰》平反,昔阳派就会群起激烈反对。给许多人扣上了反大寨的帽子,省委宣传部这一块,就有九人作为清查对象受审查。老劳模李顺达被清查,有陈永贵就不能有李顺达。王银娥被清查,有郭凤莲就不能有王银娥。以派划线一至于此。

像《三上桃峰》这样明明白白由江青一伙制造的冤案,“文革”结束以后立刻平反,本来就在情理之中。大家都认为,平反的日子指日可待。但在山西,人们只是悄悄在下面议论鸣不平,公开场合没人敢说。贾克当然是感觉到了春江水暖。他试着向省文化局提出,给他安排工作。立刻遭到领导的严厉指斥。《三上桃峰》的支持者要求站出来工作,立刻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了舆情通报。杨孟衡作为进京演出本《三上桃峰》的编剧,组织告知他是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虽然人留在创作室,只能规规矩矩,噤若寒蝉,哪敢乱说乱动。

陈永贵是一个著名的“凡是派”,他决心亦步亦趋地把文革10年的错误延续下去。为此他和邓小平胡耀邦多次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谴责他们“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丢了毛主席的江山”。1977年初,“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还能翻案吗?那么“为刘少奇翻案的”《三上桃峰》还能翻案吗?两个凡是是思想解放的紧箍咒,文化部立刻率由旧章,原来四人帮把持的文化部许多旧人又平稳过渡到新文化部,继续受到重用。《三上桃峰》事件中带头组织批判的马季川、张国勋等人仍然袭用老谱。1977年春天,马季川以文化部艺术局领导的身份来山西视察,下车伊始就放言:“《三上桃峰》不存在平反的问题。”这话很对山西的口味。山西省文化局立刻编进简报散发。这里的逻辑就是,毛主席炮打的司令部,你们为他评功摆好,还能平反?

但是思想解放的潮流不可阻挡。邓小平和胡耀邦推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强大的推动力。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然是要否定那种字字句句都是真理的神话。人们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决定,终于敢于怀疑,敢于着手纠正。这是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前提。《三上桃峰》一案,终于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解冻的暖风里苏醒。

197712月,中央决定改组文化部,黄镇兼任文化部长,贺敬之、周巍峙等到位,马季川们调开。清查于会泳等人罪行的专案组成立,《三上桃峰》正式列为专案。

山西省委对于《三上桃峰》的问题性质认定也悄然起了变化。1978111日晚,王谦接见文艺工作会议召集人汇报时,说:“有些问题不要忙,要看中央。如《三上桃峰》不是毒草,不是为刘少奇翻案,不是政治问题。”接着他又补充说:《三上桃峰》“不是个好戏”。“不要忙,要等等形势,看看形势”。“不要急,不要抢先”。王谦的“不要急”,显示出他没有积极面对,只有消极等待。他的“要看中央”,更多的是要看陈永贵的脸色。在摧残《三上桃峰》一剧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一致,利益一致。

平反《三上桃峰》的诉求,先在文化部酝酿,很快成为强烈的呼声。文化部大楼里,许多人贴出小字报,表达自己的看法。贺敬之等人也贴了小字报,呼吁给《三上桃峰》翻案。

1978年春节,文化部主持的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在昔阳召开。会议期间,文化部参会人员就议论纷纷,你们山西怎么还不给《三上桃峰》平反?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吴雪发言,主张给《三上桃峰》平反。山西参加会议的有宣传部副部长卢梦,文化局长邓焰,他们谁敢插嘴。会议结束以后,消息传回宣传部。李部长非常恼火,几次不点名批评卢梦,邓焰。他说:《三上桃峰》平反不平反是他吴雪说了算?邓焰你为什么不顶他几句?卢梦当时没有说什么,实际上他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不久就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去了。后来《三上桃峰》平反大会,他也没有回来出席。人们都说,卢梦是伤心透了。

这样一来,《三上桃峰》的平反问题,只能以文化部牵头。19788月,中央批转文化部报告,以中发(197852号文件的形式,为《三上桃峰》平反。奇葩的是,此时,山西依然蒙在鼓里。有关《三上桃峰》事件的当事人,都还在底层当贱民受歧视。他们的平反,对他们来讲还是秘密。谁给他们透露一点有关平反的喜讯呢?杨孟衡他们都是92日一早收听广播,才得知这个“突发事件”。

其实就在此前,《人民戏剧》杂志已经把这个消息正式通知给贾克和杨孟衡,约他们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但山西方面有关领导不通知他们。

第二天,杨孟衡急急忙忙去找《山西日报》,想反复看看《人民日报》的文章,不料《山西日报》没有转载。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受到山西省委的严厉批评。理由是他们干扰了省委的战略部署。

《三上桃峰》一案发生在山西,山西是这一冤案的重灾区。理当由山西出面带头为《三上桃峰》平反。此事由文化部牵头,迅速实施,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山西就非常尴尬。无论如何,中央已经明确给《三上桃峰》平反,山西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已经非常被动。山西省委尾随其后,连忙给中央打报告,做出给《三上桃峰》平反的决定。

911日,山西在湖滨会堂召开4000人大会,山西省委郑重宣布,为晋剧《三上桃峰》一案平反。这个平反,显然脚步慢了好几个节拍。毕竟手忙脚乱。山西的平反名单里,落下了吕梁的《三上桃峰》编剧李旦初。吕梁的平反名单里,落下了组织创作的薛光运。这些,后来都另外补发文件“补充”正名了。这几个补丁打得很显眼,头绪杂乱,难免疏漏难堪。

山西的文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文件写明《三上桃峰》平反,不改变谢振华的错误定性。这让很多人糊涂了。明摆着谢振华将军就是因为《三上桃峰》一剧被整下了台,现在《三上桃峰》平反了,却依然死死按住谢振华,头号苦主冤情不能洗雪。这是多么荒唐的行文。

给山西省委起草这个文件的曲润海,回忆过当年文件起草的经过。当年曲润海在宣传部文艺处。平反文件下达以后,曲润海仔细核对了自己的原稿,发现文件整体上无一字更动,只加了一句:《三上桃峰》一剧平反,并不改变谢振华同志错误问题的定性。曲润海问遍宣传部领导,无人知道这一句话是谁加的。只有一个解释,这是省委书记自己加的,或者书记授意亲信加上的。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起航。陈永贵兜售的那一套穷过渡已经被抛弃。学大寨不再灵光,农民宰相走下神坛。1980年,陈永贵被免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山西的极左和派性,从此失去了庇护。回顾那一段历史,山西的改革开放推进,和陈永贵的失势同步。陈永贵顽固坚持文革极“左”路线,阻碍山西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一点。山西人说,清查谁和四人帮有牵连,陈永贵才是和四人帮有牵连。他倒没有挨清查,反过来清查别人,这叫什么道理。

198010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山西省委。邓小平出了个招数:找两个山西人或者在山西工作过,但文革不在山西。这用意当然在摘下文革派性的有色眼镜。这就来了霍士廉罗贵波担任省委书记省长。免去王谦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山西另作安排。19819月,王谦调任重庆市委书记。那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

霍士廉罗贵波履任,面临的第一难题就是平反大批的冤假错案。为了不再出现政治上的反复,新省委把这个工作叫作“清查善终”。省委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对所有清查对象一个一个过手。凡是由省管干部,一个一个调查,一个一个写成报告,上常委会,一个一个汇报。王体,王银娥,包括省军区的司令员,吕梁军分区的司令员,他们的问题都在常委会一风吹。宣传部九个有问题的人,一个也没问题,抽出档案销毁材料。太钢的几个干部工人因为议论文革议论大寨,打成反革命集团,撤销原来结论。

审查到每一个具体对象,王谦都不吭气。霍士廉动员大家,每个人都要说话。

不吭气就算了。霍士廉宣布,没意见就通过!

山西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就此展开。山西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

此时,为谢振华将军完全平反,已经水到渠成。

1981118日,中共中央签发了为谢振华、曹中南平反的10号文件,明确批复,中央同意山西《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对1974年批谢倒谢时强加给谢振华头上的11条罪状全部推倒。121日,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了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为谢振华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这份平反文件,谢振华签署自己的意见时,写的是:基本同意。

曲润海至今谈起王谦,还是有无尽的感叹:王谦那么硬气的人,怎么在陈永贵哪里就服了软呢?真想不通。

经历过“文革”10年动乱遭受迫害的人们,还有多少心曲未吐,隐衷难言?

1981410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长期影响山西的两大问题得到澄清》,两大问题,反大寨的帽子,派性问题,长期压在山西人头上。《人民日报》的结论表明,多灾多难的山西,终于走出了深陷的文革极左泥潭,跟上了全国的步伐,朝着改革开放的大道轻装前进了。

1976年“文革”结束,到1981年谢振华平反,一个《三上桃峰》冤案的彻底平反,竟然走过了五个年头。它说明,一桩冤案的完全平反,和国家的整体形势息息相关。没有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就不会有一个省区的随队向前。同时它也说明,当一个国家整体向前,任何地区任何个人的拖沓阻碍,都是徒劳的。当然,它也正色警告我们,极“左”路线那一套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幻想那些曾经制造冤案的人起来带头平反冤假错案,那是痴人说梦。只要他还在台上,使绊子,设障碍,那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前进,抗拒,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破局,一寸一寸推进,你这样看到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三上桃峰》是个大事件。它不仅仅是个文艺事件。在山西,它是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平反,标志着山西大局势的扭转和改变。标志着山西开始了新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山西才从文革造成的灾难中拔出脚来。“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山西曾经滞后。山西的地方史,这也是重要的一页。在思想解放大形势下,山西依然顽固地表现了自己的落伍,愚蠢又顽强地固守自己那一套,原来我们还有这样一段历史,30多年前竟是这样。

“文革”灾难积重难返。当年一个国家民族起飞,托举起来的,是一双沉重的翅膀。

走过的日子,永远提醒我们。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历史和现实的互证,莫非永远如此。

第三章  漫长的余绪

新世纪,新的话题

《三上桃峰》曲终人散。多年了。未料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又一次重新被人们提起,成为媒体聚焦的对象。

当事人的本意,大约只在于年事渐高,回忆往事,想把这一段记忆留下记载。不料此事逐渐演变成一场口诛笔伐,在报刊,在网站,看到了一场《三上桃峰》版权问题的唇枪舌剑。

2004年,贾克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题为《我所经历的三上桃峰事件》,文章一开首就说:

《三上桃峰》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六个年头了,我一直保持缄默,许多同志都想听听我这个“炮制者”的声音,我也有责任澄清社会上一些误传。

贾克的文章不长,只是大致概述了《三上桃峰》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个粗线条的勾勒,难免有不太准确不太详尽之处。由此埋下了《三上桃峰》论争的导火线,大概也是始料未及。他2007年去世,身后事,百口莫辩。

20092月,杨孟衡在《当代戏剧》发表长文《三上桃峰版本演绎及其蒙冤的深层因素》,继1989年在《黄河》发表《桃园风云——三上桃峰事件纪实录》以后,对《三上桃峰》事件进一步做出了详尽描述,对事涉《三上桃峰》创作的若干人事,做出了条分缕析的详细说明。应该说,杨文对于梳理历史事件有一定作用。其中的“晋中版”“吕梁版”“太原版”三地三版本的划分,是杨孟衡首创的科学定义。一个新概念的使用,会使许多原来一团模糊的面貌顿时明晰起来。很多人赞成使用这一定义。

但是,杨孟衡命笔为文,目的在于和贾克论战,论证《三上桃峰》编创的功过。锋芒所指,指斥贾克伪造历史,文过饰非,揽功诿过,其文字,还是有很大杀伤力。

杨孟衡认为,贾克文章的失实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贾克参与组织领导了《三上桃峰》的创作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可算是《三上桃峰》的炮制者之一,但从行文来看,贾克要把自己装扮成唯一的“炮制者”,也等于说他是《三上桃峰》唯一的创造者。“这是包括晋中、太原、吕梁三大版本的《三》剧编创人员集体辛勤劳作付出心血的结果,凭他贾克一人能‘炮制’得出来吗?”

二:贾克有意将《三下桃园》创作成熟的时间由1965年改写为1966年,此时贾克已经介入领导组织,“这绝不是记忆的错误,而是蓄意篡改。”“他有意删减《三上桃峰》编创中某些重要关节而突显自己的主导作用,——重新编造不实之词而模糊历史的真实面貌。”

三:关于晋中版《三下桃园》,贾克说,“开始时,由许石青、张正申执笔,后来又派杨孟衡参加”。杨孟衡文引证当时晋中青年晋剧团一份“演出说明书”,认为执笔排序应为杨孟衡、许石青。

四:吕梁版执笔是李旦初,贾克却说“仍由许石青执笔”。

五:贾克文章隐去了京剧本《桃杏迎春》的创作,矢口不提太原版《三上桃峰》五易其稿的创作过程,王大任、李蒙、卢梦一干人等的工作和贡献也不见了,唯有贾克一人居功厥伟。

六:贾克文章谈到太原版《三上桃峰》编剧创作,“开始时,由杨孟衡执笔修改,后又调许石青来太原参加,许石青和杨孟衡意见不一致,就退出去了。”“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是19738月我写完《三上桃峰》第二稿以后,贾克叫来许石青参加后续创作,我是竭诚欢迎的,我在创作组精营东边街13号楼我的办公室内搭好了床铺,等他来长住共事,他也满口答应,可他待了一两天回去后就再也没来了。我们还没有进入创作,也没交换意见,更没有什么‘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贾克的话是毫无根据的。”

杨孟衡的文章甫一问世,立刻产生了强烈反应。他的文章看来针对贾克,当事人许石青却一体受伤不轻。尤其是和许石青合作的部分,杨孟衡用意在夸大自己的作用,贬低许石青的贡献,借着纠正贾克的种种不周全叙述,做大自己的成功份额,一团本来不甚分明的局势,此时搅得更加浑浊。

许石青的朋友同事立刻发表文章论战,杂志网上都有刊载。张正申、马明高、薛光运、武凌霄等人都搅进了这场笔墨官司。这期间,许石青家人走访许多知情人,经过大量调查,积累了大量口述笔录,着力也在署名事件的来龙去脉。经过一系列钩沉辩诬,《三上桃峰》的原创和改编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又一次展现在读者面前。

1966年的《三下桃园》原创,原本又一个的编剧排序,从来没有异议。剧本改成以后,1966年发表在《火花戏剧专刊》,执笔作者署名依次为许石青、杨孟衡、张正申,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人最权威的表述,即是发表作品时的署名,这已经是版权法的基本常识。40多年过去,杨孟衡突然翻出一份当年的演出“说明书”,意在颠倒排序,将自己列为第一执笔人。这个证据,也太轻巧太软弱了。当年剧团的演出,这种随时随地印制的小附件很多,比如剧情介绍,比如剧照展览,比如入场券的背面说明。随意性很强。我们只能这样说:如果没有权威的证据,发表作品时的署名已经是铁的历史记载,一个人万难更改。

在《三下桃园》的署名问题上,曾经有一个有趣的插曲。遇上出头露面的事,许石青总往后躲。出打印稿时排名,许石青把自己排在杨孟衡后面。是贾克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省里杨孟衡来帮忙,署名不应放在前头,你们是不是客气呀?”1966年《火花戏剧专刊》出版,署名果然依次成为许石青、杨孟衡、张正申。杨孟衡认为,这是贾克的意思。是的,这就是贾克的意思。与其说是贾克的意思,不如说,这是组织《三上桃峰》创作、谙熟创造经过的一位文化领导对剧本创做贡献的清醒评价。一直到2004年撰文回忆,他依然是这个评价:

“开始时,是由许石青和张正申执笔,初演后受到好评。当时我在山西省文化局分管戏剧工作,曾在剧本创作中提过些修改意见,后来又派省里戏剧创作干部杨孟衡参加,由他们三人共同修改剧本,改名为《三下桃园》,并在我主编的《火花》戏剧专刊上发表,各地争相上演。”

几十年一以贯之,贾克对《三下桃园》创作过程的评价没有变。许石青、张正申为主,杨孟衡为辅。静水深流,坚不可摧,这是一位人民艺术家面对世事纷纭的从容淡定。他认为他没有必要改变什么。一个见证了数十年运动沧桑的老人,面对业已尘埃落定的历史,有必要翻云覆雨丑化自己吗?

贾克的看法,也是省文化局许多老同志的共识。王易风同志回忆说:“《三上桃峰》原名《三下桃园》,系晋中地区许石青、张正申等编剧,面世于1965年,在《火花》戏剧专刊发表之前,省里派杨孟衡同志前去修改加工,发表时增署杨孟衡之名。”

杨孟衡认为在《三下桃园》署名问题上,贾克偏袒许石青,这话没有说服力。当是时,杨孟衡是文化局干部,贾克的部属,许石青是晋中剧团的编导。揆诸情理,贾克万没有偏袒许石青的道理。由此出发,杨孟衡谈到他与贾克的矛盾,“我与贾克相处多年,只感到与他不好共事,敬而远之。”这话也说得没来由。杨孟衡和贾克不乏亲密的合作。在“文革”刚结束的1978年,他们就曾经合作阻击过贺登朝向《人民戏剧》的“告状信”。杨孟衡和贾克的交恶,是后来的事。准确地说,应该是贾克发表文章,回忆《三上桃峰》史实,影响了杨孟衡署名排序以后的事。从联合贾克到抛弃贾克,只为一个署名,杨孟衡不惜撕破情面,这才是令人惊讶的。

关于《三下桃园》的创作,孝义方面许石青的亲友多方搜集,所得材料无不说明许石青当年高风亮节,谦卑礼让,从不计较署名。前文教委主任靳云焕、文化局长武永虎,纷纷撰文,为许石青鸣不平。原吕梁地区文教办、文化局的薛光运、贺登朝,不顾年高体弱,或撰文,或者接受采访,提供证据,证明当年的实情。他们有些愤慨,也有些遗憾。不该这样的。

《三上桃峰》吕梁版由吕梁地区组织创作,先后由柳林县晋剧团、孝义县碗碗腔剧团上演。期间的曲折,杨孟衡并非完全知晓。却也做了一些武断。

1972年,吕梁地区开始加工修改《三上桃峰》,修改剧本的任务,交给了许石青李旦初等人。查许石青日记记载:“1972828日借调吕梁地区文教办公室,任务修改《三上桃峰》。”李旦初回忆说:“吕梁地区发现了这个节目,就要修改,就把许石青、贺登朝和我叫去,定下就在孝义住下来修改。”

19733月下旬至4月,吕梁文教办又组织了一次修改,许石青主笔,各县市编导参加。修改后下发到吕梁地区各县剧团排练上演,同时刊登在《吕梁文艺》1973年第1期,署名集体创作。隔河邻近的陕西,也闻风移植排演。《三上桃峰》横遭批判,江青怒斥几个省市都有演出,说的就是这个本子。许石青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973326日到吕梁地区参加文化工作会议,会间留住地区,参加修改《三上桃峰》。”

1978年《三上桃峰》平反以后,吕梁地区文化局又组织许石青、李旦初、张正申修改19734月演出本,发表在《吕梁文艺》1978年第1期,标明七场晋剧,晋中地区晋剧团、吕梁地区柳林县晋剧团、吕梁地区孝义县碗碗腔剧团集体创作,执笔许石青、李旦初、张正申。

李旦初的文集也足以说明问题。200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李旦初文集》,第8卷为《春风桃李集/三上桃峰及其他》,这一册全文收录了《三上桃峰》剧本,标明七场晋剧,晋中地区晋剧团、吕梁地区柳林县晋剧团、吕梁地区孝义县碗碗腔剧团集体创作,执笔许石青、李旦初、张正申。李旦初光明磊落,他是清醒的。

应该特别指出,《三上桃峰》在“文革”中间多次修改,参与人很多,方彦、斗兵、陈工、姚大石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厕身其间,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由于当年这一批艺术家在吕梁文工团下放,吕梁修改本尤其如此。杨孟衡指出这一点很有必要。但肯定集体劳动,集体智慧,并不等于否认主创的核心作用。其中的功过是非努力赏罚分明,还是应该的。

《三上桃峰》太原版,由于赴京演出横遭批判,全国声讨,名声在外,在三个版本里影响最大,杨孟衡在争夺主创地位时当然用力最重,严词决绝。他索性否认合作。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许石青来了一两天就回去了,没有交换过意见”,这样一来,太原版改编,当然是由杨孟衡一人完成的。

许石青是不是参加了太原版的编创?究竟是参与了大部过程,还是“来了一两天就回去了”?许石青在太原修改剧本期间,许家几个孩子,孝义剧团的同事,不止一次到太原看望,谈起来无不冲动。

许石青的大儿子许守民说,在修改《三上桃峰》期间,他在省建总公司上班,离得不远,每个礼拜都去父亲那里。看到杨孟衡骑着自行车过来,把把上挂个黒包包,装着稿纸。一开始在精营东边街,过了一段,搬到省京剧院单身楼,一层,三天两天杨就过来了。讨论剧本,列提纲,完了又走了。原孝义剧团的业务副团长马年栓,原省军区宣传队的王德文,都到精营东边街看过许石青,合了影。其中马年栓不止一次去过,他清楚地记得,还和许石青聊过剧情修改过程中的一些变化。

这就是许石青日记里记载的:

1973年7月6日调省文化局创作修改省创作组本《三上桃峰》,10月14日请假回孝义。

1974年《三上桃峰》遭劫以后,强令许石青检查,现存38日《许石青的初步检查交待》“参加省创作组的工作”一节,有许石青的亲笔:

1973年7月4日,孝义通知我到省文化局参加《三上桃峰》的修改工作。杨孟衡告我西安电影制片厂要拍制《三上桃峰》。——10月14日我请假回来,以后再没去。

以上文字记录确凿,证明许石青绝不是“待了一两天就回来了”。而是住了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的心血和汗水,大体上就凝结在《三上桃峰》太原版的反复折腾直到柳暗花明的苦思修改过程中。

杨孟衡当年并非不记得这个经过。在《我对参与三上桃峰的检查》一文中,他曾经说:“从7月到9月改前两稿,具体参加剧本修改工作的有刘元彤、张沛、李守珍、许石青和我,这个小组由刘元彤负责,我和许石青执笔。”同《三下桃园》的修改一样,杨孟衡在这里又一次把自己当年的交代忘得干干净净。

所谓贺登朝方式

《三上桃峰》的版权纠纷里,有一个人物的态度引人注意。

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贺登朝是两地剧团的领导,组织创作功不可没。

在《三上桃峰》的版权问题上,贺登朝发飙那可早了。杨孟衡的文章这样说:

1978年8月,《人民戏剧》发表《三上桃峰》平反的消息《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贺登朝看了文章,觉得《三上桃峰》的版权表述有问题,当即给《人民戏剧》编辑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部门写了一封信,为《三上桃峰》的创作改编权争公道。

贺登朝在这封信中说:

《人民日报》二十二日第三版,在报道山西省为《三上桃峰》事件平反的消息中,把我列为《三上桃峰》的编剧之一,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不会编戏,也没有参与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创作《三上桃峰》之事。

在回忆叙述了《三上桃峰》创作的起因和经过以后,贺登朝申明:

从晋中青年晋剧团创作《三下桃园》到吕梁地区柳林县剧团改编为《三上桃峰》,我始终耳闻目睹真正的作者是许石青、张正申、李旦初,既不是我,也不是其他人。因为我先后在这两个团负过责,只是做过组织工作,自然也参与意见。况且参与意见并着手修改的还有吕梁文工团话剧队(原省话剧团,现已回省)的陈工、姚大石、斗兵、方彦等同志以及从晋中到吕梁的两个地区的很多编导和领导同志,那么多人参加了修改,却一字不提,而把我列为编剧之一,我觉着脸上发烧。

贺登朝,就是前文提到的1965年春我在晋中青年晋剧团和许石青合作《三下桃园》时,当时剧团的党支部书记,后调任柳林县以及吕梁地区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吕梁版《三上桃峰》就是由他负责组织编创的。

19781214日,杨孟衡就贺的去信给《人民戏剧》编辑部回了一封信。逐条批驳了贺登朝关于《三上桃峰》改编过程中的一些说法。贺、杨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不乏意气用事的言辞。本文无意在此一一评点细节是非,只强调杨孟衡信里的一个关键陈述:

“从晋中青年晋剧团创作《三下桃园》到吕梁地区柳林县剧团改编为《三上桃峰》,我始终耳闻目睹真正的作者是许石青、张正申、李旦初,既不是我,也不是其他人。”从贺信前后贯穿的意思看,这里的“其他人”,无疑是指我说的。

贺登朝是不是专指杨孟衡说的?应该另有其人,但肯定包括杨孟衡。也就是说,《三上桃峰》的版权之争,早在197810月就初露端倪。而在风云初起,贺登朝就曾经仗义执言,为许石青评功摆好。

转眼间30年过去。未曾料到《三上桃峰》版权烽烟又起。除了杨孟衡的力争,2009年,柳林县的雷捷发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一剧惊天下——风雨三上桃峰》,回忆叙述《三上桃峰》吕梁版当年排演遭劫的往事。吕梁地区的《三上桃峰》演出,柳林县晋剧团是一个主要阵地。如果作者能实事求是地讲清楚这一段历史事实,无疑会在另一个侧面丰富《三上桃峰》事件的全景。遗憾的是,作者为了给柳林县贴金,重大关节之处常常设置不实叙述。该书的粗疏和疏漏更是比比皆是,完全是一本面向柳林的“一边倒”。

现在的各级政府,文化强县的口号漫天响。柳林近几年GDP上蹿,跻身山西豪富之林。柳林需要一张文化名片,由是打上了《三上桃峰》的主意。柳林上下其手,抬出《三上桃峰》,其实也有背后的深层因素。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提高知名度,无可厚非。罔顾事实,移花接木,以偏概全,一味拔高,自以为腾挪跳跃,美不胜收,其实事实轻轻一击,立刻房倒屋塌,一片瓦砾。

由于贺登朝、李旦初当年下放在柳林,《一剧惊天下——风雨〈三上桃峰〉》一书主旨,选择了力挺贺、李二人。

柳林方面对《三上桃峰》创作的总体评价是朝自家倾斜。作者的手段,就是把许多属于许石青的劳动,统统移花接木加在贺登朝、李旦初头上。在介绍李旦初的时候,多次直呼“这就是《三上桃峰》编剧”。在此书第120页,竟然不顾《李旦初文集》的如实记载,信马由缰乱下笔,说《三上桃峰》剧本:

署名张正申、李旦初、许石青,发表于复刊的《吕梁文艺》。最后被收入李旦初文集。

书中有个附件,是吕梁版《三上桃峰》剧本,署名写着:“柳林县晋剧团  执笔  李旦初”。

这样一来,作者把吕梁版《三上桃峰》第一执笔人许石青置于何地?

关于李旦初对署名的态度,前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着重介绍贺登朝的看法。

30年过去,贺登朝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

如果不是亲赴吕梁探访,你绝对想不到老人对于种种沽名钓誉的激动和不屑。

贺登朝和许石青20世纪60年代就在晋中青年团共事,可谓老搭档。谈到1965年的《三下桃园》老人记忆犹新。

杨孟衡下来帮忙,也就10多天么。许石青说,人家帮过,让人家署名吧。剧协的,咱到太原要找人家。我说,要署也不能放到你前头,排序:许石青、杨孟衡、张正申。

许石青还要礼让,我们坚决不同意。你来帮助几天,写上名字,还争第一第二。有本事再写一个看看!《下河东》怎么来的?《春暖花开》怎么来的?

贾克和我们意见一致。贾克为人不好,这件事做得对。

谈到《一剧惊天下》,老人有点激动了。

杨孟衡只是说了说,这是印了到处发。什么柳林的《三上桃峰》,什么文化遗产,孝义的遗到柳林了?雷捷发参加过《三上桃峰》创作?他那个时候是柳林小学的老师,李庶民把我们动员到剧团,提出配一个秘书,雷捷发当了秘书。改《三上桃峰》,他连挨也没挨。不就是县里给了钱,要出书么。这书,依我看,四不像。

孝义柳林是两个本子,雷捷发想把两个本子搞混。即使柳林本,也不是李旦初一人执笔嘛。附件为啥没有《一匹马》的通讯?要附都附上。作者有意制造空白,看不清柳林本的前身。

从老人的诉说,只能听出一个过来人对捣鬼有术的种种不屑。漫天尘埃,泥沙俱下,你能听到一个声音穿破时空,振聋发聩,落地铮铮有声。还是那段话:

从晋中青年晋剧团创作《三下桃园》到吕梁地区柳林县剧团改编为《三上桃峰》,我始终耳闻目睹真正的作者是许石青、张正申、李旦初,既不是我,也不是其他人。

李旦初的署名,和贺登朝一个路数。不管你怎么说,我的署名只能是许石青、李旦初、张正申。

公道的说,《一剧惊天下》一书,对于贺登朝李旦初在吕梁版《三上桃峰》中的创做贡献,写得很足,让我们了解到很多难得的史实。这些记录,也确是贺登朝李旦初当年的作为,应得的荣誉。很多人容易顺水推舟,领受了当事人的好意。但是,这几个吕梁人是清醒的。揽功诿过,事涉品质,不能让步。即便署名对自己不利,也只有承认事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最欣赏贺登朝的“既不是我,也不是其他人”。你不是想拉我浑水吗?我先声明,作者不是我。他奋不顾身,只求真相,只求真理。为了公平正义,不惜伤害自己。只要能保全历史真实,哪怕对我构成伤害也在所不惜。这大约就是一些人不能理解的“贺登朝方式”。事情好像不大,贺登朝李旦初他们身上,正气凛然,仁人之风,溢彩流光。

威武不能屈,名利不能诱,一些历史真相,就此得以保全。

看得出来,《三上桃峰》的这一番大战,是版权争议。这里出现了一团三国大战。柳林孝义、吕梁,杨孟衡贾克,各执一词,烽烟又起。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一场辩论,《三上桃峰》创作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展现在人们面前,新的史料挖掘出来,丰富了《三上桃峰》事件的历史内容。有利于廓清笼罩多年的谜团。但要想清清楚楚还原每一个历史细节,也已经没有可能。有些问题,只能存疑,作为历史问题遗留给后人。一场大戏的诞生,多少人贡献过心血。编剧导演演员不必说了,音乐舞美合作,编导过程中的改去改回,丰富精巧,献计献策,一字之师,种种曲折,难以尽述。感谢所有热情合作过的朋友们,尤其要对那些疏漏了姓名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人们已经不可能复原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世易时移,大而化之。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20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集体创作”了。持续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文艺作品出版演出,已经不能署作者个人名字。经过多次暴烈的打击,文艺界见“三名三高”(名导演,名演员,名作家;高工资,高待遇,高稿酬)畏之如虎,避之惟恐不远。发展到文革时期登峰造极,那就是,作品属于全社会,任何作品改编无须原作授权,原作者也不敢不同意。作家艺术家创作表演,一律没有报酬。既然所有作品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得署个人姓名。署名“集体创作”是文革中常见的署名方式。率先推出的那一批“样板戏”,一律标明中国京剧院或者北京京剧院等“集体创作”,上行下效,各地纷纷以某团“集体创作”作为署名规则。电影创作,有署名“第一创作组”“第二创作组”的,反正以不让观众看出是谁编剧为原则。至于报刊发表作品,文革中除了集体署名如某厂某社大批判组外,流行以寓意谐音署名。如“梁效”指北大清华两校;“罗思鼎”是上海写作组,寓意“革命螺丝钉”;红城是北京部队,寓意“红色长城”。此外还有借以献媚地,如江青曾署名“大海”,文化部写作组署名“初澜”,江青署名“峻岭”,文化部写作组署名“小丘”“小峦”等等。了解了这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石青作为原创人,何以那么轻易地出让了改编权;为什么一出《三上桃峰》会出现那么多的改编本。每一次改编,分别有不同的作者参加组合,这是哪个年代“版权公有”“无偿使用”的典型特色。

江青在批判文艺工作者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时特意讲过:工人炼钢没有在钢锭写上自己的名,农民种田没有在稻谷刻上自己的姓。此话实实地不尽然。翻阅历史,芸芸众生籍籍无名是常态。可是大凡能工巧匠,也还是希望与作品长生不老。万里长城的砖,紫禁城的楼,包括民间铁匠木匠瓷窑工,民间工匠刻镂自己姓名的不在少数。文艺创作这种以发挥个体智慧为主的精神产品,个人署名是非常自然的事。

集体署名,貌似大公无私,集体主义,实际上抹杀了个人贡献。强制集体创作,个性化的神思往往淹没在一锅大烩菜里,肯定抹平了作品的个性特色。

知识产权是个人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权属于重中之重。捍卫个人权益,知识分子群体首先有了动作,此时又有了清算旧账的呼声,令人欣喜。

但是,种种争论能否析产确权,我并不乐观。

文革留下的“集体创作”,是一笔巨额糊涂账。五花八门的笔名,汗牛充栋的文字,谁能享受历史的殊荣?谁又应该对失误负责?许多疑案将成为永远的谜团。人们已经清算了文革的种种罪恶,而这个“知识产权后遗症”,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当事人的离去,种种无头案会越来越多,这将是一份沉重的遗产。

我们也许可以明辨厘清,对世人做一个清爽的交代。

也许竭尽努力,最终没能划开无边的混沌。

作为红色战士的老人们

就在沸沸扬扬的署名大战的硝烟里,编创《三上桃峰》的当事人,一个一个渐入老境,风烛残年。有几个已经相继去了另一个世界。

谢振华将军复出以后,先后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公审公判“四人帮”一案,谢振华到场旁听,江青由武警押送,恰好从谢振华身边走过。将军终于看到了这批极左魔怪的下场。公审休庭期间,将军即兴赋诗,记录这一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1982年,谢振华担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组织指挥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为对越作战部队题词“军威,国威看西南”。这是昆明军区的荣耀,也是谢振华将军的荣耀。谢振华后来高龄离休,2011年去世。

“文革”结束以后,山西由于“学大寨”和派性清查问题,拨乱反正迟迟得不到推动。此时,国家文化部早已呼吁给《三上桃峰》平反,在山西得不到响应。受害的一方不冷不热,场面一时不尴不尬。山西省委的态度一直是被动拖延,不推不动。一直到1978年,中央决定给《三上桃峰》平反,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已经大势所趋,山西不得不有所动作。省委责成宣传部以文件形式写出平反报告,报送中央。中央批转以后,《三上桃峰》的平反问题,沉重的盖子终于掀开,拨乱反正终于起步。

中央文件下达以后,山西起草文件的曲润海,仔细地细读了自己写下的一字一句。发现无一字更改,只有一个地方加了一句:

《三上桃峰》的平反,并不影响对谢振华问题的定性。

这句公文,冰冷凶狠,当然,更是荒唐。谢振华分明因为《三上桃峰》去职。为何《三上桃峰》平反,不影响谢振华问题的评价?

由于这个延宕,谢振华将军的平反问题走了两步,第一步,将军在平反通知个人意见一栏,只签署了“基本同意”。

曲润海打问了许多人,一概不知这句是谁加上的。只有一个结论:这是省委书记自己加上的,或者省委书记授意个别人私密加上的。

1980年,中央决定调整山西省委班子。隔年,王谦到重庆任市委书记。那时,重庆还没有直辖,是副省级别。

王谦调任时提出,将家属搬到北京,中央同意了。

离任重庆以后,王谦住在北京。经常找老书记陶鲁茄,一起听家乡戏。至死,山西梆子也是他的心上至爱。

20077月,王谦在京去世。

《三上桃峰》赴京调演期间,文化局长卢梦是山西演出团带队。他承受的压力自然比一般人大。同行的下属看着大事不好,私下忧心忡忡地对他说,看样子,人家要抓反革命。卢梦坚定地回答,如果实在要抓反革命,那就抓我好了。卢梦看似不动声色,这在当时,实可谓顶天立地冒死支撑的壮语豪言。

“文革”结束以后,卢梦一直期盼着《三上桃峰》平反。但山西本土已经成为平反障碍。“不要急,看一看。”这种拖沓,和如火如荼的拨乱反正极不相称。文化部关于《三上桃峰》平凡的呼吁尽人皆知,山西反而没有动静。卢梦他们一旦到北京出差,山西高层就会嘱告他们:少说话,多听人家的。

19782月,新改组的文化部在山西昔阳召开群过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会上关于《三上桃峰》的平反的话题成了公众议题,山西的与会者反而惴惴不敢言。即便如此,会议结束以后,省委宣传部的李部长依然不依不饶,指责参加会议的卢梦邓焰,为什么不表态?为什么不去顶他们几句?卢梦大约就是从此,看到了《三上桃峰》平反遥遥无期,一朵摇曳的心火终于熄灭。他听从北京的召唤,离开山西,到北京电影学院担任党委书记。

19789月,山西在湖滨会堂召开大会,省委宣布为《三上桃峰》一剧平反。当事人卢梦没有回来参加大会。

山西受伤,山西疗伤,那该是多么合理合情的事。但是山西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卢梦没有回来,伤了感情了。

以后遇到山西来的旧部故交,卢梦也绝口不提《三上桃峰》这回事。天知道,他是1974年演出《三上桃峰》的山西带队!

文革10年,电影学院停办。卢梦回到这里,等于重新办学。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影学院的重新崛起,卢梦有开创之功。

20059月,卢梦在北京去世。

山西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王大任,《三上桃峰》修改加工期间,王大任数次审稿,原稿上面多处留下了他的亲笔修改。他当然是领导者,简直也是研讨命笔的合作人。《三上桃峰》事发,王大任也是省一级的高官了,高压之下,也得违心做检查,拼命深挖“思想根源”。翻腾自己的家庭出身,这是所谓阶级根源。从求学经历看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品性,这是革命的不坚定性。从传统文化影响看“中庸之道”的渗透,这是世界观问题。如果仅从检查文本来看,不能说不深刻。但是能否过关,全看江青的意识好恶。一切都因为江青的目标是搞垮谢振华,王大任由此惊险过关,侥幸过关。

《三上桃峰》事件平反以后,1979年,王大任调任吉林,担任省委第二书记。1990年离休。

王大任在东北,依然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家乡戏。19938月,曲润海因事去东北,找机会去看他。那时他已经失聪失明。耳朵聋得厉害,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他静静地坐在阳台上,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一片寂静的黑色。

曲润海一推门,这个老人却是脱口而出:“润海来了?”

视力和听力已经不能说明老人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这是心灵感应。是三晋大地的风雨声,土地山脉的气息蜂拥而来,激活了老人的身心,一个熟悉的世界幻化复活了。

他们交谈很难。还是说戏。他要曲润海回去,组织创作一部关于元代御史姚天福的戏。他耳朵聋,说话声音很高,自顾说,旁人也插不上话。别人偶然说几句,他也听不见,由他的夫人高声翻译给他。那场对话,几乎是一个人的讲演。

姚天福是山西稷山人,为官刚正不阿,号称“老虎御史”,很有个性。曲润海返回,在北京,在山西,几番约人写本子。后来收到稷山本土的本子,推荐给几个剧团,久久不见见排出来。戏曲衰微,曲润海简直不敢再面对老书记。

王大任书记1999年去世。

一直到2013年,山西晋剧院终于排出了新编历史剧《巴尔思御史》。曲润海说,有了这个戏,给老书记,终于有一个交代。

贾克恢复工作,另有一番曲折经历。“文革”结束以后,贾克嗅到了北京的空气,预感到了掀开巨石自由呼吸就在明天。他率先向组织提出要求,给自己安排工作。未料想在当时阴沉的山西,《三上桃峰》还是一个无比严峻的历史问题。山西省文化局听命于文化部旧班底,坚持“三上桃峰不存在平反问题”的荒谬结论,不但无视贾克的正当要求,反而把这一申请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编写录入了文化局的舆情简报。

贾克以后,依然偏爱他的山西戏曲。文化局长退下来,担任剧协主席。他干了一辈子戏曲,山西几十年的戏曲发展,桩桩件件,点点滴滴,都有贾克的心血。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提高普及,兴灭继绝,贾克功德无量。

1992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贾克“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贾克夫妇最悲怆的,是晚年痛失小儿子。就是那个在《三上桃峰》事件里,上学下乡备受摧残的小儿子,“文革”灾难经历,小儿子求学不成。工作以后,处处招人喜欢。不料突发车祸,夺去了年青的生命。对贾克夫妇来说,这是《三上桃峰》又给了一击,那是割心挖肉的伤痛。

2007年,贾克去世。

翻检历史,王大任、卢梦、贾克这一干人,都出生在1920年前后,抗战期间,他们都有在晋北、晋西北的作战经历,有过在晋绥边区的文化界共事的友谊。王谦这个山西土生土长的老革命,和他们也曾多有交集。20世纪50年代初,卢梦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王谦是山西省委常务副书记,王谦给大家介绍卢梦时说:“我是卢梦同志的崇拜者。抗日战争前我在太原上学,就经常读到他的自由体新诗,很受鼓舞。”这一拨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合力同心血泪相合的友谊同道,20世纪70年代因为一出《三上桃峰》又一次交集,却演绎出了各自不同色彩的人生。他们留下的故事,他们在戏曲这个舞台上的相逢相识,相与为谋,直到歧路殊途,形同陌路。或者攀附自保,或者爱莫能助,或者冷眼袖手,时代大潮挟裹之下,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如今,斯人皆已故去,围绕着《三上桃峰》的故事,却依然是山西人感叹唏嘘的话题。若干年以后,人们回忆20世纪文革及后文革时代的官场政治生态,《三上桃峰》一案的涉案人,也还是不可多得的蓝本。

风流云散,此情可待成追忆

新时期以来,杨孟衡的主要成就在戏曲史研究。八十年代初,杨孟衡接受了国家下达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编纂任务,担任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从科研论证到编撰成书,于199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他为这部专业志书做出了贡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一等奖”。

借用修志这个机会,杨孟衡触摸到了山西传统文化,实地考察眼界开阔,他开始进一步深入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八十年代田野考察,在长治市潞城县和长子县先后发掘明、清两代民间迎神赛社古抄本《周乐星图》、《唐乐星图》等古赛写卷系列,揭开了三晋赛社文化深层底蕴,为海内外专家学者所瞩目。九十年代初,海峡两岸学人协议,由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主持“中国地方戏及仪式之研究”学术计划,杨孟衡是参与研究的大陆学者。从田野调查入手,翔实考察古赛文化的丰富多元,撰写了题为《上党古赛写卷十四种笺注》一书,在台湾出版。有这部专著为基础,杨孟衡长期钻研,浸淫其中,撰写出一部巨帙学术专著《乐户与乐艺——三晋赛社文化史魂》,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古代民间迎神赛社的历史风貌。

杨孟衡先生这几部著作,非常专业,圈外人不大了解其价值。但在学术界,专家学者评价很高。关于戏曲的起源,很多学者追索到迎神赛社。它可说是原始的民间演唱。作为一种敬神仪式,它和戏曲演唱经常又是如影随形,互相影响。杨孟衡仿佛找到了戏曲幼年时代的一个同伴,还原它的形态,就是比照戏曲的童年。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仅此一点,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堙没不闻久矣,先生清理发明,功在当代。

杨孟衡,湖南祁阳人。1931年生,今年也83岁了。

前两年,每到冬天,他还要下汾河,破冰冬泳。这两年,家属哪里还敢让他下河。

李旦初复出后,是金子终要发光。他先是担任吕梁高专校长,后担任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1989年一场风波退下。退休以后,他主攻旧体诗词,获过全国第一二届华夏诗词奖等多项大奖。在山西谈旧体诗词,李旦初当然是一家。

李旦初,湖南安化人,1935年生,眼看也80岁了。

他曾经主持过山西大学工作,也算当过像样的大官,你看他的房间,却是空空如也,简直就叫家徒四壁。就得木板床,就得写字台,掉了漆,裂了缝,哪里像一个主过事的高干?谈起来,他仍然是一股湖南人的倔脾气:

“那时,不兴贪污受贿么!”

再谈这个话题,估计他会引爆了。

这个湖南人,还是那个暴脾气。

去吕梁,我去找当年的地区革委会文艺组长薛光运。在他那里《三上桃峰》的资料保存最全,他小心翼翼打开一个箱子,当年的检查、揭发,县委地委的文件你都在成套的保存着。他要把这一份遗产完整的留给后人。我想借去看,他犹豫地看看我,摇头,只能看不能拿走。那是他心上的大难之外的历史。

他小心翼翼打开资料包,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封皮是他的题记:

上面说了话,一剧惊天下。

打倒谢振华,小鬼一起抓。

一朝被蛇咬,伤痛谁知晓。

流毒伴我老,感慨真不少。

这是他的历史,也是他的传家秘籍。看来这一份档案,要永久压在薛家箱底留给后人。

他家客厅墙上,一面匾,吕梁书法家走笔龙蛇:

青衣布鞋平民装,窝头咸菜度时光,满腹才情一腔怨,一身正气性如刚。

这是吕梁人对他的评价。

《三上桃峰》平反时,他还下放在一个水库工地。从远天远地赶回来。终于又回到了久违的文化岗位。

退休前,薛光运担任吕梁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他说:我是《三上桃峰》事件中间唯一一个没有提拔的领导干部。在这里,他兢兢业业,走完了仕途全程。

退休以后,他搜集奇石,他的居所,号称“奇石馆”,他自己号称“吕梁石人”,屋里面柜子架子摆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头。靠近黄河,只是黄河黄土的哺育,也是黄河的赠予。

1997年,吕梁市人民政府授予薛光运”吕梁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

去过贺登朝家。当年因为批判《三上桃峰》名传天下,《三上桃峰》事件平反以后,他先是担任吕梁地区文化局长,后调任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在党委书记的任上退下。他已经80多岁了,得过脑血栓,行动有些不便。谈话间,双腿常要盖点小棉褥。

对于《三上桃峰》的是是非非,老人却是了然于胸。他比较太原版、吕梁版的种种利害得失,将当年的功过是非条分缕析,颁布的一清二楚。尤其对于柳林近年来给自己贴金,老人挑剔更为严厉,更加不客气。须知老人就是柳林人,柳林剧团的领导起家。这个刚强正直的倔巴老人!

1997年,吕梁市人民政府授予贺登朝“吕梁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

去了孝义,寻找许石青。许家三个儿子围住我,叫人来,一扯好几天。《三下桃园》《三上桃峰》的编剧许石青,却是见不到了。

1925年出生在孝义县东许村,1999年去世,寿数不能算高。

许石青复出以后,又回到了熟悉喜爱的晋剧领域。吕梁组建晋剧团,他当团长。成立剧社,他是第一任社长。在吕梁,他又导演了一批传统戏现代戏,带出了一代新演员。后来,在文化局副局长位置离休。

许家的儿子们陪我去看许石青的墓地。

许家的祖坟在邻村小王营村的地界里。小王营和东许村原来同属一个大队,人民公社解散以后,两个村子各归各,这一块地分给了小王营。

许家的坟地,坟包显现的只有四代人了。1949年以后破除迷信,屡次平了坟头,几十年岁月,几代人的墓地还能保全下来,这简直是奇迹。地主明知是邻村的坟,依然规规矩矩地给你留着,千年的尊祖敬宗,慎终怀远,在乡村看来,是不必言说的道理。

梯田一阶一阶的,墓地靠坡,前面就是一阶平地。玉米收了,枯干的杆子寂寞的立着。新栽的果树落了叶子。墓地离村子较远,寂寥无人。许石青经历了几十年大起大落,至此归于平静。

地方戏分明也失却了往日的喧闹和热络,那种万人空巷去看戏的场面早已成为过去。剧院门口也早已不见了排队拥挤抢购一票的场面。特意赶到孝义乡下去看过一场戏,寒冬,人群围在台下,点起半人高的火堆,蜂窝煤摞起来烧,圆孔吐出淡蓝色的火苗。人们围拢着有坐有站,更像一个休闲会亲友的场面。剧团依然要跑外交,安台口,不过很少有卖票了,各村子点戏都是乡村集体承包的。

孝义是戏曲大县。几个小剧种,皮影,木偶,碗碗腔,都是稀缺品种,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演出式微,一方面官方也是不断关照救助。皮影木偶老艺人请进北京,不断有专家来孝义抢救。逢年过节,北京的,省城的,来孝义看秧歌社火,听碗碗腔,都夸口不绝。不过夸赞归夸赞,一个古老的剧种如何注入新鲜的生命力,在民间点燃起蓬勃如火的热情,显然不是一日之功。那辉煌的一页,已经属于昨天。

这一切好像和许石青没有关系,这一切又好像和许石青都有关系。他热爱的地方戏,他献身的地方戏,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当然希望波翻浪叠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他的眼睛,好像依然在注视着地面上的一切。传统文化在新世纪兴灭继绝,发扬光大,这不仅是他的期望,也是上上下下呼唤振兴地方文化艺术的人们翘首期盼的。

话说得难听点,《三上桃峰》这一代作者们是幸运的,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戏曲艺术无比繁荣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地方戏受到关注甚至畸形关注的岁月,地方戏,有人喝彩,有人指责,都是眷顾。北京的喝彩,当然风光无限。甚至全国性的大围剿,也可以理解为别一种形式的关注。不惜弹者苦,最叹知音稀。眼看着戏曲艺术失却辉煌无人问津,无论你怎样卖力表演,别人都不回过头来,这才是最大的苦痛和不幸。

许石青的墓地挨着一片桃林。安葬时人们没有注意。第二年,桃花红,桃林茂,桃花似血,桃花似海,将田园染出一片胭脂红,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三下桃园》《三上桃峰》的主人,伴着桃园安眠,该是他最理想的栖息地。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秘的力量安排,桃花辉映着他的一生,他去世了,生命依然伴着桃花灼灼,春光烂漫。

未料几年以后,就在桃林一旁,建起一座铝矾土厂,天蓝色的烟囱插入云霄,平矮的厂房铺排,遮盖了黄土。征用土地,一片桃园遭到砍伐。

田园风光遭遇蚕食,桃园面临危境。这一切好像正在完成一个象征,传统文化处处面临威胁环逼,园地一天天萎缩。

孝义是全国的百强县市,山西只此一家。孝义工业日新月异,一个工厂的诞生再平常不过。孝义的城市化迅速推进。孝义也是一块乡村传统文化密植的土地,多种非遗在这里扎根百年千年。给乡村文化一些充足的空间,才有可能完成完整的传承。快速发展的城市,给乡村文化一个空阔的繁育基地吧,这不仅是抢救乡村,对于城市文明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丰富多样,那个肌体才是完整的。

这一块浸透了千年文化传统的皇天后土,人们终于发现,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我们小心翼翼保护的,正是孕育我们的根脉和脐血。

孝义县城,好几处晋剧戏迷的戏友会,叮叮咣咣的锣鼓响过,晋剧高板胡悠扬的传出来。

我们在东许村逗留的时候,一个妮子听说来了宣传许石青的人,不管陌生熟悉,急急火火就赶过来和我们攀谈。她是村里一个喜欢晋剧的妮子,爱唱戏,十多年了没唱成,说起来无尽的遗憾。

一个乡村女子的温情和向往,令人感动。

石在,薪火绵绵不绝。

其人已逝,曲终人散。在山西,随处却是可以听到《三上桃峰》的遗响,随风和鸣。

这里桃花红。桃花点点红。

来年桃花红。年年桃花红。

责任编辑/何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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