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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2015-05-17 12:19:40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965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作家的天职是讲好故事,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良心、良知,具有强烈的前沿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报告文学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撷取那些最精美的故事,或者去撷取谁都不太注意的场景。

●细节和人物是写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一个细节可以救活一个人物,甚至一篇文章。

●好故事必须要有好的讲法,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重视方法和技术,耐心打磨作品的结构、语言等。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以人的价值为轴心,开掘人物所承担的时代性。

●在资讯发达的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要得到更多读者的肯定,还要进一步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承载着无数中国人心底的强国梦,鲁光的《中国姑娘》奏响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何建明的《国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感染人激励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深沉之爱,王宏甲的《智慧风暴》引发一股经久不息的知识旋风,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为奋斗的打工者写心画像,徐剑的《东方哈达》以高原建设者们的无私无畏温暖人,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传递文学的恒久诗意,丁晓平的《五四运动:历史的现场和真相》回望一段不平凡的辉煌。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王国平的《一枚铺路的石子》、李璐的《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采访记》聚焦当代中国人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生,闪耀着动人的光彩。

为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文艺报社共同主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系列座谈会。3月30日,首场座谈会邀请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围绕相关话题各抒己见。现刊载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梁鸿鹰:

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如同一条流光溢彩的中国故事长河绵延不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人在奋斗自强的路途上创造的新故事,时时鼓舞着作家们用心去发现,用笔墨去书写。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文体,与中国故事贴得最近,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倾情记录中国故事,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其间的得失甘苦必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迪。

讲好中国故事是报告文学的使命

何建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之一,就是希望我们文艺界要讲好中国故事。通俗意义上讲,作家就是编故事、讲故事的人。一个人学习知识、积累经验、了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听故事开始的。小时候我们都爱听故事,因为一个好故事会让人一辈子忘不了,并且从中获得一生的教益,比如“东郭先生与狼”、“司马光砸缸”和“铁杵磨成针”等这些经典故事,为什么传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和影响着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年龄的人,就是因为这些故事生动精彩且蕴含了深刻的做人道理和人生经验,都具备了入心、入脑的艺术感染力。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来看,30多年来,我基本上都是在讲“中国故事”。

理由: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6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迎来了伟大的社会进步,这种进步是由一件件生动鲜活的事情组成的,是由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推动的。用史学的尺度来衡量,这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色彩缤纷的峥嵘岁月。讲好这些故事是作家的天职,既需要作家有智慧,更需要作家有良知,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后者更是重中之重。

徐剑:

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是非常高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社会的良心、良知,承担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具有浓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还必须具有前沿精神,关注现实思考现实,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和国计民生,绝不回避生存矛盾,致力于社会进步,预见社会发展,这就构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独特的表情和品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对光怪离奇的社会,面对诡谲多姿的人生和命运,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丰沛的精神素养,丰沛的情感素养,丰沛的知识素养。面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对一位经历沧桑的老者,你能不能站在一个更高、更巧妙的视角,以一种历史的、哲学的、美学的眼光和视野生成关于历史、时代、哲学和文化、美学的最终发现,无不在考验着作者的能力。

报告文学作家讲述中国故事时,要有写鸿篇巨制的野心和精神担当。因为就作家的写作而言,一生要直面这么几个词:精神、命运、死亡、爱情。古今中外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在文学叙述之中体现了精神思想元素的独到发现与深邃挖掘。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质高拔的,站在民族的人类的精神高峰之上,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怀,有时代、民族、个人和历史的命运感,敢于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抒写爱情的美丽与凄怆,直通读者的心灵,为受众再造一个天堂。可以说穷尽一生,我们困惑于此,我们的突破也在于此。

丁晓平:

我认为,中国故事,就是以中国和中国人民为核心、真实再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客观正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准确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心声,完整体现中国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气质,全方位、大视野、多角度地呈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的文学作品。报告文学在表现这些主题时有先天的优势。我们知道,报告文学题材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因此,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应该是报告文学两条平行前进的钢轨,把报告文学送达更远的地方。

李璐:

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对于作家来说,我们可以讲述一个个人的故事,可以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也可以讲述一个阶层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将个人、家族或阶层的故事讲述为“中国故事”?这需要作家深刻的洞察力,开阔的视野,以及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自觉意识。

歌德在他的时代曾经以这样的句子形容人类精神深处的激情与困惑:灵魂永远骚动着渴望安宁,肉体永远劳作着寻觅休息。21世纪的我们不论从哪里出发,似乎还是能够碰见这两句话。我从这样的句子里感受到另一种巨大的挑战和热望,对于一个以写作为重要生命形式的人,它洋溢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悖论的魅力。我们相信,在每一时刻都有不可计数的信息沿着光纤飞奔的当今世界,文学依然是不断擦亮我们心灵的智慧之书,它会使精神欢愉,使灵魂有光,使天地温暖,使生命芬芳。我愿用这段话不断提醒自己:在漩流中不被瓦解,努力保持一个写作者的宁静、独立和尊严。

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是解决好讲什么、怎么讲和怎样讲好的问题。讲什么,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发展大势,把社会进步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蓬勃向上的风貌展示好。怎么讲,就是要真实、生动、鲜活地讲,真实的故事最精彩,基层的故事最生动,努力出新出彩,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怎样讲好,就是要走出办公室、走出高楼大厦,在基层心中才会有群众,在现场心中才会有感动。

在生活中发现真实与故事

何建明:

报告文学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撷取那些最精美的故事,或者去撷取谁都不太注意的故事。前者是人类对美好和理想的共同取向需要,后者是因为人类有共同的好奇心。好故事的标准,是内容精美和形态精致。去年清明节前我写了一篇不长的纪实体散文,叫《雨花台的那片丁香》,故事讲了女烈士丁香的男友阿乐先生一生对亡妻的唯美和凄美的感情,这种唯美与凄美融合起来,就是一种壮美。壮美将一对革命者的爱情升华成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仰。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不太注意的故事,我写它并不是要猎奇,而是想从那些平常的、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寻找到可以呈现特别不平常的、闪耀光芒的故事。比如农民代表吴仁宝,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建设了一个中国最了不起的新农村。在他去世时,关于他过去的那些事引发了不少争议,当时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篇《吴仁宝的遗产》,里面讲了吴仁宝鲜为人知的许多故事,发表后效果很好,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的形象。

不是所有的故事对一切人都具吸引力,而经典的好故事则必定能打动所有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它必定具备了人类情感和社会进步的普遍价值意义,以及超越一般水准的审美意义。比如我们常常会被那种纯洁无瑕、出生入死的爱情而感动;常常会对弱者产生怜悯心;对真理无限崇仰与追求,对邪恶充满蔑视与仇恨等等。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在创作“故事”时,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个具象的对象。这很重要,因为这个具象的听故事的对象,可以帮助我们校准“故事”的方向,即作品的主题意义。当年我写《落泪是金》时,在创作时就很清晰地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的“故事”,来了解和关心那些读不起大学的贫困生,并最终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后来《落泪是金》中那些贫困生的故事基本上都让公众采纳了、感动了,所以作品达到了预期效果——引发了全社会对高校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与献爱心,政府也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

黄传会:

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虚构、去编造、去揣测。只要作家真正深入生活,便会发现生活本身就是文学,生活中蕴藏着最曲折的故事、最独特的细节、最深刻的思想。我在创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时,密集采访了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80后”、“90后”打工青年,他们给我讲了很多自己的和别人的故事。一次,我被一位推销足浴盆的小伙子吸引住了,经过简短的交谈,我得知他爷爷和父亲都是农民工。我隐隐意识到这可能会是一个好故事。当我深入到这个家庭之中,和他们交上朋友以后,我发现这的确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庭。小伙子的爷爷是我国最早一批农民工,当过清洁工,看过仓库;父亲算是第二代农民工,做过家具,干过装修。到了小伙子这一代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与土地割断了联系,他们从进城的第一天开始便有了“城市梦”。这个一门三代由农民工组成的独特的家庭,完全可以说是我国农民工30年历史的缩影。这样的故事不到生活中去寻找,靠编造是编造不出来的。

为了书写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的历史,我曾经到海军干休所去寻找“老潜艇”们,他们都已经走入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听他们讲述当年初建海军潜艇部队的一个个传奇般的故事,让人怦然心动。在南京,我遇到一位“老潜艇”,他晚年得了中风,行动困难,无法言语。他的老伴告诉我,1988年,在大海中潜航了40年的“老潜艇”离休了,但他对海军潜艇事业的感情丝毫没有减弱。他有个固执的爱好——每晚必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每当听到明天东海海区天气以晴为主,无风浪时,脸上便会露出安详的神色。一位同大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潜艇”,他的心中深藏着一片辽阔的海。这样的细节不到生活中去,靠虚构是虚构不出来的。

王国平:

报告文学是文学向时代递交的一份“证词”。追求真实,或者说真实性、真实感,是报告文学的立身之本,是它的血脉和基因。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目光紧紧锁定现实,要么把现实中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文字刻录下来,要么让悠远的历史“穿越”到当下,与现实进行对话,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当下现实,正所谓“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故事被讲述的年代”。报告文学还是时代向历史递交的一份“证词”。它所关注的事、描写的人,由于深深打上了“真实”的烙印,将可能被后来者轻易地“照单全收”,视为“信史”。所以,报告文学作家的天职是不断地向真实、事实逼近。

用报告文学讲述中国故事,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和检验。这关系到如何遴选故事,如何获取故事,如何讲述故事。遴选出来的好故事应该是品质过硬、品相纯正、品味醇厚的,要与时代的气息相契合,从故事中映照出时代的风雷激荡、波澜起伏;要符合当代审美情趣,进入现代语境;要感应到人的心灵秘密,让人觉得可以亲近、可以碰触,产生精神愉悦和灵魂颤动。获取故事的途径不外乎舍得下身段,到生活深处浸泡。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始终“在路上”。动笔前,作家应该“在路上”,去丈量人物的心灵长度,去捕捉大地的生机勃勃,从中梳理出故事的脉络,翻拣出故事的角角落落。即使回到家里,面对稿纸和电脑屏幕,心也应该“在路上”,让时代的动感旋律撑满字里行间。

细节可以救活文章

理由:

前天入睡前随意翻看一部清代人写明代故事的《醉醒石》,第一章写的是一个为人极尽清廉的小吏。看得出故事素材十分精彩,但作者没有写好,其原因在于缺少丰满的细节。这引起我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思考。

我们通常看到的文章有三种情形。内容精彩,形式上乘,这样的作品难能可贵;内容大于形式者,非文学也,可能是学术论文或实验报告;形式大于内容者,有人喜欢看,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与《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回想主题内容记不太清,只记得文笔曼妙,还成为经久流传的经典。这说明形式对于文学作品极为重要,包括取材、谋篇、结构,以行动为特征的情节与细节展开,还有语言文字的修养……

我的早期作品《扬眉剑出鞘》从采访到写作都在击剑运动队的宿舍里完成。这项运动身手动作极快,转瞬间胜负分晓;为了弄清楚现场情境,我请教练员持一把剑,我拿一把剑,就这样一剑一剑地比画着去还原现场事件。随后把单人床的铺盖一卷,坐在小马扎上写完全稿。正是这样对生活细节的考量和认真还原,最后成就了这部作品。

鲁光:

细节、激情、人物是写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我在写作《中国姑娘》时因为想进一步了解队员周小兰和整个队伍的情况,就冒冒失失地问周小兰,你写过日记吗?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场比赛你记录了吗?她说我有记录,我说能看一下吗?当时郎平在旁边,说鲁老师,这个不能看,女孩子的日记你怎么能看呢?周小兰说,老师,你看一眼,咱们拉勾,你不能往外写,也不能抄,也不能告诉别人。我说行,没问题。她就把日记给我了,她的日记很简单,我一个通宵就看完了,看完觉得很精彩,特别是表现了当时女孩子的一些爱情生活,她写以前出去比赛心里很轻松,那天突然之间心被拴住了等等,深深打动了我。当时我跟她拉了勾了、保证不能用,最后还是用了,写了8000字,实际上也得到了她的默认。所以,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细节很重要,一个细节可以救活一个人物,救活一篇文章。

黄传会:

报告文学必须具有“文学性”,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读者不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报告”有余,“文学”不足。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指的是这种文体的审美特性,它是由多方面组成的,比如题材之美、精神之美、风格之美、语言之美等。不过我认为,报告文学“文学性”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要有好故事。

精彩的故事要靠精彩的细节来支撑,而精彩的故事和细节都需要作家到生活中去寻找。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我深切地体会到,每一部优秀报告文学的诞生,都是作家与生活的一次贴近,都是作家对生活的一次思考。你越深入生活,作品就越扎实;你越深入生活,作品就越有深度。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徐刚:

1988年,我为电视纪录片《绿色长城》撰稿,第一次踏访三北防护工程。在山西保德有一个老人叫张候拉,使他远近闻名的是山里小孩唱的一首顺口溜:“保德有个树疯子,住山洞吃黑豆,不换衣服不洗澡,种树不管家,他叫张候拉。”我见他的时候,林业局刚把他从九塔山的山洞里接出来,我仿佛见到了一个“野人”,我几乎无法采访,他总是说两句话:“人活一辈子,总要给子孙留点什么”;“走不动啰,走不动啰”。他已经86岁了,用白面换黑豆,到林场捡树苗,为了省去上山下山的时间,他住在九塔山的一个山洞里,吃黑豆、野菜,穴居10年。就连专家也困惑:这些种植在水土流失区流泥淌坡的24万棵树,一个70多岁的老人十年不息仅凭一己之力是怎么种下的,而且都活了,生意盎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候拉的故事是九塔山上的树告诉我的,我在进入张候拉手植的那些林子时,我在他住了10年的山洞中寻觅时,能看见张候拉的脚印,能闻到张候拉的气息。在这些从生活中生发出的细节里,文学的思绪随之而来,张候拉的故事是有根的,充满荒野的气息,树叶青草能牵动出我的词语。

好故事要有好讲法

何建明:

好故事必须有好的“讲法”,才能配得上“好故事”。这话的意思是:你有一个好的题材和创作志向,但你如果不会用很好、很精到、很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手法,素材再好也等于零,因为你把好故事“讲”得乏味无趣,既浪费了好故事本身,也消耗了读者的时间和感情,没有人买你的账。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讲好故事的经验,我自己的体会是:你得用心、用情、用精气神、用巧劲,全身心地“讲故事”;你得对“故事”本身提炼、加工,直至“无路可走”的努力境地;你还得将心比心地站在“听众”的角度去感受和追求表达样式。2008年在参加汶川“5·12大地震”写作时,几百、几千写作者同时扑到这个事件上。怎么去“讲”好这个人人皆知的故事,便成了很具挑战性的事。后来我选择了用“头七”、“断七”和“百天忌日”三个不同的时间段的震区现场镜头作为开头,又用一条狗、两条狗和一群狗作为结尾,当然还有比较厚实的内容篇章,创作了《生命第一》这部作品。需要强调的是:报告文学作家是“讲中国故事”讲得最多、也是最具潜力的一个特殊群体,全社会应当向他们致敬。

徐刚:

农人播撒种子的时候,便种下了故事和词语。在更加广阔的大的荒野,那些知名及不知名的树木荆棘、山花野草,在人所不觉时萌生新枝了,开花结果了,我们找不到播种者、耕耘者,或许这就是大地的秘密。大地为万有,大地的秘密是创造的秘密,创造的秘密是生命的秘密,生命的秘密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秘密。

大地源源不断地涌出故事和词语,但需要人去撷拾、讲述。以最生动的语言说出大地故事的人,不是诗人和作家,是农人,是深山老林中的护林员,是中国风沙线上种草种树的人。而诗人和作家只是从他们的言说中被感动,隐隐地触及心灵深处对本质的思考书而为文,发而为声。1987年,为写《伐木者,醒来》,我到武夷山采访陈建霖,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狗官”,他说有两层意思:其一,“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砍树就咬谁;其二,“我作为一个科长小官连狗也不如,没有树武夷山就是荒山。官有守土之责,守土就是守树守草,现在的官吃喝、贪腐、开会、说空话废话的时候,树倒下了,九曲溪没有水了。”我没有见过一个人为了山、树和水痛哭流泪的,陈建霖用自己的工资,按树木大小换取山民刀下留树。这样做的后果是砍树者越来越多,他的钱花光了,他甚至抱着一棵树不让人砍伐,到深更半夜还是被砍伐了。多少故事、多少词语通过陈建霖从武夷山涌出,从九曲溪流出。我将他的故事印迹于《伐木者,醒来》中的一章:“中国:一座山和一个人的困惑”。

徐剑:

中国作家不缺技巧、也不缺技术,甚至不缺想象,最缺的是生活,是从生活之中发现精神禀赋、品质的能力。现在报告文学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文学性的缺失。过去报告文学作家写一个重大题材,往往只重事件,忽略了人物,我以为中国故事的姿势,应该得益于文学姿势的改变,应该以文本为经,人物为纬,人物命运情感沉底。小说也好,报告文学也好,都是围绕一个故事、一个结构、一个叙述,报告文学长期以来,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我个人的创作中,2004年从《东方哈达》开始,结构不断鼎新,上行列车和下行列车双线并行;《冰冷血热》采用女儿短信与我联系的附线和冰雪主战场的主线叙事;《国家负荷》中有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的五行阴阳结构;《雪域飞虹》是直流电阴极、阳极正负结构,《浴火重生》则是天坛、地坛、月坛、日坛、社稷、人间分块,主线五个家庭四代人的百年沉浮,背景满族从阿尔山的鲜卑开始的历史。最近写的八廓老城改造,则以廊廓、八廓、林廓的三条依次转达的转经之道,转出一条八廓街的持久不变,变的则是苍生百姓。同时,报告文学的写作也要瞄准人物,抓住人情、人性和命运的落点。把写作的视角聚集到人生、命运,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写人情之美,写人性之怆,写命运之舛,发现生活之坚,生存之难,死亡之美。大时代的变迁,必然折射到个人命运之上。

再就是要回到中国气派和中国叙述风格上来,这些年,我自觉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和散文话本笔记小说、甚至是从性灵小品文中吸吮营养,努力学习中国古汉语的高贵简洁典雅和韵律之美,尝试写旧体诗词,甚至写半白不文的散文小品,洗练自己的文字,回归中国文学的道统和法度,在中国故事写作上,尽量写出文学的大气绚烂以及中国风格之美。

丁晓平:

讲好中国故事,要求作家把握好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从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动量和质量的转换;在创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使得作品拥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创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从而使得作品怀抱全局,有丰富的情节和细节;在创作态度上要把握三个关键词——宽容、局限和叙述,从而使得作品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更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以及在史料去伪求真的过程中,必须要抛开个人情感的狭隘的判断,既求真更求实,也就是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

赵瑜: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重视方法和技术,当前的报告文学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一些作品平庸而又粗糙,语言很不讲究,大量作品的立意从属于通讯报道,几乎谈不上文学作品所必须的艺术结构,这就不能征服读者。讲故事要符合东方中国的审美习惯,艺术审美也有特定的区域性。以汉语言为母语的中国人,这个庞大群体到底喜爱什么样的讲述方法,不接受什么样的叙事方法?这不是小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学习一切好的方法和技术,真正做到能够跟好小说、好散文相比拼。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以人的价值为轴心,开掘人物所承担的时代性。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好的文学就是人学,人与故事分不开。一旦离开这个东西,也就距离文学越来越远。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站得住脚的都是围绕人物写矛盾的,我们离开人物,也就失去了长处,面对生活矛盾谁也应付不了,但写出时代人物是作家的长处,是作品承载这个时代的法宝。正因为写了人,我们才有可能驾驭这个时代,把握和读者的关系,而一般地写案子、写事件,都写不过生活,甚至写不过一个干部的回忆录。

中国故事应聚焦普通人

鲁光: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故事的人,30多年前却讲过一个中国女排姑娘奋勇拼博夺取世界冠军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是“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的年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我随中国女排姑娘去过一回北京大学。未到大门口,学生们就将女排姑娘们围得水泄不通。进了校园,女排姑娘就被学生们“抢劫瓜分”,东一堆,西一堆,狂热到极点。在礼堂里,女排队员被众人抬起来,抛向台下,台下的学子们将她们接住。那情景至今难忘。本定在礼堂举行的欢迎会,因为人太多,只好改到五四广场举行。“振兴中华”的口号从北大响起,响彻了神州大地。

198l年冬,中国女排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大赛。她们有志气也有实力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这是一个中国体育界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时刻。中央分管体育的贺龙元帅曾发出豪叹,“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为了夺冠这一天的到来,中国女排姑娘和她们的教练艰难拼博,作出了种种牺牲,付出了超人的代价。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体育界,与体育界领导、同事和运动员一起做着体育强国梦。在中国女排出征前,我到集训地湖南郴州与她们朝夕相处,亲身感受了她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中国青年一代不如一代。我身边的这群中国姑娘,为了祖国荣誉奋勇拼博,不拿世界冠军誓不罢休。她们不正体现出当代中国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吗?于是,我产生了书写她们的冲动和激情。

这便是我讲述中国女排故事的那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创作背景。一个不善讲故事的人却讲好了一个故事。回过头来想想,原因也许是,有生活,有激情,重细节,写人物。当然最主要的,是有一种非写不可的责任感。至于轰动效应,或者说听众多,那是我讲的故事合民心,顺应了时代潮流。

马娜:

生活不是权贵者的诗篇,而是布衣百姓的悲欢离合。每一个普通人物皆生存于市井,他们像一只只闪着幽微光亮的萤火虫,没有飞翔蓝天的奢望与渴求,没有炫目的粉饰与造作。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四季轮回里过着简朴的小日子,既有着丰收的香甜,也承受着生活的酸苦。他们身上发出的光亮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最真实的人性之美,本色地演绎着这个时代不同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近这些普通的小人物,既体察他们生活的苍凉,也感受那些平凡的喜悦;既能看到生命里的卑微,也能感受到灵魂深处的崇高。小人物生活在尘埃里、角落里、汗水里,在枯燥寂寥处,在华丽的背后,小人物的故事往往平常而质朴,你若熟视无睹,很容易悄然消失。去年10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一位新疆维族老人的拥军故事——《天路上的吐尔库》。文中的吐尔库老人既不是先进典型,也不是什么名人,而是千千万万维族百姓当中的一个普通老人。他的拥军故事就是在新疆恐暴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形下,不畏不惧,坚持为部队传送消息,帮助部队看护树苗、栽葡萄、种蔬菜等。作品中的人物虽普通,但是同样能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普通小人物灵魂的高贵,感受到一个普通小人物在面对恐暴势力的邪恶与维护民族团结时精神上的坚定与强大,以及他的质朴和善良所给予人们的温暖。我在创作时也是有些体会和收获的:小人物的故事,往往不太会被人注意,不容易被挖掘,甚至被发现时,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价值。吐尔库老人为部队所做的事情简单、平常,但是当我像串珍珠一样,将一个个闪烁着吐尔库老人善良、质朴、爱之光的故事,用一条回荡着新疆旋律的艺术丝线串起来之后,就使得这位维族老人的那些小故事有趣并洋溢着美感,他的灵魂里所散发出的光亮更是熠熠生辉,温暖着我们每一颗善良的热爱和平的心。

徐剑:

因了这身军装,因了主旋律,因了报告文学之写作,可以说我的创作实践活动中,中国故事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既然每天都在面对中国故事,叙述中国故事,那么就要潜心研究主旋律的写作,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根据这些年来对报告文学写作探索的研究和实践,我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调整作家讲中国故事的叙事姿势。

中国故事的文学叙述,离不开强国梦、强军梦这些正能量的宏大叙事,报告文学作家在把握这些重大题材时,应该远离英雄创造历史这个惯性和怪圈,将叙述的姿势、身段降低,再降低,把叙事的探头对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小物。既要为至尊之人青史留名、更要为小人物长歌当哭。对文中的这些主人公、小人物,应怀着敬畏、悲悯的情怀。敬畏,不仅仅是报告文学这个门类本身的敬畏;悲悯,就是要对自己写作的主角,尤其是无名之辈、弱势群体悲天悯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将他们举过自己的头顶,提升到至尊至伟的角度来叙述。

我写青藏铁路《东方哈达》最难忘的就是两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他们怀揣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住房梦、孩子大学梦和晚年养老梦,结果母亲患了颈淋巴癌,局医院的医生告知他们后,一家三兄妹将4年铺青藏铁路挣来的钱都给母亲治病了,失了住房梦、少了为孩子上大学的钱,却收获了亲情。

还有中铁十二局的方文红和刘正道夫妇,也是我写入书中的人物。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写的方文红得癌症死了。我当时非常惊讶,方文红才35岁怎么会死?我访那年,丈夫刘正道上青藏线,方文红27岁,女儿4岁,夫妻俩说好了一个上山,一个留守在家带孩子。可是在格尔木开工仪式上,刘正道意外发现妻子来了,她将4岁的女儿扔给了母亲。后来,上海拔4700的楚玛尔河,妻子上去一次,高反一次,到了第4次,终于留在了工段上。夫妻同工却不能同居,惟一的温存就是一起背靠背,一起看藏羚羊轻灵掠过,看可可西里的云卷云舒。有一个中秋节,昆仑山的月很圆、很低,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给孩子打电话,他们说不能打,不然孩子那边哭,我们这边哭。小人物之梦,营构了中国大梦;普通人圆梦的故事,铸成了中国故事的史诗长卷。惟其小人物故事的精彩,中国故事才有持久的文学魅力。此乃是国家之梦的一枝一叶,一花一树,而非只是一些无边无尽的牺牲与毁灭、怅然与失落。不要认为主旋律就在宏大叙事,在处理重大题材的中国故事时,作者的叙述姿势,要站在低处,改高人一等的文学说教为促膝相谈,将中国故事的视角下移,改俯视为平视,甚至仰视。应从那些普通身上,感受个人希望之梦,与一个大时代、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之梦的一致性。

李璐:

作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我认为身边并不缺乏故事的素材,对于报告文学作家尤是。从绵长悠远的古代文化到现代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激流勇进,我们拥有着蕴意深邃、震撼心灵的中国故事。我们所欠缺的,是把故事讲好的能力。20148月我发表了题为《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采访记》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来源于我2013年的采访,这一年,我深入数十家农户,同吃同住,采访中有老人告诉我农村留守老人有三怕——“怕生病、怕过节、怕花钱”,这在我国偏远的西北地区更为突出。我所采访的陕西渭南,有300万农业人口,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农村留守老人。在类似这样的中国乡村中,还有大批留守老人的故事,他们得到的社会关注和公益组织救助很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基本被遗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落里,几乎没有人探讨他们的孤独、穷困和尊严的丧失。如今,农村留守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以上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当中,我时时感觉压抑,虽然稿件反响不错,但过后我却每每陷入低谷。发现和记录是我们的宿命,而记录和传播本身也是一种行动,或者说可以促成行动来改变社会。

中国故事如何面向世界和未来

丁晓平:

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把屁股坐在“中国”上。在当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对“中国威胁论”和唱衰中国的文化侵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更加要求我们报告文学作家要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在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讲好中国故事,同样也应该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走进中国。因此,我们必须突破自身的局限,以世界眼光宽容异己。

现在,我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1945·大国的博弈——波茨坦会议与我们的世界》,目的就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背后的大国政治博弈,向人们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如何纪念?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仅仅停留在描摹战争、揭示苦难,那么我们还缺乏世界胸怀,还缺乏大国眼光。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手段。我希望我的这部作品告诉人们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看二战背后的政治较量,也就懂得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应该如何保持和发生未来的关系。

王宏甲:

讲好中国故事,不光是写好反映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中西方文明在近代相遇,如果仅从经济形态看,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遭遇西方新兴工业文明的挑战,实际发生的剧烈碰撞远不止在经济、科技、生产方式和政治层面。它在中国人的精神、心灵所产生的渗透性影响,至今难以估量。从那时起,中华文明不仅遭遇西方的猛烈冲击,也为本国人士强烈质疑,乃至刨根论劣论朽……至今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这种“刨根论劣”的努力。近十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不同的文化源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观。我以为我们已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文明的时代,这并非一个命题,而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任务。就纪实文学领域而言,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写好反映当代现实题材的中国故事。

2013319,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特别讲了四个“讲清楚”: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这“四个讲清楚”都指向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而不是劣势。2013年我写了一部文史著作《人民观》,副题是:一个民族的品质。这部作品是从追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尚书》开始的。在写作中我强烈意识到,祖国不只是个领土的概念。一个民族的祖先拓土开疆发展至今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地域、人文、精神的总和,就是祖国。真正的祖国是文化,文化衰弱,民族就衰弱。一个人头脑里没有祖先的历史,没有对祖先历史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就没有精神上的祖国。因此,在当今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讲好从古至今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当今的历史性工程,且任重道远。

赵瑜:

我自己写东西,常常刻意要求自己在这三个方面下力气:思想上是不是触及了生活中的真相与矛盾,内容上是不是抓住了生动传神的时代人物,文本上是不是讲究了方法和技术。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决不能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广大读者想从作品中看到真相和真实,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或者浅显地接触当代社会的矛盾,读者是不会满意的。只有把时代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写出来,敢于揭示矛盾的复杂性,竭力挖掘时代规律和突出现象,读者才会觉得阅读报告文学有意义,有价值。今天,读者的层次有很大的提升。对于读者来说,作品距离现实矛盾的远与近、深与浅,直接关系到报告文学的生命。读者所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比作家写的还多、还深,怎么办?我们必须直面尖锐矛盾,敢于揭示生活的真实真相,报告文学才能走在时代前列。

王国平: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是报告文学创作一道永恒的考题。现在有的报告文学创作仰仗材料的堆积,将公文式的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邢军纪:走进大师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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