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流动与凝固之间
■ 聂还贵
问：天哪！多么矫健的雄鹰！先生，是什么力量，让您把一块普通石头，雕成一只飞翔的鹰？
雕塑家：每一块石头都有一双会飞的翅膀，我只是将那些多余的石头裁去，瞧，它就飞了起来……
原来，飞翔的秘密竟在于减法的艺术。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舍弃有所得；存在主义将物理学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理，应用为哲学名言：拥有就是被拥有。一位婆罗门贵族带了两只花瓶作为礼物来看佛陀。佛陀说：放下。婆罗门贵族将左手的花瓶放下；佛陀又说：放下。婆罗门贵族将右手的花瓶也放下。佛陀还说：放下。婆罗门贵族道：我已两手空空，还要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还没有放下内心的“我执”，只有放下对自我感官思虑的执著，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著，你才能够从生死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推开云冈石窟大门，迎面吹来生机浩荡的北魏风。天苍苍野茫茫……谁在唱响一曲千年歌声？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于平城武州山南麓顺山势而凿的一座雕刻艺术丰碑，时称灵岩石窟寺，“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诚如金代学人所赞：国家之宝，仙圣之宅。
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飞。云冈石窟如一行史诗，纵横书写在天地间。仿佛书纸文字难以载动，因而有关她的史料极为稀缺。人们以“金碑”简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不仅文辞灿烂，述论生彩，且为一石距离北魏和云冈时间最近的碑碣，弥足珍贵。
“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功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一个从大山襁褓里剥离出来的民族，注定一生一世与山石生死依恋，共铸荣耀。
《诗经》曰：“上天彤云。”魏都平城西郊的武州山，名不见经传，亦无巍峨之姿，却苍郁深翠，冉冉氤氲一脉钟灵之气，袅袅浮动一阙毓秀之韵。梵乐般悠扬波动的曲线，把绣在山顶的天空，裁剪出一条禅意婉约的金边。山势逶迤，若一抹青云。——《辞源》的诠释，亦是“云冈”之名由来的诗意回答。
按照罗丹关于雕塑的定义，武州山宛然一壁承载历史的天然石材，北魏能工艺匠，秉承天意，顺乎自然，仿佛轻松把一块块赘石裁去，还原历史和艺术一个本真面貌。
干脆，武州山就是一个深藏珍宝的石匣子，所谓开凿，便是简单拂去时空的尘封，把巨大匣盖轻声掀起——一鉴顿开，宝光四射，万千工匠一时被耀晃得无法睁开眼睛，纷纷以手遮面……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武州河畔爆发成一片欢腾的海洋。烈日炎炎如麦芒针刺的白昼，北斗星熠熠若古莲一样绽放的长夜，熊熊不灭震响起丁丁当当的金玉之声、钟吕之鸣——一支比音乐更音乐的音乐。大佛一颦一笑、莲花一舒一展、飞天一屈一伸、琵琶一弹一拨，就在凿凿琢琢、平平仄仄的节奏和韵律中，深入浅出地清晰起来，明亮起来，生动起来。
或“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或“鳞甲飞动，每天欲雨”；或“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庄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或“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并以生机盎然的光芒，照耀脚下春来秋往的土地、头顶上斗转星移的天空，还有身边流动不息的风。
是什么力量
推着地球日夜转动？
是风
是谁的手
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是风
是怎样的一种爱一种恩德
通过我们的呼吸
使我们的生命
一代一代蓬勃绚丽？
是风
风吹开花朵
吹熟果实
吹得云彩仪态万千
吹得波涛澎湃不息
风从高原上吹着口哨
明亮圣洁地走过
风从湖面会上哼着小曲
幽蓝幽蓝地走过
林木网阻
风化整为零穿梭而过
高山屏蔽
风不像河水曲折绕行
却以攀越山巅的雄姿
呼啸着掠过
吹雨成雪吹雪成冰
除旧布新摧枯拉朽
风是千景百物最初的设计师
风是人间万象的终极雕塑师
风来自无限走向无限
风无形无影却又无处不在无物不显
一切都在变化
唯有风常吹常新
一切都会衰老
唯有风永远年轻……
云冈。敦煌。龙门。三足鼎立，撑开中国石窟的奇壮云天。云冈石窟不仅仅以纯净的石雕别样于敦煌的泥塑和壁画，不仅仅以开凿期早、气势恢宏超乎着龙门，也不仅仅是在敦煌和龙门之间，架起一座创新发展石窟文化的桥梁，更显著之区分为：敦煌与龙门，建造年代跨度大，断续完成于几个朝代更迭交替中，烙印着各个朝代即兴而作的铭记。而云冈，却是一部由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物力一气呵成的杰作，飞云瀑雨，浑然天成，“织锦有迹，岂曰蕙娘；修月无痕，乃号吴刚”，并在“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
阿富汗境内，曾有一座名为巴米扬的摩崖石窟，《大唐西域记》以“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之词溢美。其与云冈石窟的创建，几乎可以锁定在同一历史波段。两窟遥相辉映，互为参照，构架成人类石窟艺术史上一虹超越时空、妙绝古今的壮观。
悲乎！就在人类步入21世纪早春之际，一朵野蛮愚昧的乌云吞噬了那里文明的曙光。一瞬间，巴米扬被炸毁成一片令世界震惊的废墟。这一遗恨和痛惜，反衬出云冈的弥足珍贵，把云冈这块艺术资源的稀缺性推向新的极致。
作为国家意志的物质体现，云冈不仅见证着公元5世纪，北魏王朝信仰佛教的满腔热忱和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且由于皇家主创，整体布局统一合理，各个洞窟有机连贯，每尊造像前呼后应，秩序井然，可谓意若贯珠，像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而作为帝王的直接行为，云冈石窟完整地把一个王朝百年大业、精神风貌、意识形态、社情民俗，形象化艺术化地缩影、镌刻在一壁岩石之上。
云冈石窟，像一柱巍然矗立的石轴，撑起北魏历史的天空，并使整个世界获得一个新的文化支点，让人类文明跃上一个新的艺术高度。是的，云冈石窟是一块石头，更是一个生命，一块永远活着的石头，一块有感情有记忆有灵魂有血脉有灵性有呼吸会说话的石头。
公元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批学者作家相继造访云冈，陈垣，周一良，胡适，梁思成，林徽因……诗文斑斓，飞花弄晚。徐志摩、陆小曼身不能往却心向往之，联手创作了取材云冈石窟的5幕话剧《卞昆冈》。鲁迅没有登临武州山，却在“三味书屋”放飞想象：云冈是一座“耸立在风沙中的大建筑”，“在方寸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他对云冈的拓片、佛像写真、佛影相册极是珍爱，与周作人游东安市场，在山本照相馆，买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14枚，竟乐如稚童，把意外收获和喜悦留驻在日记的时光里。
最是郑振铎和冰心眼里的云冈，生动细腻，云锦丝质：
云冈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得出的……每一个石窟，每一尊石像，每一个头部，每一个姿态，甚至每一条衣襞，每一部的火轮或图饰，都值得你仔细的流连观赏，仔细的远观近察，仔细的分析研究……全部分的结构，固然可称是最大的一个雕刻的博物院，即就一洞一窟一碣的气氛而研究之，也足以得着温腻柔和、慈祥秀丽之感。它们各有一个完整的布局，合之固繁颐富丽，分之亦能自成一个局面。
入了一个佛洞，你便有如走入宝山，珍异之多，山川之秀，竟使你不知先拾哪件好，先看哪一方面好。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走进文化的密林深处发现：“每一文化的本质都是宗教。”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探究《人的使命》：“只有宗教的眼睛才能深入到真正美的王国”；“人应该无限地、永远不断地去接近那个原本就达不到的自由。”
万象纷呈的云冈，第一斧斤震响的乃佛教艺术之声。
佛教创始于印度，其时相当于我国西周、春秋时代，较为认同的版本是东汉初年传入中国，汉明帝亲旨建立了中土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并令僧人在此译出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批佛经《四十二章经》。
罗贯中《三国演义》写道：关公被吕蒙所害，阴魂不散，奔走呼号“还我头来”。后经普净老僧点化，遂“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桃花扇底说前朝”，罗贯中显然夸张失真，“演义”过度，端的是用明朝眼睛看三国。
史学家周一良对佛教东传作过简洁描述：“凿造石窟，夙行于印度……苻秦、北凉等国佛教之盛而输入其制，于是有鸣沙、三危之石窟，其风渐东，而达魏都。”（公元397年，匈奴部落酋长沮渠和鲜卑部落酋长秃发乌狐，分别在今甘肃建国北凉与南凉，敦煌太守李篙叛北凉而建西凉，皆为五胡十六国之列，后纷纷消融于北魏统一北中国的洪流涌潮。）
佛教西来，若水东渐。佛教艺术率先春风化雨，开花结果。麦积山、敦煌、克孜尔、炳灵寺等石窟纷纷现世，金石之音日夜在西域间回荡，响彻云霄。
西域，美丽之域，神奇之域，不仅享有“人种博物馆”之誉，为羌、氐、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吐蕃、回鹘、蒙古诸多民族的共同家园和活动舞台，而且是佛教及其艺术东传的圣地。
历史坐标系上的西域，跨有广义和狭义两度空间。狭义指汉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中国西部地区，主要括弧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广义包括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域，诸如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19世纪末，西域之名从生活中淡淡化出，散失如烟。
考古发现佐证，百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西域地区即有人类活动迹象；一万多年前中石器时代，西域远古文化遗存绚烂，主要在今东疆和北疆；西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于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缘和罗布泊洼地，陶器及刻画其上的饰纹发育着西域人精神世界的萌芽；公元前3000年左右，伴随人类跨入青铜器时代的脚步，西域东疆和南疆墓葬出土彩陶，绽露出西域人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鲜丽曙色；西汉之时，《史记》最早有匈奴、大宛等西域古国的文字记载，《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后来的拓跋鲜卑氏有‘统国三十六’豪言壮语），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此处所谓“国”者，实为游牧部落政权，“城郭之邦”。其“逐水草而居”，以“控弦之士”多寡为国力标志，如楼兰、乌孙、于阗、龟兹、疏勒、月氏。汉武帝时，西部大月氏，北部匈奴，与中原汉朝割据成三足问鼎之局。一番帷幄运筹，汉武帝决定合纵连横，与大月氏联手夹击匈奴，“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遂有“张骞凿空”划时代事件的发生，即公元前138年，张骞受命率汉使从长安出发，出使大月氏，首次完整带回西域第一手人文地理情报。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随着战国时期魏襄王之墓被盗，一部奇书《穆天子传》訇然问世，恰似打开一扇瞭望中原以外西部世界的窗牖。周穆王乘八骏巡游西域，留下一段比张骞更早期的民族文明交流史话传奇。
古西域“嘉谷生之，草木硕美”，属“天下之良山，瑶玉之所在”。其中“昆仑山和西王母”，鲁迅称道“最为世间所知”。昆仑山雪焰烈烈，冰川皑皑，酷似一条玉雕巨龙，《白蛇传》里的那条白蛇就曾在此盗取灵芝仙草；屈原幻想有一天能够“驾青虬兮骖白螭”，“登昆仑兮食玉英”。西王母是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一个母系氏族部落首领统一的尊称，《瑞应图》《世本纪》《荀子·大略篇》分别有记：“黄帝时，西王母乘白鹿来献白玉”；“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环白琯”；“禹学于西王母”。嫦娥好奇地吃了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来的仙丹，便飘飘而仙，飞升到月宫里。“嫦娥应悔偷良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昆仑之丘”、“西王母之邦”，名冠中原以西广袤之地、游牧部落的天堂——西域。
魔幻般的西域，在周穆王想象的秋色湖泊，倒映下一幅幅童话般的影像。即位不久，他便把繁杂的朝纲推到一边，亲率一支中原华夏友好团队，揭开了声势浩大的西行之旅序幕。翻天山，越昆仑，跨珠泽……顾颉刚先生考证，周穆王的行程路线图是从洛阳出发，经雁门关、河套而入西域的。
沿途氏族部落，古道热肠，茶迎酒送。“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同时将所带的凝结和象征中原文明的各色礼品播种般分赠一路。
周穆王最后一站，便是与西王母碰出浪漫火花的“瑶池相会”。“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玄圭白璧”及“锦组百纯”，“绿兮丝兮，女所治兮”，向西王母献上一片浓情密谊。
西王母欣然拜受，并与周天子一行在瑶池“把酒临风，其喜洋洋”。席间，宾主心血来潮，遂吟歌唱和。西王母一曲《白云谣》，令山水动容，百鸟喑哑：天边的那朵白云哟／从山岫里飞出／你来自遥远的东土／一路上山重水复／愿天子健康常在／何日再来瑶池欢度。
周穆王起身向西王母施中原礼，随即用浑厚的歌喉唱道：我就要回到中原之都／更展治理华夏的画图／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将是带给你的最好礼物／请耐心等待三年吧／我们重温今日的载歌载舞。
周穆王与西王母委婉的爱慕之情，被唐代诗人李贺和李商隐分别诗化在《瑶花乐》和《瑶池》篇章里，甚至这一故事情节妙趣横生的描写，被一些小说史家论为“小说的滥觞”。西王母与希腊金苹果花园神话似有相同寓意。西王母后被中国的艺术家想象和现实化为身着皇袍的华贵少妇，由一个手捧花篮或一盘仙桃、另一个擎举芭蕉扇的丫环簇拥，雍容然步入绘画、瓷器、铜器和坠饰中。
北魏统治北中国，将版图疆野幅展到楼兰、龟兹、凉州之地，不仅采撷到了早期佛教艺术的新枝鲜蕊，且将一批高僧工巧带回到魏都平城。太延五年，“凉州平，徙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太武帝以来，北魏与兴建佛寺较盛的西域诸国和地区交往频繁，这些国家或地区，有的曾一度划入北魏管辖境域。
拓跋氏原本不信佛，“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与魏晋接触往来中对佛渐有了解，后在统一北中国的腥风血雨浸透的历史进程中，领悟到佛教对国家统治的“济益之功”和对百姓的怀柔之效。
拓跋珪每征服一个国家和地区，凡“郡国佛寺”，叫军旅一律“无有所犯”，遇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回到平城，诏令“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又将赵郡沙门法果，诏至京师，命为“道人统，绾摄僧徒”——中国僧官制，由此创始。
法果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四处宣扬“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礼帝”即是“礼佛”思潮，此处当为源头。
明元帝拓跋嗣“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太武帝拓跋焘“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公元417年，太武帝灭后秦，将长安工匠两千家掠至平城；太延元年，北魏攻陷盛行佛教的和龙，龙城人口被大量西迁平城，包括寺院里身披袈裟的僧侣。
对佛教适时认知并充分利用，显露出拓跋氏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与智慧。于众多游牧民族中脱颖而出，统一北中国，拓跋鲜卑自有深刻内在逻辑力量与必然成因。
北魏从幽邃森林南迁到梦幻草原，像一只鹰隼，穿越暴风雨洗礼，饱经大自然历练；立国建政，统一北方，那是一卷无数场惨烈战争的拼图，是一季血与泪浸透的岁月，一页剑与火网织的历史。
马背上的王朝，刀锋上的政权。削城若泥，杀人如麻。赤地千里，焦土万顷。北魏王朝高台危楼中，垒砌有多少鲜丽活泼的生命。——“纵骑扑讨，尽杀之”；“袭刘卫辰部于五原，屠之”；“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讨贺兰……部落，大破之”；“遣大将军……斩曷多汗，灭其众”……
“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与“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杜甫一样，是唐代最严谨诗人之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母谓其作诗“必欲呕出心乃已”。李贺凭借《马诗》《雁门太守行》等诗，奇特想象了雁门关外古战场的风云厮杀：“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塞云随阵落，寒日傍城没”。“天连野草云屯路，目送飞鸿月照人”。“南极烽烟又远征，衣冠今夕会边城”。“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东。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羸马牧秋月，疲兵卧霜风”。“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无数横陈沙场的血肉之躯，像草原上的鲜花凋谢飘红，零落成泥。
走出蔚然深秀、有亭翼然的《醉翁亭》，欧阳修借得汉臣北使，寄托一介书生对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善良期待：“汉使入幽燕，风烟两国间。山河持节远，亭障出疆闲。征马闻笳跃，雕弓向月弯……鼓角云中垒，牛羊雪外山。穹角鸣朔风，冻酒发朱颜……应须雁北向，方值使南还。”
《奥德修记》：“荷马时代的英雄们到处劫掠，一方面是要获得粮食财货牲畜，一方面也要获得奴隶。奴隶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生产手段，同牲畜差不多……从山中飞出弯爪尖喙的鸷鸟，向一些在云层之下靠近平原地面飞翔的小鸟袭击，冲过去杀害它们。小鸟无力抵御，也无法逃走，人们欣赏观看这一场猎杀。”
海盗精神包括海盗疯狂的热情，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分外推崇和追捧。当年海盗墓葬里最常见陪葬品有两样：天平与剑。天平本为衡量道德而生，一旦移作他物所用，必然发生倾斜，天平将不再“天平”。
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天空蓝得如此深远，深远得就像我心海的礁岩；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太阳红得像人间的爱情；但我以冰雪的清醒告诉你，生命比日出更庄严。
瞧，这些花草多么鲜美？
花草为什么这样鲜美？
因为……因为它们是生命，人世间最美最金贵的就是生命！
一面是刀剑的残忍，一面是建寺的虔诚；一边跃马厮杀，一边下马拜佛。刀剑杀戮为夺取政权，巩固统治；建寺拜佛既安抚天下，怀柔百姓，又使统治者获得一种心灵超度与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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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9.5pt;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令剑指处，坑杀僧人教徒，焚烧佛像经卷，拆毁佛塔寺院。举国上下，一时风声鹤唳。
太武帝灭佛的现实原由有三：一是北魏寺院经济日渐庞大，威逼国家经济命脉；二是佛事隆盛空前，百姓把对皇权的信赖，转向对佛之敬仰，出现了国家信仰危机；三是拓跋焘“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花之证，遂信其术”。加之“尤不信佛”的权臣崔浩常在耳边抑佛扬道，“帝以其辩博，颇信之”。嵩山道士寇谦之千里迢迢来到北魏首都平城，太武帝奉其为国师，并特地为寇谦之辟建“重塔五层”的“天师道场”，“集道士一百二十人，每日祈祷两次”。拓跋焘“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其信仰天平，由崇佛倾斜于信道。以取“太平真君”年号为肇，打下兴道灭佛的伏笔。而寇谦之借太武帝之威，创立了风行一时的北天师道。
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总相一致，后者必然要求前者对其负责。拓跋焘要以剑的名义，“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向世人宣告，信奉道教为北魏国家信仰，是拓跋氏作为黄帝苗裔正统血脉的必然选择。
太武灭佛，深层次破解，是“胡狄之教”的外来佛教文化，同本土儒教道教文化碰撞而擦燃的火花；是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儒教道教联手与之第一次公开交锋，扬眉亮剑。
《鹤林玉露》载记，北宋开国宰相赵普一生只读一本书《论语》，以书之一半辅佐宋太祖定天下，另一半帮助宋太宗致太平，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典出。“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等经典案例，皆为赵普创造性运用《论语》的成功之作。儒道理论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深根和内核，并具有春风吹破琉璃瓦、阳光照彻万丈冰的融化力。鲁迅推理判断与其目光一样犀利：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印度诗人泰戈尔——东方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清词丽句，明理哲思，若池塘春草，芳草天涯，绿染无数读者春心原野：“我们看错了世界，却说世界欺骗了我们”；“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炼，才能有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人生的绝唱……”20世纪20年代，应梁启超、蔡元培等中国学者之邀，泰戈尔偕同英美学者访问中国。其间，由徐志摩陪同，来到太原与阎锡山一席对话，透射出两位历史人物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探究。
泰：请问东方文化是什么？
阎：就是“中”。
泰：“中”怎么解释？
阎：有“种子”的鸡蛋里的那个“种子”就是“中”。
泰：……
阎：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认识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泰：我从上海到天津、北京，没有看见中国文化是什么？
阎：你到太原也看不见，你到乡间或者能看见……
泰：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中印等弱小国家，把极美丽的世界，弄得极丑恶了，极和谐的世界，弄得极紧张了……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
“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阎锡山所谓的“中”，自然会令人想到儒家的中庸之道。这个“中”，绝非形式上的等分之意，而是宇宙中和之道，万物谐同共美之境。
任何文化的融合，必然经历一个彼此磨合认同的过程。两种以上文化相遇，有相互吸引，也有因“认生”而本能地产生相互警觉、自卫甚至排斥，最终在碰撞较量中实现交融，在交融中各自获得发展与升华。
古代中国，由于皇权居于统治地位，最后结果便总是交于代表皇权的帝王裁决。皇权的介入，常常会使矛盾激化，不可避免地带了血腥性。
北魏统一北中国的鸿篇巨著，由拓跋珪开笔，在拓跋焘手里定稿。《魏书》赞颂拓跋焘“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
拓跋焘小字“佛狸”。“佛狸”被宋代诗人辛弃疾多次写入词中。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水调歌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鹘血污，风雨佛狸愁。”
公元450年，拓跋焘率军南侵，曾在长江北岸瓜步山（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建行宫，后来成为一座庙宇，民间叫它佛狸祠。后一首词中的佛狸，实指金主完颜亮。以佛狸代称金主，乃“唐人笔下汉风景，只缘匈奴开胡天”的翻版。辛弃疾，这位宋代杰出词家，仿佛心中有一种北方情结。其词豪放激亢，金声玉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拔剑击荒弹琴瑟，曲终人散却迷茫。把皇权与佛法之间的分歧，极端推向非此即彼的对立，无疑是太武帝打出的一张错牌。灭佛风暴掠过，朝内上下，朝里朝外，人人谈佛色变，噤若寒蝉。旋即，三朝重臣崔浩被诛，太子拓跋晃暴死，太武帝自己忽于一夜间变疯。事发蹊跷，案情离奇。人们疑窦丛生，心生恐惧，纷纷然归怨于太武灭佛。
火焰
黑暗枝头的花朵
灿烂开放
在火焰的世界
在纯粹的光芒里
无法看清黑暗的动静
而火焰的每个花瓣
光芒里的每个细节
都被黑暗的眼睛
一一捕捉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题咏：“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歌德在生命的彩球飞升天国之时，声音依然充满激情与诗意——快把百叶窗打开，让更多的阳光进来。
在大海里航行，没有不受伤的船。输在哪里，就赢在哪里。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来倍还人。太武灭佛从另一面，加速了佛教融合进程，催生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文成帝拓跋濬从祖父灭佛的镜子中，照出一策端正衣冠的善举。他把登基安抚天下、布施浩荡皇恩第一着棋，惊世骇俗地落在了诏令“复法”之上：“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山锁疑无路，云开别有天。拨开灭佛的雾霾，重见佛教蓝天的澄明。文成帝复法文章，做得十分高明而精彩。他令人叹服地把佛与帝统一起来，以佛作为帝王意志的象征，借助佛在民间的影响力，顺应百姓意愿，重新找回了人们的景仰和信奉，缓解了统治集团与民间的矛盾与对抗。
“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百姓一度被封冻压抑的对国家的热情，出现强势反弹，并通过佛之媒介，汇流到皇权统治上来；而帝王意志，则通过佛的感召力，畅达地传递到民间，变成百姓的精神和行为。
站在春天的门槛，冬天曾经的寒冷，突然化成一枝花蕾，在心中温暖绽放。
御风而起，顺势挺进。“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文成帝颁皇令，倾国力，启用包括凉州、中原在内的多民族能工巧匠，如佛界高僧昙曜，机巧敏睿的王遇，“研思致妙，精锐定制”的南朝雕刻家画家戴逵父子；借鉴印度笈多造像艺术；吸纳中原“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雕刻技法，在武州山掀起了劈山凿洞、开窟造像的雄涛伟浪。“核准度于毫芒，争光色于浓淡”，创新雕造出云冈石窟的精美绝伦，无限风华。
武州山，秦始皇曾命蒙恬在此修筑城墙，“筑武州塞以备胡”。
“南山起云，北山下雨”。文成帝在武州山“开窟五所”“令如帝身”，不仅是拓跋珪“皇帝即当今如来”理念的续延、放大，也是拓跋珪开窟建寺的承继、拓展和张扬。
《魏书》说，“魏之先代，本有凿石为庙之遗风，雕刻技术，夙所擅长，故每帝立，即于近都山岩，为帝后造石窟，镌佛像”。《大唐内典录》卷四《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记：“道武帝……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此处引文，对于云冈“神瑞”、“和平”年间开凿说，显然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早在拓跋珪时期，武州山就以一座神山之尊，成为北魏崇佛重教的祥瑞之地。《魏书·礼志》备忘录：明元帝即位前，曾特地到武州山祈福敬佛。
西域米兰古城，因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价值而享誉世界。汉文明，希腊文明，吐蕃文明曾在这里婀娜摇曳，幽幽飘香。米兰城的东大寺与西大寺，法显、唐玄奘都曾在这里讲经说法。寺内残存菩萨和天王浮雕，及大型坐佛塑像堪称西域早期佛教文化经典之作，与云冈昙曜五窟一样，流溢着鲜浓的印度犍陀罗、秣陀罗艺术风华。
云冈石窟早期的窟形为穹隆顶，呈马蹄形，相似于印度草庐式石窟样；佛像袈裟右袒或通肩；菩萨头戴宝冠，身着璎珞，手臂戴钏，衣纹高凸。——大窟大像，气度雄伟，造像布局简约集中。既有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承袭，又有拓跋氏草原风俗的传扬，还有西北包括西域、陕甘等一带民族特色的兼容。历史象征化，是这一时期造像的内涵深蕴：五个帝王的雕像，以五座里程碑的意义，讲述着关于一个伟大王朝的传奇故事。
云冈石窟中期，窟形呈平面多方形，并以前后两室为众。少了昙曜五窟那样的大像，多了千姿百态的供养人，多样化了佛教内容。佛形像容渐呈秀骨清貌，袈裟衣裙换上了南朝士族的宽衣阔袖。——工程规模浩大，室内雕饰富丽，绚烂缤纷。政治现实化，是这一时期造像的鲜明倾向：象征拓跋氏的汉化，正向纵深迈进。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主流中，夹杂着拓跋氏牧野狂放的草原情调。日本学者石松日奈子就读出这一特点：“云冈石窟维摩像中，也有着长袍、穿长裤的胡服装束形象，并且造型魁梧，所有这些特点，给人以鲜卑游牧民族的感觉。”
双窟双佛的独特创意，暗示冯太后与孝文帝“二乾重荫”、“明离并照”，双双主政的治国格局。由东向西，云冈“二佛并坐”造像近四百处。考古学家宿白认为，“开凿双窟成组的窟室，是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的产物”。这一时期佛像，女性化特征明显，意味深长，不言自明，第7窟“六美人”供养人佛雕，“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可谓代表。佛像女性化的创举，突破了此前清一色男相的单调局面，实为石窟造像艺术的一大变革与创新。
云冈石窟晚期，由于皇都迁至洛阳，这时的开凿雕刻，便呈余韵尾声。少了统筹规划，多了自发凿琢，形制虽承延中期，却毕竟窟室趋小，佛像造型更为隽秀，广袖飘带甚为普及。民间生活化，是这一时期的主题特征：民间乐舞，百戏杂技……象征北魏汉化与民族融合，已呈瓜熟蒂落、水乳浑然之势了。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站在卧波长虹的“剑桥”上遥望东方说：“佛教一旦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化了。”法国东方学家里奈·格鲁塞特接过汤因比的话题发挥道：“在这个跨越时空的伟大行程中，原先那种希腊式的佛陀造型已被修正过了。它最终变成了中国式的佛陀。”阎文儒对云冈石窟的认知，可作放大观照：“云冈石窟造像艺术今天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是因为人们可以从这大批造像艺术中，见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风俗习尚，为研究北魏阶级社会提供文献上所见不到的实证。”
胡适、郑振铎等专家赞誉云冈石窟是“最大的雕刻博物院”，是“1500年前佛教美术的重要中心”。《金石萃编》一书认为，造像立碑之举，创始于北魏，终结于唐代中叶。南怀瑾也称：“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等当年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
巍然云冈一石窟，传于万世作楷模。一些史学家拘谨地将云冈价值象限于艺术范畴，低估折扣了北魏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意义与影响。作为北魏佛教艺术黄金时期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不仅以“云冈模式”、“云冈范式”的划时代意义，引领导向着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石窟，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凿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而且标志着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伟大进程的开启——包括佛经的翻译、教义的诠释、艺术的创新与拓展。
其一，三教融合。政权统一的根本在于民族融合与统一，民族融合与统一的核心在于文化统一，意志统一，精神统一。而文化、精神、意志统一，往往集中表现为信仰的一致、共振与和谐。
拓跋氏将山林和草原带来的萨满教，中原本土的儒道教，与西北传入的印度佛教调和出新，蔚成“三江汇流”景观——中国化的佛教。北魏平城，俨然一座化蛹为蝶、化凤生翅的历史“化境”。以儒化佛，化佛入儒；化佛入道，化道入佛。儒道里有佛教，佛法中有儒道。名为佛教，实为儒道释统一。
拓跋珪崇佛尊儒之时，亦“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北魏王朝渐行渐进，终于找到一条以信仰一致保证民族融合，以民族融合实现国家统一的创新线路图。孝文帝登临北岳峰巅，一抒胸襟：幽明合欢，百神同悦。
赵朴初曾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对比之后指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汇合的入口处，便是北魏平城时代。
易贯儒佛道，道统天地人。儒释道各有其旨，却又相通互补。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神。“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清雍正皇帝似有所悟：“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
儒家着眼于“身”，身体力行。其主张积极入世，克己复礼，按照《周礼》调和社会秩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千千柳色千千绿，树树梅花树树春。楼台月明只缘水，花木春早因向阳。自强不息天行健，厚德载物地势坤。曾国藩体会颇深：“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礼乐和谐，天然合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去圣乃得真孔子。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与佛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殊途同归。
佛家关注“心”，以心修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只要心清净，何处染尘埃。既非风动，也非幡动，而是心动，心宁则万籁俱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色空为二，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识空为二，识即是空，非识灭空，识性自空；于其中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论断：“人是一个小宇宙。一切事物本源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即存在，虚空为非存在。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心境为一，处处是境，境境是心。“宁静来自内心，勿向外寻求”。“大乘小乘皆佛教，有为无为是道法。息心忘念无贪求，只看朝霞与晚霞”。《楞严经》一语概括：身心是一元的，一体的，山河大地都是心的显现。
道家强调“神”，以神养身，超然出世，无为而治。夕阳山外山，宿鸟树中树。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人间本是逍遥境，心闲便是自在神。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庄子》借一篇“逍遥游”寄托天马行空般的放任与洒脱，传达出道教的奥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道不远人”，“百姓日用而不知”，心达则百物皆通。万物静观皆自得。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天空不空千物妙，土色无色百花生。无色无香善若水，有空有物法如天。师法天地即为道，奉道自然便是法。三界原无界无界方为名界，五行自有行有行便是大行。
禅宗有则公案：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圜悟禅师自问自答：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四十二章经·垢净明存》：“佛言：‘如人锻铁，去滓成器，器即精好。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静矣!’”《维摩诘经》：“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大同华严寺有楹联两则皆“联”不离心：花开见佛留心印，米香传衣续祖灯；翠竹黄花圆色相，清池皓月净禅心。
古人有论，诗无达诂；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寺院寺庙之言为“诗”。寺之空灵，庙之深彻，在诗里气韵流动。诗可以想象，甚至可借词语写出，只是写出的词语，不再是词语，已然物化的诗意。诗意可品，如茶，如禅。诗不可直言，像指说白天或黑夜，星星或蜡烛。
儒释道传经授业场所各有所属专有名词：孔庙，佛寺，道观。《说文解字》：庙，尊先祖貌也；寺，有法度者也。佛法无边，佛法至上；观，谛视也。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尊先祖，敬帝王，持法度，便是三教综合之义。人生小杯茶淡月，天地大壶月浓茶。“道人一样平怀处，日日是好日；不断浇沃般若水，处处开莲花”。天地悬隔，上下中间；百度千度，无心无关。身神心本为一体，何以可分？心态平衡，心身康健，天人合一，万物谐和。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被后人敬为一世师表的诸葛亮，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道家真谛而躬耕南阳，修身养性，“兰棹快，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陶渊明不愿摧眉折腰，遂拂袖辞官还乡，《归去来兮辞》旋律一曲“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轻松与明快。纵然草盛豆苗稀，戴月荷锄归，也难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拔意气。
王安石怀古喻今：“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晏殊直白警世：“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问兵。“无在万化之先，空为从形之始”。“心地清静方为道”，“留得空船载月归”。“无”在何处？“空”为何物？释迦牟尼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成法。”法是根本，法又无法，万物皆从“无法”中生出。“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万法唯无，三界唯心，中道正观，破空破有。其与道家“道可道，非常道”，“无名为天地之始”，如出一辙。
“欲洁何曾洁，天空未必空”。“源远水则浊，枝繁果则稀”。《红楼梦》人说是一部“佛书”，却也是“道书”，《好了歌》唱出道教些许密宗：三春过后诸芳尽，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三国演义》开篇词深得道家精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苏辙解读苏轼一段话，可以参悟儒释道相融之妙：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辞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
“羊肠亦大道，太虚何阴晴”；“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王阳明创立“心学”，著得《传习录》，赠一把钥匙让我们领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为大道。
无心空心静心，并非遗世独立，而是融入广袤宇宙，与万物丝连一体。“性命双修，礼度为先，无量度人”。兴奋之余，《老子》透露“知天下”之秘方：“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诸葛亮卧龙潜藏，含英咀华，原为经国济世，蓄势待飞——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中国古代精英志士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德为本，功为业，言为志。自古英雄出少年，南北朝宋悫年少之时，叔父问其志向，他童音洪亮地回应：“乘长风破万里浪”；秦始皇打眼前走过，项羽竟叫出一声勃勃雄心：“彼可取而代之”，惊得叔父项梁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而不远处的刘邦虽也羡慕至极，却毕竟另一副模样，抓耳挠腮，甩手跺脚叹道：“大丈夫理当如此也。”
“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这面黄巢《题菊花》墨痕新鲜，那边宋江早已按耐不住道：“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朱熹四岁时竟发问“天有何物？”惊得其父目瞪口呆。“雄鸡一唱天下白”，朱元璋借“鸡”抒怀：“三声唤出扶桑日，扫尽残星与晓月。”少年毛泽东以青蛙咏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王阳明打小仰敬诸葛亮，曾以卧龙自比。其时，王阳明沉恋象棋，父亲便将棋子夺来弃于河水，王阳明遂赋诗一首以抒心志：“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如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王阳明“心学”之“心”与佛教“即心即佛”之“心”，似有心心相印之妙：“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无外物，心外无事”；“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有弟子问：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王阳明解惑道：“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之心外。”（是否还有一种情境：若是心中无花载，繁花满眼也空白。若是心中花鲜艳，面前无花却盛开。）同时，他又“龙场悟道”：“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倡导“君子之学，唯求其是”之学风。其“四句教”语义精辟，传为经典：“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致知”，是中国宋明理学的精髓。格物，即是将自己的生命深入到物的生命当中，以达到对物及其真理的认知。
花在田野鸟在林，禅在红尘佛在心。月印千江水，花香万里风。“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月在石桥更无月，不知谁是月边人”。“木食草衣心似月，一生无念复无涯。世人若问居何处？绿水青山是我家”。“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七情生忧云遮月，一笑扫愁快哉风。秋月春风入心空，宠辱不惊便从容，花开花落等闲看，几度夕阳一色红……道耶？佛耶？亦道亦佛，尽在不言。
其二，民族融合。中国各民族包括民族信仰的融合，投影到云冈石窟，通过佛教艺术得以展现。民族融和的实质在于文化融合、精神融合，文化与精神融合集中反映为信仰融合。史家黄仁宇认为，云冈石窟保存了北魏“社会史和经济史上的真迹”，从中可以“见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风俗习尚”，故“既可供美术展览，也是通俗的博物馆”。
蔡仪、李可染、宿白分别站在文艺理论、美术和考古学立场，于云冈佛教艺术中国民族化的焦点上聚为共识。
蔡仪：北魏时代的我们的雕刻家，并不是单模仿笈多美术，而是在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精神要求的基础上，根据着我们民族的美术的优良传统，融合着外来的好的影响，创造了富于民族性的美术。如衣纹的厚实就很显然可以看出不是中印度的实际生活所能有的情况，是北中国的实际生活所应有的反映。
李可染：佛教艺术，虽由印度传来，但我们古代的美术家，没有囫囵整吞，而是沿着民族艺术传统，通过当时的实际生活，把它加以咀嚼消化，于是以外来文化影响为滋养，使自己民族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佛像颜面较长，衣褶厚实，庄严肃穆，有崇高安静之感，基本上是承继并发展了汉代石刻的作风。尤其是佛光上的火焰纹及其他图案，都是在平薄的浮雕上再刻线条，容易叫我们想到武梁祠壁上的浮雕。
宿白：以褒衣博带式服饰为例，从近年在南京等地的东晋至南齐时期的墓葬壁面上发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画砖中，知道这种服饰，本是南朝上层人物的衣着。如第六窟的形象并不仅诸佛像采用了新服制，绝大部分的其他形象和菩萨、天人也都改换了华服，这显然是颁赐百官服装后的反映，是与太和十年至十九年的服制改变相呼应的。
其三，帝佛融合。在“崇佛”与“灭佛”两极夹缝里，升华出一枝“礼帝即是礼佛”的全新理念，使皇权与佛法彼此彬彬有礼，走向中庸共和。文成帝诏命昙曜在武州山开凿五窟，“令如帝身”，即所造佛像要人格化，按照皇帝样子造佛，便是今日云冈第16至20窟象征五位北魏帝王的“昙曜五窟”。
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爱默生关于一座雕塑诞生的文字呈现，可以视作雕塑以至所有艺术品创造过程的形象透视：
一天，他按照老习惯在黎明前起了床，看到晨曦绽露，一种亮谧的伟大从这晨曦中透出，显示着某种永恒的宁静，让他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很久很久。在随后的许多天里，他都努力想表达和再现这种宁静。
终于……看哪！他的凿子在大理石上凿出了一座塑像——一个美丽的年轻人塑像——它就是启明星。凡是看到这尊塑像的人，都会立刻安静下来。那使他激动的思想现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到了表达。这种表达是有机的，或者说是事物本身在被解放时所具有的那种新形式。
西方现代派诗人赫尔姆和意象派诗人庞德，分别将“意象”解构为“视觉和弦”与“表现瞬间产生的智力和情绪上的复合体”。云冈石窟造像，即为佛和帝的“和弦”或“复合体”。观念消失了，化作了线条；思想不见了，变成了艺术。掀起雕刻艺术的轻纱，摇撼、激荡我们心灵的是云冈的灵魂美，哲理美，象征美，沧桑美……
这时，惟其这时
心便是一排黑白琴键
任随诗的灵巧手指
弹拨纷飞意象
谱奏旋律烂漫的诗思
崇高、雄浑、庄严的云冈美，充溢着蓊蔚的亲和力与人情味。由于石窟的开凿，一开始就建立在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社会巨大心理支持之上，“宝山之相，满月之容”的昙曜五窟率先揭幕之时，就轰然揭出一幕“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大厦成而燕雀相贺”的隆重热烈场面。
康德对灵魂有一个经典诠释：“心灵中起贯注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比如风之容颜，虽不具绿水青山那样的可视性，但却通过树枝颤动，麦浪起伏，燕子斜飞、云朵舒卷……显现它的存在、作用和魅力。依照帝王之身而雕造佛像，就是为云冈石窟贯注生气的“那种原则”，就是伟大的“云冈魂”。云冈魂，在以帝王为模本雕佛造像同时，把整个拓跋氏的心路历程、北魏王朝的时政气象、民族融合的历史态势，都一一包孕了其中。
云冈魂，统领着此后中国佛教造像的风气神韵：凿建于北魏太和年间的万佛堂石窟（今辽宁义县），是东北地区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宏大的石窟群，其一方《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破解其谜：“唯大魏太和廿三年岁次……诸军事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为皇帝陛下敬造石窟一区（躯）”；龙门石窟佛像奉先寺卢舍那，实为一代女皇武则天的雕塑化身；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龙门西山莲花洞北壁造像题记，纷纷为皇帝陛下、皇太后及法界苍生发愿：“离苦得乐”，“悉皆同时成佛”，“国祚无疆，四海安宁”。
辽代大同华严寺，原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之作，《山西通志》：“衮冕帝王之像，余巾帻常服危坐，相传辽帝后像”，金世宗曾“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辽帝铜像，至元代犹存。“元初世祖时，辽国主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元史》）。
“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境界。“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周武王看到父亲周文王把《易经》演绎出来，触景生智，说出了一句划破长空的真理：“人是万物之灵。”毕达哥拉斯轻轻说了一句“人体是量万物的标尺”，便很快被演绎为古希腊一条公理：“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
云冈“帝佛合一”、“天人合一”理念，不仅在于以佛象征帝王，象征人；不仅在于以人为本，艺术地实现造像的放大和缩小，而且充分考虑了对审美主体——观仰受众者“人”的教育、启迪和影响力。衡量一件事物的根本标准，不是形式的计量器、标尺，而是——人！从以人为本出发，艺术地抵达对人的终极关怀境界，这是云冈魂一束最为耀眼的理性照耀。
其四，佛教民间化，普世化。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在佛寺钟声的召唤下，像一片秋天的树叶，落下生命的回归与静穆？好雨春发，惠风时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普遍意味着有广泛的适合性”。云冈魂升华为北魏兴盛佛教的时代之魂，普通百姓也有资格“拟状金石”，“随像拟仪”，上为天子下为自己造像塑身。仅就云冈石窟现存一些造像铭记，不难解读出佛教在当时百姓意识中的普及度。如第11窟东壁的《邑信女士五十四人造像题记》，即是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下为“七世父母、内外亲族”祈福。而第17窟明窗上方，《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也开宗明义道：“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诸师，无边众生，咸同斯庆。”另有造像题记：“太和十九年，有七女为其夫及儿女造三躯释迦佛像。”
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宦臣曹天度为发愿“圣主”“皇太后”“契齐乾坤”，“享祚无穷”，倾其家什，雕造了一座高3米的《曹天度九层石塔》，奥地利希·格哈德·弗兰兹教授评曰：其“对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和造塔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此塔塔刹现存朔州崇福寺，塔身于1939年被侵华日军盗往日本，后辗转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馆之宝。
山东青州佛教造像窑藏，不仅始于北魏，且以北魏时期造像最多、形体最大和最具代表，其中又以北魏永安二年（529年）一位叫韩小华的信徒为其夫造三尊佛像，最为完整和精美。甚至有善男发愿多子多福，特“为夫娘造一躯弥勒像”。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留得明月待船归”，“一船明月一帆风”。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结果——孕生了中国化的佛——“禅”。禅宗主张“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禅与道，实为一种精神指向，生活态度。在积极入世之中实现心灵和精神的超越，在精神超越之下积极入世，创造生活。佛禅何在？尽在红尘。“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行往坐卧，皆是道场。“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却在“蒲花柳絮，竹针麻线”中。《五灯会元》云，拨尘见佛，佛亦是尘。《景德传灯录》说，勤耕田，早收禾。
唐玄宗问“何谓佛心？”弘辨禅师回答：“如陛下日应万机，即是陛下佛心。”即心即佛，即事即佛。一切尘事皆佛事。工作着就是美丽着，就是修禅着。一切本心皆佛心，一切佛心皆本心。《维摩经》有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返璞归真，凡心即本心。担水砍柴，莫非妙道。“没有比劳动更划算的生意了”。“若论佛法，一切现成”，一切在当下。
“匆匆绾个同心结，掷地旋看已自开”；“纵然灭却书中字，难灭情人一片心”；“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人言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于大雪中高吟一曲，将使万里寒光融为暖气”。仓央嘉措以情问佛：世间为何有那么多遗憾？佛曰，这是一个婆娑世界，婆娑即遗憾。没有遗憾，给你再多幸福也不会体会快乐……如何才能如你睿智？佛曰，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为什么总是在我悲伤的时候下雪？佛说，冬天就要过去，留点记忆……为什么我的感情总是起起落落？佛说，一切自知，一切心知，月有盈缺，潮有涨落，浮浮沉沉方为太平……
不俗即仙骨，多情也佛心。“枯木禅”讲述：一老妪建一座草庵，供养一和尚20年。一日，老妪让其女抱之以验，可怜和尚三九寒冬天，枯木依寒石，失却了人之性情，不懂赞美，不知感恩，无始无明，实属枯木死灰。老姬愤然赶和尚于家门之外，转身一把火将草庵焚为一片灰烬。
禅，贵在悟，开悟，顿悟，心领神会。《维摩诘经》：“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禅悟之境，实为寻常见闻，乃成语顿开茅塞、幡然醒悟之意。灵光一闪，物态分明。那情景，恰如暗夜里射入一道光亮，阴影散尽，满目明灿。庖丁一番解牛言论，竟令文惠君悟出养生之道：游刃有余。——顺乎规律，与物共舞。
人所讲的最多的恰恰是知道最少的，一心所求的往往正是被忽略的；生活不在别处，当下便是。“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心安即佛静为禅，身在红尘自超然。名缰利锁斩开去，明月清风好相伴；出入有迹是凡身，去留无痕乃佛心。清风淡月本无主，闲草野花第一品；月圆如花缺如诗，月阴如梦晴画卷。心中一轮明月照，人生何处不灿烂；菩提风中树，明镜世俗台。凡心莲花慧，迎风化尘埃。
有关拓跋鲜卑民族和北魏国家的史料，如此稀缺，又如此丰富。说其稀缺，是指见诸文字的记载；言其丰富，是指云冈石窟这部“石书”空灵的涵泳。通过一壁崖石来解读1500多年前一个王朝和一个远去的民族，这就是云冈石窟哲学象征完成的生命呈现。甚至由于这一象征魅力，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像面对一面神奇通灵的石头镜子。
荣格博士的话外音：“从对象化与自我实现的角度看，象征是人的精神的对应物。通过黑格尔意义上的对象化（或外化）把自己的生命和灵性转渡给对象，对象便成了人的象征。任何对象，当其作为象征的时候，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和显现，在这一意义上，‘太阳、月亮和星辰都向人呼喊：认识你自己’”（费尔巴哈）。
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辉煌并得到无比辉煌赞誉的一章诗篇。而人类对云冈的认识、理解和鉴赏，却是如此迟钝、浮浅，以至赋予她的评价是那样简缺而平庸。
中世纪因为文艺复兴之光耀照，被视为“人的发现”世纪。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因为中间是顶天立地的人。拓跋氏早在“初世纪”，就把大写的人雕成佛像，屹立在天地之间；我们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打造了无数道耀眼如虹的光环，却对云冈大佛卓越无比的神情比如微笑漠然视之；“女人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停地谈论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摩西》，甚至如圣彼得大教堂，虽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典范，但无论从时间、规模或是艺术高难度比看，都不应与云冈群雕同日而语。
彩绘、壁画、泥塑与石雕不宜相提并论，前者可通过色彩调节意术氛围，而石头内外一色——无色之色，且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广阔的修改空间。一块石头与一座山崖也不可作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艺术风险，修改指数几乎等于零。我十分惊讶，甚至难以相信，那些雕石琢像的工匠，对武州山石材质地的认知和把握，是如何和怎样地精确、透彻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地步。
阿尔伯蒂曾说：“我每天都越来越相信毕达哥拉斯教导的真理：自然按照始终如一的方式活动，它的一切运动都有确定的比例。”云冈从一尊石像到一窟雕刻，再到整体一座山壁的雕造，都流注着一脉黄金分割比例的神韵。音乐是流动的和谐，建筑是和谐的凝固，云冈是一曲流动和凝固交织的和谐。
中国人的精神何在？曾担任张之洞幕僚近20年的辜鸿铭答曰：“能使我们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便是中国人的精神。”仰望和倾听云冈雄矗的静默，谁会拒绝“如沐天恩”的临照？谁的灵魂幽潭能不荡起万千轮悠绵不绝的理性回响？！以一颗洁净之心去感受云冈，倾听云冈，直至把自己听成一块静穆的石头，就会听到流水般的旋律和莲花开放般的声音。
只有心灵才能感动心灵，只有从心灵流出的声音才能引发心灵共鸣，只有纯净的心灵才能听到纯净的声音。世界上最美最神圣的旋律是自己的心跳，唯在寂静之时，心音才能听得清晰真切。从生命在母体里孕育之初，心音便开始奏响，并永不停歇地响彻你一生，无论夜里，无论风中。比白雪更圣洁，比金子更纯粹，比太阳更光芒的心音，却常被漠然忽略，湮没在嘈杂喧嚣的红尘之中。
生命是一支交响乐，精美绝伦于天地。而心跳之声，乃是生命之乐魂，生命之主旋律，更是生命之正气之音，良知之音。纯净、清新、刚健、明灿，是心音的天然基调。一生保持心音原初的纯正和美而拒绝杂音与变奏，需要适时倾听，精诚呵护。
云冈不是《大卫》和《摩西》那样名字可以概括的，如果希望云冈多一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阳光照耀下的石头世界。“所有这一切如此协调一致，任何一部分若被改变或损益，都会失去全部的和谐、美丽和效用”，西班牙人文主义者霏微斯的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西方谚语：一句话说得到位，恰如金苹果掉在银网里。
云冈，那是比中世纪文艺复兴提前了一千多年的一座山的石雕艺术啊！
北魏汉化主旋律与历史洪流的走向相一致，却也有剑走偏锋之嫌。作为象征汉化成果的云冈中后期造像以及洛阳龙门石窟，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和沉淀了雕刻艺术丧失的代价。艺术或许不要求与政治同步，甚至有时恰恰相反。
艺术拥有独特运行规律和独立生命魂灵。这就是我们今天奔驰在21世纪的高速公路，却依然怀念和留恋马车吱吱呀呀诗意的旋律和节奏，依然放不下唐诗宋词的韵辙意境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韵的一种揭示与回答。
《说文解字》说，“羊大为美”。与“秀骨清像”、“削为容仪”汉化风格相比，云冈早期以及部分中期大窟大像显现的雕刻精神、开张气势、生命力度和蓬勃生机，更具视觉冲击力与心灵震撼力。“高宫室，大苑囿，以鸣得意”。“非壮丽无以壮威”。一窟窟方室，井井然然；一座座方塔，砥柱中庭；一扇扇大于窟门的明窗，敞阔亮堂，豁然通透，前庭后室，光明鉴彻。尤是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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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表达“不可说”的本心，回避定势语言，赋之以诗意象征，作为表征中心旨意的特殊“能指”。
佛教艺术几乎就是象征艺术，甚至石窟本身就是一座象征体，其以山幽水静、林木蓊郁的灵岩圣地，象征佛界圣洁清净，不染红尘。雄矗于武州山的云冈石窟，当我们以阅读姿态走过它时，记忆岩石上，除了雕刻下有关佛教艺术的印痕之外，还录影有当时社会历史的一幕幕风情物态。这些印痕与风情物态，总令我们回味无穷，思绪云卷。这一奇异效果的生成，就缘自云冈石窟哲学象征语境的静穆与华彩。
昙曜五窟分别象征北魏“太祖以下”五个帝王，让我们无法逃避地承受到一种人性的亲和力和感染力。“美丽的风景所以使人感动，不是由于它给人或多或少的舒适的感觉，而是由于它所引起人的思想；看到的线条和颜色，自身不能感动人，而是溶入其中的那种深刻的意义”。与云冈这五座大佛的目光发生对视和连线，“水月相望，珠光交映”，恍兮惚兮间，消解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与界限，超越了人与佛的差异与阻隔，遂与他们展开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
事实上，我们思想光线不满足停留在五个帝王形象象征上。尼采哲理地说，“在石头里熟眠着我的一个理想，我的一切梦想的象征”。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的美国著名哲学家马斯洛，曾以一诗“小花”为例，阐述“存在性认知”的命题：在那里，那朵小花是作为它自身的本来面目被观察的，同时也把它看成像上帝一样，像是全身放射出天堂的光辉，挺立在永恒之光的中间。这时候这朵花显然不仅是作为纯具体的本来面目被观察，而且也作为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的整个世界被观察，或者以一种存在性认知的方式作为整个世界的象征被观察，即作为一朵存在的花，而不是作为一朵匮乏的花被观察……即看这朵花就像通过这朵花窥见了整个存在王国。
云冈石窟，不仅仅是“皇帝即当今如来”、“敕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为“太祖以下五帝”造像一脉思想指导的产物，而且是北魏国家和民族意志的载体与承运。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里每一个帝王都是一段历史，一段北魏王朝缩影史，并影响着现实，连接着未来。
古人讲为文作诗贵在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
诗画建筑，理通一脉。云冈早期“原生态”雕刻艺术，浸透诗画精髓，尽显“体、志、气、韵”真经。鸿博高大，精美奔放，生灵鲜活，神韵无限。千尊佛像，万般神态，却一样亲和慈悲，微微含笑。那细眉长目与弯翘嘴角间盛开的永远的微笑，使庄严的佛门圣地，气氛轻松明快，和美融融；把走来走去的人们的表情和心情，照得一片温暖鲜亮——云冈的艺术，云冈的魅力，或许就是微笑的艺术，微笑的魅力；云冈大佛的微笑，是人间最美的花朵，是世界上最和煦的阳光。而汉化的雕刻，技法上如何臻于完美，终究失去了北魏“原生态”神采和韵味。晚期云冈造像，瘦骨清像，纤秀端庄，严谨流于拘泥，娴熟失之于刻板。
罗素曾为中国把脉：“克制和保守的特征融入了中国所有文学和艺术中，融入了今天教养有素的中国人际交往中。”无疑，在云冈汉化的雕刻艺术中，渗入了“克制”和“保守”成分，冲淡、消解和弱化了云冈石窟“原生态”艺术风格。夏日的向日葵，高扬着青春的头颅，大片大片激情的火焰，奔放着，漫卷着，歌唱着，照亮太阳，照亮天空，照亮人们的眼睛和夜晚的梦，甚至没有忘记把梵高照耀成为一名世界绘画大师。及至秋季，及至成熟，黄残翠减，弯腰曲背，一株株向日葵，排列如一个个沉重的问号，压抑，郁闷，忧伤，悲情，叫人不忍卒读。
尤是禁断鲜卑母语，统一讲说汉话，最终导致一个民族寂然蒸发。但丁：在人生之旅的中途/我迷失在幽暗的树林里/再也找不到笔直的道路。
鲜卑语，曾因北魏王朝的强势而传播深广久远，引为时尚。《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
“所谓思想，就是与灵魂的无声对话。而话语，就是思想的声音，或者说声音吐出的思想”。柏拉图总是喜欢从灵魂出发探求宇宙奥秘；“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习惯站在存在主义的山岗仰望星空，诠释世界。
《古兰经》提示：“真主给每个民族一个讲本民族语言的先知。”语言是思想的器官，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地质层”，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后标识。汉、满、蒙、回、藏，之所以在中华民族之林里保有一族席位，就是因为其民族语言相对独立存在。尤是清朝政府，不仅满语鲜然存活，其满服“旗袍”推广流行，赢得汉人喜爱，竟获“国服”之誉。历史上一度显势逞强的楚王国，柏杨《中国人史纲》说，由于“接受了汉民族的方块字……使汉、楚两大言语相异的民族，因文字统一的缘故，最后终于融化为一个民族”。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从柏林来了命令，今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小学里，只准教德文课了……今天，是你们的最后一堂法文课”。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发出一声“最后”的警示：人类文明历史上，异族的入侵和征服，在武力镇压之后，最后一块阵地的争夺就是语言。
一个民族，坚守住精神家园，坚守住自身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血脉，即使失去生长草木的领土，也会在世界上拥有民族之花开放的价值。就像流落世界各地长达数千年的犹太人，从来没有丢失过自己鲜明的民族身份一样。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故土》将烈酒一般的诗意，倾浸在眷恋故土的情怀里：我们不把它珍藏在香囊里，佩戴在胸前/我们也不声嘶力竭地为它编写诗篇/它们不扰乱我们辛酸的梦境/我们也不把它看成天国一般/我们的心灵里不把它变成/可买可卖的东西/我们在它身上患病、吃苦、受难/也从来不把它挂念/对于我们来说，它是鞋子上的土/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牙齿间的沙/我们踩它、嚼它、践踏它/可是当我们躺在它的怀抱里，我们就变成了它/我们才如此自然地把它称为自己的家。
物质的“故土”，文化的“故土”，只有找到自身的归属，才能找到自己。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花朵谢了，叶子黄了，果实落了……不，只要泥土不弃，只要根子活着，生命的春色就不会衰减；蝴蝶就有枝可依，蜜蜂就有蜜可采，诗人就有歌可唱。文化是民族之魂，国家之根。文化活着，历史活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活着。国破尚可复兴，魂亡无药可救。
人拥有三重生命：灵与肉以及文化生命。——肉体的物理生命（坐卧行走的形体）；灵魂的精神生命（包括意志和思维）；文化生命（能动的文化，让生命升华到自觉的界面）。黑格尔曾将有肉体的灵魂分解为三种：生长的、欲的、理性的。兰德曼提出人是文化的、历史的、传统的、社会的四种存在。人的三重生命，通过母亲脐带，传递着蓬勃与永恒。生命三重奏，奏出人生庄严而神圣的交响曲。人类学家从研究人类开始，后来却发现并承认：与其说是关于人的研究，不如说是关于人的文化研究。
文化，以一种精神现象存在着，其外延有两个触角或指向：向外是人类表达自己和解读世界的一种方式，向内是自身生命和心灵欣欣向荣的营养素。
梁漱溟说：“人不就是他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这里的背景特指文化，其以一个民族的群体印象、集体记忆，成为一代代累积传承的风俗、习惯、道德、生活理念等的总和，特别像中国古人讲得那个“礼”；是民族、家族、家庭、职业以及周围环境等要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一个人对事物的“判定”、“鉴别”的规则，及其所坚守和遵循的“秩序”、“礼数”、“礼节”；是大到一个民族小至一个人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条件中形成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文化，常常通过其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而形成的观念形态与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最为合适，一件事情怎样做才算得体，直至一个人举手投足，都传达着文化的信息，泄露出文化的秘密。一句十分熟悉的“哪里住惯哪里好”，传达出浓厚的文化寄托与文化粘连。一件事情让你感动，引发共鸣，都是文化在背后起着作用。“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朝统一，文字与货币只是物质工具，最终力量，却是文字与货币背后的文化。
秤砣虽小压千斤，乃对杠杆原理的一个经典证明——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秤砣为“权”，秤杆是“衡”，所谓“权衡”。权质本为铜材，古人造字何以不取“金”作偏旁而用了“木”？因为秤杆“衡”为木料造做，这便很好传达了古人造字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精神，将“毛”对于“皮”的依附和基本尊重，隐含在文字里边，颇具人性化，极富人情味。
文化无处不在，无物不显，像花香弥漫于空气。隐形的文化，说不出，写不出，画不出；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酸碱中和生成盐和水。它就藏蕴在事物背后，沉潜在事物深处。犹如诗意之于诗行，建筑意之于建筑物，风之于依依杨柳，时间之于钟表指针的行走；白昼是一只眼睛，黑夜是另一只眼睛。白昼在事物表面晃动，黑夜在事物深处歌唱；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觉于未萌，愚者黯于事成；于无声处听惊雷，道是无晴却有晴。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以化物。文化力量的作用，不是疾风暴雨，而是潜移默化，渗透濡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孔子家语》：“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兰花定律：久闻其香，则其香不闻。
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北）魏雕（像）、唐俑、宋瓷、明木、清（字）画，所以成为一个朝代的标识，不完全因为艺术美感，更在于它们承载着历史的底蕴，传递着人类文明的信息，跳动着所属时代的文化脉搏。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魄，文以铸之。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与世界对话的独特声音，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逻辑发展的不竭动力。
语言文字是文化和历史的物质外壳，一个民族的文字体系，一定与这个民族认知心理相对称。语言文字破碎失传，一个民族的文化家园就会荒芜，历史大门就会永久关闭，这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未来之路也便永远地中断了。
19世纪，英国对于殖民地与文化之间的选择，态度明朗：宁可失去印度，也不可失去莎士比亚。
今日全球化语境下，语言文字的花卉，面临严冬寒潮的摧残。2月21日，这个普通一天，被人类赋予深刻内涵，成为世界母语日。德国2001年设立的雅克布·格林奖，是德国奖金额度最高的语言奖，目的就是为“保卫民族语言在世界的地位”。曾任法国司法部长的雅克·图邦强调，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法国通过一项法律：在该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希拉克解释：这是保卫法语的国际地位，在网络时代的文化对抗中“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
保卫本土文化安全，坚持自己文化主权，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深刻觉醒。
谁的声音？像高尔基笔下那只“黑色闪电”般的海燕，在苍茫搏飞中呼号：一场伟大的、最后的斗争在等待着心灵。
经史子集《国语》千年《左传》，夏商庄老《周易》万世《春秋》。“中国人会不会在下一个世纪的网络上变成流浪的吉普赛人？”与其说这是一声沉重忧虑，毋宁说它是一声尖锐呐喊！
……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结构的（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曾在西方煊赫一时，并引发结构与解构之争）。宇宙内每一种物质都是活的，就因为有一种节奏在里面流贯着。结构的物质，由于节奏贯注了生气与活力，沛然显现出生命的灵动，结构的世界随之成为了运动的世界。
绿茵足球，黑白围棋，其要皆在节奏。音乐节奏，色彩节奏，造型节奏……不同节奏适合于不同物质，白云与雾岚，冰晶与火焰，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人的心脏以每0.8秒为节律，每分钟跳动75次，保持人体在健康最佳状态。节奏常常改变事物形态，诸如夏日雷雨与绵绵秋雨，潺湲泉溪与飞流银瀑。梁思成对建筑物体曾作如是分析：一柱一窗地排下去，就像柱窗的2／4的拍子，若一柱二窗地排下去，就像柱窗窗、柱窗窗的圆舞曲，若是一柱三窗的排列，就是柱窗窗窗4／4的拍子。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人生应是轻松旅行，不可攀比体育竞技。精致生活取益于舒缓优雅而非快速急促。“慢些，我们就会更快”。世界上有一种节奏叫“慢”，慢是一种艺术哲学。上好雪茄，只有缓慢燃烧，如梦暗香，方得以充分释放。
艺术功效在于打磨，细雕慢琢出好玉。诺贝尔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创作严谨，惜墨如金。他说：“如果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太阳和月亮的钟摆，朝起夕落，节奏悠扬，遂有金昼玉夜之大器；寒来暑往的旋律，行板如歌，起承转合，方成春华秋实之美景。
现代化节奏日益加速，满眼一片疯狂旋转的风景，教人做梦都在奔跑喘息。医学证明，人的呼吸周期应为6.4秒，现实是平均快了一倍。仿佛我们活着就为一个字——“快”，以致沦为速度的奴隶。
速度，在美国和德国被诊断为“匆忙症”，德国彼得·博沙施特发明了“速度病毒”一词。美国作家梭罗，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其隐居于瓦尔登湖畔的森林，创作了“一盘充满维生素菜肴”的散文著作《瓦尔登湖》。他不乏冷幽默地说：“忙，并不能说明什么，蚂蚁都很忙。问题是我们在忙什么？”汉字“忙”提示我们：一忙，心就找不着了，就逃之夭夭了。当我们为生活拼命奔忙时，生活——正打马离我们远去。
人生亦茶亦酒，生活一步一景，但需时间调羹，必得静心品味。物欲横流，满目诱惑，唯求不坠青云之志，宁守白云之心。物欲填充得太满，脚步就会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蒲松龄身处蜗居，心界无限：“聊斋虽小仅容膝，心境闲暇梦亦适”；陶渊明“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五柳树下，门纳清风，心若流云，有子绕膝，有酒盈盅，乐享天伦，颐养天年。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多么美好的画境，多么诗意的童年。月亮依旧在云朵里闲静地穿行，云朵依旧如白莲花开放，只是有谁向我们从容讲过去的故事？又有谁清纯地坐在谷堆旁边静静倾听？
我们不可能超凡，但可以脱俗。生命无法不朽，却可能创造不朽。用眼睛浏览云冈，一个小时足矣；用心灵去品读，须要一生时光。伊索克拉底说过：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精神。
是的，云冈是一座石窟，更是一种精神。用近乎一百年时光，把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做得十分的好，十分的精美，十分的辉煌。本由人造，疑似天开。这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云冈精神！
这就是创造云冈这一人类奇迹的北魏王朝的精神。
这就是创建北魏这一神奇王朝的拓跋鲜卑人的精神。
这就是一个远居大鲜卑山嘎仙洞鲜为人知的微型民族，从深山密林到草原湖泽，从雁塞高原到一马平川的中原，当家做主，成就王朝霸业的“北魏之谜”或“云冈密码”。
责任编辑/魏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