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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进人间的“天堂”

2015-06-06 20:26:5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838

闯进人间的“天堂”

吴 越

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市大兴县南面的天宫院村附近,有一个由北京市公安局十六处(治安处)办的“天堂河”农场。这个农场共有十个分场,其中的二分场,集中了五百多名叛逆的女性。她们的身份,属于“社会闲散人员”,同时也被认为是“不安定因素”,所以由公安局出面组织起来,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以求自食其力。

这些“不甘寂寞”的女魔头,每天都要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精彩节目。她们是劳改释放人员搞对象的最佳“猎取”目标。因为只有“肩膀头一般高的人”,才有谈婚论嫁的基础。

自打我从劳改警察的手中得到“解教摘帽留场就业”的通知书以后,关于劳改农场的就业职工和天堂河农场女职工搞对象的故事,就已经听得很多也很熟了。至于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能够和我相濡以沫、一起过日子的老婆,我还在犹豫,还在观望,还在权衡利弊,难下决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闯进了这个人间的“天堂”,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中,邂逅并观察了诸多“神女”们的风采及其内心世界。

“天堂”里的神女,体态婀娜,步履轻盈,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笑声不断,妙趣横生,天真烂漫,似乎不知道人间有“苦恼”二字。但是孔雀开屏,难掩后面的那个漏洞;梨花带雨,原是斑斑血泪凝成。她们个个都有一肚子无法诉说的委屈,人人手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欢声笑语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无法消除的苦恼与难以抚慰的伤心。

在这个“天堂”中,我邂逅一个外号人称“李全憎”而我却认为并不可憎的姑娘,美丽而深沉,卓尔不群。她将面临灭顶之灾,我却不自量力地以为能够拯人于水火之中,贸然向她伸出了救援的手。

但是“流水有意而落花无情”。自作多情的结果,是我的一片好心,换来了一场难堪的嘲笑与奚落。

一、解教摘帽,获得“自由”

我在劳改农场经过多年的劳动,其中经过饥饿的1960年,许多难友支撑不住,纷纷倒下了。我虽然全身浮肿,却用“静卧读书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尽量减少活动,居然勉强挣扎了过来,没有死去。到了196210月,我从天津北面的清河农场“转场”(指劳改单位的劳改犯改变拘禁地,不能叫“调动”)到北京南郊大兴县的团河农场。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工作处)1958年办的,共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劳改队,关的是犯人;二大队是“就业队”,是劳改释放后继续改造的“就业人员”;三大队是从少年犯管教所里放出来的未满十八岁的少年,称为“少年职工”;独独没有劳动教养队。为了安置我们这些劳教右派,在农场最最北边一个叫“三余庄”的地方,新设一个劳教中队,附属于二大队,排序为“七中队”。

这个右派教养中队,集中了北京市各劳改单位没有摘帽的各类右派分子四百多名。传说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有了新精神,要起用这些右派分子。因为团河农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粮食定量比较高,每月能吃到四十斤上下“真正的”粮食,而不是“瓜菜代”。公安局分明是打算把这些已经消瘦得脱了人形、大多数人连路都走不动的一群骷髅们,通过休养调理,好把他们“像一个人”地送出公安局的大门。

“起用”的迹象,似乎也有一些,例如几次填表,登记所长,还登记有没有衣服被子之类。但是传说归传说,不久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又一个小道儿消息传来:“起用”的建议,据说是陈毅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否定。我们这些被党遗弃的右派分子们,“解放”的希望从此没有了。与此相应的政策是:永远留在劳改农场,终生继续改造,政府的号召是:“以场为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经过一年多的调养,我虽然没有脱胎换骨,身体却明显地强壮起来。到了1963年仲秋,我终于从“代表政府”的狱警手中得到了一纸“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而且同时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根据公安局的政策,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叫作“摘帽右派”,依旧是右派的身份,接着就是“强制就业,继续改造”,只不过把铺盖卷儿从七中队搬到了二中队,也就是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做一个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有通信自由但是信件还要经过检查、连星期假日外出也要请假的“三等公民”(当时一般认为劳改犯的家属是“二等公民”),除了一年有一次十四天的探亲假,其余一切待遇,包括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伙食标准、劳动强度等等,都和判刑劳改、劳动教养的人没有多少差别。从此开始那更加漫长、没有尽头的“继续改造”生活。

这时候,我已经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早先的朋友嘛,也怕沾上我这个“摘帽右派”受到牵连,大都和我划清了政治界线,不敢来往了。

我在劳动教养期间,前几年不但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连肚子都填不饱,后两年开始有了工资,还从每月27元涨到32元,除去伙食费,再买点儿日用品,也攒不下几个钱。解除教养的那一天,从中队统计员那里领回来的存折,居然还有86块钱的余额,简直是奇迹!

说起领这个存折,还有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故事。

我的工资每月32元,到月底并不是直接发给我,而是由中队统计员做账,存进银行里,存折则由中队统计员集中保管。每月吃多少伙食费、买多少日用品,都由统计员做账,从银行里取出。解除教养的那一天,我在“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字以后,就从统计员那里领回属于我的这个存折。这个存折的封面上虽然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但是到任何一个银行去取,都取不出钱来,而只能到场部的管教股去取。——这是为了避免教养分子盗取存折逃跑而专门设计的对应办法。

我决定把这笔钱取出来。——我好几年没上街、没摸过人民币了,急于要取钱去买东西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我急匆匆地到管教股去领钱。都下午三点了,管钱的干事还没来上班。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一个二十多岁、穿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才扭搭扭搭地扭了进来。我递上存折去,声明全部取出——即便我要存钱,也要找个“真正的”银行,绝不存在劳改农场的管教股!——那姑娘拿起算盘来,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通,然后绷着脸告诉我说:“本金86元,五分钱利息,一共是86元零五分。”

我大感惊讶:我一个月至少能存五块钱,即便按千分之一的月息计算,五块钱存一年也有五分钱利息,怎么我86块钱存了一年多,却只有五分钱利息?我不敢多说,只问了一句:“怎么这样少哇?”

那姑娘抬头瞪了我一眼:“就这么多。你想要多少?”

我嗫嚅地说:“我八十多块钱存了一年多……”

她又瞪了我一眼,轻蔑地说:“你存过钱吗?活期储蓄,每年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把利息都加到本金里去了,你懂吗?”

我还是不大相信:“那么,从七月一日到今天,八十多块钱,存了三个多月,总不会只有五分钱利息吧?请你再算算。”

她不耐烦地拿起算盘,又拨拉了一通,这才不好意思地说:“哦,我进错位了,不是五分,是五毛。这样,一共是八十六块零五毛。”

我对她的算法还是不大相信,不过也不想再跟她磨牙了,就不再说话。接过钱和利息清单来,看了一眼上面的一个小戳子,“王秀英”三个字就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事隔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依旧没有忘记。

解除教养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向指导员请准了假,翻出一套好几年没穿的毛料子干部服,擦亮了皮鞋,揣上我的全部积蓄,大摇大摆地进城去了。

团河农场在大兴县境内,离北京市永定门还有四十多里。虽然有长途公共汽车可通,但是每逢星期天,那车上的人,装得比沙丁鱼罐头还挤,而我又有个晕车的老毛病,车越挤晕得越厉害。因此,我的第一个“自由日”,进的是“大兴县”这个城,而不是“北京市”那个城。

凡是经过几年劳改,一旦得到释放的人,只要兜儿里有几个钱,第一次进城,不把这些钱花完,总是不甘心的。我既然是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状态的控制。只是我花钱的方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罢了。

别人恢复自由后第一次上街,头一件事情就是上馆子。在劳改农场啃了几年玉米面的甚至麸子面的窝窝头,仅有的一点点儿肠油,早就被刮得干干净净了,何况刚刚经过的那三年“自然灾害”,吃的是“糠菜代”,人人肚子里都素得不行,看见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就连猪头肉,一口气也能吃它一两斤。进了馆子,只要口袋里有钱,还不是什么好吃的吃什么?所以,凡是刚从劳改队里放出来的人,就好像从饿鬼道里逃出来的饿鬼一样,这第一个“自由日”,喝醉了人事不省地被抬回来者有之;带上一个旅行包装满了饼干、点心、罐头、鱼肉、烟酒之类扛了回来者也有之;甚至吃得过多送进医院去开刀者也有之;除了极爱面子者之外,独独没有人在衣着打扮上花钱:这是因为几年劳改,学得更加实际了,穿惯了褴褛的衣衫,爱美之心,早已经消失殆尽也矣。

我从小家里管教很严,一生无嗜好,烟酒不沾,也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即便进了劳改队,也只知道读书写作,被称为“苦行僧”,也被称为“三余庄精力最充沛的人”:因为我的衣袋里总揣着一摞旧书裁成的卡片,哪怕在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也要掏出来继续编我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或者继续构思我的长诗《望娘滩的故事》[1],一有了佳句,立刻记在随身携带的“卡片”上。

这时候,我编的词典已经初步完成,正在进行学术著作《浙江缙云方言初探》的写作,很需要到北京图书馆去查看一些数据和参考书。既然我最怕挤公共汽车,于是我决定把我的全部存款用来买一辆自行车。

大兴县的县衙门,清代以前一直设在北京城里的“大兴县胡同”,县境内根本就没有县治。据说直到民国年间,还是如此。1948年北京解放以后,才把县治设在黄村镇。到了1963年,黄村镇虽然已经做了十几年县政府所在地,但依旧是小乡村的规模,只有一条狭窄的土石街道,两旁的房屋低矮破烂陈旧,只有县政府是一座四合院的平房,看样子还是当年地主或官商的大宅院。整条街上,没有一座三层以上的大楼,更没有几家店铺。我到理发店理了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免冠”纪念照,最后到了卖自行车的县五金交电公司。这里虽然只有三间平房,却算是本县除百货公司之外“最大”的大商店了。

走进去一看,车子倒是不少,但是价格都在150元以上。区区八十多元,差着将近一半儿呢!我摸了摸口袋,无可奈何地正想走开,打算到就在旁边的信托公司去看看有没有旧车出售,忽然看见电器部有人在调试收音机,声音洪亮,居然还有点儿低音共鸣。我从小就是个课余无线电爱好者,曾经从矿石机装到超外差收音机,就不由自主地踅过去看热闹。

摆在柜台上的,是一架再生式四管半导体收音机,一级检波,一级中放,一级推挽功放,木制的外壳,面板比一本《红旗》杂志还要大一些,有一个拳头那么厚,安的是一个四英寸的扬声器,难怪声音洪亮而有共鸣。——这种收音机,现在是绝对不会有人欣赏了,但在那个时候,半导体在大陆还是时髦的新鲜玩意儿,特别是像我这样与世隔绝了好几年的老牌无线电爱好者,它那诱惑力,似乎又强烈了好几倍。

调试的顾客嫌它个儿太大,摇摇头,表示不满意。我这个怯老憨(gǎn),却觉得这是一件难得的好宝贝。一问价格:七十元整。虽然相当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却是我目前的经济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我捏了捏兜儿里的钱,决定不是买车子好呢,还是买半导体收音机好。

买车子,还要攒七八十块钱,这对我这个每月只能储蓄五六块钱的“一级农田工”来说,意味着还要勒紧一年半裤腰带;而“得到自由”以后,再要像教养时期那样清心寡欲,似乎也太难了点儿。如果买半导体收音机呢,现在就可以捧回劳改农场去,而且无疑能够引起轰动效应。

我犹豫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几乎掏干了我的全部积蓄,买下了这台颇为笨拙但却肯定能给我带来欢愉的半导体收音机。

二、风流潇洒,骗她一回

我喜滋滋地捧着这台罄我所有方才买下的“爱巴物儿”,高兴得像是叫花子拣到了宝贝,边走边听。偏偏这时候老天爷瞧着我有气,挺好的天儿,转眼之间堆上了乌云,竟像夏季似的,不大不小的雨点儿就砸了下来。从县城回到我的住地,足有七八里路,小跑也得半个小时,那时候我32岁,经过劳动改造,思想改得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身体倒是明显地强壮了不少。194910月,我在湖北雨中行军,膝盖以下的裤子从来就没有干过,加上饥一顿饱一顿,早上天不亮吃六大碗米饭,要到天黑了才能吃到下一顿六大碗,吃完了倒头就睡,也顾不得烧热水烫脚,123到了重庆,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肚子一饿就疼,两膝酸痛得迈不开步子,严重的时候,上食堂买饭都要扶着墙走;1956年又发现肺里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加上神经衰弱夜里睡不着觉,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身体衰弱得像老头子似的。劳改了几年,根本没吃药,什么病都没有了,连肺瘤都奇迹般地自行消失了;扛着二百斤的米袋能上跳板,抬着四百多斤的抬儿能上坡,淋着雨插秧割麦子更是常事儿,这点儿雨,还不至于把我给淋化了。但是我心疼这架罄我所有买下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一种典型的“舍命不舍财”的心理。四面一看,前面不远处就是长途汽车站。我紧跑了几步,钻进了候车室。

候车室里人特别多,其中至少有一小半儿是跟我一样暂借这个屋檐下聊避风雨的。大厅里仅有的几排靠背椅子,早就挤满了人。我反正闲着没事儿,就把半导体打开,找个窗台放下,入神地听电台播送的音乐。

我眼睛看着窗外天空,并不注意周围人对我有什么反应。那年月,不但见过半导体收音机的人少,许多人更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多一会儿,在我的周围,就围上了好几个人,睁大了惊讶的眼睛,瞪视着这台没有电线连着的“话匣子”,窃窃私语。

“瞧,这台收音机不用电!”

“不是不用电,是用的干电池。”

“我家街坊有个耳机子,根本就不用电。”

“不用电的是矿石机,只能用耳机子听,有这么大声音么?”

“对了,这机子不但声儿大,杂音还特别小,不像我家那台电匣子,嗡嗡嗡的比唱戏说话的声儿都大。”

“这音乐可真好听,好像千军万马。”

“好听什么呀,乱糟糟的,我就爱听评剧。”

……

我无意间转过头来,发现注视着收音机大发议论的,是两个姑娘。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白衬衣外面,套一件大红色开襟毛线衣,梳两把小刷子,无非是尽量把自己往小里打扮;一张倒长着的瓜子脸,倒还白净,但是缺少红晕,是那种属于缺少美感的苍白,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不胖也不瘦,尽管不是婀娜多姿,也还胸脯丰满,腰身苗条,虽然不是美女,至少还看得过去,不算丑姑娘。另一个大约十五六岁,身高绝不会超过一米五,圆圆的脸蛋儿白中透红,两只挺大的眼睛滴溜乱转,还是双眼皮儿,最显眼的,是两只特别高大的乳房,把米黄色夹克衫的前胸部位顶起老高,和她的年龄与身高很不协调。看她们的模样,不论个子高矮,都已经是成熟的少女,但看她们的言语神态,却又天真烂漫,憨态可掬。最为突出的是:两个人的双手,手背部分都比一般人要黑得多,而手腕以上,却又都是白白的了。也就是说,黑白之间,在袖口部位有一条颇为清晰的分界线,一望而知她们都是穿着长袖子衣服经常在野外劳作的人。

多年的监禁,跟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触,一旦接近了,不免有一种天然的异性相吸的感觉。见她们盯着我的爱巴物儿议论起来喋喋不休,久久不肯离去,不由得引起了我与她们交谈的兴趣,就把收音机的后盖板打开,指着底板和电池对她们说:“这叫半导体收音机,用的是四节一号电池。如果加一个电源变压器和整流器,也可以用交流电。正在播放的音乐,叫作《威廉·退尔序曲》,是一首世界名曲。你说的不错,乐曲描写的,正是起义的老百姓骑在马上杀向战场的场面。”

年长的一个听见我肯定了她的说法,来了兴趣,不无自负地说:“怎么样?我说好听吧?原来是世界名曲呢!”

年幼的一个不服气,噘了噘小嘴儿说:“世界名曲又怎么样?我看就不如新凤霞唱得好听!嗨,能换个台,来段儿评剧吗?”

年长的一个却不同意地说:“评剧太贫,翻来覆去老是那一个调调儿,能不能放一支舞曲?我就爱听舞曲。”

我笑着摇了摇头:“这不是录音机,想听什么就来什么。放什么,可得听人家电台的。”

我见那小姑娘显出一脸失望的样子,尽管许久没听的名曲还没有放完,也还是违心地转动了旋钮,把整个频道上的电台都选择了一遍,最后停留在一个播放京剧的电台上。唱的似乎是《赤桑镇》,那嘶哑的黑头唱腔,分明是包文拯。

年长的那个立刻叫了起来:“难听死了,哇啦哇啦的,吵得人脑浆子疼,还不如刚才那个好听呢!快换回来吧!”

年轻的一个马上表示异议:“就是京戏,也比那个好听,甭换,甭换!”

我不禁又一次笑了起来:“你们这一争,我可就无所适从了。干脆让它歇一会儿吧!”说着,“啪”的一声就把收音机关上,又随口不经意地问:“你们两个,是同学还是姐妹?”

年长的一个白了我一眼,以一种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这个人好没眼力!如果是同学,我比她大五六岁呢,我该是个大学生了,她还是个初中生,怎么能是同学?如果是姐妹,你看我是长乎脸儿,她是圆乎脸儿,再说,你看她那个儿……”

这句话没说完,年幼的那个不乐意了,嚷着说:“你老说我个子矮,就不说我才十五岁,人家还长个儿呢!”

年长的半真半假地损她:“你尽长心眼儿了,还长个儿哪?长抬头纹去吧!我十五岁那会儿,就有现在这么高!”

年幼的无法辩驳,有点儿强词夺理了:“你们家吃什么?我们家吃什么?我要是从小就喝牛奶,能不长个儿么?”

年长的仍不饶她:“说那个干什么呀?人家喝棒子面糊糊的,也长一米八的个儿,你怎么不说你十三岁就……”

这句话没说完,年幼的急了,扑过去就要撕她的嘴,年长的并不跟她玩儿真的,只是嘻嘻地笑着往后躲。在这样的场合,我这个“外人”,只好临时充当一下“和事佬”,用打圆场抹稀泥的口吻说:“个儿高的,亭亭玉立;个儿矮的,娇小玲珑,各有各的好处,有什么好争的?女大十八变,十八岁以前,总还要长点儿个儿的,何况女人生一次孩子,骨节松一松,还有可能窜起一寸两寸来的呢!”

年长地瞟了我一眼:“你是卖膏药的,还是说相声的?一张嘴,倒是真能白胡的呀!”

我笑笑:“我既不是卖膏药的,也不是说相声的,我是个写小说的。我来猜一猜,你们两个,都是农场的工人,对不对?”

年长的正要支吾,年幼的究竟好哄,已经承认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笑笑:“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们两个,脸蛋儿长得又白又嫩,两只手却特别黑,可见你们是戴着草帽、捂着口罩在野外工作的。我猜得对不对?”

年幼的听我说得风趣,立刻忘了刚才的争执,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你是个侦探吧?”

我幽默地点点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因为我写过侦探小说,多少也懂点儿侦破学、推理学;说不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客户的委托。现在我再来猜一猜: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天堂河二分场的职工?”

这一回是年长的表示惊讶了:“大兴县有那么多农场,你怎么就判定我们是天堂河农场的?”

我一本正经地娓娓道来:“大兴县尽管有好几个农场,可是劳改农场不许犯人随便外出,国营农场没有女队,除了公安局办的农场,谁也不敢招收未满十八岁的‘童工’。只有天堂河……”

“看起来,你对这里的农场还一清二楚的呢!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你知道这里附近有一个国务院农场么?实话告诉你们,我的单位直属国务院,我常常到国务院农场来参加劳动,别的情况不大清楚,附近有几个农场,倒是听说过的。”

我说的话半真半假:说真,那是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事情;说假,因为现在国务院农场根本就不存在了,早已经交给团河农场,成为二大队的二中队,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中队。可是附近的居民叫习惯了,依旧把二大队二中队叫作“国务院农场”。我说我是“国务院农场”的,也不算全是瞎话。

她们两个互相望望,分明是不知道大兴县有一个“国务院农场”。看看我的仪表,一身笔挺的料子干部服,戴着眼镜儿,头发镜光,皮鞋锃亮,文质彬彬,相貌堂堂,不由得不相信。

我心里暗笑:看起来,当一个骗子并不难,至少骗骗这样的黄毛丫头,凭我这样并不高明的骗术,就能一骗一个准儿。

年长的听说我是国务院的干部,立刻对我尊敬起来,也亲近起来,自负地说:“我父亲也是个干部,他是宣武区区政府的。”

“还是个科长级干部呢!”年幼的帮她做了注解,也为她刚才说的“你家吃什么”做了注解。

年长的叹了一口气:“科长级干部,管个什么用?要是再大点儿,我就不至于……”

据我所知,天堂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治安处办的。这里既不是劳改农场,也不是劳教农场,而是另有一个名称,叫作“组织劳动农场”。这是新中国特有的一种农场,别的国家,估计不会有。凡是到这里来劳动的人,都犯有某种小过失,例如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乱搞男女关系或搞同性恋、卖淫次数不多的暗娼等等,虽然不够判刑和劳动教养的条件,可是已经被机关、学校、工厂开除,变成了“无业游民”,或者不服从组织分配,逃回北京来,变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于是就用“组织劳动”的名义,把这些“社会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劳动生产,由公安局治安处管理,名义上不算处分,实际上带有半强制性质,不是“自觉自愿的自动组织”,而是“强迫性的被组织”,你不愿意来,根本不行;来了,如果表现不好,还要“升级”为劳动教养或者判处徒刑呢。

这种不属于劳改处管而属于治安处管的“准劳改单位”,北京市公安局系统中也有好几个,例如琉璃河沙石厂、东北旺苗圃等等,都属于“组织劳动”范畴。其特征,第一是带有强制性质,第二是员工中没有工会的组织。后来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强制劳动”(简称“强劳”,着重于劳动,属于劳动改造范畴)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于交代问题,属于拘留审讯范畴),都是公安局办的类似组织,也可以说是“组织劳动”或“劳动教养”的“学前班”或“预科”。

整个天堂河农场一共有十个分场,其中二分场全是女性,共有五百多人。这些“叛逆的女性”,在公安局办的强制性农场里,不敢不老实,但是每逢休息日,简直是放虎下山,折腾起来,依然相当厉害。每逢天堂河农场放假,北京市的治安警察和“小脚侦缉队”就要比平时忙碌得多。

团河农场三大队的“少年职工”,都是少年犯管教所期满释放出来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小闯将”。这些人年龄虽小,却大都是性早熟者。团河三大队和天堂河二分场相距不到十里路,这些少年职工夜间偷偷儿跑到二分场去“偷香窃玉”,把女流氓勾引出来钻玉米地,或者因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的故事,就像我这样的被监禁分子,也是时有所闻的。特别是我解除教养到了“国务院农场”这个就业中队以后,队里就有好几个“二劳改”或娶了天堂河农场的女职工做老婆,或者和那里的女流氓勾勾搭搭地做“露水夫妻”。尽管我到二中队还没有几天,但是听说过的这种“风流轶事”,为数还真不少。对于这个人间“天堂”里的秘密,我早就产生兴趣了。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自由日”,鬼使神差,无意中让我碰上了这两个“天堂神女”,我怎么可以失之交臂,当面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呢?既然人家并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我何不将错就错,或曰冒一次险,去一探这就在北京郊区但却鲜为人知的神秘世界呢?

我灵机一动,就说我是个作家,很想去闯一闯这个禁区,体验一下生活,请她们俩一定帮忙。

年长的犹豫半天,为难地说:“我们那里,是女人的世界,在宿舍里,穿得很随便,绝对禁止男人进去的,我怎么好带你去呢?再说,我也不认识你呀?”

我笑笑:“女人的世界,不让男人观光,这个我能理解。照我想,大概是怕发生问题吧?你看,我是个不规矩的男人么?再说,那么多姑娘在里面劳动,她们的父兄,难道都不许去看望一下?可见不许男人进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看去的是什么人。如果说咱们不认识,这个好说:昨天咱们不认识,今天,往后,咱们不是就算认识了么?”

年长的还迟迟不敢答应,年幼的胆子似乎比她大得多,插嘴说:“张姐的顾虑也太多了,这位同志是国务院的干部,又不是玩儿闹的,准不会惹事儿,你怕什么?要是你觉得不好说话,我出个主意:就说他是你家的什么人,给你送什么东西来的,先到分场部登记,正大光明地去看望你,队长还能不让你接见么?”

我连说这是一个好主意,要她照办。年长的还有些胆小,说是一旦拆穿了西洋景,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又指着年幼的推托说:“这个主意,可是你出的,为什么不说他是你的大哥或者叔叔什么的呢?”

年幼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废话!你不知道队长三天两头往我家跑?别说我家里有几个亲戚队长一清二楚的了,就连我家有几个瓶瓶罐罐儿,队长们全都明明白白的,我蒙谁去?不像你,你爸是个科长,你自己又是个班长,队长对你特别相信,却不知道你家里究竟有几个哥哥、叔叔、表兄、表叔,偶然说一次瞎话,队长又不是神仙,能知道什么呀?”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年长的似乎也不好意思推托了,只好点点头,表示答应,当即商量好了:我算是她的小舅舅,是因为到固安县出差,路过天堂河,她妈让他顺便给她送东西来的。——舅舅嘛,不算她家的人,队长问起来,也好支吾。

我把收音机的后盖板安上,正打算装进纸盒子里去,年幼的一眼看见纸盒上印的字,叫起来说:“这个话匣子还是福长街出的呢。我家就在福长街住,怎么连我都不知道那里有个无线电厂呢?”

年长的又损了她一句:“可福长街上有几家饭馆儿,你一定门儿清吧?”

我们三个说着笑着一起走出了车站。这时候,雨点儿已经变小,只剩下牛毛细雨还在连绵而下,倒有点儿像是“毛毛雨,下个不留停”的江南秋色。走到街上,尽管还有似雾非雾的潮气扑面而来,雨伞倒是用不着了。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上街去买必要的手持道具──带给我“外甥女儿”的东西。

走在路上,我们彼此通了姓名,得知年长的姓张名慧芳,家住市里西什库草岚子胡同四号,也就是中共建政前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关过许多共产党员的,连现任北京市市长都在那里面关过,现在改作机关宿舍了。她还特别关照我:她舅舅叫赵振华,是北京机床厂的技术员,今天是到固安县出差回来,顺便给外甥女儿送点儿东西的,如果队长问起来,可千万别说错了。看起来她倒是真有这样一个舅舅,只是从来没有今后也不可能会到这里来给她送东西罢了。那个年幼的赶紧也自报姓名:她叫刘桂芳。刚才她已经说过,家住前门外天桥福长街。──我知道,那里1949年前是贫民和下等妓女的聚居地,这姑娘的家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囊中羞涩,拢共只剩下十几块钱了,不敢多买东西,时近中秋,月饼已经上市,不但是节令食品,豆沙、枣泥、自来红之类,六两粮票能买十个,不过两块多钱,就装了一匣子,再买上两斤杂拌儿糖块儿,一共才六块多钱。想到她两手黧黑,又给她买了几副线手套。这时候已经将近十一点钟,按说我应该请她们吃一顿饭的,可是口袋里剩下的几张票子,只够我一个人吃的了,无可奈何,只好不提此事,回到汽车站等车。

从黄村车站坐汽车到天堂河农场二分场,应该在“天宫院”站下车,大约六七里地,票价两角。这里是始发站,几乎任何一趟往南去的车都经过天宫院,所以不出十分钟,我们坐的车子就开动了。

“天堂”神女,笑声爽朗

多变的天,有点儿像小孩子的脸,哭笑无常:车子开出黄村车站的时候,小雨已经停住,仅仅不过十几分钟,车到天宫院,那斜风细雨又来劲儿了。好在下车以后往东走不远就看见一排排灰色的平房,二分场已经在望。

我正要催促她们两个紧走几步,小桂芳倒站住了,歪着个小圆脸儿问慧芳:“张姐,你就这样把‘舅舅’带进分场去么?”

慧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也站住了脚,反问:“我不带他,他进得去么?”

桂芳耸了耸鼻子,做了个鬼脸:“你就不想想,固安到北京的车,是打南边来的;咱们的车,是从北边来的。怎么就那么巧,一南一北两趟车同时到达天宫院,偏偏又碰上了你舅舅?”

慧芳“噢”了一声,醒过茬儿来,先用一个指头点着她的太阳穴,明夸实贬地说:“就你鬼心眼儿多!”接着转身对我说:“看见没有?进大门东边第一排朝北的房子,就是分场部。我们两个先回中队,你慢慢儿走。碰见值班的问你,你就说是‘接见的’。就凭你的模样儿,她们不敢怎么着你。管教干事要你登记,你可别忘了你叫赵振华,是北京机床厂的技术员;我是三中队一班的。”

“接见”一词,在报纸上只用于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在公安局,那档次可就低了:指的是劳改队的人见家属。可是偏偏反过来用,不是指劳改队里面的人“接见”家属,而是家属“接见”在劳改队里面的人,从语法上说,“主次颠倒”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被接见的”。但是这种“语法混乱”的语言,在劳改队已经使用多年,无法更改了。于是,我就成了张慧芳的“接见的”了。

我连连点头。小桂芳向我飞了一个媚眼,教导我说:“干这种事情,胆子要放大点儿,自己认定张姐就是你的亲外甥女儿,心里就不会发慌了。”说完,冲我嘻嘻一笑,拉着慧芳,迈着小碎步,低着头、顶着雨飞也似的往前走了。——看起来,她是个说瞎话的行家,年龄虽小,却蛮有资格做我老师的。

天宫院村子附近,都是沙土地,还有好几个大沙包,所以虽然刚刚下过雨,现在也还下着,可路上并不泥泞。进入农场区以后,土地就平整多了。通往二分场大门的路两边,东面是葡萄园,有的整条篱架上的葡萄已经摘光,有的篱架上还挂着一串串鲜红的玫瑰香葡萄。因为下雨,没有人采摘,只有几个半老的妇女龟缩在路边用苇席搭的窝棚里向外探头探脑;看见我服装高档,手里提着东西,只顾走路,既没有拦我,连问也没有问我。

农道的西面,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已经修好了排灌系统和栽植沟,有的床面上挖出了一个个深坑,看样子,大概打算种果树。

慧芳要我慢慢儿走,以免她前脚刚进门我后脚也到。但是在这淅淅沥沥的连绵秋雨中,我连雨伞都没有一把,要我安步当车,不但难为了我,环境气氛也都很不相当。可是我不得不听从她的安排,让自己装出一副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来,东张张,西瞧瞧,有时候干脆还驻足凝神远眺,以便把在路上的时间尽量拉长。

走过了三五百米,离分场大门越来越近了。忽然一个奇异的场面吸引了我:一条东西向的果树栽植沟上,有三个姑娘在雨中劳动,远的两个看不太清楚,靠近大路边儿上的一个,穿一件白色长袖衬衫,罩一件深红色毛线背心,也没戴草帽,头发上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流,有的在下巴那里滴落,有的就顺着后脖颈流进了脖子里,身上没有一处是干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沙,手持一把桃形锹,正在挖一个果树栽植坑。她站在坑底,一锹挖上来的沙土,有一半儿掉回坑底里去了。那种不是干活儿的架势,那种狼狈的样子,不用问就知道是个从来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的新进人员。我不禁有些同情起她来,反正我不忙着赶路,就走过去问她:“小姑娘,下雨天,人家都收工了,怎么你们几个还在坚守岗位呀?”

那姑娘抬起头来,用袖子抹了一把满脸的雨水。呀,好漂亮的一张瓜子儿脸,大概是在料峭秋雨中冻的时间长了,显得有几分苍白,缺乏姑娘们脸上的那种红晕。她看了看我,见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神情和语态一点儿也不轻佻,叹了一口气,说:“今天上午的任务是挖苹果坑,定额两个,谁挖完谁走。我从来没挖过,挖上面还行,挖到下面,铁锹耍不开,土铲不上来……”

“什么规格?”

“直径一米,深一米。”

我把东西在埂埝上一放:“你上来,把铁锹给我!”

尽管我用命令的口气跟她说话,可她只是瞪大了惊讶的眼睛,没有执行。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用疑问的口气问我:“您是?”

“我是市局来的,找你们分场部办点儿事儿。我帮你把活儿干完了,你带我到管教股。”——我正想找个理由多耽误一会儿时间,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所谓“市局来的”,本是一句模棱两可的糊涂话,怎么理解都行。凡是市级的局,不论邮政局、税务局、教育局、卫生局,都可以叫“市局”。但在某一系统中,“市局”只指本单位的市级局机关。天堂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办的,因此我说的虽然含糊,她的理解却很清楚。一听我是“市局”的人,她不敢多说了,撑着铁锹艰难地从坑底爬了上来,把铁锹用双手递给我。尽管我明明看见她在冷风中有些瑟瑟发抖,苍白的脸上,居然也漾上了一丝儿淡淡的红云。

经过好几年的劳动锻炼,在沙土地上用桃锹挖一个一米深的坑,而且开口一米,对我来说,已经跟玩儿似的了。我根本就不跳下坑去,只站在坑边,用两臂的力量把锹头扎向沙土,再端上来,这一锹沙土,少说也有十来斤。回想我刚到清河农场的时候,用瓦片形的“筒子锹”挖那能把皮鞋后跟粘掉下来的黏胶泥,挖不上三锹就“耍锤”,急得人真想用手去抠,那个困难劲儿,才叫不好受哩!比起这个姑娘挖的沙土坑来,难度大多了。

我一面挖,一面跟她说:“往后如果还干这种活儿,要准备两把锹,一把长把儿,一把短把儿,挖到坑底,就改用短把儿锹。如果找不到短把儿的,就用铁锨把沙土挖松了,再用一个没把儿的锹头端,也比这长把儿的好使。看样子,你是新来的吧?劳动还没过关?”

她惨笑了一下:“我来了也有半年多了。刚来的时候,用小车平整土地。这里原本是十几个大沙包,都是我们用小车推平的。干那个活儿,我管拉襻,倒也还行。后来又到放水班看了一个多月水泵,上个月刚编进生产班来的。我以前没干过铁锹活儿,特别不行。”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怎么到这里来的?”我以“市局干部”的口气,单刀直入地问。

她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说了实话:“我叫李全真,二十一岁了。我是学舞蹈的。一九六一年舞蹈学校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歌舞团。那边的生活实在太苦,连肚子都吃不饱,特别我又是跳舞的,更顶不住,就跑回北京来了。在家里待了一年,没有户口,粮食供应、工作,都解决不了。想回陕西吧,那边已经把我除名了,回不去。派出所的民警说:要想报上北京户口,除非到农场去。我想想,干几天农活儿锻炼锻炼也好,先把户口报上再说,所以就到这里来了。没有想到,这里的人,全是……全是……”

她没好意思说下去,我给他接了下茬儿:“全是流氓、小偷儿,是不是?环境不好,这可就得看你自己的了。你懂得‘出淤泥而不染’这句话的意思么?”

她脸一红,低下了头去:“我懂……”

在她手下十分艰难的活儿,到了我的手上,也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就干净利索地收了尾,坑壁直上直下,坑底见棱见角,保证验收合格,绝不会像她干的活儿:坑底像个锅底。我把铁锹递还给她,示意她赶紧收工。

她再三表示感谢,说话正正经经,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谄媚或者讨好。有她带路,所有关口再也没有人来问我一声。到了大门口,她让一个值班的中年妇女把我带到管教股,她就回自己宿舍里去了。

中年的值班员把我带到一个门上钉有“管教股”木牌的房门口,推开半条门缝儿,喊了一声:“报告陈干事,有家属来接见!

里面答应一声:“进来!”我就大大方方地推门而进。那个女值班员完成任务,回大门口去了。

管教股办公室不大,有两张面对面相拼的办公桌,桌后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齐耳的短发,便装。旁边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桃形的圆脸粉白细嫩,简直吹弹得破,薄薄的嘴唇皮,一笑俩酒窝儿,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糯米牙,特别是那两只双眼皮儿的大眼睛,简直大得出奇,已经不是“水汪汪”、“滴溜乱转”、“会说话”之类的词语所能描写的了。我简直奇怪,天堂河农场,怎么尽收罗最漂亮的姑娘?

中年妇女见有人进来,立刻把谈话进入尾声:“那么你就先把怎么从新疆跑回来,跟你一起回来的都有哪些人,一路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谁能证明,都详详细细写出来。别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

那姑娘答应着,站了起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她那辫子之长,超过了膝盖,为我生平所未见。如果解开了,也许能到脚后跟儿吧?

微胖的中年妇女,不用问,当然就是管教股的陈干事了。我说明来意,正在琢磨如果她问我要工作证我怎样找借口,没想到她根本不问我这个,只是翻出本子来,问了我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单位,看的是某队某班某人,我照慧芳教我的背诵了一遍,她就摇电话叫三中队的队长来带我去“接见”。──这一关居然如此好过,是我所未曾料到的。也许是我的堂堂仪表和从容谈吐,竟把这个老牌警察的眼睛给蒙过去了吧?

来的队长居然是个男人,这可又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这个男队长年纪已经五十开外,一副老实农民的形象,估计是个资格老、能力差、文化低的复员军人。他把我带到分场部北面的第三排房子,推开一间房门,朝里喊了一声:“张慧芳,你舅舅看你来了。”却站在门外,并不进去。

慧芳在门里答应了一声,一蹦就蹦了出来。一看见我,扑上来坠着我的胳膊就叫:“舅舅,你今天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您可从来没上这里来过呀?”她那一副亲热的样子,谁也不会怀疑我不是她的亲舅舅。真是个好演员,根本用不着导演教她,就把戏演得很到位。

我庄重地笑笑,用亲热的口气说:“我去固安出差。你妈说你上个星期休息没回去,叫我顺路来看看你。”

老队长见我们“接上了关系”,瞧那场面也不像是假的,就说:“你们进去谈,进去谈。”

慧芳放开我的手,转身拉住了老队长,半带撒娇地说:“我舅舅来了,您不审审他,也得跟他说说我怎么不听话、怎么表现不好、让他往后好好儿地管管我呀!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再说,我舅舅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总也得孝敬孝敬您哪!”说着,硬是把老队长拉进宿舍里去摁在炕沿上坐了下来。

我打量宿舍里的景况:一间宽约五米、深约八米的长方形大房间,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土炕,两炕之间有一条一米多的过道,每条炕上十个铺位,炕沿上面各拉着一根铁丝,搭着毛巾、裤衩、袜子、乳罩之类。宿舍里的人,这时候有焐在被窝儿里的,有坐在炕上干自己的事情或聊天打闹的。刘桂芳看见了我,悄悄儿跟我眨了眨眼睛,没敢打招呼。老队长从衣兜儿里掏出一包“大绿叶”牌香烟来,不好意思地递一支给我。我连说:“谢谢,不会抽。”旁边一个烫着鸡窝头的姑娘笑着损他:“寇队长姓寇人更抠,一个月挣七八十块钱,还抽这两毛钱一盒的‘大绿叶’,要像我们这些挣二百七十毛一月的,还不得抽六分钱一盒的‘蜜蜂’啊?这样的烟卷儿,怎么待客呀?收起你的来,抽我的吧!也不太好,至少是‘海河’的,中不溜儿!”说着,从枕头边拿起一盒烟来,递一支给我。

我赶紧站起来恭谢不迭,连连说我确实不会抽烟,绝不是嫌队长的烟不好。再说,我要是真会抽,出门在外,身上能不带着烟卷儿?

那姑娘见我说得在理,也不勉强我,扔了一支给老队长,自己叼上一支,擦火柴点着了,却不理老队长。看起来,她们跟队长之间的关系比较随便,至少是和这个男的老队长之间没有什么隔阂,不像劳改队或者教养队的队长,老是绷着个脸,动不动就训人。

老队长自己点上了烟,我就斜着身子和他面对面在炕沿上并排坐下,摆出一副要跟他长谈的架势来。慧芳急忙给我丢眼色。我一时间不明白她的意思,不便动作。她可憋不住了,抢在前面对我说:“妈也真是!我不是写信告诉她上个星期我临时有任务不能回去,下个星期让我休息四天么?就她老不放心,又打发您来检查我。我问您,我要妈买的手套,您给我带来了么?”

我醒过茬儿来,她这是要我当着队长的面把东西交给她,以便把戏演得更真实些。我顺着她的话茬儿说:“你妈倒不是不放心你,反正我出差去固安,路过你这里,就让我顺便来看看。再说,你来这里都快两年了,我还没来看过你一次呢,不是显得我这个舅舅对你太不关心了么?你要的手套,你妈让我给你带来了。你妈说:过不多久就是中秋,你们单位,中秋节放不放假可没一定,叫我把月饼也给你带来了。”

说着,我把手套和糖果、月饼都取出来,放在她的铺位上。

我们俩的对话,其实事先并没有经过设计。这有点儿像是新中国成立前跑码头戏班演的“幕表戏”,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只由班主讲一个故事梗概就上台,所有台词儿,都由演员在台上随意编。

慧芳抓起一把糖果加上两个月饼愣要往老队长手上塞。这一来,憨厚的老队长有些不好意思了,把月饼放下,只捏起两颗糖块儿来说:“马上就要吃饭了,月饼你就留着到中秋再吃吧。回头你到干部食堂给你舅舅打个好菜,就说是我说的。”说着,站了起来,对我说声“你们聊,你们聊”,就出去了。

队长一走,宿舍里立刻热闹起来。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班长请客吧!”慧芳就抓起一把糖果来往对面炕上撒了过去。一帮姑娘们,原来都在自己的铺位上横躺竖卧着,看见天上下起了“糖果雨”,立刻扑了过去,像小孩子扑蟋蟀似的,一个个都撅着屁股抢起糖块儿来。连原本焐在被窝儿里的,也掀开被子,只穿着三角裤戴着乳罩就和大家滚成了一堆儿,嘻嘻哈哈地笑个不住。对面炕上还没有抢完,慧芳又抓起一把来,往身边的炕上撒去,于是两边炕上,全都跌成了一堆,乱成了一片。

我冷眼旁观,只有对面炕上最北边靠墙脚的一个铺位上,坐着一个戴眼镜、剪短发的圆脸儿姑娘,手里捧着一本一寸多厚的外文书,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在看,就好像在图书馆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得好像一片沙漠。我心里暗暗纳罕:在这种地方,怎么竟也有这样的“女学士”?

慧芳的铺位是南头窗户根儿下面的第一个,小桂芳的铺位,就挨着慧芳。因为糖块儿是撒出去的,铺位在中间的人占了便宜,两头的人很难抢到。小桂芳不知道是因为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庄重的神态来呢,还是有自知之明,心知根本抢不到,只是笑着,没有参加哄抢。慧芳当然不会忘记她,特意挑选几颗高级一点儿的,扔到了她的怀里。俩人对视了一眼,会心地笑了。

这一来,可让明眼人看见了,嚷了起来:“班长不公平,有偏心眼儿!”说着,一窝蜂地拥上来要抢那没有撒完的糖块儿。慧芳见她们来者不善,一不做二不休,把剩下的糖块儿分成两堆儿,三把两把全撒在两条炕上。于是,除了看洋书的那个女学士和拿着劲儿的小桂芳之外,又一次全都卷进了“哄抢”的漩涡之中。

我买的两斤杂拌儿,总数至少有一百多块,这会儿宿舍里不到二十个人,就是平均分配,每人也有十来块;这么一抢,可就不公平了,而且慧芳自己连一块也没吃上。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倒有些后悔不该全拿出来,或者专门给她买一斤更好的,悄悄儿再给她了。

热闹的浪潮刚刚平息下去,房门猛地被踢开,冲进来一个全身湿透了的姑娘,嘴里喊着:“这鬼天气,早上还好好儿的呢,说下就下起来,把姑奶奶淋坏了!”说着,先脱了长裤,接着把上衣扒了个精光,从铁丝上拉下毛巾来,从头擦到脚。我看见她那一身皮肤,几乎没有一处不是乌黑油亮的。她冲进门来的时候,瞥了我一眼,明明知道房间里坐着一个大男人,可是脱衣服的时候,却连一点儿顾虑也没有,三下两下就把外衣外裤都脱光了,只是没有脱掉三角裤,而是在脱上衣的时候,略略侧过一点儿身子去,可是两只丰满而乌黑的乳房,还是袒露无遗。是她进来得太慌忙,没有反应过来房间里有男人?还是她根本就没有羞耻之心,在男人面前脱衣服,早就无所谓了?

她旁若无人地擦干了身上的水迹,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件花衬衣来披上,这才再次瞥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终于拉开了被子,钻了进去,把半湿的三角裤也换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是不是又去帮那个‘七王妃’干活儿了?”

她一边换衣服,一边回答左邻右舍的问话:

“谁叫咱家我跟她好呢,这叫舍命陪君子,心甘情愿,没得可说。”

“说她是‘七王妃’,她可并不真是王妃呀,怎么就那么娇气,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定额,咱们大家伙儿全都早早地完成了,独有她一个人干不了,有你帮着她,还这么晚才回来!”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她这个人,其实一点儿也不娇气。你是不知道,自从她被送到这里来以后,一颗心可还挂在人家王子的身上,一想到他就哭,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没看她来的时候又白又胖的,现在都快变成瘦猴儿了,哪儿来的劲儿?要是让她一个人干哪,还不得天黑了见?”

“她们班里,就没人发扬一下风格?”

“大下雨天儿的,又都没带着雨具,这个风格,是不大好发扬。各人干完了各人的定额,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整个工地上,就剩下‘七王妃’和‘假正经’两个人了。你们猜,是谁帮‘假正经’干完活儿的?我现在发布最新新闻,我亲眼看见一个男人在帮她干活儿!只是距离远,看不清是谁。我估计,八成儿准是那个赵技术员!‘假正经’有老情人帮她,‘七王妃’的小情人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我跟她是同病相怜,我不帮她,还有谁去帮她呀?”

“哈,原来也有个王子爱上了你呀?封你做第几个王妃?”

“撕你的臭嘴,我说的是我们两个都被学校开除,都上不了学了!我长得又黑又丑,谁爱我呀!能跟她比吗?”

“这可不一定,有爱孙猴儿的,有爱八戒的;有爱白的,就有爱黑的。我要是王子,一定封你做皇后。──就叫黑桃皇后!”

屋子里爆发出一片哄笑声。“黑桃皇后”从被子里跳出来要撕那个损她的姑娘。两个人在炕上炕下追了一圈儿,逃的人气喘吁吁,连连求饶:“别闹了,给你糖吃。今天班长请客吃糖,你不在,我替你抢了一大把来,能不说是大姐姐特别疼你么?”

“黑桃皇后”看了我一眼,半光着身子一蹦蹦到了慧芳的面前也就是我的面前:“呵,好你个班长,保密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呀!昨天还说你没对象呢,今天就来分喜糖了。老实坦白,什么时候认识的?是自个儿‘扑’的,还是人家帮你‘拴’的?我发扬风格去了,你给我留下多少喜糖?”

慧芳被她说得涨成了个大红脸,嗔着说:“该撕你的臭嘴了!你胡咧咧些什么呀?这是我小舅舅!”

这么一说,“黑桃皇后”那黝黑放光的脸上,也飞上了一朵红云,黑里透红,有点儿像是紫色的了。不过她倒不扭捏作态,而是大大方方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光着大腿,把两个脚后跟一并,胸脯子一挺,敬了一个军礼,一本正经地说:“报告班长的舅舅,我胡说八道,应该受到处分。该怎么处罚,您就发布命令吧!”

她的表演,又一次引起了全房间人的哄堂大笑。我对这个既淘气又义气的孩子很有好感,就手拿起一个月饼来,往她手上一塞,也一本正经地说:“第一,罚你吃一个月饼,第二,罚你赶紧穿上长裤,可别冻着!”

她一吐舌头,说了句“这样的处罚,我愿意天天接受”,果真捧着个月饼跑回被窝儿里去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赞叹:“你倒是一个挺好的演员呢!”

她从被窝儿里探出头来:“我本来就是学演戏的呀!”

我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不料慧芳给我做了注解:“她本来是戏校的,学的是刀马旦。翻两个跟头,比你走路还轻松!”

“你今年多大?为什么不读书了?”我想起她自己说的和“七王妃”是“同病相怜”的话来,冒失地问了一句。问过了,立刻又想到不应该这样问。

她却似乎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过了国庆,我就满十八周岁了。我爸爸是蹬三轮儿的,家里穷,读不起书,干脆就退了学,到这里干活儿来了。”

刚才和她对话的那个女人顶了她一句:“这里挣钱多是不?你倒是想不来呢,可也得行啊!”

她的那张嘴可不肯饶人,立刻反击:“徐姐,你不是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里干得好好儿的吗?一个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比当个局长拿的还多,为什么轻轻松松的打字员不当要到这里来种葡萄?这里的水果好吃,是不?”

那个中年女人吃了一个大窝脖儿,噘了噘嘴想回嘴,却又忍住了,随即抽出一支烟来点着,斜靠在枕头上,不说话了。

我连忙用别的话把她们的抵牾排解开:“你刚才说的‘七王妃’,是不是满清皇族哇?”

“刀马旦”吃吃地笑着,故意卖关子,不肯明说:“这可是真正的国家一级机密,政府不让说,‘七王妃’自己也不让我们说……”

“噢,有这么严重?”我懂得她所说的“政府”,其实就是队长。在劳改队,一个小小的狱警,开口闭口都可以说“我代表政府”,特别是在宣布奖励或者处分的时候。但这里究竟不是劳改队,也不是教养队,这里的人个个还都是“公民”的身份。于是我转向慧芳:“真是那么一回事儿么?”

慧芳笑了起来:“她是学唱戏的,拿什么都当戏演。你要是听她的话呀,咸盐里能长虫子,两口子都得分家!她说的那个‘七王妃’,跟她同年,今年还不满十八岁呢!事情嘛,其实也很简单,不用保密。您想啊,什么事情要是连我们都知道了,还会是什么‘国家机密’吗?不过队长倒是说过的,叫我们不要到处乱说,要照顾国际影响。您是不是听说过,有个邻国的王太子在咱们北京大学读书?有一次,这个王太子和一个中学联欢,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对这个女学生很感兴趣。两个人悄悄儿来往了一个时期,王太子就向这个女学生求婚。他说按照他们国家的习惯,他登基以后,可以娶一百个妃子。他现在已经有了六个妃子,问她愿意不愿意做第七个妃子。小姑娘的父亲,以前是苏联大使馆的翻译,一九五七年划了右派,进公安局劳改去了,如今不但家里很穷,就是勉强能维持到她大学毕业,也不会有好工作分给她,所以哪怕就是做第七个小老婆,也觉得比在中国当二等公民强。她这里一点头,王子那边就通过外交途径要正式娶她做妃子。没有想到,这倒害苦了她:过了不久,她就被学校开除,送到这里劳动来了。至于政府部门怎么答复王太子的,咱们不知道,不敢乱说。我想绝不会有什么好话,无非说她作风不正,是个女流氓,已经被学校开除,送农场改造了这些话吧?”

我一听这个‘七王妃’的父亲原先在苏联大使馆当翻译,是个右派,而且在公安局劳改,不由得一震:“你知道她父亲叫什么名字么?”

慧芳摇摇头:“她在我们这里是个出名的人物,她的事情,大伙儿基本上都知道。要问她父亲叫什么名字,那可就谁也不知道了。”

不料“刀马旦”把脖子一梗:“谁说没人知道?姑奶奶我就知道。她父亲姓王,叫王天意,就在咱们大兴县的团河农场右派队劳动教养。上上个星期天,‘七王妃’去看她爸爸,还是我陪她去的呢!”

我心里好像压上了一块铅,神情沮丧地低下了头,不想再问下去了。世界真小。怎么转来转去,尽碰上“自己人”?她说的那个“王天意”,应该叫“王天乙”,也是团河农场“三余庄庄员”之一。上上个星期天他女儿去“接见”,我还没有离开三余庄,我们大家都看见的,而且一致评为“右派崽子”中最漂亮的姑娘之一。不过我当时的确没注意她身边还有一个黑不溜秋的姑娘。我们只看见老王抱着女儿哇哇大哭,事后他也没说自己女儿已经进了天堂河,没想到这个无辜加不幸的秘密,却让我无意中探听到了。

正在这个时候,钟声响起,这是下班钟,也是开饭钟。房间里的人像开足了发条的玩偶,登时乱转乱窜起来,还在被窝儿里焐着的,赶紧蹬上一条长裤,披上一件外衣,乱哄哄地拿起饭盒饭盆,像牛羊出圈似的,纷纷挤出房门去。慧芳向我打了个招呼:“小舅舅你坐着,我打饭去。”拿起饭盆来也走了。

这时候,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没动:就是北墙根儿那个端坐看书不顾天塌下来的戴眼镜的文静姑娘。尽管房间里的人几乎空了,她却无动于衷,依旧低头入神地看她的书。

我踱到她跟前,搭讪着跟她说话:“大伙儿都买饭去了,你怎么不去?还不饿?”

她抬起头,礼节性地向我笑笑:“正因为大伙儿都去了,所以我不去。”说话中分明带着南方口音。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赶这个热闹?不随这个大流?”

“真有热闹,我还是想看的;真正的大流,我当然随着,我干吗要逆时代潮流而动?不过这时候去排队买饭,却是一种浪费,纯纯粹粹的浪费时间。即便早去的油水大,多给,可那排队的时间白白丢了,岂不可惜?再过半个小时我去买饭,窗口前面一个人也没有,直去直回,该有多痛快?可惜好多人就是想不通这个理儿,一听见钟声响,就好像,就好像饿鬼抢投胎似的……”她莞尔一笑,似乎觉得自己的比喻太粗俗了点儿。

“你看的是什么书?”

她不回答,却把书一举,把封皮朝向了我。我学过三年俄文,尽管多年不用了,单词倒也还记得一些,不由得略略有些吃惊:“托尔斯泰的《复活》?你能看懂俄文本?”

“我是俄专的学生,差几个月就毕业了。”

“怎么上这儿来了?”我这是冲口而出,说完了自己又后悔。这里的人,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故事也都不简单,可是这样的问题,对眼前这样的人,出于礼貌,是不应该问的。

“这个无可奉告。不是国家机密,而是无法跟您说清楚。很可能咱们是两个体系、两个世界的人,彼此之间,永远不可能相互了解的,还是不要浪费精力和时间的好。”

那姑娘侃侃而谈,面无愧色。在她看来,这公安局里面的事情,我一个“局外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我当然不能说“劳改队里的事情我门儿清”,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个我看得出来。在这里,恐怕谁也不会理解你……”

我本来打算多说几句的,再一想,在她的眼睛里,我也是个庸碌小人,仅凭几句话,她也不可能理解我。彼此都是匆匆过客,又何必多费唇舌呢?

这时候,捷足者已经打了饭回来,在各自的炕头吃起来了。菜是西红柿熬茄子,人称“焦赞孟良──红黑二将()”,大米饭倒是挺白的。不久,慧芳也端着饭盆回来了,饭盒里是一个麻辣豆腐,饭盒盖儿上是回锅肉,另一个饭盆里是四个葱油花卷儿。──这是从干部食堂打的饭,也是老队长对我的特别照顾。

吃饭时间,正是这帮女将们最活跃、最开心的时候。说不完的新闻和轶事,当然是以桃色新闻为主。也许因为今天有我这个男宾在座,大家还自觉地收敛了一些呢。

我吃了两个花卷儿,其实没饱,但不能再吃了。这时候,先买到饭的人已经吃完,一个个正在“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弄得房间里烟雾腾腾的;后去买饭的人也陆续回来,正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共进午餐”。

我一眼看见小桂芳也叼起了一支烟卷儿,想起进门来之后一直没有跟她说话,有点儿冷落她了,就借题搭讪:“你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也学会抽烟了?”

“我都十五了,还小哇?告诉您也许您不信,这个玩意儿,我已经抽了两年多了呢!”

“那么你说说,你为什么要抽烟呢?”

“解烦哪!”

“小孩子家,也有烦恼?”

“烦事儿多着呢!比谁都多!”

“噢?你倒是说说看?”

“休息了,别人都回家,就不许我回去;别人都有朋友,就不许我交朋友;别人都上公园,就不许我上公园;别人都可以穿裙子,就不许我穿裙子……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别人都行,一到我这里就都不行了,你说烦不烦?”

我笑了起来:“这还不简单?就因为你年纪小呗!就拿抽烟来说,不管别人抽不抽,我就劝你不要抽。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更不强迫你,我只问你一句:你心里烦,抽支烟,就不烦了?真要有这功能,我也抽!只怕就像借酒浇愁一样,结果是愁上加愁吧?”

我这一席话,说得小桂芳哑口无言,却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

又坐了一会儿,我知道饭后是她们法定的午休时间,一个大男人留在女工宿舍里,总不方便,看看天空,雨已经不下了,就起身告辞。

慧芳也不留我。我提起半导体盒子来,跟刚才说过话的几个人点了点头,算是告别。她们要我下次路过这里的时候再来,“黑桃皇后”说了声“下次我还愿意挨您的罚”,小桂芳还再次跟我挤挤眼睛,给了我一个甜甜的媚眼。我嘴上答应着,心里知道:这种戏,偶尔上演一次倒还可以,经常演出,可就要露马脚了。

慧芳一定要送我到汽车站。既然她成了我的外甥女儿,戏不能不演得更像些,何况我还有许多话要问她呢!

一出大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她那个能读洋书的女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她说:这个人姓王,江苏省常熟人,在俄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不久就相爱并且同居了。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回国之前,俩人提出来要结婚,不料她得到的不是结婚证书,却是一张开除学籍的通知书,罪名是“洋妓”!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洋妓”一词,也是不见于现代汉语词典却在公安局内广泛通行的“专业词语”。所谓“洋妓”,按汉语构词法,应该与“洋火”、“洋蜡”、“洋葱”一样,指的是“外国来的妓女”,但是在公安局,汉语构词法也有例外:“洋妓”指的并不是“外籍妓女”,而是指专门接外籍嫖客的中国妓女。尽管从构词法角度看是不通的,但在公安局内部却通行了许许多多年。这种不合汉语语法的“公安语汇”,在公安局内特别多。除了刚才说过的“接见”之外,例如“吉跑”,如果不告诉你,你把脑袋想破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原来,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北京市取消人力交通三轮车,却无法安置这些年龄不小、又没文化的“三轮车夫”,就把他们移民到吉林省当农民。可是在北京住惯了的“城里人”,不但不习惯农村生活,也不会种地,结果有许多人就跑回来了。他们不算犯罪,可是已经没有了北京市户口,属于“盲流”。他们宁可被收容“组织劳动”或“劳动教养”,也不愿意回吉林去。这些人,在公安局内部,就被称为“吉跑”。

那时候,公安局判断一个中国姑娘是不是“洋妓”,其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不是已经跟洋人睡过觉,至于跟几个人睡过,是拿钱还是贴钱,倒是不理论的。姓王的并不隐瞒,承认自己跟人家同居过,于是罪名就这样成立了。

慧芳接着跟我说:姓王的“女学士”来到这里以后,心里不服,四处告状,说明自己爱的只有一个人,绝没有跟另外一个洋人有过关系,而且阿尔巴尼亚留学生都是公派的,特别穷,上饭馆大都是她付钱,不但没给她买过一件衣服,连那个人穿的毛线衣都是她省下补助来给他织的。但是这没有用,告状的结果,是她被送到这里来,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则提前遣返,谁也没有得到好果子吃。直到今天,她还不服,依旧写了状子到处告: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妇联、国务院、人大,连党中央接待站都去过了。不但什么作用、什么结果也没有,据队长晚上点名的时候说:所有的申诉材料,统统都转回到分场部来了。管教干事也找她谈过好几次,最后警告她:要是再不收敛,就说明她对自己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就要加重处分;也就是说,她很可能要升一级,从不算处分的“组织劳动”上升为“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了。

我又一次沉默下来。慧芳苦笑着问我:“您听了这些话,心里难受,是不是?告诉您吧,像这样的冤枉,我们这里多了去了。就拿徐姐来说吧,她解放以前当过舞女这不假,不过那也是为了生活,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读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当打字员,一个月工资好几百,也不知道谁眼红了,说她挣得比部长、副总理还多,愣是不许她在那里干了,还把她给弄到这里来。你说这叫招谁惹谁了?不就是年轻那会儿漂亮点儿,舞跳得好点儿么?可人家现在快四十岁的人了,连个丈夫都没有。刘桂芳是只知道自己烦,不知道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实呀,谁都比她烦呢!”

她一提桂芳,正是我想解开的谜团之一,就问她刚才桂芳诉的那一大堆苦,究竟是什么意思。再问她:今天不是天堂河农场的休息日,别人都劳动,她和桂芳怎么倒能到大兴县城里去闲逛。

我这一问,没想到慧芳倒显得很为难的样子,沉默着犹豫了好久,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她的事儿,按说我是不应该告诉您的。跟您说实话吧,她的事儿实在太恶心,不大说得出口;不跟您说实话吧,辜负您冒险进了一次‘女儿国’,不收集点儿真实素材回去,又太冤枉了。桂芳的爹,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一九四八年死在战场上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无法生活,流落到北京来。她妈不知道是被骗还是被逼,嫁给了一个在天桥打杂混饭吃的汉子做填房。对方也有一个儿子,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很不松心。时间一长,桂芳其实还没有长大,爷儿俩都打开了她的主意,在她十二岁那一年,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总之是爷儿俩都得手了。这孩子发育得早,十三岁那年就怀了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爸爸的还是哥哥的。学校里发现了,她怕家里打闹、妈妈受苦,还死活不肯说实话,结果落了一个开除处分,强制做了人工流产以后,给送到这里来了。这事儿一做开了头,她破罐子破摔,不管不顾了,干脆就指着这个赚钱,每逢休息日,她就到天坛、陶然亭这些夜里没有路灯的公园去卖,让派出所逮住好几回了。抓住她,她就说是流氓截她,她也没辙;抓不住,她就落几个零花钱。上个星期我们休息,包的汽车都开进院子里来了,我们都准备上车了,有人报告分场部,说桂芳的裙子里面,那条衬裤是带拉锁的。陈干事拦住她掀起她的裙子来一看,立刻发了大火,罚她不许休息,临开车之前,愣把她给扣下了。扣下她,还得一个人看着她不是?这就临时把我也留下了,只为我是她的班长。不过话也说明白了:下次休息,给我补上,桂芳不补。今天是她闹着一定要上街买东西,我们的老队长是孟良崮战役起义的,也许当年就是桂芳她爹的部下,平时对桂芳就有点儿另眼相看,总说她年纪小,是受害者,处处护着她。这次又开了恩,准了她半天假,让我带着她进城去。”

我没有想到这个年仅十五的小姑娘,竟是一只自觉自愿的小野鸡。再往前想想,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她自己,是她爸爸,还是战争抑或社会?我沉默了一阵子,接着问:“咱们俩演的戏,她会到队长那里捅出来么?”

慧芳很自信地摇摇头:“这个绝不会。甭说这个主意是她出得了,即便不是她出的,她这个在福长街长大的孩子,性格脾气我了解,别看她年纪不大,重义气,不出卖朋友,是她做人的第一信条。何况我是她的班长,我管着她的时候,给过她的方便也不少,她不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的。”

尽管我也算是个作家,自谓“阅人多矣”,但是对这个特殊世界里的特殊女人,懂得的实在太少了。我觉得今天收获颇丰,绝不虚此一行。

说话间来到了上午我帮人干活儿的那个地方,我指着一个苹果栽植坑,告诉慧芳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同时给她描绘了一番那个在雨中挣扎着干活儿的姑娘的可怜相,问她可认识李全真此人,为什么就没个人同情她,帮她把活儿干完了一起收工。

慧芳首先对我的活儿干得如此漂亮感到惊讶。接着就说:“您帮她完成了任务的那个李全真,跟‘七王妃’是一个班的。她自己所讲的情况,基本属实,不过也有三条没说清楚:第一,她父母亲都没了,家里只有她哥哥、嫂子。其实两个人挣钱养她一个绝没问题,可她自己要强,不愿意在家里吃闲饭,一定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要想办法拿到北京户口。这可好,挣钱挣到这里面来了。第二,是她自命清高,觉得自己没有犯过错误,跟这里的人都不一样,眼睛里看不起人家,处处不合群儿,还特别爱打小报告:跟队长说这个人怎么不好,那个人又怎么不好;班里甚至全中队的人都不喜欢她,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李全憎’。结果成了孤家寡人,谁都不爱理她了。第三,她自从来到二分场以后,就走上层路线,拼命讨好队长、干事、技术员、统计员这些人,所以这半年多来,她总是干最轻松的活儿。她不是告诉您她在放水班里干过吗?您不知道,果园放水,累起来累死,闲起来闲死。如果一切顺利,只要开一个口子,让水自己流进床子里去,水到了头了,把畦口堵上,就算完事儿,一天也动不了几铁锹;要是不顺利,埂埝上缺口跑水,堵起口子来,那个紧张劲儿,跟打仗玩儿命也差不多。特别是这里的沙土地,跑起口子来,用铁锹铲土根本堵不住。泼辣的姐儿们,就整个人横躺在口子上,先挡住了激流,再让别人在她身后一锹一锹重新叠起一条埂埝来。堵完了口子,姐儿几个是人是猴儿也分不出来了。‘李全憎’是个娇滴滴的姑娘,哪儿干得了这个?调她到放水班,是技术员的主意。一者放水班的分儿高,工资多,二者技术员可能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她到了放水班以后,只会干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水泵房里看电闸:床子里水满了,要堵口子了,放水的人大喊一声‘关闸’,她把电闸一拉;口子堵上了,再大喊一声‘开闸’,她把电闸一合,就完成了任务。别人放水,穿的是裤衩背心儿,一身泥巴,全身湿透;她放水,穿的连衣裙,全身上下,干干净净,连一个泥点子都没有。可她是技术员点名的,连放水班班长都拿她没辙,让她一连轻松舒坦了好几个月,直到前不久她感冒了住院,才发现怀孕已经三个多月。陈干事再三问她孩子是谁的,她就是不肯说。算日子,是六七月间有的,那时候,她常常上夜班放水,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水泵房里,时间、机会、条件都很充分。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她怀的很有可能是技术员的种子。因为整个二分场拢共没有几个男人,除了干部之外,就只有技术员有机会接近她。果园放水,技术员有责任检查、指导,可又没有固定地点,跑到水泵房去睡上三个钟头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技术员,是从团河农场调来的,听说还是个国民党特务,劳改释放出来的,不但有老婆,孩子都不老小的了。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不说月月都有吧,至少年年有。说清楚了,写一张检讨,进一趟医院,回来躺两天,也没人大惊小怪的。偏偏这丫头死心眼子,咬住了牙关就是不肯说。这一来,干事也火儿了,干脆不再问她,且看是谁沉得住气儿,还不许耽误天天出工,流产了活该。这就是大伙儿都不爱理她的根本原因,还给她起了一个新的外号,叫‘假正经’。要不是你这个不明底细的好心人帮她一把,只怕到现在她还在那里崴(wǎi)泥呢!”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里集中了五百多个女人,而且个个都是惹是生非的“罗刹女”,不懂得什么叫做安分守己,这里的故事之多,可以想见。我不过是偶然地闯进这个“女儿国”来做了两个小时的客人,听到的故事,就够我写几篇小说的了,要是在这里扎根儿,深入生活一个时期,把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心理状态都摸透了,写一部传世之作,还有问题么?

我们边走边说,终于又到了天宫院汽车站。这里来往的长途汽车多,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辆车停靠。我这小半天儿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一场奇遇,说起来,应该感谢这个临时客串的“外甥女儿”。如果我现在依旧是个作家,也许我会以假乱真,抓住这条线索不放,来一个顺藤摸瓜,从而写一部《女儿国探秘》或《人间的天堂静悄悄》的。但是现在我姓了“西贝”,西洋景不能拆穿,“天堂”之行,可一而不可再。车站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很诚恳地感谢了她,说她给我增加了许多见识。她拉着我的手,真像我的亲外甥女儿似的,靠得我很近很近,居然有了一点儿依依不舍的样子。我见她鼓了好几次勇气,方才用很低的声音问我:“下个星期日,我可以休息四天,能和您再见面么?”

我的天,下个星期日,可不是我的休息日!不过这话我怎么跟她说?我只能潇洒地表示:“当然很愿意再见到你。有许多故事,我还想接着听呢。特别是关于你自己的。”

“那么,咱们在哪儿见?”

“你家不是住在草岚子胡同吗?那里离北海公园近,上午九点,咱们在北海前门见,怎么样?”

“不行,不行,公园我不能去,那里磕头碰脑的尽是熟人,说句话也不方便。”

“那就在电影院门口吧。从你家往西,是红楼电影院和胜利电影院,往东是蟾宫,你愿意到哪家?”

“哪家也不行。电影院门口,认识我的人更多。您不能……不能把您的地址告诉我,让我去找您么?”

“我住在西郊,远着哪。再说,单身宿舍里人多,你来也不方便。干脆,我到你家里找你吧?”

“那也不行。我爸脾气不好,一有男的来找我,他就骂人。还是找个远点儿的地方、清静点儿的地方吧!”

虽然她没有告诉我她自己是怎么进“天堂”的,但从她拒绝与我在公园或者电影院门口见面,声称那里熟人太多;家里又不许男人进门,就可以想见她当年是一个怎样的“活跃分子”了。我灵机一动,对她说:“有个地方,特别清静,离你家也近……”

“什么地方?”

“北京图书馆。咱们在主楼大阅览室门口见。怎么样?”

“好,太好了!到那里,准碰不上熟人。咱们说好了,上午九点,不见不散。”——从她的话里,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朋友中,大概不会有读书人。

“不,一过九点要是我不到,就是我临时有别的事情去不了了,你别傻等。”

这时候,一辆车子开过来“嘎”地停下。我急忙迈上车去。车门关上,她在下面大声问:“如果到时候您来不了,那咱们怎么联系呀?”

“我给你家里写信吧!”

车子开动了,她紧追了几步,大喊:“千万别给我家里写信!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吧!”

这个傻姑娘,她怎么就想不到:为什么我不给她留通信地址或者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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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假,但还要经过一年之后,才有机会回上海去可能和“离妻”重逢。对于自己“三等公民”的身份,我很明确;无法再和妻女重新团聚,也是明摆着的事儿。

“二劳改”们并不个个都是光棍儿汉,有老婆家室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判刑劳改之前的老夫老妻,老伴儿考虑到既成事实和儿孙满堂,拆散不如凑合,就这么将就着过。这些人大都是“老反革命”,年龄大都在五十岁上下,他们有的当年曾经高官厚禄,也享过福,但现在却要靠那41.6元或36.5元钱养活老婆孩子,平时吃饭连两毛钱一个的肉菜都舍不得买,两个星期回一趟家,带回来一罐子炸酱,竟要对付半个月。这样的“家”不是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扛在肩上的“枷”!

另一类有老婆的是年轻人,大都是当了“二劳改”以后才娶的媳妇儿。他们大都是老实巴交或比较老实的小青年,省吃俭用攒够了几百块钱,就到外省或北京郊区穷困的农村去娶个“向阳花儿”(当时有一首歌曲叫《社员都是向阳花儿》,因此人们把农村姑娘戏称为“向阳花儿”),租一间有炕的小屋,给姑娘买几件衣裳,连床都不用买,就算有了“家”了。以后每月回家去住上三四天,撂下十块二十块钱,双方就都心满意足。

三余庄右派教养队第一个结婚的是张永贤。他原本是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教“陀螺仪”的老师,才二十八岁。“解教摘帽”以后,留在中队部统计室当统计员,经人介绍,在延庆娶了个十八岁的农村姑娘,也加入到每两周回家住两天的“牛郎织女”小分队。对于这样的婚姻,说不清是美满还是不美满。

此外,还有一种是自称“玩儿闹”的“哥儿们”(实际上就是氓爷),他们在天堂河农场找一个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姐儿们”(流氓黑话叫作“圈子”),反正彼此肩膀一般齐,谁也不嫌弃谁,就这样瞎凑合着过。

这“第三种人”,有的经过正式登记,领有结婚证,有的根本就不登记,反正没有家,正确地说是用不着家:因为天堂河农场和团河农场都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都是每两个星期休息两天,但是为了适当减少“不安定分子”进城闹事,所以两个农场的休息日是错开的,一个星期团河农场休息,一个星期天堂河农场休息。两口子休息日赶不到一块儿,那怎么办呢?好在“玩儿闹”的哥儿们、姐儿们对住宿的条件要求不高、甚至极低:他们经常男男女女的一大帮人晚上在一起鬼混,流氓黑话叫作“刷夜”(可能是从四川话“耍了一夜”发展音变而来),只要天气不是很冷,不是刮风下雨,什么地方都可以“喜度良宵”:门洞里、空卡车的车厢里、未完工的建筑里,甚至马路边的空水泥管道里,只要下面铺一块塑料布,上面遮一条床单,就可以相拥而卧,共赴巫山阳台。

因此,每逢天堂河农场休息日的前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不是一批批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姑娘们结伴到团河农场来找自己的丈夫或相好的,就是一拨拨膀大腰圆的小伙子蹬着自行车到天宫院车站马路边去接自己的“小蜜儿”。——“小蜜儿”也是北京的流氓黑话,可能从Miss一词发展而来,是某一个氓爷对属于自己的“小圈子”的爱称。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膀大腰圆”四个字,是有原因的。因为天堂河农场一共十个分场,其中只有二分场是女队,其余各分场全是男队。每逢休息日的下午四点,由各分场包的交通车直接把男男女女送进城里的某一个集散点,然后各自分头回家。那些在团河农场有丈夫或情人的,则不坐分场包下的交通车,而是步行到天宫院车站,或等各自的男人来接,或坐公共汽车到黄村镇再步行三五里路到团河农场,和所爱的人欢聚。

她们的这些活动规律,被另外一些分场或团河农场的氓爷们知道以后,就有人专门在那一天那个时候到天堂河农场与团河农场之间的路上等候,看见有漂亮的“天堂神女”过来,单身的,就往马路边的玉米地里拽;有“保镖”的,只要甩一句:“哥儿们,是让你的小蜜儿跟我走,还是咱哥儿俩练练?”那“保镖”如果是膀大腰圆的,也有胆量,当时就会拳脚相向,“练”将起来。“小蜜儿”呢,则一声不响地在旁边看着,等待战争的胜负。因为按照“氓界”的规矩,她是只能也必须跟决斗取胜的一方走的。自古美女爱英雄,也可能是动物界为了保持良种在交配之前雄性动物要进行一场角斗从而占有雌性的基因遗传,总之,这样“优胜劣汰”的结果,最后带着她的,必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盖世英雄”。因此,不是膀大腰圆的汉子,就不必也不敢亲自到“天堂”去接自己的“神女”。

我刚从教养中队把铺盖行李搬到就业中队的头一个星期六,就遇上了天堂河农场休息。那一天,我可是真的“开了眼”了。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那一天的初次开眼,才有我后来萌发了闯进“天堂”去一看究竟的欲望。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凡是“天堂河女队有人”的,有的提前收工,蹬上自行车“溜号”了;也有的任务没完成,或与班长、技术员的关系没搞好,不敢也不能溜号,只好心不在焉地继续干活儿,两只眼睛却时不时地瞟向农道,期待着自己的“小蜜儿”会突然从天而降。

收工以后,已经有好几对儿夫妻或“准夫妻”团聚上了。院子里,摞起两三只反扣过来的空葡萄箱,就是一张小巧的餐桌。餐桌上除了放着从食堂打来的饭菜之外,还有花生米、猪头肉、二锅头之类。在餐桌旁边就座共进晚餐的,除了成对儿的夫妻或准夫妻之外,也会有一个或两个男方的“知己哥儿们”侧坐相陪。这些人往往就是出钱打酒卖肉的主儿。其动机,除了共进晚餐和分享快乐之外,当然也希望通过女方的牵线搭桥,从而为自己也招来一个“小蜜儿”。

这些天堂神女们,大都具有两种特性,其一是相当风骚,一举一动都在搔首弄姿,连眼睛眉毛都会说话,有的甚至相当漂亮,会令人产生“白白糟蹋了这样美的脸蛋儿和身材简直是罪恶”的感觉;其二是旁若无人,她们来到我们这个男人的世界,简直就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大声呼喊、纵声嬉笑、高声打闹,甚至敢于和男人一杯对一杯地用二锅头对干,说一些连男人都不敢那么放肆的粗话。

只有与我同一个班的小崔,却垂头丧气。别人都吃完了饭了,他还没到食堂去打饭。原因嘛,其实也很简单,别人的“小蜜儿”大都准时到达了,只有他的老相好却迟迟不见影子。一直到了天色都暗下来了,他才不得不拿上饭盆儿到食堂去把饭打回来,而且打的是一个人的饭。他这里刚打回饭来,还没坐下,他的“小蜜儿”就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了:头发蓬乱,屁股上和后背的衣服上沾了许多尘土。她一进门,小崔的气儿不打一处来,把饭菜往铺板上“嗵”地一顿,没好气儿地问:“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直到这时候才来?”

他的“小蜜儿”是个胖墩墩的姑娘,浓眉大眼高鼻梁,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后来得知外号人称“古兰达姆”,——这本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个女主角,因为长相与她相似,就成了她的外号了。她受到了数落,也一肚子委屈地叫喊起来:“来晚了,我愿意吗?我一出门儿,就让仨小伙子给截到玉米地里去了,折腾了我一个多小时。要不是我给他们说好话,到这会儿还不放我呢。”

小崔一听,火气更大了:“怎么回回截你你都跟人家走?你就不会不跟么?”

“古兰达姆”也不客气地回敬:“你倒说得轻巧。别说他们是三个人了,就是一个对一个,我也不是个儿呀!不就是晚到这么一会儿么,要是让他们把盘儿给花儿了,那才花不来呢!你要是真疼我,就应该去接我,可你又没那德行、没那胆儿!”

她说的话中,有几句是流氓黑话,需要解释一下:她说的“盘儿”,指的是“脸蛋儿”;她说的“花儿了”,指的是用刀子把脸蛋儿划破了。

小两口儿的争执,自然有人给劝开了。没过多一会儿,小崔就又到食堂去打回一份儿饭菜,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吃起来,相好的让人家给截走又拉到玉米地里去“折腾”一个多小时的事儿,也就这样“揭了过去”,不再提起了。——倒好像他的相好女人没有让人拉进玉米地里去强奸过,而是上饭馆吃了一顿美餐那么轻松,那么无所谓!

后来我才得知,这个小崔,以前是在京剧团里演小旦的,面皮白净,人也文质彬彬,根本就不会打架。自从他跟“古兰达姆”好上以后,也曾经上天堂河农场去接过自己的“小蜜儿”,可头一次出马,“两口子”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半道儿上就让人给“截”了,三拳两脚,打得他叫爹喊娘地求饶。那“英雄”饶了他,然后名正言顺地把“古兰达姆”拽进玉米地里去了。不过这个“古兰达姆”却与别的姐儿们很不一样,她是不爱英雄爱小白脸儿,哪怕舍出身子去让人家折腾,也要保护小崔不挨打,还一直跟小崔保持甜甜蜜蜜的相好关系。

这一夜,中队里来了“五朵金花儿”,俱乐部的乒乓球桌上睡一对儿,打地铺躺着一对儿;还有三对儿没地方,就统统进了水泵房。

大兴县的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团河农场附近没有河流,正确地说,虽然既有龙河也有凤河,名字相当好听,却不过是两条雨季到来之后的泄水沟,平时是点水不流的。农田灌溉,主要靠地下水。因此团河农场每个中队都有好几个水泵房。水泵房有大有小,小的只有四平方米,正中一台水泵,墙上一个电闸,水泵四周不过二尺来宽;大的大约有六平方米,水泵偏向一边,另一边大约有一张单人床大小的空地,那是为施肥的时候万一遇上下雨临时用来堆放化肥的。小崔和“古兰达姆”他们六个人一起住的那间水泵房虽然是全中队最大的,但在这样小小的一块地盘上居然能够同时容纳三对儿男女过夜,在我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第三天,等那些“神女”们全都走了以后,我悄悄儿跑到水泵房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只见在那两平方米左右的一块空地上,铺着一层稻草,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时候正好中队技术员进来,我不禁连连感叹人的适应性真强!技术员也笑着打趣说:“他们那六个人,是两个两个摞着睡的,所以只要有三个人能够躺下的地位就够了。”他还即兴赋诗一首:

小小水泵房,没有一张床;

夜来云雨过,三对野鸳鸯。

说罢哈哈笑着走了。

孔老夫子说:“色食性也。”三年灾荒期间,肚子饿得咕咕叫,连路都走不动,当然不会想到女人;如今勉强能够吃饱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年男性,我对异性的情爱和家庭的温馨都有一种需求感和迫切感。但是见识过这样的场面之后,我知难而退,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只要我不离开劳改农场,绝不娶媳妇儿。破镜难圆,那就别圆吧。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挣这32块钱无法养活老婆孩子,更主要的还是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挤在俱乐部或水泵房里过这种“集体的夫妻生活”!

五、人人憎厌,我却不憎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这次闯进“天堂”,只为一开眼界,确确实实没有想在“天堂”里找对象的意思。尽管慧芳连连向我靠近,桂芳频频向我暗送秋波,但我回到二中队,躺到了自己的铺位上,却暗暗打定了主意:天堂之行,可一而不可再。慧芳嘛,听她自己所说,这里那里的人都认识她,肯定也是个“玩儿闹”的“圈子”无疑。如果我带她出去,万一碰上个膀大腰圆的氓爷上来要“截圈子”,我可没那能耐跟他们耍胳膊根儿。何况她还没有那么多的动人之处,值得我去为她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下个星期天的约会,我是不打算去的。至于桂芳嘛,尽管她早熟,也有些楚楚可怜之处,人很聪明,胆子也大,看上去比慧芳还可爱些,但她到底还是个孩子。这样小的姑娘,即便是逢场作戏,即便是一宗买卖,尽管她是自愿的,似乎也不应该、不忍心。

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李全真和那个俄专的学生还有可取之处。李全真虽然可能在技术员的引诱之下失了身怀了孕,但应该考虑到任何人都有意志薄弱的时候,何况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之下,对一个无助的弱女子绝不应该有太高的苛求。俄专的学生则根本就没有罪,既然“无产阶级无祖国”,相爱的男女为什么要分国界呢?糟的是那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经被遣送回国,她就是有通天的本事,这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她的如意郎君了。

不过这也是我“比较而言之”的念头。真要我去跟她们求爱,似乎还不到时候。不说感情因素,即便想找对象结穷婚,手头没有几百元积蓄,想都不用想。而要想从我这每月32元工资中“攒下”二三百元,至少也要三五年。

转眼又过了一个星期。到了星期六下午,这一回“古兰达姆”不知道使出了什么高招儿,居然没被氓爷半道儿上截走,而是早早儿地就来到了小崔的身边。第二次见面,“古兰达姆”跟我也算熟识了,因为我的铺位紧挨着小崔,所以吃饭的时候,她也笑着向我点点头,算是跟我打招呼。

他们两个一边吃饭一边嘻嘻哈哈地聊着各自的所见所闻。聊着聊着,终于聊到了“天堂”中最近一周来所发生的最新新闻。“古兰达姆”说:就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她们提前收工之后,分场部召集了全场职工开了个简短的会,由分场长宣布了姓王的那个俄专学生劳动教养的决定,原因就在于她对自己的错误缺乏认识,四处告状,这一回,算是她把自己给告下来了。最后分场长还捎带着点了李全真一板:如果再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主动坦白交代、认真检讨,下次休息,就别想回家了。等等。接着她就评论起这两个“大傻帽”的“死心眼儿”来。我却被她说得陷进了沉思之中,再也听不见她说的是什么了。

我居然也为这两个“傻姑娘”的“死心眼子”发起愁来。“理”这个东西,是只能够跟“懂理”或“讲理”的人去理论的。劳改队里的队长,有几个是真正懂得“理”的?古话说:“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就因为那时候当兵的既不懂理也不讲理。一个精通俄语的大学生已经被毁灭、被糟蹋了,另一个无辜的姑娘难道也要这样自己葬送自己么?

我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眼前闪现的是那张被雨水淋湿了的苍白的脸,居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味道是咸是淡。我总觉得:这个无辜的姑娘,根本就不值得为那个完全出于逢场作戏而又不负责任的男人去做出这样重大的牺牲。是她的本性善良?还是受人蒙蔽?她的周围怎么就没个明白人给她点拨点拨呢?大家不喜欢她,叫她“李全憎”,我却觉得她并不那么可憎。根本原因,在于她和“小圈子”们不是一个体系,既不能相容相处,也不可同日而语。

我立刻作出了决定:明天我必须进城去,去和慧芳见面,目的是通过她,交给李全真一封信。我打算用我的生花妙笔剀剀切切地开导她一番。尽管我与她只有一面之交,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听我的话。

难办的是明天我们不休息。公安局为了减少是非,有意不让团河和天堂河的怨男旷女们有会面的机会。当然,“二劳改”们出工没有武警押着,农场四周也没有高墙或铁丝网,年轻的小哥儿们要去与小蜜儿幽会,办法多得很:或直接从工地上溜号(园林工每人管理一个葡萄床,一进了葡萄园,谁也看不见谁),或者先泡病号,等别人都出工了,再悄悄儿溜出去。但是我刚到园林队没几天,还不到独自管理一个葡萄床的技术水平,目前还只能给班长打打下手,根本离不开班长的眼皮子底下。更主要的是时间来不及:不论我是从工地溜号还是假借上医务所看病再溜号,九点钟是无论如何赶不到北京图书馆的。我得想一个主意,正大光明、合理合法地一早就进城去。

管理我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叫王承宗,小个儿,三十多岁年纪,就已经头发稀疏,几乎秃头了。仅仅因为中队长也姓王,年纪比他大,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王队长”。1948年前,他在北京有名的“馄饨侯”那里当学徒,据说还是个地下党员或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建国后不知道怎么地进了公安局第五处,当过食堂管理员。他有一手极快的包饺子本事:三个人擀皮子,不够他一个人包的。他一手抓起一摞饺子皮儿来,只看见一个个饺子从他手里往外飞;反过来,如果他擀皮子,只看见饺子皮儿一张张往外飞,即使三个人包也来不及。他本来文化不高,通过顽强的毅力自学,不久就提高到中学水平。“文革”前第一次号召学“毛著”,他学得很认真,心得体会写得相当好。根据他的表现,也许是他自己的要求,调到团河农场园林队来当小队长。他是个典型的“沙威”式的警察,对园林业务并不熟悉,生产上的事情他也不怎么管,主要依靠技术员,但是对“老就们”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却抓得特别紧,天天晚上组织全小队读报,还要讨论,由他自己坐镇,比别的小队严多了。他有一个特点:对小流氓特别凶,从来不给一个笑脸,对老反革命次之,独有对右派却特别客气。我来二中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读报主动,发言踊跃,劳动积极,还主动在全中队教唱歌,生活上更是规规矩矩,不违反一点儿“场规纪律”,所以他对我的印象相当好,见了面总是笑嘻嘻的。农场的规定:请一天假,小队长有权批准,两天以上,就得中队批。我利用了这么个关系,打算去找小王队长请假。

要想请假进城,得有“急事儿”。我有什么急茬儿,非得明天进城不可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的眼镜儿,1961年在北京市监狱剧团的时候打碎了,当时就曾经请假出去到精益眼镜公司重配了一副,那副碎的,并没有扔掉,原本不过想万一再坏了可以用来拆零件,如今就拿它来做个借口吧。

我把戴着的眼镜摘下来藏进口袋,却把破眼镜找出来,拿到小王队长面前,要求明天请假一天,进城配眼镜去。——当时大兴县根本就没有配眼镜的地方,进“北京城”去配,是唯一的选择。

小王队长先是要求我克服几天,等到公休了再配。但是我却声称我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见,如今正在采摘二茬果,根本没法干活儿;接着就要剪枝,剪错了枝条还是小事儿,要是把自己的手指头剪下来,可就是大事儿了。小王队长听我说得邪虎,沉吟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你没了眼镜,进城可得小心,快去快回。”一天事假,就这样“诳”下来了。

我回到宿舍,“古兰达姆”还在和小崔又喊又叫又打又闹地起腻,一会儿滚在一起,一会儿搂在一起,简直是旁若无人。反正星期六晚上是法定的“自由活动”时间,不读报也不讨论,我就盘腿坐在铺上,恳恳切切地给李全真写起信来。

信写得很简单。我先告诉她:我就是那天帮她挖苹果坑的人。接着写:我到二分场以后,听说了她的事情。第一,我对她目前的处境深表同情,第二,我对她所遇见的麻烦表示惋惜。然后很坦率地告诉她:第一:对那个玷污了她却不负责任的男人绝不能姑息,尽管你不想报复,但至少应该杜绝他故伎重演;第二,所怀孽种,绝不能留恋,一定要根绝,不然的话,将造成终身的拖累和遗憾。如果因为超过五个月怕手术有危险,我嫂子的嫂子是北大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后门我出面帮她走。最后请她慎重考虑后,在下个休息日上午九点到北京图书馆主楼门前等我。一者那里清静,二者离北大医院近,走几步就到。

我写完了信,又反复看了几遍,自己觉得态度是明朗的,言词是恳切的,特别是我曾经在雨天帮她挖过苹果坑,给她留下过“大侠风度”的印象,这回再次援手,对她来说,也不会感到突然。我想,只要她还爱自己,她一定会接受我的帮助的。何况我无求于她,我不离开劳改农场,根本就不考虑婚事。不过我却很希望有一位过心的异姓朋友,能够推心置腹地畅谈,互相帮助,相濡以沫,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样的朋友,只有与我“肩膀一般齐”的女性才有可能,而在我所见过的“天堂”诸“神女”中,除了已经“高升”的俄专高才生之外,大概只有她一个人有可能与我谈得拢。

我说的嫂子的嫂子是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并不是瞎话。尽管这门亲戚我很少走动,求上门去,估计还不会被拒绝。实在不得已,我干脆就承认那孽种是我的。

总之,那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觉得我并不是自作多情,而是在具体环境中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不那样做,我似乎就不是我了。

为了避免车子拥挤会晕车,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棉纺厂”车站等车。这个车站离我们二中队最近,是黄村始发站的第二站。车子过来,果然车上人不多。到了终点站永定门,刚八点钟。我不慌不忙地吃了早点,乘105路电车到了西四,想了想,又到红楼电影院买了两张电影票,这才安步当车,慢慢儿地往北京图书馆方向走。

到了北图门口,我四面看了看,并没有慧芳的影子。看看表,差五分九点。想起我与她约的是第一阅览室前面,就一直往大门里面走。还没到阅览室门口,忽然有人在我背后轻轻地拍了一下,又“嘻嘻”地一笑。我急忙回头,原来是慧芳。

看得出来,今天她是刻意打扮了一番的,料子裤子烫得笔挺,皮鞋也擦得锃亮,穿一件紫红色的薄呢短大衣,脸色白中透红,明显涂有脂粉,比上次在黄村车站邂逅时漂亮了一些,但总不脱俗气,还不如李全真那纯粹的苍白自然动人;特别是她那笑眯眯的眼神,分明带有三分媚气,也不如李全真那双茫然、怀疑、求助、感谢的眼睛,平淡而庄重,却有一种瞬息万变的美。

“你刚来么?”我问。

“我八点半就来了。等了你小半个钟头,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她半歪着头,学着小姑娘的样子,忸怩地说。我还特别分明地听清楚了:她已经把“您”改成了更加亲热的“你”。

“是差点儿来不了。我不是说过么,过九点要是我还不到,那就是临时有事情,来不了了。”

“不过我还是相信你一定会来的。”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蒙人的人,第六感官也告诉我你一定会来。我知道你一定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

“要是我正好有事情来不了呢?”

“那我也得等到十点钟。”

“不用等到十点钟了。刚才我从西四过来,看见红楼电影院上演《雏燕展翅》,就买了两张票,十点钟的,是杂技片。我挺爱看杂技的,不知道你爱看不?”

“哟,怎么你又去买电影票了?不是给你说过咱们不看电影么?看什么片子不要紧,问题是……”

“你不是说蟾宫和胜利不行么,我买的可是红楼的呀?”

“东城和西城的电影院,哪家也不行。他们都认识我。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不合适。”

“这怕什么呢?谁没个朋友哇!有人看见了,你还说我是你舅舅,不就行了?”

“你以为他们都像队长那么傻呀?”说着,她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舅舅是什么模样,队长不知道,他们可都明白。这样的瞎话,只能蒙老憨(gǎn)!”

“公园不能去,电影院也不能去,咱们总不能在这里转悠一上午吧?”

“要不这样吧,”她又歪着脑袋想了想,这才说:“你把票给我,咱们各走各的。进了电影院,电影开演之前,你也别跟我说话。行么?”

这一回是我笑起来了:“怎么着?看场电影,还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样秘密接头哇?”

她无可奈何地噘了噘嘴,白了我一眼说:“你要是做不到,那就把这两张票废了吧。”

我宽容地笑笑:“这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又不要我做出什么牺牲,不就是别说话不是?行行行,我听你的,还不行么?”

她似乎很满意地笑笑:“这还差不多。你跟我在一起,就得一切都听我的。”

我也笑笑,调皮地说:“不,不是一切都听你的。这样的卖身文契我可不写。该听你的时候,我听你的;该听我的时候,你就得听我的。咱们两个都有自由独立的人格,谁也不能强迫谁服从谁。这是咱们两个交朋友的基础。”

“我也没说要强迫你呀!”她又一次往右歪了歪脖子,露齿而笑。“一方建议,一方同意,这是咱们的‘和平共处一项原则’,行了不?”

我点点头又努努嘴,示意她往东走走,别尽堵在阅览室门口说话。主楼阅览室的东边,是一个小花园儿,廊道一侧有可坐的绿漆廊凳。我们在廊凳上背对甬道坐下,两人相距约有半尺光景。她瞟了我一眼,直切主题地问我:“那么你先说说,你认识我,要求我给你做什么呢?”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给你说过了。我是个作家,我想多观察一下你们那个世界,多认识一下你们中的那些人,然后利用这些素材创作一部小说,反映一下你们那个世界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特别希望多了解一些像‘七王妃’、李全真和姓王的那个俄专学生的经历。能把她们介绍给我,让我直接和她们交朋友,当然更好,如果不能,你给我详细说说她们的事情也可以。我以后写小说,保证不用她们的真名实姓,也不牵连到你,这个你尽可以放心。现在我来问你:你跟我交朋友,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么?”

对于这个问题,她似乎早就有所准备,所以我一提,她立刻不假思索地说:“哟,你把我当成出卖情报的情报贩子呀?你放心,我给你提供写作素材,你的小说出版了,我既不要求署名,也不要求分稿费,只要你送我一本书,就可以了。”

“那你不觉得吃亏么?”

“交朋友又不是做生意,怎么能提吃亏不吃亏呢?现在你已经在农场挂了号,队长、干事和班里的姐妹都知道你是我舅舅,往后你隔长不短儿地道我那里走走,你想见什么人,我想个办法把她们给你找来,不显山不露水地让你当面跟她们谈,还不行么?哦,对了,那个姓王的俄专大学生,你想见也见不到了。她已经在昨天下午升了一级,送到教养所去了。她也真是的,都到了这地步了,还死要面子活受罪,愣说自己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没犯什么错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能跟外国留学生在一起睡觉么?我就不待敬这一路人!直到昨天上了小吉普,还喊着:‘我不服,我没犯错误,我要申诉!’像她这样的,只怕到了教养所还要升级判刑呢!”

“那么那个李全真呢?她说出孩子是谁的了么?”

“没有。看样子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她也真傻。在我们那里,没老公的姑娘怀孕是常有的事儿。找场部干事认个错儿,随便说个外面的男人的名字,这种两头乐意的花儿案子,谁还真去调查核实呀?只要把孩子拿掉,也就没事儿了。怪的是她没老公却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不是放着自在不自在,自找不自在么?”

“既然她这样做,我想一定有她这样做的道理。可惜她没法儿把自己的道理说出来,也没个知己的朋友能够好好儿劝劝她。”

“我看你倒是能够说服她。你帮她挖过苹果坑,你在她心目中是个大大的好人。你的话,她一定听得进去。”

我赶紧顺着她的话茬儿往上爬:“那么,你能够把她带出来跟我见见面么?”

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可没那本事。这个‘假正经’,在她的眼睛里,我们都不是好东西。明明是为了她好,她还以为我们在算计她呢!”

“这好办。我写张字条,请你带给她。是我请她出来,总不至于说我也想算计她吧?”

“这个也很难说。她这个人,跟人不一样。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我见她已经点头,就见好就收,不再提起这件事儿,而是说:“时候不早了,咱们先去看电影。看完电影我请你吃饭。”说着站起身来。

她也站起身来,看了一下手表,却把手一伸:“现在刚九点半。你把票给我。你先走。我随后就到。记住,电影开演之前,别跟我说话。”

这是我们谈妥了的协议,我只好听她的。我把票给了她,先走出北京图书馆大门。

从北图到红楼,大约一站路,但却是两个“半站”:北图东面是北海站,北图西面是西安门站,红楼电影院在西安门与西四之间,所以没法儿坐车。不过城里的站短,走过去,也不过十几分钟就到了。我站在电影院门口等她,想看看她认识的都是哪些人,怎么打招呼,却一直等到九点五十五分,还不见她来,只好自己先进去了。找到了座位刚坐下不久,开演的第一遍铃声就响起来了。我回头看看,还是不见她来。直到第二遍铃声响过,灯光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她才悄悄儿挤了过来,一声不响地坐在我的旁边,黑暗中捏了一下我的手,示意我不要说话,但这只手却再也没有松开。

电影演的是杂技团学员成长的故事,无非是把许多新节目用一个生编硬造的故事串联起来。好在看杂技是主要的,故事情节并不重要。开演之后,她用另一只手拽住我的胳膊,渐渐地把脑袋靠到了我的肩膀上来,捏住我的手,也捏得更紧了。四周都是人,我不想惹人讨厌,所以就默默地“领情”了,只是一句话也没说。

电影演到一半儿,她似乎憋不住了,捏了捏我的手,在我的耳朵旁边轻轻地问:“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让我离开农场啊?”

我心里明白,她认识我,对我无所求是假的,不便于马上提出来倒是真的。尽管我知道自己根本就没那能耐把她从天堂河农场“挖”出来,但我不能使她太失望,所以只是模棱两可地轻声问她:“怎样才能让你离开农场呢?”

“我们是公安局办的农场,没有‘辞职’这一说。不过只要有单位肯正式用我,开出证明来,就可以办离场手续。”

“那么,你有什么专长呢?”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没学过什么专业。”

“怎么不继续考呢?你说你爸爸是个科长,总不至于不让你再考一次吧?”

“我是想复习一年第二年再考的。开头天天在家里复习,做习题做得脑子都木了,就有上班了的同学约我晚上出去玩玩儿放松放松。开头不过看看电影跳跳舞,后来不知道怎么跳舞跳入了迷,一吃过晚饭就惦着往舞场跑。你可能也知道,机关单位,只有周末才办舞会。不过工厂的周末不一定是星期日,所以只要有门路,几乎天天晚上都能上舞场。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找舞票的门路也越来越广。一跳两跳的,就没那心思读书了。第二年考大学,当然还是考不上。我干脆不再复习了,天天只想跳舞。那会儿只要一提‘西四皇后’,常进舞场的人没个不知道的。后来……后来,爸爸一生气,就把我送到农场去了。”

我心里明白,人们大都对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津津乐道,而对“败走麦城”讳莫如深。她能够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出自己高考期间跳舞跳入了迷,就已经很不容易。至于那“后来……后来”的后面,当然还有许多故事,她不便于多说也不想再说罢了。我猜测,她说的“爸爸一生气”倒是真的,但不大可能是她爸爸生气之后还亲手把她送进了公安局办的农场。这从她说的“爸爸的官儿太小,要不也不至于到这里来”这句话就可以得到解释。我并不想审她的案子,没必要跟她较真儿,就也借坡下驴,半带安慰半给希望地说:“你没有一技之长,要我给你介绍工作是难点儿。我是文化界人,介绍的工作也只能是跟文化有关的。哪怕你会打字呢,我也有个说辞儿不是?这样吧,你抓紧时间练字,把字写得漂漂亮亮的,最好学会刻蜡版、学会打字,找工作的事儿就方便多了。”

她长叹了一口气儿,不无惆怅地说:“在学校里,全班同学就数我的字写得最糟糕,如今两三年不怎么写字,许多字都写不成整个儿了呢!”沉默了一阵子,这才又说:“好吧,为了找工作,我听你的,明天就开始练字。”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就开始不行么?”

“今天我要陪你玩儿呀!”说着“吃吃”地笑了起来,身子靠得我更紧了。

我轻轻地推了她一把,示意别让坐在后面的人讨厌,她这才不说话了。

快散场的时候,她说她不能和我一起出去,要先走一步,问我在哪里见面。我告诉她:我在西四南边的同和居饭庄等她,要她十二点一刻准时到哪里找我。她点点头,又紧紧地捏了摄我的手,这才站起来,急急忙忙地走了。

电影散场以后,我到西四新华书店给她买了一本钢笔字帖,又买了一本横格稿纸,这才进了同和居饭庄,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当然都是比较便宜的,一共不到十块钱。我的积蓄已经花完,刚发的32元工资,我还要用它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将近十二点半,她才姗姗而来,进门先警惕地四周看了一眼,见没有熟识的人,这才快步走了过来,在一个背对着大街面朝墙的位置上坐下。我笑了笑,低声说:“你又不是逃犯,这样小心翼翼干什么?难道有人抓你不成?”

她没笑,却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些人,说话都比较粗鲁。看见我跟你在一起,要是过来说两句不中听的话,我怕你受不了。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有些话,只怕你从来没听见过呢。”

她说得不错。隔行如隔山,一行有一行的同业语,外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学的是语文,和我的老师倪海曙先生共同创办了文字改革出版社,还编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但在进公安局之前,竟连北京下层社会最常用的“丫汀的”都没听见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悟”出:“丫汀的”是“丫头生的”的合音,先合为“丫腾的”,后来又发生音转,变为“丫汀的”;北京下层社会有一句歇后语:“捂着腮帮子进医院——装牙疼”,可以反证)。她哪儿知道,自从我进了劳改队,每天与小流氓、老流氓为伍,所搜集的北京流氓黑话,已经记满了一个小本子,足够编一部《北京黑话小词典》的了。既然我装的是“上流社会”的人,只能继续装下去,给她来一个笑而不答。正好这时候我要的菜送来了,我给她斟满了一杯啤酒,她也不推辞,看样子,她的酒量还不小,至少在我之上。

不过她并没有放量喝,而是时不时地把眼光投向四座。两个人只喝了一瓶啤酒,她就不肯再喝了,匆匆吃了一小碗饭,坐在一旁看我吃。要按我的饭量,能吃三碗,但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能装得文雅些,吃了两碗饭,似乎还不饱,只好又喝了半碗汤。

我不等她问我到哪里去,忙从提包里取出字帖、稿纸和写给李全真的信来,对她说:“我下午还有别的事情,不能陪你玩儿了。你下午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就回家去开始练字,好不好?这封信,是我刚才写的,你带给李全真。她要是听我的话,肯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我还会帮助她的。”

她似乎对李全真的孩子不感兴趣,而是盯住了我问:“那么咱们俩下次哪里见呢?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很从容地回答说:“我的电话倒是不保密,不过告诉你也没有用:你星期六到家已经是下午六点,我早下班了。我宿舍没电话。星期日我不上班。星期一我要上班,出不来,你打电话也没用。这样吧,你家附近有传呼电话没有?要是有,还是我给你打电话比较方便。”

她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我家对面,就是传呼电话,不过管电话的是居委会的老大妈,特讨厌。再说,我爸也最烦我的电话多。所以不是十分着急的事情,你尽量少给我打电话。有事情写信到农场也不要紧。我的信,场部还从来没扣过。不过也要尽量写得简短些,也不要写你的真名实姓,以防万一。”说着,她接过我的笔去,在稿纸上写下了她家的传呼电话号码,撕下来递给我。然后要求我再坐一会儿,让她走了以后再走。

等她走远了,我到眼镜铺子里花一块多钱换了一副镜框,以便回去以后好给小王队长有个交代。

我撒出了钓丝,且看李全真是不是肯上钩吧。

六、情丝无着,虚空飘忽

我回到团河农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进城唱过这样一出好戏。

农场的规矩:每逢场休,牛圈、猪圈、粉房、值班等等必须正常运转,属于这些部门的人如果要休息,就需要有一批人“顶班”。顶班的人另外安排时间休息,称为“倒班儿”。许多娶了“天堂神女”而又有个“家”的人,大都被安排到这些部门去替班儿。我既然约了李全真在她的下个休息日见面,不管她去不去,我必须准时去等她。因此,一周后团河农场休息,我跟统计员说了一声,愿意倒班儿。统计员安排我到粉房烘干室干了一天活儿。到了下一周天堂河农场休息的日子,我又一早进城了。

因为我不知道李全真家住何处,而北京图书馆正好在市中心,更主要的是那里离北大医院近,所以我约她见面的地点,依旧是北图主楼门口。

那天天气比较冷,小风凉飕飕地刮着。我穿着长毛绒里子的派克大衣,还觉得颇有寒意,不得不站到主楼大门的里面去,隔着窗玻璃往外看。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进阅览室,我说等一个朋友。管理员也没难为我。

九点差五分,忽然看见一个穿棉猴儿的女人匆匆往大门这边走来,但不像是李全真,而是像张慧芳。更糟糕的是,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我的心“突突”地狂跳起来,一时决定不如果真是张慧芳带人来盘问我什么,我该怎么回答。这可是我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眼看着他们款款地走来,近了,近了,可以看清确实是张慧芳了。只见她走到台阶前面,站住了脚步,向四周观察了一下,似乎决定不上不上台阶。而走在她身后的那个男人,却步履矫健地迈上了台阶,终于推门而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两人原来不是一伙儿的。

我不能再躲在大门后面偷看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李全真没来,我必须和张慧芳见面,问个清楚明白。我拉开大门走了出去,喊了一声“慧芳”,又朝她招招手,示意她走上台阶来。

我们一起走到大门内西边的一个角落,这里背风而向阳,至少比在台阶底下暖和些。

她走了过来,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先发制人地问:“你一定要问,为什么李全憎没来倒是我来了,是不?”

我有些尴尬。因为这一回我没约她而是约了李全真,事先并没有跟她说。不过她不等我答复,就接着下茬儿又说开了:“别以为我没把信交给她。我一回农场,就把信给她了。还是在她干活儿的时候给她的,当时周围没有别人。她问我是谁写的信,我说是返场的时候在黄村车站碰见一个人让我转交的,我不认识。她当着我的面就把信拆开了。看了信,她问我:‘这不是你舅舅写的信吗?’我反问:‘这跟我舅舅什么关系?’她说:‘那天帮我干活儿的人,他说他是市局的,不过后来我听说是你舅舅。你跟我说实话,这信是不是你舅舅写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她又说:‘我把信读给你听听,是不是你舅舅你就明白了。’她真的把信都读给我听了。你信里先说那天帮她挖过苹果坑,你们俩算是认识了。你介绍你自己,说你原来在《光明日报》工作,后来调到了国务院系统,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现在已经摘了帽子。接着写:你偶然进了一趟天堂河农场,听到了关于她的一些传闻,你对她的处境非常同情。接着下面说了许多道理,要她把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揭发出来,又劝她千万不要把孽种留下。还说如果因为胎儿月份太大不好做人流,北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是你嫂子的嫂子,你可以帮她去走后门。下面就是约她今天这时候到这里来跟你见面了。难怪你要约她到这里来呢,原来这里离北大医院只有几步路。”

我有些奇怪,反问说:“我这样写,没错呀?上个星期天,不是跟你商量过的么?”

她负气似地耸耸肩膀:“对你来说,也许没错。可你这样一写,就把我‘搁’里面了。我舅舅姓赵,你姓吴;我舅舅是机床厂的技术员,你是个记者,还是个右派。更糟糕的是:那天你跟李全真说你是市局的。你一下子有了三个身份,其中一个与我有关,可我又说我不认识你。这样的戏,你叫我怎么唱?”

“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要跟她交朋友,我在她面前,难道还要隐瞒自己的真名实姓么?”

“你在我面前,可就没说你是个右派。在她面前,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倒是老实,不想隐瞒你的身份,可你知道她怎么说?‘一个右派,也想来打我的主意,别痴心妄想了。’还说世界上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我告诉过你,她这个人脾气古怪,有时候固执得简直不可理喻,好像世界上只有她一个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她。她不单不合群儿,还特别爱打小报告,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你这么一闹,她跟我翻儿了,说我跟你合着在算计她。她逼着我说出你的单位地址,要不就把你这封信送到分场部去。可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你的单位在哪里,也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要是真把你的信拿到分场部去,你假冒我舅舅的戏也非被揭穿了不可;我在二分场干部的眼睛里,就不是个听话的好班长了。你想啊,这一来,我是不是栽在她手里也就是栽在你手里了?”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也是我一时欠考虑,在信中说得太多了。如果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而是把她约出来以后再“相机”说话,该有多好?但是现在为时已经晚了,只好无可奈何地问她:“那么你是怎么跟她说的呢?”

“我还有什么办法?只好把那天怎么在黄村车站遇见你的经过统统都跟她说了,还帮你说了许多好话,说你是真的关心她,为了她好。可她怎么也不肯相信。我跟她说了半天好话,她总算答应不把信交到分场部了。可又不肯把你写的信还给我。她这样的人,一会儿一个主意,谁敢担保她不会改戏呢?都是你事儿多!就算她不报告分场部,从今往后,她抓住了我的把柄,我还不得什么都听她的呀!”

我绝没想到李全真会是这样一个姑娘。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怜之人,必有可气之处。真是个“李全憎”,如今连我也憎恨起她来了。我原来的想法,觉得她不是个女流氓,在农场不合群儿是必然的,但和我必定有共同语言。没有想到我的一片好心让她当成了驴肝肺。现在事情闹僵了,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大不了以后不再到“天堂”去猎奇就是,可张慧芳一时半会儿的还离不开那个人间的“天堂”。为了我的一念之差让她吃挂落,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但又无可奈何。世界上,再也没有不被别人所理解、被别人所误会更为难受、更为别扭的事情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不憎厌她,她却憎厌我。我自以为以我“右派”的身份跟她这个“天堂神女”交个朋友是“肩膀头”一般齐的;可在她看来,她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比我的社会地位绝对要高出一等,根本无法俯就。如果我不写明我的真正身份,仅仅只提就是那天帮她挖过苹果坑的人,事情的发展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我暗暗好笑:“人贵有自知之明”,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老几,难怪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幸亏我还留有最后的一手,没把我是团河农场就业人员的底牌翻给她看,至少还好说话些。我打开手提包,在小本子上刷刷刷快速写了几行字,然后叠成一个“马莲垛儿”递给慧芳,说:“你把这个带给她,告诉她不要把世界上的人都想得太坏了。她不肯接受我的帮助,我也不勉强。不要怕她把我的信交给分场部。我的信里没一句出格的话,拿到哪里去都不怕。你带我进了一次天堂河,让我了解到许多本来无法了解到的事情,我再一次感谢你。为了不再给你带来麻烦,你们农场,大概我也不会再去了。从你的言语中我也听得出来,你得知我是个右派分子,对我也很失望。所以咱们俩的戏,也只能演到这里为止了。我还有些事情,咱们再见吧。”说着,我伸出了右手。

她迟疑了一会儿,终究还是伸出了右手,却又不甘心就此收场似的问了一句:“如果事情有了变化或者发展,我怎么跟你说呀?”

我把手缩了回来,说:“我知道你家的传呼电话。过一段时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说完这一句,我就大踏步地走下台阶,头也不回地出了北京图书馆大门。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为自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麻烦留给她而感到羞愧。不过当时我确实考虑过,我既不能跟她说实话,又不能再一次欺骗她,结果只好这样不了了之了。

不久就是春节。自从进了劳改队,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在春节的前几天,我请了探亲假回上海去探望父母。上车之前,忽然想到那天正好是天堂河农场的休息日,就在车站附近给她打了个传呼电话。正好她在家里,不久就回了电话来。长话短说,她只简单告诉了我两件事儿:第一,李全真肚子里的孩子,终于有人承认了。那是她哥哥的朋友。也不知道是临时拉来垫背的,还是真有那么一回事儿。反正已经有人打算娶她,分场部也不追究了。关于那封信的事儿,她也没有再提起。第二,慧芳她自己春节期间也要结婚了,对方是机床厂的工人,就是她舅舅给介绍的,婚后她也有可能到机床厂去当工人。因为她在天堂河农场表现良好,没有犯任何错误,农场领导表示可以放她。

我终于完全放心了。两个和我有过莫名其妙关系的“天堂神女”,从此和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到了上海,买了一条乔其纱的披巾,用我原来的的名字“吴佩珏”寄到了慧芳家里,算是感谢她给我提供了这样好的写作素材,算是“舅舅”对“外甥女”结婚的祝贺,也算是我们之间一切关系终结的纪念。

责任编辑/何武生



[1]、望娘滩的故事——是我根据四川民间故事改写的3344行长篇叙事诗,1986年由宝文堂书店作为“绘图叙事诗”系列之一出版,由《诗刊》编辑吴超先生任特约编辑,被改名《岷江三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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