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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苦行---【郑有义】

2015-07-19 09:47:12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176

皈依苦行

——一个男人的终极寻找

       郑有义

      

写在前面的话

一、男人的活法,世界第一问题

这个世界,只有男人和女人,男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上至皇室元首、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耕樵渔读,男人的性格、气质、智慧、胸怀,包括霸气、魄力、意志,无不直接决定着个人、家庭、单位、种族、国家乃至世界的走向和未来。男人的生长、成就、发展也即世界的生长、成就、发展。男人堕落,世界便衰落。某种意义上说,男人的行为即世界的行为,男人的活法,世界第一问题。

另一方面,男人女人化,女人男人化,阴盛阳衰又屡屡皆是。时下,男人都愿意标榜自己“纯爷儿们”,实际也反证“纯爷儿们”有点稀缺。这种稀缺不是数字概念,而是质的缺项,是诸多男人心理甚至生理雌化的问题。一些男人放弃掉许多属于男人的、家庭的、社会的责任,反来寻求女人的呵护已不鲜见。因此,男人的活法又是一个深度的社会问题。也因此,做男人累,做出色男人累,做出色而又特立独行、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人累乎其累。

冷思考,便有些心得。越觉得研究社会、历史和发展,不可不解读男人及活法。古今中外,时空浩瀚,当男人们一个个、一群群,或精彩,或庸庸,芸芸而来,齐齐而去,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便从古演到今。“不见当年秦始皇”,实际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早已不朽!我谒成吉思汗陵,为一个男人震撼不已:785年过去,他忠诚的部下、达尔扈特人,仍一年年、一代代为他们叱咤风云的大汗风雨守陵!不去论英雄与奴隶谁创造历史,这,就是男人荡气回肠的画卷!

但无须讳言,绝大多男人的活法与世界、帝王、国度无缘。大多如我等,在这个世界上,多之不多,少之不少,只是一个存在和过客。人一辈子,是永无回返的单程旅途,目睹一些朋友、熟人的逝去、意外、猝亡,使你无时不感受到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百余年后,一缕轻烟,也去哪儿了?另一个魂灵?另一个世界?完全未知!因此,男人,无论多么芥微、草根,活法仍是每一个男人命定的作业。

实际,“活法”即信仰,即佛家所言皈依。生活中,真无信仰、无所皈依的男人定是无“魂儿”,如走肉行尸。有皈依,便有执着与无悔,生命便有“奔劲”,活着便有味道。

依我想来,男人活法,可有求得、舍得、舍弃三个层次。求得为本能,舍得是智慧,舍弃则是信仰和境界。求得,追逐物质与享乐,自是人的天性,却最是时代之殇。任何社会,男人的声色犬马无不是销蚀光芒、停滞前进的阻断剂。舍弃,则执着于“弃”而不求其“得”,是对人生享乐的重新思考与反叛,是对极简生活的膜拜和皈依。“舍弃”活法的男人多了,个人会身心清爽,社会会清洁、向上许多。

我皈依“苦行”。

我一直以为,苦行,是男人生命的灵魂与终极,如今,苦行却已成为奢侈。当然,这只是我的认识却不是我皈依苦行的本因,我的苦行同样是在追求自己心灵上的快乐和享受,抑或也是一种本因上的自私。

我皈依“做事”之苦行,享受“成事”之快乐。实际我是被“做事”推着活着的人。我活在做事中,在做事中活着,总觉得事做不完。我很无趣和落伍,我不抽烟,不喝酒,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不乐旅游,不愿应酬。朋友玩笑说,你个大男人这么活个什么意思呢。而我,确真以此活法为享受。“做事”碰上了难题,我乐于较劲,在较劲和解决中得到快乐和享受。这种快乐,有个新词叫“虐心”,我却虐而不已。“做事”中有成果,便也沾沾自喜,甚至不能免俗地嘚瑟一下;点赞让我感动、感恩,掣肘让我心冷,却从不悔。心以为乐,则乐,心以为苦,则苦。当把做事的快乐感受如抽烟、喝酒、打麻将般快乐的时候,做事的“苦行”便真的成为那同等的享受。

我喜欢简约,享受收放自如、云卷云舒的率性和快乐。男人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很多,纠结细枝末节的羁绊会身心俱累。我愿意复杂问题简单化,为此,我放弃和牺牲了许多。我不喜欢察言观色,不改变自己,不看重褒贬毁誉。甚至不祈求理解和读懂;笃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笃信我之珍稀,他之弃履。我之不屑,他之得意。他之甘泉,我之毒药。价值观、苦乐观之不同,相知与读懂,原本是一种奢侈,又何必苦求?

我崇拜“真实”。我尊崇卢梭,以为那是顶天立地的真性情男人。《忏悔录》中那令人震撼、战栗的真实,展示了那看似渺小甚至猥琐实则无与伦比的男人的伟大!实际生活中,作为男人,人人如此。有真善美和崇高,也有晦暗、渺小与不堪。男人却多愿秀孔雀开屏,不愿露出皮袍底下的“小”。于是,许多男人们从生到死都在装模做样着、言不由衷着、甚至虚伪着,使真实成为男人和社会的奢侈,使真实的男人更难见容于社会。真实的“活法”,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勇气,甚至是一道最美的人生风景。活得真实,人才可信。

我以为,一个男人的一生,应是真实的一生,不断寻找的一生。是一个努力改变自己,为自己、家人、朋友尽责,为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担当,为这个社会不断做事而苦行的一生。因此,男人的活法,不只是所谓人生观、价值观使然,实际上是寻找灵魂归宿、不断求索、不断校正和皈依信仰的过程。

佛家讲轮回,道家讲本然,实际便就是讲人的“活法”,讲活法中的皈依,讲参透苦乐、得失、生死。超越了这样的轮回,大苦行就会成为大自在,就会勘破轮回,不畏轮回,就进入了彻底自由、真正回归本然的快乐境界,进入心灵的升华。

二、不能背叛的生命“底色”

我出生在江西的贵溪,父亲的老家是辽宁省开鲁县,参军四野,当时是林彪的部队,给一位张姓团长当警卫员。父亲随张团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在连长职务上返回江西,他的首长任南昌市警备司令。母亲是安徽枞阳县最大的吴姓地主之长女,随一帮同学跑出来参加革命到江西,与父亲结合。我六岁时,父亲因不识字,竟由于头疼写字签文件,加上东北的奶奶在贵溪住了半年不习惯,逼父亲回东北。父亲便悄悄瞒着他的首长义无反顾的要求退职回东北。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荒唐绝伦的可笑事,可这就是我的父亲。率性、简单、极孝心,没有做官的概念,也许他们那一代人大多如此。以至当他的首长知道父亲要回东北时,追到火车站,大骂了父亲一通,要求父亲马上回去,“不回去枪毙了你”,父亲归意已决。父亲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我一生中最尊敬、孝敬、从不敢有半点轻慢的人。

1958年,回到了吉林省东丰县,这是一个“皇气”甚重的地方,据《清朝文献通考》记:“……明为海西卫叶赫、哈达、辉以三部地,并于哈达置南关,于叶赫置北关,互为通市之所。国初削平三部,天命间设盛京围场,协领守之。”盛京围场中的各围,按其用途分为五种:御围,供皇帝巡幸狩猎用;王多罗来围,系内务府捕牲丁应差用;鲜围,系捕晒鲜鹿肉用;历年应捕围,为历年轮捕用;远围,僻远之所在,用于繁殖。满清时,这里大林莽莽,原木森森,似墨绿的沉甸甸的大湖,神秘而又静谧。皇帝巡幸时,牵鹰驾犬,跑马围猎,却只如飘落了几片树叶,激不起半点微涟。

这里的文化是那样古朴而美丽;梅花鹿是普救众生的仙女临凡,张三进宝招了驸马,王六得了狗头金,人参姑娘爱穷小……三间房,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为无上享受,知足常乐,忍辱求安。这文化,陶醉了别人,更陶醉了自己。于是,八十岁的老妪成了“围场”文化的传播者,顽强地把这美丽古旧的传说熔铸在我的心里,连她们自己也没想到,这些传说所沁润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悄悄地渗透进了我们的血液。这里,容不得不安分,容不得新鲜事。老祖宗开荒占地那时候,用过化肥吗?老祖宗都没用过,显见不能用,在地头挖个大坑,将花钱买来的化肥倾囊而出,葬入坑底,压上厚厚的土,心方稍安,及至见了人家的庄稼施了化肥而一片墨绿,而他的庄稼憔瘦稀黄时,才嘀咕着,化肥可能是好东西而后悔、而认识起来。

我从这样浓重“皇家围场”氛围的乡间走出来,走进县城、走进省城、走进京城。当过工、农、商、学、兵,县里当过副书记,省里当过处长,企业当过老总,诸多变化,骨子里却总是万变不离其宗。

我实际是一个很跟不上形势、很不入流、很“老土”的人。“皇家围场”的文化、忠孝节义这些在现代人眼中早已被视之为过时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维和行为。我崇尚“士为知己者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准则,我始终不忘并发自内心地喜欢寄菊东篱的恬淡和悠然。

我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但我肯定环境对人的意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的正面身份是:国家正局级干部、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我的背影则只简洁而深深地印着两个字:农民。

吉林那个贫瘠的小山村给我打下的印记挥之不去。面对后来各种工作岗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变化,我无不老实招供自己是农民。这既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故意做秀,而是骨子里实在无法把自己和农民剥离开来,那里的山、水、情、人已是我生命与身体的一部分,那田野的泥土味、河边的水腥气、夹杂的鸡鸣犬吠中的袅袅炊烟,总是止我浮躁、让我心安。

小时的故乡,那时麻雀多、树多、水多、绿色多。小小麻雀被“平反”后,越发与人亲密起来。在春的嫩青、夏的浓绿、秋的金黄、冬的洁白中,在房檐下、电线上、树林中、场院里,总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麻雀,呼啸而来,欢叫而去,在田野里喧闹,在粮堆上跳跃,无处不在,乡村因有麻雀而生气勃勃。冬天,农民把一车车农家肥送到厚厚白雪覆盖的大地,一堆堆的,横看成排,竖看成伍,壮观极了。铺了农家肥的地,又黑又暄又软,抓一把,真能攥出油来!我家的村东头,是一条小时常去打鱼的河,水里挤满了鲇鱼、鲫鱼、老头鱼、葫芦子、川丁子鱼,一网下去捞半盆。那水也真清亮,一座木桩河坝分开,坝上,水面波平如镜,绿树、蓝天、白云,都在河里静静地映着。坝下,则是白练般的瀑布,对着太阳看去,常映出一轮五光十色的虹来,更有一团团半尺多长、专嬉浅水的银白色偏口鱼,在虹中蹿腾跳跃。两岸,是足有一公里宽的湿地,长满了树、苇、草,水气极重,冬春之际,常见一条翻腾的雾龙神秘地蜿蜒几十里,那裹着水草鱼儿气息的、潮潮的空气,吸一口都是甜丝丝的。

我参军时已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了,这里还闭塞得连电都没有。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瘦得打晃儿的黄土坡里挤出一粒粒粮食糊口。“老母鸡肚子小银行”,没钱是不去说了,却处处荡漾着洒脱、大度的宽厚与芬芳。一家杀年猪,全村人去吃酸菜白肉血肠。一家娶媳妇,全村办喜事。一家发丧,满屯不动烟火,与家人一样分享孝带。来了客人,你不必为措手不及而发愁,东邻西舍自会送来时令鲜菜。你对在山村的苦度不甘,他们说,“争口气,有出息的进城去!”你小有不快,他们告诉你,“还是这里的小葱蘸酱最养人,回家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none" class=MsoNormal>终于知道,我的生命底色永远是农民,血管里流淌的血,骨子里的爱与憎,质朴与愚钝,正义与褊狭,感恩与漠视,包括不揉砂子的耿直,仍完全是“农民式”的“原生态”,是无法再造的本色和天然,是不被任何世俗、社会褒贬而左右的无奈,抑或是一种宿命。

我固执地觉得,广袤的农村,是中华民族之根。在这块苍茫厚重而又古老的土地上,传统蕴含之深邃之博大之瑰美,令我们任何居高临下的解读无不失之肤浅、匮乏和苍白!这里有任何“现代文明”永远无法取代的人生价值的解说,它使我不止一次感受到古老的民族之魂的跃动,感受和理解着这个民族历尽沧桑,内忧外患,却始终百折不挠、生生息息、繁衍昌盛的根基之所在。

人生,也许就是宿命的轮回。我想,当我年老时,我一定会重返故土,重归那朴拙原始的清美乡间,一卷书、一支笔、一土炕,一盘棋、一杯酒、一壶茶,一泓水、一垄地、一畦花,林中坐消无事福,月下补读圣贤书,重享“原生态”的芬芳与恩泽,那将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为愉悦静美的时光吧。

三、“思想者”,可以原谅的孟浪与轻狂

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当处长时,曾一度狂热崇拜思想家。孔子、柏拉图、培根、康德、达尔文,引经据典,不一而足。更以为自己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并为之自得、自负。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那是年轻人特有的孟浪与轻狂。

我的案头曾有一尊罗丹的《思想者》,那是我的图腾。

这是一个朴拙的炭雕。强健的男性肌肉,在极痛苦的思考中剧烈地收缩着,强力地传递着思想者深处的矛盾和绞杀的苦痛。突出的眉弓和悲悯的双目,似叹息人世间许多纷乱的现实和渐行渐远的梦。

每一次凝神的品味,都使我有一种难捺的激情和冲动:男人应是思想者,社会需要思想者——那代表社会发展的速度,时代进步的方向和个人精神的远方。没有思想的男人无异于行尸走肉。

于是,经常责无旁贷地“思想”着、“忧患”着,与挚友、同事高谈阔论,国民之素质、政策之导向、道德与社会、价值之判断、个人与集体、个性与潮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一省意识形态首脑机关的处长,又自觉“思想火花”的更多闪现者,担负着部门和省委部分“重头材料”的起草。那是一段很“膨胀”的时光。以为“材料”即是现实,一纸“材料”,全省施行,大可以“指点江山”、令江河改道了。当我到长岭县任职的时候,才鲜明地感受到了机关“材料”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

理论没有成为行为的指南时是灰色的,落不了地的“机关文件”和思想更是完全无用的。因此实际上我总也没有完成由“材料匠”、“农民”到“官员”的转变。

在县里,我可以挽起裤腿、满手黄泥帮农民脱坯盖房;可以带着乡镇长,捧着粗瓷碗,蹲在农家院里与农民一起吃白菜海带的“帮工饭”;可以为一农民耕地被侵占严斥乡镇长,责令限期退回;可以为下岗工人蹬“倒骑驴”是否征税犯颜常委会;可以煞有其事地调动民政局、县医院、乡、村合力为一患病农民走出绝境,却对所在县53万农民全面脱贫致富无力回天。我仍以我原始、朴素的情感处理政务,有其心、励其行却杯水车薪。男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的是从身边做起、细微处做起。可更多的人是,可以扫一屋,却永远扫不了天下。一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评论家可以永远“高明、正确”却与实践家差之千里!在与当时县委书记及一班人的交流中,我不止一次深切感到了自己的轻狂和浅薄。

当我接到离任调令时,也没有按官场“惯例”一一告别,仅于当晚接受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的联合宴请,第二天一早即悄然返程,却有诸多的百姓送行,一些人不以为然,我却深为所动——他们所求太少,仅仅一个“亲民”的“态度”便可使他们引为“好官,甚至重新唤起他们那最“原生态”、最质朴、却已裹上厚甲而几近僵死的真情实感,一次次令我喟然长叹而无法释怀!

今天想来,那时的我,怎么也算一个“廉官”、“贤官”了,但那远离现实和民间的“思想”论道,激情有余而方略不足,有心恤民却很难富民,帮一饥而不能帮百饱,那种凭“思想”、凭情感的“农民式”做官,实是迂腐、笨拙得很,对百姓而言并无多少实际的用处。然而,对我而言,那时“思想”上毫无功利心的执著甚至“轻狂”,那真真切肤之痛的忧民情愫,那“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那目睹官场之诟、社会之病痛、百姓之艰辛,而真诚、真实、真的心痛,至今令我无比珍惜。

四、青涩,阿Q式的“自恋”

不会圆滑,不知隐蔽,不懂察言观色。大半生过去,仍以初涉世事的青涩和率真面对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万象,这在我是一个悲哀,可又是一个连我自己也实在无奈、无悔、无改的事情。

在省委宣传部当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一位很赏识我的“高官”,一席肺腑言曾让我醍醐灌顶。他说,你小子和我差不多,个性太强,也算个人才吧。可你把自己放在玻璃房子里,不懂隐蔽自己。你既改变不了环境,又不想改变自己,遇上好领导你是人才,否则你就是个蠢才。我笑了,太高深,不懂。他说,战争年代,别人攻不下来的山头你能攻下来,高下明摆着,不用你不行。现在哪有多少攻山头的事,用谁都差不多,干吗不用会来事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用我?书记乐了,我总得算个好官吧。我说,是啊,而且你不也当上了大官儿。他说,可我也当上了右派。这话曾长时间令我郁闷——我身上的一些个性几乎是他的影子。

这位领导可说才华横溢,思想火花闪烁于谈笑风生之间。可我几次列席省里高端会议,便明显感到他的同僚相左。他那分明的、难以述怀的苦笑与不甘令我潸然——他对我的个性与不世故的弱项洞若观火,而他,在更高的层面上,亦然。这可能真的是“性格即命运”了。

我是一个不会适应环境、不想、更不愿改变自己的人。几十年来,部队、地方、官场、商场,当记者、搞经营,大都是领导欣赏尚有“小才”而用之,下级容其“人不坏”而从之。到头来,是领导、同事宽容、包容着我,适应着我的“青涩”。而我,只寄望于遇上“好官”,真个是抱定了一个“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用则尽力,不用怡然的心态,以我不变应万变,用与不用两由之。几十年过去,“青涩”如故,了无成熟。

寒雪初融的时候,我很喜欢凝神枝头那一抹淡淡的嫩绿,实际它也是“青涩”的,但它昭示着春的明丽与清新,却是不可抗拒、无法诋毁的。在上天这恢宏的昭示面前,我有时对自己做人的“不世故”会增强一些自信甚至放纵,会觉得,公道自在人心,做人,无论“世故”到多么八面玲珑,总还是有些猥琐和令人生厌,我是真的学不会,却也还真的有些不屑的。我总想,人的一生几十年不过如此,做男人尤应有些风骨,质本洁来还洁去,有何不可!

我骨子里喜欢简单,喜欢“有棱角”。不喜欢琢磨人,不愿意“捉摸”所谓的人事关系。我青涩地鄙视“世故”,固执地认为,社会世故了,社会就停滞了,人世故了,就有些可怕。尤其年轻人的世故,我以为那是世间最不堪的事情。社会和人需要成熟,却绝非油滑的世故。可悲的是,更多的人往往把油滑世故作成熟。我想,假如人人都戴上面具,大家都男不男,女不女,老不老,少不少,没有天真,没有沧桑,没有号啕大恸,没有欣喜若狂,没有发火,没有愤怒,举国一片漠然,一片油滑,一群泥鳅,该是个什么风景?

我坚持认为,男人真正的成熟与不惑恰恰不应是油滑“世故”不担当,而应是真有灼见又敢坦言、敢担当的思想者,恰恰应该有定力、有主见,不察言观色、不人云亦云、不见风使舵,甚至与“青涩”相伴而生。因此我有时亦自慰、“自恋”、阿Q起来——“青涩”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境界和美丽,一旦男人告别青涩而“世故”、而油滑起来,便也开始走向腐朽和停滞。

毕加索说,学了一辈子画画,实际上就是如何回到孩子的天真!我击节赞叹,以为同道!假如人人都保留一点率性和天真,多一些童趣与青涩,少点阴暗与晦涩,世界将变得多么简洁明快和清明美好。放大做人快乐,降低做事成本,多么好——我知道,这想法本身就是无可救药、可笑的“青涩”,却顽固地容忍并珍惜着。我总以为,社会高速成长的标志应更多的凸现真实、本色、简单的人文色彩,如果社会、官员、机制,人人真正懂得“简单”和“青涩”的深刻,社会进步的步伐与效率就会更多可圈可点。

五、“知足”,惰性掩盖下的“从容”

我追求“从容”的人生境界,然人非圣贤,居非真空,诸多之“欲”乃常情常态。因之,在现实的生活中欲从容而常难从容、难真从容。最实事求是的则是由于“常知足”而“节欲、少求”一些而已。“求”少,则能源自心底地真正看透许多世事,看淡些功名利禄,由于诸多的看淡而对“身外之物”知足,对官、钱、毁、誉不算太在意而已。

心灵深处的“知足”实际是一种坚定的自守。向社会、向生活、向别人要得太多,过程会很累,生活会很累,生命会很累很沉重。人们大多懂得“名缰利锁”如无常,但却还是不自禁的恨钱少,恨官低,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我也许是由于农民“小生产”的劣根性吧,也有偶尔的“向前看”、“不知足”,更多的时候却愿意“向后看”。当我坐着在农村还很“稀罕”、标志着身份和地位的小汽车回乡,看到我的同学赶着老牛犁地,他前面的路自然一眼到头——而他曾是我的中队长;我从省委机关“空降”直接做县委副书记,而那里压了七八个奋斗多年、十分优秀、却几乎永无升迁可能的乡镇长,我的“知足”发自心底——我未必比他们优秀多少,但老天给了我机遇。

我当然不认为我一无所长,却也不认为我所得到的理所当然——命运和机会可以造就无数人间倒错甚至南辕北辙,我只是命运和机会垂青的幸运者。当真正的把“知足”作为生命体征融入血液的时候,面对工作中的被误解,生活中的不公正,做人中的委屈,做事中的挫折,就会懂得,现实不会完美,正义也会迟到,公平只是相对,便会有许多的理解,真的从容洒脱起来,便会生出许多对社会、对机遇、对知遇者的感恩之心。

我去过少林寺,那大殿醒目的题字是“最大的幸福是放下”。我在那字下整整站了一个小时,拍成照片,放在案头,时时提醒。我突然顿悟,人之所以不从容,根本的原因是太执著、不知足、放不下。实际上,从容的至高境界应是“不执著”,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有波澜不惊、宠辱无谓的定力,有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达观。这与其说是修炼而成,毋宁说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格、性格和气质,宛若空谷幽兰、茂林修竹,虽也受惠于历练,却早已植根于心之深处。因此,反观我的“从容”,便总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喜欢不事张扬,低调做人,却又总是完美主义,高调做事,生活的知足与做事的执著,矛盾不已,悖论多多,“从容”便也有限了。

回想起来,将“知足”变得不完整,把“从容”局限为有限的最大的无奈也许在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苛求至善至美至纯至爱的职业、生活、感情、友谊,为此我丢失了许多东西。为了“尊严”,放弃了一份足以改变命运的高薪;狂热于事,把身体搞得红灯闪闪;常年在外,对双亲的尽孝多以其心;苛求完美,丢失了许多永远不再的东西……

六、做事,男人生命的支撑

不太喜欢侈谈“人生的意义”之类,性格使然,却觉得人活着总得干点事,对“做事”有些喜欢和执着,甚至快慰于“做事”。至好的哥们对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屡批我最大的毛病是“好折腾”,有“干活瘾”,我深以为然,却无法不依然如故——本性难移!

今天,当我思考过去、回忆过去、整理过去的时候看到,成也“性格”,败也“性格”。我“喜欢做事”,虽是性格铸就的“习惯”与“嗜好”的劣根性,客观上却也使我的过去岁月丰富、充盈,是我生命的支撑。

近年来,“做事”的执著心淡了,“强不能为而为之”少了,“血性”淡了,顺其自然、但求无愧我心多了,然而,性格中无法改变的仍然是创新和挑战,最喜欢是“重新开始”。每当面临新的环境,过去的一页成为历史,先前的努力如风无痕,便总有一种挑战未来的激情和豪情。因此,当看到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连长评价许三多的话,“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都像救命稻草一样抓着,有一天我一看,好家伙,他抓着是已经让我仰望的参天大树了”,不禁心有戚戚——如我等这种性格的人,也许命中注定,人生的得意和快慰,只在这种不断“做事”的愉悦之中吧。

按我想来,一个人的做事,不止是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使然,实际上更是一个人寻找灵魂归宿、不断求索、不断校正和积累自己的过程。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错误或愧悔,我当然不例外。可当我回头细数来路的脚印时,更多的却是快慰和充实——因为我曾认真地追求过、努力过,认真的走过我所处的每一个角色。无论有过怎样的得到和失去,我唯可自豪的是从未失去过对生活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应无怨无悔。

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男人活法的书。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做男人的书——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愚蠢到或自大到告诉别人怎样做男人;这也不是一本励志的书,汗牛充栋般关于励志的书与立志者实际是没什么关系的——没有哪个后来者会循着或规避着书上的路走完自己。但是,这是一个衣食男人毫不掩饰的苦行真实,一个性情男人赤裸裸的心路历程,一部原汁原味的真男人生活的原始素描,记录了一个男人的友情、亲情、爱情,家庭、事业、朋友,顺境、逆境和快乐忧伤。我把它作为对社会、对男人的一个真情、真实的呈献——他,是普通的,却又是独特的,是浩如星海中男人的“这一个”。

如果男人的活法有春夏秋冬,那么,也已是生命的秋了——蓦然回首,弹指一挥间。

——这是一个努力诉说“夕阳无限好”,实则秋日西下的年龄。可以自慰的是,没有人生青绿难回、秋催叶黄的苍凉与无奈,倒有几分功德圆满的知足常乐。

然,作为男人,回望来路,真正能留下、并值得珍惜的东西似乎并不多。许多事,悄然地却几乎全然变了——彼时的伤痛淡去,许多当年的热望似很滑稽;彼时艰苦劳累的时光,却是人生最充实的时候;彼时萦绕于心的人和事,许多竟感无甚意义。时光,悄然抹去许多往事,重构和颠覆了许多判断的是非倒错,生活,确是禅师“山水之辨”后蕴含之玄机的注脚。

我从“生产队”到省委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从“公社社员”到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从部队到地方,心路浮沉,甘甜曲折,路转峰回,虽有过错,无大迷失。始终不渝地承担着一个男人上对国家、社会、单位,下对亲人、爱人、朋友的担当和责任。虽不圆满,却是恪尽职守。我满意的是我的诸多无愧,不尽人意的是有太多的力所不及。个人的性格、气质、时间隧道、社会形态、时代到底给我带来了哪些视角和认知的误差抑或深化?认知与环境,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愿把这记录的赤裸裸心路与历程,作为对社会、对男人、对后来者的一个秋之真实贡献。

我以为,一个男人的活法,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主题与追求。假如造物主垂青,活到90岁应不算奢望。那么前30年应该读书、磨砺,立“知其难为而为”之志,养天地浩然之气,这一阶段的主题应是“蓄势”;30岁到60岁,可养桑、务农、做工,可从政、从军、从商,天马行空,攻城掠地,尽展其才以谢天下。此阶段主题是“作为”;60岁以后,沧桑历尽,阅人无数,可回忆、思考、写作。倘假以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更是怡然无比,自有另一番境界。此阶段主题倒真真应是回归人性本源的“享乐”了。

回味起来,一个男人的一生,实际是一个不断寻找的一生,是一个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为自己、家人、朋友尽责,为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担当,为这个社会不断做事的一生。你的活法未必给社会和别人带来或改变更多,也未必给自己带来更多功利,但你会活的踏实、充实,不枉都在人世走一遭。

第一章 一个人的“遵义会议”

1、“返乡青年”之烦恼

娘说,我出生那天,一大早,门前的树上就落了满满一树的喜鹊喳喳叫。我乐了,说,到底是喜鹊还是乌鸦。娘说,你这个乌鸦嘴。我继续给老娘开玩笑,说,那是不是还有屋顶红光、梁上盘龙、满屋异香啥的。娘不高兴了,这孩子,那天就是喜鹊多嘛。我叹了一口气,唉,我肯定上应星宿,说不定是玉皇大帝帐下什么官被贬下凡了。老娘也叹口气,什么事到你嘴里就没好话。

中学刚毕业,老娘就开始着急,整天里让她的老姐妹给我“保媒”。那时,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大学停办了,不招生了,一股脑去农村插队落户。城里下去的叫“下乡知青”,农村回家的叫“返乡知青”。老娘看到我的同学、村里的孩子一个个十七、八岁订婚、结婚、生孩子,就着急。

那年头,农民青年“找对象”,屯风、门风是第一看重的。

“王家懒,马家浑,有女不嫁立山屯。”就说的是附近河东的王家街,以懒人多出名。男的“油瓶倒了不扶”,女的几天不梳头不洗脸,衣裳“嘎巴儿”摞“嘎巴儿”不嫌埋汰。不管春种秋收,不管农活多紧,男男女女不睡到日上三竿不下地。干起活来也是懒洋洋慢吞吞,得糊弄就糊弄,一直到生产责任制,这个屯风也变化不大;马家街则以全村“没正事儿”出名,村里整天是一些乱糟糟的“小广播”,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五只眼,猪跳杖子狗上树,男人女人都以有这些“最新消息”告诉别人为能耐。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村里最有钱的是老刘家,给三个儿子一人盖了三间砖瓦房,三个儿子也个个五大三粗,一身力气,可一挨肩都30多岁了,就是说不上媳妇,连媒人也不登门。村里人说,这家人“门风”不好,竟干缺德事。冬天卖粮浇水,春天把人家稻田的水往自家田里放,夏天发大水冲坏了公路,他家把门前公路上的小沟挖成大沟,过往的车掉里了,人家爷儿几个就去帮着推车,一辆车挣50元。车主很感激他,村里人却背地里吐唾沫。他家杀年猪,去吃猪肉血肠的屯邻都没几个,这种人家再有钱,谁家的姑娘也不愿意给他。

那时我老爹在家乡可是赫赫有名。一是老爹是公家退职干部,虽在村里住,却每月领工资,发细粮。那时大米白面叫细粮,一年也吃不上几顿,一年过年才吃顿饺子不是假的。仅此一条,就让邻居们肃然起敬。老爹又还是当兵那炮筒子脾气,虽直却说理,公道正派,为人豪侠仗义,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老郑头”不到场谁说也没用。老爹一到,一顿臭骂,却骂得双方无不心服口服。加上我老娘心眼特好,又识字,邻居谁家有个大病小灾,一定舀上两碗白面或大米给人家送去。那时在公社,在大队,提起老郑头、老郑家,十里八村都竖大拇指。一说给老郑头的儿子“保媒”,都说,冲老郑头那门风,不用看孩子,错不了。

那是1969年,却是我毕业返乡后最郁闷的一年。

我读初中时在黄泥河中学,当时叫东丰三中。学习一直是尖子,一次东丰县北部七个公社中学联考,我考了语文第一名。那时,老师、同学都在按我的年龄计划哪一年初中毕业,哪一年高中毕业,哪一年北大或清华毕业,仿佛我不需要考试,按时间往前走就是名牌大学生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把这一切都打碎了。斗老师,搞串连,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课堂是没有了。我那时在班里年龄最小,好不容易闹了个红小兵,斗老师等力气活和热闹事人家不带我,倒是多了许多时间去看书。

毕业一律回乡了,现实便意味着一辈子要在这小山村里过日子了,我却还沉浸在老师、同学和我自己编织的斑斓美丽的大学梦里。当从梦中醒来,知道那是一个永远难圆的梦时,那种凄凉和绝望发自心底。

那时,我与村里其他人家唯一不同的是,我家里有个小书架,书架上,放着二胡,竹笛,秦琴之类的乐器。墙上,挂着我学习毛泽东书法写的字“清平乐。六盘山”和“沁园春·雪”,似乎残存了一点“文气”。

紧挨着家门前不远,是一座长满了柞树、桦树、榛柴棵子的小山。山下,是一条仅有一米宽却蜿蜒曲折、常年不断水的小溪,清亮亮的,水里可看到小鱼、小蝌蚪。溪边,有一棵垂柳;树下,有一块磨盘大的青石。每晚,月上杨柳梢,山间一片蛙鸣,我便开始吱吱哇哇拉一把极劣的二胡,对着空山水月倾诉。现在想来,那也是很寂静幽美的感觉。可当时,那是一种真正的绝望和发泄。我几乎天天拉同一支曲子《江河水》,思想着那女子,丈夫因服劳役惨死江中,面对滔滔江水嚎啕痛哭。那悲愤的抗争,凄凉悲切的无奈,通过指法换位及节奏的顿挫,奏出泣不成声、抽泣、悲痛欲绝的音乐形象,再由较平缓的音调、较弱的力度展现出问天问地、苦苦思索、百思不解的音乐造型,之后,大力度的推弓、旋风般的节奏把乐曲推向高潮,久抑的愤怒如火山爆发。每每奏一曲的时侯,都不由自主地沉浸进去而一次次唏嘘不已。

白天铲地时,必携一竹笛,休息时,便仰面躺在山坡,眼望蓝天,吹一曲当时最流行的《扬鞭催马送粮忙》、《牧民新歌》,幻化着绿绿的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牛羊隐现其中的草原风光,日复一日打发苦闷时光。

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一批如雷灌耳的人物也被赶来这里走“六、二六”道路“插队”,诸如《兵临城下》的导演朱文顺等,他的儿子朱晶,回长春后做《电影文学》的主编,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个长影乐团演奏二胡的翟玉甫老师,可算我的二胡启蒙老师,有时没事,便偶尔指点我一二。同一二胡,翟师奏来如聆天音,始知音乐之美之动人,所赐弓法指法之类,如法研习,慢慢的也有点心得。

2、老爸之“文革生涯”

我不知道,我的厄运才刚刚开始,却源自我的老爸。

我的老爸,一生刚烈,战争年代参军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给首长当警卫员,官至连长。腿上一块一直未取出的弹片使他成了三等残废军人、荣军,转业至江西。老爸杀过敌人,枪毙过坏蛋,打过不孝子,原则公道、刚烈之气始终未泯,在村里可说是德高望重。

在老爸的心目中,党是正确无比、极为纯洁的,说不得党有半点毛病。我有时说起一些问题和微词,老爸就会气的呼呼直喘,党怎么有了你这王八羔子!而且真会气得半天不说话,后来我知道老爸是绝不容许听到对党的半个不字的,再也不在他面前说这个话题了。我知道老爸的“护短”实在太愚且并无益处,是深深打着“老革命”印记的那个年代的产物,却实实在在不敢有半点不恭,反发自内心地为党有这样极端忠诚的党员而为党庆幸。

老爸生活中做事的原则,同样既让我哭笑不得,也更让我深生敬意。那年春节,三弟的岳父砍了一棵树回家做灯笼杆。老爸是护林员,看到山上丢了一棵树,在村里没找到。中午到亲家家喝酒,忽然发现了院里的灯笼杆,亲家对亲家,当然承认了。老爸却要按规定罚款,亲家以为开玩笑,后来一看老爸动真的,当时就火了,说啥不认罚,老爸气的酒也不喝,气哼哼回家了。在家里,我看老爸自己拿钱往罚款本上记,笑说,酒也没喝上,还往里搭钱?老爸也乐了,这王八羔子,还真能欺负我!三弟却嘟哝着,你就不罚不行,自己搭钱,没看这么办事的。老爸操起笤帚疙瘩就打了过去,家里人偷树就不罚,那是人干的事吗!老三的岳父知道了,亲自来交罚款。又被老爸骂了一通,滚他妈犊子,赶紧回去准备好酒!被骂的亲家后来告诉三弟,你还真得学学你爸那老东西。

我的老爸,也许由于其退职干部的特殊身份,也许由于其德高望重的人望,也许由于其妒恶如仇的是非观,也许由于其炮筒子脾气的直爽,也许还有许多农民认可的也许,反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群众推举为头头,成了那一方土地的“领袖”,批起大队“走资派”来。我记得最清的是据说这个“走资派”个人有些小问题,这在60年代却是大问题,也是民恨最大的问题。老爸一腔正义、毫不留情面的批了人家,然后在那“头儿”痛哭流涕之后,群众坚决要求罢官的情况下,却又力排众议,“解放”了该人,让他当上了新革委会头儿,之后,老爸说啥也不干了,回家呆着了。

老爸自以为做得十分正确,没想到,不多久,上面派来了一位以郭姓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家了解老爸的造反情况,为什么要造反,是不是想当官。老爸糊涂了,反问人家:是你们让造反的呀,怎么问起我来了?郭组长请老爸正确对待,正确认识错误。老爸火了,党要错了我就错了!党要没错我就没错!问你们自己去!摔门而去,扛着“老洋炮”,踏雪上山打野鸡去了!

面对着老爸的扬长而去,郭组长有点尴尬但还是宽容的一笑,人都说老郑头脾气大,还真是不假!又对我说,你父亲这个倔老头挺有威信。我说,我爸“造反”可以说连动机都没有,就是响应号召,这个头儿又有点事,老头要帮助他。要想当官我爸就不从江西退职了,那官比这大得多了!工作组再了解社员,全大队除了少数人说老郑头脾气有点不好也公认之外,没有一个不赞成老爸的。连问到这个大队这个头儿,也说,人倒是个好人,除了脾气倔,没毛病。应该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说的这个话,虽是实话,却也算良心未泯。郭组长如实向上汇报了情况,于是,老爸文革的事就过去了。可是这件事,老爸心里很受伤,一直别不过劲来,那一时期,想起来就叨咕,听党的话怎么还错了呢?

回过头来看老爸这一短暂的“文革生涯”,让我深刻感到,历史上,无论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事件,大潮涌来,可以大浪淘沙、泥沙俱下,人鬼莫辨,良莠难分,好人可能变坏,坏人可能良心发现。但任何时候、任何同一政策由不同的人执行,对社会、对个人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南辕北辙,其中执行者的品行便起决定作用。我老爸那种朴素善意的“造反”和那个郭组长求实的评价实际就已经是人品在起作用。

3、头儿之“报复”

那人又当上头儿了。没想到,还真有“报复”这一说法,而这苦果便由我来承担了。

那时候,由于文革后期,百废待兴,企业也要上马、恢复、重建。县里的各类工厂便经常直接到村里来从中学毕业生里招工,那时的分类有国营的、大集体什么的。对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被招工进县城自然是鲤鱼跳“农门”的事,是离开农村的唯一途径,谁家孩子被招工走了,就像中状元一样,要摆酒席的。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想象不到,有过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掌握招工去留大权、掌握所有青年离开农村绝对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大队头儿。

那时,我前后三届的中学毕业生不超过七个人,而整个大队都知道我是学习最好、最可能考北大、清华的学生。我想,两年内这几个学生肯定要走光的,就算最后走也用不了两年,离开农村的念头又看到了希望。

没想到,那一年,县里新上马的化肥厂、机械厂、自行车厂招工,一次就走了五个。连我下一年级的一位马姓同学,脖子有些残疾,总是歪歪的,都被县自行车厂招走,我却一点动静没有。一次,我队的一个社员李芝玉去大队办事,听到县里一个部门打电话要人,问这位头儿还有中学毕业生没有,要招工。他明确地回答:一个都没有了,全走光了!这位大叔是我的邻居,马上回来告诉我,让问问怎么回事,是不是大队领导忘了。我却立刻明白了,只要这位领导在位,我离开那块土地的可能近乎为零!这一种近是绝望的苦痛。

可能老娘也看出我走出农村的希望渺茫,而和我一样大的小学同学又都接二连三的娶媳妇,生孩子,踏踏实实过起小日子了,便加紧了给我找媳妇的进程,我则完全没有这个心思。

1970年秋季征兵开始了,我抱着一线希望报名应征,心想,总不能连兵也不让我当吧?没想到,报名表到大队政审时还真就被刷下来了,理由是,我是一个优秀有发展的青年,优秀青年不能都走了,要留着挑重担。

实际上,去体检也不一定合格,合格了部队接兵首长也不一定看好,走出去的概率仍然很小。但连体检也不允许参加却实在做得很绝了,我由此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位领导扼杀我这小小孩子的决心。在那个年代,一个完全掌握别人命运的人的手,是足以让人完全窒息的。那时不像现在,可以出去打工,可以自己创业,可以举家搬迁。当你招工、参军的路被堵住之后,你的人生发展之路也就走进了死胡同。

4、水库之夜

在得到大队通知不允许参加征兵体检的那天晚上,我脑袋里完全成了一盆浆糊!不知不觉沿着家门左边不远的水库走了半夜。那领导家离我家距离不足1000米,站在水库坝上,即可清晰看到他家窗子的灯光和人影绰绰。人在极端的情况下,是极有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来的,而这,并不完全在于人常态情况下的人性善恶,而确有心智的瞬间迷失。上学时,我最喜欢的就是鲁迅,崇拜他的风骨,学他的嫉恶如仇和文字犀利冷峻。我坦陈,那一刻,我确曾出现过“我以我血溅轩辕”的悲壮甚至自以为豪情。

那个水库,很美,那个夜晚,也真静,现在想起来仍令我心动神往。那是一个仅有几十亩水面,却是芳草萋萋,鱼肥水美的。水库里有一条无人看管的小船,我靠在船上,任那船儿飘荡自去。水面是一深蓝的镜子,却又偶有微波涟涟。一弯弦月,有些悲悯地望着我,映在水中一动不动,让你的心随着她沉静。偶尔,风儿轻轻的拂过水面,温柔的拂去你的愤怒和燥热。船到处,蛙鸣嘎然而止,刚移开,便又毫无忧愁的欢叫起来。美景可怡情,确乎如此,到后来,我竟几乎有些沉醉。

实际,人生中,许多重要的时刻确有许多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的抉择可能关乎你的一个时期甚至一生。这个夜晚便是我人生抉择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我彻底看透了眼前一些世象后的一次痛苦的涅。少年的我,在还不完全清醒地感知社会为何物的情况下,却提前感受到了人性的善恶,感受到了命运掌握在别人身上的荒唐和任人宰割的无助,也走出了锻造自己内心坚强的第一步。我清晰地记得,在那个美好的夜晚,我做了决定了一生的三条决定。1、必须走,离开这里,义无反顾。2、不能在农村结婚,否则,就永远走不出农村。再好的农村女孩,也不属于我。3、开始写作,这是任何人控制不了的领域。

这是我一个人的“遵义会议”,我做了这样的决定,我就义无反顾地这样走下来了,走到了现在。但有时回过头来想想,假如留在农村又如何?一只手总不能遮一辈子。现在的城里人要去乡间住别墅、住四合院、住农家,还不就是农村那点田园、那点山水。那个水库之夜,令我至今梦萦魂牵,莫如不走出来,岂不天天如此?如此说来,岂不是活了大半生,又回到原点?当然生活没有假如,就像假如没有遵义会议一样没有“假如”。因此我从来的观点是,人生,目标永远不是目标,目标永远是动态的,人生的价值并不是所谓目标的实现,而是敢于不断超越自我,寻找那一览众山小的阅历和体验。当你的一生经历了别人不敢、不愿、甚至不屑的阅历和体验的时候,你就获得了仅有一次生命的两生价值。

离开那里几十年了,每次回乡,都要去那个水库坐上半天,品味今昔沧海桑田的如梦人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水库包给个人,承包人开始“卖水”挣钱了。再后来,听说有一年发大水把大坝冲垮了,承包人修不起,不修了。及至2008年再回家时却看到,水库已干涸了。原来水库的库底变成了一片乱稗草中摇曳着几池子孤零零的水稻,库下的几十顷水田则已经改成旱田。由于地不保水,发水时,庄稼被冲得东倒西歪,水过三天却又旱得点火就着,到秋打几粒算几粒了,我惆怅不已。

四十年前那个永远不再的水库之夜,是我生命中最美丽、最凝重、最无价的一次历史定格,是我灵魂的一次自我救赎和升华,使我的生命从这里开始冲破篱,走出庭院,释放于远山沧海、大地长天!

第二章那些年,那些纯纯的农家女孩儿

1、破四旧、砸古董的年代

我是村里唯一的“秀才”,因此当上了生产队的“学习辅导员”。那时村里学习多,开会多,每次生产队开社员大会,首先要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和读报。“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女孩都不穿花衣服,和小伙子一样,走在路上分不清男女。破四旧时,各家的灶王爷、财神爷等神位的画像、香炉、塑像等都砸了。

我至今最心疼的是家里一对插花的白瓷花瓶,上面画着楚楚动人的古代仕女图,奶奶说是她的奶奶以前留下来的。我想最低应是清初官窑的老物件,按现在的行情百十万不成问题。那时的革命性真是毫不掺假,加上无知者无畏,因那上面画着仕女,是典型的四旧,于是毫不心疼地被打碎了。

生产队还开展“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社员在下地干活前要高声背诵领袖语录。每天三顿饭前,都要早请示、午检查、晚汇报,要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大队的高音喇叭,整天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有个说法叫,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人人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看电影是“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不过,那时社会上小偷小摸,抢劫、诈骗、盗贼的刑事案件确实少,社会秩序应是建国后的黄金时期,农村几乎可以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1970年,一进腊月门,我做了两件事,参加公社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相亲。

在公社的讲用会上,我作为生产队辅导员代表发言,讲述了社员们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思想,指导抗旱救灾,取得丰收的事迹。今天看来,另当别论,可当时,却是发自内心的虔诚,确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此时认为的荒唐,彼时天经地义。彼时的虔诚,今可反思。但任何事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因此,任何人也无权离开历史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可惜的是许多时我们永远在犯用今天的眼光和评价标准品评看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荒唐事。关公战秦琼,这不是别有用心,就真的是愚昧的可笑了。

散会后,公社的王书记叫住了我,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表扬一番,又问我有没有上公社来做辅导员的想法。我此时已明白半点可能都没有,王书记表示他可以向大队要,果然如我所料,此后再也没消息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在这样一次次的打压中坚持过来,实际是骨子里有一种默默的、却是坚定不移的笃信。人,任何时候都是需要信仰,需要目标的。同样,任何时候,拯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2、乡俗、乡情、乡愁

要过年了,一进腊月门,地里没多少活了,便开始“猫冬儿”。村里节日气氛明显浓了,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全是为了过年而忙活。

我家那个村收入是下中等村,挣一天工分,到秋能核个8、9角钱,人家好的生产队能核到两元钱。一年一个劳动力就挣个3、4百块钱,去掉口粮款,中等人家也就剩一、二百块钱过大年。都忙着到粮库每人领3斤面,或忙着用玉米换稻子,到公社磨米厂磨成大米。然后老老少少忙着蒸豆包,炸年糕,换新衣,买鞭炮,都不太富有,却大人孩子都奔得个挺“乐呵儿”。

阴历腊八,我家杀年猪。那时农村过年差不多家家过年都要杀猪。穷点的人家一年养口猪,也只有到过年才杀。每到这时,村里都先排好日子,轮流杀猪,村里人也就天天中午轮流吃“杀猪菜”。那时哄小孩子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杀了肥猪炖肥肉,小鸡蘑菇管你够,撑得不认你老舅”,让你一听就流口水。

每个村屯里一般都有一、两个专业杀猪匠。平时这些杀猪匠和普通社员一样种地干农活,一进腊月,别人开始“猫冬”了,他们就翻出杀猪刀,用磨石磨得飞快,专等主顾上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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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这样的时候,让我永难忘怀。

3、二十年未解之谜——父爱如山

那年代,作家是男女青年崇拜的偶像。毕业在家的城乡青年几乎都写诗、写小说、写报道,我开始白天下地干活,腰酸腿疼地铲地、割地、刨茬子,晚上趴在油灯下写稿子、写小说、搞“创作”。那时煤油灯,黑烟大,昏昏的,两个小时下来,两个鼻孔全是黑的,两只眼睛全是涩的。写出的稿子,便向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县文化馆投稿。

老娘看我几乎没日夜的写,怕我拼病了,总劝我,农村也挺好,找个好媳妇,订了亲就这样呆着吧。老爸则每在这时,都一边说老娘,什么挺好挺好,你别管,孩子有它自己的事,累点还能死了人!一边每次把老娘给他做的一个鸡蛋、一块豆腐、一块肉之类的“小锅”,全部塞给我,而且不容分说。每当我埋着头,实际是噙着泪,吃着那属于老爸的“补品”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酸痛不已,同时倍增力量!

父爱如山,我的父亲教我的一直是如何做人,期望的是做不屈、出色的男人。母爱是水,细腻温暖,我的每一丝烦恼、病痛、不快都会牵着她的心。父母之爱,方式和目标甚至完全不同。刚强正义的父亲、善良贤德的母亲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和偏得。我这大半生,做官、经商、当记者,阅历万千、阅人多多、诱惑多多而未失根本,皆在于父母的基因,那严格的做人训教已成定格。

不久,小学校一位老师长期患病休假了,我一位远房表姐夫叫赵富的,在那当老师,知道我的学习好,再说村里的中学生快走光了,还剩一个在学校就“逃学”,成绩总是倒第一的,显然不行,我几乎是唯一人选。于是推荐给当时的姜校长,邀我去当代课老师。那时,学校的老师也算“人上人”,在村里很有些身份的。没想到这事到领导那,又被挡住了,要求学校老师互相带带课,坚持一下。

姜校长很惋惜,又觉得实在缺人,让我自己去找领导说一说。我说,不去。没想到,老娘却背着我亲自去找了这位领导,求他给我这个机会。娘回来说,那人的媳妇人很好,还帮着求情。领导就是不答应,说教孩子的事马虎不得,以后再说。看着老娘一脸的落寞和无奈的样子,我心里真是难受,可脸上还做出乐和的样子安慰老娘,你儿子一定能走出去,不用你操心。如果说,这个领导对我的封杀我尚能忍受的话,我从不求人的老娘找他,他仍然如此对待,是我永远耿耿于怀的。

我和老娘在说着这件事,老爸在一边默默地听着,不声不响穿上鞋就出去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脸色铁青,一句话也不说,我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一直是我的一个谜。

直到二十年后,我已到吉林省委工作。那位领导的小儿子也已经考上省里的一所中专学校,遇到一个麻烦求我这个老乡帮忙。我记得我在村里时他还是一个满地乱跑的小孩,现在却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了。他说,他爸在家想起来就说,那年头对老郑头那大儿子真不对劲儿,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晚了!小伙子问,我爸对你咋的了?我说,没什么。我帮小伙子处理了他的麻烦,小伙子很感激。也许是内心要发泄,也许实在不吐不快,也许真希望小伙子不走父亲的路,我对小伙子说,做人,永远不要学你爹,否则永远没人待见你。我知道,在父子之间说这样的话很恶毒、很残酷、很不厚道,但我觉得这是他应当承受的,而且是真有价值的好话。

为了那小伙子说过他爸的“坏”话,我春节回家去看了看那人。他早已赋闲在家,身体也不行了。老头几次要说起当年的事,我说,都过去了。老头落寞地说,没过去。我一辈子没人敢动我一手指头,那天却让你爸这个老倔巴头打我一个嘴巴。我说,什么时间?老头说,当年为了你当代课老师的事,说掰了,一耳光把我打水里去了!我回家还得撒谎说掉水库里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解开了当年那个谜。我说,父债子还,你也可以打我一个耳光。老头苦笑,打不动喽。我说,我感谢你,真心的,不是你往死里逼,真当上代课老师了,我也许还在这一亩三分地。老头说,你小子从小就是不服软的人。我说,你儿子不错,一个人在外混不容易,我希望他混得好一些,我告诉他了,决不能学你做人,要不孩子一辈子就完了。老头两眼幽幽地长久看着我,长叹一声。老爸一生刚烈,战争年代,杀过敌人,枪毙过人,吊打过不孝子。老爸说从没打过好人。这当年的土皇上、现落寞的老头是好人坏人?看这个样子,我倒添了些恻隐之心。但至今,我都不知我这次去看他是什么动机。原谅?宽容?泄恨?示威?规劝?也许都有,也许都不是。但我放下他了,是为了他的忏悔,尤其是他的儿子与此无关。

在知道连代课老师也当不上的那天晚上,我在昏暗的油灯下给吉林日报写了一篇稿子,后来发在吉林日报副刊上,叫当时很时髦的“青春寄语”。当我在剪报本里翻到它,纸片已经发黄,居然整整四十年!恍若昨日。我把它全文再现于此。

青春寄语:

之一:奋斗是作为的钥匙。奋斗是作为的钥匙,勤奋与事业孪生。不闯急流险滩,算什么伟大的航程,不沐奋斗的风雨,怎配壮丽的青春!猥琐的檐下之雀,哪有振翅长天的喜悦,青春的光华啊,只有在风雨雷霆中才能更炙热的迸发!

之二:莫陶醉花前月下,双双对对,游走于蜂舞蝶恋的亭园溪畔,自是青春的一角。但,朋友切记,爱情,是一匹烈性的野马,可以使你得到温暖和动力,在奋斗的路上如虎添翼,使生活和事业充满阳光。却也可以泯灭理想的火花,玩物丧志,铸成事业上无可挽回的千古遗恨!朋友,驾驭爱情,可千万不要被爱情驾驭,但爱情的野马奔腾的时候,用理智的缰绳束住它吧——这个缰绳,是用奋斗与志向编织而成的。

之三:就从今天开始。朋友,我们常下决心,“从明天开始”!明天呢,还有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于是,在日历的翻动中,青春,这个人生的骄子和宠儿,惨淡的一天天逝去。无情的时光老人,用白发和皱纹,刻下岁月的年轮和一个个幻灭的泡影。志存高远的人,决不会轻易荒废今天而不痛惜,事业和成就绝不伴随着懒惰和推诿。不要等明天,就从脚下开始,就从今天开始!

现在回头来再看这剪下来的发黄的纸片时,它的稚嫩、浅近不禁让我哑然失笑。可当我越过人生的烟云,穿越回那个挣扎的岁月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为自己默默自豪。实际上,那不是写给别人看、发在报纸上的什么寄语,那是一个农村青年的奋斗宣言!不论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做到了什么,那种涕血的执着、欲振长天的豪气、永不称臣的风骨,已让我此生不虚,我活出了一个真性情的自己,让我今天仍自豪。

由于这篇青春寄语,我结识了平生第一个“高层次”的师友——吉林日报副刊编辑赵春江,后来做《城市晚报》主编,再后来做吉林省文联副主席。

4、被“绑架”的“相亲”

自从我招工、参军的路被堵后,老娘明显地变得忧愁和憔悴了。在我连续毫不在意地打发了几个媒人的相亲安排之后,我的婚事好像成了老娘的心病。

小梅,是邻家温姨的大女儿。温姨姓邵,与我老娘拜的干姐妹,两家的油盐酱醋用起来不分彼此,温姨待我也是真心、甚至是无私的好。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温姨,即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大女儿小梅,是一个言语不多的女孩,那时生产队集体出工,实际我们从没有过私下接触。但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关心。割地休息时,大家都磨刀,每次都是她把我的镰刀拿去代我磨刀,或者把自己磨快的刀给我用。她干活利落,我许多时候在铲地、割地累得直不起腰,盼着快到地头休息时,都会看见我前边的地已经铲过、割完了,原来小梅自己先到地头又回来接我了。因我们两家过从甚密,我只觉得她拿我当家里哥哥,从没往男女感情方面想,小梅也从没说过什么。因此在老娘居然说订这亲事时,我只觉得好笑,定什么定。一句话过去了。

多少年以后,我春节回家,带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礼物去看温姨,还是那样有一种家的亲切,我笑问,温姨,你当年真有把小梅给我的意思吗?温姨乐了,可不是咋地,可你也没看好哇。我说,不是没看好,你没看我那些年就像中邪了,非出去不可。温姨说,看出来了,那时你姨父就说,将来河东水西这十里八村,真有大出息的就人家老郑头那大小子。

腊月吃“杀猪菜”酒席的时候,温姨与我老娘又在密谋我的婚事。一天晚上,老娘说,温姨理解我没看好她家的小梅,要把在海龙县宋家街儿住的表妹玉英介绍给我,我不耐烦地说,别没完没了了!娘生气了,人家是为你好,这么不懂事,去看!

在农村,由于农闲,又近过年,这个时候也是农村提亲的“高峰期”,冬天的农村大地,广袤而一览无余,偶尔看见一两伙人,十有七八是提亲、相对象的。

那时提亲的说道还真很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东北农村,青年婚姻大多还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不多,故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嫁给当官的是官娘子,跟着杀猪的是捋肠子”之说。

订亲都要经过提亲保媒的程序,双方家长或通过亲友了解对方家境、门风及人品相貌,男女青年见面,称之为“相看”。彼此同意后,还要经过“合婚”,即把写有女方生辰八字的“庚贴”送到男家(或两家互换),交给算命先生一类的人,推算男女属相命相是否相合,对父母是否有相克相妨,如无不吉才可继续议婚。

早起,要去生产队场院干活。老娘拿出一件新的蓝布中山装外套,套上!我说,干吗?老娘说,昨天你温姨去河东了,今天你跟温姨去相亲。我哭笑不得,不是告诉你不看吗!老娘不留余地,不行,你温姨和那边都订好了。

到了场院,伙伴们知道我要去相亲,立马热闹起来,一窝蜂的出主意。怎么有礼貌,怎么和人家爹妈说话,怎么与姑娘唠嗑。一个小伙伴,其父下一手好象棋,由于是国民党的支部书记而被定为“黑五类”。我和他姐姐是小学同学,他看了看我的狗皮帽子,把自己的新羊剪绒皮帽递给我,这是我相亲时买的,你戴去肯定成。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无奈走老娘规定的程序而已。

温姨的表妹虽住在海龙县,却是隔河相望,不过6、7里路,不到中午就到了。

邵家是一家大户人家,远远听到一片“来了来了”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到时,只见院里、屋里男男女女站满了人,都来帮忙相“女婿”。温姨到这里如鱼得水,到家了一样,一一介绍一番,无非七大姑、八大姨之类。之后,温姨说,玉英呢?有人答,干活去了,快叫回来。我想,是故意矜持,还是和我一样,并不想订亲,否则,岂有干活之理?待到那女孩走进屋来时,我还是眼睛亮了一下,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脸色是农村十分少见的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的健康的红润。她大大方方地边进屋边摘套袖说,那院牛没草了,刚铡了一点。他爸说,这孩子!温姨说,行了,咱们上那屋唠嗑吧,俩孩子说说话儿。

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人,窗上爬满了小孩,院里站满了人,老一辈的在对面屋聊天,这种独特的“两人世界”恐怕唯那时的农村独有了。她问,听姐说你学习好?我说,在农村没有用。她说,听姐说你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说,连亲我也不想订的。她问,那你来干啥?我说,你要不同意我任务就完成了。她笑了,真逗。我听对面屋好象她爸问温姨,小伙子好象不太爱说话?要不就是没太相中?温姨说,不能。

中午,老邵家热热闹闹的摆了东西屋、南北炕四大桌,温姨让我吃完饭自己先回家。我自己回来后,到生产队场院打了一会扑克,干了一会活。晚上回家,老娘却告诉我,那边挺满意,你温姨在那把订婚的日子都定下来了。我吓一跳,怎么没问我的意见?老娘说,你温姨说,他这妹子是河东水西拔头份,人长得俊,心眼好,你肯定相中。在那就大包大揽了把订婚日子定下来了。我急了,喊起来,我不同意!老娘吓一跳,你喊啥!我说,我不喊了,可你告诉温姨,我不同意,不要再劝了,一点可能都没有!

这件事彻底得罪了温姨,我知道,她是实心实意地为我好,她女儿的事她都没有对我不高兴,这次却彻底伤心了,搞得她里外不是人,下不了台。听说她表妹还几次埋怨她是不是她姐哪句话说的不对,把事搞黄了。那以后,温姨再也没有找过我,直到那年我春节去看望他。这是我一直歉疚的事情。可当时,我只有那一个选择,实际是别无选择,不管是失还是得。

第二年开春,黄泥河大队的一个人找我爸,又要给我保媒,老爸知我意已决,便随便地对我说,这家人家不错,你得看看。我说,行,你让媒人告诉她家,哪天我自己去。第二天,下雨,我到黄泥河街里去办事,打着伞,光着脚,正好路过她家,我就直接走进院子,喊了一声,杨叔,作了自我介绍,他稍稍愣了一下,马上热情起来,把她女儿叫了出来,我看是一个秀气而弱弱的一个女孩,很害羞的样子。那女孩见我这狼狈样,也楞了一下,接着就像待家人一样接雨伞、递毛巾。回家后,告诉老娘去相完亲了,老娘不信,你就这个样子去的?我乐了,装什么吗?第二天,那杨家托媒人捎信,那边同意了,看这边的意思。我又一次感受到“老郑头”品牌的强大影响力,实际许多人家一听说是老郑家,不用看我就同意了。当然这事自然不了了之。

那些年,那些身边的、有过渊源的农家女孩,由于我的偏执,也由于实际上的命中注定没有机缘,一个个擦肩而过。但上世纪70年代农家女孩的纯真、质朴、忠贞,是我永远看重的。她们勤劳朴实,所求无多。男耕女织,厮守园田是大多农家女孩玫瑰色的梦。人,也只有走过才珍惜返朴归真,男耕女织未必不是男女爱之至乐!但事实上,人的情感是定数,该谁的,是谁的。该什么时候得,是什么时候得。好与坏,幸福与失败,各领因果。牡丹之富贵,玫瑰之妩媚、山花之清新,寒梅之冷艳,各有芬芳,绝无高下。那些年,我在农村女孩间一一走过而无果,自有我的坚守,实则上天早已规定我不属于他们,她们也不属于我,时空倒错,势之使然,——值此,深深地祝福她们!

第三章初离山村

人的一生,总是在相应的历史阶段中穿行,而且总有几件引爆激情的事件影响你而令你无法忘怀。

1、雨中放牛

除了写东西之外,我最喜欢的事就是下雨天替老爸去放牛。老爸是三等残废军人,腿上一块一直未取出的弹片使他敏感风雨并成了荣军。那年头,“荣军”的荣耀和待遇任何人也无法剥夺,于是每年春节,大队慰问军烈属都要代公社送来“光荣军属”的牌匾和几斤冻秋梨、几斤白面。大队的秧歌也必须从军烈属家开始拜年,哪个领导纵再无法无天也不敢改变这个形式上的“规矩”。老爸不去下地干活,生产队便安排点护林、看牛等轻闲活,工分和壮劳力一样多,算是对荣军的照顾。

我对放牛却有一种莫名的神往。

我觉得自己有些怪异,喜欢与雨、雪亲密接触。喜欢立在雨中,任绵绵细雨甚至倾盆大雨浇得你如落汤鸡,曰“借天水、浇心火”,喜欢雪如鹅毛铸你如雪雕,也许正是从那时始。下雨了,不能下地干活,牛却是要放的。于是我便穿上雨衣,戴上草帽,牵牛上山。

家门前的那片山,实际都不高,村里人叫它“南山”,说起来只是丘陵。只有五六十米、百十米高,又是连绵的、缓缓地逶迤。雨中的南山,一片蒙蒙,榛柴棵子、打碗花、山葡萄藤的阔叶上,晶莹的雨珠串串沾满、流下,针叶的小草,无法承受更多雨滴的聚集,频频颌首轻摇,奏出淅淅簌簌的轻音响。天悯苦人,那雷也绝不明火执仗,偶尔,一声轻轻的低吟,压抑着从天边抚山滚来,笼罩了整个山顶,掠过头顶,又恋恋不舍的向远方滚去。山间有一水溪,平时干涸。下起雨来,那山涧的水流便越来越大,汇成小溪,跳跃而去。那牛儿,却对这一切浑然不理,低着头缓缓地,鼻子紧贴地面,沿山搜寻青草而行,偶尔抬起头来对着雨声、雷声、溪水声,发出“芈儿”的一声低啸。那时,我端坐牛背,仿佛变成了这浑然一体的天地山水中独处的生灵,我就是这一切,这一切就是我。那无法再造的空灵感、沉静感、出世感、宣泄感,消融了我的整个肉身。

后来,看多了许多牧童骑坐牛背上的“牧牛图”之类的东西。知道孔子求见老子,遇一牧童牧笛横吹。知道刘备三顾茅庐,也有一小童倒骑牛背,搞得神神仙仙,玄妙无比。还有二小放牛郎那悲壮的故事。而我痴迷雨中放牛,任那淅淅沥沥的雨儿把全身浇个“响透”的快感,那种甚至无视雷电、全身心的沐浴让我至今快感无比。那是我在少年的苦痛挣扎中独有的童真和快乐,那种带一点野性的让灵魂出窍飘逸于忧伤天地的梦幻般的奇丽,是山村赋予我的馈赠,令我如今感怀不已。我甚至荒唐地认为,没有品味过雨中放牛的人生是有缺憾的。

那是一段比较沉静却不是沉沦的日子,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坚信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一个是物质世界,即它的肉身依附的载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这个世界看得见摸得着。另一个世界则是灵魂的世界,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任思想的天使冲破桎梏,飞出小村,在空灵的三维境界妙曼飞翔。那时的我,生活是贫乏简单的,精神却是充实富有的。很多时,是窗外的一声忧伤的鸡啼将我唤回黑暗前的黎明。那肉体和灵魂两个世界有时互相影响、融合,但更多时却完全各有领地,各不相干——我进入了写作的痴迷。

2、“文学青年”

早上,刚扛着锄头要去干活,穿绿制服的公社邮电局邮电员叫我的名字,有信!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个32K纸大的牛皮纸信封,落款是红红的“吉林日报”四个大字。仅这四个字就先让我的心一阵狂跳。打开一看,是吉林日报副刊一位叫赵春江的编辑寄来的,里面有一本《吉林日报通讯》,书里印的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全剧脚本,还有一封铅字的信,我的名字却是手写的,上写聘请我为“吉林日报通讯员”。一瞬间,我的感觉,沙漠遇绿洲、大旱逢甘霖、拜香见真佛远不及此!

多少年以后,赵春江,这位当年吉林日报年轻的编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问到这件事时他说,当时只觉得这个农村青年写得还不错,顺手填了一个单子而已。我说,不填不行吗?他说,当然行,偶尔填。我说,你这个偶尔却是我命运中一根激励的救命稻草。他乐了,稻草而已。

是的,那只是报社对写稿人的一个一般鼓励。甚至可以说,对编辑来说,他也绝不会想到这件事对另外一个人带来的影响甚至命运的许多的改变。而当时对我的心理影响却是巨大的,我真像一个面临沉溺绝望的人抓住一根稻草,而且确信此草可以救生一样,我更以空前的激情投入到写稿之中。

几十年来,这件事深铭于心,我经常以我当时的同等心态对待我所能惠于他人的每一件事。当想到你不经意中甚至举手之劳中可能影响、改变一个人的许多甚至命运的时候,你的所谓“修桥补路”、与人为善就会成为心底的必然。

我越发废寝忘食。在学校时,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我较好的语文、古文功底发挥了作用。我写诗歌,写小说,写新闻,一篇篇投给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吉林日报,那时省里还有一张农民的报纸叫《红色社员报》,都成了我投稿的对象。

我的勤奋开始有了收获,稿件开始在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省电台播出了。可是在县广播站播出几篇新闻稿后,那位领导又来了,说,你这稿子写得公社书记都表扬了,好啊,以后写工作的稿儿都要给我看看才能往出寄。听了这话,我一点都没有惊奇,那时,好像我已经度过了刚回乡时的浮躁与简单,知道人世间的许多险恶,该来的一定要来,逃不掉,躲不开,早已丢掉将命运寄托于别人身上的幻想,反倒平和了。于是,开始专心写诗歌和小说。

在这样一种境界中,我的写作也很快又有了新的进展。

不久,吉林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歌《赤脚医生》:

背药箱一只,

携晨风两袖

翻山越岭快如飞,

好个山村妞!

贫农李大娘,

腿疼难行走,

一根银针闪光芒,

日夜来针灸!

大娘病好后,

心疼地开口,

“风雨不误来治病,

把你给累瘦……”

小辫一甩,脖一扭:

“轻点跑路更麻溜”。

一只春燕穿云天,

一串银铃飘山口。

抖落满身晨霜,

迎着朝阳疾走,

怒逐瘟神去,

笑迎春杨柳。

今天看来,这几乎不能算诗,浅白的顺口溜而已。但那是一个文学神圣的年代,“文学青年”如过江之鲫,几乎没有青年没弄过“文学”,“作家崇拜”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没有歌星、名人,只有寥若晨星的几个作家和成千上万的青年追随者。那时,似乎没太有人管你的作品的艺术性、水平如何,能变成“铅字”即是首先的标准,而且根据作品发表报刊级别,如中央级、省级、地区级、县级等不同,你的“身价”、受重视程度也不同。

由于开始“报纸上有名,电台里有声”,我开始在县里“挂号”了,开始有点小名气,开始由默默无闻的一粒尘土变成了一个县“文艺界”公认的“文学青年”了。

3、粮库季节工

黄泥河公社粮库每年都要在各大队要季节临时工晾晒粮食,每年都是春去秋回。由于活累、工资少、季节工,谁也不愿意去,公社就把每年为粮库要临时工当作政治任务摊派给各大队。

1971年春天,粮库又要临时工了,村里的一个同龄小伙伴找到我,商量一起去。他的二哥在1970年辽源红旗煤矿来正式招工,大队送他去当了下井工人,后被瓦斯事故致残。

我想,大队每年都为没人去完不成任务犯愁,更重要的是这种季节临时工春去秋回,仍是大队的人,我去大队不会不同意。而我也有许多个机会,即便春去秋回也算透透空气,见见世面。老娘听说这活太累,不让去,老爸只说了一个字,去!

果然,这次大队同意了。

报到那天,是个大晴天。粮库离我家三公里山路,每天要早出晚归。我们起了个大早,走在被青草覆盖,依稀可见的山路上,山花、青草、绿树生机旺盛的呼吸吐纳,使整个山间溢满清新沁人的芳香,吸一口,凉丝丝、甜丝丝的,真的醉人。看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树是绿的,太阳是新的。我有一种牢笼中的小鸟振翅长天的舒展和冲动,18岁的少年啊,真的藏不住内心的喜悦。我那小伙伴不解的看着我:一个没人去干的季节工你咋这么高兴?我说,你懂啥!

我当然知道,这并没有脱离那领导的控制,但直觉告诉我这至少是一个机会。而从后来人生的旅程看,这竟是我永远走出山村的第一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村里来下地干庄家活,因此,那天早晨的太阳的确对我有历史性的意义。

黄泥河公社粮库,是我离开农村的第一个中转站,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两个好人,粮政组长冯云程和粮库书记李宝。

我们这些季节临时工,主要是搞粮食晾晒。几千平米的大水泥台上,铺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每天早上要把它们摊开,晚上太阳下山前,再把它们攒成长长的”粮龙”,用苫布苫上,以防晚上下雨。这是一个强体力活,攒粮时,一队壮汉成雁翅排开,一撮子粮30多斤,一百多撮子要一气打到头,不能直腰。一天下来,每人要倒腾50多吨粮食。干这活的都是个个膀大腰圆,一天下来都像一滩泥,我就更是完全拿不成个了,可我来了犟劲,死活挺住!那里的活很累,伙食倒很好。食堂师傅会做一种“油饭”,放咸旦、油什么的,吃起来特香,以后在任何地方都没吃过。偶尔还有红烧肉吃,我便装饭盒里带回家孝敬老爸。

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学习任务很多。工人们干活已经很累,休息还要政治学习。就是读报,当时最经典的说法叫”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在当时是不是文件的文件,是最权威的中央精神。

也许,粮库认为政治学习是一种形式,却又是一个非走不可的形式,但归根到底还是个形式。在那些工人里面,只有我是个“文化人”,粮库就安排我来负责这些工人的政治学习。于是,我的事就多了两项,班前班后休息读报和出黑板报。

我记得很清楚的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当时一篇著名的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还有人民日报社论《工业学大庆》等时事政治的东西。

对于我,学习读报完全是额外的劳动。人家干活我一样累,人家休息我读报,人家午休我出黑板报。虽不是体力劳动,却是整天不闲着,可说是身心俱疲。但我内心里从未懈怠、从未抱怨,一丝不苟地做这些今天看来有些可笑,当时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的事情。实际上,这些活弹性很大,一天读一段也行,板报也同样,常更新也行,多放几天也行,是我自己总要把事做到最好,这就要加大很多劳动量。我的那位同村小伙伴看我这么累,总在上下班的路上劝我,我一天都累死了,你可别不要命了。我便摆出教主的样子给他讲一个书上读来的故事:一个禅师有一个总爱抱怨的弟子。一天,禅师将一把盐放入一杯水中让弟子喝,弟子说:太咸了。禅师又把更多的盐撒进湖里,让弟子再尝湖水。弟子喝后说:真甜。禅师说:痛苦是盐,生命中不可缺少,但它有多咸、多淡、多痛苦却取决于盛它的容器。心智开了,就不累,你愿做小小一杯水,还是大大一片湖水?小伙伴挠挠头,我不管水不水的,不累就行。说完了我也乐,别说他不懂,当时我也不能完全体会和悟透。

人生的路,走过来才知道,人活的累,实际是心的累。心累则累,心不累则不累。在黄泥河粮库的那一段时光,我干的很多,身体很累,可心是轻快的、愉悦的,身上便总有用不完的劲。随之,我在粮库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人们很快就知道临时工里有一个能写能画能读报的“小孩儿”。

这一年的“七·一”,县粮食局领导要来粮库检查工作,李书记指示要配合党的生日出一期板报,迎接县局领导检查。我认真地设计了这期板报,从好人好事报道到名言、诗歌、花絮,加上一丝不苟的板书、刊头,颇下了一番功夫。实际所谓刊头也无非是简单的日出东方、青松翠柏等花花绿绿红红白白而已,却是我的精心之作。

粮食局一位杨姓局长和人事股叫董桂珍的女股长来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位女股长注定和我有一段渊源,是我生命中一位重要的贵人。书记李宝陪着他们一进大门,便看到迎面的黑板报。也许是领导表扬的习惯和惯例,也许黑板报在那一片黄黄灰灰的粮食空间中确还有点花花绿绿的新意,局长一行在黑板报前驻足几分钟,夸赞了一番。李书记有意提携我,便派人把正干活、满头大汗、狼狈不堪的我叫到局长面前,介绍了我的“才华”。那位看去四十多岁的女股长似乎对我很有些怜悯,说,这点小孩能干动那力气活吗?我还在满头大汗,感觉很没面子。书记说,小伙子是真有才,可惜就是季节工。那女股长说,能不能留下,我们粮食系统就是缺人才。书记说,你们可都是说了算的,那我们想办法。

过了几天,粮库的粮政组长冯云程找我谈话。粮政组的成员都是干部编制,主要任务是下乡,到各大队开展粮食宣传、了解仓储、统计数据等工作。组长冯云程,高高的个子,高颧骨,瘦瘦的,身体很弱,戴副宽大的近视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儒雅、简单、善良。他说我工作踏实,能吃苦,有能力,李书记让我去他们组工作。我说没几天晾晒结束我可能就得回大队了。他说,我们去协调。就这样,我离开了天天汗流浃背的晾晒工岗位,开始到粮库粮政组上班当“干部”了。

粮政组是一个和谐的小集体。冯云程年长一些,颇有老大哥之风,几个同事,吕长海、郝林、李云鹏,都比我大,都像老大哥一样对待我这个小兄弟。五个人,一间办公室,有事谈工作,没事谈天地。彼此不设防,沟通无障碍,真是其乐融融。

很快,秋天到了,当年的粮食晾晒完了,粮库给所有的季节工会了一顿餐,各自回大队了。粮库党支部研究决定把我一人留下,这在粮库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果然,大队领导知道我被留下的消息,马上派人通知我,立刻回大队报到!

第四章我的“艺术人生”

1、我的第一个贵人

在那个年代,大学是没有了,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农兵是社会的主宰和中坚,知识匮乏成为时代病。我这个中学毕业的“文学青年”已算难得了。但如果没有组长冯云程和李宝书记的鼎力提携于草莽,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之舟还会有多少波折跌宕。我并非千里马,但他们两位确是我人生之伯乐、命运之贵人,是他们,开启了我的幸运之门。

每季晾晒结束后,粮库都要给各大队发函,说粮库晾晒已经结束,完成任务,表示感谢,通知人已交回。给我们大队的函则说回去一个,我留下暂时帮忙。大队领导立刻火了,坚决不同意。

这早在我意料之中,于是向组长冯云程报告了情况,他马上带着我向李宝书记汇报。李书记很奇怪,说,粮库留一个人不是多大的事,也碍不着他什么事,怎么管得这么坚决呢?问我,你实话实说,是不有什么过节?事已至此,我只好把老爸当初与那人的情况及以后我一次次被压制的情况说了个水落石出。李书记,四十多岁,白白的,矮矮的,胖胖的,很正直,听了很不平,当即说,不管他,你该咋干咋干,我找他!

李宝书记以为不是多大个事,立刻给我们大队领导打电话,客气地说要留我暂时帮忙,请他支持一下。被大队领导没留任何余地拒绝了,说学校缺老师,别人都不行,我得回来当老师。李宝书记气得摔了电话,骑着自行车就跑到我们大队找那人说理。那人根本没想到粮库书记会为了我这样一个小孩亲自跑五、六里路来找他,很吃惊。寒暄了一番之后,李书记直截了当地说,支持也好,看我的面子也好,这个小孩我要定了。我那缺个写字的,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不行咱们找公社书记说话。大队领导一看李书记也根本没留余地,软了下来。毕竟粮库书记在公社的权威不是他大队可比的,而且那年代,各大队相求于粮库的事更多,加上他完全没有摆在台面上不放人的道理,人的“所有权”也还在大队,于是同意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感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和社会毕竟是进步了。现在的青年,只要你有本事,你想飞,天高任鸟飞,五湖四海都是你的。而那时,一个小小大队领导的个人意志就是天!一张大队介绍信,可以让你招工、上学、参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夜而为“人上人”。也可以将一个大活人奴隶般的禁锢在他的领地里甚至永世不得翻身!这样一种封建社会的土地和人身依附,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们,九零后们,哪里懂得?!从何懂得?没有比较,又哪里会懂得珍惜他们的既得?!一个民族和国家,忘记和丢掉了历史,是无根和盲目的。无论正反历史,都不应讳疾忌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有未来。

月光如水。月光下的山路,又有一番神秘和幽静。这是我与那同龄的小伙伴最后一次从粮库同行回家,从明天起,就要各自走自己的路了。小伙伴很忧郁,村里的同龄人一共五个,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因此感情更深一些。这是一个十分本分、善良又憨厚的农村青年,家里已给他在村里定了亲,秋后就要结婚了。他问过我多次,为什么非要留粮库,那里并不好。这个问题太简单又太深奥,我完全无法和他说清楚,就逗他,哪像你,一天就想着娶媳妇!他说,你不想?我说,当然想,可我的媳妇不在这儿。他说,在哪儿?我说,在月亮上。小伙伴停了好久,突然冒了一句,唉,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一下子震撼了,我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憨厚甚至有些木纳的小伙子,不懂也不会有什么“理想”,原来他什么都有、什么都懂!但他的前路却又是一眼可以看到头的。我一阵伤感,赶紧说,实际农村真的挺好,好好娶个媳妇,生个大胖小子,美去吧!但那一晚上,一路上,我的心情再也没有好起来。

二十年后,我已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做处长。

时值盛夏,我带队到故乡的县里调研,顺路回家看看。县里派了一台小车送我。那时,一辆轿车行驶在山村路上还不多见。当这小小的“甲壳虫”艰难地爬行在故乡熟悉的土路上,车窗外不时掠过旧时同学、儿时伙伴与老少乡邻辛勤劳作的身影时,我清晰地感受到这小小的甲壳拉开了我与乡亲的距离。这无形距离与隔阂让我倍感重压。我竟由于自惭而不敢停车打招呼。车近村边时,陷进泥浆路上,竟见那一起去粮库的小伙伴赶着两只黄牛在犁地,只是竟然苍老了许多,实际才四十多岁,背却有些驼了。他见是我,说,“我一看这小车,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不等我再说什么,便径直走去卸犁杖,摘套,为我赶牛拉车。我上去搭话,庄稼“茬口”好吗?几成苗?雨水“赶趟”不?猪羔什么行市?牝牛下牝牛,三年五个头,能剩多少钱?终于无话可问,终于无话可说。昔日在粮库时的友情岁月,寒霜初凝、月明星稀时的山路话别,竟已恍若隔世。一种巨大的歉疚与自责深深地笼罩了我。相对已无多语,他反似理解:“快走吧,大娘等着呢。”我不敢再坐进这好像象征着现代和“做官”的劳什子,步行进村,让那车在后面远远的跟着爬行。

回到家,听老娘说我那小伙伴这些年一直不好,早已经有孙子了还“不省心”,腰肌劳损也得下地去干活,一般药没有用,好药又买不起。我听了,很心痛,很为我的小伙伴哀伤,也许有些同病相怜。今天的我和他,按世俗的眼光看,当然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了,可如果没有我当初的果决,没有为了这果决所做出的一切坚持、努力与牺牲,没有承受那曾经的屈辱、挣扎与苦痛,我也没有更多的理由不是他的今天!

说起来,人生际遇有时真是不可捉摸,但不可捉摸中却可能真有定数。阅历、环境与价值观的分野使人的命运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人们在经过人生世事的跌宕、挫折后,又往往愿意将一些不可解释的际遇归于命运。而我认为,人的一生,确应有命运一说,但说到底命运是由自已的脚印量出来的。人在世事的磨砺、修炼,渐悟、顿悟中,长时间的皈依一种坚定的生活理念而不摇不摆,坚守一种矢志遵循的价值观而一以贯之,确乎难能却是成功之必须。一条原本波澜壮阔的大河,流着流着也许归于沼泽。一条瘦溪千回百转、百折不挠,却也许达于江河大海,这就是命运的千姿百态,奋斗与命运的关系吧。

临走前,我给小伙伴留了200元钱,回长春后,又找中医讯病,多次给他买了治疗腰肌劳损的虎骨丸之类的中药寄回,发自内心的祈祷我的小伙伴好一些、好起来。几年后,却听说他仅带着媳妇去黑龙江包田种水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

2、快乐的宣传队员

没想到,在大队领导答应粮库李书记把我留下的第二天一大早,其人却早早赶到了我家,说经大队研究,请我去大队学校当老师,让我一定为孩子着想,别去粮库了。老爸一看那人来,一句话没说,起身走了。老娘一看原来想去都去不上的事,现在人家主动来找。当老师离家近、又体面,还不累,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高兴得连连说行行,就上学校吧。我当时虽一时没想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是真为孩子还是不让我离开大队的缓兵之计,但有一条我是十分清醒的,一旦我回到他的掌控,一切都将重演。

我婉言地、却是坚决的拒绝了,我说,我的学识真的不能胜任老师的要求,误人子弟后悔就晚了。他看我一点余地都没有,也就扫兴地却不无气恼地走了。

我到粮政组上班不久,轰轰烈烈的全国全民文艺汇演活动开始了。县粮食局要求有条件的粮库都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参加县局汇演。李书记认为,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宣传粮库的好时机、好形式,于是积极推动。粮库包括我在内,原来就有几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工余时一起丝竹弦歌自乐,此时更是闻风而动,于是在全县粮食系统组织了第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我们这个队在全县粮食系统30多个队中可说是最强最专业的。有走“五七道路”下放来的长影的一个导演,长影乐团二胡演奏家翟玉甫,手风琴专业演奏李姓老师,我们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有辽源的一位在文福大队下乡的知青吴承忠,吹一手好竹笛,当时最盛的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被他吹得莺回啼啭、余音绕梁。后返城回辽源,现随女儿客居深圳。粮库保管员林世超,弹一手也不错的中阮。还有一个全队的“台柱子”,长春医大二院著名外科权威“谭一刀”的女儿谭宪秋,腿略跛,却一副穿云裂石的好嗓子,样板戏《沙家浜》唱起来一点也不输阿庆嫂扮演者洪雪飞,后来被调去辽源市京剧院。文革后上学,现为长春医大二院口腔科教授。这些都是当时的大牌。我则属于”混混儿”,一是年龄最小,二是事杂。拉京胡、二胡伴奏和男生独唱什么的,主要是随时根据形势需要创作一些相声、数来宝、枪杆诗、坐唱等节目,一点也闲不着。加上其他一些舞蹈、语言类等前台演员,倒也是阵容齐整。

由于大家都是“门内汉”,很快就进入正规排练。不到一个月,一台集样板戏《沙家浜》选段“智斗”,坐唱《处处有亲人》、快板、独幕剧、男女生独唱于一炉,声情并茂的节目就排出来了。

之后不久,参加县粮食系统在杨木林公社粮库召开的调演、汇演,我们毫无悬念地夺得了全县粮食系统第一名。

随后,县粮食局在全县各粮库抽调汇演中崭露头角的文艺尖子,组建“东丰县粮食系统毛泽东思想文艺战宣队”,由人事股那位女股长老董具体组建,并亲任队长,准备参加全县文艺汇演。黄泥河粮库文艺队的我、唱阿庆嫂的谭宪秋、弹中阮的林世超我们三个人被通知去粮食局文艺队报到。

我们三个骨干要到县里报到,粮库的文艺队也完成了使命,要解散了。解散之前,李书记亲自带队到关系友好的永泉、新丰两个大队,慰问演出。那已是天高气爽的深秋,三辆挂着红缨的四套马车拉着红男绿女、人员、道具,轻快的行驶在阳光和煦的山路上,一路欢快一路歌。我看到黄的玉米、红的高粱,忙碌秋收的农民,思绪却一下子回到我的山村。这车上的人人“铁饭碗”,只有我一个“临时工”,转正何时?况且,就算一旦真有机会转正,最后要有大队手续,那领导岂不会拼命做最后的阻拦?

我的心情黯淡下来。

第五章快乐着的忧伤

1、母爱的阻拦

从知道要去县粮食局文艺队那天起,我就知道老娘这一关没法过。长到十九岁,从没有离开过家,这次要去很远的县城,而且不知要多长时间,老娘不放心,说啥也不同意去。她老人家的理论是,人在哪都一样活,一家人在一块儿就行。老爸劝说,弟弟帮腔,老娘就是不松口。老爸气的直吼,你就让孩子憋屈死这吧!老娘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在哪都一样活,就是不能走。

我的老娘,心地善良,深明大义,在村里人缘极好。我始终认为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娘。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可就是在不让孩子远离这个问题固执到底。包括我后来参军,也是坚决不同意,后来说在县武装部,才勉强放行;包括我1993年通过了深圳市人事局考试,已拿到去深圳市委宣传部做研究室主任的调令,那时我已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长春了,也是老娘不同意,告诉我,“就是不能去”,彻底中止了我永远的深圳之梦。也许人都有一个情感认知上的误区,在老娘的这个误区里,任何道理都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母亲在那时,也算一位知识女性了。我的姥爷是安徽桐城县里有名的大地主,却把她八岁送人,在外婆家读了两年私塾。学些《四书》《五经》《三字经》和一些诗书之类。母亲有着很强的记忆力,能很熟的背诵四书五经的一些章节。百家姓、三字经更是琅琅上口。也学些“描红”,就是毛笔写仿。母亲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我读中学的时候,曾多少次为母亲的毛笔字而自豪。以后,虽由于年迈体衰和视力的不佳,已多年不习,但偶尔试笔,功力依旧。可是,母亲的天资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那时候,女孩子多学针织,“无才便是德”,再开明的父母,通常也不许女儿读书的,倘不是外婆过分的溺爱,连这两年书也是不用想的。八路军过江的时候,母亲已经十四、五岁了,聪明能干,深受南下土改工作队的喜爱,便带着她开始在村里做些妇女工作。以后,正式参加革命,随干部培训班离开家乡,至江西,在鹰潭行政公署做秘书工作,二十八岁上,与父亲相识结婚。这年,父亲由部队负伤转业至江西贵溪武装部,后至县贸易公司任经理,三十四岁。

母亲是“三从四德”的典范。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母亲给我的印象总是那样温顺贤惠。她对父亲生活上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那时物质匮乏,别说没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印象最深的却是家里有个硕大的茶缸,是母亲给父亲做好吃的“小锅”。过年过节,母亲和我们只不过几天就过去了,可父亲的“小锅”里的肉、鱼、蛋等却要吃上一两个月。平时,实在没有菜了的时候,也要有一两块豆腐作为“小锅”中的美味。母亲对我从小就过于偏爱,和几个弟弟比,事事总要让我占个先儿,母亲也常当着我们兄弟几个的面说:“人都说没有偏心的父母,我就偏有义一点。”可是,这样的话,随着我们的长大成人,从母亲嘴里是越来越少听到了,只是偶尔兄弟们坐到一起时,弟弟们用这话来和母亲逗笑,而母亲这时候也总是说:“就是偏点嘛。”但我已看出,母亲并不太喜欢听这样的话,就暗暗地告诉弟弟们,以后谁也不说了。

母亲的胆子很小,平时晚上串个门,东院走到西院都要找个作伴的,从不敢自己走。可我上中学第二年,我们的东丰三中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县的事。一位周姓的同年级同学,家里给新买了一辆红星牌自行车,那时一辆新自行车可是绝对稀罕冒尖的事,结果在回家骑到家中育公社的一道长长的山梁时,被歹徒残忍地杀害了,抢走了自行车。这件事吓得一段时间没人敢上学,学校几乎空了。那天下午,学校放映电影,我看完电影已是晚上八点多钟,找不到同学了,看看天,漆黑一片,看看路,也特别吓人,周围,静悄悄的,教室黑洞洞的,我那次才第一次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害怕,转着圈不敢离开学校。正在这时,母亲那熟悉的焦急的呼唤声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耳朵,母亲会到这儿来?等我又听到一遍时,这才确认是母亲,立刻蹦起来,迎声寻去,一下子抱住老娘。原来,母亲做着饭,猛抬头看天黑了,我还没回去,一下子慌了。父亲没回来,弟弟们也不在。老娘连灶里的柴都不及灭,竟一个人摸黑走了五、六里多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摸到学校!我和母亲到家时,院子里早围满了人,全队的人差不多都来了,正准备分头去找。一位邻居大娘责怪母亲说:“你平时胆子小的黑天东西院都不敢走,今天怎么不要命了!”母亲这时才透过一口气说:“唉,当时哪还有什么怕不怕!”长大后我才感受,那种母爱所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实际已经完全忘我了。

有一次,母亲病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母亲病的这样厉害,连夜和弟弟去请医生,确诊是克山病,这在当时是一种由黑龙江克山县流传出来的病,很凶险,死亡率极高,街里和后屯已死了几个了。听说是这个病,我和弟弟们都吓哭了,母亲也开始交代后事:“有义你要像个哥哥的样,小信还太小,你们别欺负他……”妈妈的病还没好,我也病了,发烧三十九度多,蒙上三床被还冷的不行,什么也不想吃,只是昏睡,嘴里苦的要命。邻居温阿姨杀了老母鸡,做了汤送来,我却一点不能动,不想吃。母亲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荷包鸡蛋放辣椒加醋这样一个怪怪的吃法,就强挣着起来,亲手做了这样的汤。我的病很快好了,母亲却因此而受凉、劳累,再度病危,大病了一个多月才能起炕。但这次病的折磨和摧残,母亲的身体却大伤元气,命虽保住了,身体却再也恢复不过来了,这件事是我永远心中的痛。

几十年来,在老娘面前,我从不敢有半点执拗。在对父母的问题上,我认同愚孝,在父母面前无理可讲,父母的话不管对不对,就是对的。因此,那时,在老娘完全不可理喻的坚决阻拦面前,我痛苦不堪。一方面,我肯定不可能不管老娘同意与否,自顾而去。另一方面,又肯定不可能不去。最后,我跪在老娘面前,也“要挟”说,我不找对象,拼命干,不就是为了能有这样的机会吗。你真的一辈子不让我出去,我肯定是没法活的,只能死掉。老娘长久不解地看着我,长叹了一口气,你这孩子,为啥非得要走呢?

善良贤德的母亲、刚烈正义的父亲,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和偏得。我这大半生,从政、从商、从军、当记者,经历万千、阅人多多、诱惑多多,尚属从容,未有大错、未失根本,实则得益于父母的基因,那严格的做人训戒已成定格。父母之爱,恩重如山,结草衔环也无以为报的。

2、我惊叹,原来县城这么大!

我是带着充满憧憬、充满新奇、些许惆怅的复杂心情到县粮食局报到的。一方面,从大队到公社到县城,似乎人离山村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实质上没离开那领导的管辖半步。不同的是,一年来的闯荡,视野大大开阔,看到外面还是好人多,对自己也更增添了信心。我禁不住涌上一种心底的激情与豪情,我忍不住在心底对着县城、更是对着未来宣告:东丰,我来了!

东丰县城离我家仅六十来公里,经过二龙山、仁合两个公社就到了。可当漆片斑驳的破旧长途客车爬上坡顶,东丰县城就在脚下的时候,我还是惊呆了,嘴张开了半天合不上,天啊,县城原来这么大啊!

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远远看到的是对面山坳上渐隐的余晖。俯瞰县城,则只见一片蒙蒙,星罗棋布的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楼宇、街道,笼罩在一片浓灰的烟气之中,逶迤起来,从东到西竟有八、九里路,南北也有十来里路宽。四周是山,中间塞得满满的都是房和十多公里方圆闪烁跳动的灯光。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想到我将可能在这么宏伟的县城工作,心里的激动无法按捺。

县粮食局的毛泽东思想文艺战宣队,汇集了全粮食系统的文艺骨干,自然更带有专业半专业的意思了。老董是队长,原来的县评剧团、地方戏团都解散了,评剧团一位也姓董的男主要演员做了我们的导演,还有大阳公社粮库王喜斌,后做了粮食局副局长,粮食局护士刘桂琴,后去了四平,粮食加工厂朱素贤,后与共育新结婚,县中心粮店小宫、小侯等一共近三十人,十来个女青年,二十来个男青年,各有所长,主要任务就是排练节目,下乡慰问和准备参加全县文艺汇演。

大家都住在粮食局的集体宿舍里,半军事化训练。早晨起来要出半个小时早操,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吊嗓练声。白天各节目组分头排练,晚上看看观摩演出或看了十几遍的老电影《南征北战》之类。我们的压轴戏还是《智斗》,不过演员换了,阿庆嫂还是谭宪秋演,胡传奎则是评剧团老董,刁德一是杨木林粮库的一个人来演。我偶尔也来一段什么“爱舰爱岛爱海洋”之类的男声独唱。大家都是年轻人,每天里都是吹拉弹唱的快乐事,又是一个临时集体,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指点,无忧无虑,毫无隔阂。在老董的领导下,那是一个快乐、阳光的大家庭,是我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这期间,我的写作从未间断,第一篇短篇小说《泉水奔流》被县文化馆的老师看好,发在他们的杂志上。那是一篇写阶级敌人破坏抗旱,贫下中农看水员奋勇斗争,保护水源,赢得抗旱斗争胜利的故事,颇有点“可歌可泣”的意思,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那一段时间,我晚饭后喜欢去的就是县文化馆。粮食局与文化馆在同一条街,相距不到500米。也是县城的一条主街道。1971年的县城,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夜生活,七、八点钟以后街上就没什么人了,只有昏黄的路灯发着莹莹的光。每走在这样的路上,我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觉得这么美的县城不属于我,我也没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在属于城里人的街道上行走,觉得底气不足。但同时,我开始越来越既相信“命里八升,难求一斗”这老祖宗的遗训,也更坚信人的奋斗会掌握和改变许多命运。

那时的文化馆长叫范垂和,我在那里的图书馆看书,与那里的一些老师和“文学青年”闲聊,也尽一切可能充实和提高自己。那一段,我结识了许多当时在县里、后来在省里都很有名的文学名人。那个时期的小县城实际是我不断提高的加油站,快乐而充实。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觉已经到了1972年春天,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排练节目,精益求精。排好了,就由一名副局长带队,下去到各粮库慰问演出。一般都要演两场,一场是专为粮库职工家属演出,一场是粮库把我们“贡献”出去,为他们争面子,慰问当地公社干部演一场。所到之处都奉为上宾,我们也觉得自己真成了代天巡行的钦差大臣。晚上演出,白天休息,或有粮库派人领着到附近的山啊、水啊、亭子啊兜风。我们没去演出的粮库便纷纷派人来请,我们成了一群“最受欢迎的人”。

全县文艺汇演定在七月份进行,那个年代,这竟是当时全县最关注的一件盛事,汇演成绩是衡量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各单位都高度重视。我们粮食系统在那个时期,是实力最雄厚的,领导亲自关心我们的伙食。我们的队长老董,那位女股长,一脸端庄慈祥,拿这些少男少女都当孩子的那种感觉,整支队伍和谐、阳光、向上,老董功不可没。

汇演前,我们的演技、情绪、斗志都达到了最佳状态。

汇演在县剧场举行,门口插满了红红绿绿的旗帜,搞得很有气势。

不料,我们的阿庆嫂一上场,一个眼尖的观众就喊了起来,阿庆嫂是个瘸子!实际,那一点点跛在舞台、灯光下是应该看不出来的。那天不知是不是有人故意制造混乱。但这一喊剧场就乱了,那评剧团的台柱子“胡传奎”嗓子也不错,竟完全没压住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完了!说起来,那谭宪秋真不含糊,只见她俨然大家,毫不惊慌,纹丝不乱,轻轻一个英气勃勃的亮相,准确到位。全场刚一静,阿庆嫂那清亮透彻的唱腔穿云裂石般绕梁而起,顿时压得全场一片沉静,待到整出《智斗》唱完,阿庆嫂最后一句“有什么周详不周详”的华丽拖腔嘎然而止以后,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有点跛的阿庆嫂名扬县内,不久即被辽源市京剧团调去了。

这次全县汇演,我们得了第三名,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

汇演结束了,战宣队保留不保留,局领导有了分歧。一种意见是保留,可经常下去做些宣传鼓动。另一种意见是解散,有任务再集中。老董的意见力主保留,在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她的意见就起了决定作用。

可是我的问题就出来了。

那些队员都是全县各粮库正式编制的工人,唯有我一个“贫下中农”临时工,领导们又都感觉我很踏实,还有点“小才”,一致同意留我。但转正难度又很大,要有编制,也需要时间。老董就按局领导商量的意见,把我放到东丰县中心粮店做售货员,每天一身粉一身面卖粮,等待转正的时机。说起来,我的实际履历竟还应该有卖粮一个月的经历!

卖粮不到一个月,文艺队最后还是解散了。这是因为队里还有20多个人都是各粮库的,有的是骨干,粮库缺了不行。而县里也只有中心粮库、中心粮店、粮食加工厂等几个县直单位,20多个人也难以长期消化的。于是只好暂时解散,需要时再集中。

我的路在哪里?命运啊,又一次把我推到了尴尬的十字路口……

第六章 “特招兵”传奇

1、“笑傲磨难”

七十年代,是我国社会变革和个人命运、观念急剧变化乃至颠覆的历史时期。也是我人生际遇大周折、大变化的年代,有些历史,你永远不会在书本上看到,却真切地影响过我们这代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轨迹。

在那样一个激烈变化的年代里,面对一次次心灵难以接受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我越来越具有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我越发坚定地认为,在人的奋斗成长中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融在血液里的抗击打能力和骨气,写在行动中的自信,刻进灵魂的信念。而这一切,又源于一个人的心中始终有梦,始终保持理想主义的情怀。无论什么年代,没有理想情怀的青年肯定是乏味的、枯竭的、失败的。只有理想的情怀,才能把人的整个意志、灵魂引领极高的境界,才有明天。

文艺队解散待命,伙伴们各回单位,我也要回黄泥河粮库,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近十个月的县城生活,使我刚刚对县城的街道、路灯、市场、影剧院,上班、读书、晨练、小吃适应并刚刚产生一点归属感,却又要重回失去这一切的单调生活,那种心底的忐忑变成了残酷的事实。窗子已被打开,已看到那屋外的精彩和蓝天,却又要关上,重回那窒息的黑屋,这在鲁迅笔下被认为是最残酷的一幕却成了我面对的现实。这是一种感情和理智都无法接受、近乎绝望的感受。

但我心底的平和与从容却连我自己后来都奇怪与吃惊,我坦然地面对了这个变化,真的生发了一种强烈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连可以想见的那领导在我最后离开时一定要坚决阻拦的阴影都越来越淡,少了那种如山压顶的沉重,多了一种“笑傲磨难”的自负,用现在话说是所谓内心的开始强大吧。虽然这“强大”实际上带有诸多的盲目甚至轻狂,但我很珍惜当时那个年龄的那种从容和自信甚至轻狂。后来我一直认为,可以容忍甚至欣赏年轻人的轻狂,决不能容忍年轻人的颓废,那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一个停滞和悲哀。而我们在正当年轻时,却往往总是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这是一个只有老来才能悟出的遗憾。谁在年轻时就多悟到一些,谁就在同龄人竞争中把握了人生的先机。

2、恩师指路

我沿着丰城大街,边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城里人”的忙碌,边去县武装部向我的小学班主任应玉石老师告知情况并告别。

应玉石是我在红星小学校时的班主任,为人端方,满腹经纶,治学严谨。他老家在辽宁瓦房店,1962年毕业于东丰师范。在校时当班级团支部书记,热爱诗词,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诗社,学生们赋诗唱和,很有影响。那个年代组织诗社也是大问题,被审查。后结论虽无问题,但却已延迟分配一年,并实际是由此没有留县城学校而“发配”到我家乡去的。他之遭际却成就了我之福泽,人际命运就是这样无常。可以说,我的生命中没有他,就很难有我的今天。说来,人的际遇实有因缘轮回,在老师由诗社被贬五十年后的今年,东丰县又组织了诗社,我的老师又任《画乡诗社》常务副社长,弄得热热闹闹,风生水起。老师感叹,诗缘难泯。

那时,我算是他最偏爱的学生,也是寄予期望最高的学生,在我的身上,他倾尽了心血。我小学就酷爱语文。应老师从中心思想、描写、遣词造句、朗诵对我精雕细刻,常开小灶。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有一篇描写秋花落地的作文,形容为“像一层小雪,像一片白霜”,被应老师在班前大加赞赏为“妙思清奇”。我不属于勤奋和循规蹈矩的学生,有一次,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课堂下面课桌里偷偷地看《水浒》系列小人书“解珍解宝”,被他发现,走到我的面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夺走小人书,不由分说,当场撕个粉碎。那可是我花了一毛三分钱、跑了五、六里路到黄泥河公社供销社刚买来的,把我心疼坏了。第二天,正赶上公社供销社来学校卖书,应老师课间把我带去,让我看好的随便挑,他付钱。我挑了三本,他说,你上课看还撕!每次放寒暑假,他都要单独给我拿几本《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岩》之类的书,做我的假期课外读物。小学毕业了,我是班里仅有的两名优秀毕业证书之一,另一名是一名叫谭玉芝的女同学。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中学开学报到那天,天下大雨,由于雨大,也加上三元钱的学费还没最后着落我没去报到,爸妈和我看着窗外如注的大雨说着话。突然院门开了,一个披着白色塑料布的人闪进院来,老娘说,这大雨怎么还有人来?迎出去一看,竟是应老师!原来,他知道今天中学开学,一大早就从他家丰源大队跑了十来里山路到学校门口等我,一直等到学校门口没学生了还没看到我,又顶雨跑了五、六里路找到我家看怎么回事。爸妈十分感动,我也没有想到。

应老师在听爸妈说了这情况之后,从兜里掏出五元钱来说,书必须念,学费我拿!我上中学了,应老师却仍要求我每周必须写给他一篇作文批改。我之所以到后来,语文或叫作文或叫写作还可以,还比较的词能达意,实际得益于那样一种情境下老师的督促与砥砺。

后来,用人政策略有些宽松,加之我的老师一心治学,与人与世无争,才学、口碑渐在小县闻名遐尔。又逢文革后期,各县武装部都在县里抽调能写文字的精兵强将,组织报道组,便被东丰县武装部借调到民兵报道组。

我向老师谈到了我可能还要回黄泥河粮库等待机会的情况,老师说,正好找你。原来,前几天我给应老师寄去后在县文化馆小刊发出的稿子《泉水奔流》及原稿,被武装部林乐天政委看到了,说小说写得好,字更写得好。问谁写的,应老师说我的一个学生,在粮库当临时工。林政委拿回办公室看了后来找应老师,问你这学生愿不愿意当兵。应老师说问一下。我毫不犹豫说,当然愿意。老师说,明天我带你去见林政委。

县武装部在丰城大街与通山街的十字路口上,森严的门牌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东丰县人民武装部”厚重的黑体大字,一看就让人望而生畏。没想到,后来我在这个牌子里面整整度过了十三年。

老师领我到林政委办公室。县武装部林乐天政委,平易近人,谈吐幽默,感觉爱才如渴。我写的小说《泉水奔流》原稿摆在他的办公桌上。虽然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但他特随和,不一会就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到后来,就成了聊天儿。他问我,有什么特长?我不知高低地说,写作,文艺,但我更愿意思考。大约他听我这十八、九岁一个小孩谈什么思考,有点好笑,乐了:你思考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走不出来。他停住笑,为什么?我说,我的命运在大队领导手里。然后我就把大队连最后一个歪脖子同学都被自行车厂招工而我却做临时工都再三受阻的事说了一遍。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是金子总要发光,关键看你自己。这句最平白的话从这县里最大的部队主官嘴里说出来,自然给我极大地冲击和激励。临走他告诉我,好好学习,会有发展,可以特招入伍,新兵集训后回县武装部政工科搞民兵报道。我又把大队会坚决阻拦的担心说了一遍。林政委说,一切由县武装部来安排,你不用管,回去等着吧。那是我第一次拜见“大官”,大队领导这一压在我头上的沉重大山,他一晒置之,淡如灯草。命运,仿佛在这一瞬间向我展开了玫瑰的翅膀。

不否认,当时,我是有点晕了,不敢想象这太突然的幸福的真实性。因为,这意味着,第一,我可以永远摆脱那人的桎梏,而这是我那一阶段奋斗的终极目标。第二,参军,干好了可以提干,由“两个兜”(战士)变成“四个兜”(干部),这在那时是农村青年走出农村的一条重要通道。第三,我居然可以在离家不到六十公里的距离参军,这在东丰县几十年里从未有过。跋山涉水、千百里外是当兵的代名词。事实也证明,如果那年真的象当年到辽宁赤峰去当兵的战友一样,我的老娘是死活不会同意的。权力,权威,机遇,命运,准备,等等等等,就这样第一次切近地给我以悴不及防的震憾!

一篇小说,铸成了我命运的转折。人的命运走向,也许有必然性,但许多时候却缘起于完全的一种偶然,命运,真是个神秘莫测的万花筒。

第二天,满怀美好的憧憬与一丝丝的担心,我回到了黄泥河粮库。

3、神秘“特招兵”

这样,我的参军便有些传奇了。

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佛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这是说心态的不同必然导致行为甚至人格的不同,因而会谱写不同的人生。但我认为,在人的生命中,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许多时确不是主观想定,而是外在条件、情境的综合作用。

人有希望真好,有盼头的等待心是甜的。从东丰回来,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始秋季征兵,那是我多年来最快乐的时期。看天天蓝,看地地美,看人人和,心情美得只想唱。

快乐中,一个多月转瞬即逝,时间到了1972年10月,县武装部里召开了征兵动员大会,公社照样开大会,动员、报名、政审、体检,各接兵部队深入兵员家庭,了解情况,走访定兵,一环扣一环,紧锣密鼓。我们大队的征兵工作也按部就班的进行,我却置身事外。

一天上午,公社武装部赵部长来找我,让我马上跟他去县城,参加县城征兵体检。到了县武装部,应老师早已等在那里,告诉我,四平军分区要在东丰县招十个有写作、文艺、体育等特长的特招兵,经县武装部研究,我由于发表过作品,有写作和文艺特长被确定为十名特招兵之一。

我直接参加县武装部体检站的体检,只见一位四十五六岁、胖胖的军官在体检室等着,他笑呵呵地看着我,眼睛眯起来,十分和善。老师告诉我这是武装部石副政委。石政委笑眯眯着眼睛问我,认识老董吗?原来他是粮食局老董的爱人!真是个意外的高兴!一直以来,感觉老董对我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关爱,包括文艺队解散,她也是告诉我先回粮库边干边等机会帮我转正。他说,老董让晚上到她家去串门。我高兴地答应了。

体检顺利,居然体重略低于标准,想来我当年一定很瘦,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肯定不会是什么营养不良、过度运动之类吧。因那时根本就不运动,营养也大体都差不多,至今未想明白为什么。

石副政委带我在武装部食堂吃了晚饭,就去了他家。老董已在家等候多时,分别两个多月相见,自然很亲切。原来,我参军的事开始石副政委并不知道,党委研究时,他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在粮食局文艺队干过、“很有才”的小伙子。回来问老董,才知道就是我,当然更高兴,这才有了在体检室等我的相遇。

他家里有两个十七、八岁,很漂亮、很豪气、很不羁的那种女孩儿,原来是老董的两个女儿。这在小小的县城当然是“高干子女”,自然也高傲的像公主,老董介绍“这是郑哥”时,姐妹两也一直没停嘻嘻哈哈的打闹。石副政委告诉我,你们这十个给分区招的特招兵是保密进行的,各接兵部队不知道,否则各接兵部队都要争特长人才,那九个兵留军分区,你要回县武装部。你回去后,一切就当没这回事一样。大队的问题你不用管,由公社赵部长解决。我答应着。老董说,这算认识门了,以后没事就来家玩。

坐了一会,就回到老师那里,说了一些回去后的安排,第二天上午就赶回了黄泥河。从前一天上午到第二天上午,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却跨越了一生中一个根本性的转换。不仅仅是由于参军,我不再受制于一隅挟持,短短的见识和经历,连我自己都分明觉得我不再是山村那个懵懂的小孩,我长大了,完成了一个飞跃,仿佛一夜间。

果然,老娘听说我已定下来要参军,毫无通融地不同意,后来告诉老娘要回县武装部,才勉强同意了。

说来,那时一无所依,最远刚刚去过县城的我,对那大队领导的高压,无论怎么“内心强大”,都实际是一个其重如山的噩梦,是走不出的梦靥。而在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赵部长那里,却轻如鸿毛。那是一个我印象中很幽默、会办事的干部。因林政委他们已把我、及那书记的情况对他有过交代,因此他干脆就没多废话,最简洁地通知书记,这个小孩要参军,已在县武装部体检完毕,大队马上办手续。当那书记震惊之后力图阻拦时,他也只简单却不容置疑地说,1、是县武装部研究决定的,谁也挡不住。2、参军是义务,你没有阻拦理由。3、年轻人是不能得罪的。4、最聪明的做法是痛快出手续,让小孩高高兴兴走。那位领导毕竟官场多年,当然也是个明白人,分得清轻重。只是由于狭隘钻进了一个死活不想走出来的惯性的病态误区。赵部长简单几句话就让他明白,在“县武装部”的强大干预下,他左右我命运的时代已经终结,他必须承认现实,重新考量他和我的关系。也就迅即调整策略,改为支持的态度。当赵部长告诉暂时还要对其他接兵部队保密时,他也满口答应了。

这就形成了我那年参军的一个“传奇”,几支接兵部队都朦胧听说本公社还有一个“特能写”的特招兵,但谁都不知道在哪个大队、是谁。我的大队那年还有4个去辽宁赤峰的兵,也不知道还有我这个同年战友。一些接兵部队首长“围攻”赵部长,让他“坦白交代”,他都之乎者也一笑了之。

直到新兵快入伍了,四平军分区的一位姓王的接兵干部,负责专接东丰县十个特长兵的王干事来我家家访,我参军的事才算“浮出水面”。紧接着,赤峰陆军、北京空军等几个接兵部队的干部都相继去我家,描绘我这样的“人才”到他们部队师里、军里报道组的发展前景,动员我改变主意。当然,就是马上给我“四个兜”我也是不可能改变主意的了。

我穿上了新军装。原来军装是必须戴上领章帽徽才有神,刚上身的新军装,没领章帽徽,又没有军人的气质,窝窝囊囊的,那真是要多傻有多傻。可也是从穿上了新军装那一刻起,我也才终于知道是真的要走了。失去了,才知道可贵,是一句俗而又俗的话。要离开了,才知道真的眷恋,却是我当时最刻骨铭心的感受。离开前那天晚上,我穿着新军装,独自站在后山梁上,月明星稀,寒霜初凝,望着脚下的那山、溪、树、石,一种发自心底难以割舍却又不得不割舍的依恋痛彻心底,别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

乡亲们知道我要走了,小院里立刻涌满了人。几十年来,我最割舍不断却永远不再的就是山村乡亲们那最朴实的乡情。乡亲们拿着几个鸡蛋、一扎扎挂面来做贺礼。温姨拿来了三元钱,却是由两张纸币、一些角币和一堆“钢镚儿”组成,说,拿不出手,给孩子补补。那时三元钱是一个学期的学费,也是他家不知攒了多久的钱。即使在物价低廉的那时,也实在补不了什么,却令我长久感念不已,当我今天挥洒上百金、几百金而不在意的时候,常常想起那样的“一堆”,令我汗颜。

第二天,新兵在公社集中,人人戴大红花,倒也真出现了许多依依不舍,“送郎当红军”的场面,他们的情和心仍在这里,离开是暂时,回来的厮守是永远。我望着这些,却是深深的缅怀和凭吊,我的心早已属于那不可知却充满憧憬的未来了。

到县城后,我就与公社的新兵队伍分开,独自到县武装部与那九个特长兵集中,我的这“一个车皮”的战友有,县3000米长跑冠军、农民画家、机关笔杆子等,张浩复员后做到东丰县副县长,张永奎复员后做乡武装部长、县统战部长,潘泽,复员后在银行工作,汪顺洋、石成仁,在法院上班,陈国才,复员后留四平电影放映公司。那天晚上,林乐天政委专程勉励我新兵连好好干,集训结束后回县武装部好好发挥作用。应老师又把需要注意的事情、如何当新兵嘱咐再三。

第二天,我们十个人,“一个车皮”拉到了四平军分区新兵连,我的人生也从此进入一个重新谱写的新阶段。我的老师,是我生命中的再造之恩,没有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没有我以后的一切。以后几十年下来,我去省城,进机关,进北京,多有讨教,师恩难忘、难酬。

2004年6月,我做人民日报驻辽宁记者站站长,应老师赴辽宁一游,诸位沈阳各界诗画好友作陪。席间,老师即兴填词,诸友皆赞。

七律 谢有义兼诸同志

甲申孟夏到辽宁,漫话师生阔别情。

帅府评思张赵谊,故宫回顾明清争。

玉佛苑外留身影,广佑寺中瞻佛容。

最喜延年益寿寺,延年益寿话养生。

我也和诗一首,云:

师名玉石,桑梓鸿儒,小域大家。弹指几十年,红尘滚滚,云卷云舒,诸多人事已如云烟,唯师恩永铭。稍暇,迎恩师莅临沈阳一叙,又聆恩师即席吟诵,喜极,欣然和诗一首。

七律 谢恩师

天命已知心未宁,难酬恩师再造情。

瘦土惊奇蓄长志,寒食佐歌与天争。

雨摧始知人有影,路长愈见师从容。

少小逢贤千载幸,侍驾相从慰平生!

第七章看“老犯”的武警

一、第一次对“命令”说“不”

我们十名新兵,从东丰县“一个车皮”拉到四平军分区。“一个车皮”的说法,在部队里是专用语,表示一起从一个地方来的“亲战友”的意思。昨天还互不相识,五个小时车程,下车后亲如一人,这是一种只属于当兵的特殊情感。

四平军分区在四平市人民烈士纪念碑西五百米处,与四平市政府斜斜相对。与其他新兵唯一不同的是,我带了一只秦琴,没事弹弹《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地道战》旋律“鬼子进村”什么的。

到了新兵连,我们刚刚分好铺位住下,却见一个连白围裙也没脱的老兵到班里来问“哪个是郑有义”。我很诧异,因我在这里并无熟人。原来,他叫胡宪武,1971年兵,也爱好文学,经常写些东西之类。我来之前,他已听分区宣传科李望宇干事说“东丰新兵来了个才子”,我们刚刚放下背包,他就找来了。一个老兵如此迫不急待的找一个新兵,我以为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后来才发现,那是一个十分自信甚至自负的家伙,眼睛高高的在天上。不过他这一找,我们倒成了四十年风雨与共,始终惺惺相惜,未断友情的“铁哥们”。包括我后来的转业去向,他起了很大作用。他从部队转业后,官拜四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副部长、双辽县委书记、吉林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在我们前后几届的战友中,也是事业有成的。

新兵集训三个月,每天早操、学习、队列,训练、站岗、执勤,其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散漫的青年变成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的兵。一天天分解走正步,一天天趴在冷地上练射击,我反倒比较适应。除了第一个星期天去了一次四平市百货大楼,看看“四平市人民英雄纪念碑”,再也没出大院一步。白天训练,晚上写东西,星期天与胡宪武探讨点什么“文学”之类。还结识了军分区宣传科干事李望宇,他那时30多岁,吉林大学毕业,人正直,知识分子气极浓。戴一黑框眼镜,写小说,酷爱象棋,是军分区象棋第一把交椅。听人说我也下象棋,便来找我切磋,以后差不多星期天有空就拉我去他家下棋。每次对弈时,他都要百哼不厌地反复着那首旋律优美无比的《十送红军》。后来任梨树县人武部政委,转业后做四平市文联副主席。

三个月的新兵生活很快结束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个中转站,急切地等着最后的分配去向。

那时新兵第一向往的是给领导开车,当小车司机。这一年分区机关在新兵连80多个新兵中,按“人要好、嘴要严、反应快、有发展”的标准,选五名小车司机,给分区司令、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开车,我是选中的五人之一。

七十年代参过军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能被选中给领导开车,不蒂于范进中举,因此是新兵分配最荣耀最向往的事情。其余的分到全四平军分区十几个县中队看守所看守犯人。东丰县中队分去五个人,一名党员、四名团员。

李望宇干事乐颠颠来告诉我留机关当小车司机的事,我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胡宪武告诉我,给领导开车三、五年,留城、提干是有把握的,但也仅提干而已,因为三、五年的小车司机生涯,你可能除了开车已不会干别的。这当然是一个我不喜欢的职业结局,我还是喜欢舞点文、弄点墨,写点东西。况且当时我已经一心想着回东丰的事。我马上找到集训队长,说我不想当小车司机,被一顿批评,说这是每一个新兵做梦都盼着的事,而且这是命令,没有商量,只能服从。我立刻跑到街里给应老师打电话,老师立刻告诉了林政委,林政委立刻给分区领导打电话,表示我一定要回东丰,请支持。最后商定了一个用我这团员换那已分去东丰的党员的方案。这一切,又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命运就由新兵翘首以盼的留四平、开小车变成看守犯人的普通大兵了。

我去向李望宇干事告别。我相信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短短三个月,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谈象棋,研究他的一本棋谱《中盘绝杀》和《中国象棋谱》。他用他满带书生气的阅历和思考教我人生感悟和机关事务,诸多局限自不待言。但他那倾心的真诚,亟盼我好的老大哥情怀让我温暖而感动不已。朋友之道,成于真,毁于假,成于实,毁于虚,成为我几十年奉行的待友之道,也是始于那时的感悟至今。我们很快跨越了领导与新兵的距离与界限,成为我跨进军营第一个身体力行教我如何做人待友的老大哥,无话不谈的棋友、文友和挚友。前些年电视剧《长征》首播的时候,那个主题曲就是《十送红军》,我立刻想起了我们下棋李望宇永无休止的哼唱《十送红军》的情景,给他打电话,我们都无限怀念那时的岁月,电话两遍,唏嘘不已。

告别时,李望宇一声不响地看了我足足一分钟,看得我浑身发毛,说,我怎么了?他说,你小子,有见解,有主见,行!我笑了,不回东丰,老娘不让!

二、领导说我是“小资”

1973年2月,离开家乡三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东丰,林政委对我说:“按条例规定和军分区要求,新兵要在基层锻炼一年以上才能借做干部工作,已和指导员谈了,你安心锻炼。”于是我和大家一样到了连队。

从新兵连分到东丰县中队的有五个人,梨树县郑恩学,双辽县刘德仁,四平市张时杰,伊通县张喜久和我。去时是东丰县的十个战友,只有我一个回来,看着这家乡县城的一草一木,想着这里将是我新起点真正的开始,很是百感交集。

看守所坐落在县城南部,离南照山很近。两扇黑漆漆的沉重大铁门,两米多高的厚砖墙,上有一米多高的电网,这就是东丰县看守所。进得院子,又是前后两进的院子。一边办公室是隶属县人武部的中队,负责看押未判刑的罪犯。一边是隶属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办公室,负责提审犯人。一个不大的操场后面,又可看到一道高墙,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黑字,大门里面,便是看押犯人的监舍了。

县中队虽是一个连级建制,却只有两个班,十几个人。队长曾昭发,一个心直口快的豪爽汉子,山东人,指导员是公主岭人。

我在这个中队当了两年战士,思想经历了由单纯青年到迷茫战士、由循规蹈矩到率性的心灵历变,唯一不变的是,我始终坚持我的方向和选择。

我翻到了我当年的日记,扉页用很幼稚却是认真的的艺术字体写着:像雷锋那样,学习、战斗、生活。——剑锋自勉。看到这,我喟然长叹:一切皆是命!我当战士的时候,是少不更事的年龄,怎么就用了“剑锋”这样一个笔名。剑锋,虽有锐利,却锋芒毕露,毫不遮掩,毫不隐蔽,把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的暴露在战壕以外!这个几十年前的笔名准确无误地诠释了我的人生之路和性格特质。

我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另类”的兵。别人打扑克,我看书,别人歇息,我写作。中队有个小食堂,炊事员张时杰是我们同年兵,其父是四平市委供应科科长,这在那物质匮乏的七十年代初可是不得了的官。也许由于是这样一个干部子弟,见识多有不同。对我的看书写字,一些人有些想法,只有他给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因而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他当炊事员,食堂便成了我看书学习的“书房”,每每晚上熄灯前,宿舍热闹打扑克的时间,这里总能看到我伏案的身影,甚至夜深人静的上岗时间,也在昏黄的灯光下研究赋诗填词,每班岗一个小时的时间瞬间飞逝,由此,我把寂寞难熬的站岗变成了一种乐趣。

晚饭后的时间,队长和战士大都坐在食堂门口的小凳前,有的在院里打篮球,更多的则坐在那里观球,天南海北地聊天。这时的开心果一定是给犯人做饭的两个老师傅,他们经常在我们改善伙食的时候来帮忙,都处的很好。一个姓肖,一个姓李,一个红案,一个白案。李师傅的经典段子是,儿媳妇来取钥匙,他两手和面正在干活,钥匙在裤子兜里,他咋撒着两手,让儿媳自己掏钥匙,实有其事。演绎的却是,他磕磕巴巴地说,往……里掏,使劲往……大里边……掏。肖师傅则一边又一遍地怀念他在伪满洲国当厨师时“逛窑子”的艳事,逗大家穷开心。这样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胡侃,实际更多的是一种融洽与和谐,我却参与的越来越少。

我竟在那时的日记里写道,“要多读些文学史、哲学史及中国历史,看些名著,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并开始认真系统地读书,古今中外名著,名人传记,马恩列、哲学和毛泽东选集等。县图书馆成了我的书房,每周借两本书。那时,我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每读一本书必做读书笔记,现在我翻开我的许多读书笔记,不禁哑然失笑。

后来,我又开始研究文学理论以致酷爱,开始写文学评论。很快,当时吉林省唯一的文学刊物《吉林文艺》相继刊登了我的评论文章,诸如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鼓吹写文化大革命居心何在”、“试评高洁的青松的人物性格塑造”、“巧伪人与叭儿狗”等文学评论和杂文。在省里开始“有名”了,市里自然是“大家”。很快,四平市文联文艺月刊《东辽河》特邀,请我这样一个毛头小兵俨然以评论大家的身份撰写综合性评介文章《东辽河短篇小说漫评》。

我的班长姓陈,黑黑瘦瘦的大个子,有点好为人师,但人特好。有几次悄悄地对我说,别写那玩意,没用。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的看法还是别人的意思,但看得出,老班长一片好心,毫无恶意。这却是无法说清的问题,我也只能笑笑了之。终于,指导员找我谈话了,两条批评意见,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趣,表现为热衷于写写画画,还写日记。二是有傲气,不合群”。这是我原本应该想到却没有想到的。也是我空前绝后得到“知识分子”桂冠。第二天,我在4月8号的日记里写道:我的本职工作是执勤站岗,但在这之外写点东西,这到底算不算“越轨”呢?指导员说,“你说这样的环境不能有所造就,什么样的环境能有所造就呢?你是一个兵!”

为了证明自己的日记里都是“革命思想”,并没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居然单纯到把自己的一本日记交给指导员,“向组织上交心,请组织帮助”。

一个月后,我押解五个犯人去梨树县石岭监狱,回来途径四平,顺便到军分区看望李望宇。一见我他就乐了,你小子可真行,日记还带展览的?我愣了,什么日记展览啊?李说,东丰县中队反映战士的思想动态,把你的日记交到这来了!我说,我是给指导员看日记了,可很快就还给我了,而且没说上交这件事啊。李说,分区政治部张主任说,日记别人无权看,原封不动拿回去了。我说,是我主动给的,我的日记可公之于天下。我仍决不认为指导员对我有什么恶意,至今仍这样认为。但心里却涌上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痛的感觉。回去后,几次想问指导员为什么,又放下了。及至时间长了,也就淡了,懒得问了。但却成了埋在心底的一个谜和结。

一直到1993年,我从省委宣传部“下海”任东北华联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指导员搞了一个木材厂,没有资金,频临倒闭。他不知在哪听说我在华联集团做总经理,找我帮忙。我领着风险评估人员去公主岭实地考察后,认为有潜力,帮他解决了问题。当时又萌生了想问的念头,但毕竟时过20年,对人对事的判定已无任何意义,还是罢了。时至今日,我仍一直认为那件事他绝不存在对我的小动作。但从那以后,我一直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断了。

三、“惊心动魄”的率性

应该说,“日记事件”客观上对我青年时期做人的信仰、信任是一个大的打击。那以后,少了许多单纯和幼稚,多了许多防范和理性。除了仍然坚持我的读书和写作之外,我行我素、率性和出格多了。

有几件事,我和张时杰一起,真算是玩得惊心动魄了。

那时,中队在十几里以外的地方有三垧多地,也春种夏铲秋收,种些粮食和副食品,补充生活费。因此我们的食堂虽说是部队大灶类别,却每日里煎炒烹炸,鸡鸭鱼肉,伙食非常好。干农活时,一般留一两个战士在家执勤站岗,其余下地干活。这时每人就要站两三个小时一换岗,便显得相当难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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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soNormal>一年以后,我们中队官兵的一次聚会,我和张时杰第一次披露这个“绝密”,吓得队长“花容失色”:我怎么一点不知道,这还了得!我们乐了,所以先是你官僚,什么罪名?队长说,最低通报。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我行我素、敢作敢为,特立独行、率性不羁固然是我的性格,可始终是心循王道、事法自然,从来没做过出大格和荒唐的事情。而这几件事完全蔑视了常规、纪律,胆大到无边妄为,并不符合我的正常做事性格,为什么?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心底一种对笃信失望,导致青春期潜意识的一种反叛,很盲目、无意识,但实际上是从心理到行为的重新考量。

四、一桩匪夷所思的“善恶缘”

中队战士有一项任务,就是对死刑犯人执行枪决。每年春秋一到两次,每次枪毙一到两人。对执行这一任务的战士的选择一般为两类,一类为骨干,如班长、党员、老战士,一类为入党、提班长前还需考验的战士。不知什么原因,1974年4月15日下午,队列前指导员宣布一项命令,4月21日枪毙一名犯人,由一班战士我来执行。要求集中精力,不出事故,让犯人死在刑场,决不允许死在监号。

枪毙犯人,虽是我们的任务之一,但短短的两三年兵,许多人是摊不上的。老兵们谈起来神情、体会都不一样,有的神情凝重不语,有的引为壮举功绩,有的则眉飞色舞,谈起来轻松得像嗑瓜子。而有一位副班长,也是公主岭人,枪响后,近距离目睹人犯脑浆飞出,中午又吃面条,一下联想到白花花的脑浆,从此见面条便吐,终生不吃面条了。

接到这个命令,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撼,怀疑由我亲手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是否真实。继而无边的空旷,心无所属,最后确认是我的任务。脑袋也是一会明晰一会空白的进入执行前的实战训练。

所谓执行前的实战训练,即是由我这个正射手带领一名必要时补枪的副射手,对着一个与跪着犯人等高的人头靶,枪的刺刀尖顶着靶子打完300发子弹,直到与人头大小的头靶中间被子弹全部掏空,实际主要是心理训练。

我要执行的这个犯人叫管亭堂,是个73岁的杀人犯,在敬老院养老。动因是有一位他以为对他独好的老太太,看到另一位老人生病,也煎汤熬药打饭地侍候,妒从心来,拿着斧头砍开了两个人的脑袋。我们大家都很好奇,轮流去看70多岁居然还为情而杀人的老头。

那几天,我站岗的时候不时站就他的监号外透过铁窗看他,那老头瘦削无比,脑袋也小小的、尖尖的,眼神呆滞。我看着、想着,我射出的子弹真就要穿过他这小小的脑袋?总有一种莫名的凄楚和悲哀,那种滋味真是难于言表。甚至幻化着那天我会不会突然得个急病。

明天就要开宣判大会,然后直接拉去城边的一个刑场执行。中队的动员会也已开过,一切要保证明天万无一失,而众目睽睽之下,作为正射手,这整个活动的主角实际是我,我自然也迅速调整好了心态,保证子弹从他的后颈处进去、从印堂处出来是我的职责!

完全不可思议的是,一切就绪,进入倒计时的晚饭后,指导员却通知我,明天我执行枪毙犯人的任务解除,明早八点到县革委会第一招待所报到,参加《吉林文艺》在东丰召开的业余作者座谈会。这一刻,我的心又被搅乱了,感觉我一生中也许永远不再有重大事件在我的命运中擦肩而过,如释重负?莫大遗憾?是是非非,乱成一团,说不清。

到会议报到后才知道,前几天就给我来了通知,但中队考虑我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况,没有同意。但省《吉林文艺》的那几位老师觉得在我的驻地东丰县开,又加上那时很讲“工农兵”,我也算代表一个方面,就争取了一下。通过他们的一个熟人找到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主任认为这是小事也是好事,批示同意参加,这才出现了这一变化。

这样一个生命中原本无可回避、影响一生的重大事件,却在最后时刻极意外地擦肩而过,我始终觉得十分怪异,成了一个无法释怀的心结。2001年,我在人民日报驻宁夏记者站当站长,西北党支部到甘肃甘南过组织生活,顺带参观阿卜楞寺。给我极深印象的是那寺群的建筑风格,用色极为大胆。浓烈的红色、白色、黑色、黄色、赭石色,镶金包银、富丽堂皇的,却一点也不显俗和“怯”,反充溢着宗教的神圣和震慑,弥漫着浓郁的神秘色彩。

我对佛并无信仰,却一直敬佛、礼佛。寺中,便与一喇嘛对话,将被选中枪毙犯人却极意外中止的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求解。

喇嘛:施主有佛像,有佛缘,无此缘。

我:扬善是缘,惩恶也是缘,缘何我无缘?

喇嘛:善缘,恶缘,各领因果,各有因缘。

佛有佛解,人有人说。况且,世界上的许多事,原本偶然和无解。偶然未必必然,无解即是偶然,何必纠结?于是此事便就此放下了。

(本文作者自传《皈依苦行——一个男人的终极寻找》前七章节选。)

责任编辑/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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