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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嘎丽娅---【赵英斌】

2015-07-19 09:48:2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7474

寻访嘎丽娅

       赵英斌

      

引言

一个时期、一个时代都有着不同意义上的镌刻历史记忆中的英雄。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就是他们胸怀民族,胸怀家国,心怀大众,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为之献身的人。这是历史与时代不断阐释和感召人们提升的共识。

1945年8月10日,人类历史上空前残酷和漫长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刻,在中国东北边陲小镇绥芬河打响了一场由苏联红军组织进攻的历时三天三夜的打击日本关东军的战斗。此役异常惨烈,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的最后一役。

昔日的战火硝烟已经消逝,当年苏联红军“喀秋莎”的密集炮声在绥芬河上空的炸响成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世事怎样变迁,时代怎样折戟沉浮,历史这位沧桑老人的本真面目永远不会改变。它既承载着过去,昭示未来;又会娓娓道来,让历史在人们的心中得以复活,复活可译为重生,重生意味着重新获得生命。一个人有活泼的生命,一段历史也有顽强的生命。时序自20世纪的1945年开始向后排列组合,至今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历经70年。70年中,人们没有忘记那场残酷的绥芬河战役,没有忘记国家、民族及每个人的悲惨遭遇,更没有忘记一位年仅17岁的中俄混血少女3次赴盘踞在天长山的日本关东军地下要塞劝降而惨遭杀害的嘎丽娅的凄美故事。

追寻历史,就是对历史的尊重。挖掘历史,就是沿着历史的脉络、根须、枝杈去还原历史的本真,使历史在过往沉钩中清晰浮现出来,让历史中的英雄人物重现光芒。郁达夫曾在《怀鲁迅》一文中说:“一个没有英雄出现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而不知崇拜的民族,是一个永远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今天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节点上,怀念和回忆寻访70年前曾以青春求和平的“和平天使”嘎丽娅,旨在揭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面纱。那么,当年正处青春少女期的嘎丽娅到底怎么深入日军要塞劝降?怎样为拯救一座城市而献身的?这段战后似乎被遗忘的历史真实原貌及后人寻找嘎丽娅、呼唤嘎丽娅的曲折经历值得记取。嘎丽娅是我们远离二战70年后找回的一位英雄,她的回归透视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的悲惨命运和历史记忆。

今天,随着时代的呼唤,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嘎丽娅终于复活了,真正得到了凤凰涅式的重生。

尘封档案:不尽的诉说

寻访嘎丽娅,是在30年前的1984年。

那是一个黑沉沉的暗夜。东北边陲绥芬河市史志办公室的编辑孙伯言按照上级要求,正在档案室的灯下整理、核阅历史档案,一份份泛黄的档案在孙伯言的眼前滑过,一宗宗史料映现着绥芬河这座小镇曾经的繁华与辉煌。寻着、寻着,各类档案一一在孙伯言的手中排列。突然,一张已被岁月打上拖痕的证明材料映入他的眼帘。接着,孙伯言仔细阅读着那张只有“当年居民张焕新的中俄混血姑娘3次到北山劝降日军,英勇牺牲”27个字的档案材料。这是一份“文革”时期的公安档案,其严肃性和严密性,可以推想而知。孙伯言反复阅读和斟酌着手中这份饱浸历史元素的档案,一种预想在他的脑海中若隐若现地生成。中俄混血姑娘、3次到北山劝降、英勇牺牲……这3个相互关联的关键词,一一映印入孙伯言的脑际。历史往往会诡异地与人擦肩而过,即刻淹没在晨钟暮霭之中。反观历史,它又会常常潜移默化地唤醒人们的良知,去感知、感悟其深邃的内涵和延承的云波。如果没有一名普通的史志编辑,如果没有一位具有执着情怀的有心人……嘎丽娅,一定会埋藏更多年。史称“二战”最后一役的绥芬河天长山战役的历史真相,也将会尘封更久、更久。

挖掘历史,抢救历史是一个艰难和饱受磨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倾心倾力去抚摸和感知、感悟民族危亡脉络的过程,更是一次去真情弥合我们曾经遭受的创伤之旅。寻访嘎丽娅,不是简单地去寻找一个人。而是要找回我们心灵上的民族情感和一代人追求和平正义的曾经,去找回我们国家因遭受战争苦难而换回来的尊严。

从此,一群普通市民开始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追寻历史、寻访嘎丽娅的历程。

据绥芬河史料记载和现已80岁高龄的王永德老人回忆,1945年8月9日凌晨,人们尚在睡梦中,中苏边境一线开始有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绥芬河。伴随着轰隆隆的炮声,人们被惊醒。满街是苏联红军和各种重武器火炮,真是钢铁洪流威武壮观,全境实行了苏联红军军事管制。次日,绥芬河整座城市被苏联红军占领并获得了解放。一时间,城内城外一片恐慌,漫天笼罩在令人惊悚的战火硝烟之中。自苏联红军大举开进绥芬河城至8月10日解放绥芬河,这一滚滚洪流,标志着苏联红军正式介入亚洲战场向日军宣战。

历史是一个会开玩笑的老人,也是一个单纯幼稚的顽童。恰在苏联红军解放绥芬河的当晚,也就是至今镌刻在历史记忆中的1945年8月10日晚上,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开,长期饱受战争磨难的人们心中的阴云开始渐渐消散,最先向全世界播发日本投降消息的媒体是瑞士广播公司,而远在中国重庆和延安的中共领导机关通过无线电波第一时间收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天晚上,成为了历史的永恒。全世界的各大广播公司和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播发这则消息。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世界各地一切爱好正义和平的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发聋振聩的消息,是历史与正义、人性与人类和平的博弈胜利。

当年发现嘎丽娅档案材料并发起寻找嘎丽娅的孙伯言,如今已是67岁的老人了。尽管他已不是当年的年轻编辑了,但是孙伯言思维敏捷,记忆清晰,一直对绥芬河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抗日历史及对嘎丽娅的寻访怀有深深的责任感和英雄情结。通过孙伯言等人30余年的不懈寻访,嘎丽娅3次登上天长山日军要塞的历史背景清晰可见。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乃至8月13日,驻守绥芬河的日本关东军、包括盘踞在黑龙江东宁县境内的东宁要塞、虎林市境内的虎头要塞的日军国境守备队仍以号称坚不可摧的“东方马其诺”地下要塞防线为依托,拒不投降,继续与苏联红军和战斗在抗日一线的中国人民为敌,在地下要塞和修筑的其他堡垒一线进行殊死的负隅顽抗。当年日军在吉林省境内的珲春、内蒙古境内的海拉尔和黑龙江境内的虎林、东宁、绥芬河等军事要冲之地,修筑了20余处由钢筋水泥、钢板混合浇注的地下军事要塞。在中、苏、蒙近5000公里漫长的国境线上,日本关东军修筑了10余处要塞专门对准苏联红军作战,绥芬河就是日军对苏作战的前沿。仅在绥芬河30余公里狭窄的国境线上,日军就修筑了3处地下要塞,全部派驻关东军国境守备队长年扼守,形成了战端一开,进可攻,退可守,随时随地可摧毁隔山隔江相望的依曼铁路桥及苏联红军远东地区的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时刻准备侵占中国之后,即向苏联开战。

在绥芬河史料密档中有一份记录1934年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大将签发的“关作命第589号命令”。命令大意是:遵天皇意旨,占领中国立长久之事,必先修筑东北各处秘密军事要塞,以固之。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解读菱刈隆大将的密令,不难看出日军在1937年7月7日大举进犯中国之前,就已经在中国东北密布要塞张开嗜血的虎狼之口,绥芬河天长山要塞是东宁要塞、虎头要塞中的重中之重。因天长山要塞修筑工期达10年之久,要塞及周边辅助壁垒正西横向达40余公里,纵深35公里,要塞内设有指挥所、观察所、电话所、武器库、食品库、服装库、诊室、卧室等一应俱全。在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14年时间里,为其修筑要塞的全部从在中国各地被强抓的平民百姓和战场上被俘的军人,每修完一处要塞或一处暗堡,关东军就会集体枪杀劳工,再从中国各地强征一批又一批劳工从事苦役,以确保要塞军事秘密,当年日本关东军就是用如此拙劣的手段和惨无人道的手法,实现所谓的天皇“意旨”和侵略中国的目的。

让我们把时光重新闪回到1945年8月10日傍晚,当时呈现的局面是:一面是盘踞在绥芬河天长山要塞内的2500余名日本关东军国境守备队员仍以“武士道”精神孝忠“天皇”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和拼死顽抗;一面是苏联红军伺机万炮齐轰摧毁天长山要塞。为了寻求和平,为了更多善良的人们免遭生灵涂炭,为了保全绥芬河这座美丽的城市,嘎丽娅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天长山劝降。

历史瞬间:和平的向往

寻访嘎丽娅,在一天一天地继续。

嘎丽娅,一个中俄混血少女是怎么登上天长山与凶残的日军对话劝降?劝降后又发生了什么?最后,嘎丽娅又是怎样被要塞中的日军杀害?

带着一连串的种种疑惑,孙伯言、陈云来等一群绥芬河市民开始进行越来越深入的艰难寻访。历史恰在一群人的寻访中得到了回馈,本真浮现出来,才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仰视一位少女英雄。

1903年,中国境内第一条最长的中东铁路正式开通。中东铁路北端终点即是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早在清代,因横贯城中流淌的一条波光粼粼的河中生长着一种锥子一般的钉螺,满语称为绥芬。绥芬河由此而来。中东铁路的开通,活跃了绥芬河的经济,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乌克兰人纷纷跨越西伯利亚大铁路来中苏边境的海参崴,然后过境进入绥芬河经商、谋生、探亲访友。因此,绥芬河在历史上又是一个流动的多民族、多国籍的边境城市。

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生于山东省掖县,因自小跟随叔叔“闯关东”来到绥芬河,先后“跑崴子”做毛皮生意、当中东铁路上的列车押运员等,熟知绥芬河边境地区的风土人情,精通俄语。1922年,张焕新结识了同样来绥芬河谋生的17岁俄罗斯姑娘菲涅,两人从此开始了终生的跨越种族的夫妻相守。6年后,张焕新、菲涅夫妇生下了唯一的女儿嘎丽娅,组成了有3个儿子、1个女儿的六口之家。

寻访中,孙伯言等人在现已80岁高龄的姜谦莉老人回忆中得知:当年17岁的嘎丽娅,梳着大辫子,穿着小皮靴子,蹦蹦跳跳,喜欢唱歌,经常扎个小围裙帮妈妈干活、打理家务……现已86岁的宋国栋老人回忆说,“我记得嘎丽娅,她很活泼,心善良,她经常带我们小伙伴去她家玩,为我们摘李子吃,端来牛奶给我们喝,还经常帮助、接济邻居。”

循着两位老人的真情回忆,嘎丽娅当年活泼可爱、聪慧善良、勤劳助人和热爱生活的少女形象依稀复活起来。那么嘎丽娅上天长山要塞用日语向日军劝降,她是怎么学的日语?谜底在一份绥芬河的史料上得到答案。日军早在1932年初,即开始采取蚕食政策侵占中国东北、华北等地,随之在日本国内派遣大批平民充当开拓团进驻中国境内日占领区。为了奴役和教化中国人民,日军在占领区开办了日语学校和医院,凡是具备条件的少年都要学习日语、接受日式教育。据嘎丽娅的弟弟张树烈说:“当年嘎丽娅从绥芬河的露西亚俄侨学校毕业,又学习了日语。她会俄、日、汉三种语言,熟练程度惊人……”

1945年8月11日,苏联红军在已被解放的绥芬河城内开始清剿日本残余。驻守绥芬河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通告:凡在城内东街居住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俄籍人,一律迁移至西街的腰毛屯和阜宁镇一带居住。通告发出,城内一片混乱。原住东街的汉、俄罗斯、朝鲜族人,开始大包小裹成帮结队涌向狭长的西街,其场面可谓浩浩荡荡,一派战乱景象。

就在由东街向西街迁移的节点上,历史无情地改变了嘎丽娅的命运,也塑造了一位令世人仰望的美丽、善良的和平天使。

据现已离世的嘎丽娅的母亲菲涅回忆,8月11日中午,嘎丽娅跟着父亲,先前赶着自家的两头奶牛穿越城东的铁路桥洞子时,她回头望见母亲和15岁的弟弟张树烈在另一侧被两名苏联红军拦住询问。嘎丽娅感觉母亲那边有麻烦,她让父亲赶牛先行,只身一人折返接母亲和弟弟。嘎丽娅返身过来方知:苏联红军是让母亲他们去“大白楼”附近的红军司令部登记身份。一位军官看到嘎丽娅过来了,对她说:“你也去登一下!”

接着,嘎丽娅搀扶着母亲,手拉着弟弟去司令部登记。司令部的院子里挤满了等待登记、居住在绥芬河城内的各民族的居民,大家不晓得登记的结果,东张西望,面面相觑。不一会儿,从屋里急匆匆走出一位大个子苏联红军军官,他走到人群中间看了看,用俄语焦急地问道:“你们这里谁会说日本话?”

“说日本话?”……有人在人群中开始小声地念道。大个子军官的目光不断地在人群中搜寻着。这样的战时寻找,一定会是事关军机的十万火急之事。

突然,一声呐喊打破了沉寂。

“嘎拉!嘎拉会!”(嘎拉是嘎丽娅的乳名)此时的嘎丽娅看了一眼身边的妈妈。然后,她勇敢地站到了苏联红军面前。大个子军官当即将17岁的嘎丽娅领进了司令部。

半个小时后,嘎丽娅随一名苏联红军上尉军官和3名士兵手持白旗从屋内走出。嘎丽娅平静地走到妈妈面前,双手拉起她的手像小鸟依偎一样不愿离开。然后,她对处于悲伤状态中的妈妈说:“红军征召翻译,让我跟他们上要塞,去劝日本投降。”

妈妈闻听心爱的女儿要去天长山要塞劝日本人投降,她的心像针扎一样紧缩起来。上要塞劝降,注定凶多吉少。战争,这是残酷的战争,何况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被“武士道”精神冲昏了头的日本关东军。妈妈稍作停顿,她明白了一切。菲涅立即解下自己头上的红色花头巾,把头巾披在女儿嘎丽娅的肩上。那是一个新头巾,按照俄罗斯民族的习惯,是妈妈菲涅上午出来要带领儿女迁移到腰毛屯新居而主妇必戴的新头巾,就是这方鲜艳的红头巾,算作一位母亲与女儿嘎丽娅终生永别的唯一礼物!

菲涅为嘎丽娅披上新头巾,泪水已经打湿了衣襟。她嗫嚅着还想对女儿嘱咐什么,可是战事火急,士兵已经催促嘎丽娅出发,菲涅同张树烈目送着嘎丽娅两步一驻足、三步一回头的背影。从此,嘎丽娅作为军使随同苏联红军劝降小分队赶赴魔窟般的天长山日军要塞。从那一刻起嘎丽娅再也没有回到母亲的身边,再也没有回到她热爱的绥芬河大地。

深入要塞:善良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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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 mso-ansi-language: ZH-CN">据宋国栋老人提供:在国道局开轧路机的一位日本人,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只身拎着斧头上山与要塞中的关东军一同负隅顽抗。另有史料证明:当时固守天长山要塞的关东军兵力约2500余人,加之宪兵队及上山的日本人,共计3000余人裹挟于要塞之中拒降。苏联红军已调准了炮位诸元,时刻准备万炮齐发摧毁号称“东方马其诺”的天长山要塞。佯攻不成,强攻必伤无辜,也会毁坏一座城市。战争会对人性泯灭,也会拯救人性和疗愈创伤。嘎丽娅与苏联红军选择的是后者。是疗伤,是拯救,是在战争关键时刻挽救负隅顽抗的日军及上山进要塞的日籍平民的生命。

8月11日,嘎丽娅随劝降小分队一路北行,穿越长满榛莽荆棘的羊肠小道,历时两个多小时,他们登上了戒备森严到处布满工事和枪眼的天长山北坡。天长山与地久山是绥芬河北面的两座突兀的并立山峰,海拔在700余米,两座山原来不叫天长山和地久山,因山的位置在北面,绥芬河人称为北山。日本关东军为长期侵占绥芬河,将两座山峰较高的一座命名为天长山,另一座山峰命名为地久山,寓意为效奉天皇,日本天皇长长久久,日本关东军长久统治中国。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侵占中国和横行亚洲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嘎丽娅引导劝降小分队登上天长山,绥芬河城内一片寂静,苏联红军零星炮击停止了,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和平即将到来的一刻!可是那一刻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美好,等来的却是嘎丽娅被杀的噩耗!

自11日嘎丽娅上山至13日,整整3天的时间,苏联红军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在焦灼地等待。3天是70余小时啊!70余个小时,对于战争而言,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一种准确的军事术语来表述如此重要。70余个小时,对于稍纵即逝两军对垒的战场,该是怎样的惊心动魄!有一点人们可以猜到时间对战争是异常重要,哪怕是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将会决定着胜负,将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存亡和一个民族的兴衰及数以万计众人的生命!何况是70余小时啊!70余个小时中,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嘎丽娅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一直以来,这是一个紧扣人们心头的谜。因为当年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荡然无存。劝降小分队的苏联红军大部分牺牲在战场上了,幸存者还有吗?寻访嘎丽娅的一群人又该怎样大海捞针式地去再寻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当绥芬河市民自发地进行寻访和挖掘英雄嘎丽娅的故事时,2003年初,现今已75岁的原绥芬河市广电局司机杨效在市街上遇到孙伯言,他神秘地说:“哎!我告诉你一个人,张德成来绥芬河了,他是张焕新的亲侄子”。这条从天而降的消息,对于正处于寻访迷茫状态中的孙伯言来说,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听到此消息,精神抖擞,热血沸腾,经多方打听找到了从俄罗斯来绥芬河办事的张德成。张德成告诉孙伯言:“我大爷(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自病死于黑龙江宁安市宁西乡后,大娘(嘎丽娅的母亲菲涅)即回到了俄罗斯生活。大娘辞世了,表哥(嘎丽娅的弟弟张树烈)还在,他们居住在乌苏里斯克市一栋住宅楼102室……”孙伯言还在张德成口中得知,张德成在大爷家呆15年,大爷大娘常常悲伤地提起嘎丽娅,她们十分想念女儿,一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伤痛至极。

同年,又传来一个好消息。市民韩继民兴致勃勃地告诉孙伯言:“我去乌苏里斯克见到张树烈了,看到嘎丽娅生前的照片了……”

一则消息又一则,坚定了孙伯言等人赴俄罗斯找到张树烈寻访嘎丽娅更多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3年3月23日,绥芬河边城的天气,乍暖还寒。孙伯言同当年绥芬河市广电局记者陈云来经过一路劳顿,找到了居住在乌苏里斯克市张树烈的家。张树烈热情接待了他们,介绍了姐姐嘎丽娅的生前故事,声泪俱下地表达了失去姐姐和想念姐姐的骨肉之情。同时,张树烈告诉孙伯言等人:当年劝降小分队的上尉军官就住在乌苏里斯克市北边的一个叫“手榴弹”的农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还曾经采访过他当年上天长山要塞劝降的经过……

真是皆大欢喜。寻访嘎丽娅的线索像从宫锁连城到诺曼底登陆式的大转折,着实使人振奋!使孙伯言等一群崇拜英雄追寻英雄的热血寻访人,从心底感到欣慰自豪!当时,孙伯言曾高兴地说:“我们终于能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了,终于找到了一直盘绕在绥芬河市民心中的城市之魂了!”孙伯言的兴致感言是一个热爱英雄、崇尚英雄的群体表达出的最真挚、最具民族感情的发自心底的心声!这样的心声,就是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热血贲张的象征!

两天以后,孙伯言同陈记者找到了原劝降小分队指挥官菲多尔琴科居住的农庄。可是事与愿违,这位曾经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获得多枚卫国战争红星奖章的英雄在一年前与世长辞了。寻访只能通过菲多尔琴科的遗孀、后人及调阅了俄罗斯电视台的视频资料来获取嘎丽娅上天长山劝降的3天真实历史原貌,一幅嘎丽娅上山劝降的真实画面呈现出来了。

当年8月11日,嘎丽娅同小分队从苏联红军司令部出发,登上天长山开始实施劝降。前两次劝降是开始于上山的当日。登上天长山,踞守在要塞一线的日军不许打着白旗的小分队接近,用密集的子弹封锁通道,拒绝投降。嘎丽娅站在面对要塞主巷道的正面高岗处,挥舞着标志和平使者的白旗,向要塞内的日军喊话。一遍又一遍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规劝,要塞内射出的密集的子弹更加猛烈,眼看天色渐晚,劝降不成,小分队只好先退下山底,伺机再次实施劝降。12日,嘎丽娅同小分队重新拟好一份详尽的劝降提纲,第三次登上天长山要塞劝降。此次劝降,依旧是嘎丽娅挥舞着白旗走在最前面,在临近要塞山坡上,两名日军士兵出来喊话,只允许嘎丽娅一人进入要塞谈判,其他人不许向前半步。怎么办?是一人进入要塞深入虎穴?还是犹豫退缩保全生命?嘎丽娅深知日军的龌龊行径和凶残秉性。进,就意味着殒命。退,将会丧失和平的最好机会。为了挽救要塞中3000余人的鲜活生命,为了追求和平和保全身后的可爱城市,嘎丽娅回头与菲多尔琴科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菲多尔琴科爱抚地用手拍着嘎丽娅的双肩,对她说:“别怕,姑娘,你是善良的,是为他们好!日军不会把你怎样。”听完此话,嘎丽娅转身走进要塞,行使她特殊的和平天使使命,践行她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

嘎丽娅只身进入虎狼吼叫的恐怖要塞,接下来便是等待,焦急而漫长的等待。不!此时此刻是山坡上小分队在等待,是齐集绥芬河城内的万余名苏联红军在等待,是绥芬河这座城市和人民在等待,更是和平在期待!

嘎丽娅走进要塞的几个小时后,菲多尔琴科听到要塞里发出了激烈的争吵和阵阵令人惊悚的嚎叫。稍刻,传来一声刺耳的枪声。随后,要塞里的日军开始向山坡上的小分队攻击,4名劝降小分队队员当场牺牲,菲多尔琴科率其他队员无奈退下山来。

据孙伯言等人寻访得到的消息,当年天长山要塞的日军是玩弄了假投降谈判的花招,待苏联红军小分队不备再实施突然攻击。无论日军怎样狡猾和玩弄卑鄙的伎俩,有一点可以断然肯定:当年嘎丽娅在要塞里同凶恶的日军据理力争,经过激烈的劝降后被日军残酷杀害。那一声枪响,便是和平天使嘎丽娅的毙命子弹。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嘎丽娅进入要塞的漫长几个小时中,她是怎样具体劝降的?要塞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死到临头的日军到底有没有对嘎丽娅实施非人性的折磨?寻访人一直追踪探索,70年后的今天,至今无人知晓这个神秘的谜底。

一束头巾:昭示着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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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苏联红军动用一个方面军建制的所有75毫米以上口径的重型火炮;

出动总兵力1万余人;

轰炸总次数20000余次;

拒降顽抗的日军及被裹挟进入要塞的部分日本老人、妇女、儿童,共3000余人,全部死于要塞内。

日本关东军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最坚固、最重要、军事设施最全的天长山要塞被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摧毁了,要塞中誓死顽抗的日军被全部消灭。遭受创伤和弹迹斑斑的绥芬河城市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流淌市中心弯弯曲曲的绥芬河水渐渐清澈起来。可是嘎丽娅不见了,人们再也不会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和甜美的百灵般的歌声,她那美丽的容貌和闪动着的双眸让母亲、家人和所有认识她的人,思念不已,人们开始八方寻找!

据张树烈回忆说:“战后第二天,妈妈领着我去苏联红军司令部打听,问姐姐嘎丽娅在哪儿?司令部的人说我们也不知道,原先的部队已经开走了。我们只好回来,再次四处寻找、打听,一些邻居也帮助找。父母、家人、邻居踏遍了天长山的沟沟坎坎也没有找到姐姐嘎丽娅的影子。一天,我同妈妈再上天长山寻找,在不远处羊肠小道的树枝上找到了妈妈送给姐姐的那束红头巾。妈妈用双手把头巾捧在脸上,不住地亲吻着,我们四处呼喊,呼喊着姐姐的名字。喊声过后,四周沉寂,没有一点声息和丝毫应答。从此,我同妈妈每天上山寻找,直到天黑也不愿意回家……”

另据绥芬河市民在多年口耳相传的寻访中得知,绥芬河战役平息后,菲涅不停顿地多方寻找女儿嘎丽娅,她不止一次地一个人爬上天长山四处寻觅女儿的踪影,哪怕是一丝头发,一点气息,也是对菲涅的极大安慰。她常常跪在天长山要塞的废墟上,痴痴地用双手扒开坚硬的石块和水泥残渣,一遍一遍地扒,一遍一遍地看,扒得十指骨肉模糊,鲜血淋漓,这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一片痴情,是菲涅幻想女儿在战火中得到复活。母亲的慈爱和女儿身上汩汩流淌着的鲜红血脉,注定了菲涅对嘎丽娅的不舍不弃。心相连,魂相系,这是一位俄罗斯母亲的伟大与博爱。每当春天来临,菲涅怀着与女儿相见对话的美丽幻觉,攀上天长山采集最鲜艳的花朵献给梦中的嘎丽娅。每次她把花朵置于那棵悬挂红头巾的树上,双手合十,以俄罗斯民族东正教的祈祷方式,祈祷女儿嘎丽娅回归,祈求与女儿相见。如此一年又一年,从未间断。直至1971年春,菲涅在对女儿嘎丽娅的想念中双目失明。泪已干,心揉碎;情未了,血不断;思永远,盼相见;这应是菲涅几十年对女儿嘎丽娅的思念心境,也是导致菲涅这位俄罗斯母亲双目失明的症结所在。

光阴一点一点消逝,大地依然沉寂。许多年中,菲涅几十次向各处发函和询问女儿嘎丽娅的下落,可惜只在当年苏联红军留下的一份档案中显示:嘎丽娅属于战争失踪人员。其他函件,无一回复。

这是多么大的不公和冤屈啊!

历史一页一页地翻过,当年的绥芬河老人相继离世,即知晓嘎丽娅一家和嘎丽娅3次上山劝降故事的人,凤毛麟角,寻访嘎丽娅和当年历史原貌难上加难,一段闪烁着“二战”中一位普通的少女凄美故事险些被掩埋。好在历史的车轮把我们载到今天,嘎丽娅当年那束飘逸的红头巾开始向我们昭示,昭示我们向往和平、不忘过去、审视历史、崇尚英雄。

1980年春,双目失明的菲涅安葬好两年前去逝的一生相依为命的丈夫张焕新后,赴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安度晚年。临行之际,已80余岁的菲涅在中国土地上什么也没有带走,只带走了一张女儿嘎丽娅于1943年与哥哥张国烈的合影照片和那束在天长山树枝上找回的红头巾。一张照片、一束红头巾,是一位俄罗斯母亲的一生所有,她深爱女儿嘎丽娅,深爱丈夫张焕新,深爱给她留下深刻记忆的绥芬河这座城市!那张带有褶皱的照片是嘎丽娅留给母亲和世人的唯一一张可供景仰的影像资料。这张照片后来辗转送给绥芬河展览馆收入展柜。那束当年由嘎丽娅亲手系于去往天长山树枝上作为引导后人的红头巾,一直珍藏在母亲菲涅的身边。她把它视为生命,视为嘎丽娅的再生……

我们今天无人再把一束红头巾,当作珍藏之物。可是那束被常人看作极普通的红头巾,却凝聚着民族的血脉和一位俄罗斯母亲的一生寄托,凝聚着嘎丽娅与母亲的母女之爱和一位少女昭示亲人、渴望和平的炽热情感,更无声地证明着嘎丽娅对友爱、和平的渴求。

2003年,孙伯言、陈云来在乌苏里斯克寻访中获知关于红头巾的民族传说。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当年修筑中东铁路时就是俄国人把东正教带入古老的中国。如现存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牡丹江市横道河教堂和中东路机车库建筑风格等历史遗迹均是承载着东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一个显著特点是视红色为尊贵和慈爱,俄罗斯民族继承了这一教义特点,女人头戴的头巾通常选用红色和粉红公为佳。俄罗斯民族女人,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原苏联联邦国家的其他民族女人习惯于头戴头巾。戴头巾的文化内涵是修辞自己和尊重别人,女人头上的头巾是不送给他人的,这些都是东正教文化特点。今天我们从红头巾的民族释义中可以窥见母亲菲涅送给女儿嘎丽娅红色头巾的更深一层的深刻含义。

在绥芬河的几天采访中,我两次来到和平广场嘎丽娅的塑像前仰视这位和平天使的迷人风采。她的左手挥舞的就是那束象征和平与友好、由母亲菲涅送给她的红头巾。今天那束红头巾每时每刻都在如火焰般地燃烧,在迎风招展……

漫长寻访:历史的回归

1945年8月11日,嘎丽娅第一次登上天长山。历史的一瞬间,这位身负和平使命的美丽少女被载入了历史,开始被刻记在人们的记忆里和亦真亦幻的梦境中。

1984年——2005年。是一个历史的漫长跨越。这个跨越对于寻访嘎丽娅的人们来说,似乎有些太漫长、太艰辛了!

20余年,追寻一段历史。

20余年,寻访一个人物。

20年间,一群热爱和平、热爱中俄人民友谊、崇敬英雄的市民寻访,他们只是在根据知之甚少的几位绥芬河高龄老人口中探寻和在跨越中俄国界的跋涉中寻访,这其中的过程,何其难!何其苦啊!

历史就像树干上的年轮,一点一点地扩,一圈一圈地长,留下的终是记忆。历史真的恰逢停在了20年前的节点上,从那时起绥芬河的市民开始不间断地艰难寻访,开始叩问历史,找寻这座城市的记忆,找寻中俄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荣耀,让嘎丽娅这位和平天使浴火重生!

采访中,寻访嘎丽娅的主要倡导者孙伯言对我说:“一个民族应有自己的历史,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历史,一座城市也要有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关键是我们要尊重它,找寻它,挖掘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文化符号和城市的坐标。寻访嘎丽娅,我们就是这样开始……”

1984年,当孙伯言第一次接触到记载嘎丽娅的档案材料后,就预感到其背后蕴含着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嘎丽娅3次上天长山劝降应是一个中俄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渴望和平的美丽故事。嘎丽娅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中俄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她的精彩人生和为了和平而献身取义的精神,深藏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人性向善的光辉。

寻访最先是从一个人开始。有了第一个人,就会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

从1984年最初的一个人寻访,绥芬河寻访嘎丽娅的队伍在一天天地迅速壮大。到后来扩散到官方,再后来整座城市动了起来,从老人到青年,从学者到学生,从公务员到妇幼儿童,从社会到家庭,人人向往嘎丽娅,人人崇拜嘎丽娅,人人找寻嘎丽娅,嘎丽娅成为绥芬河这座城市的象征,寻访嘎丽娅变成了绥芬河的市民群体行动。

难能可贵!这是一个城市的进步,也是中华民族的进步,是人心所想,是历史的必然。

90年代初,绥芬河这座边境城市刮起了“边贸”旋风,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涌进绥芬河搞边贸,一个时期在绥芬河注册的各种边贸公司上千家,小城的房价超过省城哈尔滨的几倍,真是寸土寸金啊!绥芬河这座建立在山坡上具有俄罗斯传统文化元素的城市,简直要爆炸一般。对狂热的“边贸”旋风,绥芬河人也行动起来了。绥芬河市民韩先生在乌苏里斯克做生意,他一边带着寻访嘎丽娅的使命,一边做贸易生意。有一天,韩先生找到了早已迁至乌苏里斯克居住的树拉(张树烈的昵称),他将这一喜讯告之孙伯言后,孙伯言立即萌生去俄罗斯寻访嘎丽娅的想法。说者容易,真正出国寻访谈何容易。当年孙伯言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元钱,公职人员又限制出国。怎么办?最后,原市旅游局长韩凤歧全力支持孙伯言去俄罗斯寻访,他变通地向三丰国际旅游公司要了两个去俄的四日游名额,请孙伯言带原市广电局记者陈云来赴俄境内寻访嘎丽娅的相关信息。2人获得赴俄旅游的手续后,立即出征乌苏里斯克。此次寻访,孙伯言同陈云来带回了嘎丽娅生前与哥哥张国烈合影照片的影印片,采访到嘎丽娅上山劝降前后的真实史料,为全面揭开埋藏半个多世纪的嘎丽娅为正义而劝降的神秘面纱勾勒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

次年,陈云来以新闻记者身份正式赴俄罗斯对嘎丽娅的感人故事进行追踪寻访。陈记者一行在乌苏里斯克郊外的农庄见到了菲多尔琴科的后人。在采访中,菲多尔琴科的后人转述了1982年9月离世的菲多尔琴科生前多次提到嘎丽娅被选为苏联红军军使劝降的背景。菲多尔琴科的儿媳霍列金娜这样回忆道:

“菲多尔琴科生前无数次和我们讲他和嘎丽娅当年一起上山劝降日本人的往事。当时,红军找不到懂日语的翻译,只找到嘎丽娅一个懂日语的,不然也不会让那么年轻漂亮的姑娘上山和日军谈判。嘎丽娅明明知道非常危险,可还是去了。为了保证她的安全,苏联红军还专门派出了一个小分队负责保护。可是到了山上,情况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狡猾的日军说什么也不让菲多尔琴科他们靠前,只允许嘎丽娅一个人上前谈判,菲多尔琴科他们只能远离谈判地点四五十米远。日军派出一个代表单独和嘎丽娅进行交谈,身后有不少日本兵。林子里没有风,菲多尔琴科他们在远处能听到两个人的说话声,由于是用日语谈判,谁也听不懂谈了些什么。不过,嘎丽娅事行准备了谈判提纲,就是让敌人放下武器、怎么走出山洞、确定什么时间、苏军给什么优待。嘎丽娅谈完了,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又被日军叫进山洞。接着,日军机枪突然响了,菲多尔琴科指挥小分队一边还击一边撤退。不久,喀秋莎大炮就响了。后来,菲多尔琴科的队伍调往牡丹江方面去了,菲多尔琴科没有办法把嘎丽娅牺牲的消息告诉她的父母。菲多尔琴科对嘎丽娅的死,一生感到很遗憾,很惋惜,有时他望着西边的中国说,也不知道嘎丽娅的父母在哪里,还有没有亲人了。他常常说,当时如果有别的办法,决不会让一个那么年轻的姑娘去冒险,实在是没有办法……”

当菲多尔琴科躺在病榻上弥留之际,嘴里还喃喃地说:“我胸前的红星勋章应该是嘎丽娅的,应该由她佩戴它。”今天透过菲多尔琴科临终前的话语,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当年劝降小分队的上尉指挥官菲多尔琴科,他对聪明美丽的嘎丽娅是多么怀念和眷恋,嘎丽娅的死是他的终生遗憾!他把她当作战友,当作献身和平堵枪眼的天使,嘎丽娅是菲多尔琴科心中的英雄,是苏联红军的骄傲,是中俄两国友谊的象征,军功章是一种象征性的标志,虽然嘎丽娅没有戴上当年苏联红军颁发的红星勋章,但是她在菲多尔琴科心中,在中俄两国人民心中,她就是红星勋章的拥有者。我们今天寻访嘎丽娅,挖掘、找回她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就是对她最高的褒奖!

寻访就像去西天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和无数险阻后,才能取得所想要的真经。以孙伯言、陈云来为代表的绥芬河人民自筹资金、自购设备、自费出国、自发寻访,整整用了20多年。20年中,经历了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和心血倾注,有的老人已经过世,有人从年轻到如今鬓染白发,有的家迁外埠始终念念不忘寻访。有的节衣缩食举债,在寻访路上踯踯前行,有的遭来不解和嘘唏非议,有的老人把嘎丽娅摆上自家的“供坛”。

采访中,遇到这样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84岁的老人,她姓徐,老伴早年在铁路系统上班,现已离世。老人与离世的老伴年轻时见过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那时张焕新是绥芬河中东路上的列车押运员,常常往返于绥芬河、穆棱、下城子、牡丹江的货车上。有一年,张焕新被日军铁路警护队抓走关押了3个月,原因是日军铁路警护队让张焕新的大儿子张国列当俄语翻译,父亲张焕新拒绝了日军警护队的要求。日军以不是“良民”的理由,把张焕新关押在当年中东路的“大白楼”警护队里,不给吃,不给喝,非人折磨。为了营救父亲,聪明伶俐颇有心计的嘎丽娅多次到警护队下跪恳求释放父亲。徐姓老人的老伴下班回来就把这些事讲给她听。后来,她在绥芬河街上两次目睹过嘎丽娅这位非凡少女的芳容。世事多舛,穹隆诡谲。绥芬河解放多年,老人才听说嘎丽娅为劝降日军而惨遭杀害。

从此,嘎丽娅就成了她和老伴心底的一个结。2005年,老人从电视上得知绥芬河人在寻访、挖掘嘎丽娅的事迹。她热血沸腾难以按捺住内心的喜悦,渴望早日看到嘎丽娅的“复活”。此后,她把自己心中的神圣偶像——嘎丽娅奉为神灵摆上自己屋内的“供坛”之上。她每天都要给嘎丽娅上香、祭拜,祈祷嘎丽娅再生。

王永华,如今已是70岁的退休老人。10年前,他是绥芬河市的一位个体经商户。那时,他常常在街头巷尾听人们讲嘎丽娅故事,很受感动,加入了寻访嘎丽娅的行列。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王永华每逢遇到俄罗斯人就不耐其烦地打听是否知道嘎丽娅的消息,并经常向俄罗斯、外埠人介绍嘎丽娅的情况,恳请他们一同寻访嘎丽娅。除此之外,王永华还将近些年刊发嘎丽娅事迹、寻访的消息和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等视频收集起来珍藏在家中的玻璃柜中,时常翻看、查阅、追思。8年前,王永华同老伴离开绥芬河搬至牡丹江儿子家居住,地域变了,环境变了,他同大家一同寻访嘎丽娅故事的初心没有丝毫改变。这些年,王永华老人坚持在牡丹江一带收集“二战”抗战史和与嘎丽娅相关的史料片断,每个月要往返两次牡丹江至绥芬河、绥芬河至牡丹江近200公里的路途,与其他寻访人一起研究,对接、交流嘎丽娅故事的新发现,常常是废寝忘食,忘了家事。

多么可贵!多么执着的一群人啊!

20年间,绥芬河人在查阅资料、调取多方档案,民间走访、出国采访、征集信息、专家甄别、核对考证、实地勘验等多方多渠道的寻访基础上,最终才使嘎丽娅这位曾经飘移在浩瀚历史海洋中的民族英雄被绥芬河人民或者准确地说被时代淘洗出来,最终被历史所证明,最终被中俄两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牢牢记在心中!

英雄塑像:心中的丰碑

提起塑像,不得不让我想起奥斯维辛、利帕、南京……想起“二战”中的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屠村、屠城、关押、杀戮的刽子手行径。惨案、惨目、惨景。一幕幕,一件件,一桩桩。人类浩劫,惨绝人寰。

“二战”结束,为了牢记和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世界各地确定和建立起了纪念馆、纪念厅、纪念墙、塑像及纪念日。其中,为嘎丽娅塑像就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系列实物实景中的一个标志。嘎丽娅找回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回到了绥芬河,回到她心灵的栖息地。要建嘎丽娅纪念碑,要配合纪念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系列活动,要为嘎丽娅建一座象征和平、昭示世人的塑像,这是绥芬河市民的意愿,是一座城市的期待,更是中俄两国人民的向往。

建塑像。经费哪里来?

绥芬河市民的回答:自筹资金、社会扶持、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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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30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村民们大都在家和家人休息。下午两点半,大祸突然从天而降,150余名德国和意大利士兵悄悄潜入村子,迅速占据村庄出入口,端起来复枪对准手无寸铁的村民扫射。眨眼间,玩耍中的孩子、餐桌旁的家人、怀抱婴儿的母亲,新婚的妻子、手拿《圣经》正在祈祷的老人倒在血泊中。这一灾难,成了利帕永远无法愈合和忘却的巨大伤口。24年后,即1968年利帕建立了纪念碑,让世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

利帕建立了纪念馆,还有世界各地在“二战”以后,纷纷建立了许多纪念馆。饱受日军法西斯侵略创伤的绥芬河市人民要建立一座心中的和平丰碑,人心所向,所向和平!

2004年,建造嘎丽娅纪念碑处于启动阶段。一天,绥芬河市私营企业家罗新利刚刚来到公司上班。他刚落座,公司的业务还未来得及打理,接到昔日的中学老师孙伯言的电话。电话里的孙伯言直言不讳:“新利,我知道你工作忙,告诉你一声:咱们市要建一座嘎丽娅的纪念碑塑像,这是全市人民的事,有钱出钱,有物出物,大家一起建。”撂下电话,罗新利思忖着:建嘎丽娅的纪念碑塑像,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啊!嘎丽娅是在绥芬河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民族英雄,为她树碑塑像,我作为绥芬河的企业家能做点什么?想了半天,他没有与家人商量,当即决定向纪念碑捐资。下面是这位热血企业家与孙伯言的原始对话:

“喂,孙老师。建纪念碑,我支持!虽然我的生意效益不算好,但是我是绥芬河人,我为家乡有嘎丽娅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自愿捐50万元,为嘎丽娅纪念树碑立传。”罗新利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

孙伯言抢了一句:“哎,新利,你可想好了!50万元不是小数目,没有利益回报,没有后期效益。”

罗新利已经等不及了,马上接过孙伯言的话说:“孙老师,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是堂堂正正有良心的企业家,当年没有嘎丽娅为了和平而献身,我们还能有今天吗!我捐资,不要一点名利,放心!”听得出罗新利的感情已经激动起来,他的话把耳机震得嗡嗡作响。

孙伯言:“好,好,我相信你这样的学生!”

罗新利:“孙老师,你把捐赠账号告诉我,我明天就把钱打过去。”

企业家,这就是中国的一名普普通通的私营企业家!事实证明:每当国家需要他们,每当人民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热血奔涌、挺身而出,甚至倾尽财产。真是了不起的中国人,让人敬佩的企业家!

第二天,一笔50万元的捐赠款打入了建造嘎丽娅纪念碑的统一账号上。

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他把日常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万元钱全部捐给了建造纪念碑基金。他捐赠时,双手捧着用旧报纸裹着好几层的2万元钱,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好好建,好好为嘎丽娅建一座碑,她是我们城市的魂啊!”说完,这位捐赠者悄悄地离开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后来,他患病猝然离世了,这是我去采访中,得知的一件感人至深的故事。

诚然,嘎丽娅凄美的故事着实感动人心。但是在几十年的寻访和建造纪念碑塑像的捐赠及设计、建造过程中,涌现了许多令人歆慕的故事。一个嘎丽娅的传奇,感动了一座城市,感动了千千万万个人,感动了一个时代,这正是嘎丽娅故事的魅力所在!

当孙伯言与一位外埠来绥芬河考察的房地产商交谈时,房地产商问:“建造嘎丽娅纪念碑塑像,能存多少年?”

孙伯言反问道:“你建一栋楼房,能存多少年?”

“建一栋高质量的楼房,一般能存70年,最长寿命100年吧!”房地产商自信地答道。

孙伯言马上回道:“哈哈哈!100年,岂止100年。我们建造的纪念碑塑像要存上万年!要存活于这座城市和人们心中!要存活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更长,更长……”

交谈后,那位疑惑的外埠房地产商深受感动,随后慷慨解囊捐了一笔钱。

建造纪念碑塑像的资金筹募到了,政府的支持资金到位了。接下来生产、设计等环节,更是浸润着嘎丽娅的不朽精神内涵和一群热血人的助推。为了使纪念碑底座抗腐、抗水、抗风化,必须采用坚硬的海底面印度红石材,孙伯言等人在查阅全国唯一一家生产此种石材的山东省荣成石材厂的资料后,于2007年赶到荣成石材厂洽谈。当石材厂长听到孙伯言他们介绍的嘎丽娅的精彩故事后,又连续几遍阅读网络上发表的有关嘎丽娅的历史资料,厂长最后眼睛湿润地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我们厂子决定要免费为嘎丽娅这位和平天使生产石材。”一个星期后,168吨重的海平面以下打凿出来的印度红石材,经过工人师傅加班加点地精心打磨、雕琢,一方光滑、美观的纪念碑底座呈现在世人面前。底座交付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厂家用大红绸子覆盖在印度红石材底座上,一路向北运往黑龙江绥芬河市,运往为和平奠基的嘎丽娅当年留下足迹的绥芬河和平广场。

有了纪念碑底座,为建造嘎丽娅纪念碑奔走相告的绥芬河人,一颗悬着的心好像沉静了许多,心中也有了底数和更强劲的力量。随之配套的是设计、制作嘎丽娅塑像的关键环节。怎样把纪念碑的塑像主体部分、精华部分做好?怎样通过塑像把嘎丽娅善良、美丽、英勇无畏、献身和平的英雄风貌艺术地展现出来?这是建造纪念碑最原本的精神内涵和立于世人面前的象征所在,必须建造好纪念碑,必须塑造一个完美的嘎丽娅光辉形象。

2005年初,孙伯言通过在俄罗斯的寻访人介绍,将设计嘎丽娅塑像的任务交给了全球久负盛名的俄罗斯列宾美术设计院。在历史上,列宾美术设计院在苏联是绝无仅有的一所顶级设计院,在当今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领跑艺术设计潮流的先驱,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大型雕塑设计任务都是由列宾设计院来完成。这样一个世界顶尖美术设计院受中国一个小城的市民邀请设计艺术作品,谈何容易!要知道列宾美术设计院设计室主任的一件作品设计费要100万人民币,何况是设计院长的亲自操作?这是一个被常人看来想都不敢想的超现实的非分之想。可是现实往往恩惠于情感,恩惠于有血有肉、有良知的人们!当列宾美术设计院设计院长、人民功勋艺术家恰尔金得知牺牲于“二战”中的中俄混血少女嘎丽娅的传奇故事后,当即应诺承担设计任务,并组织设计院雕塑室主任斯威尼什科夫、圣彼得堡城市建设艺术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斯基及在读于列宾设计院的李富军博士等即刻赴绥芬河市观摩考察。临登机的那天,恰尔金院长接到一个来自首都莫斯科的紧急电话,要求恰尔金马上赴莫斯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稍作思考,委婉地请了假,并告之对方:中国绥芬河有重要的事情要完成!简短的通话后,一架银鹰凌空飞向中国,飞向嘎丽娅的故乡——绥芬河!

2005年5月12日,孙伯言被列宾美术设计院邀请到圣彼得堡签订设计模型交付协议。他在设计室抚摸着嘎丽娅的头像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地端详,一遍又一遍地抚摸,他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嘎丽娅终于有了人们心中的形象。20年,毕竟20年哪!眼前的嘎丽娅是自己一生追寻的英雄,又像是自己付出心血寻访到的孩子。想到此,孙伯言不能自己,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扑簌地往下掉……

交付设计模型当晚,恰尔金宴请了一直处于感奋状态中的孙伯言。酒桌上,当有人闲谈起嘎丽娅的设计商业价值时,高个子的恰尔金院长立即站起来说:“不要考虑商业,只要我在,这件事一定要做下去!”酒席散后,孙伯言一个人徜徉在涅瓦河畔,春天的暖风轻轻地拂过他的面庞,使他的全身涌动着一股一股的热血。他陶醉了!他并不是被异国风情和涅瓦河畔的晚风所陶醉,是真真切切地被俄罗斯的伟大艺术家所感动,是被超越国界的中俄两国人民友谊、信任与信仰、追求与追寻所感动啊!

2005年8月,有关嘎丽娅的塑像设计全部完成后,恰尔金院长邀孙伯言等人赴北京参加塑像艺术研讨,他说:“嘎丽娅的动人故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独一无二的一个传奇典范,嘎丽娅的塑像艺术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为使嘎丽娅的纪念碑塑像打上中俄烙印,让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代代相传,让中俄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抗击日寇侵略而取得的历史辉煌永远刻记在人们心中,孙伯言以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的名义,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请求总统普京为象征中俄友谊的嘎丽娅纪念碑塑像题词。

请一个大国国家总统为一位被历史湮没半个多世纪的少女纪念碑题词,这是多么大的设想啊!到底能有几分实现的概率?

记得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世上最耀眼的东西是什么?是真诚与友善。孙伯言的致函信于2006年9月寄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封来自中国的普通信函怎么能传递到一个泱泱大国日理万机的总统手中,总统又能复信题词吗?这一串的连锁反应,让远在异国的绥芬河人民和孙伯言的心绷得紧紧的,盼望……等待……盼望,这是一段时间内大家心中的主旋律,绥芬河这座小城似乎变得不安起来,人们在一天天盼望中等待……

功夫不负有心人。世上一切事物总是伴随着机遇与真挚。在设计嘎丽娅塑像的俄罗斯列宾美术设计院院长恰尔金等朋友的帮助下,致函信很快由俄罗斯西北代表转到总统普京手中。普京总统在百忙中阅完来自中国公民的一封普通来信,欣然同意为嘎丽娅纪念塑像题词。天降的好消息!绥芬河人民终于等来了令人欢呼雀跃的时刻!不,这个时刻不仅是绥芬河人民的,应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痛深深地烙在了普京总统的心底,他的家庭和亲人也饱受当年法西斯侵略者的蹂躏,他要为中俄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讴歌,要为嘎丽娅纪念碑塑像题词。

2007年5月4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封由普京总统亲笔题写的致中国绥芬河市民的信函,由此发出并公之于世。

普京总统致绥芬河市民的信,这样写道: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我感谢你们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和善良的友好的倡议,我们再度证实,俄中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真挚友谊基础之上。

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这沉重考验和对那些英勇献身的英雄哀思传递给子孙后代,为此而建立“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来表彰这位翻译姑娘为拯救世界和平居民的功绩,这将受到后代人的敬意。

我建议,纪念碑上应刻上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

致以崇高的敬意!

弗·普京

2007年5月14日

2007年5月24日,绥芬河市政厅。这里齐聚绥芬河市委、市政府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孙伯言等参加寻访嘎丽娅的群众代表,他们正在等待一位尊贵客人的到来。上午10点,激奋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俄驻华大使拉佐夫特地送来了普京总统的亲笔信。面对具有中俄传统友谊的绥芬河市人民,面对各路媒体记者的镁光灯,面对嘎丽娅曾经成长和留下不朽精神的绥芬河这座城市,大使先生饱含深情地说:“尊敬的市长,我是来完成普京总统交办的一项任务的,你们一位市民写给我们总统的一封信,普京总统写了回信并题词,希望你们把这封信和题词放在博物馆里珍藏,这封信体现了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友谊……”

市政厅内。回响着拉佐夫大使那高亢而洪亮的声音和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那天,整个市政厅在欢呼中沸腾了,全市人民这时都感到了作为一名绥芬河市民应有的荣光,感觉到了因嘎丽娅使这座古老的城市具有了非凡的魅力,感觉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同俄罗斯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不朽精神永存!

2009年10月8日,这是一个秋光洒满大地的日子。绥芬河市彩旗飘舞,锣鼓阵阵,和平广场上空悬浮着长长的绸带,绸带上写着:和平天使嘎丽娅纪念碑落成典礼!这天,中俄外交部领导、省、市领导、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绥芬河市民及嘎丽娅的亲朋代表来了,戴红领巾的孩子们来了,拄着拐杖的老人来了,挂记和崇敬嘎丽娅的人们来了!这天嘎丽娅回到了故乡,得到浴火重生!

绥芬河市和平广场。一座高耸入云的嘎丽娅漆青铜塑像纪念碑屹立在广场中央,嘎丽娅在火焰涅的碑座上,左手挥动着当年那束红头巾,右手高高地伸向天宇,两只搏击的翅膀向世人昭示着永久和平!

纪念碑的基座上镌刻着普京总统的题词:“我们的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

2014年7月1日,黑龙江省民政厅追认嘎丽娅为烈士,号召“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她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继承烈士的遗志,牢记中俄友好。”

2015年5月4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网络媒体先后全景式报道了民族英雄嘎丽娅为寻求和平而献身的感人事迹。至此,嘎丽娅的名字被铭刻在二战英雄的史册上和人民的心中。

采访嘎丽娅的故事结束了。那天,我冒着蒙蒙细雨,登上了长满松柏的天长山和地久山,沿着当年嘎丽娅系挂红头巾的林间小路寻觅,用手抚摸着昔日战争留给山体的处处伤痕,我似乎想要在恍惚中找寻什么,是要试图找回嘎丽娅当年转身毅然走进要塞的影子?找回她那挥舞红头巾召唤和平的一瞬间?找回我们的心灵跃动?还是要找回我们的过去和现在?

后记: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在“文革”期间被打成“苏修特务”而判刑。1971年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宁安市宁西乡务农,1980年病逝安葬于宁西乡,终年75岁。

母亲菲涅一直在中国陪伴丈夫张焕新度过晚年。1980年4月安葬完丈夫后,1985年去乌苏里克斯定居的三儿子张树烈家生活。1990年去世,终年85岁。

大哥张国烈1943年参加苏联红军,后定居叶卡捷林堡。1996年病逝,终年73岁。

二哥张义国从事翻译工作,后定居吉斯兴斯干。1994年病逝,终年69岁。

弟弟张树烈早年定居乌苏里斯克。2011年离逝,终年81岁。

责任编辑/周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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