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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爷的故事---【雎迟赵捷】

2015-07-19 09:49:32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464

二外爷的故事

■ 雎迟赵捷

引子

人这辈子总该干点什么,至于这个“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被护士拍屁股吸入空气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等于与这个世界开始了联通。

漫长又短暂的十二年义务学习,经历过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懵懂及紧张阶段,我步入了大学初年。突然的闲适总有些许的不习惯,大部分时间总是浪费与消遣,反倒是耽误了学习。

每个月总有超出的费用,额外的经济负担,真正的走出家门后,方知社会中的深浅,在外倒也让人打磨得老成、圆滑。还好,看书的这一习惯还依旧没有改变。

某日吃饭,母亲打来电话,我以为是和平时一样的家常问候,接了电话,寒暄过后,却颇感意外。妈妈告诉我,我有一个二外爷,名字叫赵培宪,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身经百战,经历不凡。我知道,这是母亲看我日渐消沉,想借二外爷的故事来鼓励我,给我些许动力。我也就听她讲完,起初并没有太在意,故事就当是故事吧……

过了一段时间,闲来无趣,在网搜上索趣事儿。不知怎么的,脑子忽然闪过二外爷的名字。于是,顺便就在百度上搜了那么一下。你别说,嘿!还真有: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老红军、云南省民政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享受副省级单项待遇的离休干部赵培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6月20日16时15分在昆明逝世,享年87岁。

赵培宪同志1920年8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1937年1月参加红军,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文书、科员、参谋、八路军股长、科长、抗大学员、特派员、太岳军区干事、十三旅科长、解放大队政委、三十八师团副政委、政委、师干部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蒙自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昆明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云南省农垦局副局长,云南省侨办主任、党组书记,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等职务。1982年6月离休。

赵培宪同志一生信念坚定,光明磊落,勤勤恳恳,正派廉洁,严于律己,遵照他生前及家属的意愿,后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已火化,骨灰将树葬于昆明金陵公墓松柏树下。

二外爷逝世的信息和简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仔细在百度上查阅了一会儿,竟然发现许多有关他鲜为后人所知的事情,尤其是他被小日本当作活人靶练刺杀和他从日寇屠杀场逃脱的事情最令我震惊。我沉住气,继续查找了好几个他们那批先后被俘的战友,发现他们那些人,不论是从战俘集中营逃出的,还是抗战胜利后被解救出来的,在个人简历中,都只字不提被俘的事情,好像都在故意回避这一事件,尽管这一磨难,是在个人人生中最不能忘记,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笔。

对此,我很纳闷,为什么呀?那可是生死磨难啊!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或是家族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怎么就不写一笔呢?我打电话追问母亲,母亲解释说:也许是传统观念的原因吧,我们只习惯褒扬像“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英雄壮举,而忌讳提起在战场上被俘将士们的事情,不论是死去的还是侥幸活着的,不褒不扬、不哼不哈沉默着。像二外爷他们这些人的心里呀,肯定都有一股说不出的苦,并且因为要终生忍受这样的苦,他们的内心肯定很压抑、很难受……只是他们比一般人坚强,所以他们生前能一直忍着不对人说。

啊!原来是这样,以前我还真不知道二外爷的不凡经历。现在突然接收到这些不寻常的信息,震惊之余,我好似知道了我应该干什么了。一时来了兴趣,就给母亲打电话,回外婆家,去图书馆,在网上找,经过一番努力,找到如下罗列的碎片线索:

“西安市商业学校,西安事变,灞桥,陕北,洛川,红军,抗大,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太原工程队,活人靶刺杀训练,杀场逃生,战犯供述,啼血证人,滇南战役,解放西双版纳,1936-1957,1920-2007,树葬……”

若干线索,看得我头晕眼花。而“活人靶赵培宪”这前所未闻的事件,使我愣住了,震惊了。

我心底涌起一股冲动,难以克制的一股冲动,好一个二外爷!让我把你奇迹般的经历写成《二外爷的故事》吧。

去把这些碎片拼凑完整,去干点事儿吧!人嘛,总该干点啥……

一、离乡

据上几辈人说的情况和我所查到的资料,我梳理出了二外爷令人敬佩的人生经历和颇为传奇的征程壮歌。

二外爷青年时期就读于西安商业学校。当时的历史环境可谓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奉蒋中正不抵抗政策撤入山海关内。

1932年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同年3月4日,战役失败,张学良将军引咎辞职,并出国考察。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同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全民抗战热情空前高涨。1935年12月17日,中共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2月,中共宣布东征抗日。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发出通电,决定北上抗日,不幸广部将领叛变,事变失败,陈济棠垮台,李宗仁向蒋介石归顺。

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不断加剧。当时正带兵在陕北进攻红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进步分子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马绍周。1936年8月29日晚,西安国民党便衣特务根据蒋介石密电在西北饭店抓捕马绍周,连带将在这里的张公馆工作人员关时润、宋黎抓了起来,一并送省党部关押。在押送途中,宋黎被十七路军巡逻队阻截。宋黎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是应张学良的邀请,从北平来西安汇报东北大学流亡学生情况和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的,特务抓人的事,事先未向张请示,杨虎城获讯立即通知张学良,致使张怒不可遏,派军队救出了被捕人员,将宋黎接回,并保护性逮捕了刘澜波、孙达生,同时派人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击特务的嚣张气焰。因29日这一天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事件发生在这一天晚上,故时称此事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甚为紧张,决定亲自赴西安督促张、杨“剿共”。10月22日,蒋抵西安亲自督战,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12月9日,中共组织群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多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之后,受到民众强烈呼声的影响,决定实行“兵谏”。遂密定于12月12日清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分别在临潼和西安城内扣押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接着,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八项主张。蒋介石这位叱咤风云的执政领袖,三十岁就制伏、收拢了全国各路军阀,却想不到在临潼这个小小的县城会走麦城。当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围之势,并捉其于骊山石洞的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万众瞩目;国民党阵营一时乱了方寸,惶恐不安;而全国民众可是欢欣鼓舞,对此举寄予厚望;因为张、扬逼蒋抗日一旦成功,国家就有救啦!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的情势非常危急。日本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从中渔利。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斯大林从苏联利益出发也公开支持蒋介石。这期间各地军阀也各有打算,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原本和蒋介石水火不容的中共方面,综合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张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立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在各方力量的作用制衡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当时国内的局势危在旦夕,内战一触即发,土崩国亡将至。二外爷就是在那种严峻环境下参加的红军。

二外爷早年的阅历和资料因年代较远,大部分是由我外爷、姑奶等长老向我口述的。

据说,二外爷在西安事变前后,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只有十六岁,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直积极地参加学生要求抗日救亡的游行请愿活动。当时他在西安勤工俭学,一边在西安商业学校上学,一边在竹笆市“杨老八”的商铺打短工做学徒。他那时思想进步,血气方刚,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华的强盗行径非常憎恨,对国内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软弱投降政策也是深恶痛绝,一腔热血地想报效国家。

有一天游行时,天色阴霾、气氛压抑,他更觉得心里憋得慌,就不停地带头呼号奔走,游行示威途中,遇上张学良指派劝阻学生的部队,他和其他学生领队即上前交涉,强烈要求面见张学良将军陈述抗日主张……

西安城全乱了,街道上全是东北军、西北军,还有振臂呐喊的大学生,到处都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等标语口号,从西安到临潼的马路上都是游行的学生,还有害怕中央军“讨逆”而逃往外省的农民、商人等。华清池外围满了军人、学生,大街小巷全都是人,全都是一个目的,那就是“抗日!”

据我外爷告诉我,当时张学良将军曾接见了一部分学生代表,当学生问起张抗日事宜,张很简短的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我曾说过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外爷说:“你二外爷告诉我说,这话是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给予学生群众的承诺,他也真是一条汉子,两天之后就把老蒋给抓了。”

张学良的确是个汉子,诚然杨虎城也算一条。仔细想,陈济棠和李宗仁这两个基本上算是土皇帝的人物没干成的事,让张、杨二将军给干成了,不仅干成了,而且还干得漂亮。据说,那时张、杨的势力根本比不上南边的陈、李。

事变后,西安城全都是当兵的,全都荷枪实弹,学生们闹学生的,当兵的闹当兵的,到每天中午,西北军还给学生管饭,参军的热潮空前高涨,人们认为看到了希望。

事变后一个礼拜,情况也是相当紧张,天天有中央军的飞机来西安侦察,一天往返十来架次不停歇。刘峙、顾祝同率领的讨逆中央军可以说是由东西两头向西安施压,战斗随时都可能打响。

最初有人提出趁机致老蒋于死地,可苏联不同意,以为老蒋一死中国就会失控,让侵略东亚的日本钻空子,对相邻的苏联构成压力。国内国外多方各执己见,互相博弈,最后没有办法,各方派代表谈判,老蒋也是吓怂了,12月24日,蒋在八项提议中接受了六项协议,但老蒋想耍赖皮,就是不肯签订任何协议书。

蒋不肯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有意见,杨虎城也反对不签字放蒋,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跟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回答:“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张学良的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积极赞同这些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日下午,周恩来又想找张学良劝说其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并在离开西安前,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我外二爷起初打算参加西北军或东北军,因为我从外爷的话中听出,二外爷打心眼里佩服张、杨这两个人,再加上二外爷的爹也就是我太老爷曾是杨虎城的部下,这事很容易顺理成章,可谁知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人意外,让人心寒。

原来12月26日,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回都府时被扣留到南京了。大名鼎鼎的张少帅也不知怎么想的,兵谏之后不但放了蒋,还陪蒋回大本营南京去了,真是自投罗网!

随后杨虎城被迫流亡国外,二位力主抗日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从此命运多舛。

二外爷的心真的是凉了,凉透了。偶像被扣,遭到软禁和封杀了,二外爷的那个恨可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得嘞!还是算了吧!于是,二外爷准备从西安返回临潼老家一趟,看看家中情况。

转机出现了……

说来也巧,返回途中在灞桥碰见了个人。谁呀?我大外爷,就是二外爷的大哥,他亲大哥,赵培元。可自打二外爷上学后,他也好久没见他大哥了,这一见倒是挺意外的,这大哥平时也神神秘秘的,这时候出现在灞桥干吗?

我大外爷其实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为了秘密工作,不能告诉二外爷,就说是在西安城跑买卖。二外爷把自己的一肚子气全倾诉给他大哥,我大外爷一直沉默着看着二外爷,二外爷把脸憋得通红,他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二外爷说完心里话,两个人沉默许久。

“去北边吧!那里有支敢打日本鬼子的队伍。”大外爷打破沉默。

“北边!哥哥,你确定,你不会让弟弟我当胡子吧?谁不知道北山那儿到处是土匪、梁子!”二外爷十分诧异。

“听哥的,去找红军吧,不会错的。向西朝北走,到三原,或者再远一点,不用出省,就会遇到那支队伍,要想去就去吧!”大外爷用确定的口气淡淡地说道。

哥俩小叙了一会,大外爷先走了。可能是有任务在身,他给二外爷留下些许大洋和一封信。临别时,又提醒二外爷千万不要回家,原因是,他们的父亲(那时我们陕西人习惯叫大大),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当时是杨虎城的副官,因在双十二事变前奉杨虎城将军指令扣押了彬县国民党军统特务、保安大队长刘谋德,并接替其职务控制咸阳以西的治安和局势,所以胡宗南知情后派特务们正在追杀我们家人,我们村庄和家院周围都有特务埋伏。

二外爷犹豫了一阵子,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他清楚,听大外爷的话意味着什么,他也明白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后果。

说实话他真的没有底,那边是什么样子呢?能过得去吗?二外爷深吸了一口气……

纠结过后,他突然跪下面向临潼方向,咬着牙猛叩三个响头,然后他双眼噙泪面对着蜿蜒流向新丰家乡的渭河,深深凝望了一会儿,转身向三原县走去。

这就是二外爷告别故乡和亲人的方式。

我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场景,一个男子汉面对着家的方向,热泪盈眶的叩着头,他知道,这一走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没有办法,国将危矣,家遭难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背对的是正被日寇糟践的祖国的残破山河,他面对的是正被国民党统治的有家不能回的家乡,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哀伤和激动、悲痛和复杂。走吧!去寻找真理,追求光明;走吧!去寻找生路,救国救亡。

当他的脚步迈出对灞河桥的留恋时,二外爷明白,他该要干点什么了……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RTICAL-ALIGN: middle; mso-layout-grid-align: none" class=MsoNormal>但是,不相信传言的人还是有的,大哥更是不会哄骗弟弟的,共产党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特别鲜明和坚决……

二外爷经过西安、三原、咸阳、绕道淳化,辗转到达陕北。一路上碰见不少和他一样的有志青年,一路上倒也不孤单,不过每到一处,都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那些宣抚人员在劝说着这些行人,只要是学生的,不去陕北,就给发路费,而且还能到政府或部队去混个职位。有的人就这样被劝回去了。到了黄陵时,一行人就剩下包括二外爷在内的三四个人了。其实二外爷也犹豫过,但一想到张的这件事儿,他就窝气;一想到有家不能回,他就心寒;行了,继续走吧,追上红军看情况再说。是啊,谁愿意上梁山?都是被逼出来的!

就这样,他来到了陕北,一个他不了解的地方,一个他信仰开始的地方……

刚来到陕北,这个风沙很大的黄土高原,看着这里头上裹着羊肚手巾的放羊老汉、地上不长庄稼的干涸黄土、山头少有绿色却连绵不断的梁梁卯卯,还有沟沟壑壑中那些特别简陋的陕北窑洞,二外爷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儿非常贫瘠。但他并不觉得畏怯,因为这就是红军待的地方。

到了洛川的时候已是1937年元月,二外爷被暂时安置到一个地方,按程序接受审查。几个人在把二爷随身带的东西检查了几遍,又仔细盘问后,就把二外爷带到了延安抗大。

原来,是他们发现了大外爷的那封信:

“此子北上,抗日报国。”

落款是大外爷的别名(为便于地下工作而另起的名字),还有暗号。

二外爷从此参了军,参加了红军,进了抗大一分队当了个学员,学习党的主张、知识、纪律、信仰等,并进行了理论和军事上的培训。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IGHT: 14.6pt; TEXT-INDENT: 19.85pt; VERTICAL-ALIGN: middle; mso-layout-grid-align: none" class=MsoNormal>在抗日战争初期,二外爷曾经反复向组织强烈要求上前线和日本鬼子零距离地进行拼杀,朱德总司令非常欣赏他的表现,就推荐他到八路军总政治部罗瑞卿主任的麾下战斗,从此,他融入了太行抗日的滚滚洪流,先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收发股长、发行科长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正太战役、关家垴战斗等重要对日战役,同时在敌占区内发动民众一同抗日反扫荡,并巩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因为二外爷在工作和战斗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在他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机要科长时,又被保送到中共北方局党校(抗大分校)学习,临近毕业,被拟任命为八路军敌工部副部长。

不幸的是,这时期,日军对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发起了规模庞大的五月大扫荡。期间,出了件意料之外的事,二外爷没顾上去敌工部报道,在随总部分散突围中,战至弹尽粮绝,于一天深夜遭遇数倍于己的敌人突袭,饥困交加中落入了日本鬼子的魔掌……

三、仇怒

二外爷被日寇俘去了,出乎意料,让人难过。

别看机要科长的职位不是很高,可是在那个岗位上的人掌握了八路军总部许多重要机密,对八路军总部却很重要!二外爷身兼这个职责,还没顾上到敌工部上任呢。

原本好端端的要去敌工部报道升职,没想到碰到鬼子突然发动大扫荡。他和总部保卫科长袁力夫、太岳三分区政委孙雨亭、鲁艺戏剧系主任裴一萍、晋冀鲁豫文联主任蒋弼等几百名同志在紧急分散突围中先后被敌人围捕了。

这是百团大战后,日军为了报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企图一举消灭我八路军总部,精心策划的一场大扫荡。1942年5月24日,鬼子向我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疯狂反扑,敌寇总共集结了三万余人的部队,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持续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并以“C号作战”为代号的篦梳式大扫荡。而八路军总部当时只有2000余人,并且大多数都是非战斗人员,武器装备又很差,根本无力抵抗十倍以上的强敌,此役,我军损失惨重。

在那场激战中,八路军总部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当时就是在辽县麻田附近紧急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遭到日军飞机疯狂轰炸,而壮烈牺牲在十字岭上,殉国时年仅37岁。据说,当时我二外爷正按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去追赶罗瑞卿主任带领的转移部队。悲剧发生时,他还没跑多远,就在附近参与激战。

日寇纠集伪军精心组织的这次大扫荡,使我八路军损失惨痛,总部元气大伤,毛泽东主席对于左权的牺牲表示极其悲痛,说这简直就是“北天折柱”!痛惜之情可照日月。

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左权同志壮烈殉国,也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其他的暂就不多介绍了,说说二外爷被俘后的苦难遭遇以及日军对他们的残酷对待吧!

二外爷他们被日军从长治押送到太原,四天四夜不给吃一口饭,不给喝一口水,途中挨打受骂,就像家常便饭。到了日寇侵占的太原,他们被临时关押在时称“太原工程队”的地方。那里其实是日寇在攻陷太原以后,专门设立的用以关押中国战俘和劳工的集中营,位于太原北大街南,小东门街北的山西机器制造厂院内,现在还保存着。日军原来在这里修建了八栋牢房,可惜,现在只将两栋牢房保存了下来。

这所集中营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山西太原建立的,是日军在中国所建规模较大的几个战俘集中营之一,鬼子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战争罪行,对外称为“太原工程队”。日军“太原工程队”在其存在的7年间,共关押、残害过十几万中国抗日被俘将士(含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因为八路军抗日的初期战场主要在山西,所以“太原工程队”也是关押残害八路军被俘将士最多的日军集中营。这所集中营是当年华北“六大日军集中营”(北平集中营、石家庄集中营、太原集中营、济南集中营、塘沽集中营、洛阳集中营)中规模最大、修建较早的,其旧址也是唯一留存至今的日军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实物遗迹,是唯一保留有原来牢房的日军残害中国战俘的集中营。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日军为训练新兵,用被俘将士做活人靶练习刺杀;为培训日本军医,对被俘将士进行活体解剖;为救助日军伤兵,用被俘将士活体超量抽血;为实施细菌战,用被俘将士活人实验细菌;为训练日本军犬,用被俘将士活人喂狼狗;为摧毁被俘将士的意志,极其残忍地残害被俘女战士……据统计,太原集中营的日军共杀害了四万多名中国抗日被俘将士,其中大多数为八路军被俘人员。

日军“太原工程队”还是日军往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及华北各地输送被俘劳工的最大转运站之一。他们把中国被俘将士和随意抓来的老百姓源源不断地押送到河北、东北及日本国内,在日本人控制的煤矿、铁矿、工厂、车站、码头充当无偿劳动力。强迫他们干最危险、最苦累的活。他们把所有能掠夺到的中国煤炭、铁矿、粮食、文物等资源和财富,强盗般地统统运回日本国内,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特别是华北日军每向东北输送一名劳工,根据日本关东军和日军华北方面签订的“战时劳工入满协议”,即可从伪满日本财阀处得到50元的报酬。在如此政策的刺激下,太原集中营就成了日军有组织地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输送被俘中国抗日将士的重要集结地。

当时日军“太原工程队”内有着八栋牢房,每栋牢房长度达到150米,面积1500多平方米,一栋牢房内最多时要关押五百多名战俘,拥挤不堪,根本无法躺下睡觉,只能一个挨着一个打瞌睡。里面条件极为恶劣,铺的是烂草袋,盖的是破军毯,枕的是半截砖。平常,敌人每天给吃两顿猪食不如的饭,有时连稀汤寡水的霉米稀饭也喝不上。不管春夏秋冬,被俘人员均按“天、地、人、财、戊”等字排号登记管理,每字1000人,看守不把战俘当人看,提审战俘时从不叫名字,只喊编号。整个集中营的环境十分肮脏,蚊蝇蛆虫很多,敌人还故意在饭菜里面放跳蚤,传染病盛行,天天都有人死,鬼子和二鬼子也很少进后院,点名时,都站在老远的地方,大声喊叫……

所有被俘的将士,无论是八路军、中央军还是晋绥军,刚被押送到这所集中营里,日本鬼子都要进行例行审查。由于二外爷是八路军总部的机要科科长,受过严格的保密纪律教育,鬼子在审问时,就报了个假名,说自己是文盲,不识字,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在部队只是普通一兵,干些提水、扫地、种菜的勤杂工作,鬼子看他年龄不大,初审过后就没把他放到重点审讯的对象里边,随即给他编了个戊字号,把他关到一个塞满了战俘的大牢房中。二外爷一看这里面既有八路军,又有国民党中央军,还有晋绥军,人员成分复杂,心想可别让那位熟人认出他来,先叫出了他的真名。为了不露破绽,他故意大声和身边不相识的人先打招呼,主动介绍自己假报的名字,八路军里认识他的人,一听到他的话,立即就会意配合了。后来,二外爷的老部下给我说,这就是你二外爷机智与灵活的地方,当时如果报了真名实职,鬼子肯定会将注意力放到他身上,不从他嘴里掏出些机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那样也许他早就被鬼子杀害了。

看守集中营的日本鬼子不仅要千方百计在肉体上摧残我被俘将士,还想在精神上征服他们。一开始,鬼子一边轮番审讯他们,一边押着他们抢修战备道路、机场、仓库等,这期间,不断有人遭到鬼子的毒打和折磨,但是这些蒙难的八路军战士,没有一个泄露部队机密。

有一天,鬼子想换个新方式折服中国战俘,就先从他们的看守人员里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士兵,又从被俘人员里拉出数名身体比较高大的八路军战士,叫他们混在一起在集中营里举行长跑比赛。听二外爷的老部下说,二外爷身高1.78米,长得挺拔威武,自然也在被挑选之列。有些被挑的八路军战俘,因为憎恨日本鬼子,就不愿意和鬼子赛跑,结果遭到日寇的毒打和惩罚。而二外爷却把怒火藏在心里,不露声色,他心里憋足了气,心想,自己曾是八路军首届运动会的长跑冠军,虽然现在身陷敌营,整天挨打受罚,委曲求全,但也不怕跑不过小日本,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跑赢这场特殊的比赛,展示中国人的意志和毅力,鼓舞难友们的士气,争取活下去,找机会逃脱,再找鬼子算账。

等到哨音响起,鬼子兵和被俘战士混杂在一起,一窝蜂地冲向前方,二外爷也真够爷们,迈开双腿猛跑,他高大的身躯一直冲在最前面,而且是遥遥领先,从开头一直坚持到最后。结果,赢来了全场一片呼声,有被俘将士们鼓掌,也有鬼子兵咋呼,虽然各方的心境不一样,但结果却无法改变。二外爷作为八路军代表跑赢了鬼子兵,有些出乎鬼子的预料,敌人没想到整天吃不饱饭的带伤战俘居然跑赢了他们的健康士兵,鬼子虽然心里不服,但还是按照事先讲明的规则给二外爷发了两包香烟。

后来,因为对二外爷接受鬼子奖赏这件事认识不同,有些战俘和他拉开了心理距离,二外爷也担心被看不透的人出卖,平时也尽量不和其他人交谈,鬼子叫干活时就老老实实干活,有人接近他攀谈时,他都保持高度警惕,不敢轻易吐露心声。鬼子以为他内敛老实、比较服管、比较顺从,有时就安排他在集中营里担水、种菜,二外爷因此有了些许自由放风和喘息疗伤的机会。

有一天,国民党晋绥军的一个战俘,经不住日寇的威逼利诱,透露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暴露了这批战俘可能大多数是八路军总部人员的秘密,印证了鬼子的怀疑和分析,使日军指挥官动了杀机。

为了摧毁其他战俘的意志,敌人居然决定:用关押在这里的八路军战俘充当活人靶,供刚从日本国内征来的新兵进行刺杀练胆训练。

当时太原城小东门外北涧河边的赛马场,就是日寇秘密搞“活人劈刺训练”的地方。

二外爷就是在那里从鬼子刺刀下逃出的唯一幸存者。

那是1942年7月26日,日军以叫战俘到城外修路为名,将包括二外爷在内的220多名八路军被俘人员,秘密押到赛马场边的一个小树林里,逐个在乱葬坟地进行残害。在日军检阅官——日本支那方面独立步兵第13大队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的检阅下,检阅辅佐官陆军大尉住冈义一和小池中尉指挥实施了这次秘密大屠杀。日寇将中国被俘人员挨个反捆起来,扒开上衣,露出胸膛,标示心脏部位,供几百个日本新兵练习刺杀,训练科目名称为“试胆训练”。小鬼子把战俘20个一批捆在刺刀架上,一排一排进行刺杀。因为捆绑我二外爷的绳子是他自己的绑腿和一位已经牺牲在敌人刺刀下的同志的裤带,他知道这绑腿已经使用多年不太结实了,于是趁鬼子不注意,就暗暗用力挣扎,就在鬼子的刺刀深深刺进他旁边那个同志的胸膛里,而未顺利拔出来的时候,他猛地一下挣脱了绑绳,一脚踢开面前的鬼子,迅速冲出敌群,飞身跳下附近的土崖,顺着河边干涸的沟道拼命背着鬼子向东山奔跑……

二外爷也真是天佑之人,鬼子出动追兵无数,并放出狼狗追赶,也没有追上他。

据说二外爷之所以最终能逃脱鬼子的追杀,除他勇敢过人外,还与他有一副强壮的体魄有关,它曾是八路军运动会上的长跑冠军。

二外爷也真是个爷们儿。我不知道他从那几十里的山沟是怎样跑回来的,可我知道二外爷心中的信仰和对鬼子的愤怒。

二外爷活下来了,二外爷怒发冲冠,二外爷血脉贲张,如果让小鬼子看见此时二外爷的眼神,鬼子恐怕要吓得叫爷爷。

二外爷回到解放区后,便对鬼子秘密残杀八路军战俘的暴行进行了义愤填膺地揭露。

他啼血噙泪奋笔疾书,写下了《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一文,并很快在组织的帮助下以培宪的名字发表在1942年8月21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第一版重要位置上,一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震惊和哗然。这篇檄文全文如下:

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

——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

培宪

我是最近从敌人的毒手里逃出来的,我愿意把我所遭遇的一切说给大家听。

我被敌人捉去关在太原的俘虏营里。俘虏营是芦席盖的棚,周围有两层电网,三层铁丝网封锁着,在阴湿的地上,我们睡觉、吃饭、拉屎、撒尿,像猪一样被看待。汗酸、屎尿臭,被火烧的太阳蒸发着,我们的肉体渐渐腐烂,原来体弱的,不几天就病倒了,死啦!身体较强的,也渐渐被折磨成一副骷髅的架子。逢着雨天,雨在身上浇,水在身上流。这时,我们盼望晴天。但是太阳出来了,我们被蒸发得昏了过去。大门外,严密的布满了哨兵,二门也同样站着日本法西斯的走卒,三层门是伪军。

我们都被编成号,一个个被审问,被拷打去做苦工。吃的是什么呢?一天两顿小米稀粥,米是多年前的仓谷,不但腐朽难以下咽,而且谷糠就有大半,每顿一个人配给两小碗,倘若你不小心,误落在地下一粒米,敌人会马上夺了你的碗,狠狠地打你一顿棒子,打得头破血流,罚你一天不能吃饭;菜是什么味道?俘虏是没有资格尝一下的。

睡觉睡不好,吃饭吃不饱,下午两点钟,在火热的阳光下还出“新民操”。

到了火热的操场,让俘虏一个个着上体,在火热的太阳底下晒几个钟头,脊背上晒满了水泡,脱落了肤皮,头晒的昏了,有的晕倒在地上,有的死了。昏倒的清醒了以后,被重重地打得重新站起来。快要死的,就送进所谓“俘虏医院”,我们叫它“进阎王殿”,进去的没有出来的。

敌寇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挑拨我们互相仇视。僻如:俘虏中有的是中央军官兵,有的是八路军、决死队的,敌人对某些俘虏可以放出到河滩去给敌人洗血衣、抬水、修飞机场,但对八路军俘虏则不然。敌寇深知八路军是最忠实于民族,而不会向敌人屈服的,所以,敌人见了八路军的俘虏时,总是说“八路军的脑子大大地坏的,妈的,打死了我的朋友!撕拉撕拉的!”

我们的同志成群结队的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是给敌寇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

被当作“肉靶子”的已不是一批,七月二十六日轮到了我们,下午三点半,“戊”字号八十个俘虏,被分成四批,从太原小东门向一个坟场的树林里走去。

很快来了百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兵,把第一批二十个革命同志,剥了上衣,背捆起双手,排成一字队形。看吧!那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那些手足不能动弹的俘虏端起刺刀,“呀!呀!”的吼叫着冲杀过去。

我们是英勇的革命战士,继承着八路军光荣的传统,誓死不屈!在刺刀面前,不绝的怒骂!高呼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快到第三批了,我是第三批的一个,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衣服已被剥去,敌人用一根已牺牲同志的裤带,背捆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这时我的血燃烧着,我想:

“不能像绵羊一样被宰割啊!应该在临死之前和他们斗争呀!”

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

当敌寇的刺刀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未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

我是侥幸跑出来了。

同志们!同胞们!我是跑出来了,但我们许多同志却已被当作“肉靶子”牺牲,也还有不少同志还在受敌人的折磨和刑罚,我真想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灭绝人性的野兽,难道我们的同志,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可以这样被虐杀吗?同志们!同胞们!记住这血仇啊!你们要为我们在俘虏营中的同志,为我们死难的同胞复仇!

“我是侥幸地跑出来的!同志们!同胞们!我是跑出来了。但我们许多同志却已经被当做活肉靶子牺牲了,也还有不少同志还在受敌人的折磨和刑罚,我真想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灭绝人性的野兽,难道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可以这样被虐杀吗?同胞们!记住这血仇啊!要为我们死难的同胞报仇!”——这是二外爷逃离敌人魔窟以后,面对全国军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出的震耳发聩的怒吼和呐喊!

此后,他又将这一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写成了纪实史诗——《赵培宪蒙难记》,内容如下:

世上什么最凶残?帝国主义最凶残。

世上什么无人性?法西斯蒂无人性。

南京杀人三十万,华北杀人留照片。

要挟满洲去复古,东北人民更受苦。

杀人花样没法数,亚洲血泪漫江渚。

那是一九四二年,被俘绑在木桩前。

棵棵木桩阵势严,日军刺杀箭在弦。

但听长官喊声“杀”,三八刺刀往上扎。

手不发抖眼不花,便听“很好”把他夸。

杀得天昏地又暗,乌云压顶总不散。

腥风呼呼带哀号,国际法庭没瞧见。

血流遍地尸体乱,顷刻轮到赵培宪。

年轻战士血气刚,岂肯男儿被杀光。

倘若此时身便死,枉教后人泪汪汪。

身躯微动臂微弓,忽觉捆绑绳子松。

眉头一皱心一横,挣脱绳索拔腿冲。

前面一道原上岩,趁势一滚滚下来。

猫着身躯朝左跑,跑出十里望乡台。

前后观察无猎狗,始觉饿累没法走。

手捧凉水喝一口,泪如泉涌想难友。

乡亲将他扶回家,如鱼得水水浸霞。

乡亲战友泪如麻,端上热茶献朵花。

控诉欲泣不成声,忍无可忍气难平。

苍天闻听起狂飙,黄河闻听卷怒滔。

太行动情耸云霄,青纱帐里刀出鞘。

吁嗟呼!前人艰难后人鉴,请看培宪这惨案,

切莫把斑斑血泪都化淡!

(摘自《征程壮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据了解,此后,二外爷的刀枪之下再也没有活着跑走的鬼子。二外爷说:“他们是野兽,祸害人类,必须灭掉;他们是蛆虫,让人恶心,死不足惜。”

四、审判

二外爷从敌人的杀人场上奋勇冲出来,又成功跑回八路军总部来了,他除了疲惫和伤痛,剩下的只有仇恨。

归队以后,二外爷受到了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首长的亲切接见。彭副总司令对二外爷的表现很震撼,也很惊叹。他安排新华社记者范长江等采访报道二外爷杀场逃生的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向全世界揭露日寇虐杀中国战俘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决定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名义用电报向全体八路军和国民党友军发出紧急通知,追悼在太原集中营惨遭杀害的烈士!号召全军将士为牺牲在敌人刺刀下的烈士复仇!《晋察冀日报》也为此发表了社论,向人们控诉鬼子的罪行;解放区延安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太行日报》、《大公报》相继转载了相关文章,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行径。

这一事件暴露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军民义愤填膺,抗日怒火熊熊燃烧;国际上的许多反战维和人士对这种严重践踏国际法准则和反人道的残酷暴行纷纷予以谴责;日本当局受到国际舆论压力,被迫停止了这种惨绝人寰的训练,并将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其军事法庭处理(请注意,日本当局是以“泄密失职罪”将他们的责任者交付日军所谓的军事法庭进行处罚,发生了这种泯灭人性、违反国际法的事儿,竟是以“泄密失职罪”而处理的。由此可见,日本当局对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怎么认识的)。

所以二外爷说过,他们是野兽,祸害人类,必须灭掉;他们是蛆,让人恶心,死不足惜。

事儿就这么完了吗?没有,怎么可能!我们将历史的镜头往后推移一些。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了关押在太原的9名日本侵华战犯。其中,就有曾经参与“太原工程队”进行“活人靶”刺杀训练的日军教官住冈义一,他是当时鬼子的北支那方面军独立步兵第二四四大队第四中队大尉中队长。

1956年6月12日,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法庭)提起公诉,起诉他们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等重大罪行。

当住冈义一站在被告席上受审时,精神极度紧张,双手发抖,脸色变白,连签字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他们才艰难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6月12日下午2:30分,公诉人起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对城野宏等8名战犯罪案起诉书》,被告人也包括住冈义一,他曾两次在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指挥日军将被俘虏的中国军队人员340多人作为让日本新兵进行“试胆训练”的“活人靶”用刺刀刺死。他在庭审中,供述出刺杀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名战俘从屠杀场逃脱了。随后,公诉人员宣读了二外爷提供的亲笔控诉材料,当庭质证。公诉人念完二外爷的控诉书以后,审判长问住冈义一:“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赵培宪的控诉书是事实吗?”住冈义一回答:“是,正是那样子。”接着审判长请鉴定人王克峰宣读对赛马场挖出的中国被俘人员尸骨的鉴定结论,王克峰宣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尸骨鉴定书》后,审判长问被告人住冈义一对《尸骨鉴定书》有什么意见?住冈义一看着被刺杀人员的尸骨照片,不住地哭泣说:“我刚才听到赵培宪的控诉,我虽然不能负全部责任,但是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分子杀害了他们,对此我要求审判长给我严重处分,这个处分本身就是我对被害者、对中国人民微小的谢罪表现,这个表现是非常小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来谢罪。”

铁证如山,日本鬼子不得不低头认罪。

6月20日下午2:30分,审判长朱耀堂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决书(56)特军字第三号文,同时由翻译人员用日语播放。

……

被告人住冈义一,男,一九一七年生,日本大阪府人,关西学院宗教部毕业。前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一四旅团第二四四大队大尉中队长,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上校团长。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被捕,在押。

上列被告人,因战争犯罪和反革命犯罪一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井助国等提起公诉。经本庭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开审理。

……

本庭认定事实,并且说明理由如下:

在参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一三大队少尉小队长,机关枪教育队少尉教官,大队部中尉教育主任,独立步兵第一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二四四大队中尉、大尉中队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任阎锡山山西省保安第六大队上校大队附,山西省保安总司令部上校教育科长,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上校团长,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上校团长等职。

(一)被告人住冈义一在日本侵略我国战争期间,犯有下列罪行: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和八月上旬,被告人在山西省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先后两次参与了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一三大队屠杀我被俘人员袁立夫、蒋弼、史子干、裴一萍等男女三百四十余人的暴行,将我国被俘人员作为对新兵进行“试胆锻炼”的“活人靶”分批屠杀,其中仅赵培宪一人在刑场逃跑脱险。在这两次屠杀中,被告人先后以独立步兵第一三大队大队长的检阅辅佐官身份和第一三大队机关枪教育队教官身份,参加检阅劈刺方法和“士气”评定工作;并且亲自指挥新兵刺杀被俘人员葛英等男女七十人,又将其中刺伤未死的十余人亲手杀害。此项罪行,不仅有刑场脱险的赵培宪的书面控诉,并且又有从刑场挖出的被害人尸骨鉴定书和勘察照片以及侦查的调查材料所证实,被告人也供认不讳。

被告人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第一三大队少尉小队长身份,在山西省阳曲县大盂镇奉命杀害我国抗日被俘人员二人,又命令部下将高村居民张保全杀害。一九四三年三月,被告人以阳曲县南温川分遣队长身份,率领部下到沙岭村进行扫荡,抓捕和平居民毛金亮、张二小等五人带回南温川拷问后,将毛金亮张二小杀害。一九四五年二月,被告人以第二四四大队第四中队长身份,命令部下在襄垣县亭镇杀害我军被俘人员郭世英、和平居民杨栓义,同年七月,又命令部下在沁县后沟村将和平居民王明如刺死。上述罪行,分别有被害人亲属张二全等六人的书面控诉,当地居民白海只等三人的证词和伪襄垣县工作队员武焕文、被告人的勤务员乔玉茂当庭的证言以及侦查的调查材料所证实,被告人也供认不讳。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期间,被告人曾多次命令部下在阳曲县南温川村一带,掳掠妇女多人供日军奸淫。一九四四年是一月至十二月间,又在襄垣县亭镇、土落、塞沟等十九个村庄,强征当地和平居民从事军事性劳役达一万余工日。一九四五年一月,又率领部下在襄垣县大小池村烧毁居民房屋六十余间。上述罪行,分别为阎海水、阎培文等二十四人的书面控诉和伪襄垣县工作队员武焕文的证词以及侦查中的调查材料等所证实,被告人也供认不讳。

……

根据上述事实,本庭认为:被告人住冈义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确实犯有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指挥命令所属部队残杀我国人民和被俘人员,强奸妇女,强征劳役,焚烧、破坏我国人民财产的罪行。综上所论,被告人在参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以日本军政官吏不同身份,参加侵略我国的战争是犯有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违背了国际法则和人道原则。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组织前日本军人,参加阎锡山部队,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按其罪行,本应予以严惩,但本庭考虑到被告人在关押期间有悔罪表现,并且按照被告人犯罪的具体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的精神和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

被告人住冈义一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

以上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本判决是终审判决……

不久,住冈义一等8名战犯被押往东北,与其他被判刑的日本战犯集中改造。

1959年7月9日,住冈义一刑满释放。

像住冈义一这样的日本侵华战犯,最后得到中国人民的宽恕,放其返回日本,算是好的结果。据老人们传说,抗日战争刚结束时,有的鬼子在游街的过程中就被中国老百姓一窝蜂地乱拳打死了,被打得满脸紫青的、肿鼓老高的为数不少,有的干脆连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你想想,全都是气愤难平的老百姓啊!部队有纪律不让动手,但老百姓看见鬼子群情激愤,阻挡不住啊!谁会情愿保护那些鬼子呀?要不是有着血海深仇,谁也不会下那样的黑手!

是啊!血海深仇!

血债可是要用血来还的。

五、解放

原本二外爷的事儿到这也就差不多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二外爷松了一口气,原本也就想退伍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种田收获好好过日子去啦。

谁曾想有些鬼子却没有投降,跑去给国民党军队当什么参谋、战术教官。有些讽刺啊!太君到最后当了狗腿子,哈哈!鬼子变成了二鬼子。

这下二外爷可就一万个不愿意了,原本二外爷的偶像张学良将军就被南京那边给扣了,这南京方面竟然允许鬼子加入国军反过来剿共,这可不成,二外爷大生其气,又拿起枪杆子跟国民党反动派干上啦……

据不完全资料记载,二外爷在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原野战军四纵队十三旅政治部民运科长、收发股长,解放大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三军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副政委,一一四团政委,师干部部副部长等职。他跟随部队转战东西南北,从中原到东北,从东北到西南,再从西南到东北,追着国民党军队南征北战打天下,血汗洒遍了大半个中国。

据我母亲搜集的资料显示,二外爷在淮海战役中立过一个大功,在滇南战役中表现更为突出。

滇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桂滇黔边纵队的协同下,在云南省南部对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大的进攻战役。从1949年12月27日开始,至1950年2月19日结束,历时55天,行程3200余华里,以伤亡7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万人的胜利,完成了祖国边疆的追歼任务。

当时十三军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为主攻部队,二外爷担任三十八师一一四团政委,他奉命随大部队从广西南宁至百色,进入云南后从剥隘经富宁、岘山到蒙自急行军,每天行军路程至少在120-180余里。途中战斗经过:火速抢占河口,断敌外逃陆路通道;奔袭占领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激战元江东岸,活捉汤尧等阶段性战役,取得了元江大战、橄榄坝渡江战、乌龟山战斗等比较大的胜利,迅速解放了蒙自、个旧、鸡街、开远、建水、石屏、宝秀、元江、西双版纳等十几个市县,迅速消灭了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二十六军等部,并与三十七师通力配合,活捉了国民党军队陆军副司令兼参谋长汤尧。

在与友邻部队协同追歼国民党的战斗中,二外爷所率部队发扬顾全大局的优良作风,打仗时密切配合,清点战利品时不计多少。元江会战结束以后,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队残部向国外逃窜,二外爷又奉命配合当时已无兵可派的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敏率领一一四团一营和二营,乘胜追击向思茅方向逃窜的残余部队,他们第一步先追击到西双版纳的车里,第二步追击到南桥,第三步追击到佛海,第四步追击到打洛,于1950年2月15日将五星红旗插在了祖国边境线的界碑旁,这是新中国主权的象征,也是四兵团插在祖国边境线上最早的一面红旗。此次追歼蒋匪军,二外爷率领一一四团的两个营,由东到西横扫国境线,战斗一个多月,得到边纵九支队协助,共俘获敌人5500余人,缴获武器3000余件,各种弹药30万余发,马匹700余匹,创下一一四团自1949年建团以来第一次以少胜多的大胜利,所俘人员多为国民党军队各地溃散的残部、汤尧的陆军总部残余以及第八、第二十六军的残部。

这一追歼行动为西双版纳和思茅地区全境的解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稳定了西南边境的社会秩序,安定了多民族的人心,受至了陈赓司令员的高度赞扬,二外爷因此荣立大功。

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二外爷于1952年又入朝参战(这段历史史料尚未有更详细的线索,但可知二外爷参加了上甘岭战役,这部分容作者以后在考查中补全)。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二外爷于1953年4月胜利归来,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为推动云南剿匪建政、平乱安民、加强党政建设、农垦生产、钢铁公司组建和民政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归根

二外爷自1936年北上抗日后,于1953年才第一次回到家乡临潼探亲。期间杳无音讯,家里人都以为他早已战死疆场了。

据说,二外爷回乡探亲还是奉中央领导李先念的指示。

当时是初春季节,他从朝鲜战场凯旋不久,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国宾馆接见他们那些战斗英雄,李先念看到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专门赶去找他,问清他是陕西临潼赵建亚的儿子等情况后,高兴地买了一包高级点心和糖果,交给二外爷,让二外爷带上回家探亲。李先念还特意嘱咐二外爷要将这件事当完成任务一样去办,好好回家看望老人,并代为转达他对老人的谢意和问候;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老人曾暗中帮助秘密护送他和随员安全过渭河去延安,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那时李先念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了。

于是,部队派专车将二外爷从外地送回陕西。

据外婆讲,二外爷那次回来很排场,坐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带了两个警卫员,车一开上渭河大坝,就将在河滩里劳动的人吸引住了。外婆说她那时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正和几个伙伴跟着大人在地里拔草,只见渭河堤上从新丰方向开过来一辆黑颜色的小汽车,后面还跟了一群娃在追赶。因为那时候小汽车很稀罕,平常很少见,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就放下草笼和手里的活,也跑过去追着看热闹,一直顺着小汽车开过去的踪影,追到外公的家门口,才听人们议论说赵建亚的二虎子回来了。村民们围在赵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地争着往里看,都想看看传说中的英雄是个啥样子,只是外婆那时候太小了,挤不到跟前去,也够不着看,但这件事深深地留在了她的心里。

我相信,二外爷在回乡时的热泪盈眶,自当年他为了抗日救国踏出家乡的第一步,如今已经时隔18个年头了,他终于带着胜利的微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慰告亲人他实现了当年的梦想,履行了一个大丈夫的责任和义务。

后来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二外爷从部队转业到云南边陲工作。有时到陕西附近开会或出差,他还会回家乡转转看看,有时还找省市县领导交谈,为家乡建设提提建议。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像许多老革命一样倒霉,被以地主的孝子贤孙、日本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这一折磨就是十年。好在二外爷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他又经受住了严峻的人生考验。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他重返工作岗位,满怀激情地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献智献力。

改革开放初期,二外爷想方设法给他生长的村子买回两台解放牌大卡车,并帮助家乡新丰镇建设磷肥厂搞化肥生产,尽力促进家乡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被乡亲们传为佳话。

二外爷于2007年6月20日在昆明逝世,享年87岁,老人家临终前嘱咐家人,后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打扰老家亲友,遗体火化后,将骨灰埋葬于昆明金陵公墓,上植一棵松柏树即可。

2012年暑假期间,我随母亲和姨姨来到二外爷的墓前祭奠。当我在肃穆清净的山坡上看到一颗比拇指稍粗一些的香柏树旁,静静安放的一块不足一尺见方的黑色墓碑时,我顿然明白了,这是他的豁达,青山处处埋忠骨。阿茜姨指着仅刻着二外爷名字和生卒年月的墓碑对我说:“墓碑左上方刻的那顶红军帽,是按你二外爷的叮嘱刻下的,其他内容他不让刻。”

离开云南后,我时不时就会想起那棵小小的香柏树,还有那块仅有书本一样大的黑色小墓碑。

“赵培宪·1920.8.15-2007.6.20”,回想二外爷简简单单的碑文,我突然看到,二外爷亲吻脚下的土地,因为我明白,他对祖国的土地爱得深沉!

责任编辑/周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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