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沁河
——国民党98军武士敏将军太岳山区殉国纪实
■ 江 雪
2015年元宵节，受原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老师之托，我接到采写一篇纪念长治市政协成立60周年报告文学的任务。采访过程中，长治市政协寻找国民党武士敏将军遗骨的事吸引了我。说来惭愧，我生活在太行山上，生活在长治古城，也算混迹长治文化圈的一员，但对“武士敏”这个名字却是陌生的。
采访过程中，我尝试着问过很多同龄人，奇怪的是，他们大多与我一样，对“武士敏”这个名字也是陌生的。那段英雄的往事让我心怀愧疚。我决定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远去的英魂。
1、特殊的葬礼
1941年10月1日下午7时，上党古城长治城南一片荒地。
10月，是长治的雨季。那天，天阴着，乌云凝重，似乎有雨要来。
一辆日军军用汽车驶来。进长治南门，行驶一段，转向西，再沿南城墙附近行驶，至一座庙（五龙庙）前，转而向北，沿城墙继续行驶。
车上，一副白色棺木分外醒目。两位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军人，扶着棺木，神色无奈、哀绝。其中一个头上缠着绷带，衣服上有硬邦邦黑伽般斑斑血迹，格外引人注目。
车在一片荒地上停下。日军将棺木自车上抬下。荒地上，有一堆刚掘的新土。
日军队列整齐，站在新土堆旁。
日军和日伪上党道的道尹、长治县公署的官员及两名国民党军官，站在一旁。
这是一座新坟。墓穴地址为长治县城的一位风水先生所选；墓穴深7尺，是汉族人土葬讲究的深度。
再次打开棺木，凝视里面的死者。死者的将军服上染满了征战的尘埃、硝烟、发黑的血迹甚至弹洞累累，但他看上去还是那么从容、刚韧、威武、倔强……
但他确实死去了！这个不屈的支那军人，终于死去了！
其实，他早在两天前就死去了。但日军不信。从娘子关、天神山、到中条山，哪一战，他都冲在最前面。他是他们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之一。在他的指挥下，他们的同胞，一片一片的日本军人谷子一般倒了下去……
这个勇猛的支那军人，这个可恶的支那军人！这个曾令他们的士兵闻风丧胆的支那军人！
中条山战役日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击垮了所有的山西“中央军”，剩下的“中央军”溃逃至黄河之南，唯独他，率部北上，走进他们已经占领的防地，还建立了岳南抗日基地。这把插入心脏的尖刀，让他们寝食难安。于是，他们多方筹谋，招降他。而他，直至最后一刻，送给他们的答复依旧是：血战到底！
9月30日傍晚，他们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他送到了潞安陆军医院，抢救他！把他救活！
医生认真检查了眼前的人，然后回答，他已经死去两天！
他真是死了吗？
是的，死了！
他们有些不甘心。对于这位钢铁一般不屈不挠的军人，他们的心里，有恨，恨不能将之碎尸万段；然而，还有敬意，一种大和民族对真正武士的敬意。
合上棺盖，指挥官手一挥，棺木被缓缓滑下墓穴。
日军指挥官再次挥手，让风水先生以及两名国民党军官一起下到墓穴，送别死者。
随着一声令下，日军齐刷刷举向这位曾令他们心惊胆寒的军官致以军礼。
几个日本和尚站在墓穴两侧，低头念诵着经文，为死者超度。
两位国民党军官低低的、压抑、悲凄的哭泣声传来：武军长——
不远处，有十数个百姓在怯怯地观望，凶残成性的日军埋葬的到底是什么人？还请了这么多和尚念经，葬礼如此隆重！？
封土起丘，日军在这座坟墓前竖起一块长方形木质墓碑，墓碑上写着：“武士敏将军之墓”。
日军早已准备好的摄影师，拍下了这一刻的情景。他们终于消灭了心腹之患——山西最后一支“正规军”。
有雨落下。雨滴硕大，砸得人生疼。
这片被侵略者强奸的土地，沉默着，似乎悲伤不止，泪流满面。
一年前，枣宜会战，夭折了一位中国将军，日军也是以这样的礼仪送别了那位将军。对于真正的军人，他们由衷敬佩。
10月7日，《太原新闻》头版刊发了日军为死者举行安葬仪式的消息，并配发了安葬仪式照片。
当然，日军此举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中国军人的敬重，更多的是在夸耀战功，扩大政治影响。
武士敏是谁？他怎么会落在日本人手里？最主要的是，为什么侵华日军会如此兴师动众，以其将军之礼埋葬在长治城内？
2、国共同悲
武士敏将军殉国，侵华日军将其遗体抢走埋在长治城内。
消息传来，朱德、彭德怀、左权、陈赓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无不悲痛。尤其彭德怀将军，闻讯之后，泪眼婆娑，久久不语。
也因此，新华社连发几封电报，吊慰亡灵，促国府抚恤武将军。
在长治市政协2013年出版的《长治文史资料汇编》中，我查到了其中几则电报内容。
新华社华北某地（1941年10月）3日专电：据已证实消息，第某某军军长武士敏将军，已于上月二十九日在长子前线英勇牺牲……此次（武士敏）不幸殉国，实为抗战中之一大损失。
新华社晋察冀豫（1941年10月）9日电：某某军军长武士敏将军，于此次沁河反“扫荡”战役中殉国，此间军政各界人士闻讯，均极哀悼，闻以筹备召开盛大追悼会，以志哀思云。
1941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刊发消息《太岳区反“扫荡”战中武士敏军长光荣殉国 晋察冀豫各界筹开大会吊慰忠魂》，刊发了这两则电报。
《解放日报》晋冀鲁豫（1941年10月）3日电：边区参议会及边区政府以武军长为国捐躯，特电武军长家属慰问，原电云：武士敏军长家属礼鉴：武军长抗战殉胄，帅师敌后，不意遭敌围袭，壮烈殉国，敌后人民不胜悲痛思念，本会本府谨令全晋冀鲁豫边区敌后人民及地方政府，除发起在各地召开隆重之追悼会，联合呈请中央抚恤，及领导敌人人民坚持抗战誓为武军长复仇外，谨电奋告，祈节哀继续完成武军长抗战遗志为祷。
除此之外，晋冀鲁豫边区还还致电蒋介石，要求抚恤武士敏。新华社晋察冀豫（1941年10月）3日电：此间边区临时参议会及边区政府顷联合电请蒋委员长抚恤武士敏将军，原电如次：司令长官并转吾委员会蒋钧鉴：窃武军长自抗战以来，在钧座领导之下，屡建奇功，对于卫保娘子关、粉碎晋东南敌九路围攻，及坚持中条山诸战役，均能不避艰险，奋勇杀敌，而尤能坚持团结、爱护地方，坚决抗战之志致死弥坚，敌后人民素极钦感。闻此噩耗，悼念同深，属会属府谨代表晋冀鲁豫敌后人民及各地政府，联电呈请对武将军忠勇壮烈之功勋事迹，特予抚恤，以奖有功，而励节义云。
1941年11月4日《解放日报》以《华北人民呈请国府抚恤武士敏将军并电武军长家属慰问》为题，刊发了这两则电报。
1941年10月29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刊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本报太行讯：某某某军军长武士敏将军，于上月二十九日，在长子前线壮烈殉国，噩耗传来，全区军民同予悼念。边区政府以武将军生前团结抗战功在祖国，此次英勇殉国，极应表扬追悼，以激励国人，兹经过边区政府委员二次谈话会决定：通令所属各级政府，广泛宣传，发扬武将军坚持团结抗战之精神。并函请边区参会共同商讨，于日内会同各界举行全区追悼大会，唁问武将军家属。同时筹建纪念塔，并拟将武将军殉难地东、西屿、端氏一带，改为士敏县，籍资纪念，以垂不朽。
1942年1月28日，太行区党政军民为武士敏举行了追悼大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决定将他牺牲之地沁水县东部改名为士敏县。
悼念仪式上，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眼含热泪，为这位友军将军写下了一副挽联：
尽忠于民族国家，努力求团结进步，磊落奇才，一世如君有几？
坚持在敌后抗战，英勇至杀身成仁，感怀将略，数年知己情深。
这副挽联之后也被刊登在《新华日报》上。1941年10月15日，《新华日报》还发表了专题社论和悼念文章《悼武士敏将军》。
1942年1月30日，《新华日报》头版以《沉痛追悼武士敏将军》为题刊登了纪念武士敏以及中条山战役阵亡将士的文章。文章的副标题为：“刘伯承师长号召学习武将军等忠贞精神》。
一位国民党将军的牺牲，能让共产党领导人如此沉痛，可见此人非同凡响。
1941年10月，陕西西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党政军的首脑人物“西北王”胡宗南、陕西省省主席祝绍周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1942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以1479号褒扬令明令褒扬，以陆军上将军衔以抚恤，并为之立传。
1946年9月29日，由李宗仁、傅作义、孙连仲等发起、国民政府在北平的党政军要员参加的北平各界武士敏将军追悼大会在中山公园隆重地举行。
1947年5月5日，蒋介石签发荣哀状，表彰武士敏。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一年，武士敏49岁。
3、奔走的火焰
武士敏是谁？为什么他的死，会让国共两党人士均扼腕叹息？
现在网络方便，我在网上了一搜索，武士敏的生平事迹基本清楚。
我们就从武士敏生平说起吧。
1892年10月26日，武士敏出生于察哈尔（今河北省）怀安县柴沟镇一个小商人家庭。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为他取名武士敏，取自孟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武士敏不负众望，几年私塾之后，1908年，考入宣化官立中学堂，后又到天津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
性格往往成就命运。武士敏是一介书生，然，自幼，他却迷恋舞枪弄棒，喜欢打抱不平。武铁（武士敏小儿子）在回忆父亲的《青年武士敏》中这样写道：“我的爷爷名杰、字汉三，经营粮业和粮食加工，在怀安县商界有点名气。因为我父亲上无兄，下无弟，是爷爷的独子，所以他从小受到家人的钟爱，没有受过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管束，养成他豪爽不羁，慷慨大方，直言无隐的性格，有塞外汉子行侠仗义的作风。”
武士敏的宣化中学同学李泰棻教授（北大教授、李大钊就义后，无人敢出面料理后事，李泰棻毅然为其收尸入殓，买棺治丧）回忆：“我们在宣化中学毕业后，一部分同学去北平考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他准备去天津投考北洋政法专科学校。他怕别人欺负我们，就先陪我们去北平。果然，当我们一行人到了西直门车站下车，有两、三个小流氓看见我们是从塞外来的土头土脑的外乡人，就过来抢我们的行李。武勉之（勉之为武士敏的字）就冲了出来，顺势抓住一个小流氓的左手，往小腹上‘腾’地一脚，将来人踢倒在地，小流氓们一看势头不对，就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饱读诗书，让武士敏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新的认识。还是学生的他毅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8年，他赴陕西参加靖国军，结识了于右任、胡景翼、杨虎城等人。期间，他受靖国军委托，到广东谒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见他年轻有为，聪慧好学，大加赞赏，并赠800银元助他出国深造，学习军事。
1924年，国民军发动“首都政变”，武士敏毅然推迟留学，参加国民军起义工作。他受命联络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部，四处奔走接洽。起义成功后，胡景翼请他出任河南省政府警察厅长，被婉言谢绝。他不顾北洋直系军阀的侦缉追捕，变卖家产，耗尽家资，奔走于绥远、察哈尔一带，组织各地的流散革命部队，在保定成立了国民军第三军骑兵第一中队。从此，他如一团燃烧的烈焰，置身戎马生涯，转战直、鲁、豫，与北洋军阀多次激战，立下了赫赫功劳。
1925年，国民军分攻直、鲁，武士敏出兵沧州，截断津浦路，有力地配合国民军攻取天津，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献身精神。
1926年，国民军受挫，他响应冯玉祥将军的号召，同共产党人南汉宸、刘仲华等人一同赴苏联学习考察。
1927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就任杨虎城属下第1师第2旅旅长。
1930年，他就任第71师第211旅旅长，后改任第42师第124旅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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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冯钦哉脱离杨虎城系统，被国民政府编为第27路军，下辖第42、第169两个师，武士敏升任第169师师长。
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武士敏请缨北上，率169师出陕西，渡黄河，开赴山西、河北抗日前线，成为原杨虎城17路军中北上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当时，正值山西东线战局吃紧，武士敏立即率部奔向石家庄和娘子关前线。1937年10月18日，169师在娘子关附近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他指挥全师奋勇作战，与来增援的第18集团军第129师并肩战斗，先后在正太路沿线坦村、黄崖底、广阳坡等地，打了多次伏击战，重创日军，俘获甚多，然后安全突围。
1937年11月，太原、安阳相继陷落，国民党大批军队争先向西、向南撤退，以保存自己的实力。1937年12月，武士敏率169师移防子洪口，配合八路军，率部与敌人周旋于太行山、太岳山上。
国民党、共产党怎么会同处一个战壕，共同打击日军，这需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为全国民众共赴国难发出最强音。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再上庐山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郑重声明：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合作抗日、共赴国难。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4、小东岭会议
1938年2月，蒋介石计划反攻太原和石家庄，组成了以阎锡山、卫立煌为首的西路军和以朱德、彭德怀指挥的东路军。武士敏所率领的169师归东路军朱、彭节制。
1938年3月24日，为了集中统一指挥东路军各部队的团结抗战，朱德、彭德怀总司令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了著名的东路军将领会议。这次会议，共产党方面有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薄一波等参加；国民党将领有武士敏、曾万钟、赵寿山、李默庵、李家钰、高桂滋、朱怀冰等参加。
朱德总司令总结了抗战初期战事失败的原因，他号召国民党友军“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要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彭德怀作了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报告。会后，国民党将领还实地观察了八路军典型游击战术的范例“响堂铺伏击战”。
当时，武士敏对彭德怀坦言：日军来势凶猛武器又好，政府抗战意志不坚定，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恐日症”，抗战到何时才能胜利呢？再说我们是陕军，就是战胜了，又有多少功劳呢？
应该说，小东岭会议对于统一抗战的影响是深刻的。
在我们的文章中，小东岭会议需要解决两件事。
一是武士敏对于八路军的态度，与八路军的关系问题。
沁县小东岭东路军将领会议会期4天。很多资料记载，小东岭会议期间，每天晚上，朱德、彭德怀总司令都会抓住时机与友军将领推心置腹，坦诚相见，竟夜交谈。彭德怀到底约谈过武士敏没有，因为时间久远，且谈话在两个人之间进行，他们具体谈了没有，谈了什么，谈了多久，我们无法知晓。但彭德怀曾与武士敏单独交谈过不容置疑。彭总与武士敏分析战局，用持久战来讲明抗战的前途，两人谈得很投机。那晚的一席话，让武士敏坚定了一个信念：必须国共合作抗战，一心一意，这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武士敏性格豪爽，爱交朋友，从反袁世到追随孙中山，再到西安事变，在国民党乃至共产党将领中，他的名气应该很大。以他的性格，与共产党八路军“走得近”很有可能。而且，中条山血战之后，武士敏带着98军孤军深入敌后的勇气，不应该仅仅源于他的抗战决心。他首先应该清楚，太行太岳山区，有一支友军，他与他们和平相处，可以彼此扶持、唇齿相依。他不会拿自己苦心经营的98军深入敌后冒险。
第二，小东岭会议对于169师乃至后来98军的影响。
网上资料中记载的“把机枪架在决死队门前的事件”，后来，我在原民政办副部长史怀壁先生的《太岳根据地的起点》中找到记录：“169师在八路军总部未到沁县之前，要粮要秣均给钱，但态度恶劣，纪律不好。”“169师看见我们给八路军供应这样积极，就认为决死队与八路军是一家人了，对薄一波同志和决死队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就只要粮不给钱或少给钱了。我向169师的副官某某某说：‘你们应按价付款，否则我供应上就发生困难。’于是169师派了一连的兵力，把机枪驾到决死队一总队队部门口，不说理由，扬言要动武，威胁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立即到小东岭找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反映了这一情况。朱老总说：‘要坚持统一战线。向他们指出，这种行为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是违背合作抗日的……’”
这件事也是有原因的。一度在98军政治部工作的焦月岩在《我所知道的武士敏将军》中回忆说：“将军在总参议段稚亭处叙旧，我也在旁。将军感叹‘兵难带，仗难打，事难办。咱向地方代购粮草现给法币，分文不欠，群众也不满意。他们（八路军），吃的是救国公粮，白吃，啥也不给，群众也不埋怨。看来咱还得向人家学点什么。”
解放后在铁道部基本建设局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文波曾经在169师做统战工作，他在《我在一六九师做统战工作》中也记述了当时169师的情况：“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堕落是尽人皆知的。169师虽然比较进步，但毕竟是旧军队，所以落后的方面也不少。”这篇文章例举了169师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后方军官摆酒设宴、转战期间，军队携带大量设宴用具、政工人员浓妆艳抹，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等情况。
小东岭会议后，八路军总部专门在驻地为国民党军队举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和政治工作训练班。武士敏曾分批派出自己部属几十人，到八路军部队里，学习战时政治工作、民运工作、敌军工作、游击战术等，特别注意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此外，武士敏还允许共产党员也如张文波、王曙（后升任98军电讯部副部长）进入98军工作。
169师乃至后来的98军军纪严明，与武士敏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学习分不开。国民党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武士敏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军人。他尤其不允许部下官兵有打骂老百姓的行为。武士敏给98军立下军规：欺压百姓者，杀；奸淫妇女者，杀；临阵脱逃者，杀；投敌叛变者，杀；吸毒贩毒者，杀……据说，有一次，有个班长去武乡涌泉采买粮食，因为运输缓慢而毒打村长，他知道后，立即制裁了那个班长。燕景仪（长治市政协第六、七届秘书长）在《寻找抗日爱国将领武士敏将军遗骨亲历记》中，对武士敏所率军队纪律也有回忆：“武将军在中条山坚持抗敌时，武部的一个营就驻防在我们村，所以，我以前对武部也有所了解。这支部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深受老百姓拥护。记得有一次，机枪连七班吉班长和全班战士偷吃了王石印家的十多穗玉茭，王石印的母亲就到营部告了状，丁营长传令士兵把这位吉班长叫到营部，痛打了20军鞭。”1941年，98军在东峪村组建“太岳区党政军联合委员会”，开展了整顿社会秩序和加强军队纪律教育活动。部队一律驻扎在庙宇寺院，不住民房，不准骚扰百姓。有一次，部队的一匹战马夜间脱了缰绳跑了，踩坏了三户百姓庄稼地的青苗。武士敏了解情况后，命令军士照估算的产量数超额赔偿。98军与当地百姓关系融洽，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政建工作成效大著。
169师上尉译电员石中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石弃学从军抗日，于1932年春，奔赴潼关警备司令部入伍跟随司令武士敏，任警备司令部的文书，以后随军长转战抗日；1941年元旦后，由169师上尉译电员升任机要室秘书。晋东南太岳区反“扫荡”战役中，武士敏军长阵亡后，脱离该部队，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在《回忆军长武士敏》回忆：他对待官兵感情很深，但也治军颇严，对违犯军纪军律者，从不手软，决不优柔寡断。记得有运毒、贩毒者，一经查实，立即枪决。有损害人民财物侮辱妇女者也绝不姑宽。从枪毙中校团副王喜堂及扔掉一连兵，擅自潜逃回家的一个连长来看，他们多是（武）多年的老部下，应该说是可以原谅的，但军长坚决处以死刑。他对执行上级命令，有一定的见解和原则，是一个有远见的爱国将领。
战斗间隙，武士敏非常注重加强部队培训。一日，武士敏到基层了解军士的学习工作情况，正值全体政工干部上日语课，大家提出要他签名留念，政治部负责人看人太多就说：“还是请师长给咱们集体写个条幅吧！”武士敏沉吟片刻，在军士们准备好的条幅上挥笔而就：“国破山河碎，城荒犬狼行，父老遭涂炭，羞煞带枪人，军民团结紧，合力扫妖魔，抗战必胜利，建国定成功。”
这幅条幅也足见武士敏抗战到底的决心。
5、捷报频传
之后的武士敏部接连打了几次胜仗。
祁县子洪口是白（圭）晋（城）公路的起点，是太原经太谷到长治、晋城的主要通道。沿途两侧山地起伏，层峦叠嶂，地势险峻，为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为占领中条山，越过黄河进而直逼郑州，实现其速战速决侵吞中华大地的企图，觊觎子洪口已久。1938年4月，华北日军集中4个师团约2万余人分九路，以占领榆社、武乡、沁县为目标，展开猛烈进攻，妄图一举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驻守子洪口的169师武士敏部潘禹九团和冯汉英团首先遭到敌军主力部队的攻击。
几次交锋后，武士敏清楚，面对强敌，不能硬拼，只能智取。169师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主动撤出盘陀镇，将主力埋伏在易守难攻的谷峪口马鞍山。4月8日，日军占领子洪口和盘陀镇。10日，日军骄横跋扈，以军乐队开道，继续向前推进；十时许，埋伏在四面高地的169师将士全线出击。敌人始知中计，组织部队反扑。169与前来增援的八路军129师配合默契，捣毁了敌人设在盘陀镇的指挥所。日军凭借武器装备优势，向紫红山、老鼠坡等高地日夜进攻，激战六天。武士敏指挥所部沉着应战，坚守阵地，不肯后退一步。与此同时，他选拔熟习地形的士兵组成敢死队，袭击敌后。15日，在捣毁敌军车十余辆，击毙日军一名联队长，歼敌数百人的情况下，日军狼狈逃走，原想打通白晋线的计划未能得逞。
战后，《新华日报》记者董谦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到169师师部采访了武士敏。武在介绍子洪口战斗经过时，武士敏说：“守土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敌人一天不出中国，我们的职责一天未完，这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董谦在《向浴血奋战的一六九师将士致崇高敬礼》的报道中写道：“白晋路上子洪口战斗，是继和辽战斗后最大而激烈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主力军，就是素称英勇善战的国民革命军第169师。”
5月5日，国共两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取得了晋东南反击日军“九路围攻”的巨大胜利，收复晋城等县城19座，歼敌2000余人，奠定了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一役不仅阻止了敌人东犯沁县、武乡，进迫腹盆地区，侵占中条山越过黄河的企图，而且也成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范例。
关于这次战斗，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这场战斗是国民党武士敏部，按照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马的命令，配合八路军129师阻击鬼子的一场战役；另一种版本是：国民党武士敏部，沿白晋线主动迎击鬼子，而八路军129师配合了其作战。两种版本对战役的发起原因解释不同，但战斗经过基本一致。
自此武士敏威名大振，日军竟一年之久未敢再犯子洪口。
日军退走后，169师回到来远镇。
战斗间隙，武士敏还办了一件喜事。
驻扎来远镇期间，一群来自祁县、平遥、太谷的青年学生刘鸣珊、赵宝玉、张秀英、郝子畏、焦月岩、刘定一等怀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参加了169师，一部分在师政治部做文宣工作，一部分做看护员。这是169师首次接纳的女兵。
看石中立对刘鸣珊“有意思”，武士敏乐呵呵给二人做了一次红娘。两个人很快相爱，并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得知两人情投意合想结婚，但家乡在河北沦陷区无法回去举办婚礼正在犯愁的消息后，武士敏便找来了石中立。
结婚是好事，在哪里不是结婚？我们部队打了胜仗是一喜，你与刘鸣珊结婚是二喜，双喜临门，是169师的大喜事啊。就在来远结婚，我给你们操持、主婚，如何？
石中立激动地连连点头。
整个169师热闹起来。就在部队驻地，武士敏为石中立安排了婚房，大红的喜字贴了起来。
就在武士敏带领将士们为石中立主婚的时候，八路军总部正好派来星火剧团慰问，《新华日报》社派前线记者董谦来采访，军民祝捷大会在来远镇关帝庙召开，又值训练班开学，来远镇空前热闹。
1984年9月29日，石中立夫妻来到山西长治，参加了武士敏遗骨安葬追悼会。谈起当年他们在战地结婚的情景，想到武士敏对部下的特别关怀，夫妻俩泪流满面。
祝捷大会后，为纪念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战友，169师全体官兵在来远镇马儿窑山下修建了“子洪口抗日战役阵亡烈士公墓”，还树起了一面褐色石质墓碑。
1939年7月，敌人再次集结109师团独立第9旅团主力，向驻防太岳区的169师三面合击。武士敏亲自率领炮团和所有机枪部队，辗转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在沁源天神山日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7月5日，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武士敏一声令下，突然给敌人迎头痛击。本想包围合击169师，不料却被169师装进了口袋，日军的部署完全被打乱。7月6日，武士敏亲率部队追剿溃敌于沁河之南，终将敌人击溃。这次战斗被誉为“天神山大捷”。这次战斗结束后，他由169师师长晋陆军中将、第98军军长。
1939年年底，武士敏奉命率部移防晋南中条山。行至闻喜、夏县东北洪岭关一带，闻枪声激烈。武士敏赶紧派侦查员到前面了解情况。侦查员回报，国民党12师防线已被突破，师长寸性奇阵亡。打不打？大家盯着武士敏。
事关民族存亡之役，不打，自然不是武士敏的性格。
他指挥队伍日夜兼程行军，赶赴打援。98军犹如天兵神降，完全出敌不意，插入敌后。武士敏指挥部队悄然包围了日军，将“口袋”扎好，一声令下，战斗打响。日军晕头转向，明白过来，已被98军占了先机。日军凭借武器精练，抵抗三天三夜后，无奈退去。武士敏率部追击，斩获甚丰。
之后，武士敏将部队驻扎在历山，军部设在东麓的一座舜帝庙内。从1939年冬天，武士敏率第98军的官兵，与当地军民联手，八退日军。并不断袭击日军，扰乱其后方。日军作战记录中，就有98军扰乱其后方的记录。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黄河北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日军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也因此，中条山必然迎来一场血战。
6、中条山血战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僵持阶段。
为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肃清黄河左岸抵抗，1941年5月，侵华日军集临汾、长治、晋城六万多兵力，分十四路合击中条山，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中原会战”（即中条山战役）。
为确保中条山战略要地，国民党以东起河南孟津西至平陆一带黄河，做好了背水一战的部署：以第9军防守清源，15军防守阳城以南，挡东面之敌；以武士敏98军防守董封，挡北门之敌；以43军防守横岭关东南，挡西北之敌；以第3军、80军防守夏县以南地区，挡西面之地。
1941年5月7日，日军以第33师团飞机、大炮掩护，向第98军防地连续猛攻，98军与日军展开激战。7日晚，98军在贾木柴阵地将敌一部敌溃，毙伤日军约二百人，迫使敌人撤回原阵地。8日晨，日军又向98军梁树腰、南岭一带阵地猛攻，98军与敌激战五小时。这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来电令：“避免与敌决战，诱其深入于有利地带。”他们只好撤离梁树腰阵地。l0日晨，日军全面向98军之柳泉、莲花山阵地进犯。黄昏，98军与敌经过2个多小时的肉搏，毙敌140余名。武士敏抓住有利战机，命令一团向梁树腰之敌反攻。经奋勇冲杀，10日下午，98军重新夺回梁树腰阵地。
由于后方补给线长，都是山路，交通运输不便，98军官兵生活极度困难。武士敏的长子武镛曾去中条山探望父亲，目睹了父亲与官兵们一起吃野菜的情形。
5月12日，日军在滨田少将率领下向98军之王村阵地发起攻击。武士敏指挥98军官兵扑上阵地。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由于98军补给困难，战士们连一顿饱饭都没吃上，但大家依然顽强抵抗。经过两天两夜激战，日军丢下了300多具尸体。此刻，98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危急时分，93军陈牧农率第10师赶到。98军与陈牧农部配合，将敌包围，“将士用命，数度肉搏”，终于将滨田大队主力歼灭。这次战斗击毙滨田少将及以下官兵7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2挺、步枪200余支、防毒用具120副，以及很多其他战利品。98军的顽强抵抗，为扭转整个“中条山会战”的战局，赢得了一线希望。
5月14日，日军增加大量毒气和装甲车，再度对98军阵地进行攻击。董封以西阵地被突破。武士敏命令部队撤退到沁水及横河镇地区。而此时，因垣曲、邵源均已失陷，后方供给截断，又遭济源突入之日军第21师团向北夹击，98军腹背受敌。14日晚，他们不得不向北突围。
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中条山战役，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据日方统计，这次战役，中国军队被俘达3.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被蒋介石称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在整个“中条山会战”当中，武士敏的第98军是唯一进行有效抵抗，并取得战果的部队。连日方也承认“98军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98军是“西北军”，在突围中，为保国民党嫡系部队安全撤离，“庶出”的98军不得不按照上级指令，担任阻击掩护嫡系部队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转移的任务。
完成掩护任务后，98军奉命突围。鏖战之后，原2万多官兵的98军仅剩下了不到7000将士、一个师的兵力。
此时，98军是如其他国民党部队一样，向南，渡过黄河，偏安一隅，保存实力，以图日后，还是向北，继续留在日军已经占领蹂躏的山西？
武士敏该如何抉择？
7、向南？向北？
抗战时期的山西，既是日军的主攻区域，也是八路军抗日的主战场。中条山一战，国民党正规军几乎全部撤出了山西，华北几乎全部沦陷。突围中的98军，向南，与国民党其他部队一样，过黄河，逃避抗战一线，或可保存实力；向北，就意味着，98军将成为唯一一支留在黄河以北、孤悬敌后、坚持抗日的国民党部队。
率部北上抗日，这个决定，武士敏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武士敏存世的照片中，有一张与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春天，拍摄地为西安。石中立在《回忆军长武士敏》一文中写道：“1933年元旦，（武士敏）已请准北上参加抗日，杨主任（即杨虎城作者注）在西关大操场召集所属各部阅兵、训话，详述日军侵陷东北后的猖獗……”等武士敏部回防陕西，已是中秋之后，“接杨电后，即于中秋节前后分批搭车回陕西潼关，由潼关回驻大荔，又调往洛川驻防。”
由此可推断，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3年元旦后北上抗日前夕。
四人性格豪爽仗义、主张抗日，志同道合，因而成了义结金兰的“兄弟”。我们来看一下“四兄弟”的命运。
对于杨虎城将军，读者大多不陌生。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让蒋介石怀恨在心。之后，蒋公开违背诺言，将张学良扣押，逼杨虎城辞职赴欧美考察。“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毅然携眷返国。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回国，让一家人踏上的会是一条不归路。1937年11月，一家人一到武汉，即被戴笠扣押监禁。1949年9月6日，杨将军和他20岁的儿子的杨拯中、不到10岁的小女儿杨拯国，以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全部被惨杀于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杨将军和儿子杨拯中面部被淋上了硝镪水，被埋于戴公祠的花坛之内。
冯钦哉，山西万泉（今属山西万荣县）南薛朝村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6月在包头起义，发动讨袁战争；1917年在上海，以山西讨袁军代表的名义拜谒孙中山。1917年12月发动西安起义，参与成立陕西靖国军。1918年8月，陕西各地靖国军统一编为六路，冯任第三路第四支队模范连连长，旋应杨虎城之邀，转入杨部第一支队任第三营营长。冯英勇善战，被杨虎城倚为主力。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杨虎城部几经改编，最后杨任讨逆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冯亦因功升任第71师师长。1931年4月，第71师改为第42师，冯仍任师长。
“九一八”事变后，冯钦哉力主抗日。有一次，冯与张学良打麻将，张要悔牌，冯不干，说道，你把东三省一枪没放让给日本人了，你都舍得，这点钱你不舍得？我多少还和日本人在长城打了一仗，你的飞机大炮是捅火的？！这句话可见冯性格的直爽，也透出了他对张学良不放一枪丢掉东三省的责备。之后，孙蔚如奉命率师入甘，冯钦哉不以为然，认为出省打仗，枪口应向北打日本，不应打西边。1932年冬，他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全大会，蒋介石问他平甘情况，他在回答末了带了一句：“打下来也是丢人！”蒋不解，他却直杠杠地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你不开兵打日本人，反而打甘肃的老百姓。”蒋虽觉刺耳，但也没有发作。
石中立回忆的杨虎城西关大操场阅兵，请缨北上抗日的就是他。武士敏为冯部下。7月，何应钦命令第42师进攻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拒绝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也不能打他；他姓冯，我也姓冯，虽然不是本家，他抗日，我也觉得光荣，更不能去打他。”
西安事变时，冯因种种原因与杨虎城“割袍断义”，拒绝杨虎城“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的命令，向国民政府作出“一不作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学良），三不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并与刘峙通电全国，反对张、杨。西北军分裂。1937年元月，冯部被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冯任总指挥，下辖42师、169师，武士敏为169师师长。
“七七事变”后，冯率部开赴前线，参加了保定战役和娘子关战役。后率部赴河北抗战曾任第十四军团军团长、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兼98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7年9月，第27路军改称第98军，编入第14集团军。
他在晋东南的一年时间里，与朱德、彭德怀过往甚密，双方各有两名代表常驻对方驻地，以加强联系，范长江即是长驻冯钦哉部代表之一。双方官兵常在一起联欢，无论战时平时，关系都非常融洽。冯钦哉曾请彭德怀来部开座谈会，并向所部官兵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
冯钦哉的坚决抗日吸引了很多学生投笔从戎到冯钦哉部报名参军。卫立煌曾经和冯钦哉商量要把98军调过黄河到河南，冯钦哉不同意，说：我这都是晋陕子弟，是为了保家卫国当兵的，你去问他们同意不？
冯钦哉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39年10月，蒋令他将第98军军长职务交武士敏接任，去驻守中条山，令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驻河南省渑池县。9月，冯钦哉又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洛阳。自此，他被剥夺了兵权，结束了握重兵驰骋沙场的生涯。
1940年2月，冯赴重庆见蒋，说国难当头，自己无所事事，以打牌度日，希望带兵打回山西抗日前线。蒋笑着答应：“研究一下，给你五个军，打回山西。”然而，冯抱着希望在重庆等了一年，等来的一直是“研究一下”，后来，干脆连音讯都没有了。
解放后，冯以“降将不侍二主”拒绝“出山”。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政协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结束了“傅青主式”的生活，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国家政策，关心祖国统一，并以病弱之躯视察工厂、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冯钦哉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民革党籍，被羁押；1961年因病释放，保外就医；1963年1月22日病故于西安家中，终年74岁。当然，这是后话。
孙蔚如，陕西人，早年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参与组织陕西靖国军，参加了护法战争。1921年，陕西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分化瓦解下，纷纷接受军阀改编，唯一坚持革命旗帜的只有杨虎城部。1922年，到杨虎城部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1936年12月，参加西安事变，担任西安戒严司令。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38军军长，辖17师（赵寿山）和177师（李兴中）。
1938年7月，蒋介石命令将杨虎城苦心经营的十七路军改编为38军团，任孙蔚如为军团长，离陕东渡，开赴晋西南抗日第一线。蒋介石严令孙蔚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退过黄河，拼命死守。不久，又将38军团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
蒋介石之所以将第四集团军全部调入中条山，除借此能免去孙蔚如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外，还有把原十七路军挤出故土之外，妄图借日军之刀达到消灭十七路军的企图。
当时，一本日本出的画报上有一幅漫画如此描绘：坚守中条山的部队穿着破旧衣服，肩扛破枪，身上标有“杂牌”字样。在他们的前面是日本军队，后面是服装齐整、装备齐全的蒋氏嫡系军队，端着刺刀戳向“杂牌”的脊背。这幅漫画虽然是日军的宣传画，但却把蒋介石如此布置，妄图消灭十七路军的用心刻画得惟妙惟肖。
孙蔚如将军何尝不知“老头子”的用心？但他又不能公开与蒋介石对抗。一方面，他始终担心在押的杨虎城将军的性命，不想让蒋介石找到借口加害杨将军；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清楚坚守中条山对保卫三秦大地不受日本军队践踏的重要意义。十七路军一些老部下、老将领也曾当面责怪他，不能把杨虎城将军缔造的这支部队拿去与日本人拼光，替几十万在他们身后养尊处优、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充当炮灰。孙蔚如听了，只说：“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度，舍身家生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中条山两年，日军集中几个师团数万兵力在空军、炮兵的配合下，对中条山防地进行了十一次猖狂进攻，其中以“血战永济”、“六六战役”、“望原会战”最为惨烈悲壮。八百壮士跳黄河就是“六六战役”中发生的事。孙蔚如177师一千多名士兵被两倍于己的鬼子包围，经过拼杀，余下的800士兵被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这800士兵隔着黄河，给对岸的家乡、亲人叩头后，集体在从悬崖上跳了下去。这些不耻做俘虏的关中“冷娃”，还不过16至18岁的孩子。最后一位跳崖的中国士兵双手紧紧攥着西北军的军旗，凤凰涅槃一般高高跃起、飘落在滚滚母亲河里……
两年时间里，日军频繁改变作战方案、撤换指挥官，越是急于跨过中条山越是不得前行。日本军部作战报告如此上报：“守备中条山之支那部队虽属杂牌，但其战斗力颇强，不可轻敌。”第四集团军全体将士在军需物资极端缺乏的艰难情势下，以近2/3人员伤亡（阵亡2.1万）的惨重代价始终巍然屹立于中条山上。当时陕西报纸所称“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英勇将士在北岸艰苦支撑所赐。日军视中条山为华北战场之“盲肠”，全国人民则把第四集团军称为“中条铁柱”。
形势所迫，蒋介石也不得不对孙蔚如抗战业绩表示赞扬。孙挥笔作下了《满江红·中条山抗日》词一首。词中慷慨吟道：“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表达了他决心在中条山抗战到底、消灭日寇的豪情壮志。
抗战八年，日军占据了东、南、北大片领土，却一直无力西进，这一切都得之于中条山战役孙蔚如的两年坚守，陕西和整个大西北才得以确保。
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支持的第四集团军，相反却得到中共党政军各方面的全力以赴的真诚帮助，也因此，双方来往甚密。1940年8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致电赵寿山（1937年5月，任38军17师师长。7月赴河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密访延安，毛泽东会见。7月，开赴中条山抗战。11月，升任38军军长。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寿山为中共特别党员），要38军配合百团大战，钳制敌人。赵寿山坚决执行了彭总电示，令部队在运城、闻喜一带开展游击战、破袭战。38军较大的军事行动十多次，打得日军不敢轻举妄动，策应了八路军百团大战，晋南形势也迅速改观。
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忌恨。只怕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没被日本人消灭，反会被共产党“赤化”。于是，蒋介石即以名为调防河南守备黄河南岸百余里防线，实际使第四集团军远离中共八路军为目的，将第四集团军调离了中条山。1940年9月上旬，蒋介石突然以整补为名调38军以及整个第四集团军南渡黄河。有人劝道，38军是坚守中条山的铁柱子，若调离，中条山将失守！蒋介石却说，哪怕失掉中条山，也决不能让38军变成共产党的军队。
38军调离中条山后，日军发动中条山会战、国民党惨败。
1937年6月，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在上海送别时，杨虎城对送别的将领们冯钦哉（硬被拉去的）、孙蔚如、武士敏等将领说，17路军乃国内最先提出抗日之军队，抗日才能得国人拥护，蒋介石才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在国外也会安慰。
冯虽因“西安事变”与杨虎城分道扬镳，但他抗战到底、不打内战的信念始终未变。他的“亲共”表现最终还是导致被蒋“杯酒释兵权”，再也无法走上抗日前线；孙蔚如被派到中条山驻守，蒋介石本以为装备精良的日军会消灭这支杂牌军，不料，孙却在极其困境的打出了“中条铁柱”的美名。蒋介石见借日本人之手无法消灭杨虎城将军缔造的这只顽强的部队，便采取抽梁换拄的手法，调离了第四集团军的各主要将领，派其嫡系将领张耀明接掌部队，孙蔚如则被调去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终于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置于自己势力的监视包围之下。同属“杂牌”西北军的98军，渡河向南，逃避抗日，第一辜负了杨将军临行前的嘱托，或给杨带来不利，第二，置身国民党嫡系部队中，98军的命运未必“一片光明”。
武士敏目睹了四位盟誓抗战兄弟的结局，目睹了中条山会战中国民党20万军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的战局。武士敏的心无法不悲凉。七七事变后，他率部走上前线，与八路军团结抗战，几战打下来，却也打得灵活机动，酣畅淋漓。杨将军说得对，你只要抗战，蒋介石就不能拿你怎么样。抗战，是98军的使命，也是98军的与蒋抗衡的“保护伞”。
武铁先生电话中还告诉我一个信息。申伯纯（曾任八路军总部参谋、中央统战部交际处第一处处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曾经给武铁写过一封信。申曾经是杨虎城的幕僚，还到武部做过武士敏的工作，希望他与共产党团结抗日。武士敏告诉申，我的部队是杨先生（杨虎城）的部队，等杨将军出来后，我还是要把部队交给杨先生的。杨先生是抗日的，我也是抗日的。
而且，小东岭会议，彭德怀副总司令与他的一席谈话犹在耳畔：你我虽然信仰不同，但我们都是带兵的，肩负着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的责任。难道我们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民族利益去考虑个人的得失吗？武士敏想起自己对彭总说的话：只要南京政府不把我的部队撤离到后方去，我们一定和八路军一起坚持抗战，收复失地。
只有抗战，才能将98军保存下来。
因此，武士敏大手一挥，向北！
98军向太岳山区而来。
8、为什么驻扎沁河东峪
日军见武部奔山西太岳山区而来，欲乘其远道跋涉，部署未定，连忙部署，分三路跟踪追击。98军孤军奋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晓歇昼攻，终于甩掉了日军的追击。
1941年6月初，98军抵达沁水东部地区。
沁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春秋名少水，西汉始名沁水，也称洎水，近代称沁河。发源于山西省平遥县黑城村(一说山西省沁源县西北太岳山东麓的二郎神沟)，自北而南，经安泽县、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市郊区，切穿太行山，流入河南省，在武陟南汇入黄河。
山西有一位叫赵树理的作家。他的一部《小二黑结婚》让很多人熟悉了一段唱词：“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河边……”歌词中所唱到的那条河便是沁河。
98军立足未稳，便接到蒋介石命令，在中条山以北观战的93军主力刘勘部向西转移，93军在沁水以东防区由98军接替。刘勘是黄埔一期学生，所率93军是“中央军”，蒋介石深知日军占领下太岳山区的危险性，所以调走了他的爱将和部队。也就是说，这是，日军自南向北扫荡的压力就全部加在了元气大伤的98军身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蒋介石的“偏心眼”。
突围后的98军为什么会选择进入太岳山区，在沁水东部驻扎呢？
武士敏对于沁河沿岸是熟悉的。
1940年，东路军在安泽县召开“桑曲会议”，会议划定沁河以东地区为武士敏部驻防区，沁河以西为八路军驻防区。会后，武士敏将军率部进驻沁水东部东、西峪一带，建立“沁东县政府”，县长赵晋英。98军军部曾设在西岭庄。
1941年4月初，彭德怀曾致电卫立煌，提出八路军将主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地区。经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与第98军军长武士敏交涉，双方达成协议，王新亭、聂真率386旅一部和17团、18团、50团组成南进支队，南向中条，配合驻守这一带的98军共同开辟了岳南抗日根据地，范围包括冀氏、襄陵、临汾、曲沃、翼城、浮山、沁水、安泽、长子等9县。
也就是说，沁河一带群众抗战基础好，而且，还驻扎着共产党的友军部队。
也许，这也是武士敏孤军北上的“筹码”。
98军在沁河以东、白晋路以西一带驻扎下来，开始建立抗战基地，军部设在沁水县东峪村。武士敏军长奉命组织“太岳党政军联合委员会”，兼任主委。
对于深入太岳山区的国民党98军，当时的共产党八路军是什么态度呢？
《左权军事文选》记载了一则电报。1941年7月15日，彭德怀、罗瑞卿向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决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牛佩琮、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太岳军区副司令员李聚奎以及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电报，具体内容如下：
薄牛李及刘邓军委：
顷接17日（6月）电悉，目前应确定争取武军抗战，其方针如下：
（一）发动各部向武士敏、郭景堂及旅团营连献旗慰劳，积极争取武军合作抗战，召开联欢会等。
（二）与武士敏、郭景堂（169师师长）诚恳谈判，要求拒绝武誓彭（原山西反省院院长，思想反动）之挑拨离间，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原则下，我们可帮助。
（三）发动群众公开反对武誓彭之挑拨离间，指出武誓彭历来挑拨离间、破坏抗日团结之各种事实，并应把反武誓彭的斗争开展到各级机关及基本群众中去，到所有友军中去，到国民党中去，争取绝对多数，一切火力集中反对顽固分子武誓彭一人，不涉及其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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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备和兵员的消耗，都没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此刻的部队疲惫已极，士气无法和抗战初期相比。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武士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尽管有友军支持，但进入太岳山区的98军生活物资匮乏，处境非常艰难。时至秋深，官兵们破衣烂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得不到老百姓收过庄稼的地里捡粮食充饥。
从中条山突围时，因为战事紧急，98军将大量无法带走的物资及老弱病残等人员留在了留守处。武士敏原本想待驻地安定之后，再派兵来接。不巧的是，由于山民的告发，日军直奔98军留守处仓库，放火烧了一天。储存物资被付之一炬。
战斗间隙，休整的机会非常难得。武士敏想利用这段时间一则整训部队，二则补充采买给养、装备。同时，派出42师师长王宏业赴黄河之南接兵补充兵源。
为了与坚守敌后的八路军和平共处，1941年7月25日，武士敏赴冀氏县桑曲村（今临汾安泽县杜村乡桑曲村）与八路军陈赓、薄一波进行谈判。双方口头协定并做到：“岳南地区以沁河为界，沁河以西为太岳军区部队驻防，沁河以东为第98军驻防。双方互通情报，互给给养及药品，不搞摩擦，团结抗日”。
9、阴谋招降
潜入太岳山区的98军，对于日军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
中条山战役后，以沁源县为中心的八路军开辟了太岳抗日根据地。岳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直接威胁日军的两大据点：长治和临汾。
当时，日军正策划进攻郑州之役，欲渡河进窥西北，所以，必须先为其战略实现扫清道路。因此，岳南根据地就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此刻，又意外杀出一个程咬金，多出一个98军的“太岳党政军联合委员会”，日军愈发坐立不安。
如何除去98军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呢？
日军36师团乘其立足未稳，制定了专对国军98军的诱降和一举歼灭的“和”“战”两种策略。从这里也能看出，此时的98军牵制了日军一个师团。
当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岩松义雄中将得到“98军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而受到一些不平等待遇，中条山战役后，兵士情绪低下，战力萎缩”的情报后，马上高兴起来。他马上令驻守晋南的日军第36师团对国军98军实施诱降归顺工作。
日军第36师团在1939年由日本东北部地区弘前、秋田、山形地方的各步兵联队为基干编成，并有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联队。因兵力来源日本东北等地区，冬季大雪较多，所以也称雪师团（部队）。雪师团创建后，被派往中国大陆，转战华北、山西各地，1941年驻扎在泽州（今晋城）、潞安（今长治）、沁县地区，这支部队彪悍暴虐，战斗力非常强大，曾被称为八路军的“好对手”。
关于对武士敏的招降，有两个版本。
由潘保安老师编剧、1993年制作的电视剧《武士敏》中，日军派一位叫坂本太郎的日本军人数次到98军军部，面见武士敏，进行招降，但均遭到了武士敏的严词拒绝。
另一个版本则要复杂很多。
人民网刊有丁伟写的一篇《浴血抗日的武士敏将军殉国始末》。丁伟在这篇文章写道：“为了追忆这位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武士敏将军，笔者收集了一些相关日军战史资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揭示再现一些鲜为人知的那段悲怆而激昂的历史瞬间。”
按照丁伟的调查，1941年7月，日军第36师团所属驻扎长子地区警备队的第二大队情报部抓获了一个“中国人”。此人受第一军部命令，从西面的临汾越过中条山脉，穿越国军98军驻地来到长子。他证实了98军确受到不公的待遇的情况。由此，日军认为，如果劝降的话，98军有可能归顺日军。
日军第36师团情报部门很快制定了劝降策略。他们以密探特工编成两个手枪班，各带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去执行逮捕来调集物资的98军干部。这两个秘密情报班化装成便衣，隐蔽行动，在武部驻地外游荡了大约一个月左右，终于抓回一个98军干部。日军情报部人员对此人严加审讯。原来此人是98军司令部参谋宁超中校。他交代了98军装备、兵力等军事情况。
驻守长子的日军情报人员将审讯报告抄送联队队部，随即得到“使宁超中校作为劝降工作代理人”的指令。一周后，日军第36师团长井关中将的亲笔信及赠送给98军武士敏军长的礼物（一头驴驮带着烟草和医药品）送到了长子警备队队部，再由护卫兵将宁超送到石哲镇，使他顺利返回98军驻地。
对于宁超的身份，我最终没能确定。也有资料说他不过是一个过去与武士敏认识的叛徒。如果这个人真如丁伟所写的《浴血抗日的武士敏将军殉国始末》中是98军司令部参谋，那么，以武士敏刚毅的性情，面对这样一个投敌叛变的叛徒，为什么没有杀掉他？或者真如丁伟后文所写，留下宁超，是武士敏的缓兵之计，佯装思考，实质拖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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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LINE-HEIGHT: 14.6pt; TEXT-INDENT: 19.85pt; VERTICAL-ALIGN: middle; mso-layout-grid-align: none" class=MsoNormal>武士敏是书生出生，并非粗蛮武夫。从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到天神山大捷，乃至救援12师，每一战，武士敏取胜的秘诀其实都在他的“巧打”。中条山战役后，身处困境的98军正处于养精蓄锐的休整时期。或者，武士敏想，日军的招降，正好可为缓兵之策，为98军争取重整山河的时间。至于日军送来的礼物，不妨“笑纳”。
不论哪种版本的招降，结果都一样，武士敏绝不会弃民族大义于不顾，叛国投降。这一点，可以在武士敏最后留下的遗嘱中看到。
对面日军“火热的呼唤”，一方面，武士敏不予理睬，不做答复，拖延时间，为98军恢复战斗力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他果断地下令全军积极备战，坚决抗战到底。
26日，敌人见招降失败，随即采用各个击破的方式，向98军师级以上军官诱降。
面对华北地区仅剩的一支“正规军”，这支插入日军心脏随时给他“挠痒痒”的国军部队，加上武士敏的足智多谋和部属的骁勇善战，日军耿耿于怀，惶惶不安。眼看其政治阴谋未能奏效，衔恨至极的日军，在晋城召开会议，决定调集大军清扫太岳山区。
10、沁河作战
久等不见回信的日军终于恼羞成怒。
为了“击破沁河河畔的共军，威逼98军使其归顺投降，以肃正这一地区”，日军第一军军部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沁河作战。
1941年9月20日，日军秘密派遣第一军所属第36、41师团，独立混成第16旅团等主力部队，独立混成第4、9旅团一部分兵力，拉开了对八路军的围剿作战，即“沁河作战”。日军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剿灭沁源及马壁地区附近的共产党部队，压制国军98军，促其归降或中立。另一个目的是，若98军态度仍旧“暧昧”，便消灭98军。
就在日军筹划围剿进攻之际，98军奉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的攻击命令，于9月18日凌晨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突袭了日军驻守石哲镇的警备队。
石哲镇位于长治西，距长子县12公里，有高五六米的城墙。这里曾由98军驻守，后被日军占据。
驻守石哲镇的日军在9月16日换防，由小俣秀雄为队长共48人和伪县警备队约40人驻守。日警备队中有一个重机枪分队和一个大队炮（步兵炮）分队，火力比较充足。1941年9月17日晚，从沁源方向传来阵阵炮声；晚9点左右，石哲镇与长子县联系被切断。9月18日凌晨4点20分，石哲镇枪声大作，国军和八路军展开攻击，逼近北门的防马木排。然而，在日军极强的火力和援军的配合下，八路军和98军被迫退撤退，将主力隐蔽在黑虎岭、横水河一带。
这场战斗等于向侵华日军亮明了98军抗战到底的决心。
面对98军的抗日行动，日军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增加了歼灭国军98军的作战方案。
1941年9月20日，日军各作战部队完成准备。
9月22日傍晚，担负“沁河作战”任务的日军第36师团从南和东两面夹击合围，从沁水东村一线出击，步兵第222联队的两个大队在联队长葛目大佐指挥率领下从鲍店出发，第41师团从洪洞、临汾进发，其他日军也从驻地出动，避开东裕村周边国军98军驻守地，进发马壁村及南孔滩，准备歼灭当地所在的八路军386旅旅部和薄一波决死一纵队一部。
毛泽东主席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思想。窥出侵略者意图的共产党八路军部队灵活机动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9月24日到26日，不甘失败的日军两师团主力于在马壁村及南孔滩附近周边地区疯狂“扫荡”。一无所获的侵华日军恼羞成怒，调转枪口，撕下“狼外婆”的外衣，对98军举起了屠刀。
27日，日军第36师团、第41师团主力部队分14路完成了对98军的包围。
11、是否送过情报
日军对98军的包围消息，共产党八路军自然清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1941年7月25日桑曲会议上，武士敏曾经与八路军陈赓、薄一波双方口头协定其中有一条：双方互通情报。既然共产党跳出了日寇的包围圈，对于日军的排兵布阵，为什么不通知98军？如果通知了98军，98军为什么会全军覆没？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脑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无法继续写下去。
潘保安老师在电视连续剧《武士敏》中是这样解释这个原因的：陈赓率部突围后，亲自派刘参谋为98军送信。刘参谋赶到98军驻地东峪村时，恰逢98军中校团副王喜堂（石中立在《回忆将军武士敏》一文中提到此人，可知此人不是虚构）喝多了酒，因为收不上军粮而责打东峪村村长。刘参谋当即予以制止。知道武士敏治军严明，对残害百姓者必然军法处置的规定，王喜堂担心刘参谋向武士敏告状，便悄然尾随刘参谋，将他们三人杀害在村外，延误了情报的传递。当大难不死的刘参谋辗转将带血的情报传递到武士敏手中时，庞大的后勤机关已经来不及疏散，只得正面迎敌。
潘保安老师如此安排剧本符合情理，但我总觉得其中巧合因素太多。
网上有资料说，紧要关头，陈赓将军亲自率轻骑来到了98军驻地，见到了武士敏。他希望98军避敌锋芒，跳出包围圈，并将派骑兵进行掩护和策应。武士敏感谢八路军生死攸关的肝胆相照。但考虑到国民党部队对于游击战灵活机动、化整为零的游击战并不擅长，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正面迎敌。
这个说法也不太可信。大敌当前，作为八路军指挥官的陈赓，冒着生命危险入敌人包围圈亲自送信，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与武士敏将军、与98军情义在，还是应以大局为重，这一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可能不清楚。
2009年7月，凤凰卫视播出《将军一去抗战将领殉国录》系列节目《华北抗战将领殉国录：武士敏舍小康赴国难》中，一位叫王艮的沁水专家说：八路军曾派人来给武士敏送情报，让武士敏撤到沁河西岸，向八路军那边靠拢，结果情报没送到。
武士敏是否接到了友军的情报，情报是否被延误？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98军没有向西朝沁河西岸八路军方向转移，而是向东朝着马头岭方向移动。所以才有了98军在马头山与敌人展开的血肉决战。
这个说法与潘保安老师电视剧中“送情报——出意外——情报送达已晚”有些类似。
面对6万多敌人的包围，武士敏明白，正面作战对于装备差、战斗力尚未恢复的98军来说，无疑是以卵击石。为保全部队，武将军曾想把“招降之戏”再往深演一演。所以，丁伟的《浴血抗日的武士敏将军殉国始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9月27日，武士敏将军写好一封信，依旧派“信使”宁超到石哲镇面见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参谋长楠山少将。9月28日，驻守石哲镇日军警备队小野中尉和宁超赶到长子县，见到了日军特务机关长、河野参谋及日军第一军军参谋长楠山少将。又是一番劝降谈判。最后，长楠山将给武士敏的最后通牒书以及礼物依旧用一头毛驴驮运，让宁超疾速带回到驻地。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今天的交通方便，长子到沁水109公里，开车需要近3个小时。但那时长子到沁水多为崎岖山路，宁超即使快马加鞭，且还带着日军托运礼物的毛驴，半天之内赶回驻地非常困难。
那一刻，98军全军已经集结在东裕村马头山，做好了战斗准备。紧急关头，武士敏命令通讯员迅速向卫立煌报告所处状况，同时还将98军情势通报给附近驻扎的国军27军，希望救援。
其实，武士敏清楚，无论派信使再谈归顺延缓时间，还是请求27军支援，那一刻，98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6日，敌人逐渐向98军驻地收缩，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27日，日军的包围圈缩小到以东峪村为中心的十六公里的范围。空气焦灼，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即将开始。
面对着7000多将士，武士敏做最后一次战前动员。敌人以6万兵力包围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束手就擒做俘虏？叛国求荣做汉奸？不，那不是我武士敏带出的兵！我们要与日寇“拼到底”！
对，拼到底！空旷的山谷回荡着98军势拔云天的誓言。
武士敏冷静地部署完部队作战计划，回到军部，再一次盯着地图仔细琢磨了起来。
12、两封遗书
一灯如豆，摇曳着那个不平常的夜晚。
98军陷入危难，武士敏清楚不过。
家是情感的依托、心灵的归属。那一刻的武士敏，一定想到了妻子，想到了儿子、女儿们。
他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从不让以别人喊儿女“少爷”“小姐”，以至于勤务兵对武家兄妹养成了直呼其名的习惯。部队给他配置了一辆小汽车，他从来不让卫兵用汽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即使天下大雨，他也要求他们步行到学校——不是他不心疼他们，而是，他不想让他们有超越平常百姓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他们的未来，不会有好处。
长子武镛已经长大。当年，武镛也想做一名军人，报效国家。当他得知陕西省政府决定以公费资送武镛东渡时，他再三沉痛地阻拦：“现在国内很多人都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是为国为民做的革命工作，事实上早已脱离轨道甚至是背道而驰，不过是成了野心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直接的间接的在不知不觉中做祸国殃民的事，所谓卫国不足祸国有余，这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生活都播下很深远的恶劣影响。”最后，武镛打消了赴日本士官学校肄业的计划，弃武从文，报考国内大学，后到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业务检查处工作。
长女武盈嫁为人妇，人生尚算安稳。
武林少年好动，不爱读书。为了让他学习中国古文化，武士敏亲自教他学习《古文观止》。一次，武士敏命令武林背书，武林吞吞吐吐背不出，他抬手便要打向儿子的后脑勺……妻疼儿子，一把将武林拉到怀里，嗔怪地对他说：“孩子才多大，你就叫他背那么厚的一本书。”有妻子庇护，他的脸色温和起来：“我知道他读不懂，不过读读书总会知道一些古人的事，知道一点也好。”
一次，武林在自行车行看上了一辆小型脚踏车。那时的脚踏车还是稀罕物，价格非常贵。他缠着父亲的副官，执意要买。副官没有办法，只好将脚踏车买了回来。妻子见武林喜欢，二话不说，付了钱。他知道后，非常生气，狠狠踢了儿子一脚，命令退回去。妻子见儿子哭得可怜，便央求他：“算了，车子已经买回来了，就让他骑吧。”但他坚决地说：“不行，孩子从小要养成简朴的习惯，我们的孩子不能比别人的孩子特殊。”
如今，武林也长大了，上中学了。他的同学有的加入救亡组织，有的到延安读抗日大学。儿子自然长成了一个爱国少年。为了帮助自己的同学奔赴延安，白色恐怖中，武林曾给家里写信，让他的同学秘密住到了家里，躲过敌人监视，安全离开西安到达延安。
抗战爆发，他和部队开赴前线。西安遭到日机轰炸，妻携家人迁到岐山。岐山是一个小镇，只有一所小学校。二女儿武连刚入初中，岐山没有学校，便辍学在家。1940年10月，他奉命到西安开会，从前线回家，看到武连辍学，便劝说妻子，女孩子也好读书，不能耽误，否则将来只能依靠别人，而没独立生活的能力。在他重返前线时，就把武连带到了西安。不巧，西安中学外迁，他只好设法把女儿送到三原读书。
最小的儿子武铁刚上小学。武铁顽劣，需要严加管教，可惜他却不能陪在儿子身边……
此刻，他有千言万语想对他们说，可在一起的日子那么少，那么短暂，他甚至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或者，就要永别了。
他也说不清，这一次作战，他心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牵挂、不安！太岳山区的暮秋来临了，夜晚秋寒渗骨，98军将士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他们还能经得起这场恶战吗？
那一刻，他的心一定很疼很疼！
妻子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官太太的做派，从不化妆，衣着朴素，但她深明大义，是难得的贤内助。曾经有人想给他撮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做妾，他断然拒绝了。他与妻子伉俪情深，早已融为一体。她爱他，他怜惜她，夫唱妇随，儿女绕膝，这对于他，已经是幸福、幸运了。他戎马一生，与妻儿聚少离多，妻子却没有什么怨言。他的部下大多携带家属，他的妻子却安分地选择了持家教子。
他想起了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只怕，此生，陪在妻子身边，夫妻举案齐眉，举头望月，会是奢望了！
夜色苍凉，灯火昏黄。武士敏展开信纸，眼含热泪，挥笔写下：
止戈吾妻：
连年兵荒马乱，隔山阻绝，一项音稀，然为夫为父无不每每念慈在慈，常将夫妻情怀儿女关切深埋于心底。秋分乍起，风云突变，（9月）22日，凶险袭来，日寇以三万兵力铁壁合围东西峪。九十八军危矣！然身为中国军人，绝不放下武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做好牺牲准备，倘我不幸捐躯，切勿悲伤。大丈夫生于世，当建功立业，生为国家，死为民族，正得其所在。所遗憾者，恐我再不能恭伺亲情，教育儿女，念此撕心裂肺！然先国后家这个道理你们是懂得的。
永别了！
武士敏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封穿越火线得以保存的珍贵的遗书，据武铁先生回忆，他并没有看到过。母亲翁止戈是否看到过，他不得而知。
擦掉悄然滑落的脸颊的泪珠，他将信装进了一个信封。那一刻，他似乎又完成了一个使命一般轻松。他是98军的军长，即使他心底有万般儿女情长，也只能化作一纸信笺，封存起来。
此刻，他还有很多要对将士们说的话。将士们跟随他浴血拼杀，而此刻，他给他们的只有鼓励和期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希望他带出的兵，都不是孬种！想到连日来日军阴谋招降，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恨。小鬼子，你真的看错人了，武士敏不会卖国求荣，98军也不会卖国求荣！
如果他武士敏不幸杀身成仁，他希望自己的部队能亲身前赴后继，继续杀敌。想到这里，他挥笔疾书：
余率孤军，若闻力竭殉国，各级官兵务须本着国家民族利益来做，无论到任何时节，决不为敌利用。余之责任未完，深为遗憾，望尔等继续杀敌，贯彻此志！如有突围到达后方官兵，可将本军此次殉国经过声明。以励来慈，是为至嘱！
封好信，曙光已蒙蒙透过窗户。有鸡叫声传来，新的一天就要来了！
13、山重水复
连日来，我一直沉迷于有关武士敏的往事中，不能自拔。
98军为什么会全军覆灭？那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武士敏的带兵经验，曾经得到过国民党政治家陈立夫的赞赏。1931年，陈立夫数度与武士敏长谈后，对“这样一个出生法律学校而投笔从戎殷切报国的同志更加钦佩”。事实上，武士敏以文人握兵符，经历过多年大大小小的战役后，一定不乏作战经验。
石中立也在回忆文章中说，武士敏有远见卓识，带兵有丰富经验。
既然武士敏有丰富经验，为什么这一次，98军会惨遭全军覆灭呢？
2015年5月16日，我生平第一次走进太行太岳烈士陵园，拜祭武士敏将军。
武士敏将军的墓穴在陵园东面。高高的平台上，矗立着高大的黑色墓碑，上书“武士敏将军之墓”；墓碑之后，是冬青围绕的白色的墓穴之穹。我绕着武将军的坟茔转了一圈，在他的墓碑前站了良久，希望他冥冥之中给我一个答案。
出了陵园，我接到了老师王占禹打来的电话，说中午请老作家沈坤等几位老师吃饭，让我也参加。席间，我说到了武士敏的事。沈坤老师说，你要写武士敏，就应该与潘保安联系一下。得知沈老师原来与潘保安老师熟识，我兴奋不已。之前，我并不知道潘保安的具体情况，更不知他是哪里人。沈老师告诉我，退休前，潘保安在沁水县文联工作。
在我的请求下，沈坤老师为我写了一封引荐信。沈坤老师写完信，嘴里咕噜了一句，不知道他在不在？有时候他会去太原。你最好与他提前联系一下。
沈坤老师多年未与潘保安老师联系，所以没有他的电话。沈老师只说，他大概住在文化馆家属院住，你去了打听打听。
我原本拟定于5月17日到沁河沿岸、东西峪村走走，拿到沈坤老师的引荐信，我决定先联系到潘老师再说，以免走了空路。
下午，我与晋城《太行日报》副刊主任张治中联系，想问他要潘老师电话。张老师说，他与潘老师认识，但不熟悉，所以，没有潘老师电话。末了，他说，你打114查一下沁水文联，他们肯定知道。
那天是星期六，沁水文联休息。
星期一上班后，我通过114查到了沁水文联电话。一位姓吴的工作人员接起了我的电话。我简单自我介绍后，说到了武士敏，希望能联系到潘老师。姓吴的工作人员说：“潘老师去新西兰看闺女去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电话。”
考虑到潘老师的电话要漂洋过海，我给潘老师发了一则信息，自我介绍一番，说到了武士敏的创作疑虑，希望能与潘老师聊聊。隔天，潘老师回了信息：真对不住，我在新西兰，回去再联系。
这一句“再联系”，就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而武士敏的稿件，整日如影随形，让我欲罢不能，寝食难安。
既然联系不到潘老师，我决定再去采访长治市政协第六届副主席于太成。
5月16日下午，我借给于太成老送上一次采访合影照片为名，给于老打通了电话。电话里，于老非常爽快，你过来吧，我在外面，五六分钟就回去了。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于老。第一次是在3月29日，樱花绽放时节。当时因为要完成长治市政协的那篇报告文学，对于武士敏将军之事只是粗略提及。老于老是寻找武士敏遗骨事件的亲历者和执行者。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记忆清晰。他从柜子中找出一本相册，打开来，指着一张张合影对我说：这是武镛，武士敏的大儿子，这是1991年武镛来扫墓时与我的合影，这是武士敏副官武兆元与我的合影……
市政协稿件完成后，我开始沉迷在武士敏将军的故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脑际——被日军俘获的武兆元是如何脱离虎口的？当年，许多国民党战俘被送去了太原集中营或者被送去做劳工而死于非命。武兆元是帮助寻找武将军的重要人证，可以说，没有他，即使找到了武将军的墓穴，因为不了解将军的伤势，也很难确定遗骨为何人。
后来，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委托长治市政协信息中心主任许元打电话向于太成老人求证。但没有结果。
通过博客，我联系到了武士敏将军的儿子81岁的武铁老先生。武先生的博客，名称就叫“武士敏将军之子武铁”。他的博文内容，几乎全部是父亲武士敏、母亲翁止戈生前事迹。武老先生已从国家审计署退休。他发来信息：武兆远被俘，参加了我父的安葬后，晚上乘日本人不备，逃跑了。他已故去。
之后，我多次与武铁老先生通了电话。老先生告诉我，武兆元逃跑后，曾在北京一家企业搞后勤工作。当时，与武兆元一起逃跑的还有武铁老先生的堂叔、军需官武士廉。武士廉，即文章开头写到的1941年10月1日参加日军为武士敏将军葬礼的两名国民党军官之一。遗憾的是，他们逃出魔窟的经过，他们也没有与他说起过。
其实，再次采访于老的目的，我还是想弄清武兆元逃出日军魔爪的细节。
在于老家，于老告诉我，“武兆元怎样逃出来的，我当时还问过，但武兆远没有答复。他大概不想说这段历史。那会儿更多精力在寻找武将军的遗骨上，他也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对了，武兆元当时留下一篇回忆文章，你知道吗？”
武兆元留下一篇回忆性文章？我顿时来了兴趣。
于老拿出了一本《长治文史资料选编》。翻开来，我找到了武兆元写的一篇文章《武士敏将军牺牲经过追记》。我粗略浏览了一遍这篇文章，心里敞亮起来。
14、喋血沁河
1984年，武兆元到长治帮助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骨，期间，他写下一篇文章《武士敏将军牺牲经过追记》。按照武兆元的回忆，共产党的确送来过作战情报。至于情报何时送到等细节，武兆元的文章没提。按照武兆元的回忆，共产党还做了策应98军突围的战略部署。
98军1010团3营少校营长武兆元，是武士敏的同乡，也是他的副官，还是沁河作战的幸存者，也是与武士敏将军最后在一起的人，我采信了他的说法。
1941年9月22日，沁河西岸的八路军386旅和薄一波决死一纵队灵活机动，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面对日军对98军形成的包围，陈赓将军派出轻骑，通知98军，建议98军做好战斗准备，避开锐敌转战外线，同时，命令周希汉率772团，直达中条山，开展游击战，配合98军迎击日军“扫荡”。在外线的八路军所属部队在同蒲、白晋南段积极开展活动，牵制日军对沁河一带的进攻，以减轻日军对98军的压力。
也许，正是与我的疑虑一样，才有了潘保安老师编剧的电视剧《武士敏》中刘参谋送情报、不幸遇害、情报延迟送到，98军来不及撤出包围圈只好正面迎敌的剧情。
武兆元回忆说，当时，武士敏考虑到国民党部队历来习惯于正面作战，对游击战灵活机动、化整为零的游击战并不擅长。加上98军思想基础薄弱，尤其中条山血战后，许多将士对蒋介石“苛待”98军意见颇多，他担心化整为零分散后，很难再集中统一指挥；而且，庞大的后勤机关已经来不及疏散，考虑再三，才决定破釜沉舟，正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
98军全军覆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日军对于沁河作战则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们还秘密派出了一支特殊的部队。
擒贼先擒王，日军这次作战计划的第一步是破坏掉包围圈内的国军指挥系统。
日军第36师团所属步兵第222联队，组建了第3中队为核心、配合日军主力部队行动的的潜入斩首队(别名奇袭队、挺进队)，他们的任务是在主力部队行动前一日，秘密巧妙地潜入国军部队，突袭国军的指挥系统。
战后，担任突袭任务的日军户叶义雄中尉，对这次突袭写有回忆录。
掌握了98军军情的侵华日研讨了战斗要领，制定了奇袭国军的计划。奇袭队由中队长及其指挥班约10人、战斗第1、2小队各约30余人，两个短枪分队，加上一个掷弹筒(相当于迫击炮)分队，约70余人组成。他们假作一般宣抚活动，行军进发到日军和国军的前沿接触地域后，开始隐蔽行踪，秘密通过国军势力范围。如被国军哨位发现，立即撤往山中。夜晚，奇袭队将足袋套在脚上，悄无声息地行军。他们避开有灯火的村落，神不知鬼不觉地巧妙强行潜入国军阵地。逼近目的地后，他们占领有利地形，并派遣侦察员确定攻击目标后，做好了作战准备，寻找攻击时机。在完全确认国军阵地指挥部后，日军奇袭队突然往空中打出照明弹，小队队员趁机将愕然的国军哨兵刺杀，突进到国军住房近处，往屋中投掷手榴弹。其他小队对逃出的国军进行火力攻击，最后在混乱中撤退。
丁伟根据日军战后资料，在《浴血抗日的武士敏将军殉国始末》一文中讲到了这支特殊的部队；武兆元在《武士敏将军牺牲经过追记》中，也讲到了这支部队对98军的重挫。他写到：“28日，我们98军全体将士又在东西峪之间的山地和日军反复撕杀争夺，鏖战一个整天，终因寡不敌众，未能突出日军的重重包围。这天，战局急转直下，军部受到日军袭击，指挥系统被打散，全军陷入了混乱状态，失去了战斗力。”
98军全军覆灭，还有一个原因。石中立在文章中回忆说，敌人焚毁留守处军需物资后，他不得不率留守处人员南渡黄河。在河南铁门镇适遇42师副师长王宏业在此等接新兵。“不多日子就见到由前方突围过河来的苏聚和，他告诉我军长阵亡，部分官兵被俘，一部分阵亡，一部分失散。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如雷轰顶，顿时思索万千。那时受训的受训，在后方接兵的接兵，在办事处的在办事处，军部大多是冯钦哉留下的几个人，所以军长和谁去商量作战呢？简直恨之莫及……”
石中立的回忆透露出当时98军军部情形：运筹帷幄间，当时的武士敏孤掌难鸣。
太岳前线，日军挟优势炮火，节节进逼。
9月27日傍晚时分，日军开始进攻。武士敏亲临一线指挥突围。
“拼到底”是武士敏最后对98军的号召；“拼到底”也是98军全体将士最后的誓言。武士敏率部奋勇抵抗，战况空前惨烈。炮声、枪声、爆炸声、分不清敌人还是98军将士中弹后凄惨的叫声，黄土飞扬，硝烟弥漫，青天白日旗被烈火焚烧着成了丝丝缕缕的惨烈的碎片。98军国军将士凭借山势，在东、西峪之间的马头山上筑成一座座血肉堡垒。
28日，日军竟然向马头山阵地派出了11架飞机、十余门大炮。激烈的战斗骤然升级。日军以势火力和飞机的狂轰乱炸，包围圈逐渐缩小。98军将士们鏖战一天，因为敌人火力太猛，终因寡不敌众，未能突出日军的重重包围。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天，98军军部被日军袭击，指挥系统被打乱，98军完全陷入混乱状态，失去了战斗力，战局急转直下。
危急时刻，武士敏见势孤援绝，弹药将尽，就将部队分为七个分队，命令大家分别向外突围。武士敏亲自率两营步兵，手拿机关枪，一路拼杀，从西峪村向东南方向猛冲。
枪声渐薄，白晋公里已在眼前。武士敏心里一阵欣喜，所率部队已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即将突围脱险。就在这时，他发现，169师突围方向枪声激烈，郭景唐（黄埔一期学生）部陷入重围。武士敏一生豪狭，怎肯舍弃生死兄弟？他毫不犹豫，率部队重返西峪村。
傍晚，日军停止进攻。98军乘机占领马头山高地，准备最后一搏。
29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日军首先出动飞机在天空侦查，然后肆意轰炸，情况异常危急。马头山四周高地均陷敌手，武士敏头部、腰部均负重伤。但他奋力从地上爬起，手抡战刀，砍杀数名日军……日军飞机对98军阵地轮番轰炸，武士敏腿部受伤，卫兵给他简单包扎后，起身再战，率部冲锋七次，击毙日军三百余人。
那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每一个人都杀红了眼。马头山上，几乎没有一寸完整的土地，许多将士瞬间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将士们反复拼斗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
那天的太阳，成了昏黄色；清冷的秋色霜天，却似黄昏欲临。
这时，武士敏身边只剩两个卫兵了。卫兵劝他突围，他凛然一笑，说，我是一名军人，我应该死在抗日战场上。随即，他用手枪抵住了自己的下颚……
就在这时，武兆元急火火赶来了。武兆元身材高大，作战勇猛，曾经是169师骑兵连连长，后升任98军1010团3营营长。鏖战中，武兆元忽然想到了武士敏，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以军长的性情和对日寇的仇恨，面对如蚁涌来的强敌，必然夺了机关枪，冲在一线。而军长毕竟不再年轻，且多数时候，在军部运筹帷幄，怎知保护自己？他有些不寒而栗。保卫长官是他的职责，此刻，军长在哪里？
他不顾炮火在满地焦土的阵地上疯子一般奔跑，见人就问：我们的军长呢，军长在哪里？最后，他终于在一个高地上找到了武士敏。武士敏自戕中弹，但被卫兵阻拦，未及要害。卫兵说：“军长不下火线，要自戕成仁。”武兆元恳求说：“军长，同志们在下面等着您。”
此刻的武士敏，不知是为战斗失利而痛心，还是连日来紧张战斗困乏、身负重伤，或是他杀身成仁去意已决，竟然没有了突围之意。武兆元急了，他顾不得再说什么，背起武士敏就往山下冲。
武士敏将军能安全突围吗？
15、将军殉国
关于武士敏将军的牺牲，也有多种说法。
台湾《中外杂志》创始人王成圣先生自《武士敏壮烈千秋》一文中写道：“武士敏腿部受伤，犹复振臂高呼，裹创再战，率部冲锋七次，毙敌三百余人。终以头腰两部一再受伤，无力支持，遂毅然自戕成仁。临终前商连呼‘绝不屈服’”。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北支治安战》中则记载：“98军军长武士敏重伤后被日军送往潞安医院，不治，于10月1日殉国。”
武兆元是最后一位与武士敏将军生前在一起的人，他的说法应该准确。
武兆元一路打一路冲，跑到了山脚下。被日军打散的98军战士看到了武兆元背上的军长，顿时见到了主心骨一般，蜂拥跟在其后。这样一来，目标很大，武士敏很难突围。武兆元急了，命令跟随他的将士们：“你们先隐蔽，分散突围，等军长越过火力封锁线，大家再集结。”
武兆元背着武士敏在山涧中寻找着火力封锁网的薄弱之处，希望能安全突围出去。但是密集的炮火如冰雹一般落下，炸开一片片漫天黄尘。天昏地暗。武兆元躲闪着炮火，但毕竟负重，不太灵活。他从密集的炮火中终于寻觅到一线希望，他快速前行，再有十多米就能越过敌人炮火的封锁了！
别忘了，此刻，他的身后还有一群凶悍的日军。没等武兆元紧缩的心放下，从山上追击的日军已经瞄上了他。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悄无声息地击中了他背上的武军长。这颗子弹穿武士敏右耳，从下颌骨而出，打在了武兆元头部左侧。两人同时倒地，不省人事……
武兆元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的衣服、背心已经全被鲜血渗透。他用手试了一下军长的鼻息，还好，军长还活着。他半扶半拖将军长移到山脚下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简单包扎了一下。此时，武士敏已经不能说话了。武兆元不敢在这里多停留，复又背起军长向前奔跑，企图突围。
这时，追击的日军距离他们已经很近了，他甚至能清楚地听到日军的喊话声：“缴枪不杀！”
武兆元继续奔跑。在东峪村西岭上，日军终于追上了他。这时的武士敏已经气息奄奄了。
日军问武兆元：“你背的什么人？”
武兆元回答：“我们的武士敏军长。”
日军大喜过望，随机用无线电叽里呱啦一顿喊话。很快，日军的卫生兵赶了过来，先给武士敏注射药物，然后进行包扎。给武士敏包扎完，又简单给武兆元包扎了一下。日军很快找来一幅担架，仍旧让武兆元抬着，往东峪村走。
路上，武士敏一直流血不止。武兆元心如刀绞，眼睁睁看着将军最后一滴鲜血洒在太岳山区，永远阖上了双眼。
武士敏被抬到了日军指挥官面前。面对眼前山一般倒下去的中国将军，日军指挥官神情肃穆地给武士敏行了一个军礼。
这时，东峪村已经聚集了很多98军被俘的将士。日军指挥官让98军被俘将士给武士敏敬礼，之后又令武兆元等抬着将军的遗体上山。爬上马头山时，被俘的将士们都跪在路边，悲戚地哭喊着，迎接着他们军长的遗体。
29日下午6点，武兆元等被俘人员在东峪到长子县石哲镇之间的一个村庄宿营。武兆元默默陪在军长身边，度过了天人永隔的第一个夜晚。
30日，他们赶到了石哲镇的一条公路上。日军已经为武士敏准备好了一口白色的棺木。将武士敏装殓后，用汽车运往长治。
武兆元及98军俘虏也被押上汽车，运往长治。之后，这些俘虏被关在长治西门外一个兵营里受训。
日军为什么要将武士敏将军的遗体拉到长治呢？我们简单交代一下。
长治古称潞安府，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深处，是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前期，长治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枢。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省武安、邯郸、涉县之后，把进攻目标指向山西长治。同年2月19日，日本侵略军第108师团苫米旅团3000余人围攻长治城，李家珏所率国民革命军第47军(简称川军)第734团11旅守城抵抗，与日军血战两日，长治城陷入敌手。1938年4月28日，也就是武士敏所率169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那场战役中，中国抗日军民将日本侵略军第108师团赶出晋东南，长治城光复。1939年7月13日，日本侵略军第20、36、109三个师团入侵长治地区，长治城再次沦陷。沁河作战是日军第36师团和41师团参战，而长治为36师团驻地，所以日军将武士敏将军遗体运往了长治，且后来将他埋葬在了长治。
还有一个原因，1940年，日军在长治设立过一所陆军医院。这所医院旧址在今长治二中校址上。潞安陆军医院的任务是收容和治疗日军第进行培训，同时执行第一军军部向陆军发出的“应执行”之命令，即对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的“手术演习”，培养细菌，为日军发动细菌战做准备。1940年，日军陆军医院建成后，还沁县等县城设立潞安陆军医院分院。按照日军说法，送武士敏到长治，或者日军还抱有一线希望，能将武士敏救活吧。
16、一封98军幸存老兵的信
2010年11月11日，一位叫“Qingdao”的新浪博客刊发上刊发了一封信。
到目前为止，这名博主仅刊发了《一位已逝老人留下的信件》这一篇文章。这封信的主人徐尚洁应是98军的幸存者，也是武士敏将军壮烈殉国的见证人。后武铁老先生将此文转载在他的博客。
博主并没有对这封信做任何说明。我将这封博文内容转录如下：
首长：
您好，敬祝健康！
我是一个兵，也是四一年仲秋太岳区武士敏军溃灭难中幸存的。
我的家在甘肃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乡彭家营村刘楮营社。念罢了书，大旱天炎，土匪四起，饥寒的生活难活下去，就抛妻子离父母，于异乡当了兵。当时，冯玉祥的二方面军在西北，三零年蒋冯战争时杨虎城打到西北就归入杨虎城部队，当时武士敏是旅长，我在二团当班长，营长见我有些文化送到师部干训队学习一年，学毕后就到（补充）团炮连当事务长，二年多后当排长，西安事变后部队扩充成军，武士敏成师长（169师），我到一〇一三团黄维华团长部下仍当连附。七七事变后开赴河北省平山县牛城镇浮沱河，战后，就撤到娘子关内阳泉一带，战后太原日军占领，队伍到晋西并编三个团由武士敏师长率领到了祁县子洪口和八路军386旅靠到一快了，黄维华团驻在武乡北关一带。
次年春天，日敌南进到了祁（）（）是年夏天，日敌进犯子洪口，我师撤到两边山里，放进了一个加强连队日敌，我师（沿）两边山猛击，血战了两天多，日敌覆灭，连队长由飞机移走。是夜乡亲们转移后我师也转移（屯留一带），休一天后（原教）我率一个排挺进到子洪口外祁县（）北村，由我军派人员侦察战地，明一切情况完成后我师就在上党阳城音平至垣曲一带活动。陕四（二）师，挺进纵队，169师第四团补充后就成了九十八军，武士敏将军当军长，我在黄维华团当副营长，在中条山东夏县垣曲一带，四一年春中条山大战时，我军突围出来来到了太岳区，在太岳区后方接济不上，在那困着坚持七月余到了八月初一（仲秋前后的一段），日敌围攻我军，初一就打上了，我带一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守防通向由李家庄至晋城的山口道路，初七日夜突围没有成功，只出去了一个团，人数不多，副军长（郭景唐）（）团长出去了。初八早晨，跟军长的两个营长一个叫武兆元，一个叫廖世望，这时我跟前只有五个兵，一个通讯兵背电话匣子，一个炊事兵，一个通讯兵，两个机枪手无子弹，一架轻机枪。见到了军长尸体，这时武营长（作者注：即武兆元）：你快隐蔽，廖营长已阵亡。我就找了林中隐蔽一天，到了夜里出来，收容了百十人，第二天夜里又来了骑兵二十余人，这时将二百余人白天山上周旋林里隐蔽。白天敌人扫荡搜山不停，夜间回到据点，到了15日中秋那天早晨，敌人不来搜山，老乡们说八路军沿北边打来，敌人都退走了，我们才下山找了些吃的，休息了一夜，十六日早晨集合南进向黄河沿前进。这时，遇上我八路军太岳支队五七团，团长姓李，政治主任姓曹，（二人我不名）曹主任陕西渭南口音，双方的部队停止前进，我和一个排，李团长、曹主任商议发话都把队伍带到支队指挥部，把队伍合编了，我和十余名人员（内有军部秘书）到司令部驻下，我和王参谋长住在一块，我俩交谈了很多话，王参谋长说叫我到路东学习，我是逃难异乡，家中还有父母，我是独子，不能授命，（）定送我们到黄河沿回去；就这样开了个武军长追悼会，给了些路费，派人员通过几道封锁线到了黄河沿，夜间对了暗号开过来一只船就过河了。
到了军部，军长易人（刘希呈），副军长走了（回家西安），乘机会离开了队伍回家了，在农村劳动生产，阖家团圆了，至今过着清贫生活也很好。
不忘历史，追忆纪念
为了追忆纪念今年的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60周年，杨虎城将军（19）30年8月仲秋进关率十七路军到西安，任西北行营主任，36年西安事变后牺牲在解放战争时。
为了追忆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在敌寇大扫荡战争中在太行山区九十八军全军覆灭及武士敏将军殉难55周年。
在杨进关时，武士敏将军任42师124旅旅长，西安事变后任169师师长，七七事变后赴前线华北保定白马庄战役、平山县牛城镇战役、娘子关战役，突围到晋西蒲县整编仍任169师师长，开赴太古子洪口靠近了八路军，子洪口战役后到上党地区休整待补后就成为九十八军，任军长，全军覆灭牺牲时41年8月仲秋初8日上午8时半。
我是在反法西斯大扫荡战中及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中九十八军全军覆灭军长阵亡幸存者，也是在白色恐怖下辛（幸）存者，社教是定性按六种人对待，文革中县公安局存有案是营级，因为当时我的力量是两个连，一个骑兵排，交到陈谢兵团那一年后回到农村归田隐蔽。
追忆纪念词：
长城内外，大漠风沙，时起时落，一代又一代，黄沙遮不住宏功伟绩。
江河上下，千古兴衰，无休无止，时纪更时纪，浪涛淘不尽风流人物。
徐尚洁具
年已90初度，没有任何要求，谨以追念二位首长。兰州市榆中县上彭家营村七社。
这封信反映了国民革命军第98军的抗战历程，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98军这支抗日部队从1937年9月底在河北平山县奇袭日军、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子洪口反击日军九路围攻、十三路围攻，接着又进行天神山之战，中条山战役，直到1941年9月底为保卫岳南抗日根据地在东峪马头山抗击日军，全军覆没为止，一直坚持在抗日战争第一线。
无疑，这位已逝90岁老人留下的信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它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军队为抗敌御侮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也见证了幸存老战士生活的坎坷与无奈……
这封信还透露出：
第一、98军深入敌后，断了给养。
第二、武士敏将军的死亡时间是1941年8月仲秋初8日上午8时半，徐尚洁老人当时还看到了武士敏将军的遗体。徐尚洁老人的信佐证了武兆元的说法，武将军死于阵地而非日军陆军医院。
第三、八路军曾经从北边打过来，策应过98军的突围。
第四、这位老人是参加过武士敏将军的追悼会后离开部队，解甲归田的。
第五、这位反法西斯大扫荡战中及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中98军全军覆灭的幸存者，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一直“按六种人对待”。
武铁老先生博文中说，他曾沿着博客这条线索查找过博客主人，始得知，博客主人为徐尚洁的孙子徐正桥。随后他给徐正桥打了电话。徐正桥告诉武铁，他的爷爷已于1998年病故，弥留之际还叨念着为他落实政策的事。这大概是徐尚洁老人一生的痛和期望，否则他也不会90高龄，用颤抖的双手，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份珍贵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博客后面，有两位新浪网友留言。其一在2010年11月28日留言：你的爷爷文章中提到的副军长郭景唐是我的祖父，祖父在解放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死在监狱。
另外一位新浪网友于2010年12月4日留言：1941年夏季，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省境内的抗日军队，国民党在山西前线的19万军队，其中1万牺牲，2万降敌，4万被俘，10多万撤走。陕军98军在沁源县一带和日军对峙，不足6000人。9月下旬，日军2万人向98军驻地“扫荡”。98军将士浴血奋战，献身报国，全军覆没，军长武士敏阵亡。副军长郭景唐（黄埔一期，陕西武功人）率残部突围，返回陕西不足300人。其中，直属团长淮建新，左臂中枪，返回西安，因未及时救治，病死家中。随后，98军被中央裁撤，副军长闲居西安，解放后，郭以反革命罪，服刑华县监狱，1966年病故。
不知这两位新浪网友是不是一人，因为没有署名，无法查实。不过，在他（们）的留言中，我们可知一些98军幸存者的命运。
沁河作战，日军消灭了在山西的最后一支“正规军”。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北支治安战》中记载：98军国军遗尸1348名，俘3007名。
日军《步兵第二二二连队史》所载，参加作战的日军第36师团所属第222联队驻守在长子及石哲镇的机枪中队兵士下田勇的“沁河作战日记”中记载：“联队取得98军军长战死，42师王克敏师长负伤和约800人等俘虏的战果。9月30日师团取得捕获1600人的辉煌战果。午后回到石哲镇，17点30分俘虏纷纷而来，98军军长灵棺运往潞安。联队在附近搜索扫荡。”
17、举家悲痛
西安，安居巷19号（现西安城南安居巷8号）。
武士敏军长殉国，98军全军覆没！
举家悲痛。
翁止戈没哭。她是武士敏的妻子。选择军人做丈夫，而且是战乱年代，便意味着，这一天有可能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当然，她多么多么希望，这一天不会到来。
翁止戈夜夜无眠。这才多久啊，仿佛还在昨天，她让他为她重新取名。他想了一下，说，叫止戈吧。
“止戈”是一个“武”字，包含着他对她的深情爱恋，夫妻伉俪，永结同心；而“止戈”还是停止操戈的意思。戎马倥偬、血雨腥风，这样的日子，他过够了。
但他是一名军人，他无法缠绵于儿女私情。家国天下，没有国，何来家！
1930年冬，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第42师第124旅旅长兼任潼关警备司令。杨虎城将军亲自买来西安城南安居巷19号一处院落送给他，说，你不能再四海为家了，你应该将家安顿下来了。
从军二十多年，他从来不携带家眷。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极少见的。
武士敏的二女儿武连回忆说：“在旧社会，军人们大多是三妻四妾，就连他的部下，有的团长都一妻三妾。可我父亲却只有我母亲一人，而且是个农村没有文化的妇女。听母亲说，那时也有人给撮合，既年轻又漂亮，可我父亲一口就回绝了。他深知这会给家庭、子女带来什么影响……父亲虽是军人，但从不说粗话，对我总是和颜悦色，对母亲则是相敬如宾。”
武士敏是一个孝子。家安顿下来后，他将母亲从老家河北怀安接到了西安。每逢因公从潼关回西安，他就陪母亲聊天。母亲患半身不遂，一只胳膊不能动，只要回家，武士敏总要亲自给母亲按摩，用煮好的药水给母亲搓、擦。
他何尝不想侍奉母亲，教育女儿，同享天伦，然而，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长驱直入，对我中华国土的肆意践踏，遍地哀鸿，生灵涂炭。他是河北人，想到河北战火一片，许多姐妹兄弟无端被残杀，许多村庄都成了无人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军人，他还能坐的住吗？他主动请缨，走上了华北抗战一线，成为原杨虎城17路军中北上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长子武镛（已故前妻所生）、大女儿武盈（已故前妻所生）虽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但二儿子武林、二女儿武连和小儿子武铁都还小，武铁才上小学。今后这个家只能交给妻子打理了。
在武铁的记忆中，父亲赴前线作战后，只回过家两次。
武铁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40年初冬。父亲移防中条山后，到西安参加军事会议。那一次，父亲在家里住了一星期左右。武铁那年6岁，在上小学。
那天，贪玩的小武铁逃了学。武士敏知道后，非常生气，他喊道：勤务兵，把他给我捉上来。父亲严厉的命令中，“捉”字说得很重。勤务兵便把挣扎的小武铁“捉”到了武士敏的书房。
小武铁不敢看父亲，低着头，等待父亲狠狠落下的大巴掌。正在写字的武士敏停下手，看着他，面色严肃。看了一会儿，他的脸上温和起来：你小子，不好好念书，却逃学，小心我揍你！父亲说着，果然抡起了大巴掌。武铁闭上眼，等着父亲的巴掌落在屁股上。然而，那巴掌并没有落下来，父亲的声音倒响起来：“你一定要好好念书，逃学是不行的，知道么？”
武士敏自幼攻读四书五经，对诗赋书法均有一定的造诣。武士敏写得一手好字，黄帝陵道路工程，就是他题的碑。石中立回忆说：“（武军长）喜好书法，尤工草书，常与于右任等老书法家研究切磋，获益匪浅。”
武士敏在书房写字时，便要儿子在一旁观看，希望耳濡目染，让儿子更多接触并喜欢中华文化。武铁好动，拿起父亲印泥盒好奇地把玩。他看到，父亲每写完字一幅作品，都会拿出大印，在印泥盒里沾一下，盖下去，红艳艳的，煞是好看。
武士敏抬起头，慈爱地看着儿子，问，你喜欢这个盒子？武铁点点头。武士敏说，好，那就送给你吧。你以后要好好写字，好好读书，将来要有出息。武士敏看着顽劣而可爱的儿子，忽然又问：“武铁，将来长大了，你想做什么？”武铁想都没想，脱口回答：当一名科学家。
这个回答让武士敏始料不及，又让他颇感欣慰。
他在前线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赶走侵略者，给儿女们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让他们沐浴和平之光，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武铁没想到，父亲那一去，会是永诀。而那个小小的印泥盒，会成为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1984年，武连到长治参加父亲武士敏迁葬仪式。她回忆说：“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由于那时我们年幼无知，对父亲戎马生涯知道的极少……”
生离死别，是人生长痛。武连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40年秋，父亲设法送她上学，父女俩在西安住了几天。一天，有人请看戏，父亲便带她一起去看。那晚演的是评剧《珍珠衫》。那时候的戏剧为了迎合一些人的需要，庸俗、低级、不健康。戏只看了三分之一，父亲就带她走出了戏院。父亲对她说，“这种戏对你们是不好有好处的，以后这种戏不要看。”她也没想到，那会是她和父亲最后相聚的日子，那天的话，是父亲最后一次教诲。
翁止戈也没想到啊，他笑着与她告别，她以为会与以前一样，夫妻分别之后，还有相逢。
他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便是那“龙城飞将”，我杀敌去了！
翁止戈听不懂丈夫文绉绉的词，但她眼睛红了。他握她的手，心里想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他是一位军人，血雨腥风练就了他一副铮铮铁骨。他说：照顾好家人，我在前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其实，每一次告别，在心里，他都是与妻子做永别的。
没想到，那一次，却是真正的永别。
噩耗传来，翁止戈没哭。她是他的妻子，她懂自己的丈夫。丈夫为国捐躯，今后，她需要为他撑起这个家。
白天，她强忍悲痛安排追悼事宜，接待来访的追悼者。她表现出了他生前所希望的坚强、平静。
不久，西安各界在南郊一座寺院里为武士敏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翁止戈井井有条处理着追悼会各项事宜。
追悼会之后，家里恢复了平静。武镛上班、武盈回家，武林、武连上学，热闹的家里只剩下武铁和母亲，顿时冷冷清清。
武铁发现，母亲一个人常常坐在发呆。有一天，他放学回来，刚走到后院门口，便听到了悲恸欲绝的哭声。那是她母亲的声音。沉默多日的母亲终于哭出来了。武铁走进客堂，只见母亲坐在父亲的遗像旁，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着……
人间天堂、阴阳两界，这是亲人最远最绝望的距离。
18、简朴生活
武士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少有的清廉之官。应该说，这一点，在那个时代非常难得。
武铁回忆，父亲牺牲后，家里经济一下陷入困顿。
武士敏的老朋友米暂沉（杨虎城将军机要秘书）有一次对武铁说：“你爸一生不爱钱。”
石中立也回忆说：“武军长私人生活非常简朴艰苦，不论平时战时从未穿过一双皮鞋，从未穿过一套呢军服，始终是布衣布鞋。我们常说武先生有四件宝，水笔、毛毯、自动表，外带一件破皮袄。这就是他唯一的值钱货。他那件貉绒斗篷，不知是多少年前的老古董了，毛都磨短了。大号派克笔一支，自动手表一块，是冯钦哉送给他的。只有那块俄国毯子，大概是在西安自己花钱买的吧。除此之外，那就是他喜爱的几匹马，按说做了多少年旅、师、军长，有部小轿车是说得过去的，谁知他仅仅备用过两次冯钦哉的大轿车，他说他是老骑兵，还是骑骑马吧！吃得更简单，平时小厨房比我们多点鱼肉，战时和我们没有两样，煮带帽高粱，黑豆他也照吃，他是不讲究吃喝的。在经济上更是淡薄，从不考虑弄钱置产业，在潼关时，家属在的警备司令部的小跨院，在西安居住的房子是杨虎城将军给购置的，可以说是穷了一生。”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武士敏虽是一介书生，却性情豪放，颇重义气。在学校时，他就常常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学；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山西五台人郭宗道因为起而护法反袁被逮捕。武士敏仗义疏财，四处奔走营救；1924年，他不顾北洋直系军阀的侦缉追捕，变卖家产，耗尽家资，在保定成立了国民军第三军骑兵第一中队。
武士敏牺牲后，留下的唯一的财产就是杨虎城将军为他的家人买的一处宅院。国民政府发给他们一笔抚恤金，这笔钱，一半被武镛及其妻子拿走，剩下的一半，翁止戈在城外置了一块地，收取租金精打细算用来维持偌大一个家的运转及供养三个尚在念书的孩子。
武铁在《我的母亲翁止戈》一文中写到了一件事：“我大哥结婚时，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排场很大。母亲给新娘，也就是我的大嫂段鹤书买了价值昂贵的钻戒，使得不少人羡慕不已。我二哥武林结婚时，她也要给新娘，也就是我的二嫂聂华买只钻戒……妈妈考虑良久，最后还是听了我二姐武连的意见，没有给二嫂买钻戒。我想她一定认为对自己亲生孩子应该要求更加严格，另外，家里的经济力量已今非昔比。”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自古多少热血男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骨肉分离之痛，只有亲人才能体会得深切，沉痛。
丈夫的遗体被日本人抢走，不知埋于何处，这成了翁止戈永远的心病。1951年，武铁离开西安到北京求学，临别，翁止戈对武铁说：“武铁，要找到你爸爸的遗骨，重新安葬啊！”
1959年年底，武铁被通知去民主德国学习，临行前，他去看望母亲。翁止戈为儿子能有出息而高兴，临别，还是叮咛他：“武铁，要找到你爸爸的遗骨，重新安葬呀！”
然而，那个动乱的年代，一家人谁还敢去寻找父亲的遗骨。武铁在《伴我一生的父亲遗照》中写道：“1980年，身在台湾的大哥武镛通过朋友捎话来说要一张父亲的照片，准备在1981年9月台湾纪念父亲抗战牺牲40周年时用。我写信给我的二哥武林，问他是否还有父亲的照片。因为在我离开西安后，家一直是由他操持着。他回信说：‘父亲的许多宝贵照片，在文革中因为怕造反派抄家，惹出麻烦，均被他付之一炬。’”
1961年，69岁的翁止戈在丈夫去世20年后，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她等了二十年，盼了二十年，最终，既没有等来活着的丈夫，也没盼来“死去的丈夫”。
19、为父“正名”
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武士敏同样受到了冲击。
1966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道：“武铁是军阀的儿子……”当时，武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教师。
武铁想不通，为抗战牺牲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军阀？
带着疑惑，武铁到西安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陕西省民革主席王菊人。王菊人告诉他：“你父亲是进步人士，在洛川驻防时，你父亲是杨将军与红军联系的一个联络点负责人。在抗日战争中你的父亲为国捐躯了，怎么会是军阀呢？我给南汉宸、孔从洲、米暂沉分别写封信，你到北京后可找他们。”
然而，回到北京，武铁才发现，在“文革”的冲击下，南汉宸已自杀；孔从洲正接受审查，不便见他；虽然匆匆见到了米暂沉，但不久，他也被隔离审查。
为查找给父亲“平反”的资料，武铁在北京图书馆蹲守了一个月。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天，他在翻阅《解放日报》时，一则消息进入他的视线，这则消息的标题是“太岳区反扫荡中，武士敏军长光荣殉国，晋冀鲁豫各界筹开大会吊慰忠魂。”这是（《解放日报·延安版》于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十日（1941年10月10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接着他又查到了“悼武士敏将军”——华北新华日报社论（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十五日，1941年10月15日）和华北人民呈请国府抚恤，并电武将军家属慰问（解放日报、延安、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四日，1941年11月4日）。
1975年，武铁被调到煤炭部。一次，他利用去太原出差的机会，专程到山西省图书馆查找了武士敏牺牲地沁水的资料。在“山西历史地名录”第164页上，他发现沁水县曾被称为“士敏县”，原文如下：“抗日战争时期沁水县东部为我抗日根据地。1941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设立了士敏县，属太岳区三专署管辖，1947年与沁南县合并称沁水县。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九十八军归属朱德总司令管制，1941年8月日寇围攻东西峪（原属沁水县，今归长子县）军长武士敏力敌不降，牺牲于此。我党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遂名士敏县。”
有了这些资料，武铁决定为父亲“正名”。然而，关于国民党抗日，不仅报章杂志只字不提，人们在平日言谈中对此也讳莫如深。所以，如何正确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作用和许多为民族存亡、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是一个大难题。如果不识时务，只怕弄巧成拙，引火烧身。他只好耐下性子，慢慢等待。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在会上宣布：现已查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是一起重大错案，应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薄一波的复出，让武铁看到了为父亲“正名”的一线曙光。抗战时期薄一波曾在晋东南太岳区工作过，他应该了解父亲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海峡两岸交流的启动和开展，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承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1980年，我国原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被任命为民政部副部长。有一次武铁去探望他时，向他介绍了父亲武士敏的情况，希望写个报告，承认父亲为革命烈士。报告写好后交给王国权，等了三两个月却没有消息。后来王国权副部长告诉武铁：“民政部还未承办过给牺牲的国民党将领追认烈士的事，所以民政部未批准你的申请。”
1981年1月的一天，武铁巧遇了杨虎城将军的儿子、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他告诉武铁，郭增凯从香港回来了，他可以带武铁去见他。郭增凯是我党老地下党员、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曾是杨虎城将军的幕僚、武士敏的老朋友，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于是武铁去拜见了郭老，并将我给薄老写的信和给民政部的报告托他转交给薄一波副总理。大约一个礼拜后，武铁接到民政部的电话。民政部的同志告诉他说：“薄一波副总理证明，你父亲是我党早已承认的革命烈士，现根据薄一波副总理批示，补发你父亲革命烈士证书（部烈字000001号）。”
最后，民政部问武铁还有什么要求。武铁想起母亲临终嘱托，遂提出，希望找到父亲的遗骨并重新安葬，希望民政部向有关领导反映他们一家的意见。
在中央领导关心下，1984年3月，政协长治市委员会接手了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骨的任务。
20、寻找将军遗骨
承担寻找武士敏遗骨任务的是时任政协长治市第六、七届委员会秘书长燕景仪、时任政协副主席于成太、时任政协文化办副主任田志海。
当时，对于“武士敏”这个名字，别说长治百姓，就是长治文化系统，也是陌生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怎么会埋葬在长治？
他们通过查阅记载武士敏将军英勇殉国和埋葬情况的文字与照片，开始大量走访群众。
根据已有线索，武士敏将军战死沁水县马头山附近，他们首先赶到了沁水县。
燕景仪、于成太等人一次次到沁水东、西峪村寻访，一些尚健在的百姓虽然依稀记得四十年前的那场大战，也知道沁水端氏镇曾被命名为“士敏”县，但对于这位将军的遗骨埋葬在哪里，都不知情。
既然武将军是在中条山战役中殉国的，为什么他遗体会远运长治并埋葬长治？燕景仪和田志海重新梳理思路，决定先去寻找武将军的后代和部属，首先弄清将军到底战死何地。
他们拿着日军埋葬武士敏将军遗体的现场照片，仔细辨认，确认了其中一位——武兆元。经过大量查证，得知武兆元是武士敏将军从牺牲到被安葬查证城内西南角、从始到终一直陪着将军身边的唯一一个见证人。
他们喜出望外，而又忧心忡忡。
武兆元还健在吗？如果武兆元辞世，那么，寻找武士敏将军墓穴的难度无疑会大大增加，甚至难以找到。
他们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车。这一趟，他们没有白跑，他们不仅找到了武士敏将军的儿子武连和女儿武莲，还惊喜地得知，武将军的副官少校营长武兆元还健在！
带着满腔希望，他们敲开了武兆元老人的家门。
眼前的老人身材高大，身着蓝色中山装，面目安闲，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这是一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如果走到大街上，很难把他与残酷的战斗联想到一起。
得知来意，我们可以想象，40多年后，但昔日老部下得知要寻找将军的遗骨时，老人心情多么激动！拂去眼泪，老人欣然表示，愿一同回长治，帮着找寻将军的遗骨。
据武兆元老人回忆，1941年10月1日，日军在长治西南城墙角下一片荒野地上埋葬了武军长。封土后，坟墓前竖起一块长方形木质墓碑，墓碑上写着：“武士敏将军之墓”。
1941年10月1日，长治西南城墙角下一片荒芜的野地！这便是武兆元老人与武士敏将军永别的最后记忆！
沧海桑田四十多年，长治市容市貌早已今非昔比。对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东、西、南、北，长治周围的城墙早已颓倒，只留下了一道护城河。周围，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
一行人到现场转了一圈，都傻了眼。
武兆元老人在西南城墙的遗址位置上观察了一个上午。他一棵草一棵草地拨开，寻找着记忆中的蛛丝马迹。然而，写着“武士敏将军之墓”的木质墓碑早已不知去向；老人依稀记得墓地附近有一座砖结构的小塔，如今也杳无踪迹。
大致位置应该不会错。于是，他们请来专家，在长治城西南城墙的遗址处两千平方米的空地上开始了钻探。三天过去，甄别了十几处墓穴，但劳而无功。
大家面面相觑。毕竟武兆元对长治地理环境不熟悉，而他记忆中的标志均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消失殆尽。
想在方圆十几公里的“西南城”寻找一处墓穴，无疑大海捞针。
寻找将军遗骨工作陷入僵局。
21、重遇“将军”
1941年10月，得知武士敏殉国的石中立（1941年元月，由169师调到军部，任机要室秘书）曾经派副官刘熙化妆成小商贩，过黄河到山西长治察看过日军埋葬武将军的坟墓。刘熙大概记了一下方位和地理参照，回去后告诉石中立，坟墓完好。石中立将详情转告武士敏长子武镛。所以，武镛委托弟弟武铁寻找父亲坟墓，便记住了一个地标建筑五龙塔（其实是五龙庙）。
因为武镛并没有来过长治，长治市政协没有采纳他的说法。
他们只好继续走访居住在西南城附近的百姓。走访百余名百姓，但众说不一。不过，这次走访也有收获，阴阳先生王定清老人的说法似乎接近事实。王定清老人确认，日军在长治埋葬武将军时，是请他点的墓穴，并亲自参加了埋葬仪式。他在回忆中说到埋葬时有日本和尚念经，还看到武将军的两个部下在场，其中一人衣服上有大量血迹。老人说，他记得武将军是埋在距离六府塔约三丈远的东北角。
王定清的说法与武兆元的回忆有相似之处，现场有日本和尚念经，他和风水先生都下墓穴看过，彼此见过面。
燕景仪等让王定清与武兆元座谈，然而，43年过去，两人竟互不能确认对方模样。
燕景仪、于太成等于是邀请他们去六府塔附近实地观察。看着蔚然耸立的六府塔，武兆元说他不记得当时看到过六府塔；王定清也当场否认了原来说的当时看见过六府塔的话。
经过查询资料，在日伪时期，六府塔周围为日军兵营，仓库所在地，一般人进不去，在那里掩埋武将军遗体显然不太可能，更不可能允许群众围观（相片可见围观人群）。
王定清提供的武将军埋在六府塔附近的说法失去了依据。
毕竟年代久远，长治地貌变化大，说法不一，记忆不准确也难免。但他们提供的情况都是第一手资料，不能轻易否认。于是，根据王定清的指划，他们先后两次更换地点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探查，但还是一无所获。
寻找再次陷入僵局。
5月17日，武兆元与于太成在长治宾馆一边吃饭一边商讨下一步该往哪里寻找时，他们的谈话恰好被时任长治宾馆经理周建忠听到。得知大家是在苦苦寻找一位将军的墓穴，周建忠说，他就是长治西南街人，四十多年前，日军安葬武将军时，他还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曾到现场看过。当时有日本和尚做法事，所以，他对这段记忆非常清晰。他说，将军的墓穴不应该在六府塔附近，而是在城内西南角，就是现在华东菜场奶牛场附近一带。
有人还意外提供了一条线索，当时给武将军点穴的阴阳先生，不是王定清，而是他二哥。
周建忠不仅提供了线索，还陪同长治市政协的人到现场观察访问。有人说，这一带的情况，有一个叫裴贵迷的老汉比较熟悉。老汉一直住在五龙庙。
一行人又去找裴贵迷老人了解情况。当时的裴贵迷老人已经半瘫，但说起这事，老汉说，我记得有这样一回事。当时人们都说埋的是一个大官，有日本和尚念经，地面上还竖起一根大木桩。
老人的线索让大家低落的情绪有了缓和。
老人尽管偏瘫，还是热心地跟随长治市政协的工作人员亲自到现场指认了坟墓的方位。
燕景仪、于太成等一分析裴老人所说的情况，觉得他所讲的挺实在也具体，并且多处与武兆元老人说的相符，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当即停止六府塔一带探查，调考古勘探队到裴贵迷老人所说的地方施工。
施工第二天，裴贵迷老人赶到现场，说他前天指的地方有点出入，现在想清楚了。他一边指划一边说，是在一眼井的东南、一个高岸的南边，一条南北大路的西边。勘探队按照老人的指点的位置，重新开始探查。
5月17日上午九点十分，钻探机机头带上了腐烂的木屑，这说明下面果然有棺木。
四十多年过去，早年的墓穴早已坍塌瓷实。翻开厚厚的泥土，他们开始动手挖。5月19日下午五点，挖至三米深时，腐朽的棺木残片和一具白生生的遗骨完好无损地出土。
这会是武将军的遗骨吗？怎么确认死者的身份呢？
坟墓方位与文字记载、武兆元当时坐车到墓地线路回忆、裴贵迷老人、周建中经理提供的方位，三者完全吻合；安葬时现场见闻，武、裴、周都说有和尚站立两侧念经、背景有围观群众，幕前竖有大木桩，这与日本人拍摄照片完全一致。
至于棺木、墓形、墓质的验证，就需要下过墓穴的武兆元来辨认了。大家赶紧把暂住长治宾馆的武兆元老人接到现场。根据武兆元老人的回忆，将军的棺木为榆木材质，白色、三寸厚，这一点吻合；掘开的墓穴是土葬，这一点也吻合；将军被子弹射中，子弹由右耳后上侧向前穿过，还伤掉了将军的一颗牙齿。经过一番精心甄别，大家发现尸体颅骨上确有符合武兆元描述的枪眼和缺损的牙齿；这时，他们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现场还有两枚没有腐烂的胶木军扣和金属裤带铲子一个！武兆元一眼就认出，那正是将军牺牲时所佩戴的腰带扣!
武将军的遗骨终于找到了！
故人相见，却是阴阳两隔。武兆元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22、移葬太行太岳烈士陵园
武将军的遗骨找到后，时任长治市委书记李慧春非常重视，指示长治市政协迅速与上级政协和统战部汇报。
燕景仪和田志海再赴北京，把找到武将军遗骸之事向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做了汇报。他们还找到武士敏的儿子武铁和女儿武连，希望让武将军永远留在长治。考虑到父亲是为保卫山西，保卫晋东南太岳抗日根据地，抗战四年，最后牺牲在太岳区，武铁和武连同意了长治市政协的请求。
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沙里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拯民听完汇报后做了几点指示：
1、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要宣传给全社会；
2、武士敏将军时军级干部，又是抗日抗日功臣，应以山西省政府名义，举行一个既隆重又庄严更有社会影响的安葬仪式；
3、届时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等派人参加；
4、请薄一波起草一篇纪念文章，届时发表。
1984年9月，太行烈士陵园内，一座将军墓被重新修建，青石碑高耸在青翠的松柏丛中，上书“国民革命军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将军之墓”。与此同时，陵园内还修建了“武士敏纪念馆”。
1984年11月2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为武士敏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时任山西省省长王森浩、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杨拯民、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沙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胡纪通、武士敏将军的儿子武林、武铁、女儿武盈、武连及武将军老部下石中立、刘鸣珊、武兆元等600多人参加了将军的安葬仪式。
此后，得知消息的武将军在美国的孙辈武宏先、武更生、武念祖给长治市政协发来了感谢信；1985年，武念祖在父亲武镛嘱咐下，专程从美国来到长治为祖父扫墓。之后，他们将安葬将军时的一套录像资料转交给了台湾的父亲武镛。
1991年5月16日，武镛在妻子段鹤书、次子武更生和外甥女朱洪的陪同下，专程到长治扫墓。当时的武镛已经八十多岁，患腰椎病，步履艰难。那时台湾和北京还未直航，必须在香港转机，在香港机场要坐等五个小时。到北京后他已是劳累不堪。武铁劝他，要不然长治就别去了，在北京找个好大夫看看病吧！他说那怎么行呢？去长治扫墓，在爹爹的坟上鞠躬、跪拜是我此行的最主要目的。1991年5月21日，武镛终于见到了父亲，完成了心愿。
共产党历尽艰辛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骸并举行安葬仪式，受到了武将军遗属及海内外人士的赞赏，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3、98军命运
沁河作战，98军全军覆灭。
98军42师参谋处长余开纬、粮服科长燕云轩、上校参议王国士、团长楚宪曾全部牺牲。247团团长冯汉英被俘后，押在一个小房内，半夜挣脱绳索，乘看守敌兵熟睡之时，抽出敌人佩刀，杀死日军联队长、副队长各一人，后被敌人发现，枪杀于屋檐下。
由于八路军的策应，突围出去的一部分98军渡过黄河，聚集到了铁门镇。42师副师长王宏业在此接新兵。
石中立回忆，后来，169师郭景唐也突围赶到了铁门镇。他想在铁门镇重新组建98军军部。
1941年11月，中央派刘希程继任军长。1943年，98军开赴广西，参加了鄂西、桂柳会战。1944年12月，98军番号和第42师被裁减，所辖部队缩编为第169师，隶属第二十六军。
98军从此消亡。
从1939年7月组建到1944年12月98军消亡，可以说，98军是国民党队伍中没有打过一枪内战的军队。
1941年10月5日，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由安泽县移驻沁水县东北部，司令部驻东峪村，政治部驻西峪村。晋豫区党委随同太岳南进支队由平顺县移驻沁水县满沟村。太岳南进支队在沁水县东北部十里至木兰殿一带，接管国民党98军领导的沁水县政府，建立沁东县（又称端氏县）抗日政府。
1942年，一支新的部队却在武士敏牺牲的地方诞生了。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改编的八路军第772团，1941年10月进驻士敏县。1942年初，由772团派了一批骨干，先搭架子后征兵，士敏县抗日游击大队在端氏村组建。1943年，县大队被整编为士敏独立营。1944年，广大群众自愿参军，独立营发展成为独立团。
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中，士敏独立团参加了战斗并立下了赫赫战功。独立团打出了声威。赶来慰问的军区首长说：“士敏独立团在这次大战中的确锻炼出来了，军区研究决定士敏独立团晋升为386旅的21团。”
之后，独立团接上级命令，追击长治守敌史泽波。独立团沿吾元、张店一线向西，到马壁、东、西峪村一带截住敌人，彻底消灭了敌人。
历史又回到了沁河沿岸，回到了东、西峪村。只是，这一次，是共产党解放全国的战争了。
24、一则迟到的消息
2013年7月4日，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借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
正如《国民党老兵入社保：既要物质抚恤又要精神尊重》消息所讲，“这是一个让人嘘唏不已的消息。许多年过去了，那些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国军抗战老兵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曾经背负着历史的枷锁终于可以去掉了。”
“如今，这种迟来的关爱，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温情。在那场抗战中，虽然有许多值得全民族检讨反思之处，但国军‘焦土抗战’的态度，鼓励了许多士兵用血肉之躯，筑成了抗战正面战场，这是无法否认的史实。我们总说在善待历史、尊重历史，只有给那些已经风烛残年的历史功臣以善待与尊重，才是对民族记忆的尊重。”
这个消息，也可告慰已在天堂的徐尚洁等终生背负“六种人”枷锁带着遗憾而去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了！
尾声
沁河在大山中静静流淌，蜿蜒向前。
中国的河流大多自西向东，而这条河，却是自北向南，穿越崇山峻岭，最终，汇入了浊浪翻滚的黄河。
河水带走了一切。战火、硝烟、如草一般黄了青青了黄的生灵以及那段英雄的往事。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7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一场绞肉机一样的“沁河作战”，有一位国民党将军陨落此地，有一支孤悬敌后的国民党抗日军队在这里全军覆没。
今天的沁水县端氏镇便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士敏县。如今，这里还剩着名为“士敏”的药店、商店。
沁水县十里乡东、西峪村还在。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新房一座接着一座。落满弹洞的老屋在时光的尘埃里几乎全部倾毁。
马头山上长满了松柏，有风来，松涛阵阵。松柏的脚下，是那片渗透了无数鲜血的土地。
这片土地是肥沃的。
责任编辑/魏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