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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在信息时代的前沿创作(下)---【刘 斌】

2015-11-12 10:58:16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944

刘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宏甲:文学语言是首要的。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细胞,是文学形式的最基本元素,渗透在全篇,包括与之密不可分的标点符号。没有文学语言,或者说所写的不是文学语言,你写什么都不是文学。科学主理,文学主情。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不是装出来的,它是渗透在整个文学语言中的。

刘斌:关于报告文学中的“讴歌”与“揭露”,您怎么看?

王宏甲:有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问题报告文学”,有人不喜欢,有人很赞扬。赞扬者认为写社会问题,勇敢地揭露黑暗,是报告文学的使命,并把勇于揭露黑暗的作品看作是最深刻的作品。我赞同揭露黑暗,也敬佩那勇于揭露黑暗的勇气和正义。但我认为,如果仅是揭露黑暗是不够的,换言之,那黑暗本来就是黑暗,从黑暗里写出黑暗,还是黑暗。文学的意义,文学对生命的关怀,是要从黑暗里写出光明,从屈辱里写出尊严,从绝望里写出希望,从死里面写出生。这才是文学的意义,是报告文学崇高的价值。不单单告诉你那是灾难,要鼓励人们从灾难中站起来,不屈不饶地作光明行。

我以为报告文学不是法官的事业,也不具备表扬的功能。表彰是政府的事,表扬是领导的事。报告文学作家是干什么的呢?是通过我们的作品,通过反映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去揭示生活现象的本质,去抨击黑暗与恶劣,捍卫善良与美好。像冯牧先生所说的,使作品具有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境界的功能。什么是精神境界?我以为,精神境界是一种从万千沧桑,无限坎坷中升华起来的,可以震撼心灵,抚慰心灵,启迪心智,激烈志向的东西。

刘斌: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读您的书,有时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际震撼,继续读下去,会从苦痛中挺起胸膛,有了力量。比如为你《现在出发》写序的一位朋友写道,有一位女子说,她心情不好时,读宏甲作品,读着读着心情就豁然开朗了。他说您的作品具有这样的功能。您能谈谈这是一种什么功能吗?

王宏甲:我相信,用明亮的方式去抚慰受伤的心灵,让受伤的心灵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对自己失望,这是文学值得去努力的。

前行在信息时代的前沿

刘斌:宏甲老师,我们现在探讨一下您作品的选题问题。有言说,笔墨当随时代,听说您写完《无极之路》之后想写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但突然放弃了,改变了想法,直接进入了信息时代题材写作,写出《智慧风暴》,这是第一部报告中国由传统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的报告文学作品。请先介绍一下,您为什么改变了写工业题材的初衷。

王宏甲:我写完《无极之路》后,想写中国工业,因为没有工业就走不到现代社会。那时我想,农业社会是在庄稼地里种出来的,工业社会是从机床上生出来的。于是我去首钢采访,包括到它的矿山采矿,整整一年,做了非常扎实的采访,想写一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书。但是,在我系统地采访之后,我放下了,感到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没必要写了。

刘斌:为什么?难道这一年的采访就这样放下了?心血白费了?前功尽弃,不可惜么?

王宏甲:在做了系统的采访之后,我看到工业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一个崭新的信息化时代正在全球改变世界。这个新的时代是我所陌生的,也是很多人陌生的。我没有必要再去描述正在成为历史的工业时代,我应该赶快去认识我所陌生的新时代。

正是这一次,我知道了,当终于知道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都是一种收获。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像朝阳一样出现了,我应该去迎接它的到来。这期间,我先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现在出发》,写我国在信息时代到来之时,我国科技和企业乃至教育,面临的不适应的困境,描述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出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这部作品进行长篇连播,全国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也做了长篇连播。

接着我在1998年写了《王选的选择》。当时是北京市要开展“向王选学习”的活动,邀请我写王选事迹的长篇通讯。我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写王选,首次报告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王选的选择》发表在《北京日报》,报纸配发评论员文章,以此“拉开全市向王选学习的序幕”。这篇文章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同时,我写出3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初见端倪》,发表在19991月的《人民文学》;接着写出长篇报告文学《智慧风暴》,2000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刘斌:王宏甲老师,您的《智慧风暴》给人们打开了一道大门,从认识王选开始,认识中关村,开始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关村的诞生和崛起,是一场悄然的科技革命。而您的作品,带给中国社会各界(不仅仅是文学界),是一场观念革命,强烈冲击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记得当时评论家吴秉杰说:“这是一本认识时代和自己的书,一种启示录似的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说:“这本书的作用不仅仅在文学方面,对人们的思想精神,行为方式都有重大影响。”请您谈一下作品发表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好吗。

王宏甲:1998年我写中篇报告文学《初见端倪》,含义就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已初见端倪,《北京大学》校报用8个版全文登载。中共北京市教工委也把这3万多字的《初见端倪》印在教育通讯中发到北京市教育系统所有的大中小学。《智慧风暴》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书长篇连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海峡之声》也全书连播,在此期间长篇连播的还有5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除西藏、台湾、澳门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600多封读者来信。北京市妇联发红头文件,号召全市各区县妇联组织阅读《智慧风暴》,并开展读书征文评奖活动。在此前后,北京18个区县,部分大学、中学和企事业单位,邀请我去做报告。北京市街道开展的读书征文评奖活动,还邀请我去为获奖者颁奖。中央电视台将《智慧风暴》改编拍摄成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智慧风暴》2001年被中宣部、文化部等国家六部局评选为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全国十部献礼书之一,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刘斌:《智慧风暴》之后,您又刮起了《中国新教育风暴》,更为强劲。这个书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10项国家和省部级大奖。还特别获得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联合颁发的“中华之魂”报告文学特等奖,请深入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在教育界内外产生的强烈影响和意义。

王宏甲:我写《智慧风暴》的时候已经看到,由于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化,引起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在这个基础上,政治、教育、军事、文学、法律等各领域都将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军队将从体能型转为智能型,从机械化转为数字化。但在各个领域中,首先要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领域就是教育领域。

《中国新教育风暴》写什么?我要写我国1300万教师,带领着3亿学生,从一个教育时代向另一个新教育时代浩浩荡荡的迁徙。我在书中写了人类历史上的教育可以分为4种形态的教育:青铜时代的教育,铁器时代的教育,蒸汽机时代的教育和计算机时代的教育。每一次生产力发生重大革命,引起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教育都会发生重大转型。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变,出现了孔子等诸子百家。两千多年后,蒸汽机来了,必须学习数理化了,这就必须向工业时代的教育转型。100年后,计算机来了,人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发生改变,我要描述这个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型。

当这样一个重大变迁到来的时候,教育系统必然要出现严重的不适应,表现为很多“教育问题”。“问题多得像树叶那样”,每一种问题都涉及到很多孩子的命运。但是,我不能只是去描述叶子,任何一片叶子都可能“一叶障目”,我要去揭示它的根,这个根就是全世界的教育都在发生重大转型,都必须进行重大转型。这就是揭示出本质和趋势。

这部作品得到中国作协重视,中国作协为这本书开了重点作品扶持的第一个研讨会。这本书也得到中宣部重视,是中宣部联系中央电视台,希望拍成电视片。中央电视台随即拍成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我想请你留意,不是专题片,是电视报告文学片。这是两种不同的样式。专题片,重点在新闻性、记录性。电视报告文学片,重点是文学性。这应该是我们报告文学领域值得重视的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表现形式。虽然,这种以“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的样式问世的作品,目前全国只有两部,一部是53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无极之路》,另一部就是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新教育风暴》,但这种强调文学性的表现形式,值得报告文学界更多的朋友去发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拿着《新教育风暴》的清样录制这个作品的,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三天就开始长篇连播。这本书先后有三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十多年来,许多教育部门把它作为教师的必读书,以此为培训新型教师的教材,还从中出题考教师。全国有数百家校园网站常备这部书的全部内容,供师生免费阅读。出版社曾咨询版权保护部门,这是否侵权?得到的回答是:校园网站是非营业性使用,不算侵权。于是《新教育风暴》很大程度上成为公共用品。

十多年来,我应邀在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做过近百场《中国需要新教育》的主题报告,并因此应邀担任过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奠基中国》的总撰稿。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颁布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心在全国分三大片召开专题研修会议,我应邀到三大片的会议地点哈尔滨、山东潍坊、重庆做新教育专题报告。

刘斌:您提出要创建“信息时代的新教育”这个概念,被学术界认为本身是一个思想。在您看来新旧教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你说中国有1300万教师,广大教师接受你的“新教育”理念得有困难吗?

王宏甲:我所指的创建“信息时代的新教育”,是要对蒸汽机时代的教育进行变革,就不是一个小的改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世界性的信息时代的出现对我国发生了疾风暴雨般的冲击,我国从2001年开始的课程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教育转型。但教育部的口径,对这次课程改革称为“我国第八次规模最大的课程改革”,这就仅仅是在本国范围描述这次课程改革。我认为应该告诉所有的中国师生和家长,这次课程改革是有史以来第三次重大教育转型。如前面讲到的,第一次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第二次是从铁器时代向蒸汽机时代转,第三次就在当今,从20世纪工业基础上的教育向新世纪信息时代的新教育转型。这意味着要从一个教育时代向另一个新教育时代变迁。我们需要认识它,它对我们是有冲击、有深刻影响的,会震动千家万户的。这样的转型本身不容易,在我国尤其艰难,因为顽固的应试教育成为实现教育转型的重大障碍。也因为应试教育的顽固性,我在《新教育风暴》出版后的十多年里一直被邀请到很多教育部门做《中国需要新教育》的报告。到2011年,我还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教育良心说》,继续讲教育转型问题。

刘斌:您说在这场重大的教育转型中,首先要改变教育者,改变教师,您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王宏甲:要变教育,先变教师。历史上每次重大教育转型都如此。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就是要办新学,开设文史地数理化新课程,这在当时就是要创建工业时代的新教育。我曾经在作品中写道,此时即使有一万个鲁迅也是不够的,需要有百万个能从事新学教育的教师遍布中国的穷乡僻壤,才能改变整个中国的知识结构。而当时,最缺的就是能从事工业时代新型教育的老师。从1904年到2004年,正好100周年。我是在这年写出《新教育风暴》并出版。此时,变教育的重任再一次首先落在中国教师肩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并不缺教师,问题是“一个特级教师,在新课程面前也会变成不合格的教师”。这意味着我国一千多万教师需要改变教育方式。

刘斌:有人说中国的这次教育大转型,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还是对研究教育的人都是一场巨大挑战,最大的困惑就是新课改与高考制度的矛盾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王宏甲:我在书中描述,要创建新教育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一是教师资源,即需要大规模培训新型教师。信息时代万种知识扑面而来,没有一个大脑能容下那么多新知识,何况还有很多传统知识。因此,这是一个教育领域普遍需要“变教师为导师”的时代。即使是小学,也不是从事教学为主,而是要从事导学为主,即“变教学为导学”。二是课程资源,课程资源不止是课本,单凭课本已经不足以让学生跟上这个时代,课本应该是“导材”,即引导学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变教材为导材”的时代。三是评价方式,考试就是评价方式之一,但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把考试等同于就是评价方式。目前的高考方式,不仅是我国实现教育转型最大的障碍,而且是从事教育最大的障碍。我在一本又一本的书中,在每一次报告会上都反复说,高考制度是选拔制,选拔的另一面就是淘汰,我们应该问一问,教育应该以人为本,究竟有没有一个学生应该淘汰?教育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教育和现行考试制度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应该使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全面地聚精会神地围绕着“造就”来展开,而不是围绕着“考试”来展开。这才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育人的教育。

刘斌:《智慧风暴》和《新教育风暴》是您在我国信息时代的代表作,您这先人一步,前瞻性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王宏甲:我那时主要还不是考虑前瞻性。我一直比较注重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什么才叫写得好?是获奖吗?是畅销书吗?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是所写的作品究竟能不能对社会的进步有积极的大的影响,能不能对生存中的人们,尤其是处在艰难困苦中的人们有实际的帮助。

我看过一本《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作者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这本书是个小册子,但给我印象很深。吸引我的,起初是他没有讲“影响世界历史的100本书”,如果他讲“100本”,我或许不会特别留意,会感觉只是从书海中选出100本来评说吧。可是他只选出16本,为什么是16本,这16本是什么书?我读进去,看到他精辟地分析出这16本每一本影响世界历史的理由。这16本书中只有一部是文学作品,美国斯托夫人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为什么说它影响世界?当时美国正发生南北战争,这场战争围绕解放黑奴还是维持奴隶制发生激战。林肯将军看到斯诺夫人写的这部小说后,将它大量印刷发到战壕里去。许多黑人很受感动,纷纷加入林肯的部队。最后林肯将军取得了胜利,美国统一得到了巩固。30年后,也就是1890年,美国已发展为以工业为主的社会。这本书,对美国的统一和解放黑奴,包括推动南美和欧洲的黑人解放运动,反对种族歧视,都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后来又翻译到中国,书名叫《黑奴吁天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有很大意义。

我那时想,斯托夫人是39岁才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此前她没有写过长篇,只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小散文。论写作水平,世界上文学造诣比她强的作家,特别是男作家不是很多很多吗?凭什么是她写的作品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书?这促使我思考,写作最重要并不是技巧。尽管写作技巧非常重要,但一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作者那颗心,那颗大善大爱之心,我称斯托夫人有一颗“伟大的同情心”。其次,我发现,这部小说是采访黑人“汤姆叔叔”写成的。作品发表后,斯托夫人曾经受到攻击,说她写的内容是编造的,是不存在的。斯托夫人因此在报上公布她的采访笔记,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如此我得以知道,这部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纪实作品。

对斯托夫人创作的思考,促使我认真考虑,如果还想写作的话,应该写什么,怎样写,为谁写,为什么而写?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看到,当一个信息时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时代变迁将对每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我就去写这个时代变迁。

我在《智慧风暴》的前记《我为什么写这本书》中是这样写的:“回想起来,我愚小的心智受到鼓舞,还因为:人类历史上经历这种重大变迁的时期并不多。我没有机会在两千多年前去采写那场生生灭灭、威武壮烈的社会变迁,我也不能在二百多年前去记述蒸汽机出现前后的欧洲巨变,但今天,我就站在中关村的土地上目睹了这场与世界前途密切联系的历史性变迁。我如果没有认识到也就罢了,认识到安敢不言?”

通过这次创作,我更体会到了,文学作品最有价值的意义不是为了获奖,不管获多大的奖,而能不能对社会进步产生实实在在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值得追求的。通过这两个“风暴”的创作,我也更意识到了,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文学艺术也要发生变化,而如何使自己的创作迈进信息时代的创作,使作品称得上是属于信息时代的文学作品,这也是非常值得追求的。

刘斌:您的《智慧风暴》和《新教育风暴》被公认为是当今我国最具信息时代特征和最具前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您接着创作了《贫穷致富与执政——王宏甲调查报告》,这个作品写的是农民,跟信息时代是一种什么关系,它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体现在哪里,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王宏甲:《智慧风暴》的背景,写的是中关村的高技术产业,是科学家、教授投身产业,并且去开发市场。因为如果不亲自去开发市场,绝大部分的“科技成果”都会“束之高阁”或者“胎死腹中”,永无出生之日。由于他们的创造性实践,开拓出了中国的知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农业人口,农民如何走向信息时代,会在这个时代成为更落伍的人群吗?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这就首先需要调查。《贫穷致富与执政——王宏甲调查报告》就是这样一个田野调查后写出的报告文学。

首先选点很重要。中国最多农民企业的是浙江,因为它中小企业多。我选择了浙江省慈溪县作为调查对象,因为:浙江省,虽然属于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发达省份,但慈溪县历史上是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县。1954年行政区域调整,上级把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北部历史上围海造田的地都划归慈溪县,俗称“三北地区”。这“三北地区”就是自然环境差的代称。这里大部分土地是盐碱地,不能种粮食,只能种棉花。到改革开放前,全县连个汽车修理厂都没有,只有一个能修小型拖拉机和喷雾器的小五金厂。有两家棉纺厂,不景气。全县农业人口高达90%。靠海,但靠海的一面是滩涂,没有渔船可以下水,所以靠海而没有渔民。这样的地方能跟上信息时代吗?

我说过,报告文学必须写人,我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五个属羊的人,他们都是1955年或1956年元月出生的人。五个都是属羊的人,这就有一定的选择限制,从而有一定代表性。这五个人都只有读到小学五年级就遇到“文革”而辍学。这五个人都穷,做企业都没有起步资金。但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都终于把企业做出规模来,把产品做到了国内外市场。令人惊叹的不只是这“五只羊”。2003年,慈溪市的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约125亿美元。俄罗斯圣彼得堡,2003年工业总产值2704亿卢布,约90多亿美元。两地人口相比,圣彼得堡463万人口,相当于慈溪人口的3倍。

这些数据可信吗?慈溪市的有关数据是我从慈溪市调查来的,在我国政府网站上公布各省市地县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中也可以查到。慈溪市的企业99%是私企,企业的业绩与税收相连,是不会多报产值的。圣彼得堡的数据,是我去俄罗斯访问时通过中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得到的。这些数据应该比较靠谱。

但是,如果看文化建设,慈溪恐怕不是不及圣彼得堡的十分之一,而是不及百分之一。圣彼得堡有264个博物馆,45个美术馆,2000多个图书馆,80多个剧院,100多个剧团,62个电影院,38座体育场,53所国立高校、40多所非国立高校,有4000多个建筑、历史和文化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令人惊叹不已!慈溪有一个“慈溪市博物馆”,很小。我去参观时,馆长很热情,亲自给我讲解,但只有我一个观众。平日也无人光临。慈溪博物馆同我国许多城市的博物馆一样,陈列的主要是出土文物,多是物的展示,鲜见人的奋斗。似乎陈列这些古物,一个博物馆也就足够了,还显得空,没多少东西可摆。

一个圣彼得堡何以竟有264个博物馆?走进去,才知道,他们不同主题的博物馆里都陈列着他们的前人方方面面的成就。不仅圣彼得堡,欧洲的文物与艺术联系密切,更与人联系密切。这方式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罗马建筑上的许多雕像,博物馆里的许多油画,取材于人物的比比皆是。那其实是文化建设,是凝聚家园与激励传人的方式。走进圣彼得堡的博物馆还会惊叹地看到,18世纪后的俄罗斯,仿佛从地底下突然冒出那么多民族英雄,那么多建筑家、教育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用过的物品仿佛依然携带着他们的体温和精神传递给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圣彼得堡被德军围困900天,死难一百多万人,守住了这座城市。今天这儿的年轻人结婚,到胜利广场的英雄塑像前拍结婚纪念照。这些都告诉我们,这样的民族是摧不垮的。

如果说《智慧风暴》写的是中关村的知识经济,这本写慈溪农民的作品本来是想看看世人所说的“草根经济”如何,调查的结果,看到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农民几乎像人民战争似的挺进产业和市场,乃至跨洋过海走向国际市场,经济成就是惊人的。但是,慈溪经济发展已经相当富,文化建设却贫穷。这只是一个慈溪市的情况吗?不是。写的虽然是一个慈溪,折射的却是整个中国。我感到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已经“沦陷在经济”中。

刘斌:这个书很耐读,故事性强,内容丰富。我看到不少评论家说,这部作品不仅文学性强,同时把信息时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阐述得惊心动魄。

王宏甲: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到:“站在古罗马雄伟的废墟上,我看到,自古以来,多少宫殿倒塌了,多少帝国崩溃了,多少曾经繁荣的经济消失了。但《荷马史诗》没有丢失,《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有消失。无论罗马、巴黎或圣彼得堡的壮丽,最终都不体现在他们曾经的经济水平上,而体现在文化的建设和传承上。”这部报告文学,中宣部拨款5.5万元,由中国作协、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和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研讨会。这部报告文学入选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万村书库”工程,配发贫困农村,并入选中宣部、农业部、新闻出版署联合推荐的“三农”优秀读物。

刘斌:您后来又完成了一部作品《农民》,20131月出版,是一部反映中国一户农民百年历史的书。这本书在信息时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

王宏甲:我写《贫穷致富与执政》的时候,已经看到文化发展对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农民》这部作品,写20世纪的中国农民在一百年里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三大时代。我已经更加重视从文化的层面去考察。这部书,采写的对象选择了改革开放前沿富省广东的一个贫困村,这个村在雷州半岛。作品写了半岛上茂德公一家五代人。按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划分的阶级成分,茂德公家不是富农也不是贫农,是中农,这比较有代表性。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村的青年男女外出打工,许多村庄变成“空壳村”,更加贫穷而荒凉。茂德公的孙子陈宇是茂德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学金融,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有了“金饭碗”,却辞职回乡办企业,吸收了村里村外的青年来就业,改变“空壳村”。陈宇还在全村立了100多块大石头,每块石头上都刻写着一个大大的“德”字。中国人自古重德,却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这景象在强烈地表达着这个村子的人们当今是如何地捍卫道德。

刘斌:这个故事很让人感动,很有代表性。我们再换个话题。201310月,您又呕心沥血推出了《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您对“人民观”和“政治”是怎样理解的?

王宏甲:党的十八大以前一段时期,不少部门贪腐之风蔓延,一些官员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很多人失望,一些高级干部也对政权失望,表现在疯狂地受贿贪污。这些渗透了金钱的问题,其根源并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科技问题,而是精神问题,信仰问题。写完《农民》,我更加重视到文化对一个民族进步的意义。应该说,经济、科技、军事由弱变强,叫振兴。一个民族曾经辉煌的文化衰弱了,丢失了,把它重新找回来,叫复兴。复兴主要是指文化复兴。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我在十八大召开之前那一年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书名就叫《永不失望》,其中有一章专论“人民观”。十八大前夕,《人民日报》约我写《论人民观》。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两次邀请我去做关于“人民观”的报告,中宣部《党建》杂志社邀请我写一本《人民观》,我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有个副题《一个民族的品质》。即中华文化中有一个核心的资质,就是中国历史深处早就巍巍耸立着“人民观”。譬如我们今天说的“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句话里就有两个朝代覆灭的教训。汤指商汤灭夏桀,武指周武王灭商纣。革命一词的含义是,一个帝王,若不是护民而是虐民,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披坚执锐去革了帝王的命。这种革命好不好?按《易经》的说法,这是顺应天理和人民意愿的。这本书以“人民观”这一思想为中心,追溯了我国四千年历史,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推荐读物,不少地方的四套领导班子成员人手一册,我们总后就买了6000本,发到基层党支部。

刘斌:有一种观点,“文学应该离政治不要太近”,您如何看待?

王宏甲:我在《人民观》一书中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字“政”,从“正”从“文”,自古以来的政治理念就是要用光明正大的文化治理社会。不能因为具体的从政者令你失望就蔑视政治。政治是关系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大学问。文学不是应该离政治近点还是远点的问题,而是创作者有没有能力,有多少能力去认识它,去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它。因为政治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问,而综合性的大学问对作家的挑战是很严峻的。

自觉强化通识修养

刘斌:您在多年前就提出“通识能力”这个问题,这是很有前瞻性,有超前意识的,你并且在创作中亲身践行。现在通识教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许多重点大学把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作为两翼。专业教育注重信息时代不断创新的新知识,通识教育倾向于传承文明传统。您对通识能力有何新的解读?

王宏甲:15年前在《智慧风暴》一书中写道:“工业文明发端于欧洲的英国,可持续发展经济萌生于美洲的美国,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古典生活智慧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很早就在东方的亚洲放射着智慧之光。对这三大地域和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若能融会贯通,就会产生比你读到的多得多的新知识,乃至冲动出创造力,要达至这一步,就需要通识能力。”

我写在《智慧风暴》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在这个新世纪的早晨,有意识的锻造自己的通识能力,尝试着打通科技与经济,或者科学与文学等人文学科和行业之间的隔膜与藩篱,打通中外古今,世界就会在你的眼前宽阔起来,前途也会宽阔起来。”

我在2000年的时候写过一句:“二十世纪最大的迷信就是科学迷信。”这是因为我在那时认识到了,所谓科学,就是分科之学。任何分科的学术,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具有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局部限制,这是值得警惕的。更何况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工具,所有的工具都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恶。在科学之上,需要有能驾驭科学制止科学侵害人类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人的善良、正义。如果把科学当作最高准则来看待,就是科学迷信。

刘斌: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中,信息密集,知识含量丰富,能够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科学技术、历史学等等学科融会贯通,风格奇特,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提高通识能力的?

王宏甲:这本身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对我的要求。就知识体系而言,工业时代是分科的时代,信息时代来了,我们已迫切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打破专业藩篱。如果没有通识能力,就难以认识万象纷呈、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你又怎么能表现它呢?我感到,拥有通识能力,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特别需要的素质。

刘斌:能透漏一下您当下的创作情况么?

王宏甲:目前在写《孔子大传》。此外有一个梦想,想写一部中国文明史。梦想吧,不好说什么,有个梦想总还可以吧。

刘斌:感谢百忙中接受采访,受益匪浅,谢谢您。

王宏甲:谢谢刘斌,谢谢大家。

王宏甲简介:

王宏甲,福建建阳人,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创立了信息时代纪实文学的一种独特风格,作品奔放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多学科融会贯通的交响,情感与思想并臻,叙事与论述交融,从而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创造出一个独特的阅读世界。曾获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中国广播文艺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解放军全军新作品奖等。所著《无极之路》被拍成中国第一部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53集),《新教育风暴》拍成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曾赴韩国出席首届韩日中文学论坛,做《我的中华文明观》演讲;赴法国参加首届中法文学论坛,做《世界需要良知——兼论文学的社会作用》演讲;赴俄罗斯出席第十四届利哈乔夫国际文化对话会议,做《在圣彼得堡怀想阅读》演讲。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一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轻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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