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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英雄气 大地育史诗

2016-01-24 13:03:49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7760

人间英雄气  大地育史诗

——诗人、文学批评家刘仲和他的时代

 刘晓曦

生活的赤子,苦难的结晶,三十年打造九万行史诗,通过对特定时空的艺术重建,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宣告现代诗歌在历经沉沦和迷失后,终于回归艺术诗歌崇高静穆的本位。

古镇上的童年

一九五五年八月初三子夜,四川资阳县伍隍场头老秀才罗德刚家空气沉闷,气氛紧张,昏黄的煤油灯下,所有的人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一声婴儿啼哭,新来的接生员张秀琴完成了自己的首秀:这是她护校毕业后单独操作迎来的第一个生命:“恭喜,你当外公了。”“不,是爷爷。”秀才蛮横地从刚获得的祖父头衔上去掉了“外”字,从浑身汗湿的女儿罗芝兰手中抱起外孙。几乎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大胡子同性恋者艾伦·金斯伯格正用他惊世骇俗的《嚎叫》,带领一大群“垮掉的一代”,蝗虫样疯狂地扑向神圣的巴那斯山,让整个西方世界谈诗色变。老秀才对此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这个小生命将承袭他的斯文这个宿命。

这的确是件令人高兴的礼物:1938年抗战,秀才读中学的儿子罗英卖壮丁上战场后渺无音讯。现在好了,满腹道德文章有继承人了。教过私塾的老先生早就给外孙准备好了《诗经》《唐诗》《四书五经》。当然,还有打手心的篾片和用于罚跪计时的细香。在后来的几年中,“揠苗助长”是秀才经常挂在嘴边的教训,却也是他每天都要干的事儿。他老了,等不得了,因此布置的作业特别多,打人的时候下手特别重。他宠爱孙子,不许别人碰。但他挥舞戒尺的时候不许别人劝阻,谁劝阻他就打谁。国学古文和忠孝廉耻是牙牙学语就开始灌输,残酷的训练令刘仲童年痛苦不堪,同时也让他记忆力超群。

伍隍是个古老的场镇,位于成语东大路中段一个巨大的山包之上,石板街两边是松木门板店铺,岁月让木板上的木纹凸显出来,格外沧桑。这儿人口稠密,商贸繁盛,四周是环形的山峦和肥沃的农田。离场镇不远处有两座山峦遥遥相对:一座活像甑子;一座酷似饭瓢。甑子山和瓢儿山承载着这一方的希冀,有着优美动人的传说。周边的麦子山、西佛寺,都有灵异的故事,而古树绿茵下的百年名校伍隍中学更让这儿的文化充满祥瑞之气。从这儿走出去的名作家邵子南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人才,有的后来是国家栋梁民族精英,有的彪炳史册成了故乡的荣耀。

事实上,这一带不仅商贸文化发达,尚武之人也不在少数。当年“拳乱”,一千多操天津口音的人突袭成都,造成巨灾,然后南下重庆,路过伍隍场的时候天色已晚,住了下来。由于蛮横暴虐,犯了众怒,被临时组织起来的当地好汉夜袭军营,杀得抱头鼠窜作鸟兽散。

来看看刘仲父系一脉:上溯是蜀汉刘禅后代的一支,亡国后经江西、两湖两广进福建,明末清初入川。曾祖嗜赌如命,输光家产后卖身进煤矿挖煤,一场瓦斯爆炸仅以身免;祖父刘占云自幼失牯,当过放牛匠、川军校官、马帮主、土匪、鸦片烟馆老板、袍哥龙头舵爷;父亲刘鉴鑫五岁时父亲去世,八岁时母亲出姓改嫁,十一岁时因在祠堂学校学习成绩太好,被继父族人赶了出来,流浪在外,先是给地主当放牛匠,为讨要工钱被打聋了耳朵;后来在冥铺当学徒,受尽凌辱折磨还沾染了一身恶习,当上漆匠后才算走上了正路。在师伯的引导下,他作为交通员在自贡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1950年在土改镇反中大开杀戒快意恩仇。正当他官运亨通准备大办婚礼之时,母亲带着被他抛弃的快临盆的未婚妻找上门来。他没脸在共产党机关里呆下去,以漆匠身份浪荡江湖,成了被革命队伍淘汰出来的登徒子。罗芝兰是他众多的战利品中最年轻的一个。罪孽是他留给子女最宝贵的财富。

刘仲的外婆张氏出生在一个是煤炭挑夫之家,一个腐朽破败的“大户人家”中的鸦片鬼,是她的第一个丈夫。丈夫死后后她想持节守寡,却被逼得跳水自杀。获救以后被卖给罗秀才为妻,以当乳娘和洗衣妇为职业,十几年里一直在饿乡和养女的勾心斗角中挣扎。女儿罗芝兰是她与秀才的掌上明珠。

这样一个家族,简直就是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缩影。什么样的角色都产生过了,就差一个巴尔扎克式的“书记官”了。

伍隍场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有一家连环画租书店。这是刘仲童年的天堂。店主叶茂缃是原伍隍中学语文教师,罗秀才乳儿罗在尚的生父,因成分不好被精简回家,开租书店度日。刘仲叫他“四老爷”,在这里享受了近十年免费看书的待遇。彼时的连环画品种繁多,精美有趣。《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及苏俄欧美的许多文学名著,都在这儿得到了最优美的普及和形象诠释。“四老爷”是抑郁而终,而他妻子“四奶奶”这个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善良女人,也是在专政的管制下度过了痛苦的一生。刘仲总觉得自己的时空亏欠了这一家人。他在史诗《在河之洲》中对这些生命满怀深情地作了真实的刻画。

一九六三年,刘仲读二年级,学业刚起步,突然,“天”塌了:先是外公病逝——老秀才是死于对女婿的极度失望和愤怒;不久,在外漂流浪荡的刘鉴鑫被五花大绑押送回伍隍场,经过公审,判刑八年。这一回他是冤案:油漆工挣工资被打成“新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其罪名之荒谬显而易见。一九八二年平反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在这20年间,刘仲的青春是背着耻辱的黑牌挣扎。以至于他的缪斯始终带着悲愤色彩。

外公死了,父亲被抓了,“四清运动”开场了,生存危机和政治歧视接踵而至。母亲罗芝兰靠打小工每天挣八毛钱养活五口之家,刘仲则成了社会嫌弃的“狗崽子”。这种歧视与其说是在一夜间形成,不如说是历史粪坑里沼气的一次小小爆发。绝对平均、绝对平庸、绝对守本分、绝对不许个人追求富裕生活是社会的主流,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的生命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在刘仲回忆录《我的丘陵》中曾记载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新来的女同学不知道这个班的男女界限,勇敢地担任了歌剧《王二小》中的女主角小芸姑娘。由于落落大方,她很快成了男同学们的梦中情人。然而出于妒忌的流言蜚语也由此而生。刘仲参与了对这位“女神”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诽谤。班主任刘琼芳家访时告知刘仲母亲这事儿,罗芝兰大为震惊,痛心疾首。她实在没想到儿子品质会如此糟糕。刘琼芳安慰她,说刘仲还是有长处的。比如,他的语文很好,作文不错,语言生动,不落俗套,看得出是读了不少的书,将来有可能当作家……刘仲躲在门外偷听了这场谈话。出于私欲的卑鄙行为让他痛悔一生,而刘老师关于他能当作家的话,成了他憧憬理想时最强烈最持久的心理暗示。30年后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说母亲罗芝兰、班主任刘琼芳老师、妻子吴琼芝这三个女人造就、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绝境之中,刘仲开始懂事。他去垃圾坑捡破烂、去场镇外的坟地荒坡割牛草、去十几里外的乡办糖厂捡煤渣、去农业社收获过的坡地捡残粮,不惧暑寒饥饿,不畏路途遥远,不怕呵斥驱赶,不睬羞辱咒骂,千方百计挣个三毛两毛补贴家用,给妈妈“松肩”。平常委屈尚能忍受,只有那些伤心剜骨的恶作剧才会激起他歇斯底里的反抗。有一次他发现同学们看自己的时候目光异常。大家总是争先恐后地要看他的背后。脱下衣服头一看:背后贴着的一张白纸上,“劳改队长”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赫然在目。他气疯了,扑向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一场飞蛾扑火招致了群殴,他满脸是血,受到校方警告。从此,“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劳改犯的儿子”更是恶名远名播。后来有人总结出诗人都是些极端的人,而这个极端只能来自于极端的时空环境。在这方面刘仲很多地方与高尔基相似:都有一个古板严厉而不失慈爱的外公;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寡妇妈妈;都是处于社会转型变革的前夜;都是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中度过的童年;都是在绝境中迸发出超越常人的能量;都是从乌云的缝隙中看到未来的曙光;都是从生命的呐喊开始文学事业……

文化大革命,炼狱锻造超强的灵魂

历史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但有时也会以某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爆发释放它挤压已久的正负能量。到了一九六六年初夏,“大跃进”饥荒和“三高五风”后遗症所带来的暴民意识,已浓缩到临界,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为天堂和狱里所有的情绪希冀打开了宣泄的大门。文革开始了。起初,基层党政试图将运动引入“正轨”,购回大批红油漆,把伍隍街上所有的门面漆得通红,再喷上金黄色的《毛主席语录》以吓阻别人张贴大字报。这就是所谓的“红海洋”战术。但没有人理睬它的神圣,大字报照样铺天盖地。受北京“西纠·联动”的启发,伍隍区委成立了保卫自己的外围群众组织。这个群众组织有地方党政撑腰,讲血统讲资历,将一些追求进步的年轻人排斥在外,逼使他们另立山头成立造反派组织。而造反派组织一成立,便宣布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势不两立,发誓要革命夺权。极左风暴就这样横扫中国大地,每个人都想挤进革命阵营,因为这样可以不受惩罚地攻击别人。受那些大城市来的“播火者”的影响,刘仲约上几个同学上北京串联,刚走到县城冻疮就破了,与鞋帮粘在一起,疼得他在联络站里哭了一夜。显然,串联只能结束。然后是七八个“准红卫兵”去石油器材库找刘仲的母亲,一顿午饭花去这个“劳改犯家属”四天的工资。几天后,刘仲回到伍隍场,发现同学们已分裂成势同水火的对立的两派。“劳改犯的儿子”申请加入群众组织的过程,完全是阿Q要参加革命却被赵老太爷扫地出门故事的翻版。在女同学们同情的目光下,他无地自容,伤心欲绝,觉得自己被打入了“另册”,是专政对象,前途完了。

运动一开始,伍隍中学一位在旧社会当过法官的教师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进了专为“管制分子”“准管制分子”设立的“牛棚”。每天烧制砖瓦,只管饭,没有工资。留在家里的一双儿女为买米煮饭,只好搬出父亲的藏书卖废纸:精装本,两分钱一本。刘仲用捡垃圾卖废品得来的钱买到了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任继愈《基督教史》以及史学专著《古代的东方》。这个被时代狂飙遗弃的少年,用阅读来麻醉绝望痛苦的心,但五彩缤纷的知识海洋让他流连忘返。他忍饥受寒,废寝忘食,经常是眨巴着一双被柴油灯盏熏红眼睛和人说话,让外婆心疼。书中很多地方他似懂非懂,但他开了眼界,也开了心窍,他再也不把自己看作芸芸众生。

武斗期间,伍隍中学高地上一栋旧式教学楼成了火力点。图书馆暴露在声声冷枪所带来的血腥恐怖之下,大门洞开无人看管。一个不怕死的往届生开来拖拉机,用几天的时间把学校近百年的藏书搬了个罄。刘仲认得这家伙,从他那里弄到了大量苏俄及欧美文学书籍。好在从小受到外公的国学教育,繁体字和竖排版都不构成阅读障碍。那些发黄的书籍在最恰当的时候,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进入了一个因绝望而又满怀希望的心灵。这是比《东周列国志》、《三侠五义》、《说岳传》、《水浒传》更富于营养的精神大餐。让他知道了天外的世界。他喜欢高尔基和屠格涅夫,契诃夫让他胸闷喘不过气来,而幽默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则让他忍俊不禁。他有吃饭时看书的坏习惯。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菲尔丁的《大伟人维尔德·江奈生先生传》、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让他喷饭捶胸笑出了眼泪,吓得外婆出去说我家刘仲疯了。

在一个革文化的命的精神荒漠中,能钻进书籍绿洲畅饮甘泉是怎样一种幸运!历史选择了这个认得繁体字、粗懂文言文、读得通竖排本的边缘少年,在刺鼻的武斗硝烟和震耳欲聋的政治口号声中,用匪夷所思的方式送来知识王国的钥匙,为他将来的文学之路做好了铺垫。街坊邻居中有一位历史教师,去世后留下一大堆书籍由他打草席的三嫂保管。刘仲每天给这个草席机前寂寞的劳动者讲几段《五虎平南》、《施公案》、《剑仙侠客传》之类的故事,换得借阅藏书的特权。这是一些从民国初年到60年代的高校文史哲教材,非常及时地滋养了一个未来诗人饥渴的心灵。

现在罗芝兰是西南石油器材库的合同制油漆工了。她每月25元的工资中,20元是家中小脚母亲和三个孩子的生活费。5元是自己的饭票菜票。至于孩子们的学费,因刘鉴鑫这个劳改犯的问题不敢奢求减免,只能从饭菜票里抠。这令她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低血糖,经常在单位组织的跑步活动中晕倒,好几次都是一针葡萄糖抢救回来。即便这样,她还尝试去医院卖血,多次遭到医生的厉声呵斥。只要有加班活儿,她都要积极参加。每晚干到十一点钟,报酬是一顿免费晚餐。一般这晚餐是留给来身边补习功课的儿女。这为她后来的糖尿病埋下来病根。

刘仲也是这样,每天两顿照得见人影的稀饭,饿得头昏眼花,体育课好几次昏倒在操场上。一次去水库游泳,他突然虚脱,不是同学出手相救,必成淹死鬼无疑。十三岁那年的冬天冷得出奇,他借得一本书名《海鸥》的苏联小说,期限是两天。为按期还书他熬了两个通夜,在止不住的哆嗦和咳嗽中,看完了女主人公卡佳的命运。他病倒了,是重感冒,因无钱医治,躺在床上昏睡了好几天。大病初愈后他去资阳石油器材库看母亲,一路头重脚轻,脚步踉跄,走到母亲宿舍门口便倒了下去。是母亲同事的一碗炖蹄膀让他恢复了元气。刚有精神说话他就嚷着要书看。有人给他找来本发黄的竖排本繁体字旧书,是吴运铎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这是怎样一曲真实而质朴的奋进者之歌:一个半文盲学徒,从笨手笨脚使用锉刀,到用破铜烂铁造枪造炮成为顶级军工专家,把一个生命由卑微升华成了伟大。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刘仲经常向朋友提到这本书,说吴运铎是自己一生的榜样。这榜样让他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被英雄主义洗了脑的天真汉。佛家讲因果报应,凡事都有缘由;刘仲自命不凡悲天悯人的儒生品质、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和勇于担当的献身精神、一身江湖气和认死理的倔脾气,哪样不是他祖辈父辈及其时空环境的结果和延伸!

同学们都知道刘仲爱书如命,从不放过捉弄他的机会。他们偷他的书,藏他的书,抢过他的书像逗猴子一样传来传去让他疲于奔命,直到他好话说尽或暴怒欲狂。一天下午放学,夕阳如火,一个同学拿出一本旧书在刘仲眼前一晃:是《夏伯阳》!刘仲小时候看过连环画,现在见了小说如见了宝物。但同学说要当完值日生扫完操坝再说。刘仲二话不说,抓过扫帚干了起来。半小时后,操坝扫完了,同学抽身便走,刘仲追了上去,陪着那无信无义之人走了十二华里,最终还是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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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强调历史机遇:同样处在电子信息产业革命时代,德国、日本抓住机遇,从战争废墟中崛起,后来居上成了强国。而中国却一直深陷无聊的政治内斗,在贫困落后中瞎折腾了近30年。尤其是生在四川,1960年“大跃进”是重灾区,1968年文革武斗又是重灾区。在蜀南,身为宜宾县委书记的刘吉挺居然带领三万多人用大炮进攻泸州,战败者满面硝烟血污,唱着《国际歌》从废墟里出来当俘虏;在重庆,“砸派·反到底”不满解放军不偏不倚的“支左”态度,用密集的炮火击沉了朝天门港口的潜水艇。几天后五个水兵被打捞上来,尸体已经膨胀得不成人形。

伍隍小地方,最大武斗场面是百多人的枪战,动用了六零迫击炮。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初中刚毕业的杨怀富,他跟随保守派队伍在四月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路过伍隍,因答不上口令被对立派的哨兵喝令“站住!”对方拉响了枪栓,而他扣动了扳机,哨兵应声倒地……这是资助过他的代课老师刘汉华:一个英俊魁梧的小伙子,伍隍中学高三68级的高材生,已经被内定留校教书,昨晚刚领到了一支空枪,就这样糊里糊涂被自己的学生一枪毙命,把热血抛洒在捍卫“革命路线”的哨岗上。杨怀富得知枪下鬼是自己的恩师,精神崩溃,去瘫痪了的公安局投案自首,吊死在监狱中。当时,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将己方死者包装成“革命烈士”,但刘仲却为生命陨落的意义而迷惘。尽管此时他思想上已经脱离保守派靠近造反派,却在看到死人苍白的脸色和茫然的瞳孔那一瞬间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西方文学名著中的那些殉教者的悲剧,在刘汉华杨怀富这对师生身上放大了愚昧和暴虐。

作为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的崇拜者,刘仲有时觉得自己是神灵附体,生活在理想世界;有时又在现实的阴影下战栗,盼望血腥的恐怖早日结束。他一时兴奋难耐,在暴风雨中大喊大叫,蹦跳得老高;一时消沉迷惘,觉得自己是在深渊里挣扎,徒劳而绝望。他经常跌倒,但可怕的不是伤痛,而是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和神的虚妄。每到这时,他就使劲捶自己的脑袋,竭力想摆脱内心矛盾带来的晕眩。他非常痛苦,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竭力让自己邪教徒般顽强地生活在美好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梦幻中。他认为眼下的丑恶、疯狂、贫困落后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是英明伟大的领袖和党一直在与之斗争并终将战而胜之的。这为他的人生和文学带来长时间的困扰,使他在颂圣合唱队的角落里蹉跎多年。但当他因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辨而成熟清醒以后,他对自己和时代的批判就超越了常人。

广阔天地,诗鸟儿的第一声啼鸣

1971年,刘仲初中毕业去了重庆:他的德蓉表姐——当装卸工的姨父姨的独生女儿死了。老两口苦苦要求他留下来“顶班”,在港口码头开吊车。尽管当地重情重义的好朋友们令他依依难舍,他还是拒绝了姨父姨的安排,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伍隍:是一个女同学的来信让他归心似箭。这是一个心仪刘仲多年的邻家女孩,要他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回伍隍插队下乡。他积极找上公社革委会,强烈要求奔赴“广阔天地”。最终他如愿以偿,在场镇附近的石坝儿大队当了一位新农民。而那位给他写信的邻家姑娘,在和他苦恋近十年后,终于成了他的妻子。

“广阔天地”自然景色优美,却容不得些许浪漫。首先,烈日下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个考验。挑粪桶刘仲不怕,捆纤担钩锁却是他老是学不会的本事。人家捆麦秸三下两下捆好,纤担两头一穿挑起就走;刘仲搞得满头大汗还是挽不好疙瘩,好容易捆起来一挑——麦秸散了。白眼和嘲笑是免不了的,但善意是主流。刘仲住在下台书黄昌德家里,这是一个善良正直的缺牙老头儿。每日三餐的粉渣牛皮菜碗豆粥他总要让刘仲先吃饱。收工后刘仲累得回家倒头便睡,他端来热水给刘仲洗脚。轻声抱怨小伙子不顾惜身体,说农业社的活儿哪是一天就能干完的……刘仲在自己的第一部诗集《艰辛的旅程》后记“关于我和我的诗”中回忆了这个情节。他说他有时并未睡着,任那慈父般的老头儿给自己洗脚,听着他慈爱的唠叨,泪水滚出了眼窝。他说他从此把自己看作是农民的儿子,感恩和敬畏让他自觉重任在肩:史诗《在河之洲》第十卷就叫《大地的恩情》。

下乡之初,刘仲暂时摆脱了“劳改犯的儿子”的身份,还有了“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的光环,他开始憧憬辽阔的蓝天,陶醉于温馨的爱情和大自然的美色。激动之余,笔记本上留下了他诗句:“当浓雾散去的时候,天边闪动着黎明的曙光。槐花的芳香陶醉了我呵,晨风吹得花飘荡……”何等的稚拙,何等的肤浅。犹如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没有任何诗意可言。其他一些“作品”也是些豪言壮语,没有诗歌味儿,不受人待见。只有未婚妻崇拜他,是他的忠实读者。

“劳改犯的儿子”写“诗”,这是一件新闻,更是公社革委会某些人眼里的“政治事件”。他受到了警告,而且被否定了当武装民兵的资格。这样,他被打回了原形。只要与人有争,“劳改犯的儿子”的身份就会被提出来,挂在耻辱的十字架上示众。一天,刘仲出工去了,区上清查“三坏四旧”工作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突然袭击,查抄了他珍藏的刘复译的歌剧《茶花女》和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并留下话,说他的思想动态始终是在政府的掌握之中,要他时刻想着无产阶级专政是强大的,像他这种人要在当今社会出人头地是痴心妄想。刘仲十分痛苦,但没有把这些写进自己的诗行。他不是害怕,而是生活现实与他幻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越来越不靠谱。他劝慰自己与其和这些丑恶现象生气,徒劳地悲愤,不如忽略它,走自己的路,期待正义的最后胜利。

从梅林的《马克思传》里,刘仲发现了马克思之所以成其为马克思的秘密——严苛的自我批判:革命导师凡遇挫折总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我完善是他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他发誓要要像马克思那样勇于自我批判,认为只要善于总结并保持自我反省,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冥冥中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终将走向成功的宿命。对那些现在得意的自甘平庸之辈,他不加掩饰的怜悯是发自真心。狂妄自大、不会做人是公众对他的评价。这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久而久之,他对那些无休止的歧视打压不仅习以为常,还暗自提醒自己这是激励自己上进的力量。刻苦阅读努力写作之余,他是把苦难看作是必要的考验,甚至是他独有的宝贵财富。“天之将将大任于斯人”——不“苦其心志”何以成大事!

就这样,他无视周围诧异的眼色,我行我素,只当自己是生活在阳光下诗国中,未来必定是辉煌。伍隍区文艺宣传队成员大多是知青,都有自己的梦想。一次聚会,刘仲对招工回城镇之类的平庸理想的不屑,引起了众怒。大家纷纷指责他的自负和狂妄。宣传队领导、前造反派笔杆子陈庆刚发现了他。通过一次竟夕之谈,这位年长刘仲十年的失意诗人政治家,觉得自己有了文学知音。刘仲的口才和超强的记忆力被看作“天才”。然而,当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拿出自己文理不通、思想浅薄、语言干瘪的习作后,“天才”气泡在瞬间破灭了。刘仲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极度的失望。他没有气馁,认定自己找到了文学老师,并坚信只要自己坚持理想刻苦学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必成大器。海量的阅读、勤奋的思索、刻苦地写作,受缪斯的指引,在人生十字路口,他放弃改善生存条件的机会选择理想,同时也就选择了坎坷、荆棘和愈加深重的苦难。他将这些苦难看做是必修课。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

1975年秋,农业社因队长搁担子而陷入了瘫痪,小春播种延误半月,加之无人管理,来年收成和社员的口粮大成问题。关键时刻,刘仲挺身而出,当上了生产队长。廉洁和苦干带来一呼百诺的威信,他意气风华、踌躇满志,满怀建成大寨式生产队的豪情壮志。这时候,“三线建设项目”资阳内燃机车厂来招工,条件是男性、两年以上的知青经历、表现良好。公社和招工单位放出话来,说刘仲是第一候选人。得知刘仲拒绝填写招工表,母亲来到田间,恳求儿子抓住机会回城,结束乡下的贫苦生活,为她减轻负担。但这新上任的生产队长竟是铁石心肠,他无视母亲的眼泪和招工单位的遗憾,硬生生拒绝招工,当起了“扎根派”。一年里,他累死累活,让全队劳动日值由持续多年的8分钱,增加到了35分;人均口粮由290斤增加到560斤。代价是体重由138斤减轻至89斤,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遍体鳞伤。尤为严重的是,这位急于改变生产队落后面貌的浪漫主义者,因作风粗暴制度严酷,由人见人爱的知青队长变成了不受欢迎的暴君。大家之所以还容忍他,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而且干活亡命。当他的权杖伤害到支部书记的亲戚时,“劳改犯的儿子兼走资派”的帽子扣在了他头上。而他也不是良善之辈,回敬了支部书记一顶“真正的走资派”帽子。还组织人马将大字报贴上了大街。这时他的诗才已基本成型,恶毒的讽刺诗让大字报专栏下挤满了人头,也让他和对手两人的政治生命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同归于尽。

当刘仲带着满身伤痕步入晚年,压在他心头的块垒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他对老支书黄昌德的伤害。这个布尔什维克老人因儿子在生产队保管室值夜有监守自盗的嫌疑,受到了刘队长不分青红皂白的追究,羞愤之余差点儿气疯。直到二十年后去世,他一直拒绝给刘仲忏悔的机会——他后来当了乡里的养老院长,活了八十多岁。

时代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伟大在于坚守

1977年,曾拒绝国企招工的“扎根派”刘仲,在伟大领袖去世和自己队长下台后万念俱灰,进伍隍运输社当了一名扛大包拉架车的装卸工。此刻。他的梦想是在重体力劳动中远离政治,放松心灵。然而,他错了,这儿不是世外桃源,他在这里仍然不受待见:这个单位文革派性的后遗症随处可见。部队转业的交管所长和公社书记转岗来的企业党支部书记,因权力之争闹得冤冤不解。两人拉起各自的山头,写大字报揭对方的隐私,打小报告毁对方的前程,搞得乌烟瘴气。这个旧社会的“力行”一直憎恨文化人,现在却又需要文化人。两边都对臭知识分子看不上眼,两边又都来找刘仲操刀主笔写整人的材料。厌倦了政治斗争的失意者不肯。几番推托后他成了两派共同的敌人,被放逐到沱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当半失业的码头装卸工。年底的全县文艺调演,县文化馆从节目单的创作人员署名上发现了他,发表了他的作品,为他评奖,还多次安排他参加采风创作活动,听专家讲座。运输社非常恼怒,不仅卡住他商调文化馆,还卡住他退职退社。1979年,他停薪留职出来干个体油漆工,并开始了历时30年的以家族为原型的史诗《在河之洲》的创作过程。

停薪留职对于一个有养家责任的男人来说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赌命!稳定的收入、企业职工的荣耀、年轻人的发展前程,一切都付诸于不可知的命运。刘仲从单位出走,既是迫不得已,又是逻辑使然:他26岁了,文学事业还没起步,使命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需要时间、需要自由、需要鼓励。而这一切在运输社都得不到。诗集《艰辛的旅程》的后记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那天装运废品,麻布口袋里沉重的杂骨像锥刺,让他肩头疼痛难忍。这时废品收购站的电子管收音机里传来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优美的旋律描绘着月光下寂静的草地、缓缓流淌的莱茵河及其河畔的风车、高大繁茂的橡树林中的村落、远方若隐若现的群山、姑娘头上飘舞的纱巾……他如雷电轰顶,顿时呆住了,泪流满面。他在心里喊道:这才是我的世界我的生活——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了!

音乐结束了,下班了,多情的装卸工诗人仍呆在那儿莫名其妙地感伤流泪。他可以不理睬工友们的嘲讽,但总是在重体力劳动中心猿意马。一次起吊锅炉,钢架砸在了脚背上,造成严重肌肉挫伤;一次抬200公斤一桶的煤油装车,从跳板上摔下来差点儿丢命;还有一次用手推架车转运磷肥,下坡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砖房……母亲说,那就出来当手艺人或做生意吧:这样既能广泛接触社会,又有充足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继续你的文学梦。

此后二十多年里,刘仲当过油漆匠、开过百货店、餐馆、火锅店、家具厂、当过卡车主,从事过法律服务工作,经历过陡坡翻车的车祸,在宜宾兴文县仙峰山的悬崖绝壁上和横行霸道的道班路霸打过架;暴风雪之夜在云贵高原大山的梯田上迷过路;在广东为打工仔讨公道的人身损害赔偿官司中,和无良日资、台资企业老板交过锋。上过蓝天、见过雪山、草原、大漠和海洋,结交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朋友。他将自己所见所闻,写进诗歌,先读给大家听,然后结集出版。诗集《艰辛的旅程》199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西方颓废派的摹仿者在中国正大行其道,刘仲的现实主义诗歌不合时宜,诗集出版后反响平平。直到九年后的2002年,四川省文联才发现了这颗遗珠,在刘仲不能到场的情况下,让资阳市作家协会把《古马杯·天府文学奖》代领回家。

刘仲潜心文学的时候,家庭的担子是落在妻子吴琼芝的身上。在10多年里,这个瘦弱的小女人用微薄的工资养活诗人丈夫和还是学生的儿子。上班杀猪卖肉,下班煮饭洗衣服,还要照顾婆婆这个晚期糖尿病人。199611月,企业破产,她一整夜靠在床头上默默流泪,让家人无言以对。不久,一个办私人幼儿园的朋友找上门来,她笑逐颜开——她又有工资养家了。19975月,《四川日报》上一篇题为《一个痴撑诗人的女人》的配图深度报道,让吴琼芝一夜间成了“名人”,也让刘仲陷入了窘境:堂堂男子汉让妻子养家,真是羞愧难当。但这时《在河之洲》正写得顺手,他不能放下。刘仲认为只有坚持下去,横下一条心完成这部巨著才是对妻子的最好报答。

在刘仲的一生中,朋友是他的重要资源。这些人,有的在他受到歧视的时候出面维护他的尊严;有的在他生活困难之时慷慨解囊,帮他度过难关;有的做他的文学老师和批评家,使他成长;有的用各种方式为他解除后顾之忧。大家把刘仲看作他们的代言人,把刘仲的诗歌看作自己想写而未写出的作品。企业家刘敏、谭明中、陈世龙、烟草局官员卓礼贤、税务官员张孝光、党政官员温亚东、叶德明、魏国成、棋朋诗友卓选贤、文学知音唐俊高、康钦华、梁朝军、杜先福、敖贵东等人一直是他强有力的支持者。后来他移居资阳市区,和党政机关人员接触多了起来。市委宣传部的崔刚、徐远鸿、谢劲松、胡跃明、苏华、张光禄、魏华、陆安强,市文化局长石朝武等让他见识了共产党的优秀人物。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偏激和缺陷。“活在当下”的命题是他们对他的忠告,让他坚定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担当。刘仲极其珍视和这些人的交往,把回忆录《我的丘陵》中的有关章节命名为“友谊的翅膀载我飞上蓝天”。

孤独的英雄,遥远的彼岸,时代的呼唤

1999年秋,刘仲终结了20年的自由职业,调进新成立的资阳地区广电局任保卫科长,专事处理私营网络公司控制广播电视播出前端及有线电视收费权的问题。这是国家广电事业和新成立的资阳地委行署不可承受之痛,绝非什么“改革的代价”。从政策法规上看,事情再也简单不过,就一个国家广电资源权益归属问题。但其所涉及的面太广,背景太深,行政处罚受阻,演变成两个阵营不择手段的公开争斗。其中一方甚至还宣称不惜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发誓要“血战到底”。刘仲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人家是看重他法律工作者、作家、市县两级人大代表的身份和社会名声,希望他能成为一把好使的枪。“国家利益”、“党的喉舌”这两个神圣的名词,加上“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让刘仲热血贲张。他觉得英雄有用武之地了,牺牲乃最大光荣。于是他毅然同敌对阵营中的一些老朋友反目绝交,把自己当作了一门炮,不,一发炮弹,打了出去,粉身碎骨……

故事的高潮是2002210日,从中央、省、市发出的专门文件被当作废纸后,因绝望而愤怒到极点的广电局职工和誓死守卫既得利益的私营网络公司成员,在广电网络公司大楼下发生的群体事件:几百号人参与,棍棒与拳头齐下,砖头并口水乱飞。刘仲手执《行政执法证》,自以为依法奉命行事却被打得头破血流……写《内参》的媒体应私营网络公司之邀来了,将事件定性为“行政单位打压合法企业。”不管怎样,这是群体事件,只要是群体事件就要追究领导责任。广电局长说,看来责任是落在我的头上了。我走以后你们好自为之。刘仲说,不,我去。我相信事实、相信法律、相信人民检察院最近的《调查报告》。

故事的尾声是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报告》被束之高阁,刘仲以群体事件责任人的身份走进铁窗,当了13个月的领工资和生活补助的囚徒。出来以后,私营广电网络公司已经被广电部门整合,他被安排作他过去的行政处罚对象的下属,而史诗《在河之洲》后几卷的腹稿,很快变作了文字——这是铁窗下的玫瑰,凝结着诗人的信念、生命体验、感情积累、思辨成果和对生活的挚爱。

这就是刘仲。他丝毫不以自己的铁窗生涯为耻,而是以超常的耐心等待迟早要来的公平正义。2010年冬,四川某干部监狱终于迎来了那位早就该来的曾经的私营广电网络公司老板。他向来是有恃无恐,胆大妄为,最终却因纯属个人的一笔贪腐账获得11年班房居住权,怨不得上面的某些老领导见死不救。

20116月,在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大力支持下,长河叙事诗《在河之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通过互联网传播,在海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网名“可见光”的美籍华人汤春梅博士在《读书天地》里发表了276条短评。20125月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为刘仲举办研讨会,《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云南信息报》分别作了深度报道,全国100多家门户网站和《深圳晚报》、《辽宁日报》等纸媒作了转载。一个世纪来,中国诗歌界一直在呼唤黄钟大吕,现在,作为“国之重器”,中国首部大型现实主义史诗来了!

一部长诗,8万行,100万字,写了30年,这是媒体喜爱的噱头。但《在河之洲》的意义不在于此。自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让功利主义诗歌走到了尽头。随着存在主义、直觉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入,空泛的集体主义被极端个人主义所取代;明快优美的民族诗歌语言被朦胧晦涩的散文体词句所取代;崇高和静穆被内窥和自我玩味所取代;对生活的赤诚被梦呓和天马行空的神的感觉所取代;人性包容天地万物之爱及人类生活的本质被瞬间的“此在”切片所取代。刘仲写《在河之洲》是有过坚守经典传统的念头,但绝对没想过要作当代中国诗界的公敌。是两次碰撞让他看透了这个圈子的非诗歌属性,从而产生了堂吉诃德与风车搏斗的那种冲动。这冲动持续了30多年,激励他拿着扫帚走进诗歌奥吉亚斯牛圈,开始了文学批评生涯。

1979年初春,资阳县城的一场民间诗歌聚会,气氛热烈,几十位与会的文朋诗友或朗诵自己的作品或评论别人的作品,相互打磨不亦说乎。一位来自兰州石油学院的大学生是不速之客。他横空出世目空一切的气概引起了大家的好奇。然而这是个眼高手低的角色。他的油印诗稿在人眼里只不过是分行的蹩脚散文。辞藻生造,文理欠通。但他仍然豪气干云,声称传统美学已经过时,他是代表中国诗歌的未来。人们瞠目结舌,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即便过去的颂圣之歌应该休矣,中国诗界也不至于应该让这样轻薄的狂徒所占据。诧异的目光下,他开始了结结巴巴的朗诵,大意是说,宇宙在爆炸,地壳在漂游,生命在蜕变,在本不属于年青诗人的地方,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叮咚声中将竖起他们这一代开天辟地者的雕像……

碰撞发生了:刘仲站了出来,对这位桂冠的觊觎者提出了质疑。说这不是诗歌,诗歌不是这样的——那段时间他正研读丹纳,这位法国批评家对诗歌语言特点的经典论述让他铭刻在心:优美的意境、充沛的激情、无与伦比的声调让我们超临于庸俗的现实之上,去观照真理和美的太阳……刘仲说诗歌应该是诗人的诗歌,而诗人必须是有个性的真实的活人。他必须投入社会生活,以自己高尚的人生争取人类精神代言人的授权,成为时代感情关注的中心,让自己的作品引起广泛的共鸣。然而这位大学生诗人却无视自己的时空,像神一样君临天下是他给自己的精神定位。尽管论争激烈,鸡同鸭讲的结果只能是无解。

不久,报上刊出了顾工对叛逆儿子顾城表示“愤怒”的文章。老诗人通过“批判性地”介绍儿子那些晦涩朦胧的诗句,巧妙地帮助了一个新诗派在浪潮中崛起。紧接着诗评家谢冕一篇名为“烈火中涅的凤凰”的雄文出笼,为顾城们“新的美学原则”张目,并将他们的创作推崇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这在客观上解除了功利主义美学对中国诗歌的桎梏,终结了政治标语口号诗歌时代,但又将中国诗歌引向颓废主义的不归之路。刘仲曾经在八十年代初的《格拉丹东》中尝试过某些现代派手法,但他发现意象碎片化和语言散文化对诗歌固有之美损害甚多。对于那些自恋内窥颠覆语义逻辑和传统诗歌理想、放弃社会责任鬼话神话,他除了忧虑便是反感。他在那段时间对哲学美学的苦读苦思,就是出于力挽狂澜的决心。

十七年后,也就是1996年冬,刘仲与闻名遐迩的诗评家邹某在资中县城邂逅并作彻夜长谈。彼时邹某38岁,已是《大中华诗学》的著者、大学名教授。他对刘仲把中国当代先锋前卫派诗歌归于西方颓废主义的滥觞并从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很不以为然,说中国诗歌环境不好,诗歌不景气,所有写华文诗歌的都应当得到包容、尊重和关照。在他的几部主要著作中,诠释那些类似于天书的港台及海外华文诗歌是主旨。他提出一个问题:诗的本质是什么?赓即自我回答,是意象。他说中国的诗歌不在大陆,而在台湾和香港。香港有写出了《苹果树》这样伟大诗篇的“华文诗歌界的拿破仑”蓝海文;台湾有洛夫、哑弦、门罗、覃子豪、管管,有300多家诗刊,有王在军35000行的《理想世界》——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空前厚重的史诗,内容涵盖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到民国迁往台湾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在听取刘仲对正在写作的《在河之洲》概要介绍以后,他说你这是在颠覆我的理论——刘仲知道他的圭臬不是《诗经》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经典,其诗学美学源头是尼采、克罗齐、海德格尔以及法国颓废派。

为了用诗歌为历史作证,对走向歧途的中国诗歌拨乱反正,刘仲除了苦写《在河之洲》,还拼命从先贤的遗产里寻找理论武装。为写史诗,他不仅在史料收集上竭尽全力,语言表达也是煞费苦心。他苦学先贤经典名著语言,提炼生活中的方言俚语,借鉴古典戏曲评书的语言句式,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守本创新,力图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他厌恶平庸,有些篇章被推倒重来上百遍尤不满足;思想建设上他以释迦摩尼为榜样,每天掏空自己,迎接新的太阳。但有的东西扬弃不掉,只能坚守。比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从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圣贤的遗产中提炼出的正确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稍微站高点,就能看到颓废主义绝对代表不了人类的本质力量,只不过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上一股短暂的逆流。

一个现代诗人应该有着怎样的知识结构?在这个问题上,别林斯基曾倡导过拜伦、普希金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足以展现生活的全貌,具备厚重的史诗品质。但颓废派却是用蜻蜓点水式的卖弄掩饰自己的贫乏,用无边界的“张力”来作思绪紊乱的借口。道德意识欠缺、文学基本功欠缺、民族文化意识欠缺是他们的通病。尤其是那些自以为通神或自己是神的人,把一些文化元素堆砌在一起,就宣称自己成了百科全书,成了君临宇宙的神中之王。

1982年,已是农业银行副行长的陈庆刚放弃职务,考上了湖南财金学院。在和刘仲共度的几个假期中,他做起了“转手买卖”: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现代汉语、马经、马哲在他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下是那样引人入胜,使刘仲思维中的理性大幅度成长。刘仲经常和老师在通信中就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不存在异化,以及什么是生活的本质这类形而上学的问题展开辩论。在此期间,刘仲静下心来苦读孔子《论语》、刘勰《文心雕龙》、王国维《人间词话》、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诗学》、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斯宾诺莎《伦理学》、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莱辛《拉奥孔·汉堡剧评》、温克尔曼《论古希腊罗马艺术》、《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尼采《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别林斯基选集》、《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丹纳《艺术哲学》、艾克曼《歌德文艺谈话录》、席勒《谈美书简》、乔治·卢卡契《美学》、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萨特《存在与虚无》、《卢那察尔斯基论文艺》、《葛兰西论文艺》、《朱光潜美学》、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学导论》、罗素《西方哲学史》、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罗马精神》、赖特《批评的解剖》等美学哲学经典著作,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好高骛远,大而无当。的确,对于一个温饱堪虞的穷文人来说,哲学乃是屠龙之技。但在把命运诗化把诗命运化的文学大鹏,哲学是他头脑中的定位仪,让他能在历史和生命代言人的高度,俯瞰尘世,悲天悯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除了熟读世界文学、历史、哲学经典名著,刘仲还硬啃了亚当·斯密《国民财富及其研究·道德情操论》、凯恩斯的《货币通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萨缪尔森《经济学》等经济学著作,使自己具备了一个现代作家必须具有的经济学常识。而对《旧约·新约全书》、《古兰经》、佛经以及《耶稣传》、《使徒列传》、《穆圣传》、《佛陀传》、《论语》的研读,使他对作为人类思想文化高峰的世界三大宗教有了深刻的理解。尤其是通过对世界几大古文明断代和中国古文明延续至今原因的研究,让他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得出了“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博爱”一样,都是宇宙天道外化而成的人类文明核心价值,同样具有普世性的结论。

读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仲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人彻底的自然化和自然彻底的人化”,而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刘仲知道了“先验”的“合目的论”是人类除经验以外对真理的认知和审美的关键要素。结合佛教禅宗“从来处来,到去处去”的答案,刘仲悟出了一切事物的因果都与宇宙的演进同步,人类将无限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读黑格尔美学,刘仲成了致力于描写“变化的环境及发展中的性格”的“情致”论者;读乔治·卢卡契美学和朱光潜美学,刘仲懂得了美的起源、价值和审美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读弗洛伊德、克罗齐、海德格尔和萨特,他看到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对哲学的危害,看到了跨过真理走向谬误的教训——他坚持认为以歌德、拜伦、济慈、普希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罗曼·罗兰、索尔贝娄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的高峰,坚持认为只有在对历史现实真实的艺术重建中,才能见出人类本质力量,观照宇宙真理、实现人类的自我激励自我浇灌。而卡夫卡、托马斯·艾略特、兰波、博尔赫斯、金斯伯格等反英雄、反理性、反社会、反艺术作家,是欧美文化精神低谷时期的颓废写照,根本不堪摹仿效法。刘仲在《诗的本质及发展方向》中指出:“诗歌的本质是人类精神附丽在形象和民族文化上的、在肉体与精神平衡、精神与物质平衡、理想与现实平衡状态下的富于音乐性的浓缩与放大。”

关于诗的发展方向,刘仲所给出的答案是:“六个回归;两个传统。”

六个回归是:

回归中华文明核心价值;

回归民族文化传承者的身份定位;

回归古今中外先贤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以真善美为最高标准的正确道路;

回归悲天悯人、关注生命、坚信人类未来的终极关怀;

回归正常思维形象思维、通过发展中的典型审美、遵循语义逻辑和生活常识、使用约定俗成的语言与人交流的创作原则;

回归超越功利、自由思想、优美个性表达的艺术境界。

两个传统是:

从《诗经》到《红楼梦》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从荷马到索尔贝娄的西方主流文学传统。

在文学创作中,刘仲自觉遵守从特殊到一般的原则、力求做到文与质、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以及精神与肉体的平衡,用“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作自己诗歌创作的标准,把“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辩骚”作自己的文学创作使命。

丰富的创作经验、海量的阅读和深沉的思考,让刘仲成了一个思想成熟、功力深厚、文笔犀利的文学批评家。他热衷于美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写出了大量美学论文、经典作家评论和本土作家评论。2013年,他出版了《刘仲选集诗歌卷·原野·白云·风》、《刘仲选集散文卷·我的丘陵》、《刘仲选集文论卷·大潮下的人文关怀》,对自己40年来的文学事业做了一次回顾。

近年来,刘仲的创作活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35月,《在河之洲》获资阳市政府《五个一工程奖》;201412月,《在河之洲》获得中国现代汉语长诗《天铎奖》;20153月,《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著名诗歌批评家霍俊明专程来资阳出席《在河之洲》的第二次研讨会,对刘仲及其文学创作做出了极高评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邱华栋在《时间河流深处的漂木》一文中的对刘仲的评语:“《在河之洲》带有着黄金一样耀眼的光芒,是一本非常浩大的个人史,一幅历史的精神肖像,一册温暖着时间本身的经文,它注定如时间河流中的漂木那样浮现出来,在我们的视野中成为巨大的存在。”《华西都市报》就此所做的深度报道受到网媒和纸媒的广泛转载;2015年,刘仲当选《天铎奖》评委,为现实主义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争得了话语权。

由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刻苦奋斗的精神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刘仲被评为2014年度“感动资阳”人物。此外,深厚的家学、近万册的藏书以及推己及人的美德,使刘仲家庭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书香之家”。

如今,社会对刘仲的关注与日俱增。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和诗歌精神的是主流。其实,刘仲这个文学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和宇宙精神外化的一个宿命。刘仲非常清楚这一点,几十年来,他在看似阴沉的时空背景下义无反顾地拥抱自己的生活,担当自己的责任,受心灵中的阳光所指引,将苦难化作营养,压力化作动力,挫折变作机遇,坚定地前行。面对荆棘坎坷疾风暴雨,他毫无惧色,将自己的生命能量发挥到了极限,虽然遍体鳞伤,却笑到了最后。现在他年逾花甲,病魔缠身,但仍放不下手中的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他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孤军。他自豪自己走过的路,更自豪自己被朋友们尊为“诗歌英雄”。接地气、负责任、有胸怀有担当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肯定。然而他总觉得时代给他太多而他回报太少,只有倍加努力才不负历史的期待。

敬礼,诗人:你壮丽的人生和诗篇是这片土地生命的歌唱!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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