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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乃圣人

2016-01-24 13:04:0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931

众人乃圣人

 党益民

20141121日,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她爱的是一个不回家的人。32年来,我一直奔波在边疆,很少回家,陪伴母亲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我是一个不孝之子。我愧对母亲。

母亲走得很匆忙,仅仅10分钟就停止了呼吸。母亲走得很从容,头天晚上才洗过澡,换上干净的衣裳。母亲走得很平静,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一脸安详。唯一遗憾的是,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日夜牵挂的四个子女,都不在她的身边。

这天,我正在葫芦岛基层部队检查工作。上午929分,远在几千里外的弟媳芸芳突然打来电话,哽咽着说:“哥,你快回来,妈不行了。”我脑袋“嗡”的一声,忙问:“妈咋啦?”那边没了声音。后来我才知道,弟媳当时已经瘫软在地,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在医院工作的表妹亲珠打来电话哭着说:“哥,姨在抢救,你赶紧回来!”仅仅过了十分钟后,堂妹敏玲打来电话说,母亲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在部队,我很少向战友们说起家事。可是就在昨天,我突然说起了母亲。当时我在辽西最边远的一个中队,与即将退伍的老兵座谈。一个战士说他从前很叛逆,常常与父母作对,甚至怨恨父母,当了两年兵后,他理解了父母,学会了感恩。他说他回家后,一定要好好孝敬父母。那战士说着说着流泪了,在场的许多战士都流泪了。我第一次向战士们谈起病中的母亲。我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孝要趁早,好在你们马上就要回到父母身边了,要好好干出一番事业,活出个人样来,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尽孝。”说起母亲,我几乎落泪,但我强忍住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战士们面前落泪。

我睡眠一向很好,头一挨枕头几分钟就睡着了,妻子说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可是这天夜里,我突然失眠了,满脑子都是母亲。难道我已经感应到了母亲的召唤?今年国庆前夕,我思念母亲,在一个周末为母亲画了一幅肖像。我用手机发给弟弟妹妹,他们都说极像母亲。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幅肖像,竟成了母亲的遗像……

1

母亲许聪明,1940年生人,是个地道的农民。母亲聪慧实在,知书达礼,善良、勤劳、谦和,宁愿自己受伤,也不会伤损别人。她随口说出的一些话,常常令我这个所谓的业余作家汗颜与震撼。她说,学会“吃苦”和“吃亏”,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能吃苦,才能干成事;肯吃亏,才能朋友多,路也越走越宽。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众人乃圣人”。她说,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众人说你是圣人,你才是圣人;众人里有能人,有圣人;只有虚心向众人学习,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类似的话,母亲说过很多,而这一句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也最大。

母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但这本书现在已经永远地合上了,而母亲的话却铭刻在心。我把“众人乃圣人”作为家训,用白字写在六尺黑纱上,悬挂在母亲灵前,算是对母亲最好的祭奠。

我出生不久,患了一场大病,骨瘦如柴,脑袋耷拉在胸前,别人都不敢抱我。村里人对母亲说:“这娃儿活不成了,干脆扔到城壕去算了。”母亲坚信我能活过来。她和父亲抱着我,往返几十里给我看病,回到家里,他们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几个月后,我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母亲高兴地对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娃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母亲是个农民,也是个裁缝。母亲在村里办过几期裁剪班,现在方圆几十里的裁缝,大部分都是母亲当年的学生。我上小学时,母亲白天下地干活,夜里赶制衣裳,一件上衣挣5毛钱,一条裤子挣3毛钱。就是这几毛钱的累积,让我们这个穷家度过了最苦难的日子。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母亲极少睡觉。我们晚上做完作业睡觉的时候,她坐在缝纫机前忙碌,等我们早上起来要上学的时候,她还坐在那里“铮铮铮”地缝制衣裳。冬天,屋里的土炕很热乎,但脚地却很冰冷。我们睡在热炕上,母亲却坐在寒冷的脚地,整夜整夜地赶制衣裳。寒风从门槛底下钻进来,钻进她的裤管,冻得她直打哆嗦,但她仍然不停地劳作。母亲因此患上了风湿病,我怀疑她后来的帕金森综合症,也与年轻时的日夜劳作有关。

记得一天夜里,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听到母亲一声惨叫。我们急忙爬起来围住母亲,只见她的手指鲜血淋漓。原来她因为太困了,一打盹,缝纫机的针穿过了她的手指。每遇庙会,母亲都会当街为别人裁剪衣裳。遇到穷人,她便不收人家的钱。对于村里困难人家,她常常免费为他们缝制衣裳。即使村里不太困难的人家,人家不主动给钱,她也不主动去向人家要。

母亲常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更不要欺负穷人。穷人也是人,穷人有自尊,穷人里有能人。母亲说,你好不好,不要自己说,要让众人去评说,众人说你好,才是真正的好,众人口里出圣人。母亲不爱说话,总是耐心听别人说。母亲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你耐心听别人说,就会学到许多东西,这个人身上学一点,那个人身上学一点,天长日久,你的长处就多了,本事就大了。母亲一生勤劳善良,做事低调,甘愿吃亏,所以她在村里人缘极好。

小时候,我喜欢看电影。一张电影票一毛钱,可我买不起。但我会画画。听说晚上有电影,我下午上课时就偷偷画电影票,一画就是七八张,然后分发给和我一样买不电影票又喜欢看电影的同学。那时镇上没有电影院,电影都在露天放映,一圈围墙上只留一道土门,有人在门口的电灯下验票。电影票不能用铅笔画,只能用碳素笔画,因为铅笔画的在电灯光下会反光。母亲知道这件事后,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我能把电影票画得惟妙惟肖,生气的是我不该干这种骗人的事情。母亲说:“咱再穷也不能骗人,你要喜欢看电影,妈给你钱。”

2

2003年春节,我有25天假期,想回老家看望父母,但当时为了写一个长篇,我放弃了回家。因为是业余写作,我常常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完成酝酿已久的作品。那个假期里,我关掉手机,把自己关在北京的家里,22天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一口气完成了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我计划等儿子放暑假时,一起回老家看望父母。可是暑期未到,我又接到了去西藏的任务。

这是我第38次进藏。当兵之初,我就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唐古拉山下修筑青藏公路。我在青海呆过7年,在成都呆过11年,在北京呆过8年。这期间我不断进藏。后来我又在新疆呆过6年,现在又来到了东北辽宁。我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这关中人始终在关外。在西藏,我亲眼看到一同入伍的战友倒在血泊中,亲眼看到战友被泥石流卷走,亲眼看到塌方和雪崩夺去了年轻战友的生命。我活了下来,而他们却永远地长眠在冰山雪谷。在西藏,我懂得了生的艰难和死的容易。我想把战友的故事写出来,告诉雪域之外的人们,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业余写作的唯一理由和动力。那次进藏,我用了整整38天,穿越了阿里无人区和川藏线。可我还没有走出西藏,就病倒了,回到北京咳嗽了两个月也不见好。但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有的战友就是仅仅因为一次感冒引起的肺水肿而牺牲在西藏。

父母从妻子口中得知我病了,跑到北京来看我。但我却没有时间陪他们。我白天坚持上班,晚上留在办公室写作。我答应过西藏的那些即将退伍的战士们,要在他们退伍之前,让他们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我给这本书定名为《用胸膛行走西藏》。在通往西藏的路上,我经常会看到磕长头朝圣的信徒,他们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我也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不同的是,信徒们朝圣的是圣灵,而我朝圣的是战友们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那段日子,由于重病在身,白天工作,晚上写作,我出现了严重的腰肌劳损。有时想从桌边站起来都很困难,好几次都是儿子扶我起来,扶我回家。父母看见我这样,十分心疼。母亲流着泪说:“儿子,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苦,你干好工作就行了,干嘛要加班写作?”我给母亲讲了几十次进藏的经历,讲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说:“我不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我的良心会不得安宁。”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她让我趴在床上,然后和父亲跪在我的两边,给我的腰部抹药。父母来看我,我没陪他们逛过一次街,却让年迈的他们反过来照顾我。我趴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涌了出来。我感觉脊背上落下一滴一滴滚烫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母亲的泪。因为父亲一向很坚强,他不会轻易掉泪。

那年西藏士兵退伍前,我的书刚好出版,我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把新书赠送给了那些退伍兵。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母亲在电视上看见颁奖晚会上的我,抹着泪对父亲说:“娃的这个奖不是用苦换来的,是用命换来的。”

3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作为军人,我不得不远行。当兵在外,四海为家。可是不管我走多远,都走不出母亲的视线与牵挂。父亲说,母亲不喜欢看电视,但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她每天必看。我在哪里,她就看哪里的天气预报。她对父亲说:“娃命咋这么苦,净在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工作。”我们的生日,包括我们孩子的生日,母亲都记得很清楚,到了那一天,她肯定会让父亲打来电话,祝福我们。可是父母的生日,要不是细心的妹妹艳玲提醒,我常常会因为忙碌而忘记。《论语》讲:“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连父母的生日都会常常忘记,何谈孝道?

8年前的春节,母亲突然病重。原本说好要回家过年的,可是由于工作原因,我们临时取消了计划。可怜的母亲拖着病体,为我们拆洗被褥,蒸好几大锅白馍,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我们。我们突然不回去了,母亲的希望破灭了,病情突然加重了。母亲神志不清,狂躁不安,夜里坐在床上反复穿衣裳,脱衣裳,谁劝也没用。弟弟献民打电话给我,我放下手头工作,匆忙赶回老家。母亲已经糊涂了,认不出我了。夜里,我坐在母亲身后,抱着她,抓住她的双手。母亲折腾累了,慢慢地在我怀里睡着了。睡着了的母亲很乖,像个婴儿。我抱着母亲,默默垂泪,直到天明。

大年初三,我和在县医院当副院长的堂妹敏玲,带母亲去西安唐都医院检查治疗。几天后,母亲的病情好转。医生说,这种病不会危及生命,但不能让病人受刺激。母亲的意识部分恢复后,她认出了我,但她仍然很狂躁。母亲只让我陪她,别人一靠近,她就又踢又喊,就连对她的娘家侄女焕芳也不例外。表妹焕芳看见她姑病成这样,哭得特别伤心。那个春节,我们没有打开过电视,没有欢声笑语。我一直陪伴着母亲,须臾不离。晚上我陪母亲睡在楼上,伺候她喝水吃药,上厕所。母亲睡着了,我却难以入眠。听见母亲均匀的呼吸,我感到既亲切又陌生。离家这些年,我还是头一次如此亲近母亲。白天,我陪母亲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母亲颠三倒四,有说不完的话,好像要把我离家后这些年,她积攒的话全说给我听。许多话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有些话让我惊讶,但我相信那都是真的,都曾经发生过。这时我才发现,母亲的内心是多么丰富,又多么孤独。

母亲一生住过三次医院,一次是阑尾炎,一次是胆结石,最后一次是帕金森。母亲得阑尾炎时,我才13岁。当时县医院医疗条件不好,采取的是保守治疗,父亲陪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父亲没有多余的钱住宿,一直睡在医院的水泥地上。父亲后来年龄大了,身上老是无缘无故地发痒,我带他到大医院检查过,没有查出原因,我怀疑跟他当年睡了一个月水泥地有关。母亲住院期间,我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我学着蒸馍,由于不知道何时会熟,过一会儿就掀开笼屉看看,结果蒸出的馍半生不熟,一按一个坑。我学习擀面条,为了把白面留给生病的母亲,我把黑面和红苕面和在一起,擀出的面条又厚又硬,我们姊妹四人吃下去,一连拉了好几天肚子。母亲住院回来,看见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再看看留给她的满满一缸白面,抱着我们哭了。

病中的母亲,高兴的时候,会在阳台上情不自禁地扭起秧歌。这样或许对她恢复健康有好处,所以我没有阻拦,反而在一旁鼓励。母亲在前面跳,我跟在后面跳。咚,咚,嘁咚嘁,咚咚咚咚嘁咚嘁。母亲跳得很认真,也很开心。看着母亲认真、开心、费力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阵酸楚。我拼命忍住,不让母亲看见我的眼泪。我们跳着跳着,母亲突然说:“你大妈来了。”我扶着阳台的栏杆,低头朝巷道里看,却不见大妈的身影。我对母亲说:“没有啊,巷道里不见大妈。”母亲一边扭秧歌一边说:“我知道她来了,不信你再看。”我扭头再看,大妈果然从拐弯处走了过来。我很惊诧,莫非母亲和大妈有心理感应?

大妈心宽体胖,健康豁达,仗义直率,脾气火爆,眼里揉不得沙子。她出身贫寒,幼时丧母,作为家里的长女,她很小就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照顾弟妹,缝衣补衲,做饭洗刷,样样都干。她17岁嫁给大伯,又开始照顾这边的一家老小,用她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破败的家。母亲一生都很敬重大妈,据我所知,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爷爷瘫痪后,大伯和父亲都在外乡扛活,大妈在家照顾爷爷。大妈喂吃喂喝,端屎端尿,不嫌不弃,极尽孝道,有时头发上粘上了爷爷的屎尿也无怨言。大妈的孝道令母亲感动。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一个大男人不知为何打了我,大妈很生气,找上门去跟那个男人打了一架,结果自然是吃了大亏,在西安住了两个月院才痊愈。

大妈乐呵呵地爬上楼来,看见母亲扭秧歌,很高兴地对母亲说:“能扭秧歌,说明你病好了,今个天气不错,我们娘仨到野地里走一走。”母亲很听话,乖乖地跟着我们下了楼,我们娘仨走上通往麦田的小路。我搀着母亲的左胳膊,大妈搀着母亲的右胳膊。大妈对母亲说:“看你病怏怏的样子,病不找你找谁?把脊背挺起来!”母亲很听话,就把脊背挺起来。大妈说:“步子迈大些,‘腾腾腾’地往前走。”母亲就“腾腾腾”地往前走。大妈说,病怕强人,你一厉害,就把它吓跑了。那段日子,我们娘仨经常到田间散步。村里人说,你看这妯娌俩,关系多好!

但我没有想到,如此健康豁达的大妈,几年后却先于病奄奄的母亲走了。我们一起在田间散步的时候,或许癌细胞已经侵入到大妈的身体,只是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

5

祭奠过母亲,我上楼去看父亲。父亲躺在床上,见到我就哭。他说他很后悔,昨天他要是听了母亲的话,给我打了电话,或许母亲临终时我会在身边。父亲说,昨天母亲好几次对他说,你给益民打电话,让他回来,我想他了。父亲说,娃最近在部队检查工作,很忙,回不来。母亲三番五次地要求父亲打电话,父亲不耐烦了,说你经常对娃说,让他在部队好好干,不要轻易回来,今天咋这么糊涂!母亲说她想娃儿了。父亲自责地说,他太粗心了。如果早知道是这样,说啥也要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

父亲说,头天晚上,母亲要求给她洗澡。她对父亲说,你好好洗,给我洗得干干净净的,我明天要出门呀。母亲病后经常说胡话,父亲没有在意。洗完澡,母亲让父亲给她换上自己最喜欢的内衣。父亲后来才醒悟过来,母亲早已预感到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第二天吃早饭时,母亲突然停止了呼吸。父亲慌了手脚,一手抱着母亲,一手拨打手机。他的手哆嗦得很厉害,半天才拨通电话。本来要叫弟媳,却拨给我的表妹。其实母亲被送到医院时,已经离开了人世。父亲说,母亲这辈子跟着他太苦了,他欠她的太多了,他还想再伺候她几年,她却丢下他走了。父亲想下楼去祭奠母亲,送她最后一程。我担心他年纪大了承受不了,极力劝阻,父亲才没有坚持。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然浩坐在灵堂前的麦秸上,为母亲守灵。我曾想,等我解甲归田了,我会陪伴母亲,弥补这些年来对她的亏欠。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母亲就匆匆走了。母亲进入半呆傻状态后,我已经很难与她正常交流。那时我想,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站在母亲面前,却无法与她正常交流。但那时我起码还能握着母亲的手,望着母亲的脸,叫一声妈,母亲也会答应一声“嗯”。可是现在,我想叫一声妈,母亲再也不会答应了。

凌晨三点,父亲突然独自走下楼来。我担心他受不了,劝他上楼去休息。父亲说他睡不着,想陪陪母亲。父亲说他不会哭,不会给我们添乱。我们祖孙仨人一起为母亲守灵。

父亲对我说:“以前你妈电话里老说让你别操心,好好工作,不要轻易回来,其实她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天天盼你回来。每次知道你要回来,好几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你妈生病后,有一次你出差路过,匆匆回家吃了顿饭就走了。你妈趁我没注意,追出你好几里地,多亏遇到了村里人,把她送回来,才没有走丢。”听到这里,我又一次流泪了。

记得几年前我回家,只呆了一天。我要走了,怕母亲伤心,不敢让她知道,我悄悄走进屋里收拾行李。可是母亲似乎早有预感,走进屋子,从后面突然抱住我的腰,说:“你不要走,多呆一天好不好?”她抱着我的腰不松手,一直抱到门口,只反复说这一句话:“你不要走,多呆一天好不好?”但我还有任务,必须走。我丢下呆傻的母亲,硬着心肠走了。后来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我探亲要走的时候,她不再阻拦了。有一次我走出家门,下意识地扭头一看,发现母亲依然站在窗口目送我。但她没有像以前那样流泪,因为她已经不会哭了。

父亲只念过三年私塾。他至今还记得老师姓杨,很严厉,也很善良。学生们轮流管老师的饭。老师知道父亲家里穷,不仅不让他管饭,还将每顿学生送来的两碗饭,悄悄分一碗给他吃。提起这事,父亲说,杨老师可是个好人,善人,可惜早已去世了。但我们不能忘了他。我们不能忘记任何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

父亲识字不多,但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回家,父亲把我叫过去,让我听写生字。他拿着我的书,念一个字,让我用小木棍在地上划一个字。父亲念“在”(陕西土话念“蔡”),我以为他让我写蔡永祥的“蔡”,而这篇课文早上刚学过,“蔡”字还没记住,我写不出来。父亲大怒,骂我:“你把书念到狗肚里去啦,连个在()字都不会写!”骂过之后,他随手捡起木棍,照着我的屁股就打,并罚我站在被烈日晒得发烫的槌布石上。我的双脚被烫得来回倒腾,父亲的眼眨也不眨,他的心似乎比槌布石还硬。他常说,只要你们好好学习,我就是拆房卖椽、砸锅卖铁也心甘情愿。

上高中时,我一个星期才回一趟家。星期六下午回去,背上一布袋玉米面馍,又匆匆赶回学校。那时生活很苦,冷馍醮盐是家常便饭,到灶上买两毛钱的小菜也要惦量半天。玉米面馍在嘴里越嚼越多,没有开水的帮助很难下咽。一天,父亲突然来学校看我,他从怀里掏出两个麦面饼子给我。我让他吃,他说他刚吃过。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两个饼子。蹲地上瞅着我的父亲突然落泪了,说:“我娃可怜,天天吃玉米馍,你好好念书,等你把书念成了,就天天有麦面馍吃了。”

这天晚上,在母亲灵堂前,我才知道那天父亲跑了几十里路,根本就没有吃饭。他身上只有八毛钱,买好油盐酱醋,只剩下两毛钱,只够买两个饼子。他将饼子揣在怀里,一路跑到学校送给了我。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可父亲不让我当兵,他一心想让我考大学。我瞒着父亲,悄悄从学校跑到武装部报了名。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但我最终还是穿上军装走了。当兵第一年,我就立了功。当乡武装部长带着一长队小学生,敲锣打鼓把立功喜报送到我家门口时,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给部长和村里人递烟。我当兵32年,立过2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我的所有立功喜报,父亲都亲自制作了像框,一一悬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6

在母亲灵堂前,父亲讲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父亲说,大伯14岁就出门当学徒,挣钱养家糊口,供他上学,但后来因为家里太穷,他只好辍学。他13岁给富人家当长工。每天得挑水,10丈深的井,年幼的他根本不可能绞上一满桶水,只好把木桶斜挂着绞上来,这样绞上来的水只有半桶。但每天的用水量是固定的,所以他要比别人来回挑许多趟。后来他进山给人放过一年牛,挣回两担玉米。1957年国家招工的时候,他作为共青团员,被招到了渭南建筑公司。

这年底,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文化程度比父亲高。婚后不久,母亲考上城里的一所学校,爷爷担心母亲到了城里,不再回这个破败的家,拦住没让母亲去。母亲因此没能上学,一直生活在农村。坐在母亲灵堂前,父亲说,如果母亲当年去上学了,她就不会跟着他受这么多苦了。后来,父亲因为技术革新搅拌机获得省“红旗手”(相当于现在的省劳模)。父亲那时的月工资只有38块钱,年底要交给家里400块。1958年,村里不知哪儿刮来一股风,说养羊能赚大钱,全村人都想发“羊”财,大伯也用250块钱买了一只羊。田野里的青苗被羊吃光了,就连村里的树叶都被吃光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经济很快就滑坡了,大伯那只羊最后只卖了20块钱。

60年代初,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农村。父亲是党员,后来当了大队干部。我小时候因为拔了生产队一根萝卜,父亲打了我一耳光,我耳鸣了好几天。打过我之后,父亲也很心疼。他说,他是干部,对自家人应该要求更严。

父亲工作很积极,很认真,很少顾家,家里的事都由母亲操持。父亲不止一次说,这个家多亏你妈,我亏欠她太多了。父亲心直性耿,原则性很强,后来因为公家的事得罪了人,母亲因此跟着受了许多羞辱与迫害。直到多年以后,母亲还会常常从梦中惊醒。母亲的病根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埋下的。父亲说,他对不起母亲,他很愧疚。

父亲受到迫害,母亲尽量不让他出头露面,免得无端受辱。生产队分红苕,母亲不让父亲去,而我们都在上学,母亲一个人去。几百斤的红苕堆满了一架子车,车轮陷进地里,任凭母亲怎么用力也拉不出来。母亲嘴唇咬出了血,满脸通红,身体吃力地前倾,几乎趴在了地上,车子还是一动不动。母亲很无奈,瘫坐在地上。但她强忍着泪,没有哭出来。她很少在人前掉泪。等我们放学赶来,才把那车红苕拉回家。一进门,母亲再也忍不住了,扑倒在炕上哭了。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匍匐在地拉架子车的姿式,一直根植于我的心底。

那年月,细粮少,粗粮多。分回家的红苕,挑选出好的下到地窖里,留着冬天吃;剩下的擦成红苕片儿,在田野里晒干,然后磨成面粉,或擀面,或蒸馍,不好下咽,但能充饥。晾晒红苕片儿的那段日子,母亲最辛苦,天天夜里擦红苕片儿,常常干到天亮。鸡叫头遍的时候,她就把我们轰起来。我们拉着架车子,踏着黎明的曙色走向田野。田野一片寂静,连空气都在沉睡。一会儿功夫,我们的红苕片儿就摆成白生生的一大片儿,如同一片月光。天亮了,母亲催促我们快去上学。我们想帮她干完活儿再走。她生气了,厉声地说:“你们想气死我呀!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一辈子想晒红苕片儿呀?”我们不想让母亲生气,乖乖地去上学。走到地头,扭头去看,母亲独自忙碌在曙色里。那身影如此消瘦,如此孤单,让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

后来,我在西安谈了对象,领回家去给母亲看。母亲高兴地对我说:“这姑娘好。”我故意逗她说:“好啥,说不准啥时候就吹了。”母亲急了,忙说:“娃呀,可不敢乱说,咱一个乡下娃娃,能娶个城里媳妇就已经烧高香了!”我们走后,母亲就开始乐呵呵地忙着为我们赶织结婚用的土布单子。三伏天里,屋里很闷热,母亲却坐在织布机上一天一天不动窝,淋漓的汗水不住地滴落在面前的土布上。按照母亲的意思,我这个长子要在乡下举办婚礼。妻子看见炕上铺着土布单子,委屈地哭了。我能理解她。那时城里人结婚,谁没个席梦思?我们睡土炕不说,炕上铺的还是土得掉渣的土布单子。但她哪里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床单,这上面凝结着母亲的爱,浸透了母亲的汗水!我给妻讲了土布单子的来历,妻很感动,再也不觉得那床单土气了,反而觉得拥有它是我们的一种福分。

我成家后,把父母接到城里,想让他们见见世面,享享清福。我带他们出去吃饭,点了许多我认为好吃的东西。结果回家后,母亲半夜没有睡着。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一是嫌浪费,硬撑着把剩下的东西吃完了,结果肚子撑得难受,睡不着;二是一顿饭花了好几百,母亲很心疼。从此我带父母出去吃饭,不再浪费,点的饭菜够吃就行了。母亲一生都很节俭,尤其对自己。记得小时候粮食不够吃,母亲每次做好饭后,都让我们先吃,她总是最后一个吃,剩下什么吃什么。有时候只剩下点面汤,她用面汤泡点馍,囫囵吃下,就算是一顿饭。父亲很封建,不愿意跟儿媳共用一个厕所。可是我城里的房不大,只有一个厕所。父亲便每天早上起来,跑出老远去上公共厕所。父母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感觉很不习惯,想回老家。孝顺孝顺,顺就是孝。我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回了农村老家。

后来妹妹工作了,接父母到成都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次父亲过马路时,被一辆车撞倒了。司机是个小伙子,急忙下来要扶他去医院,父亲示意小伙子把他搀扶到马路边,他坐在路沿石上说:“小伙子,你快去上班吧,我没事,歇会儿就好了。”可是他一回到家就躺倒了,腰疼了好几个月。妹妹问他,为啥当时不让人家扶他去医院看看?父亲说:“咱也有儿女,将心比心,不要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上班要紧。”

7

守着母亲的灵堂,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记起了小时候母亲教给我们的儿歌:麻鸦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扔在雪地里,把媳妇背到热炕上……那时我就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挣钱养活母亲,一定孝敬母亲。可我长大了,却离开了家,越走越远,别说孝敬母亲,即使回家看望她的次数也很有限。

母亲很节俭。我们小时候身上穿的衣服,大都是用她织成的土布缝制的。她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土布衣裳,常常是我穿了给大弟,大弟穿了给小弟,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实在无法上身了,母亲还要拆开来打成硬布背,用来做布鞋。母亲做的布鞋既好看,又结实。穿惯了补丁衣裳的我,最不喜欢穿新鞋,嫌白生生的鞋底扎眼。穿上新鞋,我别扭得不会走路。所以每次穿上新鞋,我都背着母亲使劲往土里蹭,弄得如旧鞋一般,这才走出家门。母亲发现后很不高兴,说我没出息,就喜欢穿旧的东西。我心里说,这还不是您给我养成的怪习惯。

母亲很聪慧,似乎什么都懂,记忆力也好。我写作遇到风土人情、方言等问题时,常常会打电话问母亲,母亲每次都不会让我失望。母亲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夜深人静,我们坐在母亲灵堂前。

父亲对我说:“忠孝难两全,你已经尽孝了,不要太自责。你有了出息,就是最大的尽孝。这些年,家里一遇到困难,一有不开心的事,只要我和你妈一提起你,啥烦恼都没有了。你妈爱你,她不会责怪你。”

父亲说:“厚养薄葬,你在外面给公家干事,要注意影响,你妈低调简朴了一生,葬礼一定要简单,让她体体面面地走就行了。几年前,你母亲病情好转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后事,耳环给谁,戒指给谁,手镯给谁,都一一交代清楚了。就连你们头上戴的孝布,也是她10多年前自己亲手织成的……

父亲说好不哭的,但说到这里,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8

出殡的头天下午,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其中一件是“拜户”,我们需要到村子里走一圈,向村人磕头,告诉大家明天安葬母亲。还有一件,是去祖坟“请灵”,告知先人们家里失去了一口人。走在前面的是凄婉的唢呐队伍,后面是穿着孝衫、无比悲伤的我们。

我们先“请”了爷爷奶奶,然后才“请”太爷。太爷没有坟,也没有棺木,去世时只在土捻上掏了个土窑,用门板抬进去草草葬了。太爷走时只穿了一双古代打仗用的铁鞋。这是祖上一员武将留下来的,也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埋葬太爷的土埝上长着一棵三岔树,也不知长了多少年,村里人有时砍下树枝当柴烧。那树砍了又长,长了又砍,生命力极其旺盛,至今还长在那里。父亲和大伯曾想重新安葬太爷,但等挖开墓穴,发现里面结满了蜘蛛网,说明有生命存在。村里人说,你们党家血脉很旺哩,不敢乱动。父亲和大伯只好作罢。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或许这就是太爷的归宿,不惊动他也好。

其实这里不是我们的祖坟。我们的祖坟在“官陵”。据父亲说,他很小的时候,发过一次大水,祖坟被淤泥掩埋了。解放后,“官陵”成了集体土地,被平整成农田。2005年夏天,我回家探亲,父亲提起此事,想让我把淤泥掩埋的清朝时期的一块古碑挖出来,作为家族的纪念。父亲引领我和堂兄高峰去挖古碑,跟在我们后面的是一台小型挖掘机。到了那里我发愁了,眼前是平展展的上百亩农田,哪儿有“官陵”的影子?即使知道“官陵”的大体位置,事隔70多年,父亲能记得三四米深处古碑的具体位置?但是父亲胸有成竹,他指着一个地方让我们往下挖。结果挖掘机只挖了几下,就挖出了古碑。我们擦去古碑上的泥土,上面的碑文清晰可见:

夫祖宗者,百世之渊源;子孙者,万世之支流。世代遥遥,宗支易接。溯而考之,则尤可悉知矣。余考世系始祖,我固为十三之苗裔也。溯我七世之祖讳君雅武进士,位居河南府督御,我六世先祖一秋之子,五世先祖进科之元孙也。及后五世讳新荣,即余之祖考也,绪明五世之祖宗,布清先后之次第,遂于乾隆三十六年绘图像,尚未标名于碑记也。余等念及此,能不黯然而神伤乎?是以体祖考之志意,重新祖先之图形,将十三世之宗派,先后左右之次第,勒诸王贞珉以志不朽,俾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也。是为记。例授武略骑尉兵部捡铨尉千总甲午科武举再晚生王万清顿首拜题……

听父亲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家地有千亩,屋有百间,开有金矿,家业殷实,人丁兴旺。到了清朝末年,自太爷当家后,便一路衰败,直至一木不存。太爷不知节俭,但生性善良,仗义疏财。卖地给人家,卖10亩,送5亩,万贯家产很快就被他折腾光了,只留下他去世时脚上穿的那双祖传铁鞋。到了爷爷这辈儿,更是家徒四壁,成了村里最穷的穷家。或许太爷早已卜知不久后世事的更替变换,早散钱财可以免除后人的灾难。当我们的家业衰败到了极点,穷到了逃荒讨饭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一贫如洗的父辈们被认定为“贫农”。

所以,后人对太爷的评价说法不一,最多的说法是败家子,但也有人说,太爷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我认同后者。

在“请灵”的孝子队伍里,还有来自陕北宜君的我的四个堂兄弟。他们不姓党,而是姓李,但他们都是我们党家的至亲血脉。

父辈姊妹四人,父亲最小。民国十八年年馑,关中赤野千里,饿殍遍地。据当时陕西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报告称,全省饿死200万人,200多万人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这样的年馑,对我们那个已经穷到尘埃里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年馑开始的那年10月,大伯降临人世。一家人难以度日,两年后便朝陕北逃荒。爷爷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两岁的大伯,奶奶拉着7岁的姑姑,逃到陕北宜君县麦丈河落下脚。爷爷劈荆开荒,奶奶炸油麻花卖钱,一家人艰难度日。第二年,二伯降生,实在无法养活,便送给当地一家李姓人家,换回来一担玉米。

收养二伯的李家并不富裕。二伯长到10多岁,便到西沟给富人当长工,一年挣三担麦、两担玉米。人家吃饺子,他吃玉米搅团。后来又给人放牛。19492月,国民党队伍路过宜君,抢走了二伯放的牛,他怕回家无法向主人交代,便投奔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解放后,游击队改编为三原独立营,在淳化王家山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后来又编进咸阳炮兵独立团,开拔到甘肃武威,4个月后又开拔到山东烟台。1956年,二伯随部队到河南参加演习。由于没有一点文化,很难掌握苏联的“628”和“卡秋莎”炮的技术要领,二伯便提出回家务农。现在,国家给二伯这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退役老兵,每月补贴300多元。二伯很知足。

爷爷奶奶逃荒回到村里三年后,父亲出生了。父亲长到6岁半,奶奶因操劳过度离开了人世,年仅36岁。没了奶奶,父亲常常踩在砖头上给自己做饭,生一顿熟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已出嫁的大姑每次回来一进家门就哭,边哭边帮父亲收拾屋子做饭洗衣。大姑比父亲大12岁,15岁就出了嫁。大姑给父亲做了一双鞋,这也是父亲当时唯一的一双鞋。下雪天,父亲把鞋弄湿了,塞进灶堂里烤,结果鞋被烧掉了。父亲没有鞋穿了,光脚跑到大姑家。大姑看见父亲冻伤的脚,抱着他哭了。那一夜,大姑一边给父亲纳鞋,一边流泪。

小时候,有一年初一,我们兄妹四个早上醒来,这个问母亲,我的新裤子哩?那个问母亲,我的新鞋子哩?听着我们与母亲欢乐的对话,躺在炕上的父亲突然哭了。我们不知何故,吓得不敢吱声。过了一会儿,父亲才带着哭腔说:“你们现在多好啊,可以向你妈要这要那,我六岁的时候,想叫一声妈都没人答应。”

如今,母亲走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

9

“请灵”之后是“扫墓”。我们来到母亲的坟地。按照关中风俗,作为长子的我,需要由里而外,一步一步地将母亲的墓窑打扫干净。想到这个冰冷的墓窑,将是母亲永远的归宿,我不禁又悲伤起来。

母亲坟墓的后面,是大伯和大妈的坟墓。扫完母亲的墓,我们来到大伯和大妈的坟前,鸣放鞭炮,跪下,烧纸,磕头,告知大伯大妈,母亲明天就要来陪伴他们了。

大伯已经去世20多年了。他从小跟人学做木工,没有读过书。但他头脑聪慧,账目清楚,珠算尤其娴熟。他的木工手艺远近闻名,木雕堪称一绝。大伯还是务农的行家里手,犁耧耙磨,无不精通。他通达事理,善于调解,在村里威信很高。他智慧豁达,爱好广泛,板鼓秦腔,能敲能唱,龙灯社火,尤其擅长。我多次想,如果不是因为家穷没上过学,大伯一定能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

在我的记忆里,大伯眉毛浓厚,目光深远,清瘦干练。他病了以后,做不动木工活了,便精心喂养那头老黄牛。大伯得的是胃癌,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他去世的前一年,就为自己做好了棺木。这是大伯最后的木工作品。我最后一次见到大伯,是他临去世前一年冬天。我探亲回家去看他,他正蹲在院子里的阳光下,为卧在地上的老黄牛捉虱子。本来就清瘦的他,那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我拿着照相机,要给他拍照,他说:“给我和牛一起拍吧。”这张大伯与牛的合影,成了我为大伯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大伯很疼爱我。堂兄堂弟他都骂过、打过,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用了半年的津贴费,在青海格尔木买了一件皮袄。我没有给父亲,而是给了大伯。大伯后来对别人说:“我益民懂事,是个好娃,将来一定能弄成大事,不信你们看么。”后来我考上了军校,提了干。大伯得意地对人说:“我说的话应验了吧。”大伯从来不当面夸奖我,反而经常旁敲侧击地教育我。一次探亲,我跟大伯聊天。大伯说谁谁谁的娃考上了大学,回到村里就撇洋腔,说出的话实在难听。我懂大伯的意思。所以直到现在,只要一踏上关中大地,我就将在外面常用的普通话,换成了土得掉渣的陕西土话。村里好多老人都说,益民这娃离家几十年,口音一点没变。

那年冬天,父亲突然发来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两个字:速回。等我赶到家,才知道大伯过世了。棺木还没有封盖,大伯是在等我啊。看见大伯静静地躺在棺木里,我泪如泉涌……

大妈去世时,我没能赶回去,留下了终生遗憾。大妈得的也是癌。她在西安动手术时,“7.5”事件发生不久,我正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执勤。堂妹敏玲在电话里说,大妈的手术时间很长,医院几次报了病危。尽管手术做下来了,但是后来却引发了术后综合症。大妈每天输血,每天吐血,胳膊上经常沾满她自己吐的血。大妈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身上的血几乎重新换了一次。

后来,我利用出差路过的机会,回家匆匆看望大妈。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见到大妈时我还是大吃一惊。原来健康结实的她,已经瘦得失了形。手术后,大妈起码瘦了几十斤。但大妈的精神状态依然如故,还是那样乐观。她越想表现出坚强,我越心里难过。

听说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大妈疼痛难忍,一直打杜冷丁。半年后,大妈离开了人世。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没有在大妈生前带她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那时我不懂“尽孝趁早”、“子欲养,亲不待”的道理,一是因为工作忙,经常出差上西藏、进新疆;二是总认为以后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想着等房子再大一点,等有了车子,再接她老人家去北京看看。可等我忙完了,想去接她,大妈却走了……

大弟振民的养猪场在墓地的东边,堂弟献峰的鞭炮厂在西边,他们相距墓地只有几百米。离开墓地的时候,我在心里对大伯、大妈和母亲说,有他们兄弟守在这里,你们不会感到寂寞的。

10

母亲去世那天,天阴得很重。第二天是“小雪”,但天空没有飘雪,而是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第三天,第四天,田野里大雾弥漫。我想,或许母亲担心我看见她驾鹤西去会伤心,所以才用大雾遮蔽了我的双眼。安葬母亲的头一天,天空却突然放晴。

那天晚上,按照关中风俗,村里人为母亲举行了简单的葬礼。葬礼上,德高望重的党升学老师代表全村人宣读了祭文,我声泪俱下地致了答谢词。我给年迈的父亲磕了一个头,给村里人磕了三个头,感谢村里人在我离家的32年里,对我们父母的关心和照顾。

葬礼之后,灵前只留下了至亲好友,我们开始入殓母亲。母亲生前极爱干净,衣裳再破旧,即使补满了补丁,也干净平展。她一直干净体面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最后一次给母亲整理衣裳,让她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亲戚朋友们不同意,他们担心我的眼泪滴在棺木里。我说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保证不落泪,他们才同意了我的要求。我为母亲整理好衣裳,给母亲手里塞了一些零钱。母亲的手僵硬如石。那一刻,我心如刀绞,但我没有哭,我不想我的泪水给母亲带来不幸。当棺木“咣当”一声合上的那一刻,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将永远与母亲分隔在阴阳两界。

安葬母亲的那天早上,附近村庄的父老乡亲们几乎都来了。当乡亲们将母亲的坟茔堆起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个世上最爱我的人。我跪倒在母亲坟前,哭着向她作了最后的告别……

安葬了母亲,我匆匆赶回部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母亲,对不起,我不能按照关中的风俗,守侯您七七四十九天。我查看了日历,您的五七忌日是圣诞日,六七忌日是元旦。在圣人耶稣诞生的日子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会长跪在东北冰冻的土地上,面向西北方向祭奠您,默颂您留给我们的家训:“众人乃圣人”。我们知道,您已经驾鹤西去,或许您会驾鹤东来,看看您32年来一直颠簸在外的儿子。我知道,您的生命之灯已经熄灭,但您留下的话,已经点亮了我们的人生信仰。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记住您“众人乃圣人”这句话,并终生践行它,或许是对您最好的纪念……

作者简介:

党益民,陕西富平人,1963年生,诉讼法学研究生学历,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大校警衔。2次荣立二等功,11次荣立三等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出版长篇小说《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阿宫》《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等10部文学著作。其中,《一路格桑花》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守望天山》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主人公陈俊贵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在港台和国外出版。曾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三届和第四届徐迟文学奖、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责任编辑/周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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