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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传会:从万里海疆到万水千山

2016-01-24 13:04:53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052

黄传会:从万里海疆到万水千山

 刘斌

【采访手记】

采访黄传会副会长,从春夏之交约到深秋初冬,他忙我也忙,老是大错车。今日落定,商量见面地点,他说,可来海军大院我们政治部创作室,也可去现代文学馆报告文学学会办公室,我未加思索便回应,就到海军大院吧,预想上午采访他,下午顺路去原铁道兵大院看望一位老首长,讲点时间科学运筹吧。

雪后初晴,我走出公主坟地铁站,一个“兵”字映现眼前,十里长街从公主坟向西,“兵”的大院依次延展,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总参、炮兵、装甲兵、工程兵、301、铁道兵等等军队大院环环相连。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在玉泉路铁道兵大院度过的青春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百万大裁军,含泪告别火红的军旗,但是,“铁道兵志在四方”的雄壮歌声时时在胸中回想。不知不觉海军大院到了,我收回难忘的思绪,道路两旁,银杏烈烈,黄叶纷飞,金毯铺地,美丽醉人。不远处毛泽东的高大塑像巍然屹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标语牌格外醒目。宽阔的路上,军人来来往往,藏青的色冬季军装,火红的八一徽章,雪白的无檐帽,墨色的黑飘带,在蓝天下威严多彩,英姿勃发。

黄传会副会长未着军装,一身朴素便服,早早在凛冽的寒风中迎候,不时发短讯指引,让人倍感温暖。

在“兵”的大院,“兵”的氛围中,自然谈“兵”话“兵”言“兵”。起始聊的亲切热烈,战友情深,窗外寒风乍起,屋里春意盎然,香茗热饮,其乐融融,几近相同的经历一下因“兵”而更亲近了。然而,没有料到,由“士兵”提及“将军作家”这个称谓,黄副会长就义正辞严地叫劲了,还好,争论出真知,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热烈的谈论起他从“万里海疆”到“万水千山”的创作正题了。

请看我们的别样访谈。

“将军作家”引发的话题

刘斌:黄副会长,我们今天在兵营大院,就先谈“兵”吧。访前我做了功课,知道您父亲早年病逝,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你们五个兄弟三个姐妹,并大情大义先后将五个儿子都送进了部队。一门出五“兵”,保家卫国,实在是共和国的典型光荣佳话。请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当兵的历程吧。

黄传会:好的,很高兴你选择在我的工作室与我聊天,平时,我喜欢在这里写作,窗外操场上不时传来军人训练的口令声让我兴奋,让我时时充满着一种激情。看来,你的访谈案前工作做得很周到,都深入到家庭了,那我就从我入伍当兵的情况谈起吧。

我出生在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的一个矿区,那里是世界闻名的矾都,明矾石的储藏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有600多年的开采历史。我就是在那个矿区里长大的孩子,父亲是矿里的职员,他1966年就去世了。母亲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了这个家,在那忙碌的双手操持下,五兄弟三姊妹居然没有一个辍学,想来真是奇迹。儿子是家庭的顶梁柱,尤其在父亲早逝的情况下,母亲却默默地,决然地,先后把自己用心血养育大的五个儿子全送进部队,这在小镇上是没有的事,在全县、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PAN>1955》长篇报告文学,在书中您把当岸炮兵的经历作为一条副线也写了进去。海军史与个人经历穿插对应,时空交错,写法很有新意。您最初的文学梦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吗?

黄传会:在这部作品中我插进了自己三年的战士生涯。当时我在连队当文书,你知道文书一般都是连队的小秀才,那时候年轻,有激情,诗歌、散文、小说,还有说唱小节目,好人好事表扬稿等,什么都写。慢慢就给《海军报》投稿,记得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高高的石阶路》,在《人民海军》报上整版发表了。不过,我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发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的。

因为喜欢写东西,1972年,部队推荐我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候叫工农兵学员。三年半的大学生活,收获最大的是读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为以后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福建前线老连队当指挥排排长,站岗、放哨,非常充实。幸运的是,1977年,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恢复,急需补充年轻人。我竟然被选中了,我不认识任何大首长,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更谈不上给谁送礼,居然从一个排长一下子被选为创作员,直接从福建前线调到北京。你有何能何德?能够上大学,又被选调入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所以我一直怀着感恩之情,惜福之心,逐步从朴素的文学爱好走上了责任担当的自觉道路。

当时海军创作室实力雄厚,名家集聚。如,写过长篇小说《水下阳光》的王恺,写过《水手长的故事》《灯塔的故事》的高原,还有后来写过《甲午风云》、《巴山夜雨》、《傲雷一兰》的叶楠。在他们面前,我是一位文学新兵,虚心向老前辈学习。高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灯塔的故事》,非常有影响。他告诉我,为了写这篇散文,他把东海的灯塔站都访遍了。这给予我很深的记忆和影响。这也是后来我常常要面对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个问题。

刘斌: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您参军以后,步入了从士兵到将军作家道路,当年参军时,您是否也想到过会有当将军的一天?

黄传会:我当了45年的兵了,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九的士兵并没有想到要当将军,但他们都是好兵,是部队的基石。我当士兵的时候,哪想到将来要当将军?当时看见我们岸炮营营长,腰上别着把手枪,满脸严肃,就觉得是了不得的官了,每回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对拿破仑的这句话,我有我的认知和理解。先说“将军作家”这个称谓,我就觉得很不准确,听了也不舒服。

刘斌:大家称您为“将军作家”没有丝毫戏谑之意,都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之语。据我所知,“将军作家”在我们部队作家群体里,数量是微乎其微,有李存葆、周大新、唐栋等,在报告文学界也只有您和邢军纪两位,你们两位的人品和作品都是令人称道,众口界碑的。

黄传会:“将军作家”,还有前几年的“文职将军”,都是不准确、不规范的称谓。军队的文职干部包括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军事院校的教师、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还有文艺工作者,走的是技术级,专业技术一共十二级,三级以上,可以享受军职待遇,如此而已。

将军是那些铁马钢枪、血染疆场的领军人物,而我们只是和平时期军营大院里的一介书生,是不配戴上“将军”这顶重冠的。

另外,称“将军作家”还很容易让人造成错觉,这就回到了对拿破仑那句名言的认知和理解了。拿破仑有他的人生观,价值理念,奋斗精神,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理念和奋斗精神,本质上是有区别的。现在社会上,工商界许多人也套用拿破仑的这句话,把它作为成就事业的一个导向标,我不敢苟同。现在“大师”、“名家”、“著名”等帽子满天飞,一个作家著名不著名,靠什么?靠作品说话,作品著名了,不用戴著名帽子自然就著名,作品一般般,自己说自己著名也枉然。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到现在我们还百读不厌,他们肯定是著名的。相反,那些不在作品上下功夫,过度去包装自己的,永远不被读者记住。

行走万里海疆,为海军修史立传

刘斌:作为一个海军的军旅作家,三十多年来您创作了大量海军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反映中国海军百年历史的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还有《潜航》《中国海军:19491955》等,请您谈谈海军题材的创作。

黄传会:记得我1979年到海政创作室的时候,刚开始什么体裁都写,诗歌、散文、小说,包括影视文学,1990年以后,便开始专攻报告文学,屈指一算,已近30年了。其中,有成功,也有教训,有经验也有曲折。当初,我下决心把万里海疆所有有海军驻守的岛屿都跑一遍,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从旅顺口跑起,到烟台、青岛、上海吴淞口,浙江舟山群岛,福建沿海,广东汕头,海南榆林,一直到西沙群岛,用了三年的时间,基本上都跑遍了。万里海疆给了我丰沛的创作源泉。记得旅顺口外有一个叫圆岛的小岛,岛子很小,上面有海军一个观通站。岛上没有土,干部战士利用出差探家的机会,带回了一袋袋一箱箱的土,填筑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种上了菜蔬,被称为“一把土精神”。我还去过河北兴城外面的小海山岛,那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靶场,上面只有一名守岛战士名叫蔡德咏,他一个人已经在这里默默坚守了十年。孤岛十春秋,有多少汗水与枯寂?我在岛上呆了三天就有些受不了了,可他一呆十年。后来我写了篇短篇小说《设有靶标的小岛》,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它拍成电影《天涯并不遥远》。

我还穿洋过海跑到西沙群岛,一天早晨,在永兴岛沙滩上突然发现两个孩子在玩耍,非常好奇,因为岛上只有军人和渔民,怎么还有孩子?到派出所一问,民警告诉我,一共有五个孩子是在岛上出生的,都是渔民的子弟,我跟踪采访了他们的父母,写了篇《共和国最南边的5个孩子》散文,发表在《文汇报》上……回顾走万里海疆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每个小岛都有创作题材。由于交通部不便,在西沙呆了三个多月,回北京时成了个“非洲人”。那时候,深入生活非常扎实。

海军是个多兵种军种,包括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岸防部队,还有观通雷达部队等,执行各种任务,生活丰富多彩。跟随驱逐舰巡逻海疆,跟随潜艇在水下远航,跟随破冰船到黄海破冰,它是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一次,跟随北海舰队的一艘潜艇在水下航行了八天,在那个不见阳光、呼吸的是再生空气的狭窄空间里,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忠于祖国、什么是奉献精神。

我是名海军的作家,长期在海军工作、生活,必定会思考这支军队的历史。中国海军历史,从清末北洋海军成军算起,经民国海军,到新中国人民海军,三个历史阶段,近100年。海军作家写海军历史,责无旁贷,舍我其谁?我与创作室张帆合作,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创作出了中国海军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百年历史,百万字长卷,百余次悲壮海战,百余位英烈人物,用报告文学笔法记录、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

刘斌:中国海军三部曲,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海军的文学长卷,并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纪念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系统描写中国海军百年历史的文学长卷,作品以文叙史,外文内史,文史并重,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成为人民海军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

黄传会: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中国海军史这把“剑”,我们磨了整整十年。我们尽力追求史料翔实,立论严谨,文学性强,人物形象丰满真实,叙事结构讲究,语言精妙生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血之作。写这部作品最深刻的感悟就是使命担当,中国海军历史是一部悲壮艰辛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反抗外强入侵,为了复兴中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是应该载入史册的。特别是《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记录了从1949年人民海军诞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到跨越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海军培养起来的作家,应该有责任担当的气魄,应该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要耐得起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同时还要投入最丰沛的情感。这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体会,不说别的,光浩如烟海的资料,我们的阅读量是以千万字计算的。

刘斌:在为海军修史立传的创作中,您特别提到“一头一尾”是重中之重的理念,我深有同感,请以《中国海军:19491955》这部作品为例,进一步阐述说明。

黄传会:海军的“一头”是指初创时期的五年,这五年是人民海军66年历史进程中打基础的五年,是关键时期,是出精神力量的五年。“一尾”是指最近十年,这十年是人民海军跨越发展时期,有了环球航行,有了亚丁湾护航,有了航空母舰,大长了军威国威。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一头一尾”是最有东西、最有价值可写的。《中国海军:19491955》,写的是“一头”的故事。我用近半年的时间,扎入海军档案馆。每天一上班就进馆,下班最后一个离馆,翻阅了大量史料,把初创时期的电报文件都通读了,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但是,这些都属于历史资料,是死的历史,还没有被激活。为了激活它,我从所收集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寻找采访的蛛丝马迹。然后,到海军的一些休干所去采访健在的老海军,请这些亲历者口述活的历史。历经三年,终于完稿。它在海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什么?就是因为海军初创时期,产生了许多人民海军的宝贵精神,比如,艰苦创业,勇于牺牲,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这些今天依然“活”在海军部队中的精神,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并被逐步发扬光大,成了人民海军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必须有理想信念,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生命力,如同没有灵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在书写历史,同时也在书写精神。

刘斌:您的《潜航》是在追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创建史,作品以史料和大量口述史为基础,讲述了海军第一代潜艇兵生动丰富的故事,刻画塑造了一批老潜艇的感人形象,请讲讲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黄传会:《潜航》写的是1951年刚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派出275位官兵组成的潜艇学习队,到旅顺口向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学习潜艇的故事。这段历史在常见的人民海军史中很少提及,即便提到也是短短的几十个字。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我在查阅史料时,发现当年潜艇学习队中的一位学员张予三,后来升任海军副参谋长。我把他列为第一个重点采访对象。采访尚未进行,201099日,我不慎摔伤,住进了海军总医院。一天晚上,在病区散步,偶然发现张予三将军也在同一病区住院。一问医生,得知他到了癌症晚期,病情危急。我不敢贸然打扰。隔了几天,老人情况稍有好转,我前去探望,并说明了自己想创作《潜航》的意图。老将军非常高兴,连说“这段历史值得写、值得写”,硬撑着虚弱的身体,他断断续续给我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我想做深度采访,却因为他的病体无法坚持,不得不中断。我出院半月后,传来了将军病逝的消息。在悲痛之中,我突然产生一种紧迫感,必须抓紧对健在的“老潜艇”进行一次抢救性的采访,这些健在的“老潜艇”,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的每一道皱纹,都深藏着人民海军的一段创业史。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采访和写作了,这是在抢救一段即将消失的历史……

深入多所海军干休所,请“老潜艇”们口述历史,获得大量鲜活的素材——那是档案里不曾记录的鲜活的“资料”。这些“老潜艇”,当年大都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低,从陆军刚刚来到海军时,有些人连海水是咸的都不清楚。上第一堂理论课,苏联教官开口就问,潜艇是根据阿基米德定律发明设计的,你们知道什么是阿基米德定律么?知道的举手。课堂上鸦雀无声,大家一脸茫然,举手的没几个。苏联教官耸了耸肩膀说,连阿基米德定律都不知道,怎么学得了潜艇?如此可见当年学习的艰难。潜心苦学,呕心沥血,坚忍不拔,筚路蓝缕。三年后,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诞生。

《潜艇》出版后,我收到了许多潜艇官兵的来信,他们说感谢作家“留”住了一段珍贵的历史。

跋涉万水千山,为希望工程奔走呼号

刘斌:您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社会民生题材,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教育子女调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请介绍一下这一领域的创作情况。

黄传会:接触希望工程这个题材,有一个机缘。1990年,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当时,全国贫困地区每年有五、六百万的孩子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学,辍学,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救助工程。很巧,实施这一工程的秘书长是我的温州老乡徐永光。他说:“写写我们希望工程吧,贫困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孩子上不起学,你们作家应该为这些苦孩子呼吁呼吁!”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

春节刚过,我走进了离北京不过一二百公里的太行山区。在那些低矮的土房里,那么多的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阻隔在校门之外。他们那一声声“我要读书”的哀求,震撼了我的心,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心中升腾。接着,我开始了一次艰难的采访,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又从大西南到大西北,足迹抵达7个省(区)的20多个贫困县。随后,写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这部作品反响强烈,冰心老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介文章。许多读者在读完作品后向希望工程奉献了爱心。我在书中写了广西平果县汤那屯五个失学女孩的悲凉故事,后来,这个小山村收到了26万元爱心善款。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笔巨款。村里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希望小学,修起了一段公路,架起了几公里的输电线,彻底改变了山村面貌。村民们感激地说,是北京的一位海军作家,使山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听到后感到十分欣慰。

在贫困地区采访失学儿童的同时,我接触了许多乡村教师,当时乡村小学还有很多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让我感动。记得在太行山涞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遇到一位名叫李恕的老师。1953年,作为涞源一中的首届初中毕业生,19岁的李恕,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当老师。在村小那块讲台上,一根教鞭和一本字典,陪伴他度过了四十个春秋。有的是祖孙三代,有的是父子两代,全村有文化的村民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这中间,他曾经动摇过,也有调离的机会,可是,一想到自己走了,没人接班,孩子们就要失学,他又坚持了下来。临走时,陪同我采访的领导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没有,他犹豫了片刻说:“村里不通电,晚上备课和批改作业都要靠煤油灯,分配的煤油实在不够用(那时候的煤油还按计划供应),看能不能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这便是一位在山村默默无闻坚守了大半辈子的老教师唯一的要求!在海南岛的乐东县,我采访的一位中年教师,已是肝癌晚期患者,但他仍坚持在三尺讲台上。他说只有和学生在一起才能缓解一些病痛。在他破旧的卧室里,我发现窗台上放着两盏煤油灯,一盏带灯罩的比较大,另一盏是用墨水瓶改的很小。问他为什么有两盏灯,他说只有在改作业的时候才用那盏比较大的灯,平时都用那盏小灯。教师是给学生送光明的使者,可他们自己却享受不到基本的光明。

在遵义,我还采访过一位女教师,她叫王怀木。那所山村小学,就她一名教师。她像一名战士一样,在那块阵地已经坚守了十几年了。她生过四个孩子,不可思议的是全都是她自己接生的。生第一个孩子时,上午还在上课,中午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刚进家门,孩子就落地了,剪脐带的剪刀来不及消毒,结果没过几天,孩子被病毒感染死了。她的三女儿两岁时不慎摔了一跤,脊椎骨摔伤了,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可以治,但必须住院。王怀木思前顾后,一是没钱,二是自己还得赶回去给学生上课,不得不把孩子又背回了山村。时间被耽误了,女儿成了驼背,终生残废,她说:“现在一看到三女儿我就想哭,这辈子我欠女儿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

如果说战争年代,最可爱的人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那么,和平时期,我觉得最可爱的人就是这些乡村教师。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耐得住寂寞,忍得住清贫,年复一年,默默耕耘。我们曾经把教师比喻为蜡烛,我以为乡村教师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我是含着热泪写出《中国山村教师》的。

1996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战”,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我又多次深入到贫困地区,尔后创作了《中国贫困警示录》。后来评论界把这三部报告文学称为“反贫困三部曲”。有朋友戏称我是“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西,世界上有谁喜欢贫困?什么叫“反贫困”?“反贫困”就是要让天下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能接受教育,过上有尊严、有阳光、有希望的日子。尽管用报告文学来“反贫困”,其力量是相当有限的,但起码可以反映民间的实情,传递百姓的心声,尽一名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几年后,中国青基会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里,有千八百万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的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又是:“不可能吧?”但是,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破烂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禁不住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而震惊和忧虑!

在与农民工子女的交谈中,他们一次次地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与城里孩子不一样?”“为什么城里有些叔叔阿姨老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们?”“为什么政府不要我们了?”这一个个“为什么”,让我意识到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峻性。一位社会学家则说得更尖锐:“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还看不出来,但若干年后,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当你意识到农民工子女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长,都市能不能接受他们,将关系到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时,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拿起笔来?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一位评论家对我说:“在你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两个字:‘焦虑’”。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让人“焦虑”的事情,我们作家无职无权,又没有钱,但起码可以去“焦虑”吧。

那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到北京海淀区永定路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看望师生,在黑板上意味深长地写下了一行字:“在同一个蓝天下”。后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允许农民工子弟进城市学校读书。有人说我的这部报告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刘斌:您的《新生代农民工》去年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六届报告文学评委会主任何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黄传会坚持报告文学创作近30年,他这次获奖是众望所归。”请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动因。

黄传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名称——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占到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有一亿人左右,并以每年一千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如同不可一日无电、不可一日无水一样,我们的每一座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不可一日无农民工的时代。

对于这样的题材,我又“蠢蠢欲动”了。还是采取笨办法,到他们中去,其实并不复杂,即便在我们海军大院这座军营里,也有不少青年农民工。有一天,我对小菜场一位小伙子说,我想跟你卖一天菜。他吓了一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个记者(说记者他好懂些,作家离他更远),就想了解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他沉吟了片刻说,跟我卖菜可是很苦的哦,早晨四点钟就要起来。我说你一年到头都不怕苦,我跟你一天还有什么说的。第二天凌晨四点,我穿上军大衣,戴上棉帽,蹬着辆自行车,跟他到了岳各庄批发市场,看他是怎样进菜的。一阵忙碌过后,七点多钟,农民工拉了满满一三轮车菜进了海军大院,然后又要将菜一剁剁整齐地码好。这时候,他才有时间泡了袋方便面。中午和晚上快下班两个时间段,是生意高峰,他的媳妇也来帮忙。他们的孩子放学后,就趴在菜摊边做作业。我跟他们卖了一天菜,腰都快折了,当然也亲身感受到了农民工的艰辛。

接着,我到了几个大城市,做了大量的采访,结识了各行各业的许多青年农民工。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打工史,倾听他们倾诉心中的酸甜苦辣,倾听他们描绘自己或远大或不远大的愿景。他们的祖父作为第一代农民工,身背蛇皮袋走进城市,仅仅是为了获得温饱;他们的父辈作为第二代农民工,肩扛编织袋走进城市,追求的是致富;而他们却是拉着拉杆箱走进城市的,他们在打工的同时,不断在寻找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要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而且,从进城的第一天起,他们便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梦”……

越是接近他们,越是了解他们;越是了解他们,越是让人感到忧心忡忡。我强烈感受到: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得十分艰难;城市已经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了,但城市并不情愿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这些都是亟待解决,却非常棘手的问题。

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写这本书?你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无以回答,甚至感到有些茫然与无奈。作为一名作家,人微言轻,我能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呢?噢,对了,我可以为他们代言啊!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表后的这几年,政府对于农民工政策已经做了重大调整,农民工的境况也有了比较大的改观。

获“鲁迅文学奖”当然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它是能给作家以创作动力的。

我在获奖感言里谈到——

我获奖的书名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我自己也是为文学打工的。

我为文学打工,文学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学给了我精神家园。文学同时赠我一支笔,让我留住了时间和空间,让我记录下这个时代,让我记录下这个时代我所感兴趣的人物。

为我托起鲁奖这座沉甸甸奖杯的是我笔下的那些人物:为人民海军的创建、发展、壮大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几代海军官兵;贫困山区那些充满着饥渴目光的少年儿童;在贫瘠的山乡默默耕耘、像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一般的山乡教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大军。当然,还包括为中国的航母事业悲壮殉职、我将他称之为科技知识分子典范的罗阳。还有……很多、很多。

社会责任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第一要素”和“第一修养”。有人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那种关注历史进程、关注民众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忧患国家与民族前程的作家,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一直努力这样去做。

一个民族是需要品格的;

一个民族是需要精神的。

愿文学永远滋润着我们民族的品格和精神!

刘斌:您有一篇短篇报告文学《三个太阳》,先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被选入江苏版中学语文7年级课本。这篇作品短小精巧,特别有韵味。能谈谈这篇作品吗?

黄传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赴南极科研考察,并在南极建了长城站。我们创作室有位画家的爱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画家,名叫陈雅丹,经过申请,她也被批准跟随第三批考察队赴南极。当时她是国内第一个赴南极的女性。我觉得这件事有些意思,便对她进行了一番采访。她给我讲了传奇式的南极之行,讲了许多南极人的故事。女画家的父亲是名地质学家,解放前夕是我国第一所地质所的所长。她父亲是借用雅丹地貌给她起的名字的。陈雅丹发现在南极站负责地质考察的科考队员,居然也是来自地质所的。这看似有些巧合,但却有着内在相关联的东西。

采访是聊天式的,我问她在南极画画了没有,她说画了,画了不少科考队员的速写,还画了南极的风光。停了停,她突然说:我还给他们留下一幅壁画呢!壁画?我来了兴趣,什么壁画?她说,快离开长城站时,科考队长说:画家,你来次南极不容易,你得给我们留幅画做纪念啊!她想想也是,正好长城站餐厅墙上是空的,她便在墙壁上画了一幅画。我问她画了什么内容,她说画了南极美丽的雪景,画了长城考察站,正在工作的考察队员,还有企鹅。她又说,对了,我突发灵感,在画面上部画了三个太阳,一个白色,一个淡绿色,一个橘红色。我问:为什么要画三个太阳?她说我也不知道,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吧……我想,可能是看到南极太冷了,画家多画了两个太阳,希望能给冰冷的南极带来温暖;也许三个太阳代表一家三口……文章写好后,我毫不犹豫地取名《三个太阳》。

刘斌:您觉得这篇作品为什么会入选中学语文课本?那可是非常挑剔和严格的。

黄传会:也许是一种偶然吧。不过这篇短报告文学采访非常到位,结构是下了功夫的,写得也中规中矩。后来教科书里说这篇文章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细节描写都可圈可点,很适合中学生学习。其实在写作时,我哪考虑那么多,什么段落大意啊,中心思想啊。

还有个插曲,我有个朋友的儿子在育英中学读初一,有一次,在检查孩子作业时,发现这篇文章,他说:黄传会是我的朋友。他儿子说:你吹牛吧,黄传会文章是和毛泽东文章放在一起的,你怎么可能认识他。他儿子到学校跟语文老师一说,老师说,那你请黄伯伯给我们做个讲座。我老老实实去了,回答问题时,学生们问我三个太阳有什么含义?语文课本是要求标准答案的,这下把我难住了……

刘斌:您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后,听说差一点要打一场官司,是这样吗?

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获奖后,我的喜兴劲儿还没完,本书的责任编辑电话打来了,说:您的大作侵权了!我疑惑不解。她说:我们接到一位农民工的短信,说您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一书中,引用了他的两首诗,既没得到他的同意,也没付给他稿酬,他要讨个说法,准备跟出版社和作者打官司。楞了十几秒之后,我赶紧翻开书,一找,发现确实在第四章《皮村文化》里引用了这位青年农民工的两首诗。是2009年岁末,为了了解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状态,我找到了京城东郊一个叫皮村的地方。在皮村这个与大都市紧密依存的“打工者部落”中,有他们自己的子弟学校、艺术团,还有他们创建的打工博物馆。在采访艺术团负责人时,他送给我一本《打工者之歌》小册子,这是他们自编自印的,内容有歌曲、诗歌、故事、小话剧等。尽管作品还比较粗糙,但都是农民工自己创作的,因此显得特别鲜活,特别有生活气息。后来,在写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时,我在书中引用了几首农民工的诗作,包括这位准备与我们打官司的小伙子两首。坦白说,当时在引用时我压根没有想到会不会侵权的问题。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搞了三十几年创作,从来没侵过权,没想到这部写农民工的作品,因为引用了农民工创作的诗作,却被诉侵权了。更没想到写农民工居然要与农民工打官司。不过,我心头又升起一团疑雾——我侵权了吗?没错,我是引用了他的两首诗作,但我是署上他的名字的啊。如果这算侵权,那么以后在作品中要是引用鲁迅、郭沫若的文章,引用艾青、贺敬之的诗词,算不算侵权呢?如果都是侵权,那可麻烦了。

我想起来了,中国作协有个权益保障办公室,电话拨通了,吕主任听完我的叙述,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侵权了!”吕主任解释说:“著作权法规定,所有的自然人在去世50年后,他们的作品便进入了公有领域,在尊重著作人的精神权利前提下,即尊重作者的署名权和作品的完整权,可以自由引用。但引用去世不到50年的及在世的自然人的作品,必须征得其本人或其继承人的同意。如果引用的部分不构成引用者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并且在量和比例也适当,才算作‘适当引用’,可以不经授权。你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中,引用了某某的两首诗,都是全文引用,且未经本人授权,也未付稿酬,当然是侵权。”

我真侵权了!我呆愣在办公桌前,脑子有些发懵,想不到,不经意间竟会侵权了。我打电话对责编说:“我们侵权了,应该怎么办?你去征求一下你们出版社法律顾问的意见。”律师的意见是此事已过了诉讼期效,可以不予理睬。我刚轻松了片刻,却又陷入矛盾之中。不理睬是最省事省心的,但可以不理睬吗?我一直认为农民工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却苦于手中无权无钱,不能给予什么实质性的援助,只能用自己手中的笔,从道义上为他们鼓与呼。特别是对社会上一些人无视农民工权益,我总是心怀不平。现在,我自己侵犯了一位地位卑微的青年农民工的著作权,我能借口因为自己是无意的而原谅自己吗?不行,我不应该原谅自己,错了,就必须承认自己的过失。尽管已经过了诉讼期效,仍然必须赔礼道歉并赔偿对方的损失。当然,期望能友好协商解决,最好别打官司。

吕主任嘱咐过,如果自己难以处理,也可以授权由权益部帮助解决。我思考再三,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惹下的“祸”,还是应该自己亲自去解决。

刘斌:是您亲自解决的这个难题吗?

黄传会:是的,我打电话直接找到了那个被我侵权的当事人。我说:“小伙子,首先我要诚恳地向你表示道歉,在没有得到你授权的情况下,引用了你的作品,侵犯了你的著作权;同时,我愿意按照国家的规定,双倍付给你稿酬,你觉得怎样?”沉默了片刻,小伙子说:“你让我想想吧,明天答复你。”第二天,我又拨通了他的手机,这回小伙子口气明显变得缓和了,他说:“黄老师,我同意您说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高兴地说:“那好啊,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对了,你的诗歌写得很不错,一看就是从生活中来的,也挺有文采,现在还写吗?”小伙子说:“基本不写了,实在是没时间,忙不过来!”我鼓励他:“你应该坚持写下去。我虽然不写诗歌,但有写诗的朋友,你如果有作品需要请老师指点,我可以帮你介绍。”

两天后,我将拟好的《友好协议书》寄给了在湖北的那个小伙子。

通过几次电话交流,对这个小伙子的情况我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1983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农村,家里实在太穷,16岁就辍学了。后来外出打工,干过建筑工、流水线工人、推销员、保安员。8小时之外为了打发时间,大量读书。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中文专业自学考试,5年中通过了24门课程,拿到了大学本科自考文凭。尔后,被一家媒体聘用。小伙子的经历让我感动,相识太晚了,否则,他一定也会被我写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中。后来,在电话里,这个小伙子对我说:“黄老师,发生了这件事,我,甚至所有农民工,都给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了吧?其实,我并没那么坏,我也根本没想要讹您的意思,主要是农民工一直不被社会所承认,心里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怨气……所以当发现我的诗歌被您的大作引用时,我才采取了那样的行动。其实,从我内心说,您引用了我的诗作,是对我的肯定,也等于为我做了宣传,我还应该感谢您!请黄老师谅解和理解……”

我连忙对他说:“我理解,我完全理解!”

不久,小伙子寄来了几首诗,诗写得真不错,带着土地的芬芳和青春的思考,我将它推荐给了报刊的朋友。

因为侵权,我增强了著作权、版权意识。处理这件侵权事件,我感悟到在当今这个充满着矛盾的世界里,只要你真心、真诚,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由无意间侵权而带来的后续故事,令我三思,又让我感到非常温馨……

刘斌:通过您对这件事的处理过程,我感悟到一名作家,要想写出好作品,同时要把人做好!

黄传会简介:

黄传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副主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发现青年》、《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海军纪实》、《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纪实》、《中国婚姻调查》、《军徽与五环辉映》、《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中国海军:19491955》等。

其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中国报告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一届、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六届、第九届、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等。短篇报告文学《三个太阳》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一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轻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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