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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复台

2016-01-24 13:05:50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930

郑成功复台

 张培忠

第一章  收复台湾与开发台湾

郑成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抗清;二是复台。当长江之役全面失败,抗清事业遭受空前挫折时,郑成功率领舰队迅速南返厦门,着手做好应付清军来袭的准备。因为他知道,清军很快将组织攻势向其抗清基地金厦地区展开最后的围剿。而事实上,郑成功还未完全撤出南京时,清廷就已指派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统领清廷各路大军,包括亲率的特遣部队,以及广东潮州、浙江温州、福建漳州泉州的清军水师直扑金厦,妄图一鼓作气全歼郑成功的势力。作为主帅,郑成功有着非常顽强的斗志,其海军主力仍有舰只二千余艘,远远超过清军方面船只总数,而且他还将外围各军悉数召回金厦地区,其防御能力比以前还要更强大。清军虽然来势凶猛,但因不习水战,被郑成功亲自率领的水师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灭。清军统帅达素自感无法向朝廷交代,遂畏罪自杀。清军再不敢与郑成功作战,郑军得以休养生息。但形势不断变化,其他抗清力量已逐渐式微,清朝在全国的战争已接近尾声。这次战役后,清廷就将南方三藩之一的耿继茂派往福建,并命老将宗室洛托从旁协助。

郑成功一生的抗清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始终以保全、壮大自己为战略决策的中心,这也是他奉行独立自主、主动在我策略的集中体现。长江之役的失败与清军加紧对郑军的围剿,使郑成功深感困据金厦这一弹丸之地终非长久之计,必须继续拓展抗清的根据地,才能保住东南复明这面旗帜,才能凝聚南明军民恢复明室这把希望的火种。于是,郑成功把眼光投放到与金厦地区一衣带水、其父郑芝龙曾经经营过的台湾岛。

台湾,古称岛夷、蓬莱、东蕃。清康熙年间高拱干纂修《台湾府志》称:“台湾,禹贡扬州之域。”可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元朝、明朝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派驻军队,负责台、澎防务。1604年,新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派人进占澎湖,被明朝都司沈有容领兵驱走。162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再次占领澎湖,并在主岛上建立堡垒作为发动侵华与长期贸易的基地。他们派遣船只肆虐台湾沿岸,劫掠大陆濒海地区,烧毁村庄和船只,把中国劳工贩卖到巴达维亚充当奴隶。如果对荷兰殖民者的这种侵略行为视而不见,金厦地区固然不得安宁,整个中国将有更多土地沦为殖民地,这客观上也将对郑成功的抗清复明事业构成严重威胁。收复台湾的决策慢慢在郑成功的心里酝酿和形成。为了慎重起见,在是否东征收复台湾下最后决心之前,郑成功先后两次专门召开最高军事决策会议进行讨论。第一次是在16606月,刚好在击败清将达素的进攻之后不久,郑成功将他想夺取台湾的意思向众将作了通报,但遭到宣毅后镇吴豪的反对,吴认为:“(台湾)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勇,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除了部下反对,也有友军反对,如张煌言认为:“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甚至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也认为:“成功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既然有人反对,郑成功就不急于下结论,但仍在私下里积极地做说服和解释工作。第二次会议是在1661年正月举行,各处粮草已先后运抵,荷兰听到风声后派来援助台湾的军队看到郑军并未有动静又撤回巴达维亚。这时,郑成功感到时机成熟,就又再度召集文武官员开会密议,明确主张收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众将虽不敢违抗,但都表现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只有马信、杨朝栋表示明确支持。

兴师驱荷,是中国三百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决策,也是巩固和拓展中国海权的必然选择。面对多数将领的畏难情绪和疑虑心态,郑成功当机立断,明确宣示:“台湾当数省要冲,为海道枢纽;沃野千里,民殷物阜。昔太师(郑芝龙)屯垦其地,余风迄今犹存。加之红夷虐民敛货,诛求无厌;本藩职司招讨,拯民有责。吾欲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招沿海民实之,以耕以战;进则将士无内顾、眷属免奔波,退则大海为天堑、军民安磐石。中兴之计,孰有逾此者!”郑成功这一段铿锵有力的话语,淋漓尽致又深刻全面地道出了收复台湾的全部目的:一是南京大败,损兵折将,弹丸两岛,难抗清兵。现台湾地理位置重要,海道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着天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二是台湾曾是郑芝龙开辟和经营过的地方,建设寮寨,招恤土番,练兵积粮,如今子继父业,理固宜然,更有利于彼此的融合与发展。观察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政治上,郑成功与郑芝龙壁垒分明,针锋相对;而在经济上,则可谓是萧规曹随,继承发展。三是荷兰殖民者侵我土地,占我财产,害我人民,无恶不作,郑成功作为明朝招讨大将军,驱逐侵略者,救民于水火,收复我国土,正是职责所在,责所当为。四是台湾正是郑成功苦苦寻找抗清复明的“根本之地”,计划把沿海的百姓移居过来,既耕种,又屯兵,是安顿数十万大军和眷属的理想之所,进战退守,高枕无忧。五是作为抗清复明的中兴之计,没有比收复台湾更好的途径了。

有此数端,收复台湾,巩固海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挥师东进

应该说,进军台湾是事关郑氏集团前途命运的一次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个艰难的决策中,郑成功有其苦衷,也有其谋略。因此在作远图之前,郑成功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1660年农历十月,郑成功下令修理战船、备办粮饷、铸造器械,并对军事作出全面部署。他考虑到这次东征行动,既要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又不能失去厦门、金门、南澳一带沿海岛屿。因此,郑成功决定亲自率主力出征台湾,这支主力共分两批赴台,首批11个镇约2.5万人,次批6个镇约1.2万人,合计约3.7万人,经过大修的渡海船舰有两三百艘。在金门、厦门、南澳一带留下相当兵力:命忠勇侯陈豹防守南澳,阻止广东清将苏利、许龙乘虚而入;派郭义、蔡禄二镇及张进守铜山,必要时策应陈豹部;留户官郑泰和参军蔡协吉守金门;由世子郑经率洪旭、黄廷等众将镇守厦门,洪磊、冯锡范、陈绳武三人调度各岛防守事宜。

台湾海峡西岸的郑成功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伺机攻台;那边厢,台湾海峡东岸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持续不断的“狼来了”的恐慌气氛困扰下,反而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必要的警觉。

事实上,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一直担心中国人会进攻台湾,早在1650年,公司总部十七人董事会在巴达维亚郑重其事地作出决议:“热兰遮城堡即使在太平时期守军也不得少于一千二百名。”远在万里之遥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总部,何以要为一个商馆制定如此详细的防御计划?这当然是由其殖民制度下的商业模式决定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占领台湾后,在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16332月,台湾商馆的普特曼率领荷兰守军出征小琉球岛,当地居民闻讯纷纷逃入山洞,荷兰守军遂将岛上的房屋、园地及粮食悉数烧毁。1635年夏季,普特曼再次率领100多名荷兰守军征讨小琉球岛,包围山洞,摧毁房屋,当场屠杀300多人,并捕获554人,男人带回大员服役,妇女儿童扣押在新港,其中大部分人被折磨致死,又将135个俘虏和另外捕获的56人用船运到巴达维亚贩卖。据《巴达维亚日记》记载,这次被荷兰殖民者屠杀及捕获的岛上居民达千人以上。

这种血腥的掠夺,已成为荷兰人攻城掠地的一种商业模式,这种模式,马克思把它命名为“荷兰的商业革命”,并对何谓“荷兰的商业革命”作出精辟的解释:

“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就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而这种“温和的商业”,“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当荷兰人仍陶醉于所向披靡的杀戮时,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就像暴风雨前的黑暗一样悄悄地积聚着、酝酿着。1652年,台湾爆发了郭怀一领导的武装起义。郭怀一长期居住在台湾,从事稼穑,是一位勤劳的农民,也是一位颇有威望的农民领袖,外号“甲螺”,螺号一吹,四方云集。这年秋天,郭怀一联络了一批备受欺凌的农民,计划在中秋节这一天,以大宴宾客作掩护,邀请荷兰台湾商馆的长官和荷兰商人参加宴会,趁耳热酒酣之际将他们杀死,然后乔装成护送长官回城,打开城门,一举攻下赤城。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与郭怀一意见不一、争吵甚烈的郭家兄弟郭苞跑去向荷兰人告密,荷兰人当即把郭苞关闭起来,并派士兵到起事地点侦察,发现中国人正在开会。郭怀一察觉到行动计划泄密时,当机立断提出提前行动。他说:“诸君为红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计不如一战,战而胜,台湾我有也,否则亦一死,唯诸君图之。”大家纷纷响应。

165298日凌晨,郭怀一率军围攻赤城,打死了一些荷兰殖民者。荷兰人立即组织反扑,并派兵船增援。郭怀一英勇善战,率军几次打退荷兰人的进攻,但由于指挥经验不足,变主动为被动,在激战中,郭怀一不幸牺牲,起义队伍遂被击溃,并遭到残酷镇压。据统计,这次起义,被杀害的男人4000多人,妇女5000多人,小孩子还未统计在内。《台湾县志》载:“甲螺郭怀一谋逐荷兰,事觉被戮,汉人在台者遭屠殆尽。”

荷兰人怀疑,这次暴动,并非空穴来风,肯定与对岸的国姓爷暗中怂恿、煽动和支持有关。因此,为了防止汉人再次反抗,更为了防止里应外合,荷兰人在本岛的赤建造了一座新的要塞,这就是普罗文查要塞。

1657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最高长官和总评议会特函台湾商馆长官揆一务须谨慎提防,信上说:“兹特重申前令,希望阁下经常加意提防,注视国姓爷的计划,使其不能为害或引起任何麻烦。我们相信阁下定能谨慎从事。”

16603月,荷兰台湾商馆的长官和评议会又获得情报:中国人听到国姓爷即将渡海的消息后,十分恐慌,不少人准备逃亡,他们相信,在台湾人举行年会的那一天,国姓爷将率领兵士和大批战船前来进攻台湾。

1661年,台湾人再次将年会推迟一年。虽然国姓爷攻打台湾的谣言仍然充斥耳边,但台湾海峡波平浪静,并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16612月,来自巴达维亚的分遣舰队指挥官樊德朗带着他的军官,率领道芬号和弗戈斯号驶返巴达维亚。台湾方面要求把这些军官留下来,以备不测,但樊德朗并没有同意。支持舰队的其他船只也逐渐被分遣到东印度各地,只留下赫克托号、斯·格拉弗兰号和小帆船白鹭号等在台湾海面游弋、巡逻。

荷兰人长期绷紧的神经似乎可以松弛下来了。

恰于此时,先前曾受郑成功委托暗地里在台湾收税、以备军需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因被告发,被处重罚而潜离台湾,逃到厦门投奔郑成功,并建议郑成功即刻出兵收复台湾。何斌何许人,为何能使郑成功对他言听计从?原来何斌是郑芝龙的旧部,也是郑成功的同乡。当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时,一部分部下不愿随他就抚,遂组成一支小分队,悄悄离开驻地,打算驶回台湾,不料在途中遭遇另一股海盗,被穷追猛打,多方截击,最后只有一条船突出重围,在风里浪里漂流了好几天,漂到台湾的大线头,眼见生还有望,却又触礁沉没,船上的其他人都溺水身亡,只有一人被风浪卷到岸边,死里逃生,这个人就是何斌。

何斌九死一生,在台湾生存了下来。荷兰人占领台湾后,因熟悉台湾情况,群众关系良好,又懂得荷兰语,何斌被荷兰人委为通事,帮助荷兰人处理商务、打理生意。郭怀一起义受到荷兰人残酷镇压,使何斌认清了荷兰人的面目。表面忠心为荷兰人做事,暗中与国姓爷取得联络。当何斌被控侵用揆一数十万库银,受到荷兰检察官的调查和拘捕,并由法院判决撤销何斌在东印度公司一切职务、荣誉和其他权利,将处以重罚时,何斌便决定设法脱身,面见成功。为了配合郑成功攻台,何斌此前已委派一个叫郭平的助手扮作渔夫悄悄出海,实地测绘一条安全进入大员湾的鹿耳门水道。何斌到达厦门后对郑成功慷慨陈词:“台湾土地膏腴,沃野千里,实在是成就霸业的好地方!如果得到这块好地方,国家能够变得强大;使农民合理耕种,可以丰衣足食。上至鸡笼、淡水,有大量硝磺;横渡大海,四通八达,从事海上贸易,不必担忧各种军需民用。军民移居此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必能富国强兵,进战退守,完全可以与清朝相抗衡。”说到这里,何斌从袖里小心地抽出一份详细的秘密地图献给郑成功。郑成功两眼放光,细观默察,只见密图详细标明台湾地形,以及船舰如何航行才能绕过荷兰炮台在鹿耳门登陆的航线。郑成功闻其言,观其图,仿佛六月大暑天喝了一大碗清凉剂,顿感神清气爽,豁然开朗。何斌还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向导,带领郑军直捣荷军的黄龙府!

郑成功兴奋地站起来,拍着何斌的背赞道:“你真是上天送给我的好帮手啊!”

何斌深夜面见郑成功,促使郑成功率兵复台下了最后的决心。

16612月,清帝顺治的死讯传到厦门,郑成功估计清朝在所谓“国丧”时期内部权力格局未定,不会对外大举用兵,这是出兵收复台湾的有利时机。166148日,郑成功率首批军队乘船离开金门,向台湾的方向进发,在料罗湾待风,21日中午“天时霁静”,开航前进。22日,全部到达澎湖,分扎各屿。重新开航到柑桔屿时遇到顶头逆风,被迫折回澎湖。郑军根据何斌提供的情报,以为“数日内可到台湾,粮米不竭”,多数不带军粮。在澎湖各屿尽量收取,“惟番薯、大麦、黍稷,升斗凑解,合有百余石,不足大师一飧之用”。郑成功“惊乏粮,又北风无期”,如果继续停驻澎湖候风,恐有断炊之虞,更危险的是有可能动摇进军台湾的军心,那将是巨大的灾难。于是,郑成功当机立断,于29日夜看到风势渐转,遂下令冒着“风雨阴雾”的危险开航前进。当时风雨不断,波涛汹涌,船行其间,十分惊险,但到了三更,竟然云消雨散,天气转好。430日拂晓,郑成功在马信的南京平底船引导下直达台湾外沙线,天亮时驶抵鹿耳门。

郑成功率军从鹿耳门进入港口并顺利登陆,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就是潮水大涨。恰值潮水比平常加深数尺,船队得以顺利入港,连最大的船只都毫无阻碍。除留一部分兵力扼守港口和北线尾岛外,大部分船舰都于同日下午陆续驶入港内。所谓地利,就是形成航道。经过雨水和潮汐的多年冲刷,鹿耳门逐渐形成了一条可以航行大船的航道。由当地渔民发现,何斌派人进一步探测后绘成地图,郑军的船队就是按照航图的指引,以及何斌和澎湖渔民的领航才得以入港的。所谓人和,就是当地人策应郑军。赤居民纷纷拿出货车、扁担及其他运输工具前来迎接郑军,在他们的帮助下,还不到两个小时,已经有几千名士兵完成登陆,而荷兰人由于没有估计到郑军会冒着逆风的危险渡海,因而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郑军由鹿耳门兵不血刃,悄悄入港,完成敌前登陆,进而占据险要,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夺取复台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施琅平台

台海之间,谍影幢幢。清廷探子侦知台湾郑经已死,克被杀,忠良殒命,奸党弄权,是非不分,黑白颠倒,郑氏内乱之际,正是清廷平定台湾的良机。

16816月,康熙帝谕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说:“郑经既死,贼中必乘离扰乱,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时机!”

姚启圣督闽多年,锐意平台,苦于未得其人。这番圣旨如山,迁延多年的平台大事变得刻不容缓。姚启圣思前想后,觉得堪当此任者,非施琅不可!

姚启圣遂与巡抚吴兴祚联合保举施琅统兵平定台湾。

施琅是郑家的克星,多少恩怨,多少悲欢,多少人间的忠诚与背叛,都在他身上沉淀,又在他身上折射和蜕变。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生于1621年(天启元年),比郑成功年长三岁,与郑成功谊属同乡。据《清史稿·施琅传》、《榕村语录》、《从征实录》、《靖海纪事》等记载:施琅“生于滨海,总角从戎,风波险阻,素所履历”,年少时“有识度,膂力过人”,“十七岁便作贼”,“习距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以“讨山寇有功,授游击”;1646年,与陈辉、洪旭等投奔郑成功,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在郑成功部下任左先锋镇。郑成功的军队实行的是一种镇协制度:最高军事单位为镇,首长为镇将,左、右先锋直属部队也是一镇,但地位略高于各镇;左、右先锋实际上是郑成功的左臂右膀。前期,施琅因有谋有勇,很受郑成功的重用。郑亦邹《郑成功传》诸书载:“琅于成功诸将中年最少,风宇魁梧,于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皆琅启之”,“郑国姓用施烺(琅)如手足”,“相得甚,军储、卒伍及军机大事悉与谋”。

施琅也确非浪得虚名,在追随郑成功的5年里,建立了不少功绩。164911月,郑军进攻云霄,施琅率军捷足先登,夺得首功;16502月,郑成功亲自督师攻打三面环水的潮阳和平寨,久攻不下,郑成功还差一点被敌方枪弹打中,左先锋施琅则独克溪头寨;16507月,攻打潮州守将郝尚久,施琅率亲随数十人冲入敌阵,攻克潮州唯一贯通韩江两岸的石桥,使战局转败为胜;同年9月,施琅献“吕蒙赚取荆州计”,力促成功进取厦门,收缴郑联、郑彩兵权,真正掌握郑家军团,创建立足之地,使郑成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

郑成功与施琅惺惺相惜,礼遇甚渥。但施琅度量褊浅,恃功骄纵,且一山不容二虎,都有本事,又都有性格,冲突就是早晚的事了。1650年闰11月,后劲镇陈斌叛逃,终于引发了郑成功与施琅的矛盾。据《先王实录》载:“施郎(施琅原名)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惟后劲镇陈斌与之抗。……郎知之,亦让之,但每诉于藩。斌有戒心。至是率兵而逃,密启一禀陈所逃缘由。藩实含之。”陈斌事件,引起了郑成功对施琅兄弟的不满和警觉。

1651年春,永历帝治下的广州、桂林陷落,梧州危殆,郑成功得旨率兵赴粤勤王,这是关系抗清全局的战略问题,施琅却表示反对。船队航行到达南澳岛,夜泊总镇府。次日一早,施琅入见郑成功说:“勤王,臣子职分。但郎昨夜一梦,似大不利,乞藩主思之。”

临阵妖言惑众,郑成功十分恼怒,当即命令施琅将左先锋印信和兵权移交副将苏茂管辖,施琅只保留名义上的职务,并被遣送回厦门。这使施琅对郑成功心怀怨恨。

此后,两人又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有一些的确是郑成功不够公允,有一些则是施琅故意赌气,主从两人暗暗在心中角力。不久,施琅的亲兵曾德通过关系想到郑成功处当亲随,郑成功同意了,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恼怒,派人把曾德抓回来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置若罔闻,照杀不误!

这是公开向郑成功的权威挑战。郑成功当然无法容忍,随即派人包围了施琅的住宅,逮捕了施琅、其弟施显、其父施大宣及其他家属,并把他们囚禁起来。施琅毕竟狡猾,眼看就要身首异处了,却在一些旧部的帮助下,逃出生天。

郑成功听说施琅逃遁后,怒不可遏,将施大宣在市里斩首,将施显在厦门曾厝海边斩首。

得悉施大宣和施显被杀,施琅对郑成功恨之入骨,遂死心塌地投奔清朝。施琅与郑成功由战友变为寇仇,从此各自分属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

10年后,郑成功收复了台湾。

20年后,施琅成为清廷满朝文武眼中平定台湾的最佳人选。16817月,继姚启圣和吴兴祚联名保举后,内阁学士李光地又上表推荐了他,康熙皇帝随即召见施琅,密授平海机宜。

灭郑复仇,平定台湾,是施琅数十年念兹在兹、寤寐难忘的平生夙愿。康熙初年,他曾数次上疏,要求进取台湾。当时,康熙帝曾面询方略,施琅说:“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郑经智勇俱无,保伪镇将皆碌碌。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盛,台湾计日可乎。”1665年,施琅奉命率师出洋,“未至澎湖沟,飓风大作,各船飘散”,失败以还,清廷遂以“风涛莫测,难即制胜”,停止军事行动,裁撤水师,改剿为抚,召施琅入京,授内大臣。但施琅身居京师,却心在海疆,修习“风潮信候,生断港”等新知,制定“审进退,料彼己”战略,一俟起用,便能制胜。

这次身膺重寄,施琅虽年逾花甲,却踌躇满志。

16816月,施琅正式到福建走马上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甫抵闽境,施琅马上拜会福建总督姚启圣,商议平台方略、兵员情况、后勤补给与时机选择诸问题,并到各驻防要塞和海防前线巡视。随着接触越深入、了解越全面,施琅的脸色越凝重,情况远非他想象那么乐观。虽然总的形势要比十几年前裁撤水师时要好得多,但朝廷内外,重臣宿将,言海可平者百不得一,多数官员咸谓海波不测,对进取台湾信心不足,原提督水师万正色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连姿态最高的总督姚启圣也对清军力量信心不足,幻想得到荷兰人的支持,要求“请招红夷夹板船以图台湾”。

面对严峻形势,施琅从整顿水师开始,包括选拔将领、训练水兵、修造海船、准备兵戈器械等,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然而,撼山容易撼人难,在制度上,总督和巡抚都有权节制或监察提督的工作,使施琅动辄得咎,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总督、巡抚、提督各有不同的职责,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各有不同,因而常常意见相左,原定次年五月出师的计划,也因双方意见不合而搁置。甚至在至关重要的作战方案上,也出现难以调和的分歧。施琅选择在农历五六月间,南风盛发的有利时机,先取澎湖,再攻台湾的策略。“夫南风之信,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流,势如破竹,岂不一鼓而收全胜!”

施琅的策略是善用规律克敌制胜的最佳方案,却遭到姚启圣的反对。姚启圣主张先打台湾,再攻澎湖,时机上趁农历九十月的北风进发。这种大讲外行话的方案让施琅着急不已。施琅痛感不加紧明确督抚之间的征剿责任,由他施专任之责,必将贻误战机,有负圣上重托。16827月,施琅第三次上疏陈述:“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演,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何难一鼓而下,事若不致,治臣之罪。”

从施琅这般决绝的语气中,康熙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遂降旨同意“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施琅终于取得独自进剿台湾的权力。

1683614日,施琅率水师三万余人,战船五百余艘,从铜山港出发,进攻澎湖。在澎湖瞬息万变的洋面上,施琅的部队与郑氏守军刘国轩的部队展开激烈的海战。施琅所坐的战船遇着逆流,加上顶风,被郑氏水师林升、林顺、陈侃等团团围住,混乱之中,施琅左眼被一支利箭射中,又被炮弹打伤,摔倒在船上,仍挣扎着站起来指挥。先锋蓝理看到主帅施琅的船被围住,遂逐浪冲锋赶来解围,郑军的船被迫后退,施琅的船才得以突出重围。但是,蓝理在激战中,却被流炮的弹片击中,被火焰烧伤,肚子破了,肠子流出来了。蓝理的族子蓝法帮他把肠子塞回肚子里,蓝理的弟弟蓝瑗用衣服绑住他的肚子,蓝理的五弟蓝珠手拿一匹白练包住他的前胸后背,蓝理仍旧高声呐喊,杀敌不止。天色渐渐暗下来,7艘参战的船随着水流慢慢驶出来,停泊在西屿头洋中。

622日,施琅又兵分数路,或奇兵夹攻,或疑兵牵制,或火器火船,趁南风大发,南流涌起,扬帆联进,乘风纵发,把刘国轩的战船焚毁几尽,士兵死伤一万多人,刘国轩见精锐尽失,大势已去,慌乱中乘着小舟狼狈地逃回台湾。

大战告捷。施琅把战船停泊在澎湖上,补充给养,休整军队。同时,剿抚并举,积极开展对台湾的争取工作。

大兵压境,郑氏内部乱作一团。建威中镇黄良骥主张攻取吕宋,冯锡范认为应分兵死守,刘国轩则坚决欲降,并促郑克派礼官郑平英等赴澎湖军前纳款。郑克见民心已散,谁与死守?浮海而逃,又无生路,只有求抚一着。于是,郑克决定接受清廷的招抚,命修降表。

811日,施琅率军从澎湖出发,由郑军礼官从鹿耳门迎入,郑克率刘国轩、冯锡范等文武人员列队欢迎,士民安堵,人心喜悦。台地将兵父老择日剃发,倾心向化。

822日,施琅备办三牲冥币,亲到郑成功庙致祭。祭文说:“自南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罪,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也。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于赐姓,前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已。”

施琅读罢祭文,激情难抑,泪如雨下。郑克、刘国轩等众官兵也都深受触动,啜泣不已。

次日,施琅率领刘国轩等到各地巡视。有随从对施琅说:“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说:“噫!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

施琅的确不计前嫌。祭成功文情真意切,得体大气,已寄寓其不仇故主之意;而对郑氏降将,施琅也上疏奏请安插,在他的举荐下,郑克授正黄旗汉宁公,冯锡范授正白旗汉军伯,刘国轩被封为伯爵,可谓各得其所,天命有归。

台湾学者施溪潭这样评价施琅一生的事功:“澎湖一役,明郑覆亡,自是台湾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与大陆中国合为一体。台事平后,琅复有议留台湾之请,有善后安置之请,有减租税及免移驻之请,廷上皆从其议,综观琅于台湾之功绩,诚可与沈葆桢、刘铭传诸人媲美。”

对施琅作这样的历史定位,允称精当。

四、明郑终结

明清鼎革之际,郑氏父子四代,以海商集团为依托,以台海、金厦地区为基地,以海上贸易为手段,纵横海疆,叱咤风云,在17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在海权战略的实践中,写下了浓墨重彩、可歌可泣的篇章。

台湾,是郑氏家族的原点,他们从原点出发,历经四代,又在原点终结。

第一代郑芝龙,是草莽强梁。16235月,正是炎热的夏天,在澳门做外贸生意的舅舅黄程有一批货物要附搭大海商李旦的船运往日本长崎,黄程派外甥郑芝龙(当时还叫一官)押运。那一年,郑芝龙20岁,正是力比多过剩的年龄,也是做梦未来的年龄。这是郑芝龙和日本发生关系的开始,也是郑芝龙和海洋发生关系的开始。据日本的《落洼物语》记载:“(郑)芝龙无家可归,遂加入颜思齐之党徒。并拉弟郑芝虎、(郑芝)豹、(郑)鸿逵入伙,来到位于南海中的名为台湾的大岛,不久,思齐过世,附随的军兵见芝龙胆大勇猛,人皆随之。”可见,郑芝龙在兴起之初,曾投靠过“中国甲必丹”李旦和著名的海盗兼海商头目“东洋甲螺”颜思齐。据南明台湾史专家翁佳音考证,李旦于1615年前后已经与漳州人欧华宇来台湾贸易。162410月李旦除写信予荷兰首任大员长官宋克外,还写信请在台湾大员的Pedro China,请他款待荷兰友人,这位Pedro China,就是颜思齐。据此,李旦和颜思齐应是生意上的伙伴或朋友,而他们同时也是郑芝龙的师傅和恩人。

郑芝龙乘李旦的船到了日本以后,经李旦介绍认识颜思齐。此后,他们一起经商贸易,共同发展,既各自打拼,又互有交集。16248月,颜思齐、杨天生、郑芝龙等人在日本长崎做生意,因苦于受日本人欺负,秘密联合漳、泉、兴府在日同志,约于中秋节在当地起兵,夺取土地,以作自立的根据地,因事机不密被迫出逃,在逃向何处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有的说暂到舟山再定去向何处,有的不同意,认为去到舟山也没有什么用处,一到那里,人都散了。人散难以再聚,孤立难以济事。不如乘此秋风,直驶到台湾。台湾是海外荒岛,形势险要,先取得这个地方,控制东南,再拓展四方,可进可退,十分方便。这个提议当即得到大家的赞成。遂开船启程,整整走了8个昼夜,到达台湾北港,就在那里安营扎寨,抚土番,汛耕猎,开始了台湾的拓殖。

初到台湾,郑芝龙与众位兄弟还是单打独斗的居多。由于贸易业务需要,郑芝龙由李旦介绍到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任通事。1625年下半年,李旦、颜思齐先后在日本、台湾去世,郑芝龙时来运转,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并被推举为众位兄弟的领袖。郑芝龙被推为头领后,主张立旗帜以重塑军中威仪,并建中军帅旗一面,使众人知所进止。据《台湾外纪》载:“故令出,俾众知所尊,然后进可取,退可守。不但踞此蕞尔之土,即横行天下,谁敢与敌?我今择于十八日承接统领诸军,除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外,另选择十八位作先锋。”一官自己为首,取名芝龙,他的弟弟,取名芝虎、芝豹、芝莞、芝燕,其余十三名,为芝凤、芝彪、芝麒、芝獬、芝鹄、芝熊、芝蛟、芝蟒、芝鸾等,选定后再行拈阄,拈到哪个就以哪个为名,凑成十八人,叫作“十八芝”,以应十八日的数字,然后各拜天地,永为兄弟。郑一官从此改名郑芝龙,开始主持台湾事务,带头落海为盗,直到1627年为明朝所招抚。

第二代,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在郑氏集团中,郑成功对台湾贡献最大,但居台时间最短。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郑成功以武力收复故土,却以诚信慑服人心。台湾荷据时代初期,原住民与荷兰人关系十分紧张,后来才逐渐缓和。台湾中部原住民平埔族的大肚王国,领导了近20个村落,他们视郑氏集团为另一个继荷兰人之后的“外来政权”,不甘心受到异族统治,对于郑军屯田取粮,更是充满了敌意,因此,原住民在大肚王率领下,常常从高山上、密林里呼啸而下,截杀郑军,抢劫粮食。郑成功部将黄安率军平乱,局势才有所好转。但很快谣言四起,原住民和早来的汉人间流传着郑军将大肆霸占土地、抢夺财物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郑成功遂率部下四出安抚原住民。有个原住民酋长要测试郑成功,在会面时主动献上金、银、草、土块四样礼物,郑成功明白酋长用意,只收了青草和土块,并诚恳地说:“我渡海来台,是为了收复故土,带给人民福祉,不是为了金银财宝。”酋长听后叩头称谢,郑成功由是美名远扬。

当然,郑成功也有受委屈的时候。南明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一直反对郑成功攻取台湾。他在福建沙关驻兵时,听说郑成功已率兵到达澎湖,随即派人送去一封信,对郑成功大加责备:“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十名城可收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于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也;区区台湾,何与于赤县神州!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碛;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

对于张煌言的冷嘲热讽,郑成功只是一笑置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郑成功一生叱咤风云,疾恶如仇,但在面对同一阵营的战友关于收复台湾的短视和责备时,他却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君子之风。

第三代,郑经是平庸世藩。郑经是郑氏集团中驻守台湾时间最长的藩主,他谦恭慈让,好学善射,却耽于渔色,声名狼藉。郑成功死后,叔侄争权,郑经因将参辅佐有力,乱中取胜,得以继统。166310月,清军与荷军联合攻打金厦两岛。郑经率师退往铜山,以避烽烟。次年2月,金厦尽失,郑经遂引全师并诸宗室渡台。郑成功经略20多年的金厦地区首次易手。

郑经退守台湾,虽能“克守厥成”,但终究与郑成功判若云泥,所幸“咨议参军”陈永华忠心耿耿,职兼将相,拓展实业,整饬吏治,强固治安,台湾偏安一隅,以官田、屯田、私田三田并用,使饱经战乱的台湾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时允称乐土。1668年,郑经收复了荷兰在台湾北部最后的据点基隆,改东都为东宁,在台湾南北路和澎湖设立了3个安抚司,在福建漳泉一带建筑了19个寨子,巩固了台湾内外围的防御。这期间,清将施琅曾统水师两次进攻澎湖,都因郑军防守得当和遭遇飓风无功而返,此后近十年台海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郑经治下,台海的海权力量呈现出某种回光返照的势头。

1673年,清廷发生“三藩事件”。郑经得讯后随即与福建的耿精忠联络,但只是联合发出讨清檄文,却未联合出兵北伐,而是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派刘国轩率军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汀州,广东的潮州、惠州等,共计七郡。但因郑经眼光短浅,战略失误,而且郑、耿交恶,为清廷各个击破,郑经所得闽粤七郡全部得而复失。前功尽弃,郑经只好再度退回台湾,从此一蹶不振。

第四代,郑克是匆匆过客。在嫡庶之争中,郑克是胜利者,郑克是失败者,而更大的失败者则是郑氏集团。政权之要,重在得人。用人得当,则瓜瓞绵绵,基业永固;用人不当,则得而复失,祸殃不远。郑克当政时还是小孩,名为藩主,实为傀儡,因此,清廷更加紧了谋台的步伐。当施琅攻取澎湖,刘国轩大败而归,台湾面临灭顶之灾时,郑克召集文武会商战守之策。也是慌不择路,诸将建议夺取吕宋,作为退守的基地,进取的基业。

吕宋,乃中国之近邻、漳泉之外集。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群岛后,视吕宋为禁脔,待唐人最无礼,郑氏集团对此耿耿于怀。郑成功曾派使节前往宣谕,刻日即派兵前往攻取吕宋,仅因身死而功败垂成;到郑经时,本来已经调集了部队,因接到耿精忠联兵之请,遂将部队派往厦门,攻取吕宋之事半途而废。这次在降战之间犹豫不决时,建威中镇黄良骥说:“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危在旦夕。不如将大小战船和洋船,分配来运载家属和士兵,从这个山边直下,夺取吕宋作为基业。”提督中镇洪邦柱挺身向前说:“建威中镇所言取吕宋十分有道理,我和良骥愿当先锋。”冯锡范说:“以全部军队攻取吕宋也不是难事,但不知道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中书舍人郑德潇说:“议取吕宋来避开清军锋芒,这个计策很好!有详细地图在这里。”大家都围过来仔细观看,眼睛里仿佛闪烁着绝处逢生的光芒。刘国轩却对冯锡范说:“欲攻吕宋,虽是良策,可行于澎湖未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苟辎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车可鉴也。”冯锡范的父亲冯澄世1644年从铜山过台湾的途中,其仆人暗中串通众船员,将冯澄世杀害,卷走其财物,径向清廷投降。大家听后面面相觑,打消了攻取吕宋的念头,最终决定降清。

在郑氏集团时期,中国曾经有三次机会可以剑指吕宋,把中国的制海权推进到菲律宾群岛,却因为第一次不能、第二次不想、第三次不敢,而永远地失去了机会。

在台湾,郑氏集团真正掌握政权,始自郑成功,中传郑经,再到郑克降清,历经三代,共计22年,郑氏奉明朝为正朔,至此寿终正寝;明郑王朝,彻底归于终结。历史无情亦有情,郑氏集团虽然衰亡,但郑成功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万丈光芒,永照后人。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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