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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用责任和生命为时代和社会立言

2016-03-29 15:49:12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277

 魏锋

“自己有过黑夜里流泪,六十年里见过彩旗和鲜花,也见过黑暗和荒凉,为自己写出某个作品而兴奋过,得意过,也为写不出自己向往的作品而焦躁、烦恼和无奈过。我这六十年也是个可怜人,敏感、呆板、孤僻,骨子里又倔得很,做事情又比别人慢一点,常常和人吵架,回到房子里才想‘刚才应该怎么吵。’无论未来我能走到哪一步,我现在觉得我还有写作的饥饿感和强烈的冲动。”在许多人眼里,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协主席,书法家、画家,被誉为“鬼才”“怪才”“奇才”等头衔的贾平凹功成名就,是命运的宠儿。然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贾平凹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吐露自己的肺腑之言——人生六十年的无奈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文学的殿堂,贾平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在文学殿堂摄取属于自己的文学资源,一步一个脚印,笔耕不辍,雄心勃勃的他追寻着文学梦想,问鼎创作的价值高地。正如采访中贾平凹所言:现在六十多岁了,生活节奏和我三十、四十岁是一样的,除逢年过节和外事活动外,每天早晨老婆把我送到书房,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去……

这就是贾平凹,一位用责任和生命在文学征途上为时代和社会立言的当代著名作家——

贾平凹说,文学是一个品种问题,作家就是这个时代生下的品种,作为一个作家,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在写作过程中,付出你所有的心血,有责任、有义务写这个时代,写自己的想法,对这个社会发出声音,用生命去写作,为时代和社会立言。

64年前,1952年古历221日,贾平凹出生于陕西省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44年前,1972年,偶然的机遇,“天上掉馅饼”峰回路转,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商州农村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1973年,处女作小说《一双袜子》在《群众文艺》发表,1977年,带着时代烙印的第一部小说集《兵娃》出版,1978年创作小说《满月儿》走红,获得第一个全国文学奖项;更重要的是,文学评论界开始关注起了这位叫“贾平凹”的陕西作家。1978年第5期《文艺报》刊发了诗人邹荻帆最早研究贾平凹的评论《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短篇小说》,处于创作旺盛期、只有20多岁的他开始被关注,胡采、阎纲、费秉勋等作家、评论家从不同角度所写的评论文章如雪花般频见全国各大文学媒体。

“对于我来说,人生的台阶就是文学的台阶,文学的台阶就是人生的台阶了。”贾平凹曾在《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这样写道。独具个性的他用敏锐的眼观观察、感受着生活,至今创作了千万字百余部著作,每年都有不同版本的图书上市,作品版本300余种。部分作品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外文30余种版本,发行十多个国家地区;作品入选大中小学教材,改编成戏剧、电视、电影等多达二十多种艺术门类并演映,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等诸多国内大奖,以及国外“美国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等世界性大奖。

文学创作对贾平凹来说,就像是磁场强大的磁铁,不管是美誉还是批评,贾平凹始终关注着平凡人的命运,坚持着自己的文学创作,默默植于秦川大地。尤其是近年来,“花甲”之年的他几乎每两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在距离过去不到一年时间内,一路飙红的贾平凹在创作“爆涨期”推出长篇小说《老生》,《当代》杂志首发多个地方售罄,单行本推出后市场紧俏再版、再版,小说获国内“2014年度当代长篇小说”、榜居新浪年度十大好书,第六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年度十大好书、《老生》“后记”获“华语散文民间第一大奖”单篇奖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部跨度百年史的著作瞬间走红百千万上亿网页。每部长篇小说都畅销海内外,累计发行百万册以上,是当代中国能够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

2015年岁末年尾,文坛惊爆新讯,距离《老生》出版刚刚一年,贾平凹又推出第16部长篇小说《极花》,全书共15万字,新年首刊《人民文学》首期杂志,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发生在一个老乡身上的关于拐卖与救赎的真实故事。关于《极花》,贾平凹这样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每每想起这件事,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23年前的1993年贾平凹创作的《废都》在经历了出版,被禁,解禁一波又一波的大劫中,开始走向世界。今年1月份,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英文版《废都》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并在美国首发……

在中国文坛出道最早备受争议中,在文学这条路上,贾平凹做到了深入生活,做到了潜心创作;在文学的马拉松上奋力疾跑,勇敢、真诚地坚守着对文学的虔诚。

一个人要和社会有亲近感,一个作家要和笔墨纸砚有亲近感,始终保持那种艺术的感觉……

201512月中旬,从雾霾中走出的西安天空晴朗,空气清新,满街道的市民走出来享受着冬日的暖阳。笔者再次冒昧如愿约到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城南书房短暂逗留的时间内,对729日的采访进行了再补充。虽然早在两年前,在翻译家胡宗锋、英国罗宾吉尔班克博士(Dr.Robin Gilbank)邀请下第一次与贾平凹先生见面,从第一次正式约访到本次补充采访大约四五个小时,采访中的贾平凹先生没有架子,亲切随和,平易近人,用地道的商州口音交流,一位用责任和生命在文学征途上为时代和社会立言的人,走进我们的视野。

“哎,今天浑身发疼,昨天下午到今天还没吃一口饭,想吃点东西,肚子胀得不行!”2015729日下午,桑拉天的西安,贾平凹冒着酷暑,带病在城南书房第一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在五十到六十岁这十年中,我觉得写的多些,特别是到了五十岁以后,我觉得才能够了解一些事情,能写一些文章了。实际上,五十岁以前吧写得不好,五十岁以后写了几个长篇,从《秦腔》开始,《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这些作品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相对来说,长篇写得多一些,至于其他人说怎么年纪大了还能越来越能写,我不主张人们称我为‘文坛劳模’,作家就是一个行当,本身就是弄这一行的,自己觉得还能写,就多写一些。写作中,个人有个人的情况,有人写得多些,有人写得少些,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对于写作的理解,贾平凹有自己的见解。

贾平凹说,创作主要缘自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本身起码要对这个时代关注、了解,不能和这个社会脱节。有好多年纪大了和这个时代开始脱节,基本上就不关心这个事了!个人在文学创作上,虽然现在六十多岁了,生活节奏和三十岁、四十岁是一样的,一天忙忙碌碌的,也疲劳,但总是在忙忙碌碌中总想自己感觉能写的东西写出来。因为这个,你对中国社会一定要有个把握和了解,这个社会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发展趋势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了解这些才觉得有东西要写,要么就觉得没啥写;另外一个方面,手中的笔和纸的感觉有一种新鲜感,人上了年纪以后,有时候就懒得不想动弹,有时候想动弹,笔下感觉就没有了。贾平凹认为,一个人要和社会有亲近感,一个作家要和笔墨纸砚有亲近感,始终保持那种艺术的感觉,要么文章就写成一般性地记录了,这也是不对的。若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自己这种感觉就会慢慢消退,到那个时候就写不成了。因此上,个人在创作上保持了这种状态。

“除逢年过节和外事活动外,每天早晨八点准时老婆把我送到书房,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去……”贾平凹说,身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仅一年时间到北京参加各种活动十几次,肯定影响到创作,还有日常个人事务外,一些研究探讨、文学活动都有责任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尽量保证自己的写作时间,这样不免也得罪了不少人,说自己架子大,其实是没有时间见或者应酬。我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每天都钻在书房潜心创作,只要不参加活动,就可以创作,至于写得怎么样,起码是个态度。

“潜心创作不可能当好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好父亲,为家里做的事情特别少,女儿上学接送、开家长会,甚至有时候生病住院都没时间去……”贾平凹一根接一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边向笔者表述了自己创作小说的过程:创作上我真的能静下心来写作,平时事情特别多,能不参加的尽量不参加,毕竟时间是有限的,一部长篇总得一个一个字写,尤其到五十岁以后写长篇,一部长篇写三稿甚至四稿以上,这都不是从原稿上写的,都是从头开始写;写一部十万字的小说,超过三十万、四十万字都是我写出来的;年轻时写得快,改得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是觉得这样不满意,那样不满意,写的相对来说还是慢了一些。

文学是一个品种,作家就是一个行当,凭心而论,我做到了潜心创作,写了一些自己想写的或自己能写的文章,表达出自己的一种声音……

“到了六十岁后身就沉了,爬山爬到一半,看见路边的石壁上写有‘歇着’,一屁股坐下来就歇,歇着了当然要吃根纸烟。女儿一直是反对我吃烟的,说:你怎么越老烟越勤了呢?”采访中的贾平凹仍旧拿着一根香烟边抽边接受笔者采访,正如《老生》所言:自己吃了四十年的烟,加起来可能是烧了个麦草垛,而这部《老生》就是这么多年的烟熏出来的。

“现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忆往事”。创作《老生》缘起在于三年前的春节,贾平凹回了一趟棣花镇,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户口本上写着他生于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东街村,其实是生在距东街村二十五里外的金盆村。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贾平凹说,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与人物事件的考证与真实性,看过一些资料,也在民间走访过,加上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讲,有些当然是戏说,有些则有鼻子有眼,总之都引人入胜。有了故事源头,他就开始了认为得心应手的创作,没料想到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期间,又开始反复研读《山海经》,思考写历史怎么能写成文学。对于60岁的贾平凹来说,一段时间的研读,他便开始尝试一种“民间写史”的方式,拿起笔第四遍写《老生》,期间没有中断,三个月过去了,到2013年的冬天终于完成。对于《老生》创作完成,贾平凹在大半年时间,还是把它锁在抽屉里,没有拿去出版,也没有让任何人读过。

“此书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赞美,或是诅咒。老而不死则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界,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贾平凹说,为啥写《老生》?到了他这个年龄的人,容易对历史感兴趣,对社会感兴趣。当然,对文学来说,有人主张纯虚构,有人主张关注一些社会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有道理。贾平凹坦诚地告诉笔者,他还是坚持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老生》是他第一次“民间写史”尝试,在构思和前期准备上“最纠结”“特费劲”,写作时“最随心”“最顺畅”的一部小说,且字数是近年来最少的,这些最主要的是关注社会,因为自己毕竟是平民老百姓,虽然在省城西安工作,平时都在下面跑,对社会问题及中国传统文人关注的那些大事情,这是一些传统性的东西,有这方面的责任意识,这就是作家的使命感在里面。在我一生中把我所了解的东西记录下来,把这个时代写下来,当然在写的过程中,不是一种报告文学,是小说,是小说的写法。《老生》基本上写了百年来的历史,这些历史是我小时候常听老人讲,或者是自己看到的,或者是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也有自己亲身走访过的一些,这些都只能作为参考,毕竟咱是写小说嘛,我以自己想法,以自己的声音把他写出来,重点写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写人情世态,或是大起大落,或是平凡寻常。

“我没想到《老生》这本书出来影响那么大,也没想到反响这么好……”采访中,贾平凹一边起身沏茶、递烟,一边和我们聊着有关《老生》出版前后的一些事情。贾平凹说,书中的唱师贯穿主线,其年龄模糊,大概活过了百岁,年龄最老,他是个老生,从戏剧角色里看也有“老生”,很苍老的感觉。而具体到各个故事里,人名也取一个“老”字和“生”字。选择20143月把这部长篇拿出来与读者见面,因为公历321日,也是古历的二月二十一,是自己的又一个生日,也算是给自己作的寿礼。我经常讲,文学是一个品种,作家就是一个行当,你只能写这个时代的品种,对待这个时代怎样一种看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写自己想写的或自己能写的文章,表达出自己的一种声音……

作家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一个小小的职业,个人把个人的事情办好,尽自己所能搞好创作。

“中央有想法抓文艺工作,召集一批作家艺术家召开文艺座谈会,体现了国家对文学艺术的重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作家吧,就像在运动场上跑步的运动员一样,不断有人呐喊加油,如果运动场上跑得一片肃静,那肯定影响运动员的速度,这也是国家,整个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关心,激励作家继续创作……”采访中,应笔者提问,贾平凹聊起了自己参加北京文艺座谈会的事情。贾平凹回忆说,那段时间会议较多,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只知道是文艺方面的会议,到了北京安排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才知道习近平总书记要到人民大会堂作重要讲话。

贾平凹回忆说:“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总书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还问我最近有没有新作,我说刚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他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贾平凹说,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更加深刻的体会就是:文学创作必须接地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他站在领导人的角度要把这个国家带到富强的地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这是个大的方向。作为每一个人,作为咱普通人来讲,就是把自己应尽的义务尽到。你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你能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你能完成啥任务就完成啥任务,就说各行各业,炸油条的把油条炸好,修自行车的把自行车修好……作家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一个小小的职业,个人把个人的事情办好,尽自己所能搞好创作。

“写作也就是说公道话,用作品给世事说公道话。《带灯》虽有些艺术加工成分,但写的是现实生活,这些素材都是自己采访到事实,书中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没有编造。40万字花费三年时间写完……”贾平凹说,创作《带灯》素材来源于一位深山中的乡镇女干部的短信讲述。他曾多次收到莫名短信,短信以诗般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生活感受与工作故事,起初贾平凹没有注意,也没有在意,短信读后随手删除,后来发现这位女干部语言生动、故事有趣,就渐渐以笔抄录,于是就有了创作一部反映乡村现实题材小说的想法。

贾平凹说,在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吃饭喝水都成问题,这位负责又善于工作的女干部,把自己领到与自己最亲近的乡民——各个村寨的“老伙计”家里,让他结识了好多农村的朋友。在小说中也收录了一部分乡镇女干部的文字,也有一部分是虚构加工的。贾平凹坦言说,创作《带灯》的过程,也是整理自己的过程。

当贾平凹采访回到西安,这位乡镇女干部坚持每天给他发短信,说其工作和生活,说其追求和向往,也说悲愤和忧伤,似乎什么都不避讳,还定期给贾平凹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山梨,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如《带灯》中描述的一样,山里的村民朴实、可爱,生活比较散漫,与外界联系很少。

“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作为《带灯》小说的女人公,这位万般辛苦地为国家在基层乡镇服务百姓的女干部,从小说“短信”中看出,她具备一些文学天赋,但贾平凹不希望、也没有鼓励这位有文学天份的乡镇干部去圆文学梦——因为“她是没有被世俗污染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追求这些理想的东西,她很可能就心灵麻木,混同于一些乡镇干部去跑个官、弄个钱,可是她偏不……”贾平凹说,生活在这个大时代里,作家与社会已经是血肉相连,无法剥离,也就决定了文学必然要形成的品种,自己是因命运写作的人,当写作多年后,就有了责任……

网络流行“习大大书单”中有长篇小说《带灯》,证明这部小说的价值,也体现出了贾平凹的使命和责任。

对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想法把他记录下来,把他写出来,这就对了。

从《浮躁》《废都》,到《秦腔》《带灯》《老生》,在纠结矛盾中,源于贾平凹对现实的热望,源于贾平凹的担当,源于他精神深处的使命和责任,高度关注农村社会,关注草民命运,将这些触动和无言以对化作农村现状的关注与思考,把十年前创作中一段收破烂遇到的真实故事又拿出来,创作15万字的长篇小说《极花》。

从字面上理解“极花”它就是一种草本植物,抑或像他创作小说“丑石”一样,书写家乡的一种植物来表达自己的寓意!交谈中,笔者和贾平凹的话题又落在了目前媒体最为关注的第16部长篇小说《极花》上。

“写作是个大消耗,这本书在上次你来采访的时候初稿就写成了,这个故事的雏形就是写《高兴》的时候听来的,这是发生在老乡身边一个故事,之后也不间断地在走访了解有关故事,十年多没有触笔去写……”贾平凹说写《老生》时,有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真正动笔写《极花》是在2015年夏季。

“极花”冬天是小虫子,因睡眠而死,夏天却变成草和花,村人用它仿冒冬虫夏草去卖。贾平凹更多的聚焦点在关注着凋敝的农村,以此交代背景。贾平凹主要是写一个人——被拐卖的妇女胡蝶。“创作《极花》前,一些媒体朋友在我《老生》出版后共性的一个采访话题是,问我下一步有没有啥新的创作方向或者打算,我告诉他们作为作家,肯定每时每刻在想着创作,具体创作那些方面,或者涉猎那个领域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贾平凹说创作《高兴》时,一个在西安打工的老乡的女子被拐卖到山西,警察解救她的那晚,他和孙见喜俩人守在电话机跟前,直到半夜了那边打电话来说解救成功了,他们正往山外跑呢。后来才知道详情,当地人撵呀打呀,那比电影情节还紧张。“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一想起来,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贾平凹说,《极花》的重点不是写警察怎么解救,这种案件在中国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他关注的是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敝着,关注的是怎样去挖掘当地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

“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收破烂人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贾平凹说自己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农村的凋敝值得注意。一般而言,有四条线共同在村子起作用,政权、法律、宗教信仰和家族。但随着社会发展的推进,这些都在日新月异中发生着变化,庙没有了,家族关系淡了,法律也因为地方偏僻而显得松懈,各种组织又不健全,这些导致了农村的无序,大量的人往城市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好多奇特的事。政府是很重视新农村建设的,但农村里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去建设?这不现实,在一些农村看到集中盖起来的漂亮房子,但那些地方基本上是离城近,自然生态好的。稍微偏远些的村子,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技术、没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靠地吃饭,靠天吃饭,却无法娶妻生子……贾平凹创作的这部作品乡土叙事风格个性十足,依旧体现他长于风物描写,文字地域与古意结合的特色《极花》。

谈及对哪部作品满意。贾平凹说,越是到现在这个年龄,越是觉得创作的作品这样不满意,那样不满意,写得相对慢了一些,《秦腔》以后的作品没有特别满意的,毕竟都是自己写的,写的时候满怀信心,下了好多功夫,至于满意不满意,写得好不好都是读者来评判,自己处在糊涂中,不知道哪个好。当然,对于我来说,只是在努力地去关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想法把他记录下来,把他写出来,这就对了。我不可能写别的故事,写自己不了解的故事。

每年都要走许多的乡镇或者农村,在一种说不清的牵挂中了解百姓生活,因为不同时期的关注,就会产生不同的兴奋点,也可以说为小说创作迸发出了灵感。

四十多年来,贾平凹笔下诞生的数百万字,总以一位作家的悲悯情怀,关注着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姐妹,为一批小人物的命运、生存而呼号呐喊。

“创作和构思的时候,甘肃的定西,榆林的绥德和横山这些地方我有意识地都去过,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在那里见到好多农村女性的现状。以前听到拐卖妇女儿童的事觉得都很远,身边发生了,才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日常亲戚带着小孩来看我,送他们走时,我都会反复交代把娃一定管好。”贾平凹说,自己多年来都有一个习惯,每年都要走许多的乡镇或者农村,在一种说不清的牵挂中了解百姓生活,因为不同时期的关注,就会产生不同的兴奋点,也可以说为小说创作迸发出了灵感。贾平凹还介绍说,创作《带灯》时,他决定深入山里去采访这位在综治办工作的“匿名”乡镇女干部。这位乡镇女干部带领贾平凹一行走村串寨,足迹遍访渭北、陕南、河南、甘肃等地,有时钻进山沟里,有时去给特困户办低保,有时去找上访户。在采访的日子里,贾平凹还了解到这位女干部掌握了好多种偏方、药方,帮衬着村里看不起病的困难户,后来这些经验证过的药方也写进了小说。

“题材和写法,决定了内容会短一点,起初打算创作40余万字的小说,写着写着,感觉小说的胡蝶在唠叨,完全听她自言自语。她在说,又好像周围有一个人,她在对那个人说,那个人是谁?是读者,是社会。她说完了,故事也结束了,16万字,是我长篇小说创作中比较短的一个。”贾平凹说,采访中,笔者也在思索:当下的农村或从农村走出来的城里人都会深有感触,进城、进城,只有进城才能改变一生,甚至几代人的生活都会改变。现如今很多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农村凋敝现象严重,只剩下老弱病残幼。家庭条件稍微好的孩子,通过完成学业改变人生;条件不好,稍微有点能耐便进城务工,在城市的辅道艰难地打拼着,希望有朝一日融入希望的生活。年富力强的男女都出去务工,尤其女孩子进城就不回来了,没有能力的男人蜗居家中,导致农村的婚嫁彩礼一路攀升,尤其是一些贫困山区从最初的几万元飙涨至目前十万、甚至十几万元以上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个别农民把嫁女作为改变贫困生活的手段,使一大批年轻人因彩礼而“婚不起”。长期以来,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天价娶妻”现象在多地农村频发,“买媳妇”诱发“拐卖”,一些女孩子从城市拐卖到山区,一夜间成为了性奴,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在采访回来不到半月,笔者通过《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反反复复阅读了《极花》和后记全文。《极花》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胡蝶被人贩子拐卖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后,起先拼死抵抗,当警察及父母想方设法解救回去后,由于媒体宣传公安解救成功的新闻,人人都知道老乡的女儿遭人拐卖,姑娘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经不住社会的压力,父母的急于将自己嫁人,以避免众人闲论……渐渐被潜移默化,后来在日子的流逝中,不知不觉地有点“爱”上了这个偏远、闭塞、穷困的山村,胡蝶依赖上了这个山村里愚昧、自私、粗野但不乏憨厚、本色、朴实的邻里乡亲,包括把她买来、给她带来屈辱和痛苦的“丈夫”,也越来越放不下她被强暴的产物:儿子“兔子”,半年以后,老乡的女儿竟然背着父母跑回了被拐卖地。在重新回到这部作品中,贾平凹笔下的胡蝶,经过“受害者”的噩梦与奇遇相伴的身心之旅,成为有寓意的剪纸、有寄托的极花。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工作,推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也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呈现在眼前的这部《极花》,贾平凹并没有站在鲜明的立场进行社会批判,反复阅读和揣摩,或许我们能真切地感知小说中的“胡蝶”“兔子”……寓意着生命的美好,寓意着对未来充满期待与希望——《极花》期待的是什么?我想,这也正是农村及亿万农民和农民工的期待。

一个作家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作家使命或者说文学志向就是关注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

“作家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写到一定时候,就自然而然要为这个时代、社会尽一份责任,把能量发挥到最大,必然不能与社会脱离,必然就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有一种担当在其中。作家的使命是要关注现实,要对社会抱着很大的感情,研究社会的走向,对社会的焦虑、忧患,不是嘴说的事情,要真正操那个心。你对社会的研究越深,对社会的发展有越深的关注,你对社会前面怎么走有一个超前的预期和把握。”贾平凹在创作的千万字百余部著作中,无论长篇还是短篇、乡土小说还是市井小说,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都十分艰辛。

“我习惯了写它,我只能写它,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贾平凹从商州到省会西安,在文学创作40多年间,他带着对农村最真实最真切的体验,善于发掘人的灵魂深处悸动的他,带着自己真挚的感情,站在灵魂的高度,痴迷地热衷于农村题材的写作,一次次地切入当下,直击现实,把真实的人和事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讲述着中国故事的农村故事。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其文学价值,而在于其撼动整个社会的价值。《高兴》讲述了刘高兴等来自农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故事;《带灯》以樱镇综治办公室女主任为主角,写中国农村当下基层的现状;《老生》,描写发生在陕西南部山村的民间故事,写出了一首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生动传神的贾氏乡土小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商标。

“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必然要关注现实的,不关注是不可能也写不出作品的。要真实地展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并进行真实的、准确的、全面的呈现,在这个呈现过程中不是一种调侃、戏谑,而应该投入巨大感情来写,要把真实表达出来,才可能把这个时代表达出来。”贾平凹说,身处中国社会的改革浪潮中,贾平凹对大时代下乡村生活与人们思想变迁中表露出来的问题洞察深入,情有独钟,他坚持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将自己对农村城市化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和怪相的思索融入每一部作品。

贾平凹说,一个作家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作家使命或者说文学志向就是关注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在创作中,全神贯注地付出所有心血,用生命去写作……对于自己来说能力有限,既然生存在这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特别是在一个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的年代,自己就应该多写一些,把这个时代表达出来,以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当然,自己也是这样,感觉自己身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总是希望把作品写得好一点,能不能写好或者说写到哪里,能不能达到那种愿景,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内心还是希望写一些好的作品来。

“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谈到他给《老生》一书封底写的“打油诗”,贾平凹解释说,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写作,不停地写,这个“老生”并不仅仅指的是书里的“老生”,说的是他作为一位作家的“使命”,是他在创作顺手的时候,好像有别人借着自己的手在写,完成它,就是他的使命,自己有责任用文学的方式去记录历史。一般人认为他创作小说是一年或者两年就一部,每写一个长篇的写作过程非常辛苦,创作的时间跨度都在三年多。创作中,老觉得有东西要写,就把他写了出来。一部新作品写出来,放半年,刊物或者出版也需要半年时间,有时候还往后拖半年,另外一部小说的创作又开始了,一本书的诞生时间跨度加起来也就三年多了。贾平凹说,除了开会、活动以外都是在创作。写书就像跑步一样,不能说谁打击你,你就跑不动了,需要有人鼓劲,自己每次写长篇的时候写一首诗,给自己拧劲,不停地给自己鼓劲,不停地给自己喊加油。

在文学创作中,付出所有心血用生命去写作,埋头写自己的作品,自己写作品证明自己。

谈笑间,没有一点架子,也不说普通话的贾平凹,多次起身沏茶,用地道的商州口音与我们愉悦地交流。

贾平凹不用电脑,创作依然只靠一支笔。“个人觉得坚持手写有意思,虽然慢了一点,方便,创作时笔和稿纸相融的灵感在。”谈到电脑写作,贾平凹毫不掩饰地说:完成一部小说创作,用坏上百支笔习以为常了。原来想过用电脑,但我小时候没学过拼音,开始学电脑就要用拼音,但是学不会,就不用电脑了,现在写的作品仍旧请人用电脑打印出来。我个人觉得,手写能保持原稿,电脑写作就保持不了原稿,实际这个问题无所谓,那个顺手就使用那种方法。现在社会新生事物不停地在出,也不一定马上就要随风变成那个样子。电脑毕竟是个工具,年纪大了,个人也感觉无所谓了。整天用电脑写作,眼睛就不好使唤了!我也经常念叨,一生写多少字是有定数的,电脑快写完就没啥写了;电脑手写板写出来的字,看起来难看一些,再说长时间用电脑,就不会写毛笔字了。贾平凹谈笑间,很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以前人都吃手擀面,后来有了压面机,压面机又方便又快捷,省时省事,大家都说好!吃上一段时间的机器面,大家就不爱吃了,还是喜欢手擀面的道理一样。

“文学创作与影视创作是两码事,影视传播面比较大,有些作品影响不大,但通过影视传播后,反而把作品促销了……自己没有精力,也没有涉猎过。”贾平凹谈及作品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对此,贾平凹却似乎并不感兴趣,写作对他来说,就像是磁场强大的磁铁,一辈子如此专注地在写作上耕耘——“我的长篇小说,谁要改就改去!到目前,我的小说改编剧本,有的去向我都不知道,先后改编了六、七部,有些拍的好,有的拍的一般,有些拍出来我都没有看到……”

在世俗和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持续不断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潜心文学创作,用生命为时代和社会立言。“人一生做不成几件事,我唯一坚持了的可能就是写作。到现在的年龄,觉得写作有一种随心所欲的东西,尤其在长篇创作上觉得应该怎样去,自己也能慢慢悟出一些东西,然后就把自己想到的,思索的起码表达出来。”贾平凹感叹说,文坛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名利场,淘汰率特别强,现在回顾当年和他一起在全国获奖的那些作家中,大多数都已不再从事创作,自己一直坚持在写作。

“有时候吧,觉得自己现在是个老汉,跟二十几岁的小伙一块写,有几次获奖表达自己的心理,我觉得不好意思。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自己能和年轻人在一块写,还证明自己能写,还没有落伍,写作是生命的需要。”贾平凹在创作中不断地突破自己。

“我是一个不善于交往的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要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至于向外推广的事情,就不是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了。”贾平凹说,对于自己小说如何走进世界文学这个大局中,《废都》之前后,翻译作品较多,《废都》后来被禁,翻译的作品少了,他只能守株待兔,自己也不懂外语,翻译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也说不清楚。

“作家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写到一定时候,就自然而然要为这个时代、社会尽一份责任,把能量发挥到最大,必然不能与社会脱离,必然就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有一种担当在其中。”贾平凹始终认为,写作是作家的使命,付出所有心血用生命去写作,埋头写自己的作品,自己写作品证明自己。现在他主要还是把精力还是放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因为长篇能反映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采访即将结束,受来自北京、山东、上海“贾迷”、藏书友的委托,请贾平凹给多本“贾著”签名。贾平凹把我和文彦群送到电梯口,他谦和、热情的态度令我们难忘,感动……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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