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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牵乡土

2016-05-03 08:03:42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001

魂牵乡土

——从亲情的远离与重聚知客居者的情感困顿

 郭晓红

【摘要】自古道:商人重利轻离别。少小离家、奔走于天下的商人们,光宗耀祖是他们的使命,而离别是他们一生的伤痛。异乡求财的艰辛,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妻儿枯灯冷月的凄楚,非常人所能承受。为了感受他们的情感波折、命运跌宕,纪录片《乡愁》摄制组不仅走访了十大商帮的客居地,还拍摄了他们的故乡及他们千万里跋涉的历程,如陆商的大院、走西口、闯关东、赴扬州,海商的走私港湾等。记录和体味了商人离乡、思乡、精神返乡一生的情感困顿和宿命。

明清时期,大批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背井离乡,在客居地成为移民、商民,这种阶层的巨变,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的结果,其代价是与故乡、亲人的生离死别。

一、客居地的形成

经过走访调查,笔者将明清时农民个人身份转换和商帮兴起以及各帮客居地的形成归结于:一是源于朝代更迭。如在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乱中,江西商人一边供应军队粮草,一边随着军队的推进,将本地的商品行销到中原、华南、西南各省。江西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并走向全国。二是政策的开放。如朱元璋推行的开中法,商人负责运送粮食到边塞,以粮食换取盐引。山西商人将河南、山东、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换取盐引后,再奔赴河东、长芦和两淮等明代的主要盐场经营盐业,晋商中的盐商和粮商由此崛起,他们的客居地主要集中在西北和江南。明中叶,开中制改为折色制,规定盐商只要向政府纳银交钱就可以领取盐引,不必再到边塞纳粮换取盐引,徽州商人便纷纷移居到两淮盐场、扬州等地,他们是折色制最大的赢家。三是借势而为。郑和下西洋产生的一个附属效应,就是海洋意识和商品意识渐入人心。前后随同郑和朝贡贸易的大约有十万人以上,这些人走出国门,看到海上商机,回国之后,以言传身教感染了数倍的人,特别是闽浙地区多靠海为生,当地百姓逐渐把从事海外贸易当成维持生计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官方终止下西洋和海禁的时候,沿海商民铤而走险,发展成海商集团,海商一般客居沿海,有的还漂洋过海,下南洋赴北美,成为华人华侨。

二、少小离家

论及商人最初外出经商的原因实属无奈。考察明代各商帮的祖居地,几乎都是人多田少、地瘠不足食用、或山地多与平川。

“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徽州的地理结构,斩断了人们靠天吃饭的念想。

“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人的生活空间被高山挤压得难以透气。

“八山一水一分田”福建的耕地更是少而又少。

明代小说《五杂俎》记载了一句官场谚语:“命运低,得三西”,就是说山西、江西、陕西三省为贫瘠之地,官员前往那些地方就任油水不多。这“三西”,正是产生著名商帮的地区。人田的矛盾、自然条件的恶劣,迫使人们异地谋财。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徽人不蹲家,经商走四方”。这是流传至今的徽州民谚。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超过这一比例。

《典业须知》是清后期的典当行业的专书,书中从典当业者的角度考量了少年与典当业的关系。“人年弱冠,时为出泥之笋,培植得好,则修竹成林”。意思是说年少之人,施教得当,可培育成才。惜别的场面,实在令人伤感。在《典业须知》“保名”条中,发出这样的感慨:“……还思弱岁告别之时,为父母者无限离愁,依依难舍,此情此状,不堪描摹。《典业须知》也抄录了一些家书:“今次出门,迥与前次不同。今次成人受室,一切皆学大人之所为。”这里提到的“成人受室”,就是结婚成家了。先立业后成家,是典业行的规矩,而更多的徽州少年出门之前就已经为人夫。据民国《歙县志》记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

徽州人外出经商少则三年五载,多则数十载,为了高堂双亲有人照应,行前一般都要先行完婚。因此,婚礼是新人的庆典,也是告别的仪式。落寞孤寂的青春商妇,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等待中,花容失色,香消玉损。

“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在残酷的婚姻状态中,徽州商妇宿命般一代代地守着空房。

徽州大户人家的女孩一般都要读几年私塾,文墨的颐养可以帮她们将心中的哀怨编成词曲,悠悠地歌哭出来,《送郎》描述了一个妻子与即将远行的丈夫难舍的情感。

“送郎送到枕头边,拍拍枕头叫郎困下点添,今夜枕头两边热,明夜枕头热半边来凉半边;送郎送到窗门前,推开窗门望青天,求得青天落大雨,留我郎再歇一日添;送郎送到后门边,望得后门一株好石榴,摘得石榴给郎哥吃,吃得石榴好回头;——”

在情歌中依依惜别的郎君,当他们暮年返乡时,这片魂牵梦绕的乡土,却已经物是人非。

《新安竹枝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财富积累的代价是儿孙相见不相识,一句“反问老翁何处来”,深深刺痛了回家的徽商,但是能够回家,对商人和家人都是一种慰藉。那些怀抱不富不回的商人、客死异地的商人,他们的不幸,对家族来说意味着人才两空和无休止的惦念。

传说山西临汾的田树楷出生时,他的父亲在外面经商。直到他长大成人,父亲也一直没有回来。听母亲说父亲在西北做生意,于是他离家到陕西、甘肃一带到处寻找。整整找了三个年头,最后在酒泉街头,他巧遇一个山西老人,两人一见如故。细谈之下,他才知道这位老人竟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潦倒的老人,因为没有发财,无颜回见家人,而功成业就的男人们回报给女人贞节牌坊和高门大院,作为对“空对孤灯带影残”寂寞深闺的精神补偿。

徽州歙县棠樾鲍志道离家时只有11岁时,他先在浙江金华,做些小生意,后来到扬州发展,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少小离家的鲍志道功成业就,而当他衣锦还乡的时候,他故乡的贞洁牌坊又增加了数量。拥有牌坊的家族,男人是成功的典范,女人是道德的楷模。承蒙皇上恩宠,鲍氏家族也建起了旌表本族历史上有卓著功德人物的建筑群。这个颇有名望的家族,历代经商,仅明清两代,贞烈妇女就有59人之多。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一次人口迁徙,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但是,与红火的生意形成反差的是人的寂寞。

“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大多守活寡”清政府和晋商内部的苛刻条例导致了财茂丁稀这样的后果。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

这首别妻的民谣唱出了丈夫的苦闷:“半截瓮,栽蒜苔,绿绿生生长上来。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

晋商们每次出行,归期遥不可知。因此,嫁给晋商的女人,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与冷月孤灯为伴。清代山西晋中各县的地方县志中几乎都有烈女卷,记载一些年轻时就开始守寡且能守节一生的妇女的事迹。

清代大学士纪晓岚似乎对晋商的男女婚事很感兴趣,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沈从文描绘的是在家乡湖南凤凰经商的江西布商。和其他商帮一样,离别也是江西商人家庭的常态。男子外出女子持家,或父兄外出、子弟持家,就成为赣商家庭的基本分工。嘉靖中期郑晓在《地理述》称江西商人,“不务稼穑,至有弃妻子以经营四方、老死不归者”。

陕西商人一般是十二、三岁离家出门学生意,学徒六年方准归家探亲,叫做“学满六年回家转,跪倒堂前拜祖先”。

一首陕西民谣《丢奴独坐》将商妇对丈夫思念唱的很传神:“哎!丢奴独坐空房中,唉!忽听窗外有人声,呵!莫非丈夫回家来,哼!才是风动竹帘声”。

“今年柜上买卖好,捎回珍珠和玛瑙。捎回人参好几根,捎回狐皮大氅貂皮袄。穿在俺妻玉体上,大街市上走一遭。”这辽阔浑厚的《想哥哥》,唱出了丈夫对妻子的疼爱、许诺和报答。

锦衣玉食是男人对女人的回馈,而出发永远是男人的使命。

在中原文明的框架内,福建只是东南海域的一角;但对西方人而言,他们是通过认识福建进而认识中国的。因为早在西方传教士踏上这片土地之前,福建商人早在南洋海域与西方人有了生意上的往来。康熙年间,俄国使臣米列斯库曾经这样评价福建人:“中国惟有这个省具有这种习惯和做法,居民离别故土,远涉重洋去别国经商。”独一无二的海洋天性,使得福建人和沿海省份的人们,在海上寻求冒险和财富,并因此移居海外。

三、重聚亲情

由于担负着复兴家族的使命,只要能赚钱,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茴香是指失业回乡,“萝卜”的谐音是“落泊”,两样东西都被视为晦气。

资本的路线规划了商人的人生轨迹,但久羁逆旅,深层次的文化隔膜,使客商如失群的孤雁。为了排遣离别之苦,商帮们创造着有利于亲情的合作关系。徽商是聚族经商,晋商则与乡人共事。

徽商的团队基本都是亲戚。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

避亲,是晋商旗帜鲜明地管理模式,即使财东、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就是不用少爷、姑爷、舅爷。晋商重用的是本乡本土的人。通过员工的乡土观念增强凝聚力,他们坚信“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

清代郭嵩焘曾说:中国商贾虽“夙称山陕”,然“其椎算不能及江西、湖广”,意思是说中国商贾中江西商人精于筹算。

赣商多为家境所迫而外出谋生的小商人,因此,最常见、最大量的经营方式是合伙制。赣商伙计制度下的主伙关系,一般都是亲友、同乡的关系,往往是伯、舅为主,侄子、外甥为伙。

“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意思是大家坐在一起,用家乡话交谈,其乐融融。福州会馆设有燕誉堂、榕荫堂,还有麦饭亭。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

出洋的粤闽商人有的在国外缔结婚姻,摄制组查到一份186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颁发的福建人结婚证书;有的鸿雁传书,福建龙海市角美镇流传村,是清末民初享誉中外的侨批信局——天一信局总部所在地。它的创办人就是17岁漂洋过海前往吕宋的郭有品。福建方言称“信”为“批”,侨批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和家书。

洞庭人的宗族观念非常强烈,他们聚族而居,聚族而商。洞庭大商人的婚姻关系大都集中在少数姓氏之间,这就从血缘和地缘上强固了宗亲关系。

亲族的力量,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一段传奇,而爱情的力量,还让有的土客成为了亲人。日久天长,四川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清代《锦城竹枝词》就记述了当时土客之间的婚姻状况:“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天十世老成都”。

重新聚集亲情,为的是生活和事业的更加美满。血缘、乡缘,是异乡立足,最可凭藉力量。

1814年,河南洛阳发生了一起民告官的诉讼案件。据洛阳潞泽会馆《老数目志碑》记载,洛阳税收部门提高潞泽梭布商人的征税率,引起商人不满,山西商团向官府提出抗议,经过一年的谈判斗争,商人胜诉,税收获得减免。

抱团维权的自救举措,还表现在组织祭祀,创办学堂,解决子弟教育,救济同乡中的困难户等扶持和抚慰乡人方面。

在内蒙古包头城附近,至今,还有大片的山西人的义地,这里埋葬着客死异乡的山西商人,这些墓地就是当年的山西同乡组织出面购置的。

江西的同乡组织,在同乡间经常发起“摇会”、“抬会”集资,如果有笔大生意但资金不够,便可动员有实力的同乡集资入股,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

在徽商的发迹地江苏淮安,至今还有人居住的古民居,多为徽派建筑物。盐商王蔚华的宅院,是迄今为止淮安保存较好的盐商宅第。王宅建于清代中期,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硬山顶的青砖小瓦厅房、穿堂、堂屋及附有回马廊的楼房一幢。所有建筑不仅错落有致,而且将徽派民居建筑中的砖、木、石三雕,点缀其间。

成功的商人在外另起宅院,不知大院的女主人是否还是结发?衣锦回乡的商人更是大兴土木。

《歙西竹枝词》有这样一段生动地描摹:“人家十户九为商,积累盈余返故乡。捐过功名娶过小,要开风气造华堂。”

徽商将部分利润输回故土,与其说是为了得到一张死后进入祠堂的、享受子孙祭祀的入场券,不如说是对宗族势力的报偿。

徽州商人,经过几辈人的辛劳奔波所得,就这样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始于背井离乡,而这些财富最终又在对故土的滋养中烟消云散。“富而好仁”、“回报桑梓”的儒学风范、家族平分财产的规约,消耗了大量的资金;而“抱团取暖”的经营之道,面对“优生劣汰”的市场经济法则,加速了集体沉沦。

晋商大院,用尽晋商一生的所有,也告慰晋商一生的辛劳。大院是对自己功业的展示,也是对聚少离多的家人的补偿。

“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首在晋商做生意的地方流传的民谣,看似嘲讽,实际透露出晋商对故土的依恋。

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祁县的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的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是一座城堡式建筑。这家大院的先祖,就是走西口发家致富的。然而,大院的荣华封闭了世外的风云,偏安一隅的温柔故乡最终销蚀了商家的锐气。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异地的利益博弈、艰苦寂寥,家乡的豪宅大院、贞洁牌坊,都为了一个亲字,远离是为了亲情,回归还是为了亲情,亲情的撕裂与重聚,倾尽了商人家族一生的心血。

责任编辑/蔡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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