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远征
——吴东峰细节长征笔记
■ 吴东峰 编著
引子
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滚滚大渡河、铮铮铁索桥、谢益先的一袋干粮、老班长的金色鱼钩……我们这一代人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初认识，就是从这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永难磨灭的细节开始的。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据说鲁迅先生曾激动不已，并立即动手收集材料，准备写作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但是鲁迅先生的这个愿望最终却未能实现。我想，鲁迅之所以萌生写长征的意念，肯定是源自于长征细节对他的感染；但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鲁迅与陕北远隔千里，他根本没有条件了解到红军长征的更多细节。
细节是历史的最丰富的表情。细节是事件的颗粒，过程的链条。任何事件的出现，都有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都有一个从细节的量变到事件最后的质变的过程。细节是琐碎的，零散的，无序的，但一个个细节的积累和串联，将影响着一部历史的走向。
正因为任何历史事件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都是由细节组成的，所以，当我们在试图还原长征这一历史壮举时，都必须从事件“最小的组成单位”出发，也即从细节出发。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还有她在十三年后创立的共和国在“童年”时期的遭遇。长征以它艰难和残酷，以万千红军将士在艰难和残酷中的顽强远征，展示着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生命力。长征更是十万红军将士的生命远行。
一个人在童年时代的性格、表情和行为，往往决定着他未来的生活。同样，一个党、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在童年时代经历的“细节”，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她在未来的存在和发展趋势。我们的党在以后的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的岁月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功，甚至包括她的一些失误，在我们阅读到的这些长征细节中，都有端倪可察、脉络可循、因果可考。
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长征这段悲壮的历史时，与当事人的心情和感觉肯定不同。当我们以“伟大”的字眼仰望他们时，他们当时的感觉也许只有渺小和无助；当我们以“光荣”的字眼歌颂他们时，他们当时的感觉也许只有苦难和伤痛；当我们以“正确”的字眼评价他们时，也许他们当时的感觉只有迷茫和彷徨。
不可否认，历史都是由后人来叙述和书写的，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眺望，注定难以与历史完全重合；即使与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不算太远，就像八十年前的长征，那也会因记忆的衰减和模糊，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清晰和精确；更别提当事人斯时斯地的心境和感觉了。
而细节的存在，则为我们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因为这些细节如同活的化石，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质感和心跳。它们渺小而真实，琐碎而粗粝，细致而精巧，纹理清晰又可感可触。阅读长征细节，将给我们带来一种心灵的震颤，一种苦难的冲击，一种精神与灵魂的净化和洗礼。可以说，长征细节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它将因直抵人们的内心而不朽，又因无限超越时空而永恒。我常常想，假如红军经历的长征没有那些细节，没有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没有滚滚大渡河、铮铮铁索桥，没有那些被逼入绝境的饥寒交迫和九死一生，没有那些动人心魄的决策和分歧，没有遍地的艰险、危难和牺牲，而仅仅只是行走二万五千里，长征还会那样举世瞩目吗？还会让我们那样惊叹和感动吗？长征精神还会那么震撼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吗？结论肯定是否定的。
长征的细节对于长征来说，决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而是具体的长征，细化的长征，形象的长征，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最丰富的表情。由此可知，长征的细节对于长征有多么重要，以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征细节，就没有我们印象中的长征，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长征。
第一章
一群逃窜的“山大王”
斯诺的寻访
1936年的夏天，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一位美国人走进延安，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采访。这个人，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此时，红军长征刚刚结束，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先后到达陕北会师。斯诺见到这样一群衣衫褴褛却生气勃勃、装备落后却斗志昂昂的红军官兵，感到无比震惊、好奇、着迷：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
1937年10月，全面反映斯诺延安之行的新闻纪实作品《西行漫记》（英文版名《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立即受到世界的关注。建国后，斯诺曾经回忆说：“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
诸葛山人
长征之初，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如遇下雪，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甚于此。陈云（笔名廉臣）在《随军西行见闻录》，曾记述他亲眼所见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狼狈一幕：“毛泽东亦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系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走路像诸葛山人的派头”，这是范长江在《塞上行》中对毛泽东的描写。他写道，毛泽东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毛泽东自负有过人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富于想象力，反应非常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
当红军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红军的老父亲
和毛泽东书生意气不同，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穿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勉力工作，状甚忙碌。医生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的红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马海德医生回忆朱德在会宁会师时的情景：“他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
刘伯承元帅回忆说，朱德涵养好，度量大。长征当中，张国焘再三再四逼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呢，不管你张国焘说什么，他总是不动气。总司令说：北上的方针，我是举了手的。朱毛、朱毛，朱是不反对毛的。
名副其实的美髯公
毛泽东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周恩来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但他不是固执地坚持己见。他在1934年夏曾提出过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二团二营教导员的周纯麟回忆首次见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情景说：周恩来穿着破旧灰军装，脸上长着浓密的大胡子，拄着木棍，后面跟着牵着马的警卫员。周恩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周恩来！”即问：“你们很辛苦！你们是哪部分的？”“你们部队现在粮食怎么样？”周纯麟说，周恩来和蔼可亲，话语坚定有力。毛泽东身材魁梧，头发很长，脸庞瘦削，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也拄着根棍子。他显得有些疲劳，后面警卫员拉着马匹，还跟着挑子。毛泽东伸了大手来，同周纯麟握，并简单地问了一些战士们的情况。
周恩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
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任荣将军回忆说：在此期间，周恩来骑马到“红大”看望学员。他精神抖擞，满脸大胡须，是名副其实的美髯公。我们自动站在路旁欢迎他进村。他一下马就向我们问好，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你们，大家热烈鼓掌。
纯粹的雅利安人
李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黄头发，脾气暴躁，令人望而生畏。他瘦瘦高高的身材，在红军队伍中如鹤立鸡群。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伍修权曾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李德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什么事情没有办完。直至黎明，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果断粗暴。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
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大鼻子李德给配了炊事员，其他首长包括朱老总，都没有炊事员。”朱德的司号员邵永清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李德一直要住最好的房子。有一次为了换房子的事，由于邵永清挡了李德的道，李德就用棍子敲打邵永清的腿，意思是让邵永清让道，令邵永清感到受了侮辱，一时情急和李德争执起来。
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黑面木偶”及留苏派
二十六岁任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的博古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
“博古主席”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他身材中等，很有学生活泼气。“三人团”成员之一博古，面对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他自感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因此痛心疾首，不能自拔。聂荣臻回忆说：“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张国焘对博古的印象是：“秦邦宪说话直率可爱，喜欢玩弄小聪明，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神气，充分流露出莫斯科气味。”
张闻天（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锐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王善于演讲，虽不像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太上皇”张国焘
马海德回忆长征中的张国焘说：“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张国焘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范长江说，这是另一作风。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红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陈昌浩说，张国焘有自己的一套，他从未听见张吹嘘过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也很少说到。
红四方面军胡奇才回忆说，张国焘心胸狭窄，心理阴暗，疑心重，更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喜欢人们像对待太上皇那样膜拜他，谁冲撞他他就整谁。
张国焘特别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事过之后又很和善。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
林彪与彭德怀
毛泽东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彭德怀看上去有点像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杨尚昆曾说，“彭的脸像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辞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1948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不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
在长征路上天天见到林彪的李水清回忆说，林彪“寡言少语，像个大姑娘”。李水清长征中曾任一军团宣传员、宣传队长。
林彪，三十岁过不远，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决，一点不放松。
沉默徐向前
据王树声回忆，在红四方面军，他初时听不懂徐向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教会他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由几百人发展到二千人。
张国焘认为徐向前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他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于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
张国焘赞许徐向前，在黄安战役中受伤时，虽然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然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力挽危局。这种不计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实是红军的宝贵品质。
胡奇才回忆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中最忙碌的人，日理万机仍不失统帅风范，总能沉稳处置，应付自如。
胡奇才与笔者言：“长征前夕，我见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在单杠上翻上翻下，练得认真刻苦，直到大汗淋淋才肯罢休。”为使自己能有个强健的体魄以适应艰苦环境，徐向前总是利用可利用的机会，认真、刻苦、主动地磨炼自己。
长征“四老”
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在长征途中被称为“长征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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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林伯渠曾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与孙中山共事，一起创办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在红区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
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乃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
谢觉哉年长于董、林两岁，和他们一样随红军长征时都在中央休养连，当时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长征中有不少老同志坚持到了最后。特别是这一年已是五十八岁的徐特立，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这件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少，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四老”中徐特立最年长，长征时已逾花甲。他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下，向红军官兵继续讲课。在长征中他未曾骑过半天马，天天走路，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驴子，驴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在后河边上，毛泽东问他：“老同志为什么不骑驴呢？”“我的驴背了三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特立这样答复毛泽东。
徐特立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作裤子穿着，身着一烂破皮袍，手持一根木杖，肩膀还背上八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没有封锁线吗？”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听到他老人家慈爱的声音，莫不兴奋起来。
“贺任萧”
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
红二、六军团甩掉围追堵截之敌，胜利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幽默地说：“我们过江没受什么损失，只给敌人扔下了几只破草鞋。”
余秋里在长征中对贺龙的印象是，身材魁梧，一身黑色衣裤，脚穿一双破旧的草鞋，手提一支长烟管。而关向应则身材瘦削而精干。
余秋里回忆说，长征途中某日，贺龙向六军团部队作行军动员。他说：“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蒋介石也睡不着觉了。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他用烟杆子敲了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红军战士听了他的讲话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张国焘认为，贺龙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共产党员，他有四个人抬的轿子，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每到宿营地，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
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长征时他已蓄起胡子，大家都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当时亦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
任弼时和蔼可亲，理智清醒，很尊重贺龙。当二、六军团会合时，他常指着贺龙向六军团的红军战士介绍：“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同志！”顿时，红军战士热烈鼓掌。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命令，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时，萧克年仅二十九岁，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其时在红军上层以“贺任萧”并称。
萧克使你感觉倒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五岭地区的萧克，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萧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像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
独眼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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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过金沙江时曾说：“前几天有些同志担心，怕过不了金沙江，被人家挤上绝路。我就对恩来和总司令说过，不要紧，四川人说刘伯承是神龙下凡，我就相信这条龙会把我们带过江去。”
刘伯承是军事家，他讲军事课深入浅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全都听得懂。大家听了还想听，总是听不够。红大长征中在军事教育方面，开设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等课程。张宗逊回忆说，这是刘伯承校长在戎马倥偬之中，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他开设条令课为的是红军的长远建设。
在红大期间，刘伯承只要有空就跟着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生动有趣，还善于运用典故，举例形象。例如他在战术课小结时，非常生动地比喻：我们千万不要学牛抵角的战术，去消耗、胶着。要学狼的战术。当一个人推车过来的时候，它不咬，只在旁边跟着，瞅准人推车上坡的时候，它才跳出来咬推车人的屁股，推车人不敢撒手，白白让狼咬掉一块肉。学员们听着笑声不断，印象十分深刻。
长征中刘伯承在红五军团行军。贺光华回忆说：当五军团已经基本上上路出发了，刘伯承才骑上马随后卫部队行进。“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都很担心他的安全，董振堂军团长一再催促他先走，他却非常沉着，很有信心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
“参座”叶剑英
金沙江绞平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三四公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十五米处有一块约三米高的圆石。当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
叶剑英长征中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其风度有几分西洋人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1927年广州暴动的基干力量是张发奎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器重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心腹。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
“老军长”徐海东
1944年9月，周恩来派程子华由江西苏区至大别山。徐海东主动建议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徐海东将军自谓：“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长征中张国焘与徐海东相遇，徐海东仍赤诚相待，张国焘称，四年不见，徐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
长征中，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2至3日。徐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徐海东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徐海东治军极严，动辄挥鞭挞人。某人提意见说他是“军阀主义。”徐海东回答：“娘的，不打好人。”仍不改其习。长征途中某日，大雨。部队宿营某村，夜半，前方传令：“快速前进”。其时，敌前堵后追，官兵亦十分疲劳，号声嗒嗒，全然不觉。徐海东殿后，挨家挨户检查，挥鞭先将团长、政委抽醒，逐屋鞑之，共驱出二百余人。某人亦在内，后徐海东问他：“不用鞭抽你，你能活到今日？”某人无言以对。
徐海东夫人周东屏回忆说，窑工出身的徐海东早年读过私塾，最爱看《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书。长征中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讲故事。他那有声有色的故事，常常说得我们哈哈大笑。
吴焕先和徐海东最喜欢唱京戏，吴政委的拿手好戏是学唱谭富英的《珠廉寨》，徐海东擅长唱高庆奎的《辕门斩子》。徐学唱《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郎，声音洪亮高亢，声情并茂，颇有高派味道。周东屏在长征途中为吴和徐的忠实“票友”。
《长征胜利歌》为红一军团新任宣传部长肖向荣写的，内容是长征到达陕北会师的结束语，套用《春天的快乐》曲谱，歌词是：
中央红军，
胜利反攻。
出发自江西，
十二月长征，
历经险山恶水，
战胜白军与团匪。
冲破了重围，
踏遍了十一省，
行程二万五千里，
大小五百余战，
都打垮了敌人，
计算起来，
溃敌四百一十团。
英勇的红色英雄，
无坚不摧。
终于到达陕北苏区，
会合红十五军团，
粉碎了三次“围剿”，
胜利向前进！
潘振武回忆说，《长征小调》和《长征胜利歌》这两首歌由战士剧社唱出去，一直唱到抗战初期。
（本章素材来源于王平、张爱萍、罗元发、孔庆德、尤太忠、苏静、胡奇才、陶汉章等访谈，和下述有关著作：廉臣著《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到1937年间发表；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1936年《救国时报》首发；肖锋著《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成武著《忆长征》，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施大鑫著《潘振武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责任编辑/魏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