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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的脚步

2016-09-26 11:05:0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929

逐梦的脚步

 魏传伟

深冬,子夜,老家土坯房外北风“呼呼”作响,刺骨的寒风从房顶瓦片缝隙中灌进屋内,直让人瑟瑟发抖。

隔壁房间木桌上煤油灯下,一摞稿纸,一支钢笔,或抬头苦思,或挠头冥想,或伏案疾书,钢笔与稿纸发出“沙沙”的摩擦声,煤油灯的火苗左右闪烁,忽明忽暗,映着父亲的脸颊,照着稿纸上文字……

在父亲旁不远处,劳作了一天的母亲借着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为家人们缝补着衣裳,她时而起立给父亲揉一下肩,倒一杯水,时而轻脚轻手走到床前给我盖被子……

这场景经常在我半夜醒来时出现,那个时候我大概34岁吧,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

家乡粉壁是大巴山脚下的一个普通乡场。那时,国家刚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走出来,家乡和全国其他地区众多农村一样贫穷落后,山上光秃秃的,几乎看不见一棵树。贫瘠荒芜的土地里,杂草丛生,家里祖孙三代共8人居住在3间土坯房内,常常上顿不接下顿,艰难度日。

此时,有着高中文化程度的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在离老家4公里外一个村小当代课老师,他把一个月学校发的几斤粮票全部留在家中,自己却每天饿着肚子给孩子们上课,好几次晕倒在讲台上……

从那时起,父亲在老家就小有名气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信手拈来。父亲常常半夜起床写稿,一写就是天亮。天亮后,他早早赶到乡邮政所,把稿件寄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

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等来的结果不一样,有时候是泥牛入海,有时候也会惊喜不断。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和父亲的心情一样,企盼所有稿件都变成铅字,虽然一篇稿子仅有几角钱的稿酬,但对于当时来说,能为家里买回好几斤煤油和食盐了。

1983年,改革开放第四年,父亲从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每月工资由原来的8元增加到了18元。祖父和继祖母开始种植甘蔗、生姜等经济作物,母亲也养殖了为数不多的家禽,虽然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但父亲写稿的热情却有增无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那盏煤油灯下,一杯茶水,一摞稿纸,一支钢笔,一样的坐姿,一样的场景……

当时,还不谙世事的我认为父亲写稿是生活所迫,补贴家用。每每问他是不是为了挣稿费时,他总是摸摸我的头,笑而不答。

上小学时,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姐姐和两个哥哥对文学也是情有独钟,姐弟四人的作文总是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年级朗读,班上的黑板报上也常常出现我们的文章。

那时,我开始发现,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父亲的文学梦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姐弟血液里。

时间悄悄划过指尖,我们姐弟四人渐渐长大。1989年,姐姐嫁人,大哥开始师从于老家有名的老中医,二哥就读县中专学校。令全家最高兴的是,年过不惑的父亲通过自考,取得了达县高等师专学校毕业大专文凭,并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成为老家初中语文课研组组长,多个班级的班主任,还经常被临时抽调县委、区委工作。

“传道、授业、解惑”,父亲自17岁拿起粉笔开始,就决定把毕生的精力奉献在三尺讲台。转为公办教师后,他更是把教育当事业干,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一些家庭极其困难的学生经常吃住我家,母亲给他们浆洗衣裳,纳新布鞋,尽管那时我们家里也很穷,但母亲没有一点怨言,总是想法设法让我们不饿肚子。父亲风趣幽默,教语文有一整套方法,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课,课堂上不时发出朗朗笑声。课堂外,学生们总是常常把父亲的寝室围得水泄不通,请他批改作文。他所带的班级考试成绩长期保持第一二名,他年年被地区和县上表彰为“优秀教师”。

手提式“海燕牌”、“上海牌”收音机风靡着八十年代,那时候谁家能拥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是很酷很炫的事情。我们兄妹几人几乎每人手里都有这样品牌的收音机,走到哪里都不离身,甚至晚上睡觉都会放在枕头下面,这些收音机都是地区和县里给父亲的奖品。

他的学生数以千计,后来有的成为岗位标兵、学术骨干,有的成为新闻记者、作家诗人,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走上了相当级别的领导岗位。学生们十分敬重他,时至今日,仍有像安全东(号三半斋主人,著名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论坛网络学院导师、参议员和特聘高级顾问)这样的学生隔三岔五回老家看望父亲,与他小酌几杯,吟诗作赋。

19919月的一个黄昏,70岁的祖父突患脑溢血离世,全家10多亩土地活儿全部落在了父亲母亲肩上。

母亲姓李名运兰,外祖父离开人世时,她刚满6岁,姨妈不到4岁。后来外祖母带着两个女儿改嫁张家,先后生养了6个儿子。此时,国家正处于抗美援朝的艰难时期,面对每顿多张嘴吃饭的压力,外祖母和继外祖父的生活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刚满10岁的母亲带着小自己两岁的妹妹回到了李家,寄养在叔父家。年幼丧父的母亲和姨妈,聪明伶俐,懂事勤快,被没有生养的叔父婶娘视为己出,当做掌上明珠,并送母亲完成了高小学业。那时候女孩子能拥有高小文化,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幼年时的磨难历练了母亲坚强、善良、忠厚、勤劳的品质。刚到我们家那会儿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母亲每天挣的工分比其她妇女多一倍,是全公社出名的劳动模范。责任田包产到户以后,她每天起早贪黑,总有忙不完的活儿,特别是农忙季节,天刚微微亮,她就扛起锄头在田间地头忙乎起来,男人们做的犁田、编竹器等重活儿,她都不在话下。忙完一天回到家里,母亲不管再累,都要到厨房为家人做饭菜。即便那时候家里很少吃上大米,红薯、土豆之类的只要经过母亲的精心烹饪,都会变得十分可口。母亲性格不急不躁,与乡里乡亲和睦相处,几十年都没有和邻居说过一句红脸话,谁家有什么困难,哪怕宁愿自己吃亏,她都会尽最大努力帮上一把,是远近出了名的贤惠人。

苦难和不幸这对孪生姐妹总是伴随着母亲,1979年冬天,那时候我还不足一岁,一天早晨,寒风呼呼地吹,正在山上割草的母亲,突然脚下一空,狠狠地坠下近100米高的崖底。通过一个多星期的抢救,命大的母亲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经过两年多的治疗,顽强的母亲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但落下了神经衰弱、泌尿系统失禁等后遗症,这些痼疾顽症后来伴随了母亲一生,直至老人家2011年春节前去世。

父亲儿时的经历跟母亲一模一样,父亲还在3岁的时候,祖母就离开了人世,祖父既当父亲,又当母亲,把父亲抚养成人,把所有的爱倾注在了父亲身上,两父子的感情不言而喻。

祖父饱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对父亲影响根深蒂固。他乐善好施,古道热肠,村子里谁家修房建屋,谁家婚丧嫁娶,都是他忙里忙外。他崇尚中庸之道,德高望重,邻里发生矛盾纠纷,他都要出面调解,让双方握手言欢。祖父敢为人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生产队里第一个种甘蔗和生姜,被乡政府树为“致富能手”,在他的带领下,很多家里都种上了甘蔗、红桔等经济作物。为了减轻儿子儿媳负担,祖父主动提出分家,并让我的姐姐每顿跟自己吃饭,姐姐出嫁后,祖父又把我大哥接在一起吃住。

祖父是个乐天派,每天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喜欢喝两杯。每逢当场天,都要打一两斤红苕酒回家,母亲拌一盘黄瓜、炸一些花生米,炒几个存放了很久都舍不得吃的鸡蛋,有时候会出现少许的腊肉和几片香肠,等上完晚自习的父亲回到家喝上几杯。每每这个时候,家里所有人都将生活的艰难和一天的辛苦抛至脑后,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笑声不时从瓦片缝隙中传出房顶,这是全家最温馨的时刻。祖父喜欢打四川大鼓和拉二胡,不管农活再多,他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把我喊到院坝里,从衣服口袋里变戏法似地抓出几颗花生,几片饼干或一把麻花给我,然后坐在板凳上,如痴如醉地给弹唱起川剧。皎洁的月光下,鼓声、二胡声伴着他厚重的腔音,在夜空中飘得好远好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继祖母何氏来到了我们家。继祖母比祖父大接近10岁,清朝末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刚到我们家时还缠着“裹脚”。她之前已经嫁过一次,由于没有生育,被婆家人长期歧视。继祖母虽然个子小,身体单薄,但十分勤快,每天和祖父、母亲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亲母亲和我们都很尊重她,从没有把她当成外人。祖父的突然离世,对年近八旬的继祖母打击很大,她好几天没有喝上一口水。当然,对父亲来说更是当头一棒,让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极度悲痛之中。

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父亲,不得不面对特别巨大的家庭负担。老家离乡场上很近,走路不到10分钟的路程,父亲每天都要往返学校、家里好几趟,上完课后,便急匆匆地赶回家和母亲一道忙农活,干完农活又抄小道跑步到学校。特别是在农忙时节,父亲急匆匆地扒几口饭,一阵小跑到学校。这样的镜头,多年来在无数个严寒酷暑、无数次狂风暴雨中反复上演,导致父亲患上了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至今仍未痊愈。

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忙里偷闲“爬格子”,但更多的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备完第二天的教学课,还要挤时间写一些杂谈、感悟、教研理论之类的,应邀帮别人改改文章,写写楹联,虽然那几年没有发表更多的作品,但不难看出,他的文学梦已经浸透到了内心深处。

父亲的文学梦深深地影响着两个哥哥和我,特别是我发誓要像父亲一样“笔墨惊天地,诗成泣鬼神”,但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1992年,已经拜师学医五年的大哥被师傅撵了回家,原因就一个,经常背着师傅偷偷看武侠小说,且屡教屡犯。在母亲一个多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说下,大哥终于又捧起了医书,并在父亲的强力监督下,报考了达县卫校,正因为有那时父亲的坚持,大哥今天才成为了老家远近闻名的医生。

与大哥相比,二哥的文学梦更为“疯狂”。在读初中时,他不知从哪里弄回了《鲁迅全集》、《平凡的世界》、《雨果文集》等著作,并悄悄参加了福建“榕花”文学社,还发表了好几篇诗歌和散文,成为被当时班上乃至全校学生顶礼膜拜的“人物”。就读县中专学校后,他“不务正业”,在学校创立文学社,举办诗歌研讨会,用现在的称谓就是“文化沙龙”。眼看不到1个月时间就毕业了,他却写信告诉父亲,说要当“流浪诗人”。

读罢来信,父亲母亲心急如焚,他们早早起床,搭上乡上到县城一天只有一趟的客车。见到二哥时,身着白色牛仔裤、脚穿黑色尖头皮鞋、长发飘飘的他已经准备好出门的行囊。有些驼背的母亲一把拉住二哥眼泪直流,父亲站在一旁,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只是睁大眼睛盯着娘俩。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许久,父亲冒出一句话。按照以往,父亲绝对会想尽一切办法,劝回这个不听话的“冤孽”。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买了一瓶价值3元钱的高粱白酒给二哥“饯行”。

第二天一早,二哥敲响了父亲母亲所住招待所的门。他们一脸惊愕,二哥头上的长发不见了,下巴上的胡须也剃得精光,当他刚嘴巴吐出“不走了……”几个字时,两行热泪从父亲的眼睛里悄然滑落下来。

那时的我,已经上初中了,特别崇拜父亲和二哥,心底里也萌发了“诗人梦”。读初一的时候,我就把父亲珍藏多年的《毛泽东诗词》据为己有,厚厚的一本书我背得滚瓜烂熟。

我开始慢慢厌倦其它课程,除语文外其他成绩一落千丈,班长、学习委员的“职位”也“拱手相让”他人。父亲着急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只有回家脸朝黄土背朝天了!”临近中考,父亲让我参加了补习班,开始恶补数学、英语课。

在跌跌撞撞中,我跨进了高中门槛。

老家的乡场上没有高中,只有到离家20里路的镇上去读。离开了父亲视线,我重蹈覆辙,更加喜欢文学了,对其他课程得过且过。每次考试两极分化,语文全班第一,数理化成绩仅及格而已,父亲母亲常常为我的表现长吁短叹。

高中三年间,父亲的经济负担加剧,家里常常入不敷出。繁重的农活让母亲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家里面每天都弥漫着药味。大哥学医师出,开始谈恋爱、结婚,父亲到处筹措资金为他开设了门诊。当代课教师的二哥一个月工资仅有几十元,家里借钱为他盖了两间新瓦房,作为他结婚新房。1994年,家乡终于通电了,结束了照煤油灯的历史,但家里穷得有时候连电费都不能按时交。为减轻家里负担,我两次提出退学,帮助家里干农活,但都被父亲母亲一顿训斥。

1995年夏天,高考落榜了,我被自己阻挡在了大学门外。父亲决定让我复读,我一听这话,抽身便走,扛着锄头走进了田间地头。打小就帮家里干农活的我,就如初生之犊,有使不完的力,用不完的劲,种起地来得心应手,邻居们都说我是种田的一把好手。

而父亲母亲并未因家里多了一个劳力而感到高兴,却始终在担忧着我的前途。以此同时,父亲也在悄声无息中提升我的写作水平,他写信给在外地工作的学生们,隔三岔五给我寄回一些文学书籍。放学回来,父亲还不忘手把手教我练练毛笔字。

累并快乐着,那半年,我不仅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了,更多的是再次感受到了父亲母亲的艰辛和不易,也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和意义。

“要不,到部队当兵去?”一天,父亲征求我的意见。那时,四舅和姨妈两个儿子正在部队里服役,四舅是黑龙江部队的一名营长,两个表哥一个是陕西陆军汽车团军士长,一个是天津坦克旅坦克长。说实话,我曾很多次向往像他们一样走进部队,在这个大熔炉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文学梦一直困扰着我,让我进退两难。“文学梦与军人梦不冲突”,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我回归到了现实。

报名、体检、复检、政审,我一路过关斩将。听说到海拔3000多米的甘孜藏区当武警,执勤训练,还要看押犯人,父亲母亲似乎有些后悔。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部队,就要义无反顾,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母亲抹着眼泪,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车……

隆冬时节,大巴山雨雾绵绵,父亲的右脚关节炎又季节性地发作了,行走极为不便,但他执意要送我到县城。在武装部,我换上了崭新的橄榄绿,父亲围着我转了好几圈,笑盈盈地说“如果你爷爷在,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话时,父亲的眼圈红红的。晚上,父亲和我挤在招待所的单人床上,父子俩彻夜长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了,他还要赶100里路回去给学生们上课。浓雾中,只见混沌一片,县城的路灯就像一朵朵桔黄色的小花,我搀扶着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你娘把那头猪给卖了,200元,你拿去吧”,父亲从陈旧的中山装口袋里摸出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啥?”我不敢相信他说的话,那头猪可是全家人一年的油水啊。眼看我要生气,父亲拍拍我的肩豁达地说“别担心,家里还有我呐”。我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话,扭头就走。“哎哟,我这不争气的脚”父亲刚追了几步,就蹲在了地上拍打自己右腿,我赶紧转过身跑去扶起他。“这样,拿一百吧,这是我们的心意”,父亲把100元硬塞给了我,我知道推辞不下了,抽出50元交给了父亲,说“部队有津贴,50元足够了”。父亲拿着钱,在浓雾中发着呆,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出口。

“我走了!到了部队,保重身体,记住给家里写信”,几分钟后,父亲转过身,提着我换下来的一包便装,一瘸一拐,一走一停,很吃力的向前走去,浓雾中父亲的背影时隐时现,慢慢化成一个小黑点,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中。这时候,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中关于父亲的描写,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回到招待所,我发现迷彩行李包重了许多,拉开拉链,里面多了好几本文学书籍,其中有我最喜欢的《毛泽东诗词》,这本书出版于60年代,父亲珍藏了30多年。

顿时,我又明白了许多……

20026月,军校毕业了,我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康巴高原。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是她让我从一个落魄少年找到了自信,铸就了坚毅的性格,圆了父亲的梦和我的梦。回到老地方,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高高的雪山,绿绿的草甸,一切都是这么熟悉和亲切,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散发着幽幽的清香,我深深地呼吸着,敞开胸怀接受她的赐予……

我被任命为支队新闻干事,不久,借调总队机关电视新闻工作站。这里汇集着全省部队众多优秀新闻人才,其中不乏有胡发寿、刘宗银、谭国棋这些师团级记者,也有唐雪元、杨廷伟、杨永明等青年才俊,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犹如春蚕吐丝一样默默地耕耘者。我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无论是应急处突,还是抢险救灾,我们和部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穿着记者背心的我们……

要想感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父亲常常提醒我。20047月,我背着相机、带着换洗衣服来到了成昆铁路最长的隧道——沙玛拉达隧道。

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沙玛拉达乡的沙玛拉达隧道,全长6383米、海拔3200米,它是我国铁路建筑史上时间最早、跨度最长、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之一,有“空中铁道”和“成昆咽喉”之称。

沙玛拉达隧道所处地域曾被地质学家冷酷地定为“死亡禁区”,它是成昆线上气候最恶劣、地段最险要、条件最艰苦的隧道。这里人烟稀少,空气稀薄,山高水寒,地形复杂,紫外线强,气候变幻莫测,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和驻守隧道两端的武警官兵的生活用品全靠火车从成都、西昌等地运来。

在这个曾被称为“鸟都不来的地方”当几年兵,甚至不能准确地说出太阳从哪方升起,又从何方落下。

燃料是沙玛拉达两个执勤点官兵生活的最大难题。由于沙玛拉达经常停电,燃料全是官兵们捡来的干柴。无论夏季烈日当空,还是严冬大雪飞舞,他们都必须轮流上山拾柴。

高山、铁路、隧道、哨兵……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一道永恒的风景线,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篇。

刘洋,一位酷爱文学的山东籍战士,抱着当作家的梦想来到部队,没想到被分配到这里,守了3年隧道;但他没有丝毫的厌倦,退伍离开沙玛拉达的时候,在给战友的留言本上,他这样写道:

沙玛拉达/险恶的大自然冷酷地注视着生命/生命在这里学会从脆弱走向坚强/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弟/这里就是磨练意志/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沙玛拉达隧道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副班长张银水。

19991116日深夜,他的双眼像往常一样,警惕地注视着周围。此时,由昆明开往北京的K118次快车已驶进隧道,离驶出隧道只有3分钟时间了。突然,一男子猛然冲上桥,朝铁轨上投放障碍物。千钧一发,张副班长鸣枪警告,但男子依然我行我素,张副班长来不及多想,冲过去,将男子用力推出铁轨……破坏行为被制止了,但张银水却不幸落入桥下的滔滔河水中,英勇牺牲。

群山肃穆,河水哽咽。这天,离他退伍返乡只剩下9天时间。

沙玛拉达乡甘子村,国家级贫困村。这里贫瘠,资源匮乏,文化落后,到1999年,人均收入不到500元,数十个学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

“消除贫困!”官兵们向彝族同胞作也庄严承诺。官兵们组成科技扶贫攻坚小组,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传授高寒地区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使群众掌握了温室蔬菜栽培技术,增加了经济收入,使92%的村民甩掉了贫困帽子。

甘子村小学,是一所只有12个彝族学生的高原山村小学,校舍简陋,条件十分艰苦,一支铅笔好几个学生轮流使用。

“孩子是彝乡的未来!”官兵们每月主动捐款,给孩子们买来学习用具,轮流担任代课老师。

索玛花开红艳艳。官兵们与彝族同胞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在沙玛拉达隧道尽情流淌。

2003年大年除夕夜,执勤点上突然停电,一片漆黑。这时候,不到10分钟,20多位彝族群众三五成群,打着在他们心中象征神圣与吉祥的火把,给官兵送来热气腾腾的跎跎肉和丰盛的团年饭……

这一周时间里,我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一起上山拾柴,一起为彝族同胞干农活,体验着他们的苦与乐,感受着军民鱼水情深。

“无论我走到哪里/耳畔始终回响你的气笛/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我的情怀永远属于你/我的沙玛拉达……”10多年过去了,这首战士们自创的歌曲《我的沙玛拉达》至今在我耳畔回响。

我饱含深情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报告文学《我的沙玛拉达》,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多家报刊整篇幅地进行报道,沙玛拉达隧道成为了当年四川武警部队最热门的执勤点,很多官兵申请要来这里……

《我的沙玛拉达》让我也收获了爱情,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以读者的名义向我抛出“绣球”。我们牵手了,两年后,我俩走进了结婚礼堂。

婚礼仪式上,时任总队政治部副主任(2013年从武警成都指挥学院政委岗位上退休)张绍荣致辞说“文学是人学,文学可以让人梦想成真,文学可以让人至善至美,文学可以让心相印手牵手”,众多亲人朋友纷纷起立为我们鼓掌,父亲用手绢不停地给母亲擦拭着泪花……

2007年夏天,儿子出生了,这让已经身体每况愈下的母亲再一次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也就是这一年,我脱下了陪伴我12年的军装,转业到省城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

“是幺孙儿给了我多活几年的信心力量”母亲常常念叨这句话。2011年春节前几天,病入膏肓的母亲危在旦夕,家里催促我赶紧回去见最后一面,而我却因任务脱不开身而抱憾终生。

除夕清晨,四川盆地笼罩在浓浓大雾之中,被困在高速路收费站外的我,接到了母亲与世长辞的噩耗。回到老家时已是晚上,周围漆黑一片,寒风呼啸着从我们身边刮过,黄豆大的雨点夹着雪花从天空落下,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在泥泞的乡村道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老家堂屋。

堂屋中间,一口漆黑的棺材静静的停在那里,69岁的母亲安详地躺在里面,那容颜和神态跟往常一样,没有太大变化,只是那双美丽善良的眼睛紧紧闭着,任凭我们嘶声裂肺地呼喊,她一动也不动……捧着母亲冰冷的脸颊,回想起了她昨晚电话里的叮嘱,“儿子……你是一个农村娃,一定要感恩,一定要堂堂正正……”那一刻,我再也没有抑制住内心的坚强,放声大哭,长跪不起。

“爷爷,婆婆为什么还不醒过来呢?”不满四岁的儿子每天总是拽着父亲手,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婆婆太累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别吵醒她”父亲抚摸着儿子的头,每天也给出同样的答案。

“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苦命的母亲走了,在这个家家团聚的春节里,带着一身病痛走了,带着对家人的眷顾走了,远离了我们的视线,远离了一辈子她相濡以沫的丈夫。

办完了母亲的葬礼,我计划把父亲接到成都一起生活,大哥二哥也要求父亲跟他们一起生活,但好说歹说,他哪里也不去,继续留在老家。其实,父亲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他知道一个人守在老家是多么的孤寂,但他是心里放不下刚刚离世的亡妻,更要守护和打理着十多间老房子,继续支撑起家这把大伞,为我们遮风挡雨。

其实,老家房子全是土坯房,夹在周围邻居们的小洋楼中间,低矮而又潮湿,院坝的石板有的地方长满了苔藓。但父亲很看重它,这些房子是祖父和他陆陆续续修建起来的,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在老家传统意识里,家里每个儿子结婚时都要分三间以上房屋,否则,做父母的就没有尽到责任。

母亲在世时,尤其是我没有尽到孝道,我们要把对母亲的亏欠补偿在父亲身上。于是,兄弟三人商量每人拿出一些钱,对老房子进行改造。这次,父亲十分赞成我们的想法,并坚持取出仅有的2万多退休工资。几个月后,土坯房的墙体里里外外贴上了白色的瓷砖,屋顶变成了琉璃瓦,青石板取代了石板院坝,屋前屋后种上了紫薇、丁香、桂花、茶花、菊花等花木,春夏季节,花花绿绿,香气扑鼻,蜂蝶成片,整个小院充满生机,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老家的环境改善了,父亲的心情也好了很多,脸上每天挂着微笑。他又找到了年轻时的创作灵感,几年内写下了数百篇诗歌,这些作品虽然比不上大家,但在我的眼里,绝对是上乘之作,给人以力量,催人奋进。

“一树枫叶红似火/激情燃烧美难说/即使明天落下去/冬日照唱辉煌歌。”从这首《枫叶红》中,我读懂了父亲乐观向上的心境。

“日昃唱林鹊,夕照鸣枝蝉/云霞映池水,蛙鼓歌稻田/长堤牛羊归,小径鸡鸭还/花圃浮暗香,果园坠绵弹/春风时雨好,总叫人安闲。”这是他创作的《暮夏村居》,诗中看似描写的是老家田园风光,实则反映了新农村建设家乡巨变,歌颂党的好政策。

父亲虽然七十又三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家国天下,不改初心,这里以《写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为证:

“我生若逢时,定会去扛枪。抵抗侵略者,献身也荣光/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虾蟹斗巨龙,终于投了降/人类要幸福,和平是方向。凡是好战者,绝无好下场/统一战线好,团结力量强。抗战获胜利,全靠共产党/历史不容篡,苦难不会忘。中华已强盛,谁侵谁灭亡”。

2013年夏天,也就是母亲去世第二年,我带着儿子陪着父亲坐着飞机,利用一周多时间,先后游览了重庆、海口、三亚和贵阳等地。这是他第一次出省,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在飞机上,儿子紧紧抓住他的手,大人似的安慰着“爷爷别怕,有我在”。

在三亚,父亲第一次看见了大海,他跟我们一样,大声呼喊着,张开双臂扑向蓝色大海,穿着泳裤在沙滩上与我们堆着沙堆。在澎湃咆哮的黄果树瀑布前,他不厌其烦地听我“摆布”,配合着我给他照相。在观瀑台上,他诗兴大发,当场写下了《游贵州黄果树瀑布》——

“百丈飞瀑从天落,落入龙潭扬碧波/烟雨霏霏湿人脸,涛声隆隆惊心魄/三面陡壁如刀砍,一条清流似银河/壮美神奇冠古今,明代引来徐霞客。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父亲常常告诫我们,要注重涵养,加强修养,善于求真,勤于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父亲向来重视家风传承,叮嘱我们要“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培养经营发展夫妻感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同事真情。其中这首《忠言》道出了父亲对我们的告诫: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日积月累小变大,两样结果差千里/恶果累累臭万年,善果累累芳百世/要想走好人生路,莫把细微当儿戏。

小儿今年刚满9岁,他从上一年级开始,坚持每半月跟爷爷通一次电话,他还隔三岔五提醒我“爸爸,我们应该回一趟老家了”。暑假期间,父子俩回到了老家。

半年不见,家乡又有了新变化。站在屋前,抬眼望去,成片的荷叶一层层随风一起一伏,一阵阵淡雅的芳香扑鼻而来,沁人肺腑,白的、粉红的、浅红的荷花,亭亭玉立,竞相开放。

“爷爷,走,我陪你看荷花!”清晨,太阳升起来了,朝霞撒在田野里,儿子拉着父亲的手,小手牵着大手,大手攥着小手,缓缓地行走在田埂上,一只只青蛙在两人脚下跳来跳去,一只只蜻蜓在荷尖上飞来飞去,一条条鱼儿在莲藕间游来游去,爷孙俩摇头晃脑地朗诵着《汉乐府·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责任编辑/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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