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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长

2016-09-26 11:06:46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071

沂水长

——我们家的18个八路军战士

 讲述:高启明  执笔:徐志耕

波涛滚滚的大沂河从沂蒙山奔涌南来,流淌了百多里后突然在这里拐了一个半月形的大湾。于是,水面顿觉开阔,水势也平缓下来。唐朝时,南来北往的舟楫就在这里靠岸停泊,船工们将货舱中的粮食、布匹、食盐及日常用品搬上堤岸,开始了货物交换和商品贸易。生意日渐兴隆,于是人们就把沂河边的这片土地叫作“马头”。明清时期,街市林立,万商云集,被人称为是鲁南平原上的小上海。

这里是我的老家,可我对它毫无印象。妈妈说,我是在枣庄的一块高梁地里出生的。当时,爸爸随部队到外线作战了,在后勤被服厂工作的妈妈在南下路上艰难地生下了我。这是1948年的4月。

六十多年了,我没有回过老家。听爸爸说,我们老家在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喜鹊窝村迁徙过来的。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民国初年,高家已是镇上的大户人家了。大宅院从前门北大街一直通到刘字街的后门,有六进三十多间房屋,开有一家名叫“隆泰盛”的布店,还有一百五十多亩土地。太爷爷叫高清华,他和太奶奶王氏生了三男一女。我家是大房,爷爷高毓峻生了两儿两女。爸爸是老二,佩字辈,名佩纲,可在大家族的兄弟中爸爸排行老六。二爷爷高毓嶂和三爷爷高毓峒生有八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是十兄弟五姐妹。加上姑奶奶高颂卿的四个儿子三个闺女,老老小小有三四十个人!

高家因为是书香门第而受人尊敬。爸爸说,太爷爷把中医技艺传给了长子长孙,爷爷的医术远近闻名。除了行医,高家还办有双榴书屋的私塾,本家和附近孩子都在这里上学。爷爷高毓峻和二爷爷三爷爷都当过教书先生,熟读经史,擅长书画,可谓耕读人家。

可是,到我爸爸这一代,高家祖传的家业和门风就延续不下去了。因为天灾人祸,因为兵荒马乱,我们这个大家庭先是各立门户,后来家破人亡。艰难困苦中,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蒙山沂水举起了抗日的刀枪,高家祖孙三代投身革命,十八个人参加了八路军!

爷爷和爸爸妈妈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为革命献出了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我的二姑高惠宁和三姑高惠芬,还有大表叔徐秉毅和二表叔徐秉珂、表姑父王永福,以及哥哥高衡阳,他们见证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天安门大典。他们的胸前,佩戴了金灿灿的胜利勋章。

这荣耀,属于国家,也属于我们高家。

我要去马头,寻找我的家。

一、耕读人家

京沪高速中段681公里的出口处便是马头。

远房表弟召来了一大帮高家的亲人和我见面。虽然素昧平生,一声声“姐姐”叫得我热泪滚滚。小辈们喊我姑姑和大姨。两位老人紧抓着我的手,不停地叫“亲侄女”。这是爸爸的小弟即我的九叔及九婶。亲情像一壶陈年的酒,把大家都灌醉了。

老宅没有了。弟妹们领我来到北大街的遗址,大门楼和高围墙已成了历史,只有一堵残壁和几块青石地基向我诉说百年前的故事。九叔特地画了一幅高家大院的详细示意图给我,这不仅填补了我心中的遗憾,还使我对老家的往事和人物都能按图索骥地去对号入座。来马头前,我特地找了二姑和三姑,了解我家的陈年旧事,也去了七叔和堂姐家,复印了大爷和叔叔留下来的回忆文字,我要把我家的往事写出来,不仅是纪念和回忆。

面对老屋的旧址,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近百年前的盛景:

那是1921年的金秋时节,佃户们将新收的高梁、玉米和花生车推肩挑送进后院的库房。布店的伙计送来了赢利的银票。高家大门楼前张灯结彩,大宅院内喜气洋洋。南屋的厢房里,描金绣凤的红绿嫁妆摆放了三四个房间。太爷爷满脸笑容地迎送来往的客人,太奶奶忙着交代喜宴的酒席要丰盛再丰盛。四个轿夫抬着花轿,一人扛着红伞进了大门,这叫过轿。十九岁的姑奶奶高颂卿是太爷爷唯一的女儿,她白皮肤、大眼睛,不仅端庄大方,而且识字明理,是高家人人喜爱的掌上明珠。亲家是本镇义丰远油坊的徐凤楼,就在后门刘字街西的油坊街,相距只几百米,家有五百多亩地,榨油做酒,装满酒和油的船队运到上海去销售,是户殷实人家。姑爷爷徐敬村英俊好学,是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

这一夜高家大宅院灯火通明。天还没亮,姑奶奶已凤冠霞帔,红袄绣鞋,大红绸布遮盖了明眸皓齿。门楼里外,喜乐高奏。我爷爷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是绸缎马褂,打扮一新,准备扶着轿杆送亲姐妹出嫁。爸爸说,姑奶奶出嫁时,他只有四五岁,他记得红烛高烧,门窗上贴满了大红喜字。

待到太阳出山,锣鼓齐鸣,鞭炮冲天。姑奶奶上轿时,想起大家庭中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兄弟们的骨肉亲情,便嘤嘤地哭起来了。此一去,不知今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不知夫君是否温情恩爱。太爷爷和太奶奶也是泪流满面。这眼泪,半是不舍半是喜悦。

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有几里地长,乐队和花轿后面,是抬着嫁妆的人们。除了衣服被子,还有衣箱被柜、脚盆脸盆、水桶饭桶、梳妆台和金银细软。高、徐两家相距本来只有三四百米的路程,为了摆排场,特地从镇子的东南西北绕了一个大圈,全马头的人都赶来看热闹,喝彩声和赞扬声在鼓乐声中飞扬。

快到徐家大门口时,鼓乐和鞭炮响彻云天。里里外外都是迎亲的人,大红花轿抬进了徐家大门,高梁、麦子、花生、大枣像雨点般地落在新娘头上,贤慧而坚毅的姑奶奶就这样成了徐家的媳妇。对于高家来说,她仍然是家里人。而姑奶奶在孝敬公婆、相夫教子的同时,也常来看望父母,关心娘家的大事小事。好在路近,站在婆家的大门口,望得见娘家的门楼。

二十世纪初期,鲁南平原虽有水灾旱灾,还有土匪盗贼,但高家上下,基本上安居乐业。家里不仅有管店的掌柜,还有十几二十个佃户。里里外外有赶车工、勤杂工、厨子和丫环。掌管四世同堂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不是我太爷爷,而是我的太奶奶王氏。据长辈们说,太奶奶原先是高家的一个丫环,她是郯城人,因乖巧能干,人长得不错,太爷爷就娶她做了二房。她给高家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是我爷爷三兄弟和姑奶奶,她使高家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太奶奶虽是穷人出身,但她在高家的书香门第中长期受熏陶,后来竟然也能背诗识字,常讲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和三娘教子的故事。太奶奶住在第三进院的堂屋里,中堂上挂有大幅的观世音佛像。佛像下面是三个祖宗的神位,香烛旁放着供果。她按照《朱子家训》的格言,把大家族治理得团结和睦,井然有序,因而很有权威,说一不二。二姑说,她三岁死了母亲,太奶奶十分疼爱她这个孙女,和她同吃同住。二姑给我看了太奶奶晚年时的照片,方脸大眼,威严刚毅,倔强的神态中透出几分柔情。

太爷爷是老中医,在马头很有名望,家中藏有很多线装书。除了给人看病,他十分重视儿孙的教育,从小就要他们读书写字,重文识礼。他亲自上课,严格要求,背诵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在传统礼教的雨露阳光下,太爷爷的儿女们继承了这份家业。

姑奶奶出嫁的时候,我爷爷已经是高家出头露面的当家人了。他是长子,又是弟妹的长兄,他医术高明,先是镇上最大的“大生昌”中药店聘请他去坐堂,他开的方子,只需两三服,便有明显疗效,因而名声大振。爷爷的原配妻子颜氏,生下一子高佩绅后久病不愈。爷爷虽尽心调理,但回天无术,后来又娶了我的奶奶马祥林。马氏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四十亩地和一个丫环陪嫁,生了我爸爸和大姑三姑两个女儿。奶奶瘦小干黑,反应迟钝,手掌有些残疾,爷爷和奶奶感情不太好。有一次,爸爸发现爷爷和佣人有私情,就上去打那女佣。爷爷上前打了我爸爸一个耳光,说:“你敢犯上,跪下!”

1933年,爷爷以自己的字号为店名开了“云岚药室”,让两个儿子和侄子当他的助手,生意红红火火。除了给人看病,爷爷也教书办学。不仅在自家的“双榴书屋”教儿女侄子,还在镇上的竞进小学和新民小学当过校长。爷爷瘦高个,戴一副老花镜。二姑说,爷爷教他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朗读时讲究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他教大家写作文先要学做对联。他说:“天对地,雨对风。”调皮的二表叔秉珂紧接着说:“香对臭。哭对笑。”大家都笑了。

二爷爷高毓嶂也当过老师,他毕业于郯城师范讲习所,在竞进小学教国文课。他学问很深,写得一手好字,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后来去济南和南京谋事了。三爷爷高毓峒也是教书先生。他本分忠厚,温良谦让。每门课他都能教,擅长音乐。他能一边弹风琴,一边唱歌。他在北街、西街、南街小学都教过课,在第三小学和承志小学也教过书。据说,鲁南第一党支部书记、革命烈士刘之言曾是他的学生。

我爷爷的这三兄弟当年在马头镇上虽不是富豪,但也是有名望的人。在那个时代,教师和医生都是体面的职业,不仅收入丰厚,也受人尊敬。据说,爷爷为穷人看病,常常少收或不收钱。有一年,鲁南流行疟疾病。穷人无钱看病,就把爷爷药店门口煎过的药渣拿去当药吃。得知这个事后,爷爷叫伙计专门用一口大锅熬了中药汤,免费让贫苦人家来喝药。所以,高家被人称为厚德人家。

爷爷这三兄弟中,二爷爷家人口最多。他生了六个儿子。分别是大大爷佩纶、三大爷佩经、四大爷佩桓、七叔佩湘和八叔佩综。五大爷幼时夭折了。三爷爷有两儿两女。他们是二姑惠宁、四姑惠芳,还有九叔佩玖和十叔佩十。我爷爷也是两儿两女,二大爷佩绅和我爸佩纲,大姑惠英和三姑惠芬。子女最多的是姑奶奶,他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是秉字辈,叫秉淑、秉毅、秉珂、秉皓、秉莹、秉渠和秉军。这些表叔表姑虽然姓徐,但他们都在我家的私塾上学,常在我家吃饭玩耍,又是爷爷教他们读书写字,血脉亲缘,情同家人。

四大娘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高家最隆重和喜庆的一件事是1929年的冬天,二爷爷一次性娶了三房儿媳妇,已经工作了的大大爷、三大爷和四大爷同时做了新郎!而且,是新式婚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山东农村,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说,哪有一次娶三个儿媳妇的事?不合规矩。也有人说,哪有新娘子不坐花轿的?没听说过。二爷爷是个开明又新潮的人,他见多识广,又追求时尚。他不听那些闲言碎语,敢作敢为。

三房亲家都是本地大户,又是多年熟识的朋友,门当户对,知根知底。大儿媳妇姓田,二儿媳妇姓刘,三儿媳妇姓徐,名腾鸾,她有个双胞胎妹妹叫腾凤。父亲徐吉亭是清朝秀才,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不善理财经商,只靠二百亩地收租过日子。他本分软弱,胆小惧内,大老婆生有男孩仗势欺人,腾鸾的母亲吴氏是偏房,便被大老婆逐到草房中居住。有一天,大老婆儿子无事生非赶到草房,抓起板凳把腾鸾母亲打得不能动弹,怀孕七个月的吴氏流血不止,过了五天就命归黄泉。可怜的双胞胎只能跟着八十多岁的祖母凄苦度日。姐妹俩不仅聪明伶俐,而且知书达理惹人怜爱。我二爷爷和徐秀才经常在一起吟诗作文,所以就定了这门娃娃亲。腾鸾十六岁那年嫁到了高家,成为四大爷的爱妻我的四大娘。从此,孤苦的心灵有了爱情的滋养,她的人生和高家的兴衰连到了一起。

虽然没有花轿迎亲,现代婚礼同样隆重喜庆。新娘一袭白色婚纱,手捧玫瑰鲜花,宛若神女下凡。新郎西装革履,头戴深色礼帽,一派绅士风范。更有洋鼓洋号吹吹打打,美不胜收。婚纱遮挡了她们的三寸金莲,这场西装配小脚的婚事热闹非凡,马头镇万人空巷,都来看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式婚礼。

这时候,欧风美雨刚刚滋润古老的中华大地。马头镇修建了基督教堂。北大街的商铺里,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搪瓷脸盆和香胰子,还有洋布洋火和洋油。而渴求民主自由的文化人,四处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大大爷和三大爷从济南师范讲习所学习后,二爷爷推荐他们读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希望他们拜梁漱溟为师,学习哲学和佛学。19248月,大大爷和三大爷就投奔了梁漱溟,跟随他在山东曹州、北京、广东等地学习。同时三大爷还随熊十力教授到武昌、杭州、南京等地学习哲学和心理学。三大爷还信仰佛教,并有音乐天赋,曾在杭州教书,后因生病回乡休养,在本镇求是小学教书。大大爷还在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任过哲学系助理。

1929年冬天,在广州第一中学跟随梁漱溟办“乡治讲习所”的大大爷,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便立即赶回家。原来二爷爷是找借口要他回家结婚。婚后只几天,大大爷又急匆匆地赶回了广州。三个月后,梁漱溟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大大爷当梁漱溟的助手,又办《村治月刊》,他把新婚的大大娘带到了河南。大大娘叫田秉容,比大大爷小三岁,虽是大户人家出身,缠小脚,身材不高,又没有上过学,和大大爷在思想文化上缺少共同话题,但她性格直爽,治家有方,所以互敬互爱,夫唱妇随。

四大爷结婚时才十八岁。当时他已在叫作“聚盛恒”的一家商店当店员,因为夜里要守店值夜,所以不能天天回家陪伴爱妻。四大爷把思念化成文字,给蜜月中的四大娘写了一首情诗:“咫尺路非遥,因为伙伴稀。寻日为闺来,惹卿常相忆。躯居犹寂寞,相伴有唐诗。三更人定后,正是安眠时。”这首诗陪伴了他们一生,也见证了他们始终不渝的爱情。

因为结识了梁漱溟和熊十力这两位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不仅改变了大大爷三大爷和四大爷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传统观念。因为爷爷支持大大爷去投奔梁漱溟,大大爷就带着我爸爸和七叔去了乡村建设训练班,又到曹州师范学校读书。熊十力还介绍二爷爷去了南京中央政府审计部任职,每月薪金有一百八十大洋。马头镇的乡绅见到了一片新的世界。

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鼎盛时期。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吃饭有租粮,用钱有商铺。有在外谋职的,有在家教书、行医的,既有钱财,也有名气。据说,那时我家有丫环、厨子、担水扫院的杂工,有专门的粮仓,用大缸装食油,大缸腌咸菜,每餐吃饭有三四桌人。

爷爷是长子,他不仅要坐堂行医,还是大家庭的当家人。虽然吃穿不愁,但要把家掌管得井井有条,也是不容易的事。爷爷以《朱子家训》为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整洁,既昏便息……”要求全家上下都遵照行事。人人都循规守矩,知书识礼。凡有大事,便开家庭会议。长辈坐中间大桌两旁,小辈坐小桌边的椅子、板凳上。爷爷还是从《朱子家训》说起,他说,我们三十多人的大家庭,大大小小事情很多,大家都得干活,因此要有分工。全家的开支不小,有收入的都要按月交钱。开始是二奶奶专管买菜和油盐酱醋,三大娘负责记账。还有推磨、担水、洗碗、炒菜、扫院子等等,都有专人负责。每天一早,爷爷用钱板把一天要开销的银元和铜板一排排码好,送到太奶奶的堂屋里,由她分配使用。

爷爷还有个重要的任务是“诗书传家”。他亲自教子孙们读书写字。男孩读四书五经、《论语》、《孟子》、《中庸》、《周易》。女孩读《女儿经》、《女子四书》、《闺训》等等。爷爷还教他们练习书法,要求他们每周交一篇大楷一篇小楷,他亲自批改。子孙们犯有不良习俗的,他都严加管教,或训诫,或罚跪。爷爷家教有方,因而家庭和睦,家风严正,是远近闻名的“耕读人家”。

七、长夜晨星

随着抗日斗争的节节胜利,鲁南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44年,北至胶济铁路,东至黄海,西到沂河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滨海区南北已连成一片,星星之火点燃了燎原烈焰!

这一切,是千千万万人民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的仇恨与苦难,如蒙山,似沂水!

自从八路军进入沂蒙山,马头及郯城等地立即被日伪军占领,沂河边建起了炮楼,到处有鬼子的据点和岗哨,通往根据地的路上,敌人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

我们家里也住了伪军。妈妈说,伪军要吃要喝,本想给小孩吃的一点白面被抢去了,连鸡蛋、咸菜也抢,弄得我们只能吃包谷面、地瓜干。后来连包谷面也吃不上了。除了抢吃抢喝,伪军还时时威胁你。伪军排长坐在妈妈对面说:“你家男人是受共产党欺骗,才参加了八路军,你去把他叫回来,免得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受苦。”妈妈说:“俺不知道他在哪里。”

让妈妈更揪心的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任兆英。我的姥爷也是有二三百亩地的地主,姥姥生病死后,姥爷连娶两房,大房当家,但不会生育,她嫉妒二房生了我小姨和小舅。我妈妈嫁到高家后,特别是伪军住到我姥爷家后,大房加紧迫害二房,而我姥爷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对大房的飞扬跋扈只能摇头叹气。

凶恶的大房使出了毒计,她利用游击区拉锯的形势,在八路军来马头时,诬陷二房和伪军的一个排长有私情,企图借刀杀人。抗日政府查无实据,只好不了了之。大房不依不饶,她把小姨的妈妈用铁链关进柴房,不给吃喝。二房饥渴难忍,十三岁的小姨趴在窗口哭喊着叫“妈妈”。她妈说“我要喝水”。大房恶狠狠地说:“要喝水?喝盐卤!”

二房只得点点头。大房果然拿来一碗盐卤递进窗里,二房接过盐卤,大口便喝。喝完就在柴火堆上倒下了,一个年青的女子就这样离去了。

妈妈任兆溪得知这个消息,哭了好几天。她牵挂她的十三岁的妹妹,也为苦命的女人伤悲。妈妈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转告爸爸。笫二年开春,爸爸牵了一头小毛驴回马头,把小姨接到根据地的滨海中学读书。十四岁的小姨勤奋学习,后来到山东大众电台任译电员,再后来成长为新华社记者,采访过毛主席和周恩来。时代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爷爷也在变。他戒了大烟,他的心挂念着儿子、女儿、孙子和外甥,他的儿孙们都参加八路军去了,这叫他寝食不安。他心里明白,这是同仇敌忾,这是英雄正气,可儿孙们在山里缺吃少穿,风雨无阻,贫病交迫,生死不知。他牵挂他们,他把他的爱奉献给了革命,粟裕和肖华等首长来马头,曾住过我们家,爷爷倾其所有,好菜好酒接待。因为,儿女在他们手下,敬重他们就是关爱儿女。

静下来的时候,他的心里全是思念,他从儿子想到孙子,从女儿想到妹妹。大汉才十一岁啊,十一岁的孙子怎能没有父母照顾呢?妹妹拖儿带女去部队,怎能没有一个帮手?十几个儿孙,他一个个想,一个个愁。

更害怕的是维持会和伪军三天两头来要钱要粮。稍有不满,便威胁说要去日本人那里告发爷爷,因为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八路军。爷爷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躲到乡下避难。他悄悄地住到一个叫宋家庄的小山村。这里离根据地不远,他知道八路军缺医少药。他让伙计德俊化装后,把从县城买来的退烧止痛消炎的西药,还有纱布藏进棉袍、塞进裤腰,送到马兰山的老中医刘先生那里,然后由部队的交通员来拿。他年纪大了,他没法亲自去山里,维持会关照过他,二鬼子有岗哨,给八路军送药是要治罪的。他只能背地里做这些事,也算是对儿女的帮助。

说来也巧。老六团打下郯城后,把两个神父带到了根据地。盘查了一番没有大问题,便派大表叔徐兵毅送回郯城。这时,马头沦陷了,姑奶奶正带着孩子藏在教堂的难民区里。神父说:“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家人的。”回程的路上,已是侦察股长的大表叔到马兰山转了转,他走进刘医师家,查问这里有没有马头人。刘医师一见是八路军,便说马头的云岚先生派人来过。表叔一听,说:“那是我大舅,他现在住哪?”

“在宋家庄,我带你去。”刘医师说。大表叔立马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两人过岗哨,越据点,在高梁地间穿行。我爷爷见到大表叔这个打扮时很吃惊,忙问:“大外甥,你从哪里来?”

表叔讲了经过,也讲了兄弟姐妹在部队的情况,他要爷爷放心。末了,他说想看看妈妈和弟妹。爷爷说:“你千万不能去,日本人查得很严。你在这里等着,我派人叫你妈妈来。”爷爷让伙计通知姑奶奶,姑奶奶听说大儿子在宋家庄,立马带着儿女来了。她左看右看,左问右问。她说:“郯城不能住了,八路军走了以后,很多人来找我麻烦,知道我的儿子女儿干八路。神父回来也说,你儿子在部队很好,要叫我放心。我怎么能放心呢?”

过了几天,县大队的同志搞了一辆马车,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帮姑奶奶和她的孩子们撤离了敌占区,经过封锁线,经过鬼子的炮楼,安全地到了滨海根据地。

听说鬼子第二天要下乡扫荡,三爷爷领着十二岁的儿子佩玖给我爷爷送信,嘱咐他千万不能回家。天色已晚,在回家的路上,日伪军的岗哨查得很严,拿着良民证也要再三盘问,不鞠躬或者看不顺眼,便抓进去吊打。鬼子扫荡时中了八路军的埋伏,死了两个鬼子、伤了好几个伪军,气急败坏的汉奸硬说是三爷爷高毓峒给八路军通风报信,派了四个伪军把三爷爷抓走了。

九叔他们四处打听,最后维持会长黄甫涛说:“在镇公所关着,不能见。”他们严刑拷打三爷爷,要他交出高家的八路军。三爷爷咬着牙说:“女儿高惠宁是逃婚跑了,不知下落。侄子侄女当八路我不知道。”关了两个多月,日伪军见问不出什么,再加上三爷爷家人借了五百块大洋买通维持会长作担保,又卖了一头母驴和一头小驴,还有两大筐清朝景德镇瓷器,才把三爷爷保出来。

三爷爷一介书生,胆小软弱,但他刚正不阿,有一次县党部召集开会,主持人说“我们都是国民党员”时,三爷爷站起来就走。他说:“我不是国民党员,没有我的事。”把主持人说得下不了台。老人家被日伪军折磨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胡子三四寸长,黑瘦的脸上布满疤痕,破衣烂衫遮不住浑身伤疤。一家人哭成一团。三爷爷大病一场,躺了四十多天才勉强起床。

祸不单行。过了没多久,二大爷高佩绅又被日本鬼子抓走了,说他私通八路,还要叫他把在滨海区当参议长的大哥从八路军中叫回来,扬言不交出来就要枪毙。二大爷没有办法,只好草草地写了一张纸条给大大娘,要她劝大大爷回家。可是写了纸条仍然不让回家,我奶奶和二大娘哭得死去活来,二大爷是高家的长子长孙,爷爷被迫回家变卖家产和三十亩地,又到处托人求情,还联合了郯城县的乡绅官员联合作保,才把皮开肉绽的二大爷保回家。

二大爷是我爸爸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和爸爸一起在爷爷的药店当过学徒,并传承了高家的中医祖业。抗战兴起,他联合郯城县的医药界人士支持抗日,1941年任郯城县医药救国会会长。有段时间,他离开郯城到了苏北的新安镇,以高仲书的名字开了一爿粮行。他以买卖粮食作掩护,暗地里为八路军购买布匹和药品,后来不慎暴露,只好逃回了家乡,并以中医为毕生事业,在治疗伤寒症方面有独特医术,被山东省卫生厅认定为“名老中医”,有《伤寒论讲义》、《伤寒类方述意》出版,曾任郯城县和济南市连续五届的人民代表。这是后话。

汉奸们拿着二大爷写的纸条,来到大大娘带着两个儿子避难的娘家小埠。把大大娘用绳子捆绑着押到马头,关进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和大大娘关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妇女,其中一个是和大大爷一起在参议会工作的邓月楼的老母亲。伪军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他们把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威胁她们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从八路军中叫回来,向皇军投降。“叫不回来的,统统枪毙!”汉奸大声吼道。

四个妇女受尽折磨。在关押了三十六天后,汉奸们见实在没有办法,便使出了假释的新招。大大娘回到小埠,当夜就带着两个儿子,在向导带领下,跋涉乡间小路,匆忙中在大树下发现一条盘成一团的大蟒蛇。两个小哥哥吓得惊叫,向导说:“这叫龙抬头,好兆头啊!”果然,天刚亮,大大娘他们就到了根据地,大大爷赶来迎接时,一家人悲喜交并,又哭又笑。

三大娘刘建英是最苦命的人。自从三大爷自尽殉国后,她一个小脚妇女,没有生活来源,还要抚养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冷落破败的大宅院里,只有他们一家三人居住。孤儿寡母饥寒交迫,还担惊受怕。维持会翻箱倒柜来催交公粮。因为交不出粮食,他们一家三口被抓去关进黑屋,只得卖了乡下的地。凄苦的三大娘天天忧愁,想起三大爷就哭个不停。为了解愁,她弄来了一根长竹烟管,烟斗上塞一些碎烟叶,大概是心中郁闷,她狠命地抽,以至于日夜咳个不停。

为了哺育孩子成长,也为了三大爷的期望,三大娘托人找了一份当小学老师的工作。学校在沂河对岸,离马头有六七里地,她一双小脚,一步步往前挪,还要来回上船下船,起早落夜,风雨无阻,赚得的每月三四十斤粮用来三人糊口。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夏天,半夜一阵巨响,吓得三大娘翻身起床,恒霞姐和衡亮哥惊哭了。原来连日下雨,床外面的一堵墙倒了,屋顶塌了一角,风雨交加,无法再睡,幸亏没有砸到人。修墙没钱,三大娘咬了咬牙,将院子中的一棵大槐树卖了十八元钱,请人修墙,这才度过难关。没有了大槐树,三大娘既后悔又惭愧,她觉得对不起种树的先辈,她在祖宗的神位前乞求原谅。童年的恒霞姐曾在大树下和兄弟姐妹玩耍,听父母讲文天祥和岳飞的《满江红》,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了,看着被锯下的大树桩,姐姐觉得心一阵阵痛。

姐姐病了,她头疼发烧,吃不下饭,肚子鼓鼓的。三大娘背着她到十字路口的张医师那里求诊。医生一看,是脾肿大,俗称大肚子病。说要打针,针很贵,每针八个银元,最少要打六七针。医生说,孩子这病很重,要快治。三大娘一听要这么多钱,先是吓了一跳,但她又镇定了下来,说:“我去想办法。”

真是祖宗保佑。前几天,衡亮哥在院子里挖泥土玩,忽然间在花池里挖出了一个青花瓷罐。打开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元。数了一数,竟有六十五块!这笔飞来的横财正好用来给恒霞姐治病。三大娘背着我姐姐,两天打一针,一共打了八针,烧退了,肚小了,病全好了。三大娘感慨万分地说:“这一定是太奶奶埋藏下来的,她怕盗贼偷抢,也备有个急用,不想真的救了我们后代的命!”

姐姐的病好了,可她很苦闷。因为她上的南大街小学有日语课,她恨那个日本老师,他叽哩哇啦的日本话她听不懂,不想听。她想:这是人话吗?老师教的日语单词她背不出,日语歌曲她不唱,虽然大个子翻译官一遍遍翻译,但她仍然讲中国话,她从心里恨日本人。有一天,她和弟弟在门口玩,忽然间远处来了一队日本兵。姐姐连忙把她弟弟拉进屋里,还关上了门。衡亮哥哥趴在门缝中朝外看,日本兵的皮靴在马路上踏得咯咯响,衡亮哥握着小拳头,他要出去打日本鬼子,姐姐把他拉住了,劝他说:“等你长大了,参加八路军,和叔叔哥哥一起打鬼子!”

离开了家的叔叔姑姑牵挂着三大娘和她的儿女。三姑在临沭县当妇救会长时,有一次来到郯城。因为马头有日伪军驻守,她请人捎信说在马头东面的一个村庄,希望能见三嫂一面。当夜,爷爷派伙计用自行车驮着三大娘去见三姑。诉说不完的离情别绪,表达不尽的姑嫂亲情,直到三更鸡叫,两人才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二姑也从滨海根据地两次写信来,要三大娘克服困难,坚定信心,说日本鬼子马上要完蛋,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苦难中的三大娘也思念在八路军中的亲人,特别是两个年幼的小叔。有一次,她接到七叔的一封信,说部队粮食紧张,吃玉米秆磨的面。三大娘一夜睡不好觉,她疼爱他们。得知八叔去世的消息,三大娘大哭了一场,恒霞姐姐和衡亮哥哥也为失去了八叔而失声痛哭。

流不尽苦难的泪,望不断无尽的夜。漆黑的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晨星,天快要亮了。

八、曙光在前

六月,玉米抽穗,高梁扬花,书声琅琅,歌声嘹亮,滨海根据地一片繁荣景象。

听说日伪军要下乡大扫荡的消息之后,我爷爷连忙收拾物品,从游击区转移到滨海根据地,来到“平民医院”为部队和群众治病。奶奶裹着小脚行动不便,躲到乡下娘家去了。她家离马头十多里地,门口有一棵大银杏树。据说,她有一个侄子因为当了汉奸被人处死,一家人都抬不起头。

马头被敌人占领后,姑奶奶拖儿携女逃到根据地后住在马莲山村,她一面当妇救会长支前抗战,一面帮人洗衣缝补吃糠咽菜养育儿女成人。每当其中一个孩子长到十二三岁时,就被姑奶奶送去当八路军。一九四五年春天,她把刚满十二岁的小女儿送到八路军医院当护理,给伤病员送水喂饭、端屎端尿。姑奶奶说:“这工作虽苦,但和你哥哥姐姐一样,也是为打日本出力。”抗战八年中,姑奶奶把丈夫和子女都送进了八路军的队伍。从一个大家闺秀到劳动妇女,她把一切都献给了抗战!姑奶奶是一个深明大义、满门忠烈的抗战家属,是一个吃苦耐劳、勇敢刚强的子弟兵母亲!

这年除夕,大大爷高赞非召集在滨海根据地的高家族人团聚,男女老少,济济一堂。二姑数了数,共有二十二人!我爷爷当年已六十二岁,年事最高。下面大大爷一家三个,四大爷一家三个,我们家也有三个,还有二姑三姑大表姑,大表叔二表叔七叔,再有姑奶奶和她的两个小儿子秉皓秉军、两个小女儿秉莹秉渠,加上她手里抱着的小外孙滨南。马头的大宅院衰落了,抗日根据地里,革命的大家庭人丁兴旺。

大大爷高兴地说:“日本鬼子把咱们家闹得家破人亡;今天在共产党的根据地里,我们一家大团圆。应该写个戏啊!”

爷爷笑着说:“今天还缺我的一个妹夫、三个女婿。”

姑奶奶说:“大哥,敬村改名敬军了,他从延安来信说,抗战快胜利了,胜利后就回家!”

大表姑说:“再忙我也会带着永福来看望大大爷!”

二姑说:“导生就在学校,明天我带他来看你。”

三姑说:“石少培在临沭,有空我陪他来看你这个老丈人!”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滨海中学已改名“建国学院”,为培养未来的干部储备人才,我的两个哥哥恒岳和恒阳都在这里上学,大大娘也上了会计队。二姑父刘导生任校长,二姑在校部工作。姑奶奶在根据地的八一幼儿园任教,她的四个儿女都上了滨南中学和抗属小学。

抗属小学的周旋校长推荐衡阳哥哥到建国学院电话队学习通讯技能。毕业后衡阳哥分配到滨海军区司令部电话班当电话员,他最先从电台里听到了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主席发布《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主席说:“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毛主席号召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开展对日伪军大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衡阳哥哥立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谢辉专员。

滨海沸腾了!山东沸腾了!全中国沸腾了!

在莒南、在日照、在诸城,衡阳哥和文工团一起庆祝抗战胜利,鞭炮锣鼓声中,跳了十天的秧歌舞!

爸爸欣喜地采写胜利的喜讯。套红的《战士报》似胜利的红旗。

四大爷到达胶东,他负责接管日伪的烟台银行。

二表叔调到了山东军区战士剧团,准备向东北进军。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他见到了刚入伍的弟弟秉皓。秉皓表叔说:“秉莹和秉渠妹妹在部队医院当看护了。”

拖儿带女到根据地的姑奶奶,这时满怀欣喜地领着八岁的小儿子回马头老家了!她找来了她家的佃农和雇工,大声宣布:“我们家革命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做地主了,凡租我们地的,今后土地归你们了!给我们家做工的,住房给你们了!”

三姑随同三姑父率领的北上干部大队,和三万多党政军干部一起,乘坐木帆船横渡渤海湾,浩浩荡荡挺进东北!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飘摇在中国土地上刺人眼目的旭日旗坠落了!

这是血与火的八年。

征途漫漫。人生漫漫。

蒙山高,沂水长……

附:《解放军文艺》原编辑部主任陶泰忠对《沂水长》的读后感

志耕:

《沂水长》读罢。

没想到你和夫人去年的沂蒙之行会有这样一份意外收获。

我是博山人,与莱芜临界,对沂蒙山区有一份天然的亲近。另,四十年前因了《解放军文艺》约稿,我曾陪同赵骜前辈有过一次沂蒙采风。所以,读《沂水长》会读出文字背后的若干有形无形的乡情、乡思、乡愁来。

我想为这篇文章点赞,之所以点赞,是因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在其样式、形式、主题的分类上原本可以更加宽泛、丰富、多种多样——比如基于家族记忆而生发出来的《沂水长》。遗憾的是,自延安以来,愈来愈囿于革命主题藩篱,若偏离了革命则难以成文,久而久之,唯有颂文纵横天下。

若时下作家,都能如你们夫妻这般,去重拾家族记忆,为乡梓写作,为乡土写作,为乡间人物、家族人物立传,至少,这会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承、家族精神广大。而旧时文人,如民国文人还是具有服务乡梓这种自觉的,而不是延安以来被训导的,非得去写大革命、大主题,所谓主旋律等等,以致于文学的路愈走愈窄。

向你们的家族记忆写作致敬。

泰忠

2016.1.31

责任编辑/周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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