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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潜逃者对话

2016-11-17 10:56:08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649

与潜逃者对话

 胡勇平

犯罪后,能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不但可以得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且是一场灵魂的自我救赎,是一场和解与放下。

——题记

一、回家

20084月,一个乍暖还寒的傍晚,一个很不平常的陌生电话,让我成为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另类人群——逃犯的职业倾听者。

来电显示,对方是座机,区号在新疆。打电话的人说他叫谭某。声音很年轻,口音是湖南湘乡话。

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湘乡人曾国藩要是灭了满清做了皇帝,那这天下最难懂的湘乡话,就是国语了,我是湘乡人。这些年,居住在长沙,因为做律师的原因,走南闯北,说得更多的是普通话。虽然不时回老家看望亲人和朋友,但,只要不是在湘乡话环境中,听到湘乡话,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天然的亲切。

对方说:“勇哥,你好。”

“你是哪个?”我用湘乡话答。

“你不认识我,我是从网上知道你名字的。我们是老乡,想向您咨询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职业敏感告诉我,谭某在用乡音拉近我俩的距离,心想这小伙子可能摊上事了。

2002年,在湘乡的一家茶楼,有一个姓龚的人被杀。你知道这件事吗?”谭某说。

在湘乡,这件事影响颇大。受害人的父亲是一个省人大代表、著名民营企业家。坊间的传闻经过各种立场和爱憎的随意加工,已是形形色色,但事件的梗概基本相同。

谭某陈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谭某的一个朋友和龚某有隙,纠纷中,吃了亏。朋友不顾亲友的劝告,执意报复,叫了谭某以及另几个朋友去寻仇。于是,到了事发茶楼,吵闹中,谭某用刀子架在对方一个哥们脖颈上,威逼他不要管闲事。和谭某同去的朋友,则一刀捅死了龚某。谭某见祸闯大了,爬上火车,从此亡命天涯。

“勇哥,你说,有没有办法找条出路?”

“出路”含义太多,太混沌,我很职业地回答:回去自首吧,这是最好的出路。电话那边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不满意,电话挂了。

他忽然挂断电话,我有些恼火,好像是受了调戏,我通过湘乡公安局的朋友了解了这个案子的情况。的确有一个叫谭某的人在逃,心里不禁一沉。

第二天,因为家事,我回了趟老家。办完事,见时间充裕,找到几个了解谭某的人,问他们,谭是个怎样的人。他们让我对谭某有了初步印象:俊气;不坏;很热心,重感情,肯帮忙;卷入龚某被杀案以后,下落不明,公安局正在网上通缉他。

我想起了先天晚上他说的“找条出路”,可能是说“了难”,即花钱消灾,摊上人命官司,岂是花钱能了事的,我好心要他自首居然把我的电话挂了,心里有些鄙夷。

一个星期后,谭某的第二个电话来了。他很直接,几乎听不出半点犹豫,他想投案自首,但有两点疑虑:当时他确实没有动手杀人,其他同案在接受审判时,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把责任都推给了他;现在投案,死者龚某的那个当人大代表的爹会不会放过他。

我很严肃地告诉他,担心同案犯把责任全部推给他是完全多余的,警察办案,法官断案,都会要调查清楚,不会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更何况案发现场有那么多目睹者,他的事情是完全可以说得清的。至于受害者家属那边是否能得到谅解,我想只要心诚道歉,做一些感情和经济上的补偿,应该没有问题,更何况他没有给死者造成直接伤害。

谭某在电话那头明显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连声说谢谢以后,又问了我两个很实际的问题,律师费怎么收?现在他在新疆,千里迢迢,怎么到案?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开始有些小激动了,要是能促成谭某投案自首,既给国家省了一笔追逃费用,又能开辟律师劝逃犯投案自首之先河,还能使谭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首不但可以得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且是一场灵魂的自我救赎,是一场和解与放下。

我很坚定地告诉谭某:只要他能投案自首,我不收一分钱律师费,免费担任他的辩护人。至于他现在远在新疆,如何到案的问题,他可以有三种选择:到新疆当地公安机关自首;告诉我具体位置,我通知湘乡公安机关的人去接他;自己想办法回到湖南,我亲自陪他回湘乡投案自首。他说他想自己先回湖南,和我当面谈一次以后,再回去自首,我毫不犹豫支持了他的想法。

为了解决他在回湖南路上可能被抓的问题,我建议他遇到警察盘问,立马主动讲清楚身份和动机,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我还可以帮他做证,他在电话那头笑得很黑色幽默,他说:“我要是在路上被抓了,我的辩护律师帮我作证,这管用吗?”这时,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促成谭某自首的主意。我说,如果你本人没有意见,可以请媒体记者全程跟踪报道此案。

有媒体介入,就不用担心路上被抓说不清楚了,通过媒体的宣传,不但有力地宣传了我们的法制,宣传了司法部门的公正,同时,将在众多潜逃者中,立起一个看得见的指路牌。

电话那头,谭某答应了我的安排,最后说:“谢谢你了。”

我感觉到他轻松了许多。我甚至看到了远隔千山的他,脸上有了释然的笑容。

我迅速联系上了湖南一家法制媒体总编谷先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谷先生说,全国打盗抢抓逃犯专项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谭某在这个背景下投案,更有积极意义,作为法治媒体,应当全力支持。谷先生派出了做深度报道的一线记者配合我的工作。

2008426日黄昏,谭某回到了湖南长沙。他穿件T恤,一条牛仔裤。果然帅气。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精明、干练、果断的男人。

这是谭某亡命天涯六年后,第一次回到湖南。

当晚,我和记者陪他住在长沙君逸康年酒店,晚饭时,我特意给他点了剁椒鱼头,辣椒炒肉,口味虾,啤酒,他吃得很香,六年没有吃过的正宗湘菜,让他的吃相有些狼狈。

谭某说,他负案逃跑后,隐姓埋名,首先在西南、西北的一些小城市讨生活,后来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安定了下来,花钱买了一套假身份以及文凭找到了一份软件开发的工作,现在是这家公司的高管。他爱上了一个维族女孩,那个女孩也钟情于他。他们相约白头偕老。可结婚登记却成了大问题,作为男人,如果连这个起码条件都不能做到,又有什么资格给予女孩更多的爱?他无法说服恋人,只得说服自己:必须和女孩去登记,婚礼时,有双方亲友祝福。但是,没有户口,使用的名字也是假名,他如何登记结婚?便是平常,遇着警察查户口和身份证,他都会紧张得半死。更遑论婚礼上双方亲友的祝福了。于是,他陷入了一种没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痛苦,却不能让他爱的女人知道他的痛苦半分,他得在深爱的女人面前,表现得快快乐乐。更严重的是,他拖一天两天可以,拖得久了,心爱的女人还会相信他吗?一次酒后,他借着酒劲,将他的真实身份,将他的痛苦,跟老板说了。老板没有因为他当年的冲动酿下的犯罪嫌弃他,同时,劝他投案自首得到最终彻底解脱,于是他通过网络找到了我。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一个话题:他会判多久?

我给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向公安机关讲清楚犯罪事实;二是向被害者家属道歉,给予被害者家庭适当经济补偿。他答应了,并说,这是他应该做的。我分析了案情,解释了相关法律条文,很客观地说:就目前态势,承担的刑事责任在三年左右,能不能缓刑,要看法院就全案做出的综合性结论了。

这一夜,谭某是无眠的,我和记者也是无眠的,春天里的长沙夜,湿润而充满生机。

第二天一早,总编辑谷先生赶到了酒店。谷良在来的路上,就用我的电话对谭某说:“能够自我反省,主动投案,这是善的开始。”他一进门,立马紧紧地握住谭某的手。他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是在平视中,欢迎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他说了许多鼓励谭某自首的话。谭某事后感动地说:“没想到一位报社总编辑,能如此平易近人,完全没嫌弃我这个犯罪分子,这让我十分感动。”

上午十一点许,经视的记者开车来了,我们该出发去湘乡了。

谭某拉着谷总编辑的手说,他希望通过媒体表达对被害人家属的忏悔,表达对父母、对所有关心他的人的歉意,“我对不起他们。我一时冲动,致人死亡,虽然我没有直接动手,毕竟是帮凶。我也对不起我的父母,让他们担忧了6年,而且还要继续担忧我以后的生活。我从千里之外赶回来投案谢罪,希望其他人以我为戒,千万莫做伤天害理之事。

谭某说这番话时,我注意到了,他眼里含着泪。

小车载着我们一行朝湘乡开去。到达长沙境内时,谭某的脸色,显得轻松。这让我放心。我甚至相信,他已经彻底战胜了心魔,已经看到了刑满后,人生的美好。然而,车一进湘潭境内(湘乡隶属于湘潭市),“近乡情更怯”,他的脸色渐渐地沉,目光里的恐惧渐渐地多。我为了缓解谭某的压力,不时地给谭某递水、递烟、递槟榔,说着别的事儿,分散他的注意力,以图让他不去放大内心对投案自首的恐惧。

我们在湘潭市区境内一家小饭馆吃午饭。

无论扒饭,无论夹菜,谭某的动作都相当迟缓,甚至和我们说话,也有一句,没一句。我和记者都故意说着轻松的事,可是,好像作用不大。他脸色愈来愈凝重。

饭后,谭某说,他去上个厕所。

半小时过去了,谭某仍没有从厕所回来。我望着记者们,记者们望着我。从目光中看到了一样的担忧:他会不会又跑了吧?

经视摄影记者终于忍不住问:“不会跑了吧,要不要去找?”

我摇摇头说:“真跑了,也由他去吧。一个人主动结束‘自由’的生活,带上枷锁,太需要强大的内心了。”

正当我们怀疑前功尽弃,愈来愈失望时,谭某回来了。

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很直接地说了一句话:我以为你反悔了,跑回新疆去了。

谭某一怔,继而说:确实犹豫了,是要坐牢哩。他凝重的脸色告诉我,他的内心已十分恐慌。他反复说,“拜托胡律师全力帮我!”“拜托记者多给我说几句好话!”

到了湘乡。

六年很长,湘乡变化很大。他望着窗外路边的建筑,眼睛也睁大了些。我想,他此时的心,定在想,这儿原来不是这样的,这里没有那栋高楼,这儿该是一口水塘,他或者还和同学在水塘里游过泳。又或者在回忆,在上学或者放学回家的路上,他曾经扯着路边的狗尾草含在嘴里,唱着我们湘乡的童谣。又或者在回忆,他曾经向哪个女同学借过半块橡皮。

他没有提出回家,直接去了湘乡公安局。我猜想着,他不是不敢回家,而是不想看到父母的泪水,那泪水定将使他悔恨欲绝。

手铐铐上双手的时候,谭某双眼红了,湿了,但没有流泪。

法院开庭了。我如约担任了谭某的辩护人。

庭前,我收到了一张十万元的汇款单,是谭某在新疆打工的老板汇过来的,注明是给受害人家属的赔偿、法院的罚金以及谭某的律师费专用的,我没有接受律师费,余下的两万块钱转给了谭某做生活费。

一审结果:谭某系投案自首、认罪态度好,获得了被害者家属的书面原谅,同时媒体专门开具专函,请求对他减轻处罚。谭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入狱前,我去看他。我告诉他,没有给他争取到缓刑,我对自己有些不满。没想到谭某却笑得坦然:“胡律师,你尽力了。再说,与其过得不死不活的,还不如跨过这道坎。坐几年牢我有心理准备,只是觉得故意杀人罪这个罪名很刺耳,当时我真的没想杀人。”

2010年,谭某减刑出狱,重新找到了工作。

不久,他迎娶了他的新娘。新婚那天,我去贺喜。他对我满是感激,待我如上宾。临别时,笑着说:“谢谢勇哥让我上了报上了电视,当了回明星,在牢里都有人找我签名,这以后用我的照片得考虑收费了。”他笑得很灿烂。

这一刻,我心里满有成就感。我确信,我做了一件于他,于我,于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我确信,他会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会成为家庭的骄傲。

媒体对谭某投案自首整个过程的新闻报道,获得了2008年度全国法制新闻一等奖;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因此开通了国内首条投案自首律师劝导热线。

二、插兄弟两刀

江湖上有句话叫:为兄弟两肋插刀,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事情发生在2014年春夏之交。

忙完一天的出庭,黄昏时候,回到家。我将疲惫的身子泡在浴缸中,闭着眼,什么也不想,很快进入慵懒和舒适的半梦半醒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尤其是每次出庭回家后进入这种状态能使我很快恢复精神和体力。我将这个过程,视作一种享受。

偏偏在这时,手机不知趣地响了。

自从开通了投案自首劝导热线13548620158,这24小时我都不能关机。

“喂”了好几声,对方都不说话。一看来电号码,是本市座机。我想,可能是朋友在恶作剧。我有些恼,对着手机说,再不说话,我挂了。

电话那头终于开口了:“你是胡勇平律师吗?”

声音有些瘆人,好像来自遥远的不确定的地方,又好似来自久远的过去,更似从地底下冒出来。它让我想到了地狱。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赶紧振作精神,披上浴巾,大声回答:“是的,你是谁?有事吗?”

电话里静默了一阵,又开口了:“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他这话一出口,我知道了对方的基本身份:一个在逃罪犯。

自从八年前,这条投案自首律师劝导热线开通,已经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只是这种声音释放出来的死亡和绝望气息,是我第一次碰到。我已基本恢复了体力和精神,即使真是地狱打来的电话,也不再害怕。我得尽快获得对方的信任,尽快了解对方找我的目的。

“有什么事,你说吧。”我的声音很温柔。

对方断断续续、遮遮掩掩,终于问:“杀了人,一定要死吗?”

我的心一颤,尽量让自己的话平和一些:“不一定。如果你相信我,就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他姓姜,是一个油漆工,在包工头向某手下打工。向某是他老乡。

昨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梦醒了,男人的尊严和梦里情景,让他直冒冷汗。在他家乡,长辈解梦时,无不如是说:梦里搞别人老婆,肯定是自己老婆被别人搞了。

村人解梦虽然带有唯心主义的神密和杜巽,可世界有些事也是无风不起浪,既有巧合又有偶然。

姜某立即给老婆小丽打电话,诈她说,他已经知道,她有野男人。他说得坚定和愤怒,好似掌握了确凿证据,已不容置疑。小丽支支吾吾。姜某再三盘问。小丽在哭泣中,将“野男人”的经过说了出来。

一年前的一天,姜某被向某委派到外地做工。因为要一段时日,他委托向某给小丽送生活费。

向某到姜某家时,小丽正袒露半边衣服,露出一只乳房,给孩子喂奶。这时,恰是夏天。小丽的穿着当然是夏装,性感和女人味无法包住。向某不能自禁了,竟然色胆包天,将她摁在床上,当着孩子的面,将她强奸了。

完事后,向某威胁小丽,如果说出去,就让她老公失业。

这以后,向某隔三差五,便来找小丽。

小丽不敢告发:闹得满世界知道了,她如何做人?又或者,小丽根本就不知道,她身后站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会为她撑腰。她只是告诉了姜某的姑姑:向某不是好人,经常趁姜某外出做工之际,来占她便宜。姑姑是工地厨子。她也没有想到,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国家机器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怕姜某找向某拼命,也害怕自己和姜某失去饭碗,要小丽息事宁人。

姜某听完妻子诉说,如五雷轰顶,他立马给向某打电话质问。向某矢口否认,将电话挂了。姜某给向某发信息,说姑姑也知道这件事。向某见掩饰不住,在来往信息中,承认和小丽发生了关系,但不承认是强奸。

姜某无疑是一个老实人。他一没想到要去报案,二没想过要去寻仇,三没想到要求补偿。他想到的是那句老话:惹不起,躲得起。

今天晚饭时,姜某找到向某,要求结算工资,带着一家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此时的向某见到姜某,定会在惭愧中如老鼠见到了猫。姜某不找向某麻烦,还主动离开,向某该是谢天谢地,立马答应姜某。如果还有一丝半丝羞恶之心,还会或明或暗给予姜某或多或少的补偿。

然而,姜某和向某的关系,偏偏不是正常的人际关系。向某不但不答应姜某结算工资,反而说工程未完,不同意给钱。向某肯定以为他吃定了姜某,竟然无耻到极点,毫无顾忌地挑战人类忍耐极限,当着几个工友的面,嘲笑姜某,说姜某没有本事管好自己的老婆。说他搞小丽时,小丽半推半就。完事后,小丽还夸他床上功夫比姜某好。天底下的人,有几个能忍受这般羞辱?姜某早已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出来,三下五除二,将向某砍倒在血泊之中。

在场的工友都吓傻了。

匆忙中,姜某搭乘一辆出租车逃离了现场,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没有要身份证登记的旅社住下,准备找机会乘火车亡命天涯。情绪安定以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上网查到了我的电话。

听完姜某诉说,我心里像塞进了一团猪毛,习惯性的话冲口而出:“你赶快去找警察自首,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命。”

姜某语气依然阴沉:“我不会去自首。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团年。”

他的无知,以及对国家司法的曲解,使我产生了厌恶。

我说:“既然你这么认为,打电话给我有什么意义?”我毫不客气把电话给挂了。

我点燃一支烟,斜躺在床上。我叫自己不再想这件事。可是,这件事却挥之不去,脑海里满是姜某那种阴森森的声音,眼前浮现出向某压在小丽身上时的那种狞笑,继而是向某肆无忌惮地羞辱姜某,最后是姜某拿刀砍杀向某时那双充血的眼睛。

窗外,下起了雨。雨奇大,好似要冲淡我心底的愤懑,又好似要清洗干净这个罪恶的夜。

夜渐深,我钻进了被子。手机响了。来电还是刚才那个手机号码。又是姜某打来的。

“胡律师,我在网上看了你的简历。你做过警察,应该在公安局有关系,我还有些积蓄,你能不能帮我花钱了难,救我一命,我的孩子还小,我还有年迈的父母,我不想死。”

对姜某,我有同情,也有厌恶。我同情他,是因为他遇到了寡鲜廉耻的向某。可以说,是向某的十恶不赦和胆大妄为,将姜某一步步逼向了黑暗的深渊。我厌恶他,一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法律,妻子被强奸了也不报案。杀人后,又无端怀疑司法部门,到这时候了,想到的仍是行贿买命。二是除了最后这冲冠之怒,他选择的全是逃避和忍让,哪有半丝男人气?行凶前,他若能多点男人气概,也不至于闹到杀人的地步。

我尽量压制住自己的情绪:“你犯的是死罪,不是花钱能够了难的。你要是还为你的父母孩子考虑的话,就应当赶快去自首,我真的帮不了你。”

的确,只要他不自首,我没有能力帮他。

我刚想挂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嚎啕大哭:“胡律师,你别挂电话,实话和你讲吧,你得救救我们家小丽,要是我被枪毙了,她肯定会自杀的。”

我警觉地问:“小丽怎么了?”

姜某说,小丽老家在河南农村,自幼父母双亡,是外婆带大的,被人贩子骗到姜某老家,卖给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光棍。小丽宁死不从,趁人不注意,逃了出来。慌不择路,掉到了江里。或是天意,恰恰碰到有事回家的姜某,救了她。姜某带着小丽连夜逃回了他打工的地方。姜某姑姑做主,两人在工地上成了亲。不久,有了孩子。姜某说,他们夫妻日子虽然艰难,但却很恩爱。

姜某说,他了解小丽,小丽肯定是被向某强暴了,她绝不可能因向某勾引动心。姜某说,如果他被枪毙,小丽又将面临老光棍的纠缠,只剩死路一条。

对姜某的厌恶,渐渐地退去,对他的同情,则愈发浓烈。

听完这个故事,我一面安抚他的情绪,一面思索如何帮助这对苦命鸳鸯。我告诉他,故意杀人自古以来都是很重的罪,现在已不是梁山好汉的时代,更何况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坦不坦白,根本就不影响对他的定罪,同时,现在的法制很健全,绝不要相信花钱买罪这些江湖谣言。最后,我说,他这个事,受害人向某自身有过错,保留好证据,法律会给公正判决的。

我劝他自首。我说,我可以陪他一起去。他说他没有胆子去公安局,现在也不想见任何人,只愿意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呆着。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出了人命大案,他还在用手机打电话,公安机关肯定锁定了他的位置,只要他不再逃跑,就在旅店等着警察来,主动讲清楚原委,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也可以认定自首。我加重语气,充满同情,说,如果听我的规劝,我可以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给他做最好的辩护。

姜某说了声“谢谢”,把电话挂断了。

我暗暗祈祷,姜某一定要听我的劝,不要再逃跑,一定要坐在旅店等警察。

的确,他这条命能不能保住,全在他一念之间。

第二天,一个自称是姜某妻子的女人给我打电话,说姜某听了我的话,在酒店房间等着,已被警察带走了。我守约给姜某担任了辩护律师。法院考虑受害方存在一定的过错,姜某属于激情杀人,又尽了一定赔偿责任,同时,考虑其自首情节,从轻判处其无期徒刑。

姜某服刑后,监狱领导考虑到其妻儿的艰难,帮小丽在监狱附近找了一份清洁员的工作。同时,在探视日,允许他们一家子团聚。

三、以杜甫的名义发誓

七月的成都,一会被太阳烤着,一会被雨淋着,我一下飞机就被这种又是风雨又是晴的暧昧气息包围着,老一辈人告诫:少不入川,我心里一笑:好在我已经不小了。我到杜甫草堂见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在逃罪犯老罗。

成都与长沙,被唐朝诗人杜甫连着:一个是杜甫草堂,一处是杜甫江阁,长沙的杜甫江阁是我喜欢的去处之一。喜欢的原因,一是由于江阁古香古色,临着湘江,一是由于杜甫的诗。很多时候,或者一个人,或者邀上一二好友去江阁喝茶,说些与湘江,与杜甫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事。

与我一起来杜甫江阁喝茶的朋友中,有个四川商人老罗。

老罗也喜欢杜诗,也喜欢抚着江阁的栏杆,说着杜甫在成都的故事。有次,老罗说到杜甫在湘江上老病孤舟时,一声长叹,说,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人,有太多不公。

老罗是商人,有文化的商人。他是广东某租赁公司长沙公司的副总经理。大约是典型的双重人格,于老罗,文化和生意泾渭分明,互不干涉。说文化时,绝不会说生意,说生意时,绝不会说文化。说文化时,抚今追昔,儒家的道德,佛家的善,诗家的风流,画家的空灵,说得头头是道。那感叹,那手势,那眼神,对古时道德和文化可谓高山仰止了。谁若是在这时候,说到钱,老罗准会嗤之以鼻,一百个看不起。老罗说生意时,就专心致志说生意,说怎样赚钱,说怎样玩资本营运,怎样空手套白狼。这时,谁若是说文化,老罗准会说人家酸,酸死人了。

老罗和我在一起喝茶,基本都是先说文化,后说生意。

我有点欣赏他的文化,但厌恶他的生意,理由是他无意中跟我说了一件事:某报社有一个记者派了一个人到他公司卧底,从基层业务员干到了中层后辞职,这个记者拿着他们公司整套业务材料,向他敲诈了四十万,交易居然是在澡堂子里完成的,彼此把要的东西放到衣柜里,然后换手牌。我一直劝他找机会离开这家公司。他所在公司的那种保本还利营销方式迟早会出事,我曾经无不嘲笑地说:连贩毒贩枪都没有那么高的回报,你们最后怎么去面对客户。他不听我的劝,每一次都摆出很多理由:我只是公司的副总,负责公司的行政和接待,不参与公司的具体业务;公司总部请了退下来的一位副国级,一位正部级领导做顾问,后台硬;和董事长蒋某是肝胆兄弟。

他们公司多次表示,希望我做他们的法律顾问。我拒绝了。老罗问我,每年六位数的律师费为什么不要?这钱如此好赚,为什么不赚?我没说做法律顾问责任重大。我说:“我愿意和交你这个朋友,但不喜欢你们公司。”我讲了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将来你要是进去了,总得留一个兄弟在外面搭救你吧。”

每次和老罗一起消费,我都要求AA制。老罗出手大方,说有他在,什么消费都不要别人出钱。这话我信。我见过他“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潇洒。因我坚持,说:“不AA制,兄弟以后不陪你了。”他才肯放下身段,和我AA制。

四年前的那个下午,该是各色树刚换完新叶,绿化带嫩绿一片的时节。我好不容易偷得半日闲,准备去郊外踏青。

两点许,正准备出门,老罗打电话来了。他邀我去杜甫江阁喝茶。我本想说,已约好朋友去踏青,见他的声音好似被什么东西压得极沉重,答应了他。

我们坐在江阁靠湘江这边。

我以为他会如往次,望着湘江,先从杜甫说起,再说孔子或者谁,最后说他们公司的生意。可是,他没说杜甫,也没有说谁,甚至他们公司的经营也没提半个字。他只是叹气,或者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甚至没有遵守我们的惯例,借口上洗手间,把单买了,而且招呼都不当面打,只是用手机发了个短信:不好意思,公司有事先走了,哥哥保重。

此刻,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什么,心里有些不安。

一个月后,他果然出事了。

租赁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安部督办,涉案九十多亿,受害人达二十三万之多,公司五十多位高管被抓。老罗逃了,成了上网通缉的逃犯。

今年七月底,我在深圳出差,晚上十一点许,接到一个电话,很陌生的号码。听到对方的声音,我的手抖了起来,差点没握住手机。居然是老罗。我一口气问了他三个问题:你现在在哪?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深圳?他在电话里笑,说:“感谢哥,还记得我。证明哥有良心。你还是那么关心我。有时间你飞到成都来吧,我到杜甫草堂等你。”

老罗自然没有到机场来接我,像地下党接头一样,我们先是在杜甫草堂见了面,拥抱一下后,彼此什么都没说,草草围着杜甫草堂转了一圈,肚子有些饿了,同时也得找个地方切入正题了,我说想请他陪我去川西坝子吃火锅。

来川西坝子宵夜的人们一溜儿老长,人头攒动,煞是热闹。听口音,来自五湖四海,人们的穿着和气质,大都是在这座城市旅游的人士。空气里飘着各色食物的气味,飘着汗臭气,也飘着食客们无遮拦的各色国骂。老罗好似习惯了这种生活,大大咧咧坐下了,我想听他这几年的遭遇,他却说起了文化。他说着杜甫当年的落魄,硬是病死湘江的一条破船上,说孔子当年也如丧家犬,屈子则自沉汩罗江。我笑了,索性打断他的话,严肃地说:“兄弟,投案自首吧。提心吊胆的日子,哪是人过的?”他一怔,目光怯生生地望着我,老久一会儿,说他愿意投案自首,但是,他得知道,将怎样处理他。

第二天,我与办案单位取得了联系,就老罗投案自首的问题进行了咨询。办案单位答复得很干脆:如果把任职期间的工资、奖金、分红全部退赃,加上投案自首的情节,可以上报取保候审。办案单位说,共需退赃一百七十多万。

老罗为退赃的问题犯难了。这几年潜逃在外,靠在一个酒店打工混日子,一下子到哪里去筹那么多钱?他告诉我,他以杜甫的名义发誓,他肯定会投案自首。但是,得等他筹足款子。老罗说,他不想吃牢饭。我建议老罗,书面向办案单位写一个投案自首的意愿书,然后尽快筹款。老罗答应接受我的建议。

几个月过去了,老罗仍没有投案自首。

现在,老罗在成都,还是在别的城市?我不知道。

四、结语

我统计过一个数字:凡投案自首的潜逃者,重新犯罪率不到百分之十。

负案潜逃者,一般过着三种生活:一是谭某这种生存能力比较强,用另外一种身份过上表面正常的生活;第二种是到处打零工,过着漂泊不定,抑或还要风餐露宿的日子;还有一种,破罐子破摔,本来是犯了小罪,后来犯下大罪。

前不久,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要做新的宣传画册。我为投案自首中心写了一首诗:

请放弃你的“自由”

日子最不舒心的是

盯着的眼睛太多

随时可能招来警察

夜半三更,害怕有人敲门

春天来了,心还这么冷

手机成了摆设,一个电话也不敢打出

隐姓埋名的日子,怕黑也不能开灯

过节了,娘做了一桌子饭菜,

热了又冷,冷了又热

那双筷子孤单单趴着,

异乡的冷酒,淋着乡愁

比失去“自由”更痛苦的是,

揣着车票,踏不上回家的路

江湖上混终归是要还的

明天去给警察一个坦白

即便是牢饭也吃得安稳。

在和潜逃者们的沟通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沉重和恐惧。他们担心很多,有些甚至是无需担心的担心。譬如说,他们有一种心理,认为公安局为了抓他们,费了很多力气,如果被逮到,或者送上门去,肯定没好果子吃,怕挨打,当然,更怕加重对他们的处罚。还有许多貌似很平常的道理,我得和他们解释很久,才能让他们确信,某种担心是多余的。

这条热线开办这么多年了,我总结了一些特点:打电话来的,外省多于本省;农村居多;时间多集中在晚上十一点半到凌晨两点;全部用公用电话;多是心存委屈,有话要说的;犯的事相对不大。至今为止,打电话来的,还没发现一个大毒枭,或是抢劫团伙头目。

他们打的第一个电话,通话时间多在三分钟以内,主要确认接电话的人是不是胡勇平。重要的东西会在第二个电话里出现,一般隔三四天打来。这几天里,他们没闲着,他们在查胡勇平的资料,以确认这个人是否值得信赖。当然,电话总是先恭维几句。

许多打电话的潜逃者,犯的事的确较小。

有一个江西的女人,半夜打电话,一直哭,哭了好久才开口说话,原来,她把她婆婆打伤后跑出来了。三四天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那个电话打得很长,讲他们家的故事,说她是无辜的,不是故意打婆婆的,是失手。

有人妨碍公务,担心被抓,跑了。其实这只会被行政处罚;有的把别人打得满头是血,以为打死人了,或是把人打成重伤,也跑,结果可能是个轻微伤。

接过一个广州打来的电话。对方是湘中人,二手机械设备公司的老板,销赃过两台挖机。案发后,他跑到广州避风头,上网一查发现自己成了个逃犯,就找我商量。后来他回来自首,被判缓刑,现在公司仍然在营业。

在逃跑和自首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情商和智商都很重要。我想告诉潜逃者,事情或许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糟,勇于面对自己犯下的错和罪,远比亡命天涯要好。

八年来,我倾听过很多潜逃者的故事。走私的、袭警的、受贿的,形形色色都有。曾经有媒体帮我统计过,打投案热线的人,最终投案自首的只占到不足30%,这两年,身边朋友中有两种人我不把他们当罪犯,不贪不腐而做错了事触犯了刑律的公务员,不小心拿了银行的钱转借给朋友,没有收高利贷而被高利转贷追究责任的商人,劝他们投案自首后,基本上得到了从轻处罚。

的确,流浪的日子固然不好过,但由潜逃者亲手结束“自由”的生活,需要巨大的勇气。

(作家楚荷对本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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