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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堂的教育情怀

2016-11-17 11:32:46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502

杨明堂的教育情怀

 王在凯 王亚海

在临洮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中,让我钦佩的人很多。他们或文韬武略,或大义凛然,或经世致用,或力挽狂澜,无不因超凡的胆识、盛大的功绩和传奇的故事而彪炳史册,为后人所敬仰。这符合历史的筛选法则,在广袤绵长的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仿佛一颗颗卵石,铺满了河床。而大浪淘沙,只有极少数闪光的金沙才能被史册打捞并记忆。

有没有一块普通的砾石,在历史的长河中显露出来,用它微不足道的重量和日复一日的坚持默默支撑着这个星球?

有,他叫杨斋沐,字明堂,清末秀才,祖籍湖南,后随父迁徙甘肃临洮。

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坚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做百姓需要的事。他倾尽万贯家财,甘守一世清贫,以自己平凡的行动和执着的付出感染了周围的人以及后来的人,以自己的善行、善举赢得了历史的筛选与抉择。

让我们先用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他的事迹。

据统计,从清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第一所小学,到1959年先生逝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明堂及杨氏家族为办学兴教捐献白银7000余两,创办或资助过的学校达13所,类型涉及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扫盲等多个领域,开创了临洮私人办学的先河,形成了陇上办学兴教的良好风气。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杨明堂先生办学数量之多、花资之巨、跨度之大,在临洮县乃至全省、全国都是少有的。

我查了一下史料:1909年至1940年,临洮县国内专科以上毕业生141人,位居全省第一;军宪学校毕业29人,位居全省第三;出国留学生9人,位居全省第四。1941年,全县小学达到161所,入学儿童达9000多人,入学率47.7%。解放前夕,临洮参军参干的中等学校学生、教师及社会知识青年1580人,其中随军进疆1250人。其数量之多居于北京市之后的全国第二位,县级第一位。临洮由此号称文化大县。

这一切,与杨明堂先生的热心教育、倾心办学、专心育人是分不开的。

1863年(清同治二年),为躲避动乱,杨明堂的父亲杨有禄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他背起一卷土布,只身踏上了西行的漫漫征途。一路餐风饮雪、夜住晓行,不知过了多少河流,爬过了多少大山,越过了多少荒野,辗转流落到山丹县芦家堡村。

因为杨有禄身体强壮,又能吃大苦、耐大劳,干起活来任劳任怨、不计报酬,所以人送雅号“杨壮”。很快,他被一家布店老板看中,在店里做了一名伙计。扎稳脚跟的杨有禄深知这份活计的来之不易,他做事勤快,人又活泛,深得老板赏识。后来在老板的撮合下与一张姓女子结婚。

一个新的家庭在乱世中诞生了。在妻子的协助下,杨有禄克勤克俭,早出晚归。他先从货郎做起,挑货到四乡叫卖,攒了些积蓄。后来在山丹城开设禄义合商店,因经营有方,家境日渐富裕。

然而“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清光绪五年(1880年),盼乡心切的杨有禄在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后,将山丹的家业交由亲友代管,举家南迁。在来到临洮县南乡杨家台时,不禁被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整洁的村舍民居所深深吸引:山谷口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村前河水清澈见底。掬起一捧可口的山泉,杨有禄一饮而尽。“要是能居住在这里多好啊!我们就不必天天赶路了。”不谙世事的大儿子杨殿沐天真地说了一句。“是呵,住在这里也挺好的。”杨有禄在心里默默地念了几遍。望着满目风尘的妻子和她怀里尚且牙牙学语的小杨明堂时,饱经风霜的杨有禄做出了一个关系整个家族命运的决定:在杨家台落脚安家。于是他用在山丹做生意积攒的银子置田、买地、盖房,春种夏忙,秋收冬藏,一个新的家庭在杨家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杨家台距临洮县城十多华里,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杨有禄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买来的五亩水地上,翻地、磨耙、播种、施肥、灌溉、除草、收割、打碾,每一件农活都不马虎。几年下来,他营务的庄稼在全村乃至整个南乡川地长势最好,加上风调雨顺,所产粮食不仅自足有余,还可粜出换来日常用品。杨有禄一盘算,何不用盈余的钱财来经营商业呢?

说干就干,多年生活的磨炼,使杨有禄身上更多了一股豪狠的劲儿。这一半来自农活的磨砺,另一半则是苦难带来的淬炼。

不久,杨有禄在临洮县城东大街买下铺面经营日用百货,店面足足有十间。商店起什么名呢?就叫“禄义合”吧。“禄”是因为本人姓名中的一字,也有福禄之义,寓含多福多禄;“义”则代表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仗义正直,不做有违道德的买卖;“合”寓含了和谐、和睦、天地人合、合乎自然的意思,在吉祥和睦中盈利。

在杨有禄诚信经营的理念下,“禄义合”日渐兴盛。除在临洮经营商店外,还开办烟坊种植烟叶加工烟草,组织驮队把黄烟等临洮土特产运往四川销售,返回又带上川府货物,进行物资交流,互通有无。随后,又在四川经营钱庄,开办“禄义合”金店,经营汇兑业务。

由于杨有禄克勤克俭、诚信经营,再加上教子有方,在长子杨殿沐等兄弟的同心合力下,事业越加旺盛,“禄义合”商号一度达到鼎盛。当时的花儿这样传唱他家的富裕:“临洮有个杨壮呢,银钱就像水淌呢……”

与商号同时兴盛的还有杨有禄的子嗣。杨有禄一共生有五子:长子杨殿沐,考中武秀才,继承了父辈创下的产业,成为“禄义合”商号的掌舵人;次子杨斋沐,考中文秀才,正是一心扑在捐资办学和社会公益事业上的杨明堂;三子杨朝沐、四子杨宸沐,务农兼经商;五子杨国沐,经商又从教。另有三女,均知书达礼、恭谨贤淑。

由生意成功引起的财源兴旺和五子两女事业有成的人丁兴旺,让这个当初逃难的家庭来了一个彻底大翻身。

清末民初,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曙光初现,张謇、黄炎培等教育名人所倡导的“教育兴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深深地叩击着杨明堂的心扉。在那国穷民困、灾难深重的年月里,杨明堂深深地明白了立国必先立人、兴国必先兴教的道理。

当时,甘肃教育在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的恶劣环境下举步维艰。直到解放前夕,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3%,文盲人口达84%。教育的落后造成了人才严重匮乏,而人才的匮乏反过来又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落后,孩子不能读书,一切发展就无从谈起。

清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禄义合”商号在杨殿沐等兄弟的经营下蒸蒸日上,成为甘川两地名闻遐迩的商号。杨明堂的哥哥弟弟们或经商,或从政,事业和商号一样兴旺发达。只有杨明堂,整日闷闷不乐,若有所思。父亲劝诫他步入仕途,不要枉费了“秀才”这个功名。而杨明堂以“做官非吾愿”劝慰父亲,婉言拒绝。

其实,杨明堂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决心已定,他要把全部的力量投入到自己心中最神圣的事业。杨明堂怀揣着投资办学的详细计划终于走进了父亲的屋子,他把心中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一向孝顺恭谨的杨明堂第一次和父亲产生了分歧。

“啥?你要自己掏钱建学校?”

“是的,父亲。”杨明堂说得很坚决。

“这么多的钱哪里筹集,你和家里人商量过吗?”杨有禄躺在炕上,气有点喘,长年的奔波忙碌压垮了他的身子,他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一切。现在他老了,像一株冬天的榆木,掉光了树叶。

“我已经和大哥商量过了,他非常支持,他说建学校的钱商号会支持的。”杨明堂温和地向父亲解释。随即他向父亲说明了办学校的具体方案和筹集资金的办法。

“需要多少钱?”

“一千两白银。”

杨有禄闭上眼睛,思考了一会儿。“好吧,那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你有你的志向,当爹的不拦你,办学是好事情,干好了利国利民、功德无量,我支持你。”随后起身打开炕角一个彩漆木箱的锁子,从里面拿出一张银票,颤颤巍巍递给杨明堂,“这是五百两的银票,是我多年攒下的,你先拿去,不够的再向你大哥要。”

看着须发皆白、微微谢顶的父亲,杨明堂鼻子一酸,硕大的泪珠掉了下来。

他明白父亲的辛苦。父亲经常告诉他如何逃荒到山丹如何艰辛地做小货郎如何受尽了别人的脸色如何经商致富如何在临洮安家的画面一一浮现脑海。决不能辜负了父亲的养育之恩,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在狄道州劝学总董赵振声的支持下,杨明堂父子三人捐出家中的白银一千两,在县城石桥街杨忠愍公祠创办了杨氏私立学校,这便是现在的养正小学。此举开创了陇上私人办学的先河。

建校初期,学校困难重重:校舍狭小、经费不足、教师紧缺……杨明堂又动员尚在四川做生意的大哥杨殿沐再次捐银八百两,购置井院一所,扩展了校舍。又在卧龙乡购买学田百亩,征收租粮,贴补办学经费。学校很快步入了正常发展之路。

养正小学建成以后,杨明堂亲任学校董事兼校长。他夙夜忧勤,废寝忘食,亲自起校名、聘良师、定校训、定制度,使传统的私塾转入现代教育迈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也改变了官方单一办学的陈式。他亲自起校名为养正小学,即“养心、正体”之意,并制定校训为“勤苦朴实”。他亲自为学生授课,在教学方法上“重感化、多规劝、潜移默化、耐心引导”,用高尚、勤俭、清廉、耕读等传统美德教化学生,要求学生品德优先,能刻苦学习、热爱劳动、学以致用。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虽身兼数职却不取分文报酬。他生活节俭,而对师生生活却关心备至,常为学生送去生活及学习用品,师生倍感温暖、万分感激。在他的身体力行和砥砺开拓下,学校形成了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良好校风和勤俭朴实的办学特色,学校声望越来越大,来校就读的学生日益增多。

养正小学的第一届学生终于毕业了,按说,杨明堂先生应该松一口气了。而作为校长,他却显得比平时更忧虑、更凝重。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大家毕业后做个好人,做一个思想纯正、勤俭务实的人,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勤苦的人、朴实的人,于国于民有用的人。”并着重阐述了他所倡导的“养心存大志、正体做完人”的含义。曾经聆听过杨先生教诲的韩得成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倍感情深意长。他说,杨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养心存大志、正体做完人”的宗旨,他一生创办了那么多学校,却谢绝以自己的名字为学校命名,所起校名大都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风尚,如养正、模范、自强等校名。在杨明堂的感染下,历任校长尽心竭力,尤其在牛光三、杨晦如等校长的严谨治学、苦心经营下,教学风气优良,声誉极佳,成为解放前全县启蒙教育的名牌学校。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养正在校生达239人,成为当时一流的名牌小学。启蒙于该校的很多学子成为对家乡、对社会、对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佼佼者。

很快,杨明堂捐资办学的事迹呈到了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眼前。这位大总统欣然题写“乐善好施”四字赠送杨明堂,并在临洮东大街立牌錾刻,以表彰其义举。

从此,杨明堂办学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

养正小学成立之初,学校不仅面临着资金短缺、师资薄弱等诸多困难,教育理念滞后、教学内容陈旧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杨明堂决定只身一人赴省城兰州求学。

在兰州师范深造的一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教育理念、教学方法,阅读大量中外书籍,完成了从“乡贤”到“教育工作者”的蜕变,完全具备了一个现代教育家所独有的素质。

学成归来,杨明堂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养正小学俨然一所正规的新式学校,然而,受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传统观念的影响,学校所有的学生几乎都是男生,女生寥寥无几。

这让杨明堂不无担忧。

这怎么能行?接受了新思想、新理念洗礼的杨明堂心里很难过。时代的车轮走到了二十世纪,人们的思想还是这样封建落后,这样闭塞愚昧,这样重男轻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归根结底还是教育落后呀!教育落后造成人才的缺乏,人才的缺乏造成生产力的低下,生产力的低下制约着社会的发展,恶性循环呀!

一定要创办一所女子学校,不能让女童永远陷入愚昧的沼泽。

在乡贤赵尚志的协助下,杨明堂在城内万寿宫创设“狄道县立女子小学堂”,首开临洮女子教育专门学校。民国三年(1914年)更名“从德女校”。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女子小学基础上成立“临洮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49年临洮女师初中部并入临洮联合中学,其余并入临洮联合师范学校。

我见过一张旧时的临洮女师第十三届毕业同学留念照。照片上的女生们服饰新潮,目光自信而坚定,俨然一个个摆脱了封建思想束缚而获得了身心解放的新式女子。

是呀,她们自由、清新、活泼,是新人类,她们身上闪现着现代教育的光泽。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们当中一定产生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她们或执鞭杏坛,或经世致用,无不用她们的才华和智慧为那个尚且落后的社会注入了活力和营养,滋润了那个动乱的年代。

学校一所所建起来了,师资的缺乏越来越成为紧迫的问题。

民国五年(1916年),杨明堂与乡贤刘笠天等人呈准民国省政府,设立“狄道师范讲习所”。为解决校址和经费问题,他带头捐款捐物,并倡议全县有识之士捐款,修缮了岳麓山被毁于同治年间的超然书院作为校舍。由于校舍整洁宽敞、教育教学理念先进、培育学子优秀,学校被省教育厅晋升为“甘肃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时,杨明堂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他亲任首届临洮师范校长,坚持以德治校,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了提高办学质量,他与刘笠天联名致函教育家张謇,邀请教育专家石煦民、季强程来临洮任教,对学校体制及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受到学生们的欢迎。“狄道师范讲习所”的创设,成为临洮师资培养的摇篮,奠定了临洮教育兴盛的基础。

民国五年(1916年),杨明堂在县城小校场创办“模范小学”,后发展为临洮师范附小(现第一实验小学)。在东街旧州学衙门创办东街小学,后迁至北槐巷底明伦堂旧址并入师范附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杨明堂办学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临洮城乡私人办学如雨后春笋,蔚然成风。1918年,地方人士张观芹创办临洮职业学校。与此同时,胥灵峰创办中区小学,李经西创办北街小学,袁荆山创办白塔小学,党维新创办党家墩小学……杨明堂办学的事迹犹如一颗流星划过漆黑的夜空,给无边无际的夜色带来一丝光明。

民国九年(1920年),杨明堂到其出生地山丹县位奇镇卢堡村探亲。从他踏上生养他的故地那一刻起,他的心便被这里的孩子深深牵引住了。很多孩子上不了学,每天除了放羊就是打闹,村上只有一个私塾,所授内容还是干巴巴的道德说教和四书五经。不是孩子们不愿上学,也不是家长不愿送,而是这里太穷了,连一个像样的小学也没有。杨明堂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恻隐之心,他的乐善好施的思想又在鞭策他了。决不能这样下去,决不能让孩子成为文盲。这样下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他求学时最喜欢诵读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名句又一次回响在他的脑海。一定要在这里建一所小学,让这里的孩子有书读。

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五弟杨国沐。杨国沐,字景周,当时在山丹煤窑山开煤矿,而且还经营商铺,已经是当地一个不小的“企业家”了。听了兄长办学的想法,杨景周二话不说,慷慨解囊。在他和二哥杨明堂的带头和倡导下,当地开明人士蔺积厚、张仲道以及当地村民纷纷捐资支持,很快便筹集到了近一半的建校资金。

剩下的钱怎么办?杨明堂和杨景周商议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昔日“禄义合”商店在山丹所赊的账目进行清理,对贫困乡民欠款一概免除,对富户所欠款项全数催促收缴,所筹资金全部投入办学。

此举受到芦堡村民极大的拥戴和响应。催促欠款当天,卢堡村南边的戏台前人山人海,一张张欠条被当面销毁,一笔笔欠款如数缴清。乡亲们个个喜上眉梢,交口称赞,皱巴了半辈子的脸第一次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建校时,芦堡村村民纷纷投工投劳,捐资捐料,村里的义仓也拨出钱粮进行资助,很快建成校舍40多间。

杨明堂为学校起名为“自强小学”。

1947年秋日的一天,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到芦堡考察。他要去拜访一个人,杨锐。

杨锐正是杨明堂侄儿,原本和妻子在兰州教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日机轰炸兰州,为躲避战乱,于1939年举家迁往山丹芦堡,以农牧业为生。后来发家致富,家财盈实,牛羊成群。

艾黎此行正是要考察杨锐组织的三个畜牧合作社,以及参观“仙堤中心国民学校”,此校前身正是“自强小学”。当提到学校是他们杨家捐资创办的时,艾黎幽默地说:“你们杨家尽出人才。”

卢堡村的村民至今没有忘记造福那里的杨明堂先生,先生题写的“自强小学”四字还完整地摆放在校史陈列室。

民国十五年(1926年),杨明堂在南乡店子街唐泉寺创办“唐泉小学”,并制定“端谨朴诚”校训。当时,由于办学经费短缺,杨明堂便走家串户,追寻当年杨椒山置办的学田,征收租粮,以资办学开支,不足之数,全部由他捐资解决。唐泉小学的校址即今天的玉井镇唐泉初中。

同年,杨明堂创办“黑漆庙女校”,委任其得意门生王玉英担任首任校长。王玉英在杨明堂精神感染下,全身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受到当地广泛好评,一时传为佳话。

杨明堂顺应时代潮流,以毕生之精力在父兄支持下办学兴教,其办学规模之大,捐资之巨,在甘肃教育史上实属罕见。如果把他的这些“业绩”分摊在几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是佼佼者。而杨明堂一生的功绩,还不仅仅体现在捐资办学上。

他深明大义,支持革命。1936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临洮,进入东南部广大农村地区。红军进入南乡靳家坪时已到夜晚,群众早已入睡。为了不惊动群众,战士们露宿在村外的麦垛旁,天亮后群众看到此景,无不惊奇而感动。

在临洮整修的一个多月里,红军战士爱护百姓,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杨明堂第一次见到这样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部队,深受感动。他不无感触地说:“红军战士不闯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老乡挑水、劈柴,真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将来赢得民心和天下的还是共产党!”

红军临走时,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少群众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杨明堂不仅为红军送粮送肉,还将自己的一匹骡子备好鞍镫送给了红军,并附上100块银元,以示敬意。红军离开时,杨明堂且送且随,直到走出十多里地。

杨明堂先生对红军的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饥荒席卷了洮河两岸,从四面八方逃难而来的灾民散布在临洮县城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什么比吃不饱肚子更紧迫的事情呢?面对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乡邻和成千上万逃难的灾民,杨明堂决心放粮救灾。他动员家族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投入到救灾当中,白天黑夜加工炒面,将库存之粮,尽数施舍。

数月下来,家里多年来积存的粮食为之一空,而许多灾民也幸免于难,渡过了最为困苦的时期。

灾荒过后,杨明堂陷入了悲悯、自责和反思。自己家业大,饥馑年月里有吃有喝,不至于断饮。而大部分乡亲的生活还很贫困啊!不但要承受饥饿的淫威,还要忍受高利贷的盘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杨明堂毕竟见多识广,他借鉴禄义合号的成功经验,与地方绅士谋划创办了临洮史上第一家“义仓”。在青黄不接或饥馑年月里,“义仓”主动向农民发放粮食救济,在庄稼丰收时再收回,免收利息。这一举措解决了穷苦百姓缺种子、缺口粮告贷无门的苦难。而要是遇上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义仓”借出的粮食农民无力偿还。杨明堂越来越刻骨铭心地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饥荒问题还是要发展生产,解决农田灌溉的问题。

而这时,杨明堂的五弟杨景周已任甘肃省建设厅水利专员,正想在家乡的水利建设上大干一番。杨明堂于是积极劝说杨景周外出考察,学习外面水利建设的经验。杨景周不负重托,于1930年赴陕西考察泾惠等水利工程后,与杨明堂、张观芹、袁荆山等人共同倡导策划修建洮惠渠。

洮惠渠动工后,杨明堂带头捐资,多方奔走呼号,动员民众捐资捐工。他还经常协助总工程师王力仁到工地检查指导,督促进度。奋战数年,在人们的肩扛背驮下,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洮惠渠终于建成。从县城南大户李家村引洮河水至城北二十铺村,全渠长28公里,灌溉面积3.5万亩。以前的旱地大部分变成了水浇地,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洮惠渠经过1952年和1972年的两次延长扩建后,扩展到81.2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8.8万亩。

为解决穷苦百姓求医买药困难,兄长杨殿沐提供资本,杨明堂主持运作,在县城东大街开设“资义恒药铺”,济贫医病。杨明堂爱好中医,经常到野外采集草药,免费医治群众的小杂病。

药铺不以盈利为目的,更不因人废诊。有钱人收费够本或薄利即可,阔绰者撂下银元也不拒绝;穷人来了能付多少是多少,摸出几个麻钱也不嫌少,穷得一时拿不出钱的也赊账给予方便,能不能收回药钱概不过问。杨明堂落下了“杨大善人”“佛爷”的雅号。他的父亲杨有禄过世时,三街六巷受过恩惠或者四乡八里仰慕医德的乡亲送来的花圈摆满了半条街。然而开设铺面毕竟是要赢利的,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药铺难以为继,后关门歇业。

1841年,“禄义合”号最大的商铺成都钱庄也因战乱及当地土豪地棍的倾轧刁难和用人不当等因素倒闭,“禄义合”号走完了它的黄金期。

龙城飞将,汉室武功出一李;

椒山明堂,临洮文教起二杨。

这是临洮农校已故老教授白廷弼先生撰写的楹联。“一李”指李广,“二杨”指杨继盛和杨明堂。我觉得这一副对联非常准确地评价了在临洮教育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卓越功勋的两位兴教先贤。

李广大家都知道,他驰骋疆场抗击匈奴的英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而对于杨继盛的事迹,外县人知道得比较少。其实,杨明堂一门心思办学兴教,是受了杨继盛的感召。他每每仰慕杨继盛公忠体国、直言敢谏的精神,向往心系民生、办学重教的境界。在办学期间,杨明堂坚持举办纪念杨继盛的活动,效法他在临洮开创办学兴教先河的壮举。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河北省容城县北河照村人。自幼丧母,家境贫寒,酷爱读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自此仕途顺畅,直到兵部车驾司员外郎任上。明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一年,杨继盛因上书《请罢马市疏》,弹劾“庚戌之变”中严重失职的咸宁侯仇鸾获罪,被贬为狄道典史。

狄道即今天的临洮县。当时临洮还是一个地瘠民贫、少数民族杂居的小地方。名为狄道,意为夷狄之地,经济文化落后。

在狄道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杨继盛除尽心职分外,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开采煤矿,革除积弊,可谓政绩斐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建书院,置学田,办学校,使原本落后的边陲小县文风勃兴。为了办学兴教,杨继盛用门生贽礼和俸资所余,在岳麓山超然台买地,创设超然书院,利用公余闲暇时间,亲自为学生授业。50名门生中,有一半以上取得功名,并担任知县、学正、训导等官职。后来又用变卖乘马和妻子首饰所得,购置学田2000亩。他被人们尊敬地称为“杨父”。

据史料记载,清代中期为狄道县学提供支持的椒山学田,每年租粮收入131石。甚至到民国时期,椒山学田依然发挥着助学作用。

在杨椒山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临洮及周边县以求学读书为荣,风气十分浓厚,经久不衰。那种影响没有因历史的远去而暗淡而磨灭,反倒像一块宝玉因不断摩挲而越加明亮。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杨明堂办学了。

特别是杨椒山遗留下来的超然书院,是古代临洮“重教兴学”的象征,是弥足珍贵的教育遗产。杨椒山在冥冥之中启迪了杨明堂,杨明堂弥补了杨椒山未竟的遗愿,完成了杨椒山未完成的遗愿。

20世纪40年代冬日的一天,陇原迎来一场大雪。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杨明堂静静地坐在厢房里看书,他有晨读的习惯。他的身后和右手方位摆放着两排书架,架上严严实实地摆满了各种书籍,有诸子百家,有诗词歌赋,有教育方面的,也有实用技术方面的,不大的空间里弥漫着淡淡的书香味。他坐在一张临窗的书桌前,桌上摆着一个雕刻精美的洮砚、一个笔架和一个陶罐,这些都是杨明堂的“至宝”。临洮县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洮砚出产销售中心,相传宋神宗熙宁四年王韶于征战中在洮河边最早发现,故而得名,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除了墙上两幅陈绍伯的人物画和山水画外,房内再不见任何摆设。

作为闻名遐迩的绅士,杨明堂没有穿绫罗绸缎,没有皮鞋锃亮。他着一身蓝印丹的长衫,脚上是手工做的布鞋,眼里透着一股自内而外的淡然。忽然,院子里响起一阵热烈的爆竹声,杨明堂循声望去,原来是家族中几个孙子辈的放鞭炮玩耍。一想今天是大年初一,便找来红联,研墨裁纸,写起春联来。陇中的农村在过年时家家都要贴春联,以示喜庆之意。杨明堂略略思索,一副自作的对子便跃然纸上:

房不在高能遮风雨

院不在大贵有花木

横批是“耕读传家”。

杨明堂常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来自律。他对教育的投入可谓热心慷慨、出手阔绰,而个人的生活却非常节俭,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常年穿一件粗布长衫,换洗衣服破了缝上补丁再穿,冬天穿布鞋,夏天穿麻鞋。进县城多是步行来回,出外以干馍炒面充饥。他常说:“粗衣淡饭皆是福,茅屋草舍皆是春。”

他平易近人,对邻里乡亲或陌生人一律热忱相待,甚至留下了很多“笑谈”。一年冬天奇寒无比,滴水成冰,他进城办事路遇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看到老人双脚冻得红肿,血污不堪,走路一瘸一拐。他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假思索脱下了自己的新棉鞋,送给这位老人,自己则赤脚踏雪回家。及至到家,袜子已经湿透。他冻得直打哆嗦,而脸上却洋溢着慈祥温和的笑容。儿女们纷纷责怪他,他也不生气。这种罕见的善举在村民中广受赞誉。自此,他在儿女和邻里的心目中更加高大了。

杨明堂宽以待人,却对自己的孩子相当严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有钱汉惯的是骡马,穷人惯的是娃娃”。正是由于他的严格教育,他的后代均胸怀大志,在不同岗位上勤奋工作,为社会进步贡献毕生力量、智慧甚至生命。特别是他的两个侄儿杨茵和杨贞。

杨茵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国画、书法造诣很高,20世纪30年代在沪参加反帝抗日爱国游行示威活动遭军警镇压致病,英年早逝。杨贞毕业于甘肃省第三师范,精于柳体,于20世纪50年代初将自己珍藏的狄道(临洮)设郡县以来唯一发现的金代县印捐献给国家,受到人民政府的表彰。

1959年农历二月初六,杨明堂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去世后,成千上万的百姓怀着沉痛的心情沿路送行。人们拉着挽幛,拿着白花,送了他很远很远。时任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感慨地说:“临洮县最好的先生去世了!”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这副杨明堂早年做的对联成为他一生的写照。他作为临洮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必将以其乐善好施的人格魅力、博爱无私的优秀品格以及对临洮教育的突出贡献而名垂千古。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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