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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的报告---【史春】

2017-04-06 11:24:42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699

——精神病院里的人和事

 史春

我最要好的朋友从来不在我的跟前提起我的病。她不问,我也不说,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我知道她知道我的病,她甚至在我家看到过我吃药的盒子。她看过之后把盒子放回原处,一句话也没有说。至于其他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也至少听说过关于我生病的传闻。这从他们看我时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们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一样,什么也不说。我和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一样,在生活中,对于自己病的经历处于失语的状态。我不对别人提起,对自己也不提起它。我希望自己从不提起、隐藏自己曾经有过精神病的历史,这样我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奇怪了。但我没有自己希望的那么成功,我能感觉到我没有能使自己显得不奇怪,我始终是个别别扭扭的人。我对自己也不提起它,是希望这样能渐渐忘掉它。这一点,我就更失败了,犯病的时候我那些感觉那么触目惊心,我不可能忘掉那些感觉,那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他和我其他的经历一样,构成了我,剜掉那一部分的我就不是我了,会成为更难对付的人。在病过多年以后,我最近几年又开始住院了,这使我意识到,对于我的病,我能做的,不是试图忘掉它,而是面对它、整合它,让它成为我生活中的有机部分,成为我以后人生行走的动力。

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犯病时的经历,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以后消失,留在我记忆里,我不能左右它,也不能认识它。它来的时候我瞠目结舌,奇怪地感觉着一切,既不能言语,也不能做一点什么。等到它渐渐消失,我才拾遗补缺地一点一点还原当时的情形,试着给出残缺不全的解释。即便在过去以后,我也没有办法理解我在病的状态下的所作所为和看到、感觉到的景象。自己难以解释,我试图求助于心理医生。我访遍了我生活的城市中当时每一个心理咨询机构,我只从中获得了一点点帮助,因为大多数心理咨询师都认为我应该克服掉那些“病态的”的习惯,走上和正常人一样的道路。什么叫“克服”,这是个难题。通过吃药忘掉它,还是让它以后不再发生?我连它的来路都不知,又怎能做到让它以后不再来?忘掉它更是无从谈起,只要我不丧失记忆,它将仍然伴随着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病复发率极高,治愈的可能很渺茫。我对“克服”它没有信心,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克服它。而人生漫漫,假如这些感觉仍然将突如其来地造访我、左右我,我以后的生活会成为什么样子?

不会对付生病的经历和防止生病,我变得对许多事情都惧怕起来。我原来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一个人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害怕,自从生过病以后,我变得胆小了,到一个陌生城市灯火通明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但害怕的感觉刻骨铭心。我会避免自己一个人出去,迫不得已出去了也会瞻前顾后,浑身每一个汗毛都竖着。后来我发觉自己最害怕的是看见路边流浪的乞丐,尤其是那些流浪的精神病患者。远远地看见他们我就不敢抬头了,直至从他们身边经过,也都不敢正视他们,更不要说施舍了。我那时候觉得这就是自己以后人生的归宿。学会给乞丐面前的盒子里放钱,用去了我很多年。我听人讲武训传,上网搜寻阿炳的故事,强迫自己去了解乞丐们的境遇,第欧根尼的事情,总算是敢在街上给乞丐面前的盒子里放一点零钱了。做到这些,不是靠自己觉得自己会有更好的命运,而是我了解的这些乞丐的故事让我见惯不怪、麻木了。

仅仅“克服”了对乞丐的恐怖,也并不表示我的生活有了希望,我还有更多问题都像那对于乞丐的恐惧一样,左右着我、困厄着我。因为病我成为环境中别扭的人,我开始对人也害怕起来,生怕别人看不起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被不平常对待的另类。许多事情表明我确实是被另外地对待了。同住一层宿舍楼,别人都能相互轻松地交往,只有我一个人蜷缩在自己的房间,连借个东西也成为需要极大勇气才能办到的事情。我想跟别的房间的人交往,在路上跟人打招呼,弄得别人和自己都尴尬起来。装作问事情到别人宿舍,我紧张得浑身都绷起来了。我感觉自己面颊发烫,声音发颤,比自己当年上台演讲和朗诵紧张多了。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我,还是从前那个人是我。几次这样的尝试之后,我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另类、只配孤独这样的事实。父亲鼓励我买东西时多跟卖家聊几句,这样比较安全,不会显得突兀,但我很快觉得自己这样的搭讪也笨拙得厉害。

问题不止在跟人交往上,我的工作,我的整个人生都是没有价值和希望的。我正年轻,本来有无穷的精力和动力发展自己,事实上对于未来没有任何计划。工作成了沉重的负担。我日复一日重复着没有创新、没有希望的日子,没有成就感,办公室没有一点吸引力。在同事的无意提醒下,去读了一个学习班,这使我开始有了改变的迹象。读那个班,我接触了一些人,接触了一些知识,鼓励我写了几篇小文章,发表在单位的内部刊物上。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开始有人向我提起那几篇文章,还有人很热情地鼓励我:继续、继续。尽管我在报那个学习班的时候,也有一点希望能“长善救失”的意思,但对这希望怎么实现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在后来的阅读中明白了一点:“贫困的魔咒是黑暗而不是匮乏”;“历史给他们那被损害的生活又加上了被忘却的侮辱”。我先前的生活是一种被忘却的生活。那几篇小文章证明的是我还是一个“活物”。既然开始了,也许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的生活会有起色,可惜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斩截,我忽然觉得看书、写那些小文章好像很无聊,并不能真正改变我的处境。我仍然只有几个能说话的朋友,我仍然被困在自己觉得没有前途的工作中,除此之外,我还是单身,因为这个身份带给我的不便和困扰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一点对策都没有。我试了,改变这个身份没有那么容易,我不善于、也不愿意投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样的事情中,我只有习惯它。星期日下午的阳光隔着窗帘照进我的房间,我望着一架子书烦恼不已。我没有房子,我住的这间平房是朋友借给我的,房价飞涨我却下不了决心买房。好象买房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朋友告诫我最多的是如何摆脱我的单身状况,而不是由自己努力来改变我的处境。工作、读书和写字都无法成为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这一架子书很可怜地依墙而立,默无声息。它们和我隔着整个世界。它们能帮助我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我曾经的精神病历史,能帮助我整顿我的生活。我却站在这个世界面前,不知道如何叩响它的门铃。后来我知道,唯有认准一个目标,艰苦地劳作,才能叩响它的门铃,我总是被艰苦吓住。

我觉得自己对于自己精神病的记忆一直处在沉睡的状态,但我依然对于有关精神病的一切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一张报纸上刊登着一篇简短的报道。说的是一个患了精神病、有幻觉的男孩,如何在医生的帮助下带着他的幻觉生活的故事。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后来看电影《美丽心灵》,带着幻觉研究、生活的纳什还有一个闪亮的光环:诺贝尔奖获得者;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耶利内克、曾经也精神失常的沈从文,这些故事就是希望,在远远的前方鼓励着像我这样的精神病人。问题接踵而至:他们对于我的意义,只在于我的叫喊,与他们有更深切的关系还有赖于我进入艰苦的劳作状态。与周围的人相比,我写字又慢、质量又不高,写得少,发表得就更少了,简直不够鼓舞自己,更不要说改变处境了。长时间的孤独失语,我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变得不准确,也一再错失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没有握住向我伸来的橄榄枝,工作中也是如此。病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我的病隔一段时间会重新再犯,这时候就要吃药、请假;再是周围人由于我的病而对我的态度和我由于我的病而对周围的态度中交互的不自然。这些都影响着我对自己的评价,也影响着我对周围人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更不要提跟人讨论了。诸如那个患精神病的小男孩、纳什、耶利内克和沈从文,他们经历中的细节并不被我了解,有的环境中的某些重要的条件我也无法具备,因此怎样与他们一样,带着幻觉生活,我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方法。

我确切地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幻觉。它只是总在我幻觉最强烈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很多事情刺激着我,我起初还能辨别清楚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不是,但过不了多久就混乱了。在那混乱里我可能说过很多奇怪的话,还会做出我在清醒时做不了的事情,等到时过境迁,幻觉消失了,那种种我后来才能确定确实发生的事情也往往一起消失,我才会对那时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那是自己做的。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那些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些感觉、那些别人没有看见、而我确实看见了、感觉到的事情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在精神病院遇到几个病友,她们都有跟我类似的感受。还有一个精神病人说了一件很容易辨别的真伪的事情。在她小时候,有一次,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听到了倒水的声音,去看,空着的杯子里确实倒满了水。而她没有倒。她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在房间里,不可能倒水。我联想到自己看见的经过光电技术处理过的路灯,我碰到的那些我自己看到了,而跟我一起的人没有看到的景象——从前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的幻觉,其中有一些也确实是我的幻觉,但另外一些现在看来不能简单地以“幻觉”这样的字眼来概括。精神病的治疗倾向于通过药物消除病人的“幻觉”,但我的经验是,那些幻觉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便有些病人“病”好了,出院了,他其实也还带着某些没有说出来的“幻觉”。一般好的结果就是带着“幻觉”生活。这种“幻觉”和那些我事后确信确实发生的事情不一样。确实发生的事情别人也能看到和感觉到,他们能够证明那些事情的存在,而“幻觉”除了我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些种种的感觉搅和在一起,加重了我和生活中的人们交往的困难。我也越来越觉得弄清楚这些问题,处理好这些现象交织着出现的情况的必要性了。

我的犯病是以一次一次的自杀为标志的。我记得第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的情形。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老师和同学们就我在事情发生时的想法跟我交流了许多,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老师安慰我说,一个要想做成事情的人应该脚踏实地地从小事做起;比如我们学校一个获得了尤里卡奖的老师他的每顿饭的时间和内容都是详尽安排的。我有一点吃惊,我当时想,我可能说了什么大话、空话而自己不自知。那个时候,精神病院还不像现在这样多,精神病的名声也不像现在这样大,要不然,我当时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以我现有的有关精神病的知识,我肯定自己会被当做忧郁症对待。

从那时开始,我有过好几次自杀的经历,坦白地说,几乎每一次都跟生活中一些失败的事情有关。一次失败就会导致我的精神全面崩溃。说经不起挫折和打击,是一个笼统的没有新意的看法。这些年我一直这样对自己交代,也许这个看法在过去起到过积极作用,今天看来,这看法显然太简单了。它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才能成为我生活中的有机成分,对今天的生活产生作用。

我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还在中学时代就接受了一些思想。中学时我继母在单位收发室工作,常带回家一些报纸,我那时候最爱读的是上海的《青年报》。它不光会刊登当时的复旦大学的学生的一些文章,也会有一些对当时社会上女性的新活法的关注。有一篇报道名为《大我型女性》。这篇文章介绍了几个已经结婚生子,但不停止对自己事业追求的女性。讲她们如何协调家与事业之间的关系,她们的丈夫家人如何支持她们的故事。我特意把这篇报道剪下收藏起来。那时候我已经高中二年级了,接触这些思想的来源是报纸刊物,我所接受的这些思想是零散、片段的,虽然很令我触动,但没有办法变成我生活中的元素。我只是把全部精力投注到功课上、参加一些活动上。以我当时的年纪我不可能理解这些报道的深意,我生活中的事件也无法更深刻地启示我。到了大学里真正碰到感情问题了,中学时看的那些报道全然抛到了脑后,而那些同学之间的闲言碎语显然更有力量。我被自己在“爱情”中的表现吓住了。校园文化有时候有着它残酷的一面。关于感情问题,对那些主动出击的,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的女孩子极尽讽刺之能事。有一个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女生喜欢一个男同学,主动接近她喜欢的男生,她生的有点黑。她去找那个男生,那男生对其他男生说:黑脸李逵又来了。我非常担心自己也成为拥有那个女同学遭遇的女生。在我自己的感情经历中,我不幸成为了强势的一方,那最先追求我的男生成为了躲避的一方;有时候,与我要好的女同学去替我叫那个男生,他对那女生说:我跟她不合适;你看她上进得像个党代表,而我颓废,一点不求上进。我知道他所了解的我根本不是我,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自己能帮助他成为一个能站得起来的人,总是自投罗网地去帮助他。

我记得一个老乡借给我一本盗用琼瑶的名字出版的小说,名字叫《花好月圆》。写一个有相当的文学才能的女孩子,由被一个男生崇拜到最后颠倒过来她去求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也不接受她的故事,看得我毛骨悚然。我暗下决心,我一定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可悲的女孩。我打造着自己,在感情事件中做作地把自己装扮成弱者,也从一个不甚在意外貌的人变得刻意、明显地爱打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课堂上,老师问我,当时(1990年代)的中国从思想上和道德上都很乱,我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父亲恰好跟我讨论过。他说清末民初,整个中国战乱频仍,与满清时相比秩序要混乱得多。但满清政府的夜郎自大代表的是一个即将倾覆的朝代,而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政府无力控制时局,社会上有一些有生力量在混乱中发展了自己,也因为在那乱象中成长起来知道怎么对付它,因此也可以说,那一、二百年的乱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可作为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女生,我只是回答老师:就这样乱着,乱一乱挺好的。我当时就听到后面的同学“嘁!”了一声:“这算什么回答?”有一个女同学问我,什么是“雅皮士”,我都不敢仔细给她讲,生怕那坐在旁边和我有一点感觉的小男生觉得我“恐怖”。我当时身上的种种变化周围同学也都看到了。当时有一种圆珠笔笔油里放了香料,味道很浓,我用那种笔写字,身旁的女同学问我:“你抹了什么,这么香?”我那时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恐怖的女生身上,什么功课呀,书呀,名著呀都想不起来了。然后全面的危机到来,功课,人际关系、感情事件,一起发难,我难以承受之下,犯病。毕业后的几次犯病原因也都与先前类似。这样,我全部的青春,最好的年华,都被这样一次一次的折腾浪费掉了。几十年过后,我才在波伏娃的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只要女人还希望做一个女人,她的独立地位便会引起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她的女性气质还会使她对她的职业前程产生怀疑。

我最后一次绝望的自杀是在2004年。在那之前,我对人生的感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她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回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我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别别扭扭的人这一点,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关于精神病的最新观点认为这种病有着生理的基础,精神病人的神经递质和正常人不一样,它会分泌多于常人的物质,造成一些异于常人的感觉。但无论是谁都同样承认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心理因素,人格因素对引起精神病的重要作用;就精神病的治疗来说,药物一般治疗的是阳性症状。阳性症状消失之后,要使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真正健康,心理调节、精神分析和治理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只有病人的阴性症状也大大改观,才可以说精神病人接近康复。精神病人复发率高跟他们的阴性症状得不到有效护理和整治,以及出院后环境得不到改善有很大的关系。住院、吃药,多次反复之后,我发现自己心境的变化来源于我的阅读、写一些小文章(虽然与别人相比,我写的又少质量又不高),和在这样的活动中慢慢找到的在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映照着我和我的活动。有了参照物,有了交流、沟通的尝试,我渐渐地摆脱了从前那种一直把握着我、决定着我的心境。也许说摆脱不准确,应该说是在与从前的心境的反复争斗中看到了好转的迹象。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浑身裹着一个僵硬的壳,不会和人轻松交往,但成为别别扭扭的人多少有些自说自话;不过是练习得少,缺乏跟人沟通交流的技巧罢了。从前那些可笑可怜的经历不再是灾难性的、令人失语的、自别于人的了。

仍然是病,最近几年我反复住院。我无法预料,不能控制,心境却莫名其妙地摆脱了从前的阴郁。也许一直在单位的环境中无法见到新鲜的人和事,而精神病院提供给了我一个接触不同生活的机会吧。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直囚禁在既有的范围内。病的限制是跟自身所处的那个环境相关的,它使我跟人交往时犹犹豫豫,夸大了与人交往时的挫折感,并且不敢真正放胆去尝试。单身又加重了这种状况。对病的失语和对单身的回避是一样的,都阻碍了我健康地生活。我的阴性症状来源于我的这些状况,确切地说,是来源于我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最近几次反复住院是我无法解释清楚的事件,但住院过程中病友们的状况,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同,又殊途同归的经历,帮助我从只囿于自身的状况中冲脱出来。我住的这个医院在城乡结合部,病友中多数人的状况比我的状况要不幸。我的那些想要不致在这里的生活中彻底被淹没的幻想渐渐活了过来。我跟她们朝夕相处,她们中有的人对待病的无望挣扎、更多的人被环境甩到这里,可以说各有各的不幸。这些都是我在外面的生活中无法想象的。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女性的惰性、无见识和难以以及不能勇敢、周密、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命运,也看到了命运加在她们身上的那只不公、损害和压抑的手。她们和我一样,年复一年地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遭受折磨、又自己折磨自己。在虚无的时间中,时间虚无地把不可思议、无命运的人生强加给她们。

精神病复发率高是因为病人出院后面临的环境是从前的旧环境,那导致她们应付不了,导致她们生病的各种矛盾和压力依然如从前。精神病医院可以在病人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药物并辅以心理治疗,但对精神病人出院后的环境却无力干预。另外有一些病人出院后在感觉各方面都恢复得不错时,会自行调药或减药,这也是导致复发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复发率高还使一部分家属对自己家的病人治好病没有信心,因此将病人长期放在精神病医院里。有的病人还年轻,已经被残酷放在精神病院里呆了十来年了。另有一些精神病人家属反复将病人送进医院,除了是病人的病使然之外,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将住精神病院当做对病人的惩罚。把这视作对付精神病人的有效方式;因为他们在精神病医院以外,难以对付她们。病人和家属之间的矛盾在这场反反复复的争斗中慢慢磨得彼此适应的也是有的。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只是在反复的争斗中曾经充满了无价值的毁损。

究根问底下去,精神病问题和社会上的许多现象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婚恋感情问题,涵盖了从青年到中年众多女精神病人的起病缘由以及艰难处境;还有养老问题,单身问题,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贫弱女性群体的生计问题,这些因素,和性别压迫以及精神病的器质性因素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纠缠扭结在一起,共同使女精神病人的问题的解决难以入手。但难以解决不等于不能解决。如果认识到精神病人问题的最大症结在于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以外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是现有的精神病治疗体系中任何一方都无力触及的,精神病人更是无力改变,也无力应对,因而造成了精神病人的反复犯病和无法回归正常生活,那就想办法从改变精神病人所面对的环境开始,一步一步解决问题。首先可以使精神病人所面对的环境变得简单,同时又能互相扶持,有烟火气;在前面所提到的女精神病人中,有两类人的问题可以放到一起来解决。老来孤单的刘惠、赵伟婷、李英琳可以和年轻而没有婚姻的曾卓云、廖君、洪梅丽搭伴生活在一起,互相照应,这样既避免了赵伟婷和李英琳的孤苦无依去寻死,又解决了刘惠、廖君和洪梅丽无处安身常年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这样,曾卓云避免了每年半年被送进精神病院,另外半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时面对被逼嫁人的压力。她们病症轻重程度不一,生活在一起,一旦有人犯病,另外的人可以照顾她,可以及时送她去精神病医院,病好了再接她出院。家人之所以不把她们放在医院外面,就是担心她们一旦犯病自己照料起来有困难。她们的问题是自由和处所的问题。而汪博丽和崔明花、祖晓东、张灵惠、水晴则是认识和前途的问题。首先是婚姻和感情问题导致了她们的生存困境,而她们从此深陷这个问题之中,不得脱身,祖晓东还搭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几个人,几乎都有能让自己立身的本事;但她们不看重这个,她们更看重的是她们那千疮百孔的婚姻,她们宁可让自己的才能虚置着。如何让她们看到她们眼界之外更广阔的世界,如何让她们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是一个需要启动多方面力量来完成的事情,却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发挥女精神病人的自主性,让她们用自己的本事拯救自己。日本的森田疗法是让有神经症的病人在各种压力之下坚持自己的工作,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渐渐在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摆脱先前的病态情绪。他们发明了病人的组织:“发现会”,在每次由病人组织的“发现会”的活动中分析病人的状况,并指出病人要努力的方向,并在随后的活动中让病人汇报自己先前的计划的执行情况。日常事务由病人推动,病人能互相帮助。意大利也有由健康人发起,由精神病人构成的“合作社”,这些病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养活自己,并最终融入正常社会。让病人成为有用的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开自己的眼界,渐渐从失败的婚姻和感情的泥淖里挣扎出来。这其中,无论是“发现会”也好,还是“合作社”也好,都是病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它们避免了病人直接单个面对强大而异在的社会,病人之间可以互相打气、彼此扶持,共同面对已经不太熟悉了的社会。“发现会”提供的是精神上的动力,而“合作社”则是为病人创造了一个在正常社会生存的立足之处。可以把这两个组织的长处合并到一起,创建一个新的精神病人的组织,把那些问题在于“自由和处所”,以及“健康和前途”的女精神病人组织在一起,这个组织也可以有它的中坚力量,也包括少量松散的外围人员,以对外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为目的,实现精神病人经济上的自立,培养她们的成就感、尊严感,在渐渐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对于自己女性性别的观察和认识,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前途作出负责任的抉择。这当中,少不了精神科医生以及心理医生们的参与。总之,对那些症状较轻的精神病人,要给她们自由,相信她们能够运用好自己的自由,相信她们,并帮助她们,在自由中创造出自己的未来。至于那些精神上出了一些问题的女中学生,年轻的女孩,需要给予一定的精神辅导和药物治疗之后,尽可能让其回归社会,并在她们在社会中生存出现问题时全程、及时帮助她们。

这又回到论述第一重压力时的问题:谁来改变病人面临的复杂环境?换句话说,谁来做这件将精神病人组织起来的事情?政府、社区;精神病院、心理诊所;工会、妇联,还有一块力量没有论及,就是民间志愿者组织;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将自身管理效益不佳的事物承包给民间组织而状况大为改观;或者,有能力的企业家?随着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地被鉴定为精神残疾,由残联来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都在增加;残联,就是精神病人的家。做这件事情,需要资金,人员,将精神病人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单一的个人或者没有调动社会有关力量能力的组织都难以胜任,而残联来做这件事情则名正言顺。据说,未来精神病人将大量增加,难道届时我们应对的方式就是增加更多的精神病医院,将这越来越数量庞大的精神病人们关到医院里吗?精神病人,也是社会的人力资源,有必要使她们实现她们生存的价值,有必要让她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精神病人们可能实现的理想,因此,做这样的事情,就不仅在当前显得紧迫,更是未雨绸缪;而且,也将是一个有前途的产业。

(为了保护相关当事人权益,文中精神病患者均以化名处理。)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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