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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耸立的铜像---【李燕燕】

2017-06-12 10:21:35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483

 李燕燕

我:

我的家乡在贵州遵义。附近“红军山”有一座烈士陵园。小时候,每逢清明,老师会领着我们去那里拜祭。陵园深处有“红军坟”,“红军女卫生员”铜像矗立在一旁:她一头短发,左手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拿着汤匙给婴儿喂药。铜像脚背被前来瞻仰的人摩得光滑发亮。铜像前长方形的香炉中,香灰堆积,烟雾缭绕,石碑被红绸缠绕。与寂寥庄严的周遭,在视觉上形成奇特的反差。

“红军女卫生员”的原型是谁?老师和爸爸给了我两种答案。老师说,这里埋葬的是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女红军,叫“小红”,她在世时,待群众如亲人,医术高明,药到病除。爸爸说,铜像塑错了,那应该是个男红军,是村子里一位长辈的救命恩人。多大年纪?什么长相?不知道,因为那会儿爸爸还没出世,亲历者爷爷早就过世了。

铜像的故事,是我儿时一个深刻的记忆。

因为母亲还健在,老人不习惯城市生活,仍然住在老家,所以我常常回去看望,也会带着儿子去红军山。那天,看着铜像前牵线般顶礼膜拜的人,石碑上拴满的红布、红绸带和青烟袅绕的香烛,13岁的儿子突然说:“爸爸,看,那些人在烈士墓前搞迷信!”我打个愣。当地流传“红军菩萨”的说法,自然不妥。

读大学时,有人告诉我,三十年代,红军卫生员会把白军手里缴获的西药,混在草药里给百姓治病。对从没用过西药的穷人来说,一般会“药到病除”,所以才越传越神,以至于被当作神明顶礼膜拜,就像这尊“小红”铜像。可百姓心中自有一份情结,一到清明,铜像前那柱香要是不上,心头就过不去,这分明成了习惯。

于是,我扭头对儿子说:“孩子,这不能看成迷信,这是老百姓的一份情!”儿子站在那,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

201611月,我再次回到故乡。这一次,一座崭新的“红军坟”铜像,已代替了之前那尊被摩挲得铮亮甚至穿透的铜像。崭新的碑文格外引人注目:

1935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有位年轻的红军卫生员,待百姓如亲人,医术精湛,药到病除。红军卫生员如“医神”的故事在当地百姓中广为传颂。一天夜晚,他翻山越岭为一位患伤寒的老农治病,第二天回来时,部队已紧急转移,他在追赶部队途中,不幸被敌人杀害。乡亲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悄悄地掩埋了他的遗体,因不知这位红军小战士的姓名,只好在墓碑上刻上“红军坟”三个字,并亲切地称他为“小红”,后来人们还把他作为红军“菩萨”来祭拜。敌人闻讯后曾多次毁坟,群众自发与敌人斗智斗勇保护了坟墓。1953“红军坟”迁入红军山烈士陵园,并根据传说中美丽善良的女红军卫生员形象塑了铜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老红军钟有煌1965年带领学员从重庆野营拉练到遵义,听到“红军坟”的来历后,忆及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军医,当该团撤离遵义开始“四渡赤水”时,发现二营卫生员龙思泉因外出为群众看病没能随部队转移,一直下落不明。此后,钟有煌怀着对战友的深切思念,在遵义市党史研究人员的协助下,经多方反复考证,最终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他的战友——龙思泉,男,中共党员,广西百色人,自幼随父习医,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935119日牺牲时年仅18岁,他是红色军医的杰出代表。2014年在龙思泉烈士牺牲纪念日重塑此铜像,旨在告慰革命先烈,传承红军精神,昭示激励后人。

村子里的“祖祖”:

故事要从81年前的那个冬天说起。

那年冬天很难捱,北风呼呼地吹。从不结冻的清澈河水在红色的河床上飞快流淌,枯树的枝头挣扎着摇摆,一群乌鸦却肥得仿佛连翅膀都抬不起来,成天绕着村东头的小树林低低地盘旋,发出“呱呱”的叫声。

外山有“瘟病”,逃荒回来的人说,要不,绝不赶在“年关”前回来。

村里的老人家都说,这个“年关”怕是不好过。

可恶的“鸡窝寒”到底被这“鬼风”给吹来了。村里的人发烧、寒战、腹泻,却无医无药。“瘟病”就这样夺去了一条又一条性命。瘟疫归瘟疫,活计要干,租子也必须要交。我娘再三叮嘱我:“你是大姑娘了,走出门去,头要低着点,尽量避着‘大院子’的人,还有,东家说啥是啥,不要还嘴。”今天的活计刚干完,跨出那个院子门,就瞅到十几个人正抬着几床裹着的席子朝这边奔来。

我赶忙闪到一旁,还没回过神,就听到锣鼓“通”地一响:“嘿,各家各户注意了,上头说的,‘赤匪’朝这边逃了,这几天注意关门息户哟!”听到乡丁吆喝,我心头一紧,啊,又要过兵了!一路小跑回家,赶紧把消息告诉病了多日的娘。

“妮儿,你听得可真切?”

“嗯。”

“唉!”

“娘,我们怎么办?”

“咱家就这点粮食了,要是被抢走,咱们就没有活路了。”

按照娘的指点,我藏下了家里最后一点薯干。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穷人家最害怕家门口过部队,何况这样的寒冬腊月,这样的遍地瘟疫。

从我记事起,我看过的那些部队那些兵,旗帜五花八门,队伍也五花八门。胜利的队伍,士兵穿着气派;更多的队伍,一看就是残兵败将,但他们路过我们跟前,耷拉的脑袋会立刻立起来,两个眼睛发出贼光,嘴里迸出的都是凶神恶煞的声音,做的都是猪狗不如的事情。我爹死得很惨。几个路过的兵,踹开我家的门,硬是把娘从柴堆里给扒出来,反剪着双手,扔在堂屋的地上,几个兵狞笑着一块按住我娘。娘挣扎、哭喊,那些兵带着枪,门外的乡亲谁敢应声啊!娘的呼救声越来越小,爹硬是挣脱开几个人的阻拦,冲进屋里,从门边操起扁担,猛地朝正在撕扯娘身上衣服的那个兵“啪”地打去。那家伙应声倒地。其他几个停下肮脏的动作,转过头立起身,有人拿起枪托朝爹挥去,爹闪开,可紧接着又一个枪托挥向他,打中了他的背脊。爹一下瘫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眼睛睁得大大的,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喊叫。枪托,如雨点般落下,皮肉撕裂,鲜血飞溅,娘哀求着,大声哭喊着。

“干人”的鲜血击退了所有恐惧,也点燃了久埋的愤怒。一直在屋外沉默着的乡亲们终于一拥而上。面对如此的阵势,几个土匪丢下血泊中的爹和几近疯狂的娘,一边胡乱鸣枪,一边夺路逃走。爹被乡亲们用一口薄皮棺材抬走、安葬。屋里从此只剩下娘、我和弟弟。事发之时,我十一岁,就藏在一个大水缸里,竖着耳朵,紧咬着嘴唇,搂着才几个月大的弟弟,经历了这一切。

那时,穷人也叫“干人”。“干人”命贱,可是“干人”也惜命哪!

“赤匪”要来了,那样不安的气氛与瘟疫一样,迅速笼罩了我们这个村庄。

关于“赤匪”,我倒是经常听到各种传说——“赤匪,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可对我来说,不管“赤匪”、“白匪”还是“绿匪”,不管他们是什么颜色,只要他是过路的兵,就像初夏地里的蝗虫,飞过田野会把一切洗劫一空;非常凶恶,一定要当心。

没几天,这支部队趁夜真的来了。

弟弟藏在床背后的破米缸里,我的腰间别着已经磨得发亮的柴刀,娘手里紧紧拿着一把斧头。整个村子寂静却又警觉,男女老少都准备了最锋利的家伙,紧闭的一扇扇柴门后面,是一双双睁大的眼睛和一颗颗随时拼命的铁心。

我轻轻扶着娘,透过门缝往外看:冬季清冷的夜色中,这支部队打着火把,穿得破破烂烂,但队伍整齐又安静,前头的人举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一路走来,没有嚎叫,没有抢劫,甚至,我看见一个当兵的往草棚里躺着“等死”的“干人”手里,塞进一小块干饼。很快,这支几百人的队伍集中到场坝里,由一条条直线化为几个规规矩矩的方块。

“再次重申,不准私拿群众财物,违者杀头;不准向受蒙蔽群众开枪,违者杀头;不准侮辱妇女,违者杀头!”站在队伍最前头的人在喊话。

“稍息,立正,就地扎营!”

队伍解散了,那些兵解下背囊,直接铺开,睡在野地里。

一夜无事。早上,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探出头一看,那些兵已经忙碌起来,有的往泥坯墙上写着大字,有的拿着锅子和铁铲朝村外走去,有的给老乡起劲讲着什么,还有些兵帮着村里的老人家劈柴挑水。后来,我才知道,那用墨、炭灰和石灰块混合起来,刷在土坯墙上的大字是“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望着村外升起的袅袅烟火,曾去南边“跑生活”的邻居赵老三凑上来轻声告诉我们:“他们叫‘红军’,听说他们不杀不抢,是向着穷人的。这不,他们都在村外埋锅做饭哩!”

后来的日子,外逃的老乡听说驻扎下来的“红军”不烧房子、不抢东西、不杀牲畜,逐渐又回到村里。“红军”和“干人”打成一片,他们帮着大家扫院子、挑水、修篱笆、做农活。“红军”将地契分给了村里的“干人”,而我家的米坛第一次装满了杂粮。

那天,我从山上砍柴回家,娘告诉我,已经有人替她看过病了,是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

我走进灶房,灶沿上放着几袋油纸包好的草药,旁边一只土碗,边上搁着一枚铜子。

“娘,这里怎么还有一枚铜子呀?”

“唉,我给那帮我看病的兵伢子倒了一碗刚烧好的水,他喝了还非得付水钱。我给他看病的钱,他却死活也不要。”

“他帮娘看病已经是很大的人情,怎么喝碗水还要付钱?”

“那兵伢子说,井是老百姓出力挖的,开水是老百姓用柴火烧的,柴火也要花钱买,喝水不付钱绝对不行。我转个身,他就把铜子留下了,也见不着人了。”

“娘,这支队伍真不赖。”

“是呀,他向着咱们干人呢!”

几付草药下去,娘的身子一天好似一天。乡亲们开始把院门、家门打开,请红军到家里来休息。

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给娘看病的那个“兵伢子”不简单,他挨家挨户地把脉问诊,那些得“鸡窝寒”的乡亲喝下他开的药,竟渐渐恢复过来。村子里到处流传着“红军医神”药到病除的说法。可是,我却一直没能正面看到那个“兵伢子”。好几次,只是看到他背着药箱的背影,一闪而过,就进了别家院子。我一个大姑娘,虽然对这个有本事的“兵伢子”很好奇,想亲眼看看他治病救人的手段,却又不好跟进去。远远看着,他瘦瘦高高,很年轻。大家说,他除了给咱们桑家村的人看病,还整日奔波在附近桑木桠、杨树岭一带,走村串寨地治病救人。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十里的“干人”都来找他看病。

我听说呀,老婆婆曾熬了一夜为小红军做了一双“千层底”,可是他却握着婆婆满是老茧的手说:“婆婆,谢谢您,这个我不能收下,您自己留着赶远路吧!”

我听说呀,5岁的小宝曾悄悄地跑到小红军身旁,拉开他的手掌,贴着他的耳朵:“哥哥,这是我偷偷省下的红薯干,你就带上吧,看病饿了吃一点儿。”小红军笑了,搂过小宝,接过那片红薯干,又摸出几颗花生递给小宝。

我听说呀,热情的嫂子问小红军,有没有中意的姑娘,小红军羞得满脸通红。

那没有见上一面的红军哥哥,我想见他一面。后来,我总是梦见我跟在红军哥哥后面,替他拿着那个神奇的药箱,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他走得好快,我跟得好紧,可他一直不停。

“哎,哥哥,等等我——”红军哥哥停下脚步,转过头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真好看。

那没有对上一面的红军哥哥,我感觉那么熟识。后来,他躺在高高的红军山上。每到清明,我都会在坟前烧上一炷香,一烧就是八十一年。

“小红”的战友:

1965年夏天,贵州遵义凤凰山麓,湘水之滨,我带着1000多名军校学员拉练来到这里,第一次见到当地口口相传的“红军坟”。

“这里埋葬的是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女红军。她待群众如亲人,医术高明,药到病除,被群众赞誉为红军的‘神医’。”陵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红军菩萨’神通广大,庇佑众生。”老乡解释着坟前“香火不断”的缘由。

传说归传说,却让曾在红军中任过医生、也曾进驻遵义的我非常好奇。

这座坟是19353月由遵义桑木桠的人民群众在当地建造的,当时就立有一块刻有“红军坟”字样的石碑。1953年遵义市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将“红军坟”由桑木桠迁入“红军烈士陵园”。至此,来“红军坟”瞻仰、祭奠、扫墓的人更加络绎不绝。

“红军坟”中的烈士是谁?站在铜像前,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疑问。因为,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撤离遵义,我团奉命进驻,是最后撤离遵义的部队。我当时任团里的军医。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团没有女军医、女卫生员,甚至全师都没有一个女的。

关于长征,关于遵义,关于战友,那段历史的记忆一点点开启。

“龙思泉呢?”撤离遵义、一渡赤水后,我寻找着常常在一块探讨“共产主义与土豆炖牛肉”的战友,二营那个十八岁的卫生员。

“龙思泉失踪了。”二营的人告诉我。

原来,部队在遵义出发前,有一位农民苦苦哀求龙思泉去二十里外他的家里,给他病得很严重的父亲治病。龙思泉平时为周围的群众送医送药,细致、耐心,又有家传的中医中药知识,疗效较好,名声渐大,所以这位农民才远道来请。经领导批准后,龙思泉随农民而去,至第二天部队撤离他还没有归队,以后也没有跟上来。二营的领导一致认为:“龙思泉是一位优秀卫生员。他不会开小差,这么久没有归队,被敌人杀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个“红军坟”,埋葬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女红军,还是我的战友龙思泉?

由于当时时间有限,无法细究,以后又由于工作繁忙未及查证。直到我退休后,才开始多方调查了解,并在遵义党史研究室人员的协助下,深入当地群众中做了细致的调查考证,终于使“红军坟”得以见“庐山真面目”。

我们找到了当年参加埋葬这位红军遗体的两位农民,证明这位红军是男的,而不是女的。而埋葬红军遗体的带头人就是二营营部驻地的房东,他指出这位红军就是住在他家的红军卫生员。由此可以确认,这位红军,就是为农民治病后下落不明的二营卫生员龙思泉无疑。

1929年,龙思泉在家乡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当了红军。由于他懂得一些医伤治病的技术,参军不久就在连队当了卫生员。后来调营部工作,担任营卫生员。1933年,龙思泉所在的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称号,龙思泉也受到团的表扬,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当时他身上一直背着的红十字药箱,也是从广西带过来的“战利品”。

红军的“房东”:

千百年来,穷苦人的病痛何曾有人关心过问?我分明看到,借住在我屋里的红军卫生员十八九岁,脸上总是透着笑,暖得像三月的春风,使人药未吃病已好了三分。他不收一个铜板,医术很好。找他看病的乡亲越来越多,小小的堂屋里每天人多得打不过来转。

一天中午,一个寒冬腊月却跑得浑身是汗的小伙子来到我这里,一见着小红军,便靠上去,着急地要下跪:“神医,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快救命呀!”

小红军扶起小伙子:“乡亲,不要这样,直接说就可以了。”小伙子这才站起来,擦擦汗,说明了前因后果。这个青年是松木岭人,一家五口,全靠他和父亲二人生产劳动维持家计,生活十分清苦。他父亲最近突然生病,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听说驻在遵义的红军医生医术高明,而且免费为老百姓看病发药,便从近20里的外地赶来,请红军医生为他父亲看病。

没有半点愣神,小卫生员跑步向上级报告,之后,硬是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细雨,跟着那个青年,翻山越岭来到他的家里。把脉检查,对症下药。

几天后,那个小伙子才告诉我,他的父亲服药后渐渐入睡,不久就全身发汗,病情有所缓解。冬日,昼短夜长,天黑下来,给病人留下药,小卫生员便要连夜赶回部队,但全家人苦苦哀求他留下来,明天再回去。于是他当夜便留下来观察护理病人。第二天早上,病人的病情进一步好转。小卫生员背上药箱,准备返回营地,哪知一推开门,就看见外面不大的场子上,黑压压地站满了想要看病的人群。他再次停下匆匆的脚步。一边为老乡看病治病,一边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与主张。直到人群散去,他才快速跑步返回营地。

此时,二营早已离开。原来头天夜里,部队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在拂晓前开拔。由于卫生员还没有回来,营长只好给他留下一张字条,托我转交,要他往桐梓县方向追赶部队。

晌午已过,我站在院门口焦急等待,好容易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从山坳闪出,我连忙几步上前,把字条交给小卫生员。他甚至来不及喝口水,就立即出门追赶部队。我和几位乡亲送他,直送到一处高坡,眼巴巴望着他消失。正要回转身,就听到他刚刚走去的方向,靠尹家屋基后面,“砰砰”传来一阵枪声。我的心收紧了,一会儿,就看见董家几个狗腿子背着枪从尹家屋基过来。

不好!我们几个忙向枪声响起的桑木垭方向跑去,却看到这样的景儿:路口,年轻的卫生员躺在一片血泊中,胸膛中了三枪,鲜血从胸口汩汩涌出,早已停止了呼吸。

我们流着泪,轻轻抬起他,为他洗净血污,为他整理衣装,把他安葬在桑木桠路边山坡前向阳的松树林里。我们想要给他立个碑作为报答和纪念,但碑上刻什么字却成了难题。战争年代,他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谁也搞不清楚。最后决定在石碑上就刻三个字——“红军坟”。

乡亲们忘不了那个红军卫生员。当家人有病痛时,自然把希望寄托在“红军坟”上。大家到“红军坟”前祭奠,或诉苦,或祷告。清明节时,更是上香烧纸,甚至放鞭炮。乡亲们称呼这位“红军菩萨”叫“小红”。一些生病的百姓回家后感到病情好转,也说是小红“显灵”。从此“红军坟”声名远播。

解放后,遵义市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将“红军坟”迁入陵园。为便于人们拜祭这个被群众广泛传颂的“小红”,还铸造了一尊铜像安放在墓前。由于“小红”这个名儿,后人误以为是女子,就将铜像塑成了女卫生员形象。

“干人”:

我当年是个一穷二白的“干人”。桑木桠那个红军坟,是我13岁那年盖起来的。坟里埋的“红军菩萨”我见过,他是个年纪比我略大几岁的小红军。

红军队伍到来前,我和爹在外头讨饭。爹染上了“鸡窝寒”,眼看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他拉着我的手说:“伢子,我要回家,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流着眼泪,扶着浑身烧得滚烫的爹爹,迎着呼啸的寒风,走了一天一夜,这才摇摇晃晃地回到了村子。躺在自家的草棚子里,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一卷破草席,是爹最后的裹身之物。刚刚安葬了爹,我也病倒了,几天水米不沾牙。

那晚过兵,我一点也不害怕,心想,反正也是躺着等死,那些当兵的倘若给上几枪,反而痛快。我就像个死人,紧闭双眼,只有鼻翼还在扇动,证明气息尚存。他们来了,整齐而轻捷的脚步声在我耳边响起,朦胧中,有人轻轻推醒我,给我手里塞了一个东西。我睁开眼睛,手里握着的分明是半块玉米饼子。我侧过脸,艰难地抬起头,却只能看到他的背影——给我饼子的是一个兵。我咬了一口饼子,好香。我忽然想要活下去。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ing: 0.0000pt">我只知道,每次的破坏之后,一座更大更坚固的“红军坟”必定会再次立在桑木垭向阳的坡地上。

“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说我这个老头子信神信鬼。新社会反对迷信、破除旧思想,解放后,我也受教育,心头只信党和政府。但是,我却要说,老百姓的心呀,苍天看得见!那座“红军卫生员”的铜像,永远耸立在老百姓心中!

责任编辑/周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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