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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胶东现象解释---【姚鸿健】

2017-06-12 10:27:16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669

 姚鸿健

“历史是用激情与痛苦创造的”。

从播撒火种唤醒民众到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从天福山起义到南征北战,从几十条枪到四个军,从屡遭外侮到当家作主,坚韧不拔的胶东党、军、民,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写就如火的史诗,让胶东大地处处散发着红色光芒,成为一片生生不息的红色热土。

随着岁月的流逝,胶东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胶东大地曾经展现出的伟大精神却历久弥新。抚今追昔,对红色胶东的历史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沉思。

一、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在哪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一部红色胶东的历史,为我们再现了胶东大地曾经飞扬的革命风采,展示了胶东党、军、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独特贡献。但是,红色胶东的根和源在哪里?无论是挖掘这段历史还是利用这一教育资源,这都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

一说到这个问题,有的人会不假思索地说,胶东哪儿最早有共产党人的活动,哪儿就是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甚至有人把这个问题与红色旅游扯到一起,把胶东一些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资源以及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也都冠以红色的标签,使红色胶东成为一个泛化的、不确定的概念。可见,要真正弄清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在那里,首先要弄清红色胶东的本来含义是什么。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称为“红色区域”,把红色区域内的工农武装政权称为“红色政权”。按照这个本义,所谓“红色区域”应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其次是有红色政权存在的区域。

由此来看,简单地把“最早有共产党人活动的地方”作为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有共产党人活动的地方”与“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并非一回事;“有共产党人活动的地方”,也不等于就有“红色政权”存在。诚然,胶东大地很早就被播撒了革命火种,但星星之火在很长的时期顽强地聚集、发热、生生不息,却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胶东早期革命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但最终都未能建立起党领导的“红色区域”与“红色政权”。

一次是19287月,中共莱阳县委积极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号召,组织贫苦农民举行了“攻城劫狱、建立苏维埃”的“莱阳抗粮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因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李伯颜被叛徒暗杀而失败了,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胶东最早发动的武装暴动,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中共在胶东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第一个县委均诞生在莱阳。莱阳党组织从1925年就开始扎根农村,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并试图建立莱阳地区苏维埃政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遗憾的是,这次暴动在全国党史界至今鲜有提起。

另一次是193511月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一一四暴动,暴动遭镇压而失败,特委书记、暴动总指挥张连珠被捕后壮烈牺牲,大批参加暴动的中共党员残遭杀害,胶东大地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这次暴动虽然幸存下一支红军游击队在昆嵛山中坚持打游击,但胶东也未出现一个在党的领导之下、有红色政权存在的“红色区域”。

可见,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没有一个“红色胶东”存在,因而所谓的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也无从说起。虽然如是说,但这并不等于否认党的早期活动对于红色胶东形成的重要意义。

所谓历史源头,是指导致某一区域向红色革命时代发生转折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时期,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那么,红色胶东真正的历史源头在哪儿?在19371224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以后,胶东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红色政权”存在的“红色区域”。说天福山起义是红色胶东的源头,是有充足的理由的。

因为有了天福山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胶东大地革命的火焰才喷浆而出,一发而不可收。在天福山起义建立的“三军”旗帜之下,胶东地区先后爆发了威海起义、荣成埠柳乡校起义、荣成古迹顶起义、黄县起义、文登黄山起义、牟海(今乳山)育黎乡校起义、即墨起义、蓬莱起义、莱阳起义;193838日,由中共掖县县委独立领导的掖县起义,创建了“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后与“三军”合编。短短一年时间,天福山起义队伍由最初的8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大旗,唤醒了胶东儿女久被压抑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将胶东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使胶东大地迅速燃遍抗战烽火。

因为有了天福山起义,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自己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胶东抗战的中流砥柱。胶东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的稍作抵抗便大都相继撤逃,有的公开投敌当了伪军,也有的脚踩国军、日军两只船,成了专门与八路军搞摩擦的顽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胶东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并被迫与日伪军及顽军所组成的“抗八联军”进行两线作战。胶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成为唯一的抗战领导力量,胶东真正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从对胶东抗战中国共两党一退一进的截然不同的表现,胶东人民看到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们跟定共产党,形成了党民齐心共赴国难的局面,最终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因为有了天福山起义,中共胶东特委迅即成立了“三军”司令部和“胶东军政委员会”,这意味着胶东特委几乎是在创建抗日武装的同时,就开始布局组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在政治上抗日根据地通过建设民主政权、组建各种群众组织,把胶东社会各界、各阶层的民众充分地发动了起来、组织了起来,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充满活力的“红色政权”;在经济上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合作社、巧打金融战,既改善了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又有力支持了抗战。胶东敌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能理政、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这为解放战争中胶东向全国的“大调干”奠定了基础。

因为有了天福山起义,胶东走出了第27军、第31军、第32军、第41军四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部队。他们不但打出了一个红色胶东,而且北上南下为创建红色山东、红色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红色胶东“红”在哪

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生命力的象征;红色也是共产党旗帜的颜

色,是革命的象征。在胶东这片土地上,曾激越着怎样的红色交响?辗转着怎样的巍峨背影?抒发着怎样的家国情怀?让我们回眸历史,看红色胶东“红”在哪?

可用三个字概括:最、大、多。

1、所谓“最”

一是最有生命力与战斗力——经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权威认定:于得水率领的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是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及山东省内仅存的红军队伍。天福山起义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后来发育成人民解放军的四个军。这四个军,抗战中歼敌14.6万人、解放战争中歼敌58.5万人、抗美援朝中歼敌2.1万人。这四个军几经整合改编,至今仍生生不息,是共和国重要的国防力量。

虽然我们说天福山起义是红色胶东的历史源头,但这支胶东红军游击队又与天福山起义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正因为天福山起义部队是以这支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组建的,所以至今以天福山起义为源头的部队,被认定为是传承着红军基因的部队,在他们的军史馆内赫然写着“天福山,我们从这里走来”。

二是最先——1938年上半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省率先成立;北海专署是山东省第一个地专级抗日民主政府;紧接着,我党在掖县成立北海银行,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先成立的银行,也是战时山东根据地唯一的人民银行,它发行的北海币是山东根据地唯一流通的货币,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胶东兵工厂生产在山东根据地发展最早、质量最好、产量最高、贡献最大……

2、所谓“大”

一是大参军——抗战胜利后,为了全国的解放,胶东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800万胶东人民先后有50多万优秀儿女参军,这是很高的比例。当时中央规定参军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6%,胶东地区已突破这个比例。“一门出三兵”、“参军模范村”等比比皆是。

二是大支前——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胶东人民为支援前线,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不惜汗濡华夏、血染九州。陈毅曾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他的搭档粟裕说得更为具体:“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在山东的小推车中,胶东又一马当先。出动支前民工多达280万人次,占全省的1/4,为全省最多。大连的炮弹是怎么运到淮海前线的?为躲避国民党的封锁线,先绕道朝鲜再运抵荣成俚岛港,然后由胶东支前民工们卸船上岸,再用小车推到淮海和华东战场。

三是大调干——解放战争时期,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地、县为单位成建制的从胶东抽调干部,部队打到那,干部随即跟到那接手地方政权建设,胶东先后抽调7250名优秀干部北上南下,为全省最多。胶东干部因有文化、有根据地建设的从政经验、政治觉悟高、大局意识强,所以派到哪都是响当当的。

四是大后方——1938312日山东第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掖县成立,这标志着胶东根据地开始创建。此后,胶东根据地一直是全国最稳固的根据地,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成为华东战场坚固的大后方。这儿有金矿、银行、印钞厂、兵工厂、制药厂、战地医院等,这都是稳固的后方根据地才会有的。胶东根据地在革命战争时期,共向延安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等输送黄金43万两,向华东数十万军队供应武器弹药和医药制品不计其数。

3、所谓“多”

一是烈士多、伤残军人多——胶东的在册烈士达7万多名,占全省1/3,为全省最多。其中,文登有烈士7900名,是全省烈士最多的县。整个胶东,战争年代有10万多人因伤致残。人们所熟知的革命英雄行为,在胶东的烈士中都能找到类似典型。如:刘胡兰式英雄张晶麟、江姐式英雄于森、黄继光式英雄于慎修、八女投江式英雄群体汪口蹈海七烈士,等等。

二是英雄群体多——在这片红色上地上走出了“马石山十勇士”“济南第一团”“塔山英雄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数十个全国、全军著名的英雄群体。

三是将军多——胶东曾走出了19位共和国上将、28位开国少将,数百名党的高级干部。

四是英模人物多——在国家公布的“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中,有杨子荣、于化虎等10人是胶东籍和在胶东工作过。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根据地范围被表彰的英模人物更是数不胜数。著名作家冯德英的“三花”系列作品的背景地、主人公原型均出自胶东。

五是中共党员人数多——抗战胜利时,胶东有共产党员63064名,占山东抗日根据地党员总数1/3;新中国建立时,胶东党员发展到32.4万名,占全国党员总数1/14

三、红色胶东何以“红”

人们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她的革命精神,也称“红色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同样,红色胶东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革命成果,也有其支撑它、决定它的内在原因或根据,这就是红色胶东精神。

在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峥嵘岁月里,胶东党、军、民展现出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生死相依、毁家纾难、勇于担当、坚韧不拔、前赴后继等内涵极为丰富的红色胶东精神,其中最重要、最本质的内涵可用“家国情怀、党民齐心”八个字来概括。

1、红色胶东最核心的精神内涵是“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担当,也是普通民众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认知,它内含了大我精神、义以为上、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等多种优秀品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浴血奋战中,胶东大地的红色丰采,是胶东党、军、民用不同层面的家国情怀交互映衬而形成的。

在胶东大地即将沦陷之际,天福山上飘扬起抗日大旗,领导这次起义的理琪、于烺等人本出身于地主、乡绅家庭,但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他们毅然挺身而出,选择了抗争与牺牲。他们的行为既是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理想信念使然,也是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使然。

天福山起义、掖县起义,为什么能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聚集起7000多人马?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古训产生出的巨大的动员力量,是蕴含在胶东儿女心底的那种家国情怀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骤然释放。

在日寇铁蹄尚未踏入威海时,以文荣威子弟为主力的天福山起义队伍毅然离开家乡西上迎敌,这其中彰显的分明是一份民族大义: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卫国才能保家。

当日寇企图依托高墙大屋建造炮楼据点时,荣成荫子夼村村民含泪忍痛拆掉不知传了多少代的祖祠家庙。百姓宁肯对不起祖宗,决不让民族受到损害。

因夜间狗吠容易向敌人暴露抗日队伍的活动,掖县民众在全县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杀狗运动”。民众宁肯自身利益受损失,决不予敌人方便。

莱阳花园头村200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ss=MsoNormal>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前线抗日杀敌,乳娘们在后方精心照顾他们的子女。八路军自勉:“救不出被困群众,我们算什么八路军?”乳娘们誓言:“我在孩子在”“待八路军的孩子要比自己的儿女更金贵”。马石山上,面对被日军围困的群众,八路军十勇士、十八勇士、还有更多的勇士……他们分别是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建制,有的却是同样的情怀、同样的气概、同样的壮举,在危急关头豁出性命保护民众,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行动;马石山下,胶东育儿所的乳娘们宁肯自己的孩子受冻挨饿,也不让八路军后代受半点委屈,遭遇敌人扫荡,无奈中宁肯忍心舍弃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八路军后代。八路军为救护被困民众英勇献身,百姓们含泪把烈士埋在自家的祖坟里。

解放战争中,胶东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走出家乡北上南下打向全中国,胶东民众倾其所有支援前线,把最后一粒米拿来做军粮,最后一件旧棉袄盖在担架上。党发出征兵号召,胶东儿女便踊跃参军。涌现出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同参军、荣成虎台连、莱阳赤山营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战争力量的深厚根源在民众。把全民族的力量动员起来,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彻底激发出来,就会无往而不胜。党为民、民拥党,党民同心如一人,齐心协力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恰是红色胶东最鲜明的特征。

四、是什么育化了红色胶东精神

胶东大地是一片独具文化特质的沃土,党的红色文化是极富生命力的种子,两者结合必然开花结果。红色胶东现象,正是胶东这一优秀族群在党的红色文化的引领下所展现出的一种崭新气象。

(一)胶东族群的优秀潜质

文化具有地域性,地域文化一经形成,便成为生活于该地域人们性格发育的文化场。胶东人具有豁达开阔的博大胸怀,舍小我为大我的族群意识,勇敢坚毅、百折不挠的优良品格和团结协作、服从权威的行事作风。这些潜质缘于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浸染和熏陶。

1、渔耕文化的润育

人类的历史文化源头要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寻找。不同地域,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又会造就出各具特点的文化品格。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接陆,加之烟台、青岛的开埠较早与海运历史,胶东大致形成了三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格局:其内陆腹地呈现农耕文化为主,西北部呈现商旅文化为主,东部则以渔捕文化为主。这种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了胶东族群特殊的品格。其中导致胶东人与内陆人性格差异的重要因素是渔捕文化。

蓝色与黄色的融合,形成了胶东半岛独特的文化底色。胶东农民属耕渔族,相对纯正的农民,“渔”的流动作业带来了豁达的性格以及应变的灵活性,“舒缓阔达而足智”《汉书·地理志》),是胶东农民同广大内陆地区农民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海洋环境最大的特征就是变化无常、难以控制、风险高。所以,海上作业的人必须有敢冒风险、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

与大海搏斗,抗拒风浪,一条船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样共患难的环境里,任何内耗和窝里斗,只能导致船毁人亡,同心协力、听从指挥成了生存的重要前提。所以,与农耕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相比,渔民的团结协作和服从指挥的意识特别强。

渔捕文化与军旅文化有着契合相通的关系。渔民从军很快就可以完成角色转换,成为合格军人。这是胶东为什么出将军的重要密码之一。

2、士人文化的熏陶

始于秦始皇东巡的“文登学”历史,造就了胶东大地读书求学的良好风气;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客耕东莱”,助推了胶东“崇文尚学”的优良传统。直至近千年后,苏辙还曾赋诗感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古代读书人被视为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人最重要的品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典型的士人情怀。孟子曰:“天下以国为本,国以家为本,家以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追求。地处孔孟之乡的胶东,士人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由此塑造了胶东人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胸襟开阔、心有大我、勇于担当的优良品质。

3、卫所文化的影响

明代为防御倭寇骚扰,在沿海各军事要地设置卫所,胶东半岛曾设有三营十一卫十三所。明代的卫所兵制军屯结合,具有“寓兵于农、军政合一”的特征,卫所军人有事应调从军出征,无事则还归卫所屯田。卫所制度造就和强化了胶东人忠义、服从、勇武的品性。

卫所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汇合,戍边军人与当地女子婚配生子,将军人血统代代传承,既让军户后人延续了铁血刚强、建功立业的军人情结,又使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渐渐养成崇武尚军、勇于抗争的集体习性。荣成宁津所,一个2万人口的小镇,就诞生了1位副总理和12位将军。

4、外侮之痛的刺激

胶东自古为富庶之地,又是战略要地,因此而遭受了太多的外敌侵略,背负了太多的民族耻辱。从古代的倭寇侵扰到近代的甲午战争,再到胶州湾、威海卫相继被强行租借、沦为殖民地,胶东人民对国破家亡的痛苦感受至深。这样悲催的命运、憋屈的现实,深深刺激了胶东人民的神经。谷牧曾回忆说:“一看到北面的威海卫尚在外人手中,就会剜心的痛”。面对强暴,胶东人民不甘屈辱、奋起抗争的精气神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侮刺激中得到提升。饱受压迫和侵略的胶东民众就像一捆晒透的干柴,随时等待一把革命之火的点燃。

综合而言,胶东的自然禀赋与历史传统,赋予了胶东族群以优秀品质。然而,这些地域性文化尽管底色很好、潜力很大,却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需要一种更先进的文化将其激活和唤醒。

(二)党的红色文化的引领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具有自觉性、先进性、群众性、实践性的特点,而其承载者共产党人,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群体,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胶东地域文化中的素朴本性在党的红色文化的引领、整合、提升下,由自在状态迅速转变为自觉状态。

红色文化与胶东地域文化的结合,主要通过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来完成的。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在共同的斗争中,红色文化为胶东族群注入了现代民主、平等的观念,描绘了新社会的理想与目标,唤醒了民众人格尊严意识、国民意识与民族自强意识,使之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心态与品格,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思想觉悟、提升了人生追求,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族群意识与精神风貌。

1 重视信仰力量的引领

红色文化的力量源于其自觉性。所谓文化自觉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与相信。“因为相信,所以坚持”。文化一旦被理解而达到自觉状态,就是一种信仰,而信仰的力量则是本源的、自动的、持久的。

胶东历史上有个“红七师”,曾是胶东共产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基地,谷牧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红七师”指的是山东第七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七乡师,是今天文登师范的前身。当年文登乡师的大批贫苦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正是于云亭、谷牧等共产党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思想启发学生心智、培育其革命信仰的结果。七乡师是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受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在山东各地建乡村师范背景下建立的。校长是乳山籍地下共产党员、地上国民党员的于云亭。在他的领导下,学校以各种形式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比如在过堂仪门上画上已被日寇占领的东三省地图,上面写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两边对联分别写着:你看见吗?你记得吗?在授课时有意夹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乡师不收学费,每月还发5元的伙食费,所以学生多是贫苦农家子弟。这些出身寒门、有着强烈社会变革意识的学生,很快便接受革命信仰、走上革命道路。

2、理论先进而且接地气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的文化,是一种展现着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既秉承马克思主义又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比如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君子自强不息、以民为本、道法自然、实事求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是红色文化的源头、养料。这种文化既是人类迄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又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对民众具有极强的启发性与说服力。

第一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在农民夜校教贫苦农民认识“权”字,他说,官府为什么横征暴敛、欺压我们,因为他们控制着奴役我们的“政权”;地主老财们为什么收走我们一年辛辛苦苦劳作的成果?因为他们拥有“地权”;在家里男人为什么敢打老婆?因为他们握有封建社会给他的“夫权”。人生来是平等的,我们要过上好日子,就要通过革命手段建立一个权利公平的新社会。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怎能不使闻者共鸣?不难想象,当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贫苦农民铤而走险、跟着共产党去打拼新的天下。

3、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红色文化也称革命文化,顾名思义这是一种社会变革的文化、行动的文化、实践的文化。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坐而论道、空谈理论,而是注重行动、注重实际效果。

天福山起义成为红色胶东的源头,是中共胶东特委基于民族大义迎敌而上、高举抗日大旗产生的凝聚效应。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兴办学校医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是共产党人的这些以义换心、以地换心、以利换心、以情换心的革命实践,不断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参与。还有,胶东民众为何参军热情空前高涨,是党组织“保家、保田、保饭碗”口号发挥的鼓动与感召作用。

4、强大的人格感召力

中华民族有“见贤思齐”与“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身边总会聚集众多的仰慕者、追随者。红色文化的承载者共产党人,是一批具有强大人格影响力的人。他们以其聪明才智、革命意志和牺牲精神,感动鼓舞了身边无数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使之义无反顾地跟随他们赴汤蹈火。被郭沫若称为“天福英雄”的理琪,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在同代人的回忆中,理琪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人。理琪来胶东之初,住在张修己家中,张修己回忆说:理琪有胃病,经常吐酸水,身体很瘦弱,但他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像一团炽热的火,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朝气和活力、希望和信心,基层同志都愿意和他接近。

理琪对张修己的母亲十分敬重,并按照传统习惯,每天早晨起来,向他母亲问安。老人缺什么东西,他外出回来,总是想方设法弄点回来。他善于用家常话讲革命道理,使老人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觉悟。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谦恭、仁义、重孝的理琪。

19369月,理琪曾在文登界石西院下村王利华家秘密住过一段时间,据王利华回忆说:理琪要离村到烟台工作时,突然提出要见见村里一位因一一四暴动痛失5位亲人而精神错乱的疯老人。王利华怕理琪的身份因此暴露而拒绝。理琪坚持说:想个办法,我一定要看看这位老人,可以不让他看见我,但我非见见他不可。他从衣袋里拿出两个熟鸡蛋递给王利华,说:这两个鸡蛋,你要亲自给老人,看着他吃下去。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王利华只好照办,把老人找到家里来,理琪躲在里屋偷偷看着老人。老人吃完鸡蛋,王利华送他离开时,回头看到理琪正抬着衣袖在擦泪。老人已经疯了,见与不见他都感受不到了,但理琪却出于对老人一家为革命巨大付出的尊敬,坚持要看看老人再走。这既是一个革命者的侠骨柔肠,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宅心仁厚。

正是这样一个优秀而大写的人,影响和带动了无数的人跟随他走上革命道路。钱学森说过:“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通过信任这个人、敬佩这个人,进而相信这个人的组织及其主张,这就是共产党人人格魅力在红色文化传播中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感染力量。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综合而言,是共产党这粒优秀的种子与胶东这个优秀的族群结合,结出了红色胶东这颗优秀的果实,这颗果实蕴含着红色胶东精神这一优秀的文化基因。

五、红色胶东精神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感天动地、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现实、昭示未来。

红色胶东精神虽然形成于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留给我们很多思考与启示,其中尤为重要的有三条,正是这三条成就了那个时代的“红色胶东”;这三条也是当今时代最容易被淡忘、已经在被淡忘、而又是最不应该被淡忘的,因为它关乎着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关乎着中国共产党究竟能够走多远。

1、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民族精神

家国情怀的本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一部红色胶东革命史,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断彰显和升华的历史。从天福山上的起义大旗到支前民工的滚滚车轮,从横跨40个村庄的地下医院到“遍地开花”的地雷战,从任常伦“打仗赛猛虎、冲锋在头阵”的英勇到于森“宁愿死在战场上、不愿活在炕头上”的悲壮,爱国主义深深融入胶东军民的血脉之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胶东儿女不懈奋斗。红色胶东在民族独立的战火硝烟中书写了爱国主义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日间发生了两场战争:一场是甲午战争,中国有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龙旗舰队,却败得很惨;一场是抗日战争,中国已积贫积弱,却获得胜利。个中原因历史学家们见智见仁,但有一点是绝无争议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激发状态迥然不同。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核心。鲁迅曾说过:“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离不开民族精神,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同样也离不开民族精神。当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需要弘扬民族精神;应对各种外交挑衅、军事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需要弘扬民族精神;战胜发展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考验与挑战,更需要弘扬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2、任何时代都不能迷失信仰

革命理想高于天。红色胶东之所以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靠的是理想和信仰的力量。因为信仰,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不畏艰险、坚持战斗;因为信仰,四届胶东特委前赴后继、愈挫愈坚;因为信仰,天福山走出四个军;因为信仰,多少革命者放弃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了清贫与牺牲;因为信仰,胶东的76千名烈士献出了他们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

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志即方向、信仰。今天,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生活改善了,我们依然不可因此无视信仰、抛弃理想。“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信仰是植根心底的力量,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支撑人们无所畏惧地前行,激励人们无怨无悔地付出。失去信仰的人生,必定会迷失生活方向;失去信仰的民族,必定没有恒久的前进动力;而一个失去信仰的政党,更不会持久地赢得民心和执政地位。

“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信仰,是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是一座抵御诱惑的精神堡垒,更是一种护佑我们到达彼岸的精神力量。“四个自信”的信仰,是一种为我们提供不竭动力与战略定力的源泉,有了它,我们就能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梦的信仰,鼓舞起我们“民族复兴有我在”的豪情,激励着我们义务反顾地行进在复兴之路上,不管我们走的有多远,都不会忘记初心。坚守信仰,我们将战无不胜。

3、任何时期都不能忘记“人民至上”

战争是炼狱,亦是熔炉;人民是大地,亦如钢铁;民是水党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年,红色胶东所以红,是党、军、民在战火硝烟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结果。正是凭借这种党民齐心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才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才能无往而不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依靠人民而发展壮大的历史;人民群众成就了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离开广大人民群众,党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

昨天,人民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生死相依;今天,情形若何?假若再次面临生死大难,人民群众还会倾力相助、以命相救吗?虽然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已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了,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理没有变,人民至上的理念不能丢。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丢弃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我们就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忘记来时的路,也将迷失脚下的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中国共产党仍然行进在“赶考”的路上,作为“考官”的人民,无时不在观察我们、审视我们,党要继续立于不败之地,要率领中国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人民为至上,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植根民众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把赢得民众拥护与支持作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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