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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著名诗人公刘相处的日子---【王家泉】

2017-10-13 14:27:23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383

与著名诗人公刘相处的日子

 王家泉

在中华诗歌创作日趋繁荣、高潮迭起的今天,使笔者回想起和当代著名诗人公刘在京相处三个多月的情景,以及他对诗歌创作与生活源泉之密切关系的一些精辟言谈。这里记叙于次,以求与广大诗歌创作爱好者共勉。

1978年春节过后,我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室通知,赴京去给自己的长篇小说作修改。抵京后,由出版社安排,我有幸与著名诗人公刘同住一室。公刘是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来京,为其新创作的叙事长诗《尹灵芝》作修改的。我和公刘的修改作品虽分属两个出版社,但能同住一室,是因为这两家(中青和中少)出版社都隶属共青团中央,同在一个大院(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内),两块出版社名牌一个大门,所以供作者创作和修改作品的两层小楼也是共用的。安排甫定,对能见到并同住一室的久仰大名的诗人公刘,我作为一个文学界的无名后辈十分激动。当时春暖乍寒,从山西忻州(他后来调到合肥的安徽作协)来京的公刘,还穿着一身黑棉袄,他个儿不高,却有着一个大头颅以及浓重的嗓音,除了灼灼的双眼显示着他是个智者,其言谈举止平平常常颇象一个老乡农,无丝毫颐指气使或故作浪漫时髦打扮的大诗人的派头,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距离。相互自我介绍以后,我们安住下来,每晚两张床头靠头睡;两张南北临窗的书桌,每天背对背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修改长篇小说《金色的虎豹岭》,署名王云,19793月中国少年出版社出版)。

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与全国所有领域一样,经历了十年动乱、且受害最深的文学艺术界也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整顿恢复中。可以说,仅就团中央辖下的这两家出版社来说,我们可以认定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应召来京修改自己作品的文学作者。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当时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的年轻作者不同,公刘等诗人、作家(当时同住小楼内的还有:《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和他的秘书俞汝捷,当代文学巨著《创业史》的陕西作家柳青,《彝族之鹰》、《关东演义》的作者沈阳作家杨大群,以及《园丁》的作者天津作家王道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修改之余,一有空闲,就出去拜访在京的领导和朋友,期间也有作家、诗人或朋友来出版社看望。我记得,公刘经常去拜访冯牧,后来得知冯是公刘当年在西南部队时的老首长。有一晚公刘回出版社曾兴奋地告诉我:冯牧透露给他,中央拟出文件为1957年右派平反(即1978年的党中央55号文件),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其内心的激动之情显露无遗。来会见公刘的,我记忆中有著名诗人顾工、邵燕祥、邹获帆、作家彭荆风、白桦(白桦和公刘是部队进军大西南时的战友)等人。这期间,我也从公刘那里,听闻到不少文学艺术界的轶闻趣事。当然,每天修改作品之余的晚上,我们头靠头临睡前,谈得最多的仍然是文学创作的话题。由于我来自上海,并且我最初从作品中认识的公刘,就是在他写的《上海夜歌》的诗中,话头就从这首诗开始。记得相识当晚,我就曾给他背诵过这首不长的诗歌。因为在《上海夜歌》中,他对大上海的夜景描写留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黄浦江畔上海海关钟楼的细节描述,至今难忘:

时钟和分针/像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如同一幅垂帘/上海立即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灯的峡谷,灯的河床,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

整首诗作仅十二行,却多么形象而又生动地讴歌了解放后大上海的繁华灿烂的、新的、动人的夜景啊!从这里,可感受到诗人公刘捕捉生动细节的功力,而这正是他对生活场景观察入微和长期积累的结果。

由这首诗,公刘谈起了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实践、离不开对生活细节深入观察的话题。当然,文学创作需要想象和意象,但前提和基点依然是离不开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学作品得以成功传世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深入细致的体验观察也是要义之一。上海解放后,一扫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奢靡风气,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一个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新上海呈现在世人面前。在眼花缭乱的大上海的万千事物中,诗人公刘独具慧眼,他用自己这首《上海海关钟楼》的创作,其中对时针和分针的比喻以及新上海夜景的描绘,最佳地诠释了鲁迅先生对我们的教诲:“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的创作真谛。可以说,公刘这首《上海海关钟楼》诗作,典型而又完美地成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范例。

在和公刘相处的日子里,我逐步了解了他的经历(他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后的坎坷历程这里不提了):公刘是在广州解放后,由香港回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就跟部队进军大西南的。正是这段时期的西南边陲的军旅生活给了他汹涌如泉的创作灵感!他先后发表了表现转战和守卫在边疆的解放军官兵生活的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和《西盟的早晨》以及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边地短歌》。这些充满了边疆战士浓郁生活气息的诗歌,不仅使他成为全国解放后最早获得较高评价的诗人(当时他的《西盟的早晨》就获得了大诗人艾青的激赏,亲笔写了评论《公刘的诗》,在《文艺报》头条发表,而据说艾青是从不为人写诗评的),也成为其后众多军旅诗人的创作楷模。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他又领衔参与了聚居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撒尼族人的民间长诗《阿诗玛》的采风、收集、整理和再创作(与黄铁、杨智勇、刘绮共同整理)。之后在长诗《阿诗玛》基础上改编(1954年由文化部电影局的陈荒煤指定公刘为《阿诗玛》由长诗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主要编剧)摄制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阿诗玛》,不仅映遍神州大地,还风靡全球影坛为国争了光,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说起《阿诗玛》,我自然也是熟悉的。我不仅在少年时代读到过在《人民文学》杂志(这本杂志我珍藏了很久,直到“文革”中被红卫兵闯入家中将全部书籍一起抄走)上发表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更是以满腔兴趣和爱好观看过电影《阿诗玛》,也正是从银幕的创作、制片人员名单上,加深了公刘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公刘曾和我叙述过为了整理创作好长诗和改编好电影《阿诗玛》,他与几位同仁在当时军区政治部的安排下,为加深对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了解,他们横越广西,取道贵州册享、安龙、兴义进军云南罗平、师宗、陆良、路南、宜良一带,深入大面积的喀斯特地貌和方圆数万里星罗棋布的“石头的树林”(即云南“石林”)中,去寻觅那包着绣花头帕、穿着麻布褶裙、沿途献歌献舞的“阿诗玛”们,探寻着阿诗玛和阿里的足迹,深入到他们的情感生活中去。公刘曾生动地给我讲了一个文学创作离不开对生活细致入微观察的例子:撒尼人在口头长诗中曾用“落日的影子”来比喻阿诗玛的头发。公刘开始不解,后来深入观察,他发现撒尼女子的头发真的几乎无一例外地略呈暗红色,并且显得干燥而蓬松,透露着她们居住在云贵高原上的生活艰辛;同时当落日晚霞照射在圭山(云南撒尼人的主要聚居地)的红壤土地上,再经过折射,在她们的头发上也真的是会映衬出一片暗红的影绰,真像夕阳的红色余晖落在了她们的头发上,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当地的人文地理特征。这一发现使公刘恍然大悟:啊啊,“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原来竟至于这样的密切与忠实!”而且这个“落日的影子”比喻在《阿诗玛》的民间口头传唱中早已就存在了。这给公刘的启示是深刻的,也是震撼的!正是从学习、整理、创作长诗《阿诗玛》和改编电影《阿诗玛》开始,为他对生活情景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再创作于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诗人创作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丰富了我国的现代诗坛宝库。可以说,叙事长诗和电影《阿诗玛》的成功,充分证明了马列主义作家恩格斯的经典论断:“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和公刘相处的日子里,话题自然也离不开他正在创作、修改和进一步润饰的新叙事长诗《尹灵芝》(公刘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1月出版)。这部长篇叙事诗描述的女英雄尹灵芝,是中共党员,当时是村妇救会副主任。1947年为保护公粮和群众转移,被阎锡山匪军和复仇队枪杀,牺牲时年仅16岁,是一个刘胡兰式的英雄。尹灵芝出生地在山西,公刘在被划成右派下放改造的地方也在山西忻州(公刘1978年初来京前的身份是山西忻县文化馆的一名下放人员,具体职务是杂役工)。于是,公刘就趁边改造之余开始搜集有关尹灵芝的史料。他只要有节假日,就会不辞辛苦地专程去尹灵芝的出生地山西寿阳县赵家垴村采集尹灵芝的史料,不仅走访记录当地的村史、革命历史纪念馆,还遍访老人、妇女,特别是当年与尹灵芝有过密切接触的老年妇女们,详细记录了尹灵芝的音容笑貌、为人处事、邻里姐妹关系,等等细节,为创作长诗《尹灵芝》作了丰厚而又细致的素材积累,使他成功创作、出版了诗集《尹灵芝》。

我们在京完成各自的创作任务分手后,公刘曾多次来上海,我曾陪同他去拜晤过艾明之、白桦爱人王蓓,以及应上海作协邀请陪同公刘去巨鹿路675号开了一个与上海部分诗人会见的小型座谈会。会上,他再次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生活源泉的密切关系,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了诠解,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记得当时的小型座谈会上,参加者有宁宇、仇学宝、居有松、郑成义、陈晏、萍之、谢其规、李根宝等人,还有一位上海财经大学干部周关教,他是一个歌词作者。他们大都是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工人诗人,当年他们都是活跃于上海诗坛的一批作者。因此,与会者对公刘娓娓讲述的这个生活源泉与文学创作的命题都深有同感十分赞成,同时大家也表达了对他和他诗作的仰慕之意。但谈起自己的诗歌创作,公刘是十分谦虚的,他说“我毕竟不是旷世奇才”,又说“既然当诗人,理所当然得当一个像样的诗人,当一个后代子孙引以为荣的大诗人”。他曾对我谈起他的追求(后来他调到安徽作协,1987年春我正好有一次机会公差去合肥省人民政府拜见采访杨纪珂副省长,工作之余顺便去看望公刘,他又给我谈起他的这些不懈的追求):追求真诚,追求美,追求朴素,追求新鲜感,追求“化”(即“洋为中用”),追求容积,等等。并一一给我诠释。其中特别是“追求朴素”,他说:“朴素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我非常信服巴老的一句名言:无技巧是最高的技巧。我相信巴金同志不只是单指小说而言,他指的是整个的文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六个追求,贯串了诗人公刘一生的全部诗作,他以自己勤奋的创作实践,为我们如何创作并写出好诗歌做出了表率。

公刘不仅是个诗人,也是散文随笔作家、小说家,在这些文学领域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有着其鲜明个人风格的和强烈时代色彩的作品,他和他的作品不愧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又一颗璀璨明珠。如今大诗人公刘已驾鹤西行,但同古今中外所有的大诗人、大作家一样,从生活的源泉中汲取创作灵感,应是公刘等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吧!

2017.8.3再改于上海

作者简介:

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财经研究》编辑。曾任《上海企业家》杂志编审,现为上海申茂电磁线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顾问、《申茂新报》主编。曾先后创作和编辑出版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专著十余部。

责任编辑/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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