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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真理---【李海文】

2017-11-29 09:18:2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544

寻求真理

——  李雪峰回忆录

■ 李海文

二年以国学为主,梁启超、胡适的著作是启蒙

我于1907年1月19日(清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初六)出生在永济任阳村。原名张青巽,字柏枫。5岁上学,老师是老秀才,有学问,人很好。11岁到外村上学。16岁毕业当了两年小学教员。1925年到太原考入山西国民师范。

国民师范是阎锡山1919年6月办的一个学校,以后才取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崇尚军国主义。他极力鼓吹日本的军国主义理论,主张中国走军国主义道路。写过一本书,我们都念过这本书《军国主义谈》。他认为日本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归功于小学教员。他办国民师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军国民思想的小学教师,想通过小学教员搞军国教育,普及教育。因此在该校中专门设有军事课,配备有军事教员。

开始是军事编制,班叫队,短期的,两年毕业。徐向前毕业于这种两年制班。正规化了,学制改为5年,队改为班。薄一波、程子华是五年制班的学生,他们都没有毕业,程子华上了黄埔。薄一波参加革命,1927年国民党清党(清除共产党)时就跑了。

到我进入国民师范时,1924年改成新制,6年制,分前期师范、后期师范。前期3年学基础课;后期3年学专业课,分为文史科、艺术科。学校校长是和阎锡山一起留学日本、一起搞国民革命的赵戴文。学校管理很严,课程除了军事课、文化课外,还办有实习工厂、农场,让学生实习。我报了制笔厂实习,学习怎样造毛笔。

国民师范目标是培养小学教员,毕业可以升师大,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先念国民师范,后念教育学院,我在太原念了十年书。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是个穷师范,好处是全部官费,每年发统一制服,一套军服,叫做(丘八服),挺傻的三眼鞋。每月发三块八银元饭费、食堂。不管怎么困难,我们平均下来每年要花五、六十块钱。五、六十块钱干了什么,都买了书了。

学校学习什么,这时思想开始变化。进师范的人都是比较穷,地主出身也都属于小地主,穷人多。国民师范有一句话,叫做:成立了国民师范,太原市拉洋车的少了一半。我们进去的时候,正规化的程度高,教员水平高,师范大学毕业的、写过书的、兼课的多,也兼第一师范的,进山中学的。课程语文,心理,教育系统的都有。学制分前期后期,类似初中、高中,是三三制。前期是基础课,四个班一样。后期分科,文史科,数理科,艺术科。艺术科包括写字、画画、手工、体育。

在国民师范6年,是我真正开始认真读书的时期,是我一生的关键。在前期师范的3年中,我偏向于文科,对作文、诗集感兴趣。到后期师范时,我自然选择了文史科,把精力放在文史方面。这一时期开始读的书以国学为主,没有人指导,从书里边找书,范围也大。

过去在小学念书,一类书叫做小学,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三种差不多各学校都有,再往下就看教员而定。正规的上《四书五经》,主要就是读后人的集注,就是注释。这是从明清传下来的。科举考试都是对《四书》的解释,以集注、注释为标准。然后念《诗经》、《书经》。有的先念《书经》《左传》,《易经》就比较高一些了。《左传》是讲历史。《书经》就很难懂。《诗经》,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讲“诗”是作为“经”来讲的,都用集注。《诗经》有四本,我背的熟的是前两本,第四本都学了,但背得就差了。其他的书都能背。过去学校开讲得少。我当小学教员时有一点突破,读《四书》,打破了集注的传统,吸收了清朝研究经书的传统,现在叫汉学、朴学,吸收了里边若干不同的论点。《四书五经》经文一样,集注不同。知道南袁北纪,乾隆时的两大才子。南袁是袁枚。北是纪晓岚,《四库全书》总裁。这两个人念书念得最多了。当时我不知道《四库全书》是做啥的。自己感觉很好。小学不太懂,但用过一番思想,甚至背了,到了国民师范后,有了新的环境、新的东西,这些知识很快就活了。

前期师范以基础为主,我学得不错,舆论很好,念书多,自信,雄心很大。后期师范分三科,我报的是文科,以学文科为主,捎带理科。一开始连理科的书《化学概论》我都看。搞了一段不行了。数学、英文丢了。哥哥和老师讲两条,第一,你要有主张,你搞什么,重点是什么。第二,课堂与创新。当时除了国文还有国语,国文是文言,国语是白话。国文国语、算术这两种是基础,每天晚上都要学。其他的在课堂上学。老师讲的哪一段没听清,哪一段很重要,稍微一翻就行了。晚上自修两小时,到了时间一吹号,就熄灯了。数学一礼拜只有三、四堂课,我只学到代数,几何没有好好学,三角就没有了。数学有好多公式,不死记不行。我一听就懂,觉得很容易没有死记,越往后越跟不上,因为公式是一个套一个的。将来教书,咱也不教那个,能够应付就可以,所以就把数学丢了。英文,我们班有人学英文,那人晚上念的是英文,我们看的是国文,时间矛盾了,把英文甩了。功夫花在文史地,特别是文史,那个时候叫国学,一展开包括考证、历史等等,这一类书多了。我不知道念了多少种,自己除了饭钱都买书了,爱书爱到什么程度,这书念了非买不行,买不到,觉也睡不着。

国文老师有的很有名,有做骈体文的,有做散文的。白话文教师没有著名的。除了少数的教员以外,多数人是应付性的,

前两年我以国学为主,念的范围比较广,包括读唐代、清朝的书,繁琐的考证,甚至一部分考古,什么东西我都碰,所以念得也多。国学除了经以外,还讲历史,如二十四史、史评、史学理论,比如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史学评论,刘知几有他的评法,章实斋有他的评法。章实斋也是胡适推重的,他写了一本叫《章实斋年谱》。清华的一个学生,叫做铭名达写《增补章实斋年谱》。后来合出了一本书《章实斋年谱》。我们从《文史通义》中确实感觉到章实斋这个人胆子很大,他敢于评论,敢于突破若干的观点,无论讲政史,特别讲地方志,他对地方史的重视。这样史学面宽了,把我的思想引导的比较宽。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清朝乾隆年间汉学家,称为段二王。段玉裁研究《说文解字》,搞过平定州的州志。戴东原说段玉裁写过汾阳府的府志,我在太原还找过,书没有找上。以至于他们讲到郑樵的《通志》,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讲到文物经典又连到另一方面去了,我的兴趣不在那,就没有念过。总而言之,这两年的时间以国学为主。

自己念书,不断定计划,不断地改,因为是以书教书,随着兴趣走。我喜欢追根,上下左右,特别是很喜欢论战,对手,你讲什么,人家是讲什么了。所以这些方法对以后做革命工作起了一种无形的影响。

引导我们是梁启超、胡适的著作,是启蒙性的。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我们买不到,买不起,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我们念得挺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到念书的方法,思想的方法。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他讲戴东原,当然都属于资产阶级,但是他讲了很多中国的书,特别是国学目录,一部分外国书。胡适有《最低限度的国学目录》。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胡适在《戴东原哲学》一书对戴东原评价都很高。戴东原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为买这个书跑遍了各个古书店也买不到,后来发现了一种木板的,挺贵,经过一番周折买到了。还有《原善》《绪言》都念了。清朝考证学现在叫汉学。戴东原就不同了,除了继承学术的渊源、考证学以外,明确批判宋朝的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所以后人说他是清朝乾嘉大学者。乾隆嘉庆一批人学者,称为诸老,主流叫汉学。戴东原批判宋朝理学,反对理学家的“去人欲,存天理”。他有哲学,思想就高一步。这对我的思想是很大一个解放,从《四书五经》集注、注释中解放出来了。清朝否定宋朝的理学,虽然还是讲儒学,戴东原主要是讲儒家,但认为应该还儒家本来面目,将儒学跟佛学区别开来。他认为理学是杂糅了这两家,浑然一体,现在应该把它完全分开,讲清两者的区别。儒家佛家两者相互影响,但是不应该是把佛学的许多东西强加到儒学里边来。他特别分析宋学只讲天理,不讲人欲。戴东原讲得也精彩。后人引用他的书,引用这一个观点比较多。实际上这一本书还包括了其他的内容,一直到现在,对这一本书的论述讲的比较窄。

戴东原恢复到汉学,再从汉学往前追,这就追到战国先秦。再往前推,乾嘉学者没有搞。到了清朝的末年,联系到当时爱国的形势,有个新的结论。梁启超的议论表面上看是复古,以汉学来否定理学,都是讲儒学,实际内容相当不同。研究的结果,思想越来越解放。这对我们有启发,以复古为解放。我们思想上、学习就有了新的门路,不是很简单的崇拜一家。到了现代,这就引起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大怀疑。

梁启超开了中国国学初学的目录,引起一些人的批判。因为梁启超是向中国的留学生介绍的,他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学生,要到外国去,应该先念中国这一批书。我一看范围就很大。反对他的有吴敬恒(吴稚晖)。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吴敬恒是清朝的举人,主张维新,反对过孙中山。只知他是国民党元老之一。1905年在伦敦和孙中山会面后加入同盟会。吴敬恒很尖锐的反对梁启超开的书目,写了一篇长文章,最重要的内容是说,不应该让学生到外国去求学时,背上还背了这么沉重的包袱。什么叫整理国故?等外国人侵略时,我们也能用枪炮抵抗得住敌人,那个时候再回头整理国故毫不嫌迟。他的这个观点,引起我们思考,现在整理国故有没有必要?

六君子谭嗣同的《仁学》念了,他著名论点就是冲破一切网罗,要冲决升官发财的观念,打破沉溺于考据学的“俗学”的束缚,反对玩弄文字的古学,冲决君主制度、伦理纲常、天命和佛法的网罗。这对我以后革命起了作用。

胡适著作,我们接触早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个书我大概念了那么两三遍,开始读不懂,特别讲到先秦的名学。这涉及到集注、注释,引导我们看先秦的集注。我们的先生们,有些人对这方面也有研究。胡适这个书只写了上卷,只写到先秦。我们希望他能够出下卷,始终没有出。暑假,有外面来的老师讲学,我们听了觉得还不够,以至于跟一些同学到人家家里去请教。有人讲,胡适对佛学没有研究,到南北朝,接触到佛学就不行了。以后胡适又写了一本《中国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上卷。其他文章也还写了若干。

胡适研究历史,讲古史,从批判儒学一直到古代史。有些人对古代史疑问很多,如钱玄同,钱三强的父亲,旧学的根底比较深,但是《新青年》杂志出版以后,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批判古代东西,认为可疑的东西越来越多。连姓也不要了,名也改成“疑古玄同”,有人批评他,连“钱”也不要了。可见那个时候的风气是很尖锐的。

胡适认为中国古人,所谓三皇五帝唐尧虞舜,是一层一层积累起来的古诗传说。最可笑的说大禹是个虫子。禹者虫也。没有禹这个人,大禹治水更不可能,历史上没有。引起很多人反驳。研究学术扩展到古代史。资产阶级学者解放思想,解放到否定民族的传统。顾颉刚主持《古史辩》。当时引起我兴趣是一本《古诗讨论集》,大概1922年或1923年出版的小册子,集中了两家辩论的一本书。我们念这个书时比人家争论的时间晚了一些。就很想找顾颉刚编的《古史辩》,据说1926年出了第一本以后,接着还要连着出。当时知道有这么个事,但是书却找不到,图书馆都没有,在国民师范图书馆没有找到。

看了《古诗讨论集》以后,我对社会争论,对有这方面内容的书就比较注意。如1923年11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关于科学、玄学的的辩论。从此,对有关争论的书就比较注意,如李何林编的《中国文艺论战》。鲁迅批判,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讨论。经过一段酝酿,逐渐的对于整理国故,对中国这一套旧的,慢慢的、大大的减低了兴趣,也有了更多的怀疑。

这是一个范畴,从研究科学,一步一步的发展,引起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个论战。一方面说明我们要解放,要改革,要清算,要总结。

另一方面,批判所依据现代的观点都是从欧洲来的,都是学了资产阶级若干的观点以后,不同的学习,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运用。这引起我们想读外国的东西,那个时候念得很少,因为书也少,我们又看不懂原文。但是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知道这些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些著作又引起了一个新的波澜。

这一段读了两年书,接触了许多的方面,但是还谈不到真正读书研究,没有人介绍,老师没有一个人说对此知道的。学生嘛,你怎么努力,也不是那么系统。看过什么书以后,自己念书,书里边讲书,从书里边找书。

我念书的时候,正是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尽管埋头念书,随着社会的影响,同学们的思想不能没有反应,学生里情况很不同。我们念书,思想得到解放。也读了一些当时书,比如讲共产主义的书,介绍国民党的书。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有关“解放”与“革命”等内容的书报。当时对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一套从思想上讲很反感,而对学术、学者比较尊重。

有一批人反对共产主义,给共产党造谣,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那么,什么是共产?有人写小册子,讲共产非共财,他讲的“产”是财务,我们共产党讲的“产”是生产。那个时候的内容后来看写得非常简陋,但是当时有它的作用。有些同学倾向国民党。有一些人说共产党有什么主张。他说你别听那个,那是造谣的。其实,他对国民党也搞不清楚,只是赞成国民党革命,只是有那么一个倾向。同时共产党从1925到1927年有很多的活动。所以我们学习也不可能真正的完全关门,但是大体上我们是脱离大革命行动,埋头念书。之所以如此,与我们前面讲的,当时念书很不容易,几乎在家里面就出不来了。求学还有若干困难,必须解决,难以顾及其他。另外,无论是对北洋军阀,还是对国民党,大革命失败批判叫做新军阀的国民党,都比较反感。当时思想对学者、学问、学术比较尊重,专心读书,大体上一两年为主。这个读书与在家乡不同之处,砸了很多旧的东西,思想得到解放。

狼性团队纪事三:相互沟通交流、不断学习进取的年轻人。

这天,惠宝去奔中山二号隧道进口例行检查,还没走到洞口,就远远地看到正排队进入隧道换班的作业队人员里有个员工没戴安全帽。因为进隧道员工都要戴白色的安全帽,只有他的脑袋是黑色的,因此惠宝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惠宝快步走到作业队前,违背了他自己定的高原走路“步子要小、节奏要慢”的“硬性规定”,也顾不得正大口地喘气,就叫停了往洞里走的队伍,叫没戴安全帽的员工出列。责问他:“为什么不按规定戴安全帽?”

这位员工一摸脑袋,这才发现自己完全是粗心大意疏忽了,忘戴了安全帽。他知错认错,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没有任何理由争辩。

既然是这样,惠宝又狠狠地批评了带队的作业班长:“带队为什么不认真检查?知道这样的危险后果是什么?”

惠宝责成作业班长作检查,员工现场改正,记警告一次。全队再检查一遍安全佩戴再进洞。他说:“晚几分钟换班不要紧,安全出了问题,就有可能人进洞了,却再也出不来了!”

因为是雪域青藏高原,因为环境艰险、气候恶劣,因此中铁一局拉林铁路工程一分部年轻人居多,许多都是80后、90后。从这件小事上,惠宝意识到年轻人的优点是他们正年轻,缺点却是经验不足。惠宝看到这一点,加强了团队成员的学习交流,增加相互沟通。

惠宝给年轻员工到拉林铁路上的第一课,就是学规章制度以守严明纪律,学技术规范以保安全质量。惠宝说:“如果员工不懂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我们管理者应当负管而不教的责任;如果员工懂了还违反,那我们管理者应当负管而不严的责任。”

工程前期,一分部强化制度建设,结合公司管理手册和高原现场实际,细化了架子队管理制度、项目成本核算制度、工程变更设计管理办法、劳务队伍管理办法等,使管理人员和员工都有章可循。在施工期间,一分部注重员工和劳务工的技术培训,通过集中培训、个人自学、你问我答、小测验、师傅带徒等多种方式,提高职工的操作技能、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深化标准化管理,从而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作业队分班作业,我出洞子休息了,你又进洞干活了,同在一个作业队互相不认识的情况都有。年轻员工说,我们在学习中不但增长知识技能,还增强了相互间的沟通、了解和交流。大家感到能在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生活,那就是缘分,那就是情谊。几十年过后再来看,那都是满满的美好回忆,现在就要懂得好好珍惜呢!

狼性团队纪事四:领导率先垂范、员工紧紧相随的团队精神。

一分部的员工都知道,如果要找分部的领导,在办公室十次有九次找不到。因为他们都在隧道里、在涵洞下、在路基上、在施工现场。惠宝有句常说的“名言”:“工程管理的最佳地点不在项目办公室,而是在施工现场。”

在一分部的施工现场,总能看到头戴安全帽、脚蹬防水靴、身着工作服的项目经理和副经理们和员工一起作业。都说雪域高原修建拉林铁路多么难、多么险,危急关口,领导率先垂范的带头作用,是现场管理的应有之义。因此,上拉林铁路伊始,惠宝就给项目部领导团队成员制订的施工现场领导带班制度,并且自己带头执行。两年多来,领导带班已经三百多个班次,既现场解决施工难题,又大大地稳定人心,鼓舞士气。

90后小张家在陕西,小伙子听说项目经理惠宝也是陕西人,两个人攀上了老乡。小伙子听到惠宝的成长经历,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也要跟惠宝一样干出个模样出来。惠宝也挺喜欢小张这个小老乡,经常给他讲施工上的事。小张第一次上工地就来到雪域高原拉林铁路,从没进过隧道,第一次进隧道小张心里十分胆怯,担心洞子里的石头会不会掉下来?担心爆破会不会把洞子震塌下来?可是看到大步走在他前面的惠宝经理,小张紧张不安的心慢慢地踏实下来了。每提起初次进洞的心理状态,小张都很不好意思,他说:“看到惠宝经理立标打样走在前面,我还有什么好说的!紧跟着就是了。”

一分部的劳务工大都是农民工,春节是他们辛苦一年该回家过年和家人团圆的节日了。可是拉林铁路建设工期紧,高原冬季的严寒对隧道施工影响不大,为了保证工期,惠宝和项目团队成员研究,决定春节不休假,奔中山隧道施工春节不能停,大家在高原继续奋战。

听到一分部的这个决定,这天上班的时候,一分部驻地来了几十个农民工,把几个项目经理的办公室几乎围了个水泄不通。惠宝以为农民工是来上访的,急叫班子成员分头接访,及时化解矛盾在现场,绝不能将矛盾上交到指挥部。

谁知农民工听了惠宝给副手们交待任务,纷纷大笑起来。他们说:“我们不是来上访的,我们是请战来的。”

“请战?请什么战?”

“听说分部决定春节不放假,隧道不停工,那我们也不回家了,要求春节和你们一起坚守高原,我们请的就是这个战!”

原来是为这个,惠宝松了一口气,但还是要项目经理们分头接访。只是接访的目的不是解决矛盾,而是解释隧道施工要不了那么多人,劝说农民工该回家的还回家。出来打工一年了,家人也都盼着呢!

最后,一分部施工作业队四百多名农民工,二百多人都坚持留在工地过春节,隧道施工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找舅)”。

接着惠宝宣布:不回家过春节的职工,尽可能地让家属能来高原工地上探亲团聚,往返车票项目部全额报销!

农民工一阵欢呼!

惠宝又宣布:经项目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给在高原过春节的员工和农民工一视同仁,一律给予节日补贴。

农民工又是一阵欢呼!

这年春节,惠宝在工地和大家一起过春节。除夕之前,惠宝和班子成员一起,把新鲜的肉、蛋、奶、礼品送到各个隧道作业队,慰问来队探亲的家属。农民工激动地说:“有这样的领导关心爱护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们再苦再累,也值了!”

靠科学的管理,靠团队的力量(这两点是项目经理惠宝的概括,员工们还补充了一点:靠领导的带头作用),中铁一局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一分部的工程进度走在了前面。截止2017年4月25日,当年累计完成产值8613.5万元,开工至今累计完成41089万元,占任务总额的49.4%。

2016年,中铁一局在铁路总公司拉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评选获得的六个奖项中,惠宝带领一分部就获得了五个。在中铁一局集团的优秀项目部评选中,惠宝带领的拉林铁路一分部获得了第一名。也在这一年,惠宝个人荣获了全国“火车头”奖章。

面对各级领导的众多赞誉,面对各路媒体的众多采访,还有同事员工亲朋好友的点赞,惠宝的“获奖感言”是:“既然管理和人类的社会活动相始终,管理艺术又何曾有未期?我还在求知、探索、实践。拉林铁路还在建设中,现在还不是我们喝庆功酒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紧紧依靠管理的创新、科技的运用、智慧的发挥、经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力量,去解决各种难以预料到的施工难题。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与拉林铁路同前进,与雪域高原共成长。”

这又何尝不是惠宝管理艺术的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呢!

责任编辑/卢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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