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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本:塞罕坝---【蒋巍】

2017-11-29 09:19:4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750

——   有关“金木水火土”的故事

■ 蒋巍

两个地名发生巨大的撞击,火光四溅,石破天惊,掀开了历史的全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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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先贤无比智慧,早在数千年前就提出“五行”之说,即大千世界是由不断循环运行、相生相克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的。孔子说:“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这个“行”字,揭示出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理念,即万事万物都在运行和变化之中。故《周易》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先贤这些学说主张,无不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和经天纬地的大智慧。此刻,当我的目光穿越时空,探寻着塞罕坝的昨天和今天,我惊异地发现,这里所有的故事都与“金木水火土”有关。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与中国十大沙漠之一——内蒙古高原上的浑善达克沙地接壤。地貌以高原和山地为主,海拔最高近2000米。历史上,这里森林广布,水草丰茂,鸟兽出没,气候温润。清王朝曾将这一带设为皇家猎苑,人称“木兰围场”,百姓禁入。每逢夏秋时节,前后几代清帝都曾带着王公大臣、后宫嫔妃和大批八旗精锐北出承德,来此避暑狩猎。看着皇上身披金甲,纵马放鹰,弯弓飞箭,前方草丛中的马鹿或野猪应声而倒,士兵们三呼“万岁”的声浪震天动地,可以想见那是怎样热烈豪迈的天朝盛景啊!1690年秋,蒙古准噶尔部首领葛尔丹发动叛乱,康熙大帝在此处的点将台(亦称亮兵台)举行沙场阅兵,大军随即北上,在乌兰布通全歼葛尔丹叛军两万余人。今人为纪念此战,在点将台筑有威风凛凛的康熙大帝坐像,现已成为塞罕坝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

1840年以降,经历了屈辱的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大厦将倾的惨淡景象。国库空虚,皇上无心游乐,遂于1863年下旨将木兰围场开禁放垦。很快,斧头与大锯、征伐与荒火蜂拥而入。进入20世纪,中国战乱频仍,烽火连天,且遭日寇长达八年的疯狂掠夺,人们惊恐地看到,塞罕坝的大森林排山倒海地倒下了,沙尘暴遮天蔽日地站起来了。没了森林的保护和滋润,大地沙化,气温骤降,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3度,年平均气温至零下1.3度。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呼啸着掠过大地,仿佛大自然悲切的哭号。无树无草无水无田,百姓们不得不纷纷逃难,饥饿的狼群一度成了塞罕坝的霸主。再往后,因生物链中断,狼们也远走他乡,贫瘠的大地只剩下成群结队的老鼠了。

悲乎!不足百年,“美丽的高岭”便梦碎荒原,沦落成“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苍凉大漠和一座座乱石嶙峋的“大光顶子山”。

毁掉人类的家园,其实是轻而易举的。

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生态之痛。1956年,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口号。从此,重整山河,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中国领袖率先垂范和持之以恒的国家行动。

1961年10月,塞罕坝已是冰天雪地。林业部国有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后为林业部副部长)、38岁的“老革命”刘琨率队前来考察,进入茫茫荒野,无路无车,只能骑马。连续三天穿行在风雪飞沙中,刮得大家满身黄尘,从棉袄到内衣,一抖一股尘烟。考察完毕,刘琨忧虑地说:“这里海拔接近1500米,北京海拔只有40米左右。沙尘暴刮到北京不是扬过去的,而是居高临下,成百吨成千吨砸下去的。如今北京的老城墙都拆了,城区无遮无挡,风沙天越来越多,这种状况必须全力遏阻,尽快改变,否则首都早晚被黄沙吞没。”

当地干部摇头叹气:“老天爷的事情,咱们管得了吗?”

刘琨17岁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人难免脾气火暴。他大眼一瞪,说:“共产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

在座人当笑话听了,无不哈哈大笑——今天证明,刘琨说对了。他接着说:“防沙防风的唯一办法就是种树固土,把森林恢复起来。中国五行说‘土生金’,没土哪来的金?如果大风把表土都刮跑了,沙漠直逼北京和中原,不要说老百姓的日子没法儿过,新中国还怎么面对世界啊?”

刘琨的考察报告惊动了中南海。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下决心拨出一笔巨资,在河北北部开展大规模的防沙造林。林业部随即召开专门会议,商定调集一批精兵强将,在塞罕坝等荒漠化严重的地方筹建5个大型机械化林场,以弧线方式构筑一道保卫北京、造林固土的防线。

计划雄心勃勃。遗憾的是,数年后因资金困难、环境恶劣和时势有变,“文革”中其他四个林场都不了了之,只有塞罕坝林场像一支瘦弱的孤苗,在漫天黄沙中摇曳着。

大漠长空,一只孤雁,命悬一线。

“土生金”——我们的老祖宗说得太对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寸土寸金的家园。无土何以为家?无土何以立国?土就是我们的家国之基。但年复一年、愈演愈烈的荒漠化,把我们的沃土不断刮到千里之外或冲入江河湖海。2017年8月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出一则报道称:“去年,在国家科学资金会的支持下,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的科学家分析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尘土成分……他们发现,尘土中的一些物质来自中国戈壁和蒙古,另外还混杂了加州中央谷地的尘土。该研究不仅有助于解答专家的以下问题,即内华达山脉充斥着红杉和松树的针叶林如何在缺少养分的花岗石地区生长了数十万年,也能解释它们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

换言之,就是从中国戈壁大漠刮走的滚滚风尘“养活”了美国森林!

青年毛泽东曾就中国革命的前途发出一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就生态保护而言,我们仍须面对和回答这惊天一问。

—— 民族之脊

倾全党全民之力,保住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福祉、国家未来的命运大决战。

在塞罕坝,这场大决战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那是1962年3月,一群身穿羊皮大衣、足登毡疙瘩的汉子顶着凛冽寒风,趟着没膝深的雪从历史深处走来。白天,他们搭起了第一个窝棚,傍晚,他们升起了第一缕炊烟,夜里,他们点燃了第一堆篝火。这一切都是有历史意义的——他们的行动标志着国家林业部规划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篝火旁,除了年轻的场部秘书,还坐着林场的第一任领导班子成员:党委书记王尚海,原承德专署农业局局长;场长刘文仕,原承德专署林业局局长;技术副场长张启恩,原林业部造林司工程师;副场长王福明,原丰宁县副县长。

前两位是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的革命者,张启恩是北大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此前他们都在城里的大机关工作。但是,党一声令下,四人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到了坝上。篝火旁,他们像指挥作战一样摊开一张新画的林场地界图,秘书惊叹:“天哪,140多万亩的荒野秃山,都种上树要多少年啊!”王尚海毫不在乎:“管它呢!这就像打仗拿山头,拿下一个是一个!”接着他们议定:开春就干,没有树苗先跟外地借,机械没到人工先上。4月下旬,春天到了。四个光杆司令扛着铁锹,率领收编的地方林场员工和周边人民公社的数百名社员,举红旗牵骡马,呼呼啦啦开进荒原,打响了改天换地的第一仗,二十几天造林1000亩。瞧着绿油油的小树苗一排排站立在新土上,王尚海拿旧军帽抹抹额上的汗,喜滋滋说:“20年后保准站起一片好林子!”

得。没等到20年后,仅仅20多天后,90%以上的树苗都蔫头耷脑枯黄了。王尚海气得嗷嗷叫:“娘的!我就不信这个邪,明年再来!”按老习惯,他发火时常把桌子拍得山响,但在塞罕坝他改了,不拍了,因为窝棚里没桌子。

9月,让领导班子最为振奋的是,林场第一批新生力量乘着数台大解放到了,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72名大中专毕业生。当时,面对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山野岭和眼前歪歪扭扭的马架子、地窨子和帐篷,这群年轻人吓呆了——这与他们想像中的机械化大林场完全是天上地下。有的女孩子缩在大解放车厢上,抱着行李呜呜哭,就是不肯下车。王尚海脸色铁青,但憋着没发火。抗战时他当过县游击大队队长,曾一夜之间炸掉鬼子四个炮楼。他知道怎样动员和教育新兵。后来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激励不必细说了。这些学生战胜了最初的畏怯与动摇之后,绝大部分落地生根,与242名当地职工并肩奋战,成为塞罕坝林场第一代创业者。曾当过副场长的赵振宇回忆说:“上坝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住进一个大地窨子,两边是炕,各睡10个人。我和董万科是好朋友,睡觉铺挨铺。有天晚上他刚睡着,觉得身上冰凉。我掀开他被子拿手电一照,见一条蛇盘在他身边。董万科嗷的一声惨叫,大家都吓得跳起来了。后来我们给董万科起了个外号叫董仙,意思是那条蛇爱上他了。”

那时的共和国,还笼罩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愁云惨雾之中,缺吃少穿,面黄肌瘦,人们的骨头撞得荒野大漠叮当作响。冬天喝雪水,夏天喝发黄的地下浅表水。一天两顿饭,长年没青菜。入冬大雪封山,职工大半年被困在山里,没电没路,没广播没报纸,完全与世隔绝。晚上想看书或记点儿什么,只能点小油灯。睡觉时要戴皮帽子,早晨起来,眉毛胡子、帽子被头结一层白霜,铺的毛毡冻在炕席上,卷起来得用铁锹慢慢铲。天天跑荒原穿草莽,衣服刮得千疮百孔,不会缝补的男人就用线绳把窟窿扎起来,远看活像一只只大刺猬。一年冬天,一位母亲抱着发烧的婴儿乘车去县医院看病,因为怕孩子冻着,一路把孩子包得紧紧的,到了地方打开小被子一看,孩子捂死了。所有的苦啊痛啊难啊累啊,都可以咬牙忍着,最难忍的就是思亲的眼泪。送到坝上的家书一到就是一捆儿,读到爸妈的字语和关切,心都碎了,这个哭那个也哭,最后全宿舍的小资都跟着号啕大哭。不过,回信中他们绝口不提林场的艰难困苦,最后一句话总是:“一切都好,请爸妈放心!”

1963年春,林场第二次造林1240亩,成活率仍不足8%。连续两年的失败让塞罕坝人灰心丧气,一些人觉得塞罕坝是一片“死亡之海”,没救了。造林没希望,环境又恶劣,投资也不足,林场干脆解散算了,“下马风”一时刮得人心惶惶。

塞罕坝向何处去?成为悬在人们心中沉甸甸的问号。

一天,场部说要开中层干部会,两台大解放拉上大家就走。往常开会都在大食堂,这回是去哪儿啊?干部们好纳闷。一个多小时之后,车到了林场东部的一片荒原。放眼一望,四野空旷,荒草萋萋,只有离车不远的地方立着一棵高大的落叶松。场领导把大家引过去,围着那棵松树站定。王尚海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一个特殊的现场会,主题就是这棵老松树。”

干部们都愣了,仔细端详着那棵落叶松。此树高一丈有余,看样子足有二三百年树龄。皮层嶙峋黝黑,主干粗壮挺拔,不过在1米多高的地方却一劈两半,又在上方合抱成繁茂的树冠。

王尚海说:“因为连续两年我们造林失败,有些同志思想动摇了,甚至公开主张林场下马。听到这些话,我的心情很沉痛。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在塞罕坝种树到底有没有希望?这关系到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能不能完成?我们要不要在塞罕坝坚持到底?看到这棵树,我找到了答案!你们看,这棵树一劈两半,树皮黝黑,裂纹遍布。毫无疑问,几百年来它遭遇过无数次风雪袭击、电打雷劈,但它还是坚强地挺立着,一直挺到今天,哪怕荒原上只剩它自己也绝不倒下。我看它就像我们革命者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面对眼下林场遭遇的困难,我们难道不应该学学这棵松树的品格吗?”

全场静默,只有长风在远处发出尖利的呼啸。

王尚海的眼里似乎有了泪光:“同志们,我是从战争年代烈士堆里爬出来的,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而我还活着,我这条命就是党的!党把我派到塞罕坝,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我王尚海生是塞罕坝人,死是塞罕坝鬼!不把荒原变林海,死不瞑目!”

张启恩说:“众木成林,独木难活。这棵孤立荒原的落叶松能活下来,证明塞罕坝植树造林是完全可行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对于前两年的失败,我和技术人员已经做了深入调研,以往我们在技术上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基本摸清了。事不过三。我相信,明天开春,大家的汗水一定不会白流!”

荒原上响起热烈掌声。后来,这棵傲雪凌霜的老松树一直被塞罕坝人尊为“功勋树”,枝干上飘荡着许多祈福的红布条。

不久,王尚海、刘文仕、张启恩、王福明借着开会出差的机会,先后把老婆孩子从北京、承德和县城带到坝上,户口也迁来了。这明摆着:他们决心把这辈子交给塞罕坝了!领导的行动震撼和感动了全场,“下马风”销声匿迹。

1964年春,以往造林中的一切不妥之处都得到纠正,一切操作都按照严格的科学要求进行:比如,外地树苗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失水,捆放时间过长,容易伤热捂苗等等,相关工作都做了改进。苏联进口的造林机械不适合坡地作业,张启恩率领技术人员进行了大胆革新。塞罕坝土层薄、缺水分,于是树苗根部被裹上一坨含水泥团,再植入苗坑。选苗要选“矮胖子、大胡子”,即苗杆粗壮,根系发达,如此等等。

王尚海亲自四处踏查,最终选定了一片叫马蹄坑的荒地,那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风水宝地。4月20日,塞罕坝历史上最著名的“马蹄坑大会战”开始了,领导、员工和雇来的公社社员用拖拉机和汽车马车推车,拉着行李、粮草、树苗、工具和锅碗瓢盆,像一个古老而血性的部落,轰轰烈烈开进荒地,挖坑设灶,搭棚进住。王尚海的大嗓门儿天天吼个不停,张启恩和其他领导、技术人员一跟到底,坑深、株距差一点儿都不行。奋战20多天造林516亩,过后,王尚海、张启恩他们提心吊胆,隔三差五跑去看,直到张启恩下了定论:“成活率80%以上!”王尚海亢奋得挥拳朝群山阔野大吼一声,好像把两年多来的闷气都吐了出来。吼完,这条血性汉子擦擦眼泪说:“今晚开庆功宴,给大家上羊肉馅包子!”

这一年,正是清王朝开禁放垦的第101年,当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拥有远大目标和坚定意志的人,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没房没屋自己盖,没米没菜自己种,没鞋没衣自己做,他们把塞罕坝变成又一个“南泥湾”。他们开拖拉机加植苗机,像开着钢铁战车,一往无前、气势磅礴地向着茫茫荒野猛烈推进。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革”浩劫中,塞罕坝人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至1976年全场累计造林70万亩,是河北省8个林场中唯一完成造林指标的单位。但此后打击接踵而来:1977年,林场遭遇历史罕见的“雪凇”灾害,57万亩林木一夜之间被压弯折断,15年的劳动成果损失过半。1980年,遭遇百年不遇的百天大旱,12.6万亩树木枯死。塞罕坝人眼看自己用心血汗水浇灌的大片林木毁于一旦,多少人痛哭失声,然后擦干眼泪,从头再来!

植树造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造福子孙万代的伟大事业。此后通过探索和外出取经,一年一次的春季造林又变成春秋两季造林——塞罕坝林场真是拼了!

这是一场悲壮的不屈不挠的战斗,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董加伦,1943年生于济南,1963年中专毕业后和27个同学来到塞罕坝,不久当了拖拉机手。那时他思想单纯,热情能干,苦啦累啦毫不在乎,觉得能挣钱就好。春秋翻地,一台车四人两班倒,歇人不歇车,有时他能连干三四个班。如今忆起当年,他说:“当时最不适应的就是塞罕坝太偏僻太封闭了,头两年我没下过坝,第三年回家时看啥都觉得新鲜,人就跟傻子似的。”1970年,27岁的董加伦和在济南的妻子结婚了,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两地生活,两年后有了女儿。“可孩子怎么长大的?怎么会走的?怎么会说话的?我一概不知,上学更没管过。我就知道月月给媳妇汇钱,雷打不动。”因为长年两地分居,孩子小时候对董加伦没感情,回家不认爹,还撵他走。有一年春节晚上,董加伦在门外哭,老婆在屋里哭,直到女儿睡着他才敢进屋。“后来孩子慢慢大了才好点儿,但心里还是有隔阂,怨我不管她。直到老伴去世,我们结婚27年,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两年。可以说,我这辈子完完全全交给塞罕坝了。”说到这儿,74岁的老人潸然泪下。

——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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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就是不能过去,也过不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遗忘和丢弃了自己的历史,必定没有未来。

但是,孩子们进了城里学校,新的伤痛又来了。采访路上,总场司机小高对我说:“上学时,老爸每次下山把我送到县城小学,我都抱着爸爸的腿死活不放哇哇哭,一定要跟老爸回家。学校里凡是林场的孩子都这样,谁劝也不好使,大人也跟着抹泪,全操场哭声震天。有时大人想孩子了,就搭个便车下山,躲在校园外面等孩子下课。好不容易拿目光在孩子群里找到了,也只能一边偷偷看一边抹眼泪,不敢露面,怕孩子不让走。有一年放寒假,妈妈坐马车接我回家,一路刮着白毛风,我的脚冻僵了,妈妈便把我的脚塞进衣服里,一路用身体把我暖到家。到现在,只要一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就止不住流泪。”

血水汗水泪水,从来都是历史车轮前进的润滑剂。不在血水里泡三次,不在汗水里泡三次,不在泪水里泡三次,那简直不能称为胜利。我们应该能听到并且应该记住,到了今年和每年的开学日,承德市、围场县的一些校园里,林场孩子们和父母难舍难分的哭声仍将继续。因此塞罕坝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为了这片林子,我们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老人和孩子。

选择塞罕坝,就是选择了清贫,选择了奉献。进入新世纪,历经三代人的苦战奋斗,大片大片的枯黄从塞罕坝版图上抹去了,上百万亩、4.8亿棵英雄树拔地而起了。它们和塞罕坝人肩并肩臂挽臂站在一起,莽莽苍苍,顶天立地,傲视苍穹,谁能说它们和他们不是我们民族的伟大脊梁呢!

—— 自然之冠

水,地球之宝,自然之冠,生命之母,文明之源。

通过高速摄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滴水落到地面之后,溅起的形状像一顶皇冠。或许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在地球上,水养育了大自然的一切和我们人类。没有水,地球不过是一块风化的石头。

在黄沙漫漫的塞罕坝,最丰富最珍贵的就是雪水。漫长的冬天,在坝上,他们喝的是雪水。开春后,在山上,他们用的是储存在窑里的雪水。春秋两季,在大漠荒山种树,为了护苗养苗,他们用的不是纯水,而是泥浆——因为雪水太珍贵了,这样还可以减少流失。那些苦战的时日,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拉着3台并排的植苗机,在平整和疏松过的旷野坡地上隆隆前进,卷起漫天烟尘。每台植苗机上坐着两名女投苗员,大晴天,她们却穿着雨衣胶裤,戴着风镜帽子,守在装满泥浆树苗的木箱旁。随着机械前进,犁铧在地面挑开半尺多深的土沟,两名投苗员一先一后,从苗箱抽出苗子,团紧根部泥浆,再按照规定的株距,把苗株准确地投到沟里坐住。由员工、妇女或放假学生组成的护苗队则跟在机械后面,把一株株树苗扶正,踩实。一天十几小时干下来,投苗员成了泥人,护苗队成了土人。

后来,塞罕坝人又瞄准了最难啃的石山荒丘,展开“见缝插绿,攻坚造林”。这种地方土层薄坡度大,机械派不上用场,只能靠人扛马拉骡子驮,作业非常危险,曾摔死过好几头骡子。为增高成活率,林场人育苗越来越仔细了,用水也越来越仔细了。上山时,他们一人拎一个小桶,里面装着二三十株小苗,根部都裹着一坨饱含水分的泥团。土薄不够用,就用畜力把外来的“客土”运上去。再后来,他们又发明了专吃“小炊”的容器苗:即把树苗栽进薄薄的塑料容器内养上三五年,里面放进营养液、防虫药、生根粉等,再像养花一样按时、适量浇水,栽种时把容器割开就可以了。他们说的最碰心最动情的一句话是:“种下的树就像咱家的孩子,你不呵护谁呵护?”

如此珍贵的涓涓细水,如此温情的呵护之心,就这样一株株一片片,支撑起塞罕坝浩瀚壮美的人造大森林!

不过,塞罕坝也有水多的时候,北曼甸分场就发生过“一个人的淘水大战”。

1983年正月初七,场领导打电话通知24岁的邹春,调他去十间房营林区当炊事员,并说营区主任巡山时摔断腿住院了,一位护林员临时调场部工作,一个值班的农村老头因病回了老家,“你就暂时守在那儿吧”。邹春立即打点行装,踏着厚厚的积雪,翻山穿林走了近4个小时,傍晚时到达目的地。可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西屋里有两匹瘦马饿得嗷嗷叫,东屋里一头大黄牛正呯呯撞着木栏找草吃,偌大的营林区只有他一人。邹春立即放下行囊,跑到院外扒开积雪,拽出饲草抱进屋里。见牛马大口大口香甜咀嚼的样子,邹春不禁笑了——调他来的工作是炊事员,没想到第一顿晚餐的服务对象竟是两匹马一头牛。可回头再找自己的粮米和饮水——一无所有!他只好捡些柴禾把炕烧热,倒头睡了一夜也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早早起床,在半里之外找到一口井但没有水。他只好牵着马赶着牛,来到远离营林区的一个山村,让马和牛喝足了水,又跟老乡借了半袋莜麦面,要了一点咸菜,然后返回营林区。就这样,他每天除了服侍马牛外,还要拾柴烧火,融化足够的雪水——干净的是自己的生活用水,剩下的是马牛每日两次的饮水。而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是守护苗子窑里存放的15万株松苗,定时浇水,以免枯死。如此孤寂的山林棚屋,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只能跟牛马唠唠嗑儿。一个多月后,怀胎7个月的妻子来电话说她可能要临产,邹春向领导请了假,回家伺候了5天,等妻子生下孩子便急着重返山上。妻子说:“你一个人守着一座空山,有什么可急的?”邹春说:“苗子窖里有15万株松苗,需要人侍候啊!”妻子说:“我和孩子就不需要侍候啊?”邹春无语,但还是毅然决然上了山。春天一到,冰雪融化,雪水到处漫流,苗子窑里的水越积越多。每天隔一两个小时,邹春就要从苗窖内向外一瓢瓢淘水,以免树苗烂根泡死。天地苍茫,四野沉寂,无人督促,但邹春不分昼夜,干得自觉自愿,直到把一个大春天的雪水淘完。“时间长了,我也觉得对不住老婆。”邹春说,“可又一想,老婆在家照顾孩子,我在山上照顾苗子,都是为了子孙后代,心里也就自我安慰了。”

事情还没完。一个人的淘水大战持续了一个春天。四月下旬,造林即将开始,邹春便将妻子和出生四个月的女儿接到山上的营林区。妻子负责内务,他负责造林。天哪!还是他一个人,或骑马或走路,在营林区内外日夜奔波,找乡镇政府,组织社会劳力,然后举着小旗吹着哨子,像一个大官儿似的指挥数百名村民包括“娃娃军”,总共完成造林420亩,荒山整地400亩,人工林修枝1500余亩。来请示工作的人叫他“邹主任”,他也含糊应着。直到七月中旬,终于完成了“一个人的造林大战”,领导表扬他三个字:“好样的!”他回了三个字:“应该的。”过后,新任命的营林区主任带着几位新护林员上山了,邹春拍拍身上的土,系上围裙,乐呵呵回到炊事员的岗位,天天把铁锅大勺敲得山响,好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又像一棵树出来遛遛弯儿又回到茫茫林海,世界很难找到他的身影和名字。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可塞罕坝女人的刚强是超乎寻常的。

满头银发的陈彦娴说:“在塞罕坝,我们一辈子都在和冰凉的雪水打交道,害得很多人患了关节病,可晚年看到我们亲手种下的大森林起来了,都觉得这辈子没白干,值了!”1944年,陈彦娴生于承德市一位市级干部家庭。1964年夏正在备考大学时,她听了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的事迹报告,不禁激动得血沸衷肠,彻夜未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她最热切的愿望。经过悄悄串联,陈彦娴和甄瑞林、王晚霞、史德荣、李如意、王桂珍等5个女同学瞒着父母,联名给塞罕坝林场领导写了信,强烈要求奔赴林场,为绿化祖国奉献火热青春。从此,六姐妹用终生不变的行动,书写了“六女上坝”的一段佳话。她们干的第一个最累的活儿是在苗圃里刨大粪,第一个最苦的活儿是坐在草棚里育苗和选苗。每天任务有定量,完不成不出来。那时还没过中秋,坝上已经下雪了,棚子四面透风,一双手天天浸在凉水里,泡得又红又肿。女孩们把带来的厚衣服都套在身上,依然冻得直打哆嗦。一天的任务完成了,人已经僵了,需要相互拉扯着才能站起来。后来她们又上了植苗机,双手不停地从木箱里取苗、投苗,一干就是“白加黑、五加二”,身上一层泥浆一层尘土。大野地里没水喝,渴得满嘴起泡,嘴唇干裂,中午啃窝头时只能掰成小块往嘴里塞。夜里回到窝棚,常常一个窝头没啃完就倒头睡了。

1964年初春的“马蹄坑大会战”,女孩们和大批青壮汉子一起上山清障。她们穿上大棉袄,足登牛皮靰鞡,再打上裹腿,戴上口罩棉帽,走到跟前也看不出男女。到山上寒风一吹,姑娘们眼瞅着对方脸上鼓起几个透明的大泡,还取笑对方“长青春痘了”。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只有两顿饭,饿了就挺着,渴了就抓把雪,就这样苦干了一个多月。陈彦娴说:“当时我们热情高干劲大,相互比着干,其实也是怕冷。汗水把棉袄湿透了,棉衣结成冰甲,鞋冻成冰砣,走起路来哗哗响。现在想想,真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六姐妹上坝三年,一直没回家探亲。1968年春节前,场领导特意派了一辆大卡车送她们下山去火车站,还派了一台链轨拖拉机在前面推雪开道。可出发不久就刮起了白毛风,拖拉机和汽车走了一整天,才挪出4公里。临到晚上,风雪弥漫,看不清路,拖拉机掉进路边的雪坑,汽车也抛了锚。显然没法儿下山了,家也回不去了,挺在山上只能冻死。于是两个师傅在前领路,六姐妹含着泪,手拉手踩着没膝深的雪,过半夜才摸黑返回林场。那个除夕夜,她们躲在被窝里是哭着睡着的。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自愿来到塞罕坝的六姐妹,用青春汗水浇灌了荒山漠野,最终也浇灌了自己的幸福。年届六旬,她们和那些“老坝上”一起退休了。这些年,林场新建和更新了29个“宾馆化”的营林区房舍,在围场县城建了花草如茵的新社区,陈彦娴一家住进了漂亮的楼房,她和第一代创业者都过上丰富舒适的城市生活。“这样的好日子,当年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啊!”陈彦娴说。

如水的女人呵,用一生的爱和汗水滋润了这片大地,晚年该享享清福了。

—— 光热之源

森林太脆弱了,一根火柴就可以燃着整片森林。

数十年来,由塞罕坝人养育守护的上百万亩森林却从未发生过大的山火。

是上苍的特别眷顾吗?不。塞罕坝人从创业到现在,从岗哨到巡查,从联网到天眼,他们无疑创造了世界上最严格最严密的护林防火制度。那是铁的规定,更是爱的守护。毕竟,上百万亩的人工林,每棵树都是塞罕坝人亲手种下的,自己的儿孙们也是和小树一起长大的。他们早已把一棵棵树视为自己的亲骨肉,和“我的林子我的树”相依为命了。

——刘军、祁淑艳夫妇:“15分钟”的人生定式。

在海拔近2000米的大光顶子山头,坐落着一栋细高的五层望海楼,那是防火瞭望哨。林场规定:每隔15分钟,防火员必须通过望远镜瞭望观察,确认无火情,然后打电话向总部报一声“平安”。夜间,放宽到一小时报一次。迄今,46岁的刘军和妻子在这栋望海楼整整守了11年,用难以计数的“15分钟”,忠诚地瞭望了11年,报告了11年,这是两口子雷打不动的人生定式。他们不能离开望海楼,不能携手散步,不能外出旅游,不能下山看望上学的孩子。一年365天没有任何节假日,唯一的短暂的休息方式就是夫妻轮班。一台电话机,一副望远镜,一本记录册,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三大件”。淑艳说:“2006年我们进来时,住的是一个铁棚子,早晚冷,中午热,冬天冻。食用水是蓄水窖存的雨水,夏天里面游着一层小虫子。最可怕的是下暴雨,闪电打下来的火球咣咣砸到铁皮顶上,我以为自己快死了。”刘军说:“最大的难处是寂寞,整年整月看不到人,连我们两口子之间都没话说了。而且工作节奏过于紧张,顾不上和孩子交流。儿子3岁多还不会说话,见陌生人就跑。”

2013年春的一天,晚6时许,内蒙那边的一片林子着火了,炽红的火浪借着风势迅速向塞罕坝卷来。因刘军报告及时,林场扑火队上百人迅速堵上去,和当地群众一起把林火扑灭。事后,林场奖励刘军100元。时间久了,太寂寞了,刘军开始自学画画。现在,好几幅花鸟画挂在墙上。儿子志钢到了上学年龄,下山住进寄宿学校。一天,母亲发现他书包里有一个纸包,里面裹着几根长发。母亲很奇怪,问儿子是谁的头发?志钢支支吾吾不说。母亲火了,一定要刨根问底。儿子不得不说了真话:“是你的,在学校想你时就拿出来看看。”母亲一把抱住儿子,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了……

刘军的父亲刘海云是造林员,刘军是防火员,儿子刘志钢现今是扑火队队员,这是塞罕坝最典型的一家——“老少三大员”。

——贺玉国、王丽聪夫妇:“起杆、落杆”的生活模式。

父亲早年是河北平泉县粮库保管员。贺玉国至今仍然记得:困难年代,一家老小吃不饱,饿得眼睛发绿,可父亲一粒粮食不往家带,连地上扫出来的粮食粒儿都交了公。只要碰上下雨,父亲不管家里漏不漏,披上雨衣就往粮库冲。老人有医疗本,看病吃药能报销,但他极少看病,也绝不许家里人用他的医疗本开药。1978年,玉国和9个同学来到塞罕坝,因为生活太苦,10人跑了7个。玉国当了护林员,一年四季风雪无阻,天天骑马在林子里转。1982年,经别人介绍,贺玉国认识了围场县中学的数学老师王丽聪。从文化、身高到形象,贺玉国都比人家丽聪矮一截儿,但姑娘见玉国是个忠厚人,二话没说,辞掉教师工作,背上一口铁锅就上了坝。2007年,贺玉国调到交道口护林防火检查站当检查员,王丽聪也跟着上了山。没人轮班换岗,检查站便成了玉国、丽聪的“夫妻店”,而他们的生活模式就是起杆和落杆,如同风雪无阻、永远闪亮在路口的红绿灯。无论白天黑夜,凡有车来人过,一律拦下,严格询问、检查是否带有打火机?车上是否有盗伐木?然后登记时间、牌号、姓名,再发一张粉红色的森林防火宣传单。就在我前往采访的头两天,一位老爷子把打火机藏在裤裆里,生生让老贺“动员”出来了。仅仅半年时间,十几册登记簿已超过半尺高。如此枯燥刻板的日子,两口子整整过了10年,看样子还要长久地过下去。

父亲是一尘不染的粮库保管员,贺玉国是一丝不苟的护林检查员,儿子是总场纪委的工作人员,又一个忠诚的森林之家!

莽莽群山,寂寂荒野,浩浩林海,无边的视野中能有什么呢?寂寞,只有寂寞。塞罕坝人却把一生的寂寞变成了庄严的守护。

——“大虫”国志锋,今年40岁,2000年大学毕业,森林保护专业,先学士,后硕士,现在是高级工程师、总场森保站站长。肤色黝黑,掉地上能找着——因为他比地还黑,显然常在大森林里转悠。他说:“我来塞罕坝不需要决心和意志,因为我是农村孩子,家境贫寒,上大学的学费都是从亲戚家借的。在保定上大学四年,书本是我唯一的世界,只去过一次免费的公园。”来林场报到当天,国志锋就被拉到前曼甸营林区搞昆虫观测。那是接近山顶的一片林地,已经进入新世纪了,仍无路无电,白天观测捉拿昆虫靠太阳,晚上走路靠月亮,夜里整理数据靠蜡烛。做饭烧水,用的是蓄水窑里的雪水雨水。入夏,水面上的一层虫子活得比他还朝气蓬勃。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一部防火电话,由营林区主任严格控制,只能接不能打,以防耽误火警。2003年有了女儿,可她和塞罕坝的很多孩子一样,上学后经常几个月才能和爸妈见一面,见了就恋恋不舍一直盯着父母,生恐父母再走,甚至上厕所都跟着。国志锋说:“每次和孩子分别是最痛苦的,几天缓不过来。”2014年,国志锋当了总场森保站站长,承担起全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的工作。他率领全站积极引进先进的防治理念和技术,倡导绿色、无公害防治,坚决抛弃传统的高毒、高污染的防治方法。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塞罕坝多年来从未发生大面积的虫灾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国志锋和同事们把小虫治住了,人们因此送他一个“大虫”的绰号。国志锋笑说:“不过,我们也有压力。森防工作做得好,林子不出虫害,大家认为天经地义,老天照顾,看不到我们付出的努力和劳动。一旦有林子被虫子吃黄或吃死了,很多人就认为我们没好好工作。我觉得,我们森防工作者就是一群‘只有森林知道的奉献者’。”

就这样,一次次的采访,一回回的攀谈,我都能听到塞罕坝人共有的一种信念、一种自豪、一种坚守,那是钢铁般的声音和烈焰般的光热!是的,自然之火被他们坚决地挡在时间之外和森林之外,精神之火却在他们胸中始终不息地燃烧并成为他们含辛茹苦、奋勇拼搏的强大动力。我知道,那是来自红色血脉的激情奔流,是第一代创业者留下的好品格好作风,至今口口相传,被人铭记:

——艰难困苦的岁月,听说林业部筹划的另外几个林场下马了,塞罕坝也难免风雨飘摇人心惶惶,四位领导却不约而同把家搬来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技术副场长张启恩,妻子在中国林科院工作,家在北京和平里,他却义无反顾,把妻子和三个孩子带上塞罕坝。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于人之常情,四位领导者的妻子一定不情愿,一定哭过吵过闹过,年幼的儿女们更是泪水涟涟,因为没有电没有房,没有花园动物园,没有宽敞的公路和热闹的学校。但是,四位领导干部带着自己的家人,像烈士群雕般挺立在塞罕坝,寸步不离,坚如磐石。1967年,张启恩参加劳动时从机车上摔下来,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从此他终生与拐杖为伴,但依然满怀热情坚持工作,同事们因此送他一个绰号——“特号锅炉”。

——创业之初,马架子、地窨子搭起来了,大冬天,党委书记王尚海下令:“领导干部睡门口,让群众睡里头!”

——无论在总场还是下基层,所有场领导都在职工食堂吃饭,跟大家一样排队买饭,有啥吃啥,从不单做。

——大队人马去荒原野岭造林,为节省时间,都在当地临时扎帐篷、搭窝棚,领导干部始终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天黑了,下工了,职工们可以呼呼大睡了,领导们还要凑着柴油灯或围着篝火,开会到深夜。

——2005年,大唤起林场(分场)职工贾晓华在打井时因吸入有毒气体昏倒井下。场长王凤明闻讯赶到,甩掉棉袄,纵身跳下3米多深的井坑,使尽全身力气将贾晓华托起。贾晓华获救了,王凤明却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49岁。

——1989年12月24日,老书记王尚海因病去世。按照他的生前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当年“马蹄坑大会战”栽下的一片松林中——那里被称为“尚海纪念林”。林边立有一块金黄色巨石,上刻三个大字“绿之源”。前往瞻仰时,我穿过横平竖直的茂密松林,着积水荒草,一直走到巨石前。松涛阵阵,细读碑文,我仿佛听到一颗强劲心脏的跳动和广阔山野的激情回响,就像王尚海头戴狗皮帽子,身披白茬羊毛大氅,足登毡疙瘩,仍在那里对着十万大山哈哈大笑。

三代人寸步不离的坚守,55年不屈不挠的苦战,大漠黄沙不见了踪影,近150万亩的巍巍林海、近5亿棵苍松排天而立!这是三代塞罕坝人一棵棵、一行行、一片片、一年年种植起来的啊,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前所未有的伟大业绩啊!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个团体、哪个政党能把这件事情一干到底?即或不是绝无仅有,中国共产党人在塞罕坝也一定创造了最为生动最为感人的光辉典范!

党的十八大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郑重写入自己的党章,高瞻远瞩的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也是第一个!

历史无数次证明,塞罕坝再次证明,无论在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还是和平时期超乎想象的困难条件下,缺少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缺少了党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和动员力,缺少了共产党人的带头作用,人们将一事无成,塞罕坝或许早散伙了。

—— 绿水青山

天地公道,道法自然,塞罕坝人成为伟大的绿色播种者。

有人计算,如果把塞罕坝的林木按一米株距排列下去,可以绕赤道12圈,等于给我们的地球系上一条亮丽的绿飘带。

塞罕坝终于迎来“土生金”的黄金时代。如今从高空俯瞰,塞罕坝上百万亩波澜壮阔、郁郁葱葱的人造森林,犹如一只奋飞的雄鹰,用两只巨大的翅膀牢牢扼守着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并与河北承德、张家口一带的防护林连成一体,筑起一道雄伟的绿色长城,成为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风沙屏障、水源卫士”。漫步其间,映入眼帘的尽是诗情画意:春夏之际,绿海碧涛,汹涌澎湃;秋风一到,橙黄红绿,流光溢彩;冬天降临,青松白雪,雄丽壮美。曾经是“半年风雪半年沙”,今天是“绿海林涛大氧吧”。曾经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蛮荒之地,今天成为避暑胜地和风景如画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目睹塞罕坝改天换地的巨变,连林一代老人们都感到莫大的震惊和欣喜,他们的共同感受是:“这辈子吃多少苦都值了!”

事实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据中国林科院统计,塞罕坝森林资产的总价值如今达到200亿元以上。

——每年吸收二氧化碳近75万吨,释放氧气约55万吨。

——作为滦河、辽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每年为两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约1.37亿立方米。

——明显改善了当地小气候。与建场前相比,这里的无霜期由52天增加到64天,年均大风日数由83天减少到53天,年均降水量由不足410毫米增加到460毫米。

——塞罕坝连同河北北部防风林构成的绿色长城,为改善北京气候环境做出重大贡献。上世纪50年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为56.2天,如今下降到10.1天。2016年,北京沙尘天仅有5天。

——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61种、鱼类32种、昆虫660种、植物625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47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9种。曾远走他乡的狼、马鹿、狍子、野猪等,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日渐扩大的土地荒漠化已成为对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的严重威胁。中国是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凝聚了世界各国的共识,敲响了保护地球生态的警钟。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全球向何处去?这是迫切需要全人类做出回答的严峻挑战。

写作中,每每翻读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我都被深深地感动着。篇篇页页,字里行间,充满高瞻远瞩的思想和对祖国人民的炽热感情。我深感,习近平就像当今中国最伟大最负责任的“一号护林员”,始终深情关注和关爱着神州大地的每一片森林,每一座青山,每一条绿水。

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一次学习会上,习近平特别提到:“河北北部的围场,早年树海茫茫、水草丰美,但从同治年间开围放垦,致使千里松林几乎荡然无存,出现了几十万亩的荒山秃岭。这些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

年年植树节,习近平都参加植树造林劳动,期间他谆谆叮嘱:“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不可想象,没有森林,地球和人类会是什么样子。”

他还说:“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要广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每人植几棵,每年植几片,年年岁岁,日积月累,祖国大地绿色就会不断多起来,山川面貌就会不断美起来,人民生活质量就会不断高起来。”

都是耳提面命、切切叮嘱的深情啊!

日前,获知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感人事迹,习近平又做出重要指示:55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他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塞罕坝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苦战精神,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谱写了一部绿色史诗,提供了一个中国读本。

它是中国故事,又具有世界意义。

它告诉我们和整个世界:人类可以做到、应该做到、必须做到,并且一定能够做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的家园。

我们绝不能把可爱的熊猫和它的家园只留在照片上,供子孙后代怀念和欣赏。

此刻,时光在蓝天丽日下热烈地展开。那份在手心里荡漾的蓝与绿,那个温馨宁静却曾经无处安放的梦乡,那些小草、露珠、蝶翅和从月光中滴下的诗情,一起翩然归来。我坚信,塞罕坝的浓浓绿色,英雄的塞罕坝精神,必将像浩荡春风一样吹遍美丽中国,去拥抱我们的大地我们的天空我们的未来——当然,还有人类最初藏在森林里的如花梦想。

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当年塞罕坝创业者写在在工棚门边的一幅春联,值得我们永远感念:

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

爬冰卧雪冷乎冻乎不在乎。

横批:乐在其中。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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