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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周恩来总理当日语翻译---【周斌】

2018-06-19 09:36:28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47

我为周恩来总理当日语翻译

 周斌

 

19341111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川港镇(现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今天已是83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总的来说还算可以,但记忆力已经明显衰退,许多往事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清晰了。

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我先后两次收看中央电视台记述性连续剧《海棠依旧》后,倍感亲切,深受教育。

解放后二十几年间,周总理亲自关注、处理过的一些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老人家的高贵品格、超群智慧、杰出才华和丰功伟绩,使我这个几十年前曾在外交部任职,有机会为他当过多次翻译的八旬老人,再次激动不已,几度陷入沉思。更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将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如实记录下来,与大家共享。

同时,201835日,又适逢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自己更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在此前写成此文,奉献给读者朋友。

如果此文,能对大家更具体、更形象地了解、懂得这位功勋卓著、名扬全球的中国巨人,有所帮助,能对有志从事翻译工作、有志与日本打交道的朋友们,有所启示,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文记述的,无一不是四、五十年前的人和事,而自己手中又没有留下当时的有关材料、档案,作为佐证,因而个别情节难免会有少些差错。但我敢向大家保证,下面记述的主要事情和主要人物,都是正确无误的,完全经得起检验。

第一印象和北大苦读

1955年初秋,也是我在北京大学攻读东语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一年后,自己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那是他陪同时任缅甸总理吴努来北大参观、访问。

吴努在校办公楼小礼堂作了题为“佛教与缅甸”的讲演。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缅关系很好,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周总理与当时的印度、缅甸领导人,一起商定的。

我当时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几年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北大团委常委兼东语系总支书记,因而那天有机会作为学生代表,坐在小礼堂第一排,距离主席台上的周总理,只有四、五米。

吴努总理在讲述佛教基本教义,以及佛教对缅甸独立、建国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后,和周总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玩笑。他风趣地说:

尽管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大道理,但自己心里很明白,我的好友周恩来总理,依然不会相信佛教,而继续相信一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什么主义。不过,我觉得这不能全责怪他。只是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到缅甸生活一年半载,实地体会佛教的伟大和奇妙。日后如果有了机会,我相信绝顶聪敏的他,也一定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讲到这里,会场异常宁静。不一会儿,也许三百多名师生代表,都期待周总理能对这个政治玩笑,作出反应,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要求周总理讲话。

本来大家聚在这里听吴努总理讲演,只是为了完成一项接待外国贵宾的“政治任务”,见周总理,听周总理讲话,才是大家的真切希望。主持讲演会的马寅初校长,也完全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一再恳请周总理多少讲几句。

周总理则笑着表示,他今天只是陪同好友吴努总理来这里,日后一定另外安排时间,给北大的老师、同学们讲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但是全场依然掌声、呼叫声连成一片。

周总理盛情难却,拿起话筒,讲了如下一段话(大意):

北大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党中央不久前提出了一项重要政策,以大力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和文教事业迅速、健康发展。毛主席把这项政策概括成八个字,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今天我们请吴努总理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演讲,就充分表明,这个“双百方针”不仅要在我们国内贯彻执行,在国际交往中也要贯彻执行。在我们中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观点,都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发表。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只有通过“齐放”、“争鸣”,才能逐步接近真理,最后找到真理。

而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有些人却恶意攻击我们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特别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今天的事实充分证明,他们的这种指责,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更是毫无根据的!

至于我的好友吴努总理刚才说我也会成为一个虔诚佛教徒的预言,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但我不能不十分遗憾地告诉他,他的这个愿望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早在三十几年前,自己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就决定信仰吴努总理刚才讲的那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因为这个主义比佛教更能够认清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多年的理想社会。

全场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只有吴努及其几名随员有些尴尬,表情不大自然。

事前没有任何准备,周总理讲得太精彩、太感人了。短短七、八分钟的几句话,就巧妙地宣传了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政策,有力地驳斥了国际上盛行的一些针对我国的错误论调,既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又不失礼貌、恰如其分地回答了客人的含沙射影。而且这一切,都不是用空洞无力的说教,而是用幽默讽刺的话语做到的。

整整六十二年过去了。我所以至今还牢牢记着这件事,是因为从那天起,周总理高大的形象、出众的风度、闪光的智慧和雄辩的口才,就深深刻印在自己的心里了。

更重要的,是从那天起,我就暗自下定决心,既然自己已经选择了外语这个专业,就一定要加倍努力,刻苦学习,争取有朝一日也能跟随在他身边,为他当翻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即我就开始了后来自己称之谓北大苦读的艰难战斗。

我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是1910个月时,才开始接触日文字母的。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日语,并在几年后就能达到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水平,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异常严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靠非同寻常的“后天补”了。而且这种“后天补”,绝不是只补几个月、补几年,而是要补一辈子。

北大的几位老师都说,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必须做到听、说、写、读、译五个方面都达到标准,缺一不可,不允许出现任何“短板”。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说和写最难。

也就是说,既要全面发展,又要突破重点。

根据自己以往的学习体会,就是必须从认真听好每一节课做起。高中三年所以没有学好英语,固然首先是因为那时正值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思想上产生了错误认识,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语言,没有什么好学的,即使学好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同时,自己的学习方法也有问题,就是从未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过。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突击补习一下,混个七、八十分。考试一过,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学日语,再不能重蹈覆辙了。每次上课,我都要求自己高度集中精力,认真听讲,力求听懂老师讲的每个新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一发现似懂非懂之处,就随时向老师发问请教,绝不过夜。

老师讲解复杂的语法现象时,不但要听懂老师的每句话,还要边听边思考,想想有没有比老师讲的更正确无误、简明易懂的方法?如果有,就记在笔记本上,下课后或另找时间,抱着十分谦虚的态度,提出来与老师商榷,听取老师的意见。

为了突破“说”的难关,我更想了许多办法。首先在课堂上要多说日语,平时见到老师或高班同学,也要尽量多说日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习惯。说错了怎么办?不丢面子吗?自己当时也想过这件事。

答案是,我们这些初学者,不说错才怪呢。甚至可以说,说错才是一种正常现象。婴儿学说话,不都是这样的吗?

事实上,班上有的同学平时还不错,但一见老师和比他强的人,就心慌意乱,结结巴巴,大失水准。而自己恰恰相反,越是见到老师和比自己强的人,就越敢说,越多说,而且常常会有超水平的发挥。

后来有人问我学好口语有何秘诀时,我的回答都十分简单:就是“不要脸”,意思是千万不要怕丢面子。

一个人独处时,也要努力创造“说”的条件和氛围,养成“自说自话”的习惯。当时学校生活很有规律,早晨六时起床,六时半集体做广播操。我常常一面做操,一面轻声用日文作讲解:广播操前后分几节,每节锻炼身体的哪些部位,长期坚持下去会带来什么好处等等。

做完广播操步行七、八分钟去大食堂吃早饭,我又会轻声用日文介绍北大除学生大食堂外、还有教职员食堂、留学生食堂等多个中、小食堂。其中学生大食堂可以同时容纳三、四千人进餐。平时一日三餐大都供应哪些主副食,价格如何,一般学生每月要花多少伙食费。此外,就是学生大食堂还可用作会场,不过开会时同学们都得自带小板凳等等。

吃完早饭再步行十分钟左右去外文楼教室,途中要经过哲学楼、化学楼、文史楼、生物楼、俄文楼、物理楼、图书馆等处,我又会轻声用日文介绍,这些楼里分别设有哪些系科、各个系科有哪几位知名教授,以及图书馆如何全国闻名,富有传奇色彩,革命先烈李大钊曾当过馆长,毛主席年轻时也当过管理员等等。

现在想来,幸好当时北大校园内很少有汽车通行,来往的自行车也不多,不然我这个发了疯似的“书呆子”,肯定会在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晚上十时集体宿舍熄灯前,我每天都会面对墙壁,或躺在床上,面对天花板,自说自话,轻声用日文回顾一天的学习生活和新鲜见闻。

为了突破“写”的难关,我每次都要求自己高质量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书面作业,反复练习基本功。但总觉得还不过瘾,便在读完一年级的那个暑假里,花几乎一大半时间,用初学的日语写了自传、家史两篇长文章,共三万余字。写了改、改了再写。誊清后,心想是否要请老师批改。不请吧,就不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下一步应该怎样努力。请吧,又觉得这并不是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何况一开学老师们都很忙,自己怎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呢?

想来想去,没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开学第二天,还是咬咬牙,交给了张京先老师。不到半个月,张老师退还给我。打开一看,每页纸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个别段落几乎是重写的。反复阅读几遍,深感收益颇多。

更令人难忘的,是张老师在我作文稿的末尾,写的一段激励自己的批语:“我从日本京都女师毕业来北大教书几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的学生。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我也会尽力帮助你的。”

张老师说到做到。几次请我到北大西校门对面的蔚秀园她家里过星期天,并把她爱人陈涛教授介绍给我。

我早就听说,陈教授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是我国老一代日语权威之一。当时在北京外贸学院任教,并正忙于筹备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日汉辞典。

陈教授非常热情,用标准日语向我讲了许多有关日本的知识和学习、掌握日语的窍门。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家里很清静。每当陈教授与我交谈时,张老师就会去厨房做饭,然后三个人共进午餐。

这时,陈教授又会笑着说:“小伙子,是张老师做的饭菜可口,还是学生大食堂的饭菜好吃?如果是前者,就欢迎你多来几次。既学习日语,又改善伙食,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呀!”

“听”、“读”、“译”,我也尽量寻找机会,多做练习。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训练、提高“听”力的设备。可“读”的东西也少得可怜,几乎找不到一本当时日本出版的供初学者阅读的报刊杂志。中国出版的也只有一本月刊《人民中国》。虽然北大图书馆名气很大,日文藏书多达十几万册,但大多是一些历史文献和资料汇编。经过老师指点,我只去借过几本明治时代作家夏目漱石和战前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写的小说,以提高自己“读”的能力。

除了日语这门主课外,我对学校规定的其他十几门必修课,如联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课,现代汉语、中文写作等语言课,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文学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日本史等历史课,以及日本概况、日本地理等知识课,也都努力学懂、学好。因为我知道,北大开设的这些课程,大都由名家、教授讲授。学好这些功课,不但可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文化素质,而且对日后做好翻译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

19587月,我如期毕业了。回顾四年北大苦读,真是感慨万千。实话实说,为了实现一定要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梦想,自己在学习上,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名义上读了四年书,实际上真正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还不满一半。因为入学后自己一直担任青年团北大团委会常委兼东语系总支书记,三年级那年还被选为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这些异常繁重的社会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这四年,自己从未去过仅仅离北大两站路的颐和园和一站路的圆明园。直到毕业后在外交部当翻译时,才有机会陪同日本朋友前去参观、游览。

自己颇感欣慰的,是四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单上,总共十八门必修课的期中考查和期末考试“满堂红”。

那时,全国高校实行“五分制”,即五分为优、四分为良、三分为及格、二分为不及格。得五分者,成绩单上才用红笔记载。

我虽然嘴里没有说过,但心里一直美滋滋的,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一件最引以为荣的事情。

毕业典礼上,东语系主任、我国著名东方学家、恩师季羡林教授,高兴地紧握我的双手,夸我创造了一项新记录,说他1946年来北大创办东语系十二年,我是全系头一个“全优生”。他希望我去外交部后,再接再厉,百尺竿头,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自己争气,为母校争光。

我表示,北大四年,由衷感谢他,感谢系里和老师们、包括三名日籍老师的精心培育,为自己日后能够较快适应工作需要,当一个合格翻译,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今后还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决不辜负母校和老师们的殷切期望。

说到这里,很可能给大家一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其实只有自己内心深处,才深知北大四年留下的种种不足和遗憾。

一是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学好、掌握英语。而后来工作中的大量事实证明,对一个日语翻译、与日本打交道的人来说,英语的极端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

周总理那时也曾多次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培养至少通晓两门外语的翻译人才。

二是同样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选修几门重要的文化知识课,如古代汉语、楚词唐诗、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等,而这些课程大都由北大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讲授。实在太可惜了。也可以说我丢掉了许多充实、丰富自己内涵的宝贵机会。

三是在那几年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作为学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自己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一些同学,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进步、发展。这里,我愿意再次低头向他们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

与翻译身份有关的两次错误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每个人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这是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常说的一句话。扪心自问,我一直是这样理解、并要求自己的:

翻译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职业。翻译、尤其口译工作者必须牢牢记住,自己能有机会参与一些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工作,经常见到这么多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出席这么多次高规格、高标准的重大活动,看到一般平民百姓很难看到的精彩场面,接触一些事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甚至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并不是因为自己多么与众不同,而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由于工作需要。因此极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从而出现争位置、抢镜头、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等情况,更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职业身份,去做一些违法乱纪、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

然而,如果真的严格要求,坦白交代,自己并非“一尘不染、一生清白”,也做过两次与翻译无关,而与翻译身份有关的错事。

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骑自行车,沿着长安街,从建国门外永安里外交部职工宿舍,由东向西去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买书,途径东单十字路口,猛闯红灯,被在场交警抓个正着。

被迫下车后,我虽承认自己违反了交通规则,但又紧紧咬住对方为什么只抓我这个服从指挥、主动下车的“老实人”,而轻易放过与自己一起闯红灯的十几个小青年,并说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公”。

几个交警根本不理我的诉说,还一口咬定我态度恶劣,性质严重,甚至扬言一定要加重处罚,连车带人一起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严肃处理。四周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我的处境显然十分不利。

这时,外交部的老王同志,正好也骑自行车由西向东路过此地。这位上海老乡在礼宾司分管主要领导人会见重要外宾的礼宾安排,与我很熟悉。

他见我已经陷入困境,便用上海话让我保持镇静,最好从此不要再讲一句话,由他设法帮我尽快脱身。

老王佯装若无其事地对交警说,你们抓住不放的这位老周同志,是我外交部的同事。他闯红灯固然不对,但他已经一再认错认罚,你们不能因为他向你们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这样对待他吧。

接着老王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他的礼宾官工作证和前几天的一份《人民日报》,并指着报纸头版刊登的一张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的照片说,站在周总理身后当翻译的,就是这位老周同志。今天上午,我一直在找他。因为周总理正等他午饭前去人大会堂当翻译呢。想不到原来一直被你们扣在这里呀。

最后,老王更一本正经地表示,如果误了大事,老周本人和我固然要挨批,难道你们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估计,老周同志平时一贯遵纪守法,今天很可能是为了要提前赶到人大会堂才闯红灯的。

想不到老王随意胡编的这句瞎话,竟让几个交警都吓了一跳。他们马上调过头来,向我表示歉意,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你赶快走、赶快走吧。

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由香港到上海出差,并办理一件私事,就是与上海一家出版社商定出书事宜。借用朋友的小轿车,从长宁去普陀探视年迈的舅舅。

很可能隔着苏州河的普陀那边,发生了重大事故,途中交通严重堵塞,个把小时寸步难行。我急着赶路,便让司机逆行一小段,探探路况,再决定是等、还是回。

司机与我初次见面,不便直接表示拒绝,只礼貌地表示,这样做一旦被交警发现,肯定会受罚。

我记得,好像那时还没有实行“扣分制”。即使被罚,也就是罚点钱款而已,便说你放心开吧,如被发现罚款,都由我来支付。司机无奈,只好启动前行。

谁知刚一变道转弯,就被候着的两个交警抓住。他们强令司机先把车停在马路边,并交出行车证和驾驶证。

我觉得十分对不住这位司机,便抢在司机前面,主动低头认错,说自己不大懂得上海的交通规则,而且有急事要办,才硬让司机这样做的。因此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要罚就罚我吧。

然而,交警表示,方向盘不在你手里,而在司机手里。他应该懂得,上路开车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交通规则,而不能听从坐车人的胡乱指挥。

据此,他们坚持要严罚司机,包括扣证十天罚款,并去参加交通规则学习班。

这时,万般无奈的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外交部老王同志在北京对付交警的“成功经验”,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了十几张照片。照片上全是以前我为周总理、邓小平、陈(毅)老总、贺(龙)老总、胡耀邦等领导人当翻译的情景(这些照片原本是要交给出版社,供他们选用的),并谎称自己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为照片上的这几位领导同志办点事情。因为急着赶路,才强令司机前行,严重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自己已经一再认错,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可你们却硬不放行。万一误了事,我该怎么交代呢?

几位交警先是围着争看那十几张照片,接着又说了一句与北京交警完全一样的话:

对不起,对不起,你快走吧。其中一位负责人甚至更友好地表示:由于苏州河那边出了多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这段路现在非常拥挤,他们可以用警车逆向为我开道。

上面两次错误,特别是上海那次错误,性质十分严重,甚至可以说极其恶劣,也完全违背了周总理生前的教导。几十年来,每念及此事,自己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才在人生最后这篇文稿的末尾,详细记述,坦白交代,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宽恕、谅解?

不过这两次错误也有意外收获,就是使自己更深切地感受到,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已经驾鹤西去的,还是健在的,在全国人民心中都享有非常崇高的威望!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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