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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李英】

2018-06-19 09:55:06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93

后陈村的权力樊笼

—— 后陈经验从“治村之计”到“治国之策”纪实

 李英

编者的话2004618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建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意味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从“秋菊打官司”式的上访告状,进入了农村管理行使“后陈村的权力樊笼”——分权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

后陈经验引起了市、省、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于2005617日亲自到后陈村调研并在村里主持召开座谈会,对后陈经验给予充分肯定。随后“后陈模式”在全省,在全国迅速推广,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这是一次农村民主自治生动而有意义的实践,然而其内幕却鲜为人知。作者以新闻从业者和作家的敏锐触觉和反思精神,历时三年深入采访写作,以详实细致的描摹,跳出事件本身去思考基层民主改革全景。本作品通过真实的故事,反映了这一事件错综复杂的全过程,记录了农村群众与基层干部对腐败行为的深恶痛绝,他们的幽怨、奋争和对民主的艰苦寻找;塑造了农村党支部书记、村监委会主任等基层干部栩栩如生的形象。这是一部文学性和政论性兼具的作品,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进程史实的一份鲜活档案。

 

有一辆套上三匹“马”的大车,在凌晨的雾色中响着清脆悦耳的蹄声,缓缓地朝世人奔走。

我急急地走出家门,目的地是武义县的后陈村。

远远近近的雨水好像都来武义赶入梅这场庙会,淅沥淅沥下了好几天,终于停下来。后陈村的空气,后陈村的庄稼,还有后陈村路边的野草野花,被雨水冲洗得格外的精神。

2004618日上午10点多钟,一大群村民聚集在村办公楼院内翘首而待,穿铁灰短袖T恤的胡文法和穿淡蓝长袖衬衫的张舍南,满脸喜悦的将一块两米多高的牌子捧起来,稳稳当当地挂在村委会办公楼大门一边。

牌上写着黑色宋体大字——“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他俩仰头看看牌子挂正了,然后转身,然后掌声爆响。

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和县工作组同志们的脸上,顿时像春花一样绽放了会心的笑容。

大门另一边,挂着两块牌子:一是写着红色宋体字的中共后陈村支部委员会,一是写着黑字宋体字的后陈村民委员会。三块披红挂彩的牌子,并肩而立。

有人说:这代表着三种权力,监委会是后陈村的权力樊笼。

有人说: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三权鼎立,相互制衡了。

有人说:这等于有三个机构管一个村子了。

有人喻称,这叫做“三驾马车”。

若说194326日,河南省西沟村创建了全国最早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李顺达互助组”,拉开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若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序幕;那么2004618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牌子的挂出,则意味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从“秋菊打官司”式的上访告状,进入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行使“后陈村的权力樊笼”——分权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

围着这块崭新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牌子,村民们放起了鞭炮。这是村里自建立互助组、人民公社几十年以后的又一件大事。

老实巴结的村民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举动推动了全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进程。

后陈经验引起了市、省、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于2005617日,亲自到后陈村调研并在村里主持召开座谈会。

习近平在会上一锤定音,对后陈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后陈人在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上作出了艰苦而又有益的新探索。后陈村被授予“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后陈村和安徽凤阳小岗村,作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典范,将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十多年过去了,武义后陈的经验已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陈村的试点经验,武义的改革精神,挨家挨户走访的群众路线,以及县委和县纪委的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值得学习,借鉴。

十多年以后,党中央在全国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改革全面推行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持。

无论是后陈村建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懈探索,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发展。

正是一群勇于探索的基层干部群众,是他们推动了后陈村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制社会的进程。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用文学解读时代变革

(创作谈)

 

很早以前,电影《秋菊打官司》曾经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在县区和乡镇基层工作。我所在的那个区域,就有几位上访的大嫂,她们的名字都叫什么什么花,于是被称为“五朵金花”。我耳闻目睹了“秋菊们”艰难的告状历程和她们的那份执着,有的甚至几十年如一日,不懈努力。

那时的浙江武义后陈村和许多中国农村一样矛盾重重,问题多多。村民们,仍然匆匆忙忙地奔走在上访的路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陈村催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意味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从“秋菊打官司”式的上访告状,进入了农村管理行使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

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甚至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嫉恶如仇,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探索充满艰辛,又不乏思考,折射出农村民主政治的希望思想。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要有一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报告文学是文学领域的“轻骑兵”,是最贴近时代和现实的一种文体,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如何更加广泛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现实,把握当下社会的主流本质和焦点问题,反映社会变革和历史风貌,是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面积,8亿农民,60万个乡村,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何治村,是我一直关注的课题。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穷村、富村,东南、西北,每个乡村都要寻找自己突围的路;分化、派性、贿选、村债,乡村如何获得良性的政治与生活;能人、富人、刁民、狠人,农民在剧烈转型中应该如何抉择。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基层创新造就了中国奇迹。

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浙江省后陈村人在艰苦的抉择中,创新推动了乡村民主政治改革的进程,于是便有了《后陈村的权力樊笼》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我一直觉得,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思想性。我始终以新闻从业者和作家的敏锐触觉、反思精神,跳出事件本身去思考基层民主改革全景。我把后陈村故事与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土地包产制相比照。后陈村老实巴交的农民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来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治村之计”提升到“治国之策”。2017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因此,后陈村的探索和经验具有时代意义,是他们最早将权力关进制度的樊笼。

因此,我努力在作品中体现文学性和政论性,让故事揭示主题,让细节记录事实,让思考影响读者。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改革是一个大课题,虽然创新不断,但仍任重道远,很值得我们报告文学作家去关注、去书写。

采访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作品的厚度。我历时三年深入采访写作,采访了30多位相关当事人。我努力追求作品的真实性,通过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细节、真实的描摹,反映这一事件错综复杂的全过程。作品中大量的农村俗语使作品更有几分乡土气味,也使书中主人公,如村支部书记胡文法、村监委主任张舍南等一批基层干部的形象具有一种亲和力。

在我的文学创作历程中,一直得到了李炳银、杨晓升、朱晓军、师力斌等老师的关怀和指导,使我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有所收获。感恩伴随着我前行,文学的崇高激励着我做一些微薄的努力。

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时代,是丰富多彩的乡村变革,使我们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光芒;我要感谢《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师和读者朋友,是你们和我一起分享,让我们的思想长上了飞翔的翅膀。

文学对立法的创意阐释

与独特视角

——李英《后陈村的权力樊笼》评析

王学海

阅读长篇报告文学《后陈村的权力樊笼》首先会强烈感受到它的社会价值。字里行间,它在于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建立道德责任与社会权力之间的一种平衡与掣肘的关系。在新中国六十多年的政治管理模式下,为防止腐败并从关键点上找到制约制衡的要素,以民主政治为根本的第三种监督权力的出现,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切在实践生活中的自然引发和对未来历史进程的宝贵性经验的提供,正是报告文学《后陈村的权力樊笼》生动形象地给予了我们。因此,《后陈村的权力樊笼》,实则上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新也不断出现问题时,由社会的需求而呼唤而出的一部适应时代而生的文学作品。它来自现实,又把实践与经验送给现实作典型借鉴,正好印征了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它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样一条艺术规律。

《后陈村的权力樊笼》通过几任村长(或主任、书记)积极肯干、领导有方而使村庄走出贫困,在带领集体奔小康之际,相继不断地又出现了令人痛惜的昔日好领头羊,今日成了腐败分子而倒下的惨痛局面的陈述,给读者同时也给整个社会提出了严酷现实的反省与思考。其中,它又相继涌现出活生生的人物如上访领头人陈岳荣,有文化有算计又敢说话的张舍南,天不怕地不怕的陈联康和村支部委员陈忠荣,作者慧眼识荆州地抓住这几个代表人物的性格、言语和经历,通过他们,在作品中借典型事例燃起正义的关切之火,升腾起捍卫集体利益的道德标杆。作品机智地利用上访、合议、算账、边缘监督,对话与质问等方式的记述,把乡村迈向城镇发展中,权力与个人腐败的这一社会基层组织的典型问题,以着重诉说着其中二者之间的复杂社会现象,以层层叙事又环环相扣的方法,全面、深入又形象逼真地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农村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与较普遍的现象。从而让文学的聚焦与人文关怀,又有了一次生动和深刻的演绎。

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作家,他的实践立足点在哪里,他该怎样对他面前日新月异、巨大变化的社会现象进行准确把握,并有可能是去抓住典型的聚焦点,特别是作为报告文学这一形式,怎样去进行非虚构的创作,怎样让作品具有既高又深的社会关注度,从而能让读者读之感到心灵震撼,是摆在当下作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事实上,也唯有作家创作眼光的着眼点,它是否具有审美高度与深切的社会关注度,他的作品才可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才会是真具审美意义和具社会学价值的好作品。《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恰恰正是这样一部具有上述所指的审美与社会学的高度与深度相融合的较好作品。它把人性的需求重新规范到一个法可容行的现实需求之中,让后陈村的权力樊笼以适合现代化进程作辅助机制,且用合理的历史理性的文学阐释,用生动的形象,可靠可信的实践典型事例,来给我们作出了这方面最好的证明。

在创作文法上,《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没有通过对后陈村的权力樊笼的本身要义去迎合生活和现代进程中的需求,而是通过大量的回忆、倒叙和正在进行时的场景描写,展示着后陈村的权力樊笼即将临盆的征兆以及它的前瞻性的生命力,同时也让作品有了无限的延伸。如后陈村从“红旗村”变成了“问题村”,成为县里上访的第一村;如胡文法为何会出任“问题村”支部书记的倒叙;如后陈村作为“问题村”的典型事例的罗列场景的铺垫;如新村支书到任做的“二件大事”为后陈村的权力樊笼诞生的铺垫等等,它让我们在阅读时,不只停留在文字与事情的层面去作着思考,而更多的是激活我们的思想在彼一层面与此一层面之间,在这个事情与另一个现象之间,打开一条更新的思路。在而这其中,纪委书记的蹲点和他对要村民监督权力的前沿性思考,正是开启了作品的文学对政治的又一有力叙述,也为我们打开了更大的视野和思考的场域。这不得不说是李英报告文学的又一个性化的特征。

尤其惹人关注的,是作为后陈村的权力樊笼的代表性人物——张舍南,作者在这里并没有粉饰现实,也不回避问题,而是照实地写下了当后陈村的权力樊笼从金华走向全国时,这位代表性的人物却“落选”了。正是这样的文学报告,让李英的文学作品有了让阅读者进行思辨的更大的天地和空间。它让我们接受生活的时候,更有了真实感和应对生活难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也对改革中涌现出的先进人与事在出现意外与挫折时,有了保存个体先进的机制上的前瞻性的思考。并且,它让文学作品给予人审美与影响的时候,人物的自我天地的开掘也有了一个更为丰富的所在。它是生活的,也是精神的(意态),它是个别的,也是本质的,它是问题的,也是创造的。在我们现实的感觉世界里,至少它不是单纯的:因为生活往往就是这样,美的事物,有时它不会是对等和直线的。就写作来说,它更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后陈村的权力樊笼》的问世,还有着人类学意义的价值,作为改革开放主体的人,特别是作为乡镇或任何一个参与改革进程中的权力人,他更应是改革——发展这个社会大环境所要着重保护的“活生态”,就这一点而论,《后陈村的权力樊笼》就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知道,权力人之所以产生腐败,正是因为当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我们这个社会与国家的管理层面上,还远远没有受益人机制去制约权力人将权力上升为个人霸权,从而容易怂恿权力人在权力之中滑向腐败的温床。要想让这温床不产生腐败,在于现有管理模式中,应还另有一种可以去掣肘权力人的方法,这就是共为权力人的民众民主权力监督,《后陈村的权力樊笼》以文学的形式,及时形象地给我们报告了新中国第一个民间权力监督机制的诞生。其实,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小康的水平如何去升值,人的价值依旧应该高于其它一切而存在,社会管理系统也必得有相应的以监督进行对权力人进行保护的机制,这个最高的存在才是可行与真有价值的。《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正是为发展中的环境,提供给了主体——共为权力人生命上的健康支持与能量延续。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为什么上帝没有创造一个完善的美好的世界。到不是说上帝允恶是因为其善的结果,而是说明作为人与物组成的世界,作为类的人组成的社会,它始终存在着差距、不足与善恶。而发展,同时也意味着相对差距产生缩减,相对不足运用弥补,相对善恶应更具扬善制恶意识与制度的社会选择。同时,我们还格外以文学性的关注,去注意到《后陈村的权力樊笼》在每段的结尾用语,它简直似歇后语般蕰育着更大的张力。如第一段“如何破解村务管理混乱凸显的村庄治理危机,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遭遇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段“哪些问题需要先解决,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村民们生出了一些亲切感、信任感”;第三段“上级对后陈村采取了很多措施,可是这一切,似乎对后陈村都不奏效”;第四段“就这样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就建立起来了。让这位最最基层党支部书记胡文法想不到的是,他发明创造的这个财务监督小组,居然是中国农村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胚胎”;第七段“胡文法说:‘我回村里短短一个多月,感受最深的就是,村干部不能有私心,村务一定要公开’”;第九段“他在新华社内部材料第89期发了《武义县设立于村“两委”并列的权力监督机构》一文,首次提出了‘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机构概念。……于是,村务监督由一村之计,上升到治国之策”。我们不妨再疏理性地提炼一下,那便是:民主政治遭遇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家提出来→上级很多措施都不奏效→中国农村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胚胎→村务一定要公开→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治国之策。这不是逻辑学上的一种推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新的管理模式走向社会化的一种整合,是新政治管理以集体意志化的方式下的历史性创新。当旧的政治管理理念被一次次重复使用时,它就会有折旧的现象出现,所以对于日新月异大变化的社会来说,新的管理模式的渗出,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能量补充。而这项新的民主监督的社会民主性管理措施,或许正在证实一个可能的事实:腐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约翰·伯恩赛德在《旷野》中说:“你打开灯时,要快/你将看到黑夜的存在”。是的,我翻开《后陈村的权力樊笼》,我就抓住了权力的生命/和他存在的持续。

作者简介:

李英,男,浙江金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主席。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江南》《电影文学》等发表作品多部,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孟祥斌,一个人感动一座城》、《感动之城》、《后陈村的权力樊笼》等12部,先后荣获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浙江省五一个工程奖等重要奖项。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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