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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城”西安里的大国“隐士”---【赵韦】

2018-06-19 10:24:51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394

“隐城”西安里的大国“隐士”

 赵韦

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西安是一种“标准化”的存在——古城、古都、五千年历史的根。但世上的很多事,都是被误读的,西安就是一座被“公认”所误读的城市。钟楼、雁塔、古城墙的遗迹,碑林、陕博、兵马俑的文物,都只是这座城的过去,而非这座城的真实面目。

其实,现代的西安是座“隐形”的城,它的与众不同,在于拥有一大批特殊的“隐士”。他们并非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5pt; mso-spacerun: 'yes'; mso-font-kerning: 0.0000pt">徐立平是隐身于此的人群中普通而又特殊的一个,在这片分散的建筑群中,有一间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那是他的工作岗位。一年前,他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但他并不习惯这样的状况,自从1987年参加工作,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和所有的同事们一样,默默无闻地工作和生活,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2016214日,徐立平在中央电视台转播大厅里高高举起了奖杯,当选为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同年10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国工匠》系列专题片,第一集《大勇不惧》便讲述了他的故事。这接连而来的荣誉让他名声大噪,几十家媒体蜂拥而来进行采访,有时正在车间里工作,就被叫出去接受采访。这让他觉得实在“难以招架”,也让他极为不安。因为在此之前,他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在这里工作的人,根本不曾被如此高调的“曝光”。

徐立平所在的工作室被称为“整形车间”,他的工作是用特制的铲刀,将浇注在巨型圆筒内的橡胶状物体的端面多余物切掉、修平,这项工作叫做“药面整形”。他从事这项工作30年,练就了一套“绝活儿”——用手一摸橡胶状物体的表面,就能判断出是否平整;一刀推过去,铲下的厚度都均匀地保持在0.2mm之内,为练就这手绝活儿,他磨秃过30多把整形刀。也因为这手绝活儿,他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技术能手”称号,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特技技师,并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也因此获得“大国工匠”的称号。

徐立平工作时,站在巨型圆筒前,娴熟地推动整形刀,铲下的橡胶状物体卷起刨花般均匀的薄片。事实上,在这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背后,是巨大的责任和风险——那个巨型圆筒,是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壳体。壳体内的橡胶状物体,是能量巨大并且极易引燃的固体推进剂。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战术导弹、战略导弹的重要部件,2017730日,内蒙古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式上,火箭军战略导弹方队中展示的那些“国之重器”,都必须依靠固体火箭发动机提供的强劲动力才能奔袭目标。

制造出一台固体发动机,需要几十个步骤、上千道工序,徐立平从事的端面整形工作,只是众多工序的其中之一,但每道工序都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修整必须控制在设计要求的尺寸范围,并且保证药面平整,不能出现斜面或波浪面,更不能留下刀痕,否则产生的燃气量与设计要求不符,会影响导弹命中精度。”徐立平说,“这道工序是‘不可逆’加工,如果一刀下去铲多了,药面高度不符合要求,发动机就报废了,那就是上百万元的损失。”

徐立平参加工作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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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平工作室外,那些隐藏在山坡中,被围墙环绕安保严密的建筑群,是隶属于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的7416厂生产区,专用于制造固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技术是世界级的尖端高科技,其设计参数、应用材料、制造工艺都是最高国家机密。截至目前,只有5个国家能够研制生产,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而这个“航天四院”,则是中国最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基地,其下属的6家研究所,2家生产工厂,大都分布在那片山坡下。这是一个拥有1.2万名职工的大型研究院,其中包括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国家级专家3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7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名,省部级专家88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及全国技术能手14名,研究员240余人,以及200多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航天专家。

这万余名高级科技工作者和技术工人,研制出中国最具威慑力的战略武器,是国家最为宝贵的人才,而他们却如同“隐士”一样,隐藏起自己的身份,在城市的边缘默默工作。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这里是国内保密级别最高的单位之一,就连居住在他们周边的居民,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大院儿里搞得是什么名堂。

早在1956年中国开展导弹研究工作之初,“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就曾对所有的科研人员说:“这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投身这个事业是很光荣的。大家既然下决心来干这一行,就要求大家终生献身于这个事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还要甘当无名英雄!”这种单位里的人员,都必须如同“隐士”般默默无闻,原本绝少能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徐立平却意外地成了特例。

大国工匠的“隐痛”

航天四院政工部部长王玫说,当初推选徐立平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时,他们也极为担心,“以前我们这儿根本不能参加这类评选,接到通知时,我们犹豫了几天,最后决定把资料送上去。很长时间没有回音,我们觉得应该是上级从保密方面考虑,没有批准,结果突然接到通知说,徐立平当选了,马上去参加节目。”徐立平也因此走入了公众视野,并接连被授予“大国工匠”、“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我们这儿啊,事迹感人的职工、技艺高超的工匠有很多,但很遗憾,我们没法把每个人都树成典型。”

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徐立平钻进发动机壳体内“挖药”的危险经历是被着力描写的事迹,其实,这事情是29年前的旧闻,如果不是因为徐立平曾参与过,也许永远都不会为外人所知。

那是1988年年底,航天四院正试制一台重点型号发动机,如果试验成功,装备这款发动机的某新型战略导弹就将参加建国40周年国庆大阅兵。但在发动机即将试车的时候,却发现壳体内的推进剂出现一段脱粘区域,价值数百万元的发动机不仅将因此而报废,脱粘现象的成因更会影响到以后的研制生产。专家们研究后决定,采用风险极高的补救办法——成立一支“挖药”突击队,钻进发动机壳体内,将脱粘的推进剂铲掉重新浇注。

航天四院的职工们都知道此事的危险性,在以前的推进剂研制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燃烧、爆炸事故,多名研制人员或壮烈牺牲、或落下终身残疾。发动机壳体内已经注满了高敏感性推进剂,如果挖药用力稍大,或者衣服擦出一个静电火花,十几吨的推进剂就可能被引燃,里面的操作人员连同整座厂房都会被烧得灰都不剩。

没有人因此退缩,20多人组成的突击队,由四院院长、副院长亲自担任队长、副队长,刚满21岁的徐立平是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他们知道危险,更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们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就是为了研制出合格的镇国利器,更要面对这样的风险。

徐立平跟着老师傅们一起,轮流钻进壳体“挖药”。壳体内推进剂的气味刺鼻,呼吸困难,每人最多工作十几分钟,挖出一百克左右推进剂就得换班。经过2个多月连续工作,将脱粘部位的300多公斤推进剂一点点挖出,并成功地重新补注,排除了故障。

补救后的发动机取得了试验成功,很快得以定型,并应用于最新型号的战略导弹上,中国从那时起,才拥有了可快速机动部署的战略武器。

198910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40周年阅兵式上,那款威力强大的新型战略武器方阵首次亮相,国人无比振奋、世界为之震惊。而为这些“大国重器”制造发动机的航天四院职工们,却远在西安,只能隔着电视机屏幕观看他们的劳动成果。那时候,没人能知道,为研制出那款发动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危险。不过,这些坐在电视机前的职工们似乎也并没觉得有什么遗憾,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名隐士的生存状况。

当年,徐立平跟着师傅们钻进发动机壳体内的时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普通青工,如今,他已是特级技师,航天四院的标杆性人物。工作30年间,他获得的技术能手、技能大师、大国工匠、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有20多项,被同事们戏称“拿奖拿到手软”。而他却觉得,这些嘉奖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获得“大国工匠”、“时代楷模”称号并名扬全国,更让他如坐针毡。他将奖杯、奖章、奖状全部锁进柜子,根本不愿示人。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那批“隐士”中最出名的一个,这突然而来的变化让习惯“隐居”状态的他很难适应。“我就是个普通工人。”徐立平说,“获得这些荣誉都是偶然,或者说是赶上了机遇。其实我们厂里,跟我水平相当的人,一抓一大把,这些荣誉颁给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当之无愧。”

徐立平从事的“整形”仅是发动机制造中的一道工序,而制造出一台发动机需要上千道工序,都要由技术精湛的操作者协同工作才能完成。事实上,发动机不仅只有制造过程,前期的设计和试验过程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也是最为危险的阶段。航天四院万余名职工,分别负责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工序的工作,都与徐立平一样,要拥有高超的技术,并且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只不过,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不为人知罢了。这是一大批为国奉献的“隐士”,外界根本无法知晓,他们曾为国家付出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远的不说,就以徐立平家人为例,他的父母只是航天四院最普通的退休职工,却也同样从事过危险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

他的母亲温荣书是1960年航天四院在四川泸州驻扎时,招收的第一批员工,被分配到装药车间,从事推进剂浇注工作。那时,中国研制固体火箭推进剂的工作刚刚起步,每隔几天就要浇注新配方的推进剂进行试验,当时采用手工浇注工艺,稍有失误就会发生危险,温荣书和同事们必须冒着巨大危险工作。温荣书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小剂量装药试制时,推进剂发生了燃烧事故,她眼睁睁看着一位同事在瞬间被烧掉手指、耳朵……但研制工作并不会因此而停顿,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研制出第一代固体推进剂,为此后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立平的父亲徐桂林是航天四院在内蒙古驻扎时,从部队转业到此工作,是一名汽车司机。19701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汉仪书宋二简; COLOR: rgb(0,0,0); FONT-SIZE: 9.5pt; mso-spacerun: 'yes'; mso-font-kerning: 0.0000pt">1995年又跟随单位搬迁到西安东郊的这片山坡下。与徐立平同年龄段的第二代航天四院子弟,几乎都是这样的人生历程。

当年,刚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徐立平能入选突击队钻进壳体挖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父母也在四院工作。因为本单位职工都知道这项工作的危险性,万一发生不测,家人也能理解。在这里工作的人,即便牺牲了,家人们也必须保持沉默。

徐立平的弟弟也在航天四院,从事发动机壳体加工工作,同样是车间里的技术能手,却在一次国家某重点型号任务的加工工作中,因意外事故被严重烧伤,落下终身残疾。

徐立平的妻子梁远珍在航天四院从事壳体内涂层处理工作,参与过国内所有重点型号战略武器的生产。涂层材料含有大量高浓度有害物质,车间里的人都知道这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她却在那里工作了近30年,“我就是这个岗位呀,不能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吧?总要有人去干的”。

像徐立平家这样,一家人都在一个单位里的家庭结构,在航天四院内占了很大比例。家属区里随便敲开一扇门,屋里主人都会讲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亲身经历,这些“普通住户”里的家庭成员们,大都从事着有害的或危险的工作,却为国家筑起一道安全的“钢铁长城”,他们是城市中的“隐士”,是没有奖章的无名英雄,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脊梁。

隐士铸就的“金牌”

西安市南郊,距离航天四院20多公里的凤栖塬上,还有另一个生产火箭发动机的大型科研单位——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与航天四院不同的是,这里生产的发动机,是使用液体燃料的。

人们所熟知的中国第一枚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中国宇航员乘坐“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嫦娥探测器”登上月球,都与航天六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中国所有的太空探索发射任务,都使用“长征”系列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而“长征”系列火箭使用的主发动机,全部由航天六院研制生产。这里就是中国进行外太空探索的“动力之源”,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单位的存在,更不知道这个单位里,有近万名职工为此默默工作。

陈建华是航天六院11所的副总师,作为一名资深设计人员,他曾率领研制队伍攻克难关,成功研制出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发动机——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2016113日,装配着这款发动机的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首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由此实现了划时代的跨越,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提高到25吨的高水准。

早在1990年,陈建华硕士毕业分配到11所时,便跟着他的导师葛李虎等老一辈的设计员,从事刚刚起步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研究工作。那时,他们的研究所还在陕西省凤县秦岭山区的一条山沟里,他的导师葛李虎等老一辈的航天人,已经在这条山沟里隐居了20年。他们与家乡亲人通信,地址都不能写当地真实位置,只能用“陕西省宝鸡市XXX号信箱”之类的代码。进入这个行业时,他们就接受了严格的保密教育,自己从事的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外不告亲朋。与任何人交谈、通信,都不准提及本单位任何情况。”有一位设计员的父亲想念儿子,没有提前联系,就按照信件上的地址赶往宝鸡市,找遍大街小巷也没见那个信箱的影子。无奈之下只好向警方求助,警察也找不到这地方,只能到邮局查询。几番周折才查到,这个标称宝鸡市的信箱其实距离宝鸡市还有100多公里。

在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还未开始研制之前的20多年间,这些远避深山之中,连家人都难觅其踪的隐士们,已经成功研制出当时中国最大推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并应用于中国第一代远程洲际导弹以及“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上。中国自1975年后的40多年间,实施的各类外太空发射任务,几乎都由这三个型号系列火箭承担。这款在偏远深山中研制出的发动机,被誉为“金牌发动机”,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款“金牌发动机”的第一任主任设计师李伯勇,也许是社会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但那是因为他此后担任了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国家劳动部部长等职务,才被公众所知晓。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航天领域工作,更不知道他曾是“金牌发动机”的主任设计师,而这也是他刻意隐藏的身份。李伯勇在秦岭深山中率领着的褚祥生、王治军、孙宏明、谢佑兰、吴宏恩、张宝琨、葛李虎等一大批设计人员,在中国航天业内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在业外却根本无人知晓,为国铸剑的“功与名”都被他们深深隐藏起来。

当年的陈建华,和老一辈的设计员一样,成为深山中的一名“隐士”,1993年单位搬迁到西安南郊的凤栖塬,他们依然保持着“隐士”的状态。他从一个普通的设计员,成为设计组长、设计室主任、主任设计师、长征五号火箭副总设计师,整整25年的光阴,他都从事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这一件事情。这款发动机以及长征五号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载人空间站计划”以及“载人登月计划”都具备了付诸实施的基础,对于中国航天事业具有非凡的意义。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花甲之年的陈建华,也与老一辈航天人一样,依然是无人知晓的“隐士”。

2016116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现场直播的“科技盛典——2015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颁奖典礼”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贵田与11所所长李斌、103厂特级技师曹玉玺、165所发动机试验室主任郭立登上领奖台,从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手中接过奖杯。这是航天六院液氧/煤油高压补燃火箭发动机研制团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85岁高龄的张贵田,曾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的副主任设计师,曾是11所所长,曾是067基地(航天六院前身)主任兼总工程师,曾是“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动机总指挥,还是大推力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总指挥。在中国航天界,他是大名鼎鼎的专家,但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却对他一无所知。

央视演播大厅里,张贵田院士高高举起奖杯之时,是一个辉煌的巅峰时刻,那不是他个人的荣耀,而是无数默默无闻甘当“隐士”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们的巅峰时刻。接受主持人采访时,他神色凝重:“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成功,是航天六院几代人刻苦攻关,不懈努力的结果……”

那短短一分多钟的颁奖环节,根本不足以让人们记住这些航天科技工作者的相貌,更不可能让人们了解到他们经历过什么,即便在西安的街头在次遇见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出他们是谁。这些隐姓埋名的大国“隐士”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们继续投身自己的工作,继续幽居于西安城的闹市中……

看不见的“隐形西安”

曾有经济学者说,“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经历农业输出、低端制造、中高端制造、创新科技中心的四个阶段。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们仍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这位经济学家的样本选取显然是着眼于东部沿海城市的制造业,事实上,地处内陆的西安,早已处于第四个阶段,只是这里的制造业大都为军工产业,长期处于“隐蔽”状态,致使国内的经济学家们也难看到其中端倪。

以航天高科技技术为例:这是对设计水平和制造能力要求极为严苛的行业,中国在航天技术领域已处于世界前列,而西安市辖区内的航天四院和航天六院,则分别代表着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最高技术水准,各自撑起了中国航天发动机事业的半壁江山。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主推力发动机全部出自西安,“神州”系列、“天宫”系列、“北斗”系列上的零部件80%出自西安。中国历次国庆大阅兵中所展示的各类新式战略武器装备,多半都是在西安研制生产。西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航天动力之乡”。

西安还拥有代表中国最高水准的卫星通信、遥感及导航技术研究所,更拥有全国功能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卫星测控中心……事实上,西安是全国最大、门类最齐全的航天产业聚集区,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甚至难以用数据进行衡量。

西安的军工科技并非航天技术一枝独秀,航空、兵器、电子、核工业、船舶等行业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规模都居于国内领先水平,但他们同样处于“隐身”状态。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西安城墙外的街巷内,分布着众多的“研究院”或“研究所”,这些研究院、所很多都带着一串神秘的数字——航天四院、航天六院、618研究所、210研究所、504研究所、206研究所……诸如此类。其实,这些“数字单位”里,便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西安”,他们都是国防军工行业的科研院所,不同的数字分别代表着航空、航天、兵器、电子、核工业、船舶等不同的门类。

这些军工行业的院、所、厂、站大都有两套名称,一套是“数字名称”,一套是“对外名称”。数字名称为单位和行业系统内部使用,对外名称则是出于保密或与外界合作时便于使用。比如西安人耳熟能详的华山厂、庆安厂、红旗厂、东方厂、西光厂、西飞公司、西航公司……都是职工超过万人以上的大型军工企业。而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的“西飞公司”,更是拥有职工、家属十多万人,厂区、生活区的占地面积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的规模,被称为“中国西雅图”。

据统计,西安市遍布大街小巷中的各类科研机构总数多达700余家,在全国大中型城市科研机构排名中,其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在国内省会城市、直辖市中,西安市的高级人才密度仅次于北京,各类专业科技技术人员达85.1万人。西安市拥有“两院”院士67名,这也是陕西省“两院”院士的总人数,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前三名为:北京、上海、江苏)。这里拥有国家各部委所属专业、专项实验室6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49个。还有50个居全国领先地位的专业,以及17个全国惟一设立的专业。而这些高技术人才和机构,大部分都隶属于军工行业,西安市871万常住人口中,直接从事军工行业的就有近百万人口,军工科技人才力量仅次于北京。

西安市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型军工企业和高科技人才,这里的产品不仅是“中国制造”,更是“中国智造”的代表,军工技术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科技能力,在很多领域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地方行政辖区内的军工单位年产值,不能不计入当地GDP总量之中。曾有人估计,西安市辖区内军工单位的年产值会高达数千亿元,甚至可能超过万亿元的水平,这是一笔数字巨大的“隐形GDP”。20171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度中国城市GDP排名,西安以6480亿元的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26位。如果将这些“隐形GDP”也计算在内,西安的排名将会大幅度地提升。

众多军工高科技单位“隐身”在西安,虽然没有对本地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但这些世界水平的高科技、国际顶级的科技人才和大国工匠,将“隐形的西安”打造得无比绚烂。

事实上,西安也早已开始探索“军民融合”之路,寻找将“隐形”变“有形”的方式。20053月,西安市在阎良区成立国内首家国家级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200611月,又在长安区设立国内最大规模的民用航天产业基地。2010626日,两大基地同时获得国务院批复,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时至今日,两大基地注册的企业已近2000家,吸引了京东集团、法国苏伊士集团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入驻,为西安市带来超过千亿元的投资。航天、航空高科技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民用飞机、商用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民用卫星导航、污水、垃圾处理等众多领域。

但与西安规模庞大的军工产业相比,两大基地的“融合”程度依然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2017824日至25日,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市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十个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为什么西安军工资源优势全国第二,还承担了国家军民融合的试点任务,但军转民、民参军发展不够、产业不大,军工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不足?”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深知“隐形的西安”有着巨大的潜力,正试图让那些“隐逸”的、“隐形”的“隐士”,成为“入世”的、“有形”的“座上宾”,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也许,只有将“古老的西安”和“隐形的西安”相叠加,才能看到一个历史层次感更加丰厚的西安,才是一个真正的西安——“古老的西安”以十三朝古都的遗存、静默的城墙和独特的饮食文化,讲述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曾经从哪里来;“隐形的西安”用军工企业的密布、高科技技术的领先和科技人才的聚集,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将会往哪里去。

作者简介:

赵韦,70后,从事媒体工作十余年,现为中国报告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入选陕西“百优人才计划”。所著《十一维空间——物理学家侯伯宇的多维人生》获陕西省首届(2013)年度优秀文学奖,名列报告文学类第一名。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动力》入选2016年度陕西十佳图书”名列首位,入围2016年度“中国好书”评选,获第三届中央企业“五个一工程奖”。

责任编辑/江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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