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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山村千年的坚守---【李昌年】

2018-07-19 22:49:4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74

一个小山村千年的坚守

——  记红山窑陶艺兴衰

■ 李昌年

红山窑,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这是一个偏安于西北一角的小小乡镇,然而它已有着近四百年的悠悠历史。

人们熟知焉支山,是因为一个人——霍去病,出征河西,逾焉支、败匈奴;人们熟知焉支山,是因为一曲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红山窑,这个小小的乡镇,正是在焉支山的护佑之下,在祁连山的福泽下,像一块不染尘埃的净土,安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在小镇的东际,有一座红色的山峦,人们自然地把它叫做红山。红山方圆不大,瘦,矮,短,是它的特点。因此自然有别于驰名古今的东北热河的红山。红山脚下,青草萋萋。一座马蹄形的土窑静立,窑身土皮大部分已经剥落了,拱形窑门用烧废的陶器紧紧地封着,门口蓬蒿离离。土窑近旁,三两口残破的缸,裂口纵横,但缸壁的黑釉依然油然发亮,一株青草从半截残缸里伸出腰肢,倔强地朝向阳光。一些烧废的瓷器的底座熔炼成一个个凹凸不平的疙瘩胡乱堆垒在一起,犹如岁月一层层在上面生了锈。在红山脚下,像这样的土窑有好几座,像饱经沧桑的老人威严肃立。向北而行,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座土窑,有一座窑顶已经塌陷,听说窑主人意欲彻底把窑拆掉,再不生产了。

坐落在红山周围的村落,有一个最大的特色,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特色,那就是它们的围墙大多用缸砌成,大抵有两三层,远远看去有点像春秋时期的编钟。

这个荒僻、寂寥的小镇,却有近千年的传统工艺——陶艺。早在洪武年间,这里叫做红山嘴。缘自它位于焉支山和红山之间。勤劳而善于寻求发展的人们在红山上发现了煤炭适宜制陶的黏土,于是人们摸索、创造,建起了制陶的窑,用煤炭烧火,用黏土制成陶器。勇敢的尝试成就了希望,这里开始窑口林立,窑火不息。据《永昌县志》记载,在乾隆五十年,“红山在西七十里,居民半以陶为业”,更有至今传唱的民谣为证“黑窑黑,白窑灰,一干干到天夜黑”。默默地,红山嘴这个名字也就为“红山窑”替代了。窑中熊熊的火焰照亮了陶瓷工艺在这片土地上的希望。

在红山的山湾里,原有座“老君庙”,是各窑主敬奉老祖的地方。每年二月十三日或六月十五日在“老君庙”前献牲过会,祭奠“老君”。庙内有一匾,据匾额记载,老君庙是在乾隆四年重修的。献匾人名字不详,当地人称柴老太爷。乾隆年间,红山窑陶瓷业是一个兴盛时期,当时最有名的就是王家窑。顺治年间因战乱灾荒,白窑倒闭,光绪初年又逐渐恢复。

红山窑陶瓷工艺随着制陶人不断地尝试研究,和生产的发展以及机械的推广,虽有过多次改进,但基本还是以工艺为主。长期的制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一套完整而精细的工序。主要的工序分四个阶段:

一是备料。每年冬春两季,匠人带着三五人或七八人,携带铁镐、铁锹、担筐等工具,上山下井去背土。土井也叫白窑,形如煤窑。工人们用一种专制的圆筐背土,一次只背六十公斤左右,估计背够一年内够用的料后,开始转运。红山土矿离厂房很近,约两公里,但需翻越几道山梁,过去主要是驴驮,解放后用马拉,后来用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转运,比较省力省时,又省工。

原始陶土是硬质块状,必须粉碎过筛,八五年前粉碎用石碾碾压,碾细后,用水沉淀滤去粗渣再使用,后来用机械粉碎。釉子土的粉碎也是用水池沉滤法。挖上下两个池子或一个缸一个池子,将釉料倒入上池子加水进行反复搅拌,使细末混入水中,粗料沉淀下去,泥水流到下池沉淀后,把泥浆取出就是釉子。

二是制坯。到了夏季,气温升高,开始制坯。首先拌料,将粉好的细料加水和成泥,送进座房再反复跷和,到用手指捻抹没有颗粒为止。其次是揉泥,先取一坯泥料用手在泥案上反复揉和,形成窝窝头状,再放到搅轮上铺茬(制底坯)。搅轮是制圆形陶瓷器的主要工具,原来是手工轮。铺茬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由技师(同称把式)来做,过去一台轮四人(铺茬、搅轮、揉泥、转坯各一人),后来只用三人。如果制缸,要经过三次接茬才可完成初坯,第一次接茬,先将底部制成,晾干后再接茬,成了半截茬子,晾干后,第三次接茬才成缸形。小陶器有一次制成的也有二次制成的。

初坯晾干后要来一次整形,也叫锤缸和铣坯。锤缸时,用一把?子一把板锤,里外夹击,以此调整缸形,拍匀缸壁;铣坯时把制成的小陶瓷和坯(如罐、盆、坛等)晾干后放到轮上一边旋转,一边用一把铣刀均匀的进行铣理,直到坯壁均匀,体型形成为止。整形完成后,再上釉。用刷子把釉泥刷到坯上晒干就成了陶坯。

三是装窑。装窑是一项要求很高,手艺很强的工作,装不好就会全窑倾倒,造成极大的损失。装窑的一般要求就是角度正确,掩稳衬硬。装法是根据陶形,大缸套小缸,再套盆罐,一层顺,一层倒,直立而装,前后排列整齐即可。上下可装七层,前后可装8层,一窑内可装小陶器八百多件。

四是煅烧。待窑装好,立即点火煅烧,先头两天小火慢烧,通过加温使坯性能稳定后逐渐加强火力。窑内装有药捻子(用釉子土做的)七层,它是用来观察煅烧火候的标志,当七层捻子都烧化倾倒标志窑已烧成,停火冷却十五天左右,便可开窑出产品。

“小小红山窑,三座铺子五座窑。”红山窑陶瓷到民国三十年,已发展到了五座,即李家窑(李积富)、马家窑(马吉元)、王家窑(王敬臣)、柴家窑、福顺喜窑(商号)。每个窑拥有工人十七至十八人,主要烧制缸、盆、罐、坛等粗陶,也制作了一些细陶,每窑每年平均约产缸两百个,大小盆一千二百多个,大小瓶三百多个,狗头缸子五十个,碗一万个,总价值为一百二十个银元。

新中国成立后,红山窑的炉火烈烈而燃,在中国共产党的春风吹拂下,红山窑扩大了规模,办起了陶瓷厂,继而又新办了耐火材料厂,试制了陶瓷水管、陶瓷道、陶瓷支柱等产品。风雨五十载,陶瓷厂起起落落,从民办到官办,又到个体承包经营,传统陶瓷手艺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自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一九九零年期间,红山窑陶瓷窑发展到了六座,参与制瓷的人数达到近百人,经营单位由四个作业组和3个个体经营户组成。一九九零年,全年陶瓷产品达八点一万件,产值约15万元,产品销往永昌、双湾、宁远、武威、民勤、民乐以及更远的青海门源一带。

七八十年代,红山窑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和驴车。秋收结束后,窑中生产的各种器物,就用这种车装载运输到邻近的地方去销售。几辆车先后排成一队,顺着公路,满载缸碗碟盆,貌似丝绸古道的驼队,悠悠荡荡。驾车者手握长长的皮鞭,身穿厚厚的皮袄,斜跨在沿条上。半路上,车主如果饿了,就津津有味嚼着自家烧的“锅盔”,就着茯茶,淳朴从容。蹄声嗒嗒,铃声叮当,犹如一曲悠扬的民歌。

到达目的地,车停在路边,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精挑细选,或用手指敲击,听响声是否清脆;或在里面盛上水,看是否有水漏出。这种商品经济交换大多是货币,有时也换粮食、土豆、大枣之类的。

红山窑烧制的陶瓷基本是老百姓寻常生活所需的,如水缸、菜坛、储酒罐,以及门楼、檐角上的辟邪或装饰之物。河西地区一直以来干旱缺水,在架设自来水之前,村里大都有一个大涝池,储蓄饮水。每次水库灌溉庄稼时,就会将涝池注满。人们用水桶将涝池水挑到家里,倒进水缸,以方便家庭吃喝洗漱。

夏天的时候,水渠近旁的村民会去挑渠里的流淌至清的水;每至冬天,村民推着手推车,带上铁镐去涝池里刨冰。晶莹剔透的冰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和人们口边寒气相映成趣。水缸在冬天里,就是冰水混合物的主要储蓄者了。

其实缸的用途又何止是储水?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至秋天,父母用粮食从菜贩那里换来大白菜、胡萝卜,择好、洗净,一层一层放入缸里,放上盐和作料,最后在菜上压一块青石,慢慢发酵,待冬天作重要的食用菜蔬。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口大缸,腌制蔬菜。与之相似的是,生豆芽。在一个大盆里放入洗好的黄豆,上面放上几块炉火烧过土块,几天就会长出嫩嫩的豆芽,过年的时候,它可是餐桌上一道精美佳肴啊。

听父亲讲,红山窑村的老百姓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热衷于建门楼。我不知道父亲何时学的修建门楼的技艺,只知道,家里的各种草编的小筐,母亲晾馍馍用的筛子都出自父亲之手。邻近的村民多请父亲去修建门楼。门楼大都用青砖砌成,聪明的匠人真是匠心独运,一条街上,各有特色,有的勾心斗角,有的中间镂空,有的镶上瓷砖。虽然各具风格,但有一点相同——门楼上放置一个红山窑烧制的瓷狮子。这是村民们朴素的生活祈愿,希望这只狮子能够辟邪得安。

门楼,不仅仅是安装大门以备安全的意义了,它融进了主人对美的追求,折射了主人安静、祥和、长久康乐生活的希冀。

当时,在陶瓷生产工艺基础上,还延伸出了砂锅的生产。工艺不断改进,效率在热情中不断提高,这个时期成了红山窑陶瓷业史上最辉煌的里程碑。

岁月如歌,汗与火的交织,朝与暮的交替,白昼与黑夜的更迭,演绎着红山窑对生活的爱与希望。然而从搅轮到匠人,红山窑制陶技艺已然传承了三代人。红山窑的黏土从红山上经过他们粗壮的大手,到旋转的搅轮,再经过他们灵巧的手变成一个个线条分明的器皿,经过炉火的熔铸,走进千家万户。据李家窑第三代传人李海东讲述,他的爷爷在民国时,冲着红山窑黑白窑的名气,从民勤来到了红山窑。那是繁盛的红山窑,曾一度被称为“小凉州”,只要武威城里人有啥,要不了多久,红山窑就有啥。这是因为红山窑贩夫把陶瓷拉到凉州城,回来时又将凉州城里的新鲜玩意带到红山窑。李海东的父亲李福山十二岁进了白窑,成了一个“搅轮娃”。从12岁到20岁,李福山在这8年里专心学艺,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匠人。后来几经辗转,进了水泥厂。然而,制陶技艺终究没有因为这样而与李家人没有了缘分。李海东可能因为祖辈和父辈在窑上干活的缘故,从小就对窑有了很大的兴趣。15岁进了窑的他,由于没有人愿意教他,他便偷偷地学,在别的匠人拉坯时,他偷偷地看,晚上等匠人们回家了,他便一人留下来一遍一遍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海东的拉坯很快被匠人们称赞,又很快地成长为匠人。

红山窑各窑制陶技艺大抵如此传承,直到上个世纪末,红山窑的窑火冷落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红山窑家家户户陆续通上了自来水,再也不需要缸储水,而且轻巧美观的塑料制品一下子替代了大部分陶瓷制品。红山窑的炉火失落地凉了下来。大部分制陶人为了生计,只好放下泥刀,拿起了镰刀和牧鞭。其中王家窑的传人王永天就由制陶的好把式变成了挥动着鞭子的羊把式。有的制陶人在农耕之余,做做个体小生意。

那座高高的烟囱,曾是红山窑制陶业最辉煌的时候,陶瓷厂的烟道。它见证了红山窑的盛衰,凝望了制陶人的勤劳和欢笑。如今,周身皴裂,斑驳破败,一条长长的裂缝从囱顶开到了中腰。野鸟在它上面时起时落。

据近六十岁的王永礼讲,他们曾经到景德镇考察过。相比景德镇陶瓷,红山窑陶瓷由于是传统工艺,手工生产,煤炭烧窑,所以成本高,炉温不好控制,浪费也较大,最重要的是红山窑陶瓷在釉彩工艺上还比较欠缺,工艺品没有多少审美价值成分。要想让红山窑陶瓷业再度发展,必须改进技术,投入好几百万的资金,而这对于一个小小的农户无疑是天文数字了。现在,他家的窑,仅是少量烧制一些烤箱炉炉芯和花盆。他说他最大的担忧是自己一天天老去,而手上的制陶技艺无法传承。说到此处,老人神情颓唐而苍凉。

不忍看到这珍贵的制陶工艺荒废,或者说,希望有一天,红山窑的炉火能够重新浓浓燃起,李海东背上行囊,前往瓷都——景德镇,前后七次考察、研究、尝试,用红山上的黏土烧制出了仿古器型和釉料仿瓷的陶瓷。改进了制陶技术,也融进了审美意趣,只是依然没能推广而批量制作。

二零一二年,他被评为金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窑制陶项目代表传承人;2015年在政府的重视和企业的参与下在金昌建成了陶艺传习所。李海东有了一个展示红山窑陶艺的舞台,红山窑陶瓷技艺也有了一个可能传承下去的平台。

红山窑,一个水与火交融了近万年的地方,一个方圆几百公里以陶艺闻名的小镇,如今人烟稀少。农耕已然不能维持生计,除却年迈的老人留守家里,其他几乎都流向城市打工。一座座土窑更加落寞和苍凉,偶有一两股炉烟升起,也变得淡然而没有生机。窑中曾经烧制的工艺品,留下来的恐怕所剩无几,唯有砌在墙里的两三排缸了。

“日头出了红山上,白窑匠人烧窑忙,一年四季和泥巴,搅轮转起湿衣裳。捏起坯子做大缸,点起柴火烧起了窑,烧好了大缸走西凉,换回了钱献爹娘。”这首见证红山窑制陶生活的歌谣,也可能只在白窑匠人的记忆深处了。

红山窑制陶工艺是红山窑小镇,或者说是金昌市宝贵的民俗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它承载了当地人民的风俗生活和生命状态。积淀了近千年,是一代代人生命的延续,里面渗透了精神和人文蕴含。这种生命的张力和朴质的文化积淀更需要传承与发扬。然而由于当地人民文化积淀整体的浅薄和观念的落后,以及创新意识的迟滞,抱残守缺,更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和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短浅见识,红山窑陶艺悄悄地被冷落。

千百年来,在当地人民的传统观念里,陶器不过是人们的生活用品,无形中忽视了陶器也会为人们的生活、文化增添无限的趣味。因此,红山窑陶艺就与现代陶艺必然脱轨。而现代陶艺的作用恰是在于扩大了传统陶艺的艺术属性,使陶艺师不受制器的局限,能够在审美价值和领域里驰骋。尽管红山窑陶艺也曾尝试稍稍融进些许审美意味,但终究被追求经济效益的意识冲淡了。

诸如此类的传统摒弃不止陶艺,比如过去家家户户用的草编的筐、筛子,木制的很多日用品等等。人们往往只在乎它们的功能而无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县城举办民俗节,展览了很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物件,让人们去观赏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回味和思考,总想通过这些物件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情状和生命理趣。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民俗工艺是有它存在或者生长的现实必要的。

我们多么希望,“红山窑”这个词语别仅是一个乡镇的名称,而是继续名副其实的陶瓷的标签,传统的工艺能够传承发扬,家家户户的花盆上烙上“红山窑陶瓷业”的字样,喜欢把玩陶瓷的雅士手中爱不释手的是红山窑的精美陶瓷,都市的大型陶瓷展览会上红山窑陶瓷能够赫然醒目!

红山窑,不能仅仅是西北一个偏安一角的落寞小镇的名称!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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