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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何建明报告文学《山神》的艺术特质与文体创新---【沈文慧】

2018-07-19 23:23:5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56

论何建明报告文学《山神》的艺术特质与文体创新

 沈文慧

继引起强烈反响的《那山 那水》之后,2018年初,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又推出了新作《山神》,讲述“当代愚公”黄大发带领村民历时36年,在千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开凿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人工“天渠”,从此碧水长流,干旱贫瘠的山区面貌得以彻底改变的感人故事。作品发表之后,人们为黄大发永不言弃的精神深深折服,认为这个“中国硬汉”堪比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其实,读《山神》,我不止想到《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圣地亚哥,还想到杰克伦敦的代表作《热爱生命》中的那个濒临死亡、垂死挣扎的淘金者,他凭着顽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最终战胜饿狼,在荒原中生存下来。尤其想到法国著名导演雅克贝汉的经典影片《天人》三部曲中的“人”——《喜马拉雅》,想起那个不惧年迈体衰,克服重重困难勇闯“魔鬼之路”,带领全村人卖掉盐巴换来粮食的雪山部族头领霆雷,他是雪山之子,也是雪山之“神”,最终长眠在雪山的怀抱,与大地山川融为一体。其实,无论是圣地亚哥、淘金者、老头领霆雷等经典艺术形象,还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农民英雄黄大发,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质:那就是对“人”的主体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对困境挫折永不低头的坚韧意志。生命,就是不放弃自己!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才能在不可能创造奇迹的地方创造奇迹。“永不言弃”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品质,也是人类得以穿过慢慢长夜不断走向光明的力量之源。鲨鱼、饿狼、雪山、干旱都是人类生存的对抗性力量,从蛮荒的远古到高科技的今天,人类生存的对抗性力量始终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濒临绝境的生死抉择是人类随时都可能会遭遇的现实处境。在此意义上,《山神》与《老人与海》、《热爱生命》、《喜马拉雅》一样,拥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蕴,散发出超越性、恒久性的艺术魅力。

作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八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连续5次入选党代会“献礼书”,说他创造了报告文学的奇迹,一点也不夸张。他对报告文学充满了挚爱和深情,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合适的文体,多年来,他孜孜以求,努力探索以“以优美的文体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为了讲好黄大发的故事,何建明对自己提出了新要求:“我写了四十多年报告文学,各种题材的报告文学我都写过,但是在写黄大发这部作品时,我把自己逼到绝路:必须要换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叙述方法,要寻找适合于这个题材的另一种书写方法,这就是创新和突破。”《山神》确实实现了创新和突破,这种创新和突破不仅是相对于何建明之前的艺术实践而言的,对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写作同样具有示范作用。

每一种文体都有相对稳定的审美特征和核心审美要素,但又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即不断突破既有文体壁垒,吸纳和借鉴其他文体表现手法,拓展原文体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促进原有文体格局的变化与发展,这种现象就是“文体互渗”。“不同文本体式相互渗透、相互激励,以形成新的结构性力量,更好地表现创作主体丰富而别样的人生经验和情感。”[1]一般而言,鲜明的文体意识是作家文本艺术思维趋向成熟的标志,它不仅意味着对文体基本特征的规律性认识与自觉运用,也体现在对既有文体规范的突破和创新上。何建明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了然于胸,同时也拥有一定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经验。在《山神》中,他博采众体之长,将小说、散文(散文诗)、民歌民谣有机融入叙事进程,叙事、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手法运用得恰当自然、得心应手,形成了摇曳多姿的审美效果和真挚深沉的艺术张力。

《山神》的开篇即全文的序言部分是典型的散文笔法,描述作者本人跟随黄大发“三上绝命悬崖”的所见所感。何建明毫不掩饰自己攀岩过程中的紧张、恐惧、怯懦,但最终在黄大发的坚定引领下,战胜了恐惧和怯懦,翻过一座座悬崖峭壁,走到“天渠”的源头。“序言”部分“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写的是自己攀岩走渠过程中的紧张、恐惧和怯懦,实际上是以“天渠”之高、之险烘托开渠之艰难万险,“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对作者而言,“三上绝命悬崖”更是灵魂的洗涤和精神的朝圣,这是危险之旅,亦是生命之旅,它在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架起了情感的桥梁,作家与其书写对象之间建立了父子般的深厚情谊,何建明对黄大发的感情不止是崇仰、敬佩,还有发自内心的爱和怜惜。这是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抵达思想和情感深处的交流与对话,是一切非虚构写作得以成功的基础和前提。从叙事角度看,“序”为后文埋下伏笔、设置了悬念;从表意角度看,“序”既点名了创作主旨——“要将这山神用精气砍出的一条天渠的故事告诉世人,让全世界永远记着中国有这样一位山神,他用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干成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壮举、人间奇迹”,同时奠定了全文低徊曲折又昂扬壮美的情感基调,可谓构思巧妙、提纲挈领、意蕴丰厚。第七章结尾部分依然采用散文笔法,兼有诗歌的澎湃激情和铿锵韵律,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气势磅礴的排比句、排比段,犀利深刻的设问句、反问句,叙事、议论、抒情的有机融合,多种艺术手段将“英雄赞歌”推进到高潮乐章,进一步凸显和张扬了黄大发精神的时代意义和恒久价值,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都与序言部分遥相呼应,形成了首尾圆融的艺术整体感。

作品的重心是第一至第六章。不同于首尾两章的散文笔法,第一至第六章大量运用小说笔法,作者以娴熟的小说笔法处理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场景呈现和细节描述,大大提升了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结构上,何建明摈弃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线性叙事逻辑,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从事件发展的中端落笔,第一章写的是“他者”眼中的黄大发,通过县水利局副局长黄著文回顾他与黄大发之间40年来不堪回首的往事和交情,鲜明、立体地呈现了“山神”黄大发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品格。这种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倒错”以醒目方式建构了黄大发的“山神”形象,并为下文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做了充分铺垫。人物形象“立”起来之后,再按事件发展的自然进程安排叙事逻辑:修渠失败——外出求学(查找原因)——集资立项——大功告成。

黄大发修渠历时36年,其间的曲折艰辛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的素材非常多,恰当选择叙事重点、合理安排简繁详略至关重要,否则就有可能流于波澜不惊、冗长乏味。作者紧紧抓住修渠过程中的五个关键节点,以黄大发誓死修渠的主观意愿和人的主观意愿难以实现的矛盾为基本叙事动力,在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等)中推进故事,塑造人物。叙事细致绵密,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准确凝练,人物生动鲜活,尤其是场景呈现和细节描写深得小说美学之精髓,无不恰当妥帖、韵味深长。这是黄大发去隧道查看“哑炮”的情景:

别动!都给我在原地呆着!每逢此时,黄大发的脸总是铁青,看不到一丝缝隙。他会把他人远远地挡在身后,随手用厚棉衣将自己的头颅严严地裹了个结实,便独自朝山洞里走……

不能去啊!危险——大发!

拉住他!快拉住他呀——!

这当口,老人喊,女人哭,男人们冲上前……但他们都被黄大发怒斥与喝叱住:谁敢过来一步?!

所有的人的脚步止了。所有的人的呼吸停止了,甚至心跳也在顷刻间被强行“停止”……

村民们屏住呼吸,按住胸口,目不转睛地瞅着黄大发的身影走进漆黑的山洞内,直至消失。

没有一点儿声音。山上的鸟儿,草丛里的野鸡,都小心翼翼地伏地原地静候山洞内的每一丝声音……

“轰隆——”山洞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股冲鼻的硝烟随即喷出……

“大发——!”

“黄大发——!”

“支书——”

“黄支书——”

爆炸声未落,村民们时起彼伏的喊声将爆炸余声掩得严严实实。

黄大发终于出声了:我又没有死,你们哭嚷个啥嘛!

他像一根刚入灶门又被弹出来的木树段,全身冒着烟尘,只有两只眼睛在闪动着出现在村民们面前。

下面这段文字描述的是黄大发从工地下来,为因病去世的女儿处理后事的情景:

他走进家门时眼睛是直的,神情像山岩一样没有一丝表情。村里人见他步子缓缓地走到已经用白布盖住的姑娘面前,见他轻轻地掀开白布,久久地凝视着已经不能像往常开口便叫他“爸爸”的女儿。片刻,见他又张开那双粗糙的手掌,然后捧着女儿冰冷的两颊,再度长久地凝视着、凝视着……

两个场景中的黄大发,前者临危不惧、坚定果敢,是山崩于前不退缩的铮铮铁汉;后者细腻温柔、悲伤欲绝,是满怀愧疚和哀伤的慈爱父亲。但其情感本质都是“爱”,前者是对全体村民的“大爱”,后者是对女儿的疼爱。两个场景,不仅展现了黄大发情感心理的丰富细腻,塑造了一个有生命质感、有血有肉的农民英雄形象,更体现了黄大发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精神,为了修渠夙兴夜寐以至于耽误了给爱女看病,花季少女不幸殒命,怎不可令人唏嘘、感佩!两个场景中,叙事时间几乎凝滞,典型的“慢镜头”,人物的动作、表情、心理、情绪以及整个场景的环境气氛等构成事件的多种要素都得到细致关照和充分表现,对于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烘托情感均具有事半功倍之效。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说:“好的小说,基础不是别的,而是人物。……伟大的作家都是使我们通过某个人物去看他所要我们看到的事物。”老舍也认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主要任务。”“创造人物”的关键是“贴着人物写”,即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必须能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情感情绪、精神气质。《山神》不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黄大发这个农民英雄/硬汉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一批与修渠有关的人物群像:妻子徐开美、县水利局副局长黄著文、县水利局技术骨干张发奎、年轻村长张元华、老辈子杨春发等,这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其心性、品质都明晰可感,都在修渠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没有把黄大发写成一个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而是凸显他对周围人的感召和引领力量,这样的叙事策略既是对报告文学“真实美学”的尊重,也深谙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真谛,对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大有裨益。

“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文体特征,“真实”是报告文学艺术生命的基础,如何处理好“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既不因“虚构”损害“真实”的力量,也不因追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而牺牲艺术感染力?《山神》巧妙地将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有机融合、自如转换。新闻笔法主要用于交代采访过程、记录被采访者的言谈举止、转述人物话语等方面,一旦进入情节、场景、细节以及人物的心理、言行、情感层面,就由新闻笔法自然转为小说笔法。这样处理具有双重艺术功能:小说笔法/小说文本使叙事跌宕起伏,细节场景细腻逼真,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新闻笔法文风朴质真诚,是典型的纪实文本,既保证了叙事的真实性、可靠性,又与“小说文本”形成恰当的“间离”效果,将读者从惊心动魄的“修渠传奇”中拉回现实,产生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撞击。总之,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的灵活转换,“纪实”与“虚构”的有机融合,使《山神》的主体部分呈现为小说文本与纪实文本交相辉映的审美特征,在确保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在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的灵活转变中,叙事视角亦随之转换。叙事视角是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角度,是叙述者得以完成叙事的方式,亦可称之为叙事聚焦,指描绘叙事情景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映这些情景和事件的感性立场。视角体现的是“透过一个人的利益、立场和世界观”“看”,叙事视角因此成为作家艺术表达的重要手段。叙事学通常将叙事视角分为“全知”和“限知”两大类。全知视角是现实主义小说最常用的视角,其观察者就是叙述者,他全知全能,洞悉一切,对人物的“外在”与“内在”都了如指掌,不仅可以清晰描述人物的行动、语言、表情、思想、情感、情绪,还能随时对故事和人物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清晰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引导叙事,进而引导和影响受众的价值判断和思想情感。《山神》的“小说文本”是典型的全知视角,作家不仅自由着掌控叙事逻辑,而且以精当的议论积极介入叙事的思想和价值层面,使作品的主旨得以彰显。

不同于全知叙事的“上帝之眼”,限知视角是一种受制于一定条件的“看”,叙事者只能讲述自己眼中的“事实”,包括人物内视角和外部观察者视角。人物内视角的叙事者是故事中的人物,“叙述的着眼点建立在人物主体的心理主体的心理屏幕上,反映到这面屏幕上来的客观世界的一切必然受到主体方面的同化。这样,当我们通过这个视点来观察世界时,这种观察事实上已经体验化了。”[2]米克巴尔认为:“如果聚焦者与人物重合,那么,这个人物将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个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3]在《山神》中,县水利局副局长黄著文、县水利局技术骨干张发奎、年轻村长张元华、村里的老人们以及黄大发的妻子、儿子等人,他们既是叙事者、观察者,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他们以第一人称追忆、回顾跟随黄大发一起开山修渠的往事,全方位、多角度地还原了当年修渠的真实历史,凸显了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审美力量。尽管视角在众多叙事者之间不断转换,他们所讲述的事件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叙事不是“众声喧哗”而是“众口一词”,他们共同建构了黄大发的“山神”形象。

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转换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叙述意图并激发读者情感和思想的共鸣,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叙事主题,以实现叙事的文化价值,传播故事的精神内涵。《山神》的叙事视角在全知与限知以及多个人物视角之间自由转换,叙事时空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往返跳跃,不仅大大增加了叙事容量,使内容更充实,同时使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详略得当,最关键的是很好地引领了叙事的价值认同。

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盖伊特立斯说:“非虚构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的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4]作为一部讲述英雄人物光荣事迹的“歌颂型”报告文学,《山神》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审美张力和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关键在于何建明对报告文学文体形式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散文笔法、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等多种文体的巧妙互渗和有机融合、多种叙事视角的恰当选择与自由转换,赋予了《山神》别样的审美特质和强大的艺术张力。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丁晓原曾多次强调:“今天的报告文学,在全媒体语境中已没有了新闻性的优势,也没有了社会思潮推动的外力,我们应该在回到文体新常态中,依据非虚构写作的某些规律,建构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优长。”[5]“报告文学需要走出过度的新闻性、过度的意识形态化,通过故事性和个人性的强化,在回到非虚构叙事中建构写实之美。”[6]《山神》为新时代报告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方长安:《现当代文学文体互渗与述史模式反思》,湘潭大学学报,2008年第6起。

[2]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3]米克巴尔:《叙事学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4]盖伊特立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前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5]丁晓原、王晖:2015年报告文学:主题写作文体“气场”》,文艺报2015125

[6]丁晓原:《国际性写作报告文学的三个话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5页。

作者简介:

沈文慧,河南信阳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学院第33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出版学术著作3部,在《文史哲》、《文艺理论与批判》、《当代作家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全文收录,并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

责任编辑/江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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