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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年稻香时---【管懋晴】

2018-11-17 18:10:01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12

记得那年稻香时

 管懋晴

残暑消尽,接着便是金风送爽的秋天。

整整五十年前,也是在稻谷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与同学王维政从江苏建湖县城出发,到地处县郊的近湖公社胜利大队崔湾生产队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与维政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在初中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书。那时的年轻学生是充满激情、躁动狂热,同时又有着宏大抱负和美好理想的一代。19665月,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其实就是免费乘车乘船,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成立造反组织,写大字报,刷标语,上街游行,开批斗会,一直到后来的层层夺权。所幸在这期间,我没有随波逐流,胡作非为,既没有批斗老师,也没有揪斗“走资派”,更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武斗。

1968年夏天,我们离开学校回到自己的家里,忽然听说要推荐极少数人上高中。当时我家所在的朝阳居委会一共分得两个名额。在居委会召集老头老太开的推荐会上,大家一致要求把学校给每个学生写的评语拿出来读,拣最好的推荐,结果我与王维政的评语最好,大家就顺理成章地推我们俩去读高中。谁料第二天清早,才知道群众的推荐无效,改由镇党委确定,推荐了另外两名学生。事后居委会书记还亲自上门打招呼,说这是县委领导的指示,她也无法抗拒。

书读不成了,怎么办?我和王维政正在犹豫徬徨的时候,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开始,我们被分配到裴刘公社插队,可那儿离家远了点,我祖母与母亲和胜利大队的干部们熟悉,向他们说明情况,让我插队到他们那儿去。王维政与我是最要好的同学,他父亲原任副县长,母亲是县法院民庭审判长,文革中都靠边站了。我们俩一商量,决定一块儿到胜利大队插队。10月下旬,县里举行的欢送大会一散,我们就带着简单的行囊下了乡,过起了不折不扣的农民生活。

刚下乡时,我们住在生产队的队房里,那是一座两间半大的土坯房,两间是教室,由一位女老师给十多个孩子授课,余下的半间腾出来给我们住。房内有一张用土墼码成的床,床边连着一座小灶台,如此而已。初次独立生活,我们常常把饭煮成粥,把粥煮成饭。邻居几位大妈对我们很关心,常常去看望我们,教我们怎样做饭、筛粮食。看我们每顿饭吃的是家里带去的小咸菜、萝卜干,既没菜,也没汤,她们几个就商量好,今天这家送点青菜,明天那家送点菠菜,还帮我们炒熟了。当时我们下乡,国家拨有专项建房资金,大队书记就亲自组织人施工,给我们建了两间砖墙草盖的房子,还配齐了铺板、木桶、桌凳等家具。不久,我们就住进了新房。后来社会青年王选根也投亲到崔湾,他要求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当然同意,从此我们就成了“三人组合”。

本来我们也曾抱有“吃一番苦”的思想准备,可严酷的现实,特别是苦、脏、累的程度,却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参加劳动不几天,双手就磨满了水泡,每只手上都有十多个,连手指上也都有了。泡磨破了,先淌水后流血,血干了老趼就出来了。插秧、割麦、割稻与农民一递一趟。有时腰了,真想躺下来睡一会,可有谁敢耽误农活呢?只好硬撑着干。挑稻把、麦把,每担都有一百三十多斤重,而且从田头到场头,要走好远的路,那些沿边的大田就更远了。生产队的大爷、大叔们就让我们跟他们“接担子”。这样一来,虽然来回的趟数多了,但每趟只须走较短的一段路,实担子交给下一段,自己扛着扁担回头,还可趁此散步休息一下,反而觉得轻松多了。有一天挑稻把,王维政挑着担子走在过河的水槽上,突然一阵大风,王维政脚步未稳,连人带担子被刮下了河。幸好他会游泳,要不然,后果真叫人想想也害怕。一个农忙季节下来,我们常常闻到胸腔里有一股血腥味,右肩膀也好像比左肩膀矮了一截。说到脏,我们开始也很不适应。下雨天挑猪粪,赤着脚踩在上面,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插秧时节,田地耙平后,灌上水,把人泼在田里,然后把裤脚卷起来,在满是粪便的水田里走动,用双手拔除麦梗。我们那时还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生产队里许多农民舍不得我们,说他们家这样大的孩子都还在校读书呢!生产队长听了,要安排我们与妇女在一起干轻活,但被我们谢绝了。

都说干农活只要有力气就行。其实,光凭死力气,不用巧劲也不行。插秧时节,社员们递给我们小板凳,坐在育秧池里,手把手教我们起秧,象卷芦那样,两面包抄秧苗,还不能让秧苗受伤。我们刚学插秧时,人家一趟己经插完,我们才插了四分之一,结果被插好的秧围在水田中央,惹得大伙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再跟不上趟,两边的人就帮我们多插两棵,还教我们双腿叉开,后退时脚步要在一条直线上。右手用三只指头捏着秧苗,食指与中指先入土一寸,这样栽的秧苗挺直,成活快。最难的是掭秧的左手不能支在膝盖上,要跟着右手走,右手插到哪里,左手就跟到哪里。这套功夫,我学得最快,有时队长还让我领头趟呢!一年下来,除了罱泥划渣,其它的农活我们都干了个遍。诸如扬场、扛笆斗上堆、挖草泥塘沤肥等重体力活,我们也都学会了。

我们与社员过着一样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生产队在庄子中央一棵大树上了一口钟,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那种。每天天才麻花亮,生产队长就跑到那棵树下打两遍钟,头遍是催起床,第二遍是催上工。我们小青年觉不够睡,往往等到第二遍钟响,才仓促起床,揉揉眼睛,拿起工具就走。收早工回到宿舍,一人淘米,一人烧火,一人到河边洗漱。当时流行一句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口号,叫做“农业学大寨,从年头大干到年外”!农活一直干到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早饭碗一丢,扛着大锹再上工。所以两年的春节,我们没有回家,都是与贫下中农在一起。年夜饭和大年初一的早饭,都喝的稀饭,中午没有鱼,也没有肉,米饭加小咸菜。

那时,我们的饭量大得惊人,三个人一天要吃掉10斤半米,这些米现在够一家人吃半个月。农忙时,一天要吃四顿饭,比农民还少吃了一顿,因为夜里2点多钟出工前,农民要在家里吃一点食物垫饥,我们则没有什么可吃的。记得第一年的八月半前夕,队里放我们回家,我到家时只有祖母一人在,她正准备锁门上街看花灯,见我回来就问:“吃过没有?”我支吾着说了声“吃过了”。她见我回答不干脆,赶忙端出一盆粥,用头号大碗盛给我吃,她坐在我桌对面看着。我一口气喝了四大碗,把一盆粥都吃光了,当我抬起头来,只见祖母眼里满含着泪水。第二天早上我母亲在菜市场碰到王维政的外婆,就问:“维政昨晚到家吃没吃?”他外婆答道:“一家人的早饭都被他一个人吃光了!”第二年四夏大忙,我祖母说什么也要到乡下给我们三个“小可怜”烧饭吃,老人家靠着她那一对三寸金莲支撑着,忙里忙外,一刻不停,给我们烧了整整一个月的饭。谁料那次回去以后,她竞一病不起,不久就与我们天人永隔了!

第一年年终分配,我们每人分得220元;扣除平时吃去的口粮,每人还分得稻谷300多斤。那时一个工分才八分钱,整劳力一天苦下来也就八九分工,我们与男壮劳力基本相等。我回家将钱全都交到母亲手里,分得的稻谷则由生产队长派专人机成米送到我们家。这点钱,这些米,当时成了我们家一笔可观的收入,母亲是既高兴也难过。

经过艰苦磨炼,我们与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也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记得下乡半年后,县里成立慰问团,分赴各地慰问插队知青。近湖公社慰问团团长是党的九大、十大代表罗长耕,当时他任县贫下中农协会会长,因“泥腿子学哲学”而闻名全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大新闻媒体曾多次为他做过重点宣传报道。他到我们胜利大队开知青座谈会,我汇报了要过好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等“五关”。他很感兴趣,后来在全县大会上介绍了我和我的“过五关”。从那以后,我连续多次被评为全县、全地区学毛著、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县广播站还派记者专门采访了我。第二年下半年,我先被抽到大队搞工作队,后又被推荐到县里土记者学习班学习,学习结束被留在公社做些文字工作。

197011月,县里决定在下乡知青中招收一批工人,而且下乡必须期满两年,才能参加招工。我和维政已满两年,但全大队南京、上海、无锡、苏州、建湖知青中符合条件的有二十多人,招工名额却只有一个。大队推荐我与维政两人上一个。我想,维政是我带来的,我走了他怎么办?我建议让王维政上,可他不同意,要我上。他父母当时尚未解放,也对我讲,“你先上吧!”这次招工,近湖公社符合条件的有三百多人,而且干部子女多,招工名额却只有13个,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死去活来。县委书记的办公桌上,人民来信摞有一尺多高。县委常委会于是决定,派县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带队,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调查。调查组在胜利大队听到我与王维政相互推让的事情后,极为惊讶。大队生产队干部及社员向调查组反映,这两个小青年表现都很好,关系好得像小夫妻一样,你们分了一个指标,把人家活活拆散了。调查组将我们两人的事向县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常委们非常感动,为了褒扬这种谦让精神,决定再增加一个名额,让我与维政一起上。11月底,我们俩临走前,一一登门拜访了生产队的社员们,感谢他们两年多来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在回城的路上,我俩频频回首,深情眺望那片洒过无数汗水的土地,一边回想着那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

两年零一个月的插队经历,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什么叫累,什么叫苦。因此回城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很珍惜,再苦再累也不觉得,总认为这与农民比,根本不叫苦不叫累。我不论做什么工作都很敬业,忙起来夜以继日,废寝忘餐。省、市领导机关曾多次要调我,但因故土难离,情面难却,次次都被“挽留”。对此,我一直既无怨无悔,也无憾无愧。

如今我已退休,而且年近古稀了,但追忆下放插队的那段岁月,依然觉得意味隽永,令我回味无穷。

责任编辑/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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