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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徐立平的家与国---【赵韦】

2018-12-11 15:04:52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37

时代楷模徐立平的家与国

 赵韦

document.clear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LY: 汉仪书宋二简; COLOR: rgb(0,0,0); FONT-SIZE: 9.5pt; mso-spacerun: 'yes'; mso-font-kerning: 0.0000pt">号铁丝做的托架都融化了,剩下几根插在土里的支腿,像烧过的蜡烛。

“被引燃的推进剂,能扑灭吗?”

“扑不灭,推进剂就是由燃烧剂和氧化剂组成,不需要外部氧气,把它放在水里、真空环境里都能燃烧,只能由它自己烧完。”

“发生过意外吗?”

“发生过……那次是小型发动机整形,有个同事操作时,推进剂突然烧着了,人就没了……推进剂燃速特别高,零点几秒的时间,整个药面都会引燃,人根本没有反应时间,跑不了。”事故原因,是整形刀在金属壳体上碰出一颗小小的火星,引燃了剂敏感性极高的推进剂。

“你们整形的发动机里,有多少推进剂?”

“各种型号的都有,小的几十公斤,大的十几吨。”

“如果十几吨的被引燃……”

“整个厂房肯定就没了……干我们这行儿,不能有一点差错。”

工匠、楷模

准备间的门外,是通往操作间的走廊,就是那个都是“真药”的地方。窗外,是高大的防爆墙。说是防爆墙,其实是一圈经过精准设计而保留的山坡。厂房建在山坡深挖下去的一块平地里,连房顶都露不出来。

这片山坡内,高大宽厚的防爆墙之间,“陷”落着几十座厂房,每座都相隔几十米的距离。一条战壕般深陷山坡内的U型道路将它们连接起来,开车走一圈,需要十几分钟。山坡被高大的围墙紧紧围住,墙头上密布摄像监控,任何人进入厂区,都必须持有特许的通行证。这里是7416厂的生产区,制造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地方。

山坡周围,密集分布着几家研究所和工厂,它们和7416厂一样,都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所属的单位,分别承担火箭发动机研制的不同任务。职工家属生活区就在不远处,被围墙隔成几个小区,依然保留着“军工厂大院儿”的痕迹。但大院儿以外,很少有人知道这里的研究所、工厂是制造什么的。

事实上,这个位于西安市东郊的航天四院,是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水平最高、实力最强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基地。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是世界级的高科技,能自行设计制造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国家屈指可数,各国都将其制造技术列为最高机密。

因为这种特殊性,航天四院被列为中国保密级别最高的单位之一。几十年间,航天四院的科技工作者和技术工人们都必须隐姓埋名默默工作,外界甚至很少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这样一群人的存在。但徐立平却是一个特例,他“意外”地成为全国知名人士。

那是2015101日国庆节,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国工匠》系列专题片,第一集《大勇不惧》便是讲述徐立平的故事。电视画面中,身穿航天蓝工作服的徐立平专注铲药的场景,震撼了所有观众。这部收视率极高的专题片播出后,徐立平便走入了公众视野。

徐立平是航天四院7416厂的一名药面整形工,所谓药面整形,就是在固体火箭发动机制造过程中,将药柱端面上多余推进剂铲除,并修整为设计要求的形状和尺寸精度的工序。这是危险性极高的技术工种,在国家标准中,被列为一级危险岗位,全国从事这一工种的不到一百人。

1987年进厂到2016年,徐立平多次获得省部级、国家级“技术能手”称号,夺得“中华技能大奖”,被评为国家高级技师、航天特技技师。他参与过所有国家重点型号的研制攻关和批量生产任务,几乎每一台大型固体发动机,都经过他的整形才出厂装备,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因此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即便获得过众多奖项,外界不知道他的存在,长达29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和四院所有的同事一样默默无闻。

《大国工匠》系列专题片播出后不久,航天四院政工部接到通知,推选一位有感人事迹的优秀职工,参加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的评选。“收到这个挺意外。”政工部部长王玫说,“以前,我们这儿根本不能参加这类公开评选。”

“推选谁,真是一个难题。”王玫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带着自豪感。航天四院有1.2万名职工,其中包括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国家级、省部级航天专家近百名。技术工人中,全国技术能手14名,省部级的技术能手上百人。“我们这儿,高水平的科技人员、技术工匠太多了。每个人都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即便是最普通的职工,都有感人的事迹。”

经过几轮筛选,最终决定,还是推送徐立平参评。但整理好申报材料,王玫却再度犹豫起来,“当初央视来拍《大国工匠》时,我们就担心画面中出现泄密的问题,这次推他参加‘感动中国’评选,还是担心保密的问题,心里特别没底。”她压着那份申报材料考虑了几天,才“把心一横,送上去了”。此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们觉得,应该是出于保密,上面没有批准。我们都习惯了。”

2016年年初,颁奖典礼即将举行的前几天,王玫突然接到通知,“徐立平当选了,立刻去北京,参加颁奖典礼录制。”

2016214日,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徐立平依然穿着那身航天蓝工作服,在转播大厅里高高举起额奖杯,这一举,更让他名扬全国。

各级媒体蜂拥而来,有时,他正在车间里工作,就被叫出去接受采访。四院的各项大型活动他也必定列席参加,并且每一次,都会被记者拉住,单独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上一段。

但的每次采访,徐立平都像是在背诵课文,记者们试图再“挖出”些更有意思的细节,而徐立平所说的,仅限于那些已经背诵过的“课文”,于是,有记者说他“不善言谈”。事实上,他不能随意说什么,这是“特殊的地方、有保密纪律的地方,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并且每位记者的采访资料和稿件都要经过严格的保密审查。

从隐藏在山坡下的厂房默默无闻地工作,到站在镜头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徐立平完全没有了在车间里修整推进剂的从容,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那个“曝光”在公众面前的世界。

他也不曾想到,更大的荣誉依然接踵而至,2017330日,中央宣传部再度发布徐立平的事迹,并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这让徐立平觉得很不安,“我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时代楷模’的称号还有很大差距。我觉得,这个荣誉,是给四院全体职工的。”

王玫也曾对媒体记者说过,“我们四院,绝不是只有一个徐立平。”让她无奈的是,“我们没法把每个人都树成典型,只能选出一个代表人。”

而徐立平也确实具有代表性,他的工作,他的经历,甚至他的家庭,都是典型的四院人的生存状态。

留守儿童

徐立平的父母也在航天四院工作,他是典型的“航天二代”——出生在“大院儿”里,上学在“大院儿”里,工作在“大院儿”里,结婚生子也在“大院儿”里。对他而言,航天四院的“大院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但这座“大院儿”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它如同吉普赛人的“大篷车队”,总在不断地迁徙中。从1956年北京近郊成立固体推进剂3人研制小组,到1996年坐落于西安东郊拥有上万职工的专业研究院,航天四院40年间经历了7次搬迁,行迹遍布北京、泸州、呼和浩特、湖北襄阳、陕西蓝田、西安等地,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固体发动机生产机构。

徐立平的父母,便是在四院不断搬迁的过程中,融入这个群体的成员。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是1964年四院驻扎泸州时期招收的职工,她被分配到发动机装药车间工作,负责发动机浇注后的推进剂烘干工序。

徐立平的父亲徐桂林1966年从部队转业到四院工作,那时已搬迁至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区。徐桂林曾服役于543部队,那是中国第一支导弹防空部队,曾多次击落美制RB-57DU-2高空侦察机。徐桂林是一名汽车兵,负责驾驶地空导弹转运车,还能熟练吊装导弹,退役后便被分配到四院。

和那个时代所有人一样,徐立平的父母经组织批准结了婚。196810月,徐立平在呼和浩特郊区的四院大院儿里出生,几个月后,他就被父亲送回了四川泸州长江边的姥姥家,那时候他还不会走路。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全面战争的威胁。

19693月,曾经是“亲密兄弟”的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并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毛泽东发出“准备打一场恶仗”的备战号召,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靠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单位职工,必须将子女、家属向内地疏散。

那时节,中国从东到西的边境线附近,开往火车站的卡车接连不断,车厢里挤满了抱着孩子的家长,数以十万计的儿童、少年被送往内地。徐立平和四院职工的孩子们也在此时,被疏散回各自的老家。那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必须在国家危急时刻坚守自己的岗位。

徐立平的母亲没能亲自送他回姥姥家,已经调到检验组的温荣书正参与一项重大任务,根本脱不开身。

她正负责检验一台发动机的推进剂浇注状况,这台新型发动机就要进行热试车试验,北京的总体设计部急等试车数据,用于计算运载火箭内弹道参数。这款发动机为中国卫星发射计划专门研制,将用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级,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温荣书和同事们在检验中发现,发动机药柱头部出现了裂纹缺陷。这会影响推进剂燃烧方向和速度,造成测试数据不准,而产生的超量燃气,甚至会引起发动机爆炸。

按常规,这台发动机只能报废销毁,重新制造。但卫星发射任务紧迫,销毁重做的周期漫长,必然导致多个相关部门工作进度受阻,研制工作将因此拖延。

发动机设计室主任崔国良和装药车间工艺员陈明义等人提议,将推进剂开裂部位挖掉,用“灌浆法”修补,先解决试车的当务之急。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不合规范的冒险之举,双方争论激烈难以决断。

主管科研生产的副院长杨南生,通过力学理论分析了开裂原因,又听取陈明义“用带水钢刀挖药”的建议之后,认为可以尝试,最终拍板决定挖药。陈明义第一个站起身,“我自愿报名,示范挖药!”杨南生点点头:“我陪你一起挖!”见此情形,众多技术员和工人也纷纷报名,一支由副院长率领的挖药“敢死队”迅速组建起来。队员们都知道,如果稍有闪失,就会与那一千多公斤推进剂一起灰飞烟灭,但没人因此退缩。

冒险奋战一个多星期,“敢死队”挖出32公斤推进剂,重新灌浆固化后,产品符合设计要求,并且取得了试车成功,卫星发射计划得以继续进行。但第一个报名挖药的陈明义,却因为长时间操作导致中毒,被送进医院救治,休养半个多月才康复。

此事在温荣书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她时常思念远在千里之外泸州老家的儿子徐立平。她根本不曾想到,二十年后,徐立平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并且情况更加严重。

英雄无悔

结束了那次挖药任务,徐立平的腰腿疼痛越发严重,去医院检查了几次,都查不出原因,医生只能采用封闭疗法给他镇痛。但这样的治疗根本起不到作用,逐渐剧烈的疼痛让他走路都开始一瘸一拐,几个月后,竟严重到无法自主行走,被送进了医院。

女友梁远珍赶到医院陪护,两人相恋将近一年,正是热恋期,徐立平住院让她心急如焚。梁远珍也是四院的二代子弟,徐立平参加挖药前的两个月,刚从技校毕业,经朋友牵线,才跟徐立平开始了恋情。其实,她父亲跟徐立平的父亲还是很要好的朋友,那时,四院还在蓝田县山沟里,二代子弟们的恋爱,无论是自己追求,还是媒人介绍,选择范围都在这个半封闭的大院儿里。徐立平住院时,梁远珍刚考入职工大学,在西安市上学,听说此事,便请假去医院陪护。她只想照顾好自己的恋人,根本没考虑将来可能会面对怎样的状况。

徐立平住院一个多月,情况却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要由两个男同事架过去,医生依然查不出病因,推断他可能会因此而瘫痪。

温荣书认为,儿子的病因,是钻发动机挖药时,吸入过量推进剂挥发出的毒性气体所致。20年前,同事陈明义就因挖药中毒住院半个月。而徐立平参与的这次挖药,持续时间更长,并且钻进了不通风的发动机内,环境更恶劣。为什么其他人没事,偏偏徐立平就不行了?因为每个人对化学品的抗敏性不同,20年前参加挖药的“敢死队”员中,也只有陈明义出现了中毒反应。但医生却无法做出这样的诊断,推进剂中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医院没有查出发病原因的技术手段,自然不能下诊断,更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案。

“医院也没办法,那就接回家来休养吧。”温荣书跟徐桂林商量。她不爱说话,遇事却有主见。

徐桂林开车将儿子接回家,看着他卧床不起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哎!当年分配时,再找人说说,随便把你弄到哪个单位去都行啊!我是真后悔啊!”

“后悔有什么用。”徐立平低着头幽幽地说,“再危险的事情都得有人干啊。你跟我妈都干过危险的工作,你们后悔过吗?”

儿子的一句反问,让能说会道的徐桂林顿时没了词儿。是啊,虽然他只是个卡车司机,也同样执行过危险的任务。

那是19697月初,把儿子徐立平送回姥姥家还不到半年,徐桂林接到一项紧急任务,驾车将一件大型货物运往北京。出发时,前车引路,后车压阵,他的卡车被夹在中间,司机楼里还坐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

那个年代的公路大都是土石路面,呼和浩特到北京一路坑坑洼洼,每天最多行驶200多公里,晚上就住在部队兵站里。将货物送到北京南郊的一院,徐桂林便驾车返回呼和浩特,很快就将这次出车忘在了脑后。

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徐桂林偶遇一位押车同去北京的技术员。“哎,老徐,现在正统计参与‘东方红’卫星发射任务的有功人员呢,也有你一份呀!得给你报上去。”几天前,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举国欢庆。徐桂林却不知道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开车的……哪参与那个事情了?”

“那次……你开车去北京,运的就是第三级火箭发动机!”技术员说,“那次出车是测试运输振动对发动机的影响,怕你压力大,就没跟你说。”徐桂林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运输途中,带队领导走一段路就停车休息,这位技术员都要钻到卡车篷布里去查看一番。

发动机里填满了高敏感的推进剂,如果受到强烈撞击,或者里面有金属部件振落,磕碰出一个小火花,就可能引起爆炸!而这次出车任务,就是测试运输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里面1.8吨推进剂啊!”技术员说,“如果真出意外,你那辆车肯定没了,我们前车、后车的这些人,也得一块儿去见马克思。”

徐桂林摆摆手,“嗨!跟我说了也没事,照样开得稳稳当当。我在543部队的时候,天天拉着导弹跑,啥时候怕过?咱就是干这个行当的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还是有的。

几天后,徐桂林因参加这次振动试验,获得了三等功嘉奖。

“咱干的这就是个行当。”这是四院职工们常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都曾参与过最危险的任务,他们都因自己曾为国家利益舍生忘死而自豪。“我们都是争着去干危险的工作,为国奉献是最光荣的事。”温荣书说,“我想,他们年轻人也肯定和我们当年一样的。”但自己的孩子从事同样的工作,遭遇意外被病痛折磨,却实在令他们难过。

自从儿子住进医院,温荣书每天晚上都难以入睡,她怕儿子一辈子就这样瘫在床上,也怕因此耽误了梁远珍,她刚把姑娘推出了家门。徐立平被接回家,梁远珍也跟到家里来照顾,姑娘对儿子的尽心,温荣书都看在眼里,“照顾的太好了,连袜子都是她帮着穿。”可她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儿子必须重新站起来。便对梁远珍说:“我来管他,你回去继续上你的学。”

劝走梁远珍,温荣书便开始实施自己为儿子制定的康复计划:“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帮了,你自己做。”饭菜不再端到面前,要吃饭就得自己走到餐桌旁,上厕所也不再有人搀扶,必须自己走过去。

徐立平当然也不愿这样卧床不起,他知道妈妈的苦心,搬动双腿慢慢下床,抓紧床头强忍疼痛摇摇晃晃地站稳,扶着桌角、墙面,一步一步地缓缓挪动。他每一步都迈得艰难,挣扎几分钟,只挪出四五米的距离,急得满头大汗。

弟弟妹妹想去扶一把,被温荣书用严厉的眼神制止。当年儿子还不会走路就被送回老家,蹒跚学步时她没能陪在他身边,如今儿子站在身边,再次学习走路,仿佛给了她弥补那段缺失时光的机会,但这样的“弥补”,实在让她心如刀绞。

家中的康复训练进行了两个多月,不知是体内的毒素被逐渐排出,还是每天的行走锻炼强行“激活”了身体机能,徐立平腰腿部的疼痛渐渐减轻,又可以下地行走了。不过,这次原因不明的病还是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右腿肌肉明显萎缩,比左腿细了一圈。“还是经常腿疼,疼的受不了,就吃点芬必得。”徐立平说,“后来我又去过医院,还是查不出原因。有大夫说是梨状肌综合症,但也不能确诊,我也就不去检查了,反正这么多年也就这样了。”

19908月,徐立平病愈重新回到岗位上班,他的弟弟徐凡平也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四院工作。徐凡平同样是学化工专业,安排岗位时,徐立平还在家中休养,前车之鉴就在眼前,父亲徐桂林自然不想再让二儿子去跟推进剂打交道。

按四院的分配政策,职工子女中有一个可留在家长所在工作单位,徐桂林便“动用”了这个名额,徐凡平分配到了父亲所在的43所。这里负责研究制造火箭发动机壳体和喷管上使用的复合材料,不必跟推进剂打交道,看上去安全得多,徐桂林心里也觉得踏实了很多。

徐立平回岗工作后不久,师父王广仁调任车间安全员,老师傅王安民担任了整形组组长,徐立平被任命为副组长,与他搭档。

外号“老黄牛”的王安民工作勤恳技术好,是钻发动机挖药的主力人员之一。他不光干活儿肯出力,还心灵手巧爱动脑,经常发明一些工装、工具,制作专用整形刀具。跟着王安民,徐立平学到了搞发明、创造的思维方法,“他是我半个师父”。

这让徐立平在后来的工作中获益匪浅,他针对不同类型发动机的修整要求,设计、制作出的20余种整形刀具,其中2项获得国家专利。被命名为“立平刀”的整形刀具,不仅实现了半自动化整形操作,杜绝了安全隐患,还使生产效率提升50%以上。“样板弧形刀”则解决了复杂型面整形尺寸不易保证的难题,确保了产品质量稳定性。“现在的刀具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画图设计的。”此后他多次获得省部级、国家级“技术能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明了这些专用刀具。

浴火重生

1994年春节,徐立平和梁远珍举办了婚礼。梁远珍已从职工大学毕业,回到7416厂,分配在二车间工作,那是为发动机壳体内进行隔热层涂布的车间。

“我们厂里的工作,要么是有危险的,要么就是对人体有害的。”梁远珍说这句话时,面带微笑,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外面人可能会觉得太危险了,其实我们都习惯了。再危险、再有害,也总得有人干啊,我们就是干这行的嘛。”隔热层是含有多种有毒化学成分的耐热橡胶,进行涂布时,车间内便充斥着粉尘和化工品挥发出的浓烈气味。操作者必须带着防毒面具,否则难以呼吸,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她和同事们都知道,这些化学品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跟装药的、整形的比起来,我们这工作算是安全的。”

弟弟徐凡平的工作比哥哥和嫂子的要好些,虽然也跟化工原料打交道,但毕竟气味没那么刺鼻。徐凡平的工作也颇为出色,短短几年间,便成为车间里的技术骨干。26岁的徐立平也因技术出众,被任命为整形组组长。徐桂林对两个儿子表现出的工作能力颇为自豪,“我们家的人,干技术活儿,都还不错的。”可他万没想到,当初为二儿子选择的“安全”岗位,竟然也发生了意外!

徐凡平的工作,是将化工原料在高温高压状态下抽丝成型,用于生产发动机复合纤维壳体。1995年初夏,徐凡平参加工作第五个年头,遭遇了意外事故。

那天,徐凡平与几位同事检修压力容器,一位工人操作失误,导致容器中的高温化工品四处喷溅,在场人员都被烧伤,徐凡平的伤势最为严重。

单位立即将伤者送往西安市东郊的唐都医院,伤者家属也被接到医院。温荣书见到被严重烧伤的徐凡平时心如刀绞,“我努力控制自己,没在他面前掉眼泪。”每遇大事,温荣书都出奇地冷静,她知道此时的眼泪会摧毁儿子,她不能让儿子感到绝望。

“他的烧伤情况很严重,你们家属要有思想准备。”医生对徐桂林、温荣书夫妇说,“前几天有一个烧伤百分之三十的,没抢救过来,你们这都百分之六七十了……”抢救室紧闭的大门里面,重伤的儿子生死难料,这是一个家庭最艰难的时刻。温荣书点点头:“知道了,您尽力治疗。结果我们都接受。”

在手术通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温荣书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夫妇二人默默工作几十年,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如今,儿子也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负伤,命悬一线。在手术单上签名时,只有他们才能体会,“献了终身献子孙”是何等的悲壮。

经过救治的徐凡平奇迹般地熬过了危险期,并以超强的毅力挺过了漫长的康复期,终于走出了医院。被严重烧伤的面部和前身,经过多次皮肤移植手术,修复颇为成功,但也难以恢复从前那般英俊的相貌,身上移植的皮肤没有汗腺,每到夏季都颇为痛苦。和哥哥一样,徐凡平康复后便回到原岗位,依然在生产一线从事本职工作,依然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依然参与了各项重大任务的生产工作。如今,他已是国家高级技师。

多年以后讲述这段往事时,温荣书眼睛一直望着对面的墙壁:“干我们这行的,就要有为国家牺牲的精神,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哪有家?”墙面上挂着全家福,照片上11口人,除了三个还在上学的孙子辈儿,其他8口人都在四院工作,其中5口人曾参与过有害或高危工作,2人因此落下伤病。

在航天四院的大院儿里,面部、身体上留着烧伤疤痕的职工有几十位,肢体残缺的也有十几名。这些普通的工人,从事着危险的工作,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而他们,依然是幸运的,在60多年的固体发动机研制工作中,先后有XX人壮烈牺牲。

航天四院大院儿里随便敲开一扇门,屋里主人都会讲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亲身经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获得过奖章,但他们都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天事业默默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杀手锏”的列装,换来“航母杀手”的服役,让中国拥有了近、中、远程导弹的全射程覆盖能力,拥有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打狗棍”。但时至今日,外界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曾为中国航天事业和国防安全做出了多少奉献,付出过多大的牺牲。他们是一群功勋卓著的“国家隐士”。

微信圈里曾流行一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四院大院儿里这些普普通通的职工,就是那些隐姓埋名负重前行的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脊梁。

铸剑之魂

1999101日,共和国50华诞,四院家属区的道路上空空荡荡,职工和家属们都守在电视机旁,观看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直播。这场被称为“世纪大阅兵”的盛典中,一款最新装备部队的远程战略导弹引起世界的关注,它标志着中国拥有了高机动性的“杀手锏”。

那款“杀手锏”上,就装备着航天四院研制的发动机。虽然四院职工们距离天安门广场千里之遥,虽然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一眼他们亲手制造的发动机,虽然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那依然是他们最骄傲、最自豪的时刻。滚滚驶过天安门广场的“杀手锏”里,有他们的智慧、辛劳和汗水,有他们几十年隐姓埋名的默默奉献,有他们牺牲同事的英魂。

“导弹方阵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那口子(徐立平)一下就站起来,指着屏幕说,那个发动机就是我整的型!”梁远珍说着就笑了起来,“我当时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儿,跟他说,那里边还有我们贴的绝热层呢!”

徐立平当然知道,发动机从设计、到生产、再到试验,数十个环节、上千道工序,四院的每一位职工都为之付出心血,每一个岗位都不可或缺。但见到“杀手锏”隆隆驶过检阅台,他就难以抑制那种少年般的兴奋,因为他与这款发动机有着“最深入的亲密接触”。1989年,他钻进发动机壳体内挖药,并中毒卧床几个月,就是为了研制这款发动机。

这项研制工作艰难曲折,此后又耗费10年时间,一直到“世纪大阅兵”前几个月才取得成功。10年之间,徐立平又经历了多次类似的挖药过程,“都是因为出现缺陷,必须从内部挖药查找原因。我们组那时的任务就不单是整形修整了,所有的缺陷取样都是我们来完成。”

身为组长的徐立平要第一个钻进去划线操作,“那时候,我基本上感觉不到紧张了,如果带头的都紧张,这个活就没法干下去了。”事实上,与他第一次钻进发动机挖药的经历相比,后来的那些挖药取样经历更加惊险。

为了让设计人员分析缺陷问题,他曾在壳体和推进剂之间的绝热层上打孔取样,取样部位距金属壳体仅5毫米,稍有不慎就可能钻到壳体,产生的火星或摩擦热量将导致推进剂燃烧爆炸。他进行细致测量和试验,确定打孔部位及钻头安全转速,一次打孔即准确取出预定样块,顺利找到了病灶。他还曾将整块推进剂挖出来,以便设计人员进行缺陷分析。还曾从外部将非金属壳体打掉查寻脱粘缺陷……

挖药后对缺陷部位重新灌浆修补工作依然由他们操作,徐立平总结修补经验,研发出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了灌浆易产生气孔的难题。多年间出现缺陷的发动机,挖药及灌浆修补均一次成功,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2018年,徐立平已经从事药面整形31年。这期间,7416厂从蓝田县山沟搬迁到了西安市东郊,整形组也分分合合地调整重组了几次,不变的是整形组组长一直由他担任。这些年间,他参与了所有国家重点型号的研制、生产任务,每遇新型重点型号的整形,必须由他进行首件操作后,才能工艺定型。“神舟”飞船逃逸发动机药面整形时,他被指定为的唯一操作者。而经他整形的产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

“发动机生产任务年年增长,型号也越来越多。现在整形组一个星期完成的工作量,就相当于我刚上班时一年的任务量。”徐立平也有感到累的时候,但“每一次看到神州飞船上天、嫦娥探测器奔月,杀手锏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那种自豪感是任何事情都换不来的,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

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药面整形也由全手工操作逐渐向机械自动化操作。徐立平并没有固步于手工操作,紧跟时代变化,积极参与新技术的研究探索。

“神舟”飞船逃逸发动机试制成产时,高燃速药柱整形采用手工操作,后来改为远距离机械自动化操作。徐立平全程参与这项技术革新,他上学和工作后就没有接触过电脑,此时也开始苦学数控机床编程语言,逐渐掌握了相关技术,实现了数控整形的实际应用,在提升操作安全性的同时,工作周期也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为实现大型发动机内孔复杂型面远距离机械整形,四院与相关厂家联合研制大型立式整形机。徐立平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提出20余项改进建议,完善了设备安全保障系统,使该设备顺利通过集团公司技术鉴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动化操作取代手工操作,增加安全性。所谓的工匠,并不是有精湛手工操作技术的人,而是有一颗不断钻研的匠心,能紧跟时代发展,掌握最先进技术,更快更好更精确地完成工作的人。”

20174月,徐立平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而他却因获得这一称号而感到不安。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我只是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时代楷模’的称号还有很大差距。我是‘航二代’,父辈们参与了创业期的中国航天事业,他们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才一步步走到现在。但几十年来,大家都是这样坚持了下来,没有人想着要放弃。我是在耳濡目染中,传承了‘航天精神’。”

他这样说,并非客套谦虚。因为在他身后的航天四院大院儿里,有一群默默无闻的时代楷模。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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