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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懿范 天道酬公---【魏泽才】

2019-04-01 20:33:55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16

大德懿范 天道酬公

——  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百周年采访纪实

魏泽才

日历中深藏着一个伟大的日子—190424(农历癸卯年1219),一位伟大的女性诞生了!

日历翻到2004年的这一天,正好是这位伟大女性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

她就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伟大先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已故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

邓颖超是一座丰碑,光山是丰碑植根的土地。时值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受命编撰《邓颖超与光山》纪念文集,有幸亲临东北长春、天津、北京及省内许多地方采访,经历许多感人的场景,耳闻目睹许多伟人的故事。整个采访过程,我一直沉浸在伟人的精神海洋里,兴奋激动得不能自已。

兴奋激动之余,我整理整理思绪,将所闻、所见、所历的许多感受形成后面的文字,以期表达对这位伟大女性的深切怀念和永久记忆!

共产党人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人更是用特殊材料构成的人。

邓颖超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奋斗者,“无私欲”“无自我”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属性。邓颖超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她是“无私欲”“无自我”的倡导者和忠实的践行者!

邓颖超不以权谋不以利谋。论资历,她是共产党的奠基者。她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广州脱险,生命危险她冒过;白区工作,生死考验她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雪山翻过,草地爬过,树皮草根吃过。论贡献,她是旧制度的掘墓人。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经历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侵略、反压迫革命的全过程,而且每一过程她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论资格,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伟大先驱。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就率先组织天津女界同胞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她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为谋求妇女解放而进行艰苦奋斗,并于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当然领袖。

然而建国后,直到周总理逝世前,邓颖超这位共和国的伟大功臣,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所任职务最高也莫过于全国妇联副主席。

周总理逝世后,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时代的发展选择了她,她被推选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的位置上。但这种选择给予她的不是权力,而是责任。她以垂暮之躯,凭着她令人仰止的崇高威望,奔走大江南北,呼吁国际社会,为国家谋发展,为民族争强盛,倾注了全部心血。即或晚年,她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心系国家的发展大业,就在她重病住院、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里装的仍然是人民,操心的仍然是国事。她是继周总理逝世后,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又一光辉典范。

邓颖超不谋权更不谋利。她同周恩来是一对伟人的结合。论职务,他们都官至极品;论权力,他们都拥有整个国家。但他们的一生却十分清贫。身后遗物,无论是穿的还是用的,几乎每一件每一样都伴随他们度过大半生。

结婚时,母亲送给她的一只手表,直到她逝世,工作人员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她还珍藏着;一只旧铝锅,她从1949年一直用到1992,如今人没了,锅也破了,只剩一只耳。哪怕是一双袜子,她也是穿了又穿,补了又补,生活节俭到苛刻的程度。

然而,两位伟人清贫一生,身后留下了什么呢?她和总理生前的全部存款区区1万元,1万元全部交了党费;她和总理生前住的西花厅是国家的房子,她死后上交给了国家;她逝世后穿的寿衣,是她生前穿得破旧的黑色华达呢西装;她火化后使用的骨灰盒,是周总理逝世后使用过的……她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而属于她自己的什么也没有。唯独骨灰是她自己的,但遵照她的遗嘱,又撒向了滔滔海河!

但是,她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她的精神、她的品德,造就她高尚的人格,定格为一种崇高的形象,犹如一座丰碑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邓颖超不以功居不以势居。她作为党和国家的奠基人,其功也显;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势也赫;作为革命的老前辈,其德也高;作为人生的楷模典范,其望也重。但她从不居功自傲。平易谦和是她的基本美德。

她一生任过很多领导职务,顶上有许多桂冠,可她最乐意接受的称呼是喊她“邓大姐”。权高威重的毛泽东喊她“邓大姐”,人微言轻的普通群众也喊她“邓大姐”。这声“邓大姐”从长征路上喊到延安,从延安喊到北京。后来,时代变了,她身份、地位变了,人也老了,但人们对她的称呼却一直没变。一年“三八”节,她会见中青年妇女代表,一位青年讲师喊她“邓奶奶",她笑了,:“你给我升格了,还是叫我大姐吧!这声“邓大姐”从她青年喊到中年,又从中年一直喊到老年。如今,老人已作古多年,但那些曾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一提起她,仍深情地喊她“邓大姐”!

“邓大姐”是人民的“大姐”,她的脉博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她同人民吃的是同样的家常饭,穿的是同样的寻常衣,说的更是同样的人情话。她出生在南宁,她说她是南宁人的女儿。一次,她随总理到南宁视察,吃饭时,她说总理是“南宁人的女婿”,夫妻俩共同起身向陪同的南宁人逐一敬酒。她成长在天津,生前说天津是她第二故乡,死后又把骨灰撒进天津海河,身心永远都和天津人民融在一起。河南光山是她的祖籍,她说“父亲是光山人,所以我也是光山人。”她工作履历表上籍贯填的是光山,她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党代表、妇女代表的资格产生在光山,心里惦记的更是光山人。建国以来,不管参加何种形式的全国性会议,她每次都是以河南人的身份参加河南的小组会,而且到会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我是河南光山人,光山是我的根,请同志们代我问候家乡人民好!

“邓大姐”是人民的“大姐”,她的心同人民贴得很近。身边工作人员郑勤、李进新同志结婚,她带头送贺仗;牙医韩宗琦当选北京市劳模,她把日本友人送给她的收音机转赠给韩作贺礼。下基层,她首先关心的是工人、农民;身居中南海,她却交了许多布衣朋友。平时不管工作再忙,凡群众有求于她的事必办,凡基层写给她的信必复。历次运动,她历尽劫难,但心里一直关心的是遭受迫害的作家、教授和老于部;晚年身居要职,还同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师、同学保持着密切交往。“邓大姐”不以功高自傲,不以权重自威,唯以其“德”感化人,唯以其“望”信服人,她永远是人民的“邓大姐”!

“大姐”只是一种称谓,世上不乏许多优秀的“大姐”,但唯有“邓大姐”是人民的“大姐”。一个人的名谓和称谓,一旦同“人民”融为一体,那这个人的名谓和称谓必将万古不朽!

邓颖超不以私爱不以私恨,更不以私怨。权力是人民给的,事业更属于人民,唯有感情是自己的,该爱者爱,该恨者恨。但邓颖超是党的化身,她的感情如同权力和事业一样,同样属于人民。她没有私爱,没有私怨,更没有私恨。她爱的、怨的、恨的无一不同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

人类感情世界里首推母女间、夫妻间的感情最圣洁、最伟大、最深厚、最专一。邓颖超的母女情、夫妻情都是以民族情、人民情为基础,而尤以民族情、人民情为至上的。

邓颖超3岁失父,自幼由母亲杨振德抚养,且由母亲杨振德一手培养。是母亲先进的民主思想给了她人生启蒙,更是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使她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母亲不仅生了她养了她,而且是她人生启蒙的第一位师长。她同母亲感情之深厚完全超出常人之想象。

然而,当母亲与事业不能兼顾的时候,在感情的抉择上,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事业。她自192521岁离开天津去上海,直到1940年母亲在重庆去世,在这长达15年的艰难岁月里,母女俩几经生死别离。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邓颖超冒着生死劫难在上海、南京江西等地下奔波辗转,而母亲杨振德却在杭州尼姑庵里寄宿;长征路上,邓颖超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雪山草地上爬滚,而母亲杨振德却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在九江反省院里蹲大狱。这期间,母女音讯全无,直到西安事变发生,白区来人向邓颖超告知母亲情况,才几经周折,最后将母亲由九江经武汉、贵阳接到重庆。就在来重庆的当年11,母亲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这使邓颖超无限伤感,直到母亲逝世后的第4,祭日那天她心中的“伤感”还无法排遣,最终采取以给丈夫周恩来写信的方式,来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无限“哀思”!世人皆知,邓颖超与周恩来是一对最伟大的恩爱夫妻。然而,在她16岁同周恩来等热血青年一起组建“觉悟社”时,她对他的印象只是“淡淡”的;而周恩来在法国留学,首选的恋人也不是邓颖超。他们是在后来的通信中由相知到相爱的,而这相知相爱的基础是他们共有的理想和信念,用邓颖超自己的话说,“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正是有这样的基石和保证,才促使他俩“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虑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一句话,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夫妻感情,是牢固地建立在民族感情和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

中华民族的女儿

邓颖超“无私欲”、“无自我”,但她却“有情”、“有爱”。

“无私欲”、“无自我”,因为她是共产党的人。她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的事业。

“有情”、“有爱”,因为她是中华民族的女儿。中华民族是一个博爱的民族,她把自己置身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拥有整个民族的爱。

邓颖超是伟人亦是凡人,她的感情世界十分丰富。长幼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无论与人交还是因事交,你都能感受到她那博大无私的爱!

邓颖超是世界上最称职的妻子。她不仅有事业上的一片蓝天,更有作为人妻特有的感情世界。她同总理这对夫妻可谓珠联璧合,事业相佐,感情相投,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奉献和创造,他们这对恩爱夫妻才为世人所尊崇!

关爱,是这对恩爱夫妻的婚姻内核。如前所说,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结合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然。然而,他们能最终相伴到老,则更是因为他们拥有永不衰竭的爱。

邓颖超与周恩来这对夫妻最大的特点是“分离”。无论是大革命年代,还是炮火纷飞的岁月,无论是共和国初创的日子,还是运动频仍的非常时期,他们“相仳相伴”的“机缘”非常“少”。不是为革命南北奔走,就是为国事日夜操劳。而且在奔走、操劳的同时,他们还要面对来自内外的各种风险。因此,命运就没有安排他们能象常人一样过平静的日子。

然而,经过命运考验的感情弥足珍贵,他们两个人的心永远都系在一起。

“关爱”是系住这两颗心的红丝带。周、邓逝世以后,生前许多私人信件公诸于世。那封封激情洋溢、“不像情书的情书”是周、邓两位伟人感情的集束箱。打开这个尘封的集束箱,我们立马感受到两位伟人的爱心在碰撞。

1951,邓颖超因事赴杭,短短一个月,两人就有数封家书传递。邓颖超千里之外给总理寄“竹”、“梅”,总理在百忙之中给远方亲人报“海棠”盛开的信息。托物寄情,爱意洋溢,两个人的心潮就这样澎湃在一起。

关爱是一种内容,而怎样关爱却是一种爱的匠心、爱的艺术。前者是常人都能做得到的,而后者就必须具有很高的修养。邓颖超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文革最疯狂的时候,全国搞夺权,到处都在踢摊子、换班子,偌大的一部国家机器几近瘫痪,致使许多原本由国家部门办的事情都砸在总理的案头上,靠他挥动巨臂推动历史的车轮顶着疾风恶雨前行。总理原有的工作程序被彻底打乱,一坐进办公室就是几天几夜不睡觉。人困精疲,十分憔悴,急得身边工作人员贴大字报“造”他的“反”,强烈请求他“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以“适应身体变化情况”。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战友、妻子,看到“疲乏不堪”、“挣扎”工作的周恩来,可想心里是个啥滋味!

但是,她没有象工作人员那样冲动“强烈请求”,更没有以妻子的特殊身份去硬性干预,而是趁总理不在的时候,在他办公桌上留“便条”,告知他已经持续工作了“30个小时”,“如再延长”就“超过饱和点”,提醒他“应对人民对党负责”,最后以商量的口吻,让他“善自为之”。

这是一种怎样的细心、怎样的真诚啊!总理看了“便条”能不为此而由衷感动吗?

理解,是这对恩爱夫妻的婚姻姿态。关爱作为一种夫妻行为,应当是夫妻间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夫妻间的相互理解,尤其是妻子的善解人意,必当是增进夫妻感情、稳定夫妻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邓颖超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

周恩来是伟人也同样是常人。他除了总理国政,也同样有自己的家事。

周家是个大家族,而且素有“孝悌”家风。阖族上下数十人,让他操心的事情自然不会少。但他身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操持家事。邓颖超作为周家的媳妇,尽管她身上也同样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但周家一应巨细全由她一人承担,从不让总理分心过问。

周恩来亲弟兄3,他是老大。老二周恩溥、老三周恩寿(字同宇)膝下共有7个孩子,邓颖超对每一个孩子都尽了极大的责任。尤其是老三周恩寿,在鼓励“英雄母亲”的那个年代,其妻连续生了6个儿女。6个孩子啃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日子很不好过。邓颖超为了把弟媳王仕琴从家庭拖累中解脱出来,让其能象其他女人一样去工作,决定帮助弟媳抚养孩子。自此,12岁的秉德、7岁的秉钧和5岁的秉宜就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寿遭受“四人帮”迫害,被周总理亲自签署命令,“关”进了北京卫戌区,一“关”就是七年半。他的6个孩子邓颖超都视同亲生,从工作生活到婚姻家庭,邓颖超事事操心,尽了从抚养到培养的全部责任。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回忆说:“我心目中的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关心的具体和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事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代替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

这就是身为周家媳妇、周恩来妻子的邓颖超的作为!这如果没有夫妻间的理解,没有大度的胸怀,能做得到吗?

天津纪念馆展览大厅里,类似这样的展物还有很多,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徐克立捐赠给纪念馆的一套不起眼的小小的修指甲工具。

徐克立同志是周恩来过去的秘书陈家康的夫人,陈家康在过去的运动中被迫害致死。1983年陈家康平反昭雪后,徐克立同志立即将这一消息写信告知病中的邓颖超。邓颖超看信后“深感欣慰”,即口述一信由秘书赵炜记录转递,并将一套修指甲工具赠给徐克立。

邓颖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件礼物送给徐克立呢?读完她回复徐克立的信,就什么都明白了。她在信中说:“现将修指甲工具一套(其中我留了个小锉作纪念)送上。因为该物系1945年家康同志随董老到美国参加国际会议返回时路经法国,他特买了此物送我。经过战争纷飞的年月,又经过建国以来的曲折变化,此物仍保留我处。为了你们全家纪念家康同志,同时又加上我的革命友谊,请你保存留念。”一位工作人员赠送的一套小小的修指甲工具,经过世事沧桑变化,她竟然一直珍藏了38!如今,她又将其作为纪念物和友谊物回赠给这位工作人员的妻子,而且还刻意留下一个小锉继续珍藏“留念”,这是一种怎样的真诚,而对同事间的友谊又是一种怎样的珍视呢?

邓颖超与人交往,还有一个有悖常理的做法,即常拿旧物送人。诸如她将自己在延安戴过的旧围巾送给侄女周秉宜,将自己一条从中年一直穿到老年、裤腰接着红布条的旧毛尼裤送给医护人员王明星,将用斯大林赠送周恩来的羊羔皮制作的大衣送给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将彭雪枫1938年赠送的毛毯转赠给彭雪枫的儿子彭小枫等等,这无一不是一种匠心、一种真诚。她的这些赠品不在“物”而在“情”—既是对感情的寄托,更是对友谊的珍视!邓颖超除了夫妻间的恩爱、女性的母爱、朋友间的友爱,还有一种更伟大、更崇高的爱,那就是对人民的关爱。她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事业,她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无偿地交给了人民。她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更是奉献的一生。她用牺牲自己的高尚行为,忠实地践行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唱了一曲爱的赞歌!

世间万物,人是灵长,情感是人的基本属性。而在人的情感中,爱是居于第一位的。邓颖超承袭了中华民族所有的美德,拥有人类最伟大的爱!她爱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她更爱她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以及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的所有的人!她是中华民族的化身,她是人类伟大的爱神—用希腊女作家海伦·卡赞扎夫人的话说,她是“当今普罗米修斯的姐妹!

屹立于天津大地上的周、邓纪念馆具有深厚的内涵。它是歌、是书、是诗,是象征、是寄托、是个性的张扬。但这些犹不能蕴藏它的全部含义。唯有碑是不朽的—一它是植根于人民心里,属于全人类共有的一座精神丰碑!

由此笔者不禁产生联想。外采期间,笔者曾得暇游览了北京皇家的宫殿、园林,光顾了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寝。在感叹先人聪明智慧的同时,却对昔日的皇家威仪生出许多悲哀。那些豪华建筑都是皇权利用金钱铺张的奢华,终经不起时代风雨的冲涤。如今,故宫已成历史的摆设,园林已为城市的风景,而明、清两代的诸多皇陵,如今也只有空穴来风。细想起来,只有屹立于津门大地上的周、邓纪念馆万古不朽,因为它是人民为献身人民的人用情感筑起来的丰碑!

告别天津周、邓纪念馆时,笔者和同行者,代表“邓大姐”的故乡亲人,在瞻仰大厅高大的汉白玉塑像前,向两位伟人敬献了花篮,花篮的挽带上写着“大德懿范,天道酬公”8个大字,以此寄托故乡人民的敬仰和哀思!

责任编辑/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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