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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一枚时刻滚动着的硬币

2010-12-08 11:32:03 来源:《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550

•李  非  陈  茜•


  台湾社会的经济生活,如果比较形象地形容,就像一枚时刻滚动着的硬币。硬币的一面是生产,另一面则是消费。只有当生产和消费等量增加的时候,硬币才可能向前滚动,如果两面受力相等,它就能平稳地向前发展。然而,生产和消费的相互矛盾却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常态。从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看,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一直是其不断纠葛、不断磨合以及不断平衡的过程。

  在大众眼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前驱和窗口。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之下,台湾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纵观台湾经济的发展历程,细心者会发现,近30年来大陆沿海地区的发展方式,几乎与40年前台湾经济起飞时期非常相似,都是采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建国60周年之际,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之时,了解台湾经济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有效地汲取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审视前车之鉴,这对当前的大陆经济以及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恢复生产

  国民党政权撤至台湾之后,所面临的局面和大陆解放初一样,整个岛上积贫积弱,满目疮痍。岛内民众以及迁台军政人员的基本生活,甚至都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多少生产,几乎就可以转化为多少消费。恢复和发展生产已经成为当时的第一要务。因此,台湾谋求生存的第一幕大戏就是恢复生产。在衣食住行中,衣与食最为基础和重要。50年代初期,台湾最早发展的产业便是农业和轻纺业。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做”,这是台湾50年代的一句口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民党政权迁台头一年,就实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从“三七•五”减租,到“公地放领”,再至享誉神州的“耕者有其田”,土改的“三部曲”最终完成。在经历了温和的改革洗礼之后,台湾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瓦解,农村土地为农民所有。十分有趣的是,土地改革之前,地主和台湾当局占有和掌握的土地,占到了台湾农村全部土地的80%;而土改之后,地主平均所保留的耕地比每户农民承领到的耕地还少了4亩。正如大陆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影响一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民的主食从杂粮改为稻米。

  在这幕“大戏”中,有个情节不得不提,这就是时任“中信局”局长(1950-1955年)尹仲容的“代纺代织”。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不仅要吃得饱,还要穿得暖。于是,在有了粮食之后,纺织业便成为战后台湾工业中最早发展起来的产业。在纺织业建立的初期,台湾军方曾计划从日本进口布匹,岛内只是做最后的成衣加工。然而在此时,尹仲容却提出了一个建议:从岛外进口棉花。政府购买棉花之后,将棉花提供给纺纱厂,纱厂将棉花做成棉纱,而后政府又回收这些棉纱,再将棉纱供应给布厂,再收回棉布。这个情节的精彩之处,就是当局有效地向企业输送了活力,企业也就有了活干。死气沉沉的公路忽然间尘土飞扬,到处跑动着拉棉花、拉棉布的车子。由此形成的台湾著名的“代纺代织”现象。

  前台湾“纺拓会”理事长赵琼曾感慨道:“棉花要借,机器进口也借,什么都向‘政府’借。‘政府’把我们的纺织厂当成自己的小孩子看待,就好像喂奶!真的在喂奶!”其实,台湾本地并不生产棉花,而在其后的20年间(60-70年代),台湾居然以纺织业的繁荣打开了局面,而纺织业居然也成了岛内最大的出口产业,这不能不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之一。

  在台湾恢复生产时期,还有个值得一说的人物叫韩浩然。韩浩然是大成集团的第一任老板,大成是与统一方便面同时起家的大型企业,如今它的生意在大陆已经做得风风火火。而当时韩浩然却刚刚开始从农业和食品业入手,自个儿创业。

  韩浩然的父亲是农民,他在联华公司里又是搞面粉业务的,对农业当然要比其他的业务熟悉一些;他懂得民以食为天,一切的行业都抵不过让人们填饱肚子的行业更实在、更重要,也更天长地久。但他这时并没有积累下钱财,却积累下一个很好的人缘。他是从山东到台湾的,在他的“山东帮”朋友的圈子里,一听说他要自己办企业,就都伸出了援手,这个亲戚送给他五百,那个友人借给他一千,很有点积沙成塔的意味,这其中有一个后来的股东叫王生之的,从大陆去的时候随身还带了几根金条。这是他压箱底的钱,这次他拿了出来,变卖了两根,非要塞给韩浩然不可。韩浩然自然知道这钱的份量,无论如何也不肯收:“生之,我知道你们的家境也不富裕,这是你们全家的活命钱,我实在不能拿这个钱,你的好意我心领就是了。”

  王生之虎着脸说:“德厚(韩浩然的字),你还和我见外啊?你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我可要生气了。拿着,说不定你能闯出一个韩家的天下,你的朋友们兴许还能沾你的光呢。”

  就这样,韩浩然一共凑了60万的台币。

  他本来想到就在台北发展,但是这里的东西贵,企业多,不如台南的物价便宜,那里经济发展较慢是“有机可乘”的。于是他下决心去到台南,像有眼光的排球手那样,他想打出一个“时间差”来。韩浩然选定的黄豆榨油的产业。最初的想法是:黄豆可以榨油,豆饼还可以喂猪和喂鸡(更何况他搞业务时与农民混得很熟,推销没有问题),两下里得便,是一桩一举两得的买卖。

  思定而动,韩浩然在台南市的开元路租下了一间100多平米的厂房,雇了六七个工人,厂子就启动了。工厂取了个“泰东农产品加工厂”的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他用的是“否极泰来”、“旭日东升”这两层含义,象征他对于人生道路和事业的期望。在设备方面,他安装了山东式的人力榨豆饼的机器。
经营事业,必须还得有伙伴和助手,光有那六七个工人而没有几个文臣武将是肯定打不开局面的。经过别人的介绍,他认识了过去曾经在东北从事过粮食及食用油生产经营的牟清善,两人一拍即合,决计合资经营,由牟清善负责内务及生产,由他来负责销售、采购和资金的周转。

  老韩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那一天——1957年7月29日,泰东厂的机器开始正式启动了。当粉碎机碾出来的豆饼如雪片般地落下的时候,韩浩然的心里犹如天女散花,铺满了花瓣。那隆隆的声响,对他而言就像一个母亲听到了婴儿的初啼,在蒙胧中他仿佛已经看到他的“孩子”开始长大成人了——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灿烂前景。当晚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心里不安的情绪,方能平息,因为如此一来,维持生存就将不是问题了!”他想,机器一转,银钱进账,虽说还难以预料将来是小康还是大富,但起码用不着再踏三轮车去养活妻儿幼小了。

  生产开始了,韩浩然的繁忙时代也开始了。为了推广业务,开拓客户,就得整天去跑外勤。他每天奔驰在台南、高雄、屏东、嘉义等城市的乡间路上,这些道路有的是石子路,有的则只是一条泥路。那个时候,想要买一辆小汽车简直是一种奢侈,他想都不敢想,伴随着他的是一辆破自行车,同他一起在土里水里打着滚。当然有的时候也会买票坐上一段公共汽车,但无论是坐公共汽车还是骑自行车,在南方炎热的暑气里行走,都不是件轻快的事。谈买卖,跑长路,他披星戴月带回家的不但是一身泥、一身汗,还有就是一身的痱子。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莲篷头淋浴器,他只得端几盆水洗洗擦擦,或者是浇自己一头一身水,以泄泄火气。

  钱,的确比他没开工厂的时候多了起来,但是他深知每一分钱来之不易,所以总是不肯随意花。他每次下乡出差,晚饭都是在路边摊上花上一块两块钱填饱肚子就算了。到台北去就乘夜车,到了那里天一亮就办事,办完了再匆匆往回赶,这样就可以省下一天住旅馆的钱。那些年里,他连一套西装都没有,当了厂长以后也如此。所以一些熟人就劝他:“德厚,你这算什么厂座?经理?连套西装都没有,别人能同你这样的寒酸人做生意啊?还是快制一套吧!”

  “不忙,不忙,再等一段时间就去买了,现在顾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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