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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阑干处 正恁凝愁

2011-07-29 11:48:44 来源:《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2812

倚阑干处  正恁凝愁

——一个人的报告文学创作感受

李炳银

如今这世事,有很多的对象使人看不懂。人们面对房价、教育、医疗、环境、分配等对象,总也是烦闷和迷惑,不知道自己的感受真的是真实还是虚妄。对于现实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人们的感觉也是迷离。像洋人顾彬的所谓“垃圾”说的看法固然偏颇,但是,到处的文学创作成就辉煌,如今的文学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和文学已经边缘化,文学走入低谷,文学的辉煌不再等等的说法并存的局面,也时常使人们不知所从!

在这个诸景并存,信息繁复的社会环境里,简单地听人说,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在不能够凡事都去经历的时候,防止上当的办法,最好是开阔自己的视野,启动自己的思索和判断,这样也许就会避免很多使自我陷入盲目的危险。

我是文学中人,更多地关注报告文学创作。这些年来,时常看见一些对现实报告文学创作的评价,就很有无奈的困惑感触。对报告文学,有些人放话更狠,有的说:“报告文学创作现状堪忧!”有的说“报告文学后继乏人!”有的说:“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已经死了!”等等。这里说说我个人的一些直接阅读感受,就教于各路高人!

正是因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黄宗英的《大雁情》、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报告文学作品在30年前,中国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的杰出表现,使报告文学这种年轻的文体突然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感受到它的现实魅力和力量。自此,报告文学使自己“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开始才直接和广泛地进入到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成为人们时常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再加之1985年前后,自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赵瑜的《强国梦》、孟晓云的《胡杨泪》、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等等后来被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品的发表,使报告文学在小说热衷并痴迷于“现代派创作”、“先锋创作”、诗歌迷恋“朦胧表达”的时候,在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舞台上因为其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热点,参与社会矛盾的发现与排解等而扮演了重要角色,占据文学舞台中央的表现,显得格外的突出。所以,在很多人的感觉中,那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总也淡忘不了报告文学当时的那种辉煌灿烂的表现情景,也就很容易地将这种表现作为了衡量报告文学创作的标尺,来不断地丈量着后来的创作表现。所以,在高潮过去之后,就时时感到欠缺和不足。当然,人们的这种要求是没有什么错,但世上的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事都不可能总在高潮的时候坚持,自然会有起伏的发展阶段。人们需要接受这样的规律,习惯于在起伏中感受具体的对象。在报告文学自己也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要接受不同社会时期的社会约束和要求的时候,报告文学也是要有自己的调整,寻找能够适合自己存在生长的方式的。

在中国的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和调整之后,很多事情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当直接地面对现实社会矛盾对象存在一定风险,而作家又无力排除和承受这样的风险及后果的时候,报告文学创作在经历短暂的停歇之后,开始了一种在现实眼光的关照下对行业、地方历史追踪报告的转移,这种兼顾到行业、地方历史沿革发展和蕴含着对现实生活启示作用的作品,我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这样的作品,有很多,像李鸣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航天系列”作品,像麦天枢的《昨日——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程童一等人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邓贤的《大国之魂》(也是个系列作品)、《黄河觞》、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胡平的《战争状态》、《禅机:1957》等等。这些作品,往往以某个历史事件和行业人物、地方的文化经济发展创造为对象的报告文学,或许减少了直接参与现实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现时性,但作家们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走向和现实的状态及发展道路思考得更加深刻,是一种收敛了激情之后而更加理性的思考。这些作品,在努力开拓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和承担厚重的社会担当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选择方式和表现经验。虽然社会的阅读面有所缩小,反响没有此前那些作品强烈,但在深层的社会意义上更加的珍贵。

即使在1990年以后到新千年到来前这个创作徘徊游弋时期,报告文学虽然没有当初的那种深入人心,威风八面的卓越表现,但是,像张正隆报告当年东北解放战场真实情景的《雪白血红》、卢跃刚报告湖南的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和生命受到严重侵犯事实的《以人民的名义》、何建明满怀悲悯挚诚描述贫困大学生读书艰难情形的《落泪是金》、金辉深刻反思抗日战争中我们民族文化道德和行为中缺乏合力及自私软弱品行等低劣表现的《恸问苍冥》、陈桂棣痛心和愤怒地报告淮河全流域遭受严重污染状况的《淮河的警告》、胡平历史地描述浦熙修与罗隆基1950年代美丽与悲怆感情生活的《美丽与悲怆》、梅洁怀着伤痛和无奈报告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女童读书和生活艰难情景的《西部的倾诉》等等不少作品,依然坚持了报告文学忧患民生,寻求文明的社会自觉。

所以,在看待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用固定的感受和尺度来要求不同时期的作品,而要从具体的创作成果出发。看其是否真的提供了有内容和价值的成果。

进入新的千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政治热情的衰减,物质利益追求的迫切,权力欲望的膨胀,娱乐生活的风行等等社会生活现象的出现,带有强烈社会性和自我表达特点的报告文学,是受到很大冲击的。谁还乐意和敢于去和当下的政治较真,谁还乐意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周密细致的采访报告,谁还乐意坚持文学神圣崇高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等这一切,都在考验着所有热心报告文学创作的人。于是乎,有不少人在不愿承担事实真实的责任时,又渴望以真实吸引读者的情况下,打着“纪实文学”的旗号开始了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探秘寻奇,用很多名人怪事的趣味叙述代替了严肃的社会现实关注;有不少人借助报告文学的新闻功能价值,积极地和权力金钱靠近合作,促成了规模很大的简单宣传伴唱和营名营利的“广告文学”大潮;也有不少的人,将报告文学似乎机械地当成了历史研究和文化探源的手段,将本来应该有现实生活破坏和建设作用的报告文学,书写成了粗放累赘的文化研究和工作报告等。这些现象的出现,既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适当地占据着报告文学的地盘,也在用一种有违报告文学品质的内容败坏着报告文学的声誉。结果使很多人对报告文学产生了错觉、歧异与推拒的行为。

但是,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坚守着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精神,在纷纭浮躁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一种正义担当和真诚的人文精神关怀行为。在报告文学的新千年历史上,尽管有很多的政治约束和观念干扰,但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很多作品如今依然令人记忆深刻。例如邢军纪通过一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宣判结果,表现真正坚持依法行事艰难的《第一种危险》、何建明通过对山西一个县纪检委书记足迹的追踪,遗憾地描述乡村百姓遭受种种冤屈和不公对待的《根本利益》、陈桂棣关注三农现实,忧患农民现实生活的《中国农民调查》、何建明、徐刚、杨黎光不避风险地真实报告2003年“非典”灾难滋生蔓延和应对情形的《北京保卫战》、《国难》、《瘟疫:人类的影子》、王宏甲动情地忧思寻找中国教育变革方向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朱晓军通过对上海一个富有良知的女大夫陈晓兰坚持同医疗腐败丑恶行为进行斗争的《天使在作战》、徐剑在文化历史视角下关照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等很多作品,都曾经一次次地引起人们的多方关注,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上增添了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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